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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者的正當權益是什麽？

    回答這個問題前，要確定一件事：工商業者有正當權益麽？

    沒有。

    士農工商，工、商居後，商尤甚之，自古以來，商人的地位都很低，多被曆朝曆代統治者列為賤籍，不僅在地位上貶低，還特地限製衣食住行，不許穿稍微好一點的衣服。

    為了彰顯商人的低賤，甚至於衣著都有規定：隻能穿白衣（不染色的素色布衣，不單指白色衣服）。

    以至於魏晉時期，商人又有“白衣”的代稱，這就是因為當時的朝廷，規定商人隻能穿白衣。

    三國時，呂蒙白衣渡江偷襲荊州，就是讓人裝扮成往來於大江南北的商人，為了誆騙沿江烽燧守軍，所以才清一色身著白衣。

    所以，法理上被視作賤民的商賈，地位和奴婢一樣，等同於牲口。

    朝廷處置民間商賈，生殺予奪，隨心所欲，正如主人處置奴婢般，怎麽處置都是理所當然，所以商賈哪來的正當權益？

    曆代朝廷大多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道理很簡單，沒有農民就沒有糧食，所以必須重農。

    商賈重義輕離別，又哄抬物價，十足小人相，不勞而獲卻可暴富，若放縱的話，人人跑去經商，誰去耕地？自然是要抑製的。

    然而，重農抑商中的商，實際上卻是民間工商業，國家專營的工商業，從來不會抑製，因為諸如鹽鐵專營這類“商”，可以給國家帶來巨額收入。

    那麽，實際上被視作賤民的商賈，其實就是沒有根基、靠山的民間商賈，而那些勾搭上權貴的豪商巨賈，一樣住豪宅、妻妾成群，錦衣玉食，一樣是人上人。

    政事堂內，平章、杞王宇文理，對曆代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進行概括，他認為曆代朝廷抑的“商”，其實主要是抑製民間工商業。

    工商業對於國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沒有那個朝代禁工商業，但正是因為一些工商業可以獲取大量利潤，所以那些有賺頭的行業，基本上都被朝廷想辦法“專營”。

    這種專營，要麽是製度性的，譬如鹽、鐵專營，隻許官府經營，不許民間插手。

    要麽是另類的專營，那就是讓“聽話”的少數豪商壟斷經營某個行業，譬如高利貸。

    一個例子，在高氏齊國統治兩淮地區時，能在兩淮地區大規模放高利貸的商人，都是和京城權貴勾搭的胡商，相比之下，本地出身的高利貸者是被抑製的。

    至於利潤一般但不可或缺的手工業，曆代朝廷多以官營的方式，將手工業者單獨編戶、集中安置，如同使用官奴一般使用這些人。

    宇文理認為這就是所謂“抑商”的實質：朝廷將利潤豐厚的行業實行“專營”，然後壓製民間工商業的發展，並不是真正的全麵抑製工商業活動。

    通過各種門檻，將民間商賈隔離於有利可圖的工商業活動之外，確保朝廷的收入。

    曆朝曆代采取這種政策自有考慮，然而，時代不同了，現在，朝廷不可能抑製民間工商業，且不說別的原因，就說一個事實。

    宇文理宣讀了一組組數字，這些數字都是有司統計出來的，各種數字表明，快速發展的民間工商業，吸納了大量無地閑散勞動力，並且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向朝廷繳納了大量的稅。

    民間工商業繳納的稅，所占朝廷財政收入份額，已經到了不可忽視的地步，而對外貿易的商品之中，工商業的產品所占比例也越來越大。

    另外，民間工商業吸納的勞動力，初步統計，已達到一百一十萬戶左右。

    這其中，大多有兩到三個人務工，靠著務工而不是種地賺錢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一百一十萬戶，將近天下戶數的八分之一，若考慮到為工商業提供原料的農業人口，數量還要大幅增加。

    朝廷不可能讓這些人之中的大部分人失業，因為這些人一旦失業，就意味著大量流民出現，同時也意味著大量稅收流失。

    同時，朝廷不可能把操作各種蒸汽機械、先進機械的技術人員當做普通匠人管理，不可能設什麽“機戶”，把這些人當做官奴役使。

    所以，朝廷要想辦法促進工商業發展，讓工商業的規模快速擴大，以便吸納隨著人口快速增長而產生的閑散勞動力，因此必須給予工商業者該有的地位。

    如果不改變商賈宛若賤民一般的地位，不給予他們的財產、產業以基本安全，誰會安心擴大產業規模，而不是拿錢去買地、“轉行”做地主？

    如果不消除技術人員被編為匠戶的風險，那麽許多人在攢夠錢後必然轉行，免得世代淪為匠戶，屆時，蒸汽機械、火輪船、火車、電報怎麽辦？

    即便朝廷可以強行把這些人編為匠戶，但是各類先進技術知識的複雜程度，已經無法靠父子相傳延續下去，再用老辦法來管理新事物，必然會把事情搞砸。

    宇文理舉例：朝廷派兵禦敵，都知道要先把糧餉發足才能保證士氣，為了鼓舞士氣，還得有功必賞。

    那麽，朝廷若是繼續把商賈當做賤民，把技術人員當做匠戶，讓商賈和技術人員總有一種朝不保夕的感覺，對方如何能夠安心？

    所以，宇文理提議，在繼續重農的前提下，首先廢除商賈的賤籍，至少從律法層麵上廢除歧視商賈的內容，讓商賈獲得和平民一致的地位，並且廢除各種形式的匠籍製度。

    其次，在已有的《工商業管理條例》、《商會、行會管理條例》、《商社、公司管理條例》等律法基礎上，製定專門的《商律》，為大興工商業（主要是實業）掃清障礙。

    當然，對於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行為，朝廷依舊是要嚴厲打擊的。

    這樣做的目的，是以律法形式確認工商業活動的合法性，確認商人的合法地位，官府對於工商業的管理有了依據，而不是基於“抑商”隨意打擊商賈及其產業。

    為此，宇文理組織人員，根據各方意見，初步擬定了《公司條例（草稿）》、《商人條例（草稿）》，上呈天子，作為推動工商業立法的實踐。

    這兩份條例（草稿），分別對商社/公司的營業行為、商人的經營經營行為進行規範，也為正式的《商律》出現奠定基礎。

    天子禦覽，命中書省進行修改，是為《公司條例（草案）》、《商人條例（草案）》，現在，由中書省提交門下省審核。

    因為要扭轉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事關重大，所以門下省諫議院對這兩個草案的審核過程，為政事堂會議的一部分。

    宇文理作為提案人，要接受反對方的提問，政事堂會議最後要進行投票表決，決定這兩個草案的命運。

    與會人員，之前就拿到了兩份草案的資料，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研究，現在若有疑問，當場就可以提出來，正、反雙方就此辯論，辯論結束，投票表決。

    延續了千年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把商業看成“奸偽之業”，把商人看成末等之民的政治傳統，是否會因此獲得初步扭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