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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清涼殿內，宇文溫整理完書案上的資料，喝起冰鎮酸梅湯，夏末的天氣炎熱異常，他的心情和外麵樹上的知了一般焦躁不安。

    冷飲下肚，感覺涼爽不少，宇文看著自己整理好的資料，不知不覺走神。

    先前，平章、杞王宇文理提出要立法保護工商業者的正當權益，於是政事堂會議為此進行了辯論，並且投票表決。

    表決結果是不通過。

    於是宇文理再來第二次，又敗。

    接著是第三次。

    立法確保工商業者正當權益、並廢除一係列歧視商賈的議案，一直未獲政事堂會議通過，正、反雙方持續了大半個夏天的“拉鋸戰”，一直“打”到現在。

    朝野之間，關於這項議案的爭議很大，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不少，所以成了整個夏天官場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要不是宇文溫為了“捧”諫議院，任由這項議案走程序，並且表態暢所欲言，該議案早就實施了。

    現在搞成這樣，原因是宇文溫要身體力行，尊重自己構建的新製度，讓大家都看到他講道理、願意和各方協調的態度。

    宇文溫最喜歡和人講道理，哪怕這道理是歪理也無所謂，隻是他沒想到已經過了二十年，那幫老頑固的腦子依舊不開竅，這讓他很不爽。

    政事堂的投票是不記名投票，所以宇文溫不知道是誰反對，但他不想知道是誰反對。

    宇文溫既然選擇“放手”，沒有提前和相關人員打招呼，就是要以理服人，靠製度博弈取勝。

    既然現在大家腦子都不開竅，那就繼續講道理。

    道理是什麽？

    一組組數據，一個個事實，火輪船、火車、電報都已經出現，時代不同了，還抱著“重農抑商”觀念不放的人，遲早要被事實打臉。

    宇文溫這半年來仔細研究過“重農抑商”的起源和發展，知道這一觀點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

    在戰國時期，因為農業生產水平低下，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這一政策說白了就是為耕戰服務。

    戰國時代，秦國商鞅變法，強調重農抑商，讓國民除了耕田就隻關注打仗，想要出人頭地，就得靠戰功來換，而要打仗，就得有充足的糧食。

    然而“商”的發展，會幹擾到秦國的耕戰大計，影響糧食產出，影響軍民立軍功改變命運的決心，所以必須抑製。

    極度強調耕戰的秦國笑到最後，雖然秦曆二世而亡，但重農抑商的政策、政治觀點，為曆代統治者所沿用。

    宇文溫認為，重農抑商的政策，在“古代”是合適的，因為生產力低下，糧食問題很突出，而且這政策能以較低成本維持朝廷對廣大疆域的統治。

    但是，時代不一樣了，蒸汽機出現，生產力快速增強，已經接近脫胎換骨的臨界點。

    農業依舊是重中之重，但這種時候再強調抑商、賤商，就是不合時宜。

    生產力的高速發展，讓農和商不再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係，沒必要二選一，應該是“全都要”。

    重農重商（以實業為主的工商業），兩條腿走路，社會發展才會繼續加速，這點，宇文溫不信如今的朝廷要員看不出來。

    那麽，為何宇文理的提案會陷入“拉鋸戰”呢？

    宇文溫認為，這是因為恐懼。

    人對未知事物，總會有本能的恐懼，所以官員們對於取消“抑商”、“賤商”，商賈大翻身後形成的未知局勢，本能的產生恐懼，然後就是下意識的排斥。

    他們無法麵對工商業大興後，四書五經上的知識再無法有效治理國家的可能；他們無法麵對商賈變成良民後，各種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場讓自己相形見絀的可能。

    基於對於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懼，讓官員們本能拒絕宇文理的提案，他們不想讓商賈從“牢籠”裏出來。

    讓商賈變成平民（地位上），那就意味著商賈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機會（非科舉途徑），而相比富商，尋常官員如何有財力在疏通人脈的競爭中戰勝對方？

    大部分官員都是聰明人，都知道國家離不開工商業，也知道按照現在的情況，工商業大發展利大於弊，但涉及到自身利益，誰都不糊塗。

    朝廷可以不抑商（不抑製民間工商業），卻不能不“賤商”（繼續讓商賈在地位上處於卑賤狀態），如此一來，才是官僚們眼中的兩全之策。

    然而，不在法律上廢除對商賈的歧視性規定，不在立法上保證商賈的正當權益，無法確保商賈產業、財富不被人隨意收取，若連這點麵子功夫都做不好，如何能讓工商業者們安心？

    宇文溫能想到，若商賈們對未來不看好，那麽他們賺來的錢，更傾向於用來購買土地，為日後“轉行”當地主做鋪墊。

    而不是將其用於擴大規模、擴大生產，開更多的分號，雇傭更多的工人，賺更多的錢。

    現在，之所以工商業發展勢頭十分迅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宇文溫的大力支持，商賈們對於他的信心很足，大家都知道，隻要他在位，朝廷就不會抑商，就不會把商賈當肥豬殺。

    可他終究是會死的。

    他死了以後，新君繼位，是否還會繼續這一政策呢？

    大概率會，但到了孫輩，就很難說了。

    宇文溫記得西漢時的文景之治，朝廷為了恢複國力，選擇與民生息，將傳統的什一稅改成三十稅一，對於商賈的限製也放寬，所以工商業發展迅速。

    到了漢武帝（孫輩）時，因為連年用兵，國家財政很快告急，朝廷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再次抑商、實行鹽鐵專營，並且開始“殺豬”。

    殺豬的辦法是收稅，名為“緡稅”，即財產稅，按財產總數的一定比例收，如果有人隱瞞家產，告發者（告緡）有重賞，此為告緡令。

    緡稅的目標是有錢人，誰有錢？商人群體。

    有商人不想交那麽多，被人告發，然後田地、宅院、牲畜、奴婢（全部家產）悉數充公，

    告緡令一出，朝廷財政瞬間“回血”，但後果和竭澤而漁差不多，因為各種告密行為可以讓商賈有口難辯，於是商賈們等同於被一鍋端。

    告緡令的“戰績”，《漢書》有記載：中產以上（商賈）大抵破產。

    商人，在朝廷眼中，不過是養肥了就能殺的肥豬，哪怕你是做實業發家的，亦是如此。

    宇文溫不希望這樣的曆史重演，因為時代不同了，到了他孫子那一代，工業時代差不多要降臨，若還玩封建王朝定期殺豬的把戲，讓工商業的發展出現瓶頸，後果就是有可能錯過蛻變的機會。

    新舊勢力的交鋒，要麽是政治妥協，要麽是軍事決勝，宇文溫當然希望是前者，所以他再煩躁也耐著性子，看著侄子在政事堂會議上“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漫長的拉鋸戰，不是單純的浪費時間，正、反雙方的不斷交鋒和妥協，使得宇文理的提案內容已經和一開始有了許多不同。

    這樣的妥協和交鋒，最後能夠有什麽樣的結果，正是宇文溫所期盼的，比起強製推行，這種經過各方妥協的政策，生命力才會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