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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子，你看看這邊。”光哥拍了拍我的肩膀，指著一邊的洞壁說道。

    “這，這是三清石刻。”我驚訝道。

    “什麽？”光哥沒有聽懂。

    “三清，是道教的三位至高神，玉清聖境無上開化元始天尊、上清真境玉宸道君靈寶天尊、萬教混元教主太上老君道德天尊。”我說道。

    可是，我卻疑惑起來，這裏怎麽會有這麽多道教的摩崖石刻？

    道教原來尊崇無形的“道”，所以沒有石刻造像之事。後來在佛教的影響下，道教也開始鐫刻造像。隨著道教的不斷興盛，道教石刻和摩崖造像也逐漸多了起來。這些石刻造像不僅數量多，而且具有較高的曆史價值。道教造像，其主像或為天尊，或為老君，或天尊、老君並列，或以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為主像。

    “方仙道”的淵源很早，《史記·封禪書》稱宗毋忘、正伯僑、羨門子高等人“為方仙道，形皆銷化，依於鬼神之事”。其最重要的特點是對各種成仙不死道術的重視以及私相傳授、獨立行道。秦漢之際，大批方仙道由民間步入宮廷，成為皇帝的座上客，關中地區遂成為方仙道活動的中心區域。如秦始皇時期的盧生、韓終、侯公、石生，漢武帝時的李少君、公孫卿等，都是深受皇室寵幸的方士。這些方士的活動使得方仙道的神仙方術綿綿不絕，得以延續。

    與方仙道以個人性宗教行為為基礎不同，西漢年間的黃老道則是以集體性宗教行為為基礎而形成的。《太平經》在長安地區的流傳，是黃老道教團在這一地區出現的表征。這一早期群眾性宗教活動把西王母作為崇拜中心。而此時，漢畫像石的內容也圍繞著“主神”西王母逐漸形成了一個“仙界”係統。漢畫像石中西王母神像的周圍常常雕繪著玉兔、三青鳥、九尾狐、蟾蜍等多種西王母侍屬的神異瑞獸，西王母則端坐於神樹之上或門闕之內，門闕上多配以朱雀、玄武、獨角神獸。而漢畫像石中的羽人、神樹、日中烏、兔搗藥等神仙長生的宗教圖像則與當時方仙道神仙思想的流行有很大關係。

    我認真看著雕刻的石刻。

    這裏有唐代風格道教摩崖造像14龕67尊，這些造像集中在原北平治治所附近，分布在長0米、距地表高1—2米的岩壁上。1—14號龕，均塑有太上老君像，可見唐時老君在道教中地位之高。這些造像形象各異，繁簡並存，是單純的道教摩崖造像，很有研究價值。《鬆柏之銘碑》載，這些造像的年代，應為天寶九載前後。從現存較為完好的10多龕造像來看，此處造像多以天尊、老君為主，雖然內容較為單一，但其天尊、老君崇拜恰好體現了唐時道教的特色。

    “嘶，這是一個雙疊室龕。主像為天尊，趺坐在束腰的蹄形蓮台之上，雙手於腹前施定印。上身內著短衫，複著交領衫，外罩黃帔，項後有蓮瓣形頭光，主像左右，各有一脅侍和一女真人；主像頭部兩側壁上，各刻有四人造像；內龕龕門口，各有二力士。說明天尊、老君崇拜此時已深入蜀地民間百姓。”我說道。

    “這個是石碑嗎？”南利問道。

    我順著手指的方向看去，“這是唐代道教的隸書石刻碑，這通碑刻，不僅具有重要的書法藝術價值，也會為研究道教提供寶貴的材料。”我不禁細細的看了過去。

    唐中期，不惟楷書、草書、行書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篆、隸書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隨著大唐帝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們文化生活的豐富，好古之風又有所抬頭，唐玄宗有感於隸字不傳，詔作《字統》四十卷，專明隸書，於是盛唐隸書風靡一時。有些不見於書史的隸書家，也留下了珍貴的字跡，書寫《鬆柏之銘》碑的丹棱女書法家楊玲就是其中之一。

    碑刻碑額的“鬆柏之銘”四字，為小篆；碑文589字，為隸書，既具有曹全碑的清秀舒展，又有唐楷的端**整，堪稱唐隸上品。

    碑文開篇說：“昔丁令威之成道也，頓別千年；王子晉之升仙焉，俄期十日。”丁令威，傳說是漢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成仙化鶴歸來，落城門華表柱上。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據說，丁令威的故事原隻見於明朝洪自成所撰的《逍遙墟經》，而這通刻於唐天寶年間的碑文卻提到了丁令威，這就說明至遲在盛唐之時，有關丁令威的神話傳說就已在民間流傳了。

    道教自東漢建立後，曆代都有道經陸續撰出，唐代更是道教經書編纂史上的重要時期。雖然自劉宋陸修靜起開始整理道經編目，到唐朝開元、天寶時期，已有了好幾部道典目錄，但由於卷帙浩繁、年代久遠，因此唐以後，有關道經的分類、篇目、卷數，有的變得虛虛實實，難以考辨，有的經目在現存的《正統道藏》中雖有記載，但具體內容卻都已闕佚。

    而《南竺觀記》，不僅記載了唐代道經的分類，還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當時道經的總卷數與各種分類的具體卷數，為我們了解唐代道教經典的真實編纂和傳承情況提供了詳實有力的證據。

    老子在西漢及其以前基本上是被人作為古時聖賢來供奉的，其形象多可見於漢畫像石圖像“孔子見老子”中。東漢時期，五鬥米教奉老子為教主，開始了神化老子的曆程，但那時並不注重老子形象的塑造。魏晉南北朝時期，受佛教造像影響，寇謙之的新天師道和樓觀道都奉老子為教主，開始建造老子神像，老子的身份完全由聖賢轉化為天神之主。有唐一代，皇室追認老子為其祖先，稱自己為“神仙之苗裔”，尊祀老子為聖祖玄元皇帝，開始大肆進行崇奉老子的尊道造像活動。玄宗時，製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加以供奉。玄宗還集全國之力，在都城長安集中全國一流的工匠建造道像，極大地促進了道教藝術的發展。在長安的太清宮，玄宗特意請來西域造像名家元伽兒，用太白山的白玉石雕刻玄元老君像，旁雕唐玄宗皇帝作為侍奉。天寶七載(公元748年)，元伽兒還為驪山華清宮朝元閣降聖觀造白玉老君像。

    由於老子在唐代被統治者賦予了天神、祖先與聖賢的三重身份，致使唐代長安在老子造像上表現出與其他造像不同的特點。不像其他老子像顯示出頭部比例略大的比例關係，驪山老子像基本上依照人體比例的關係，和諧適中、自然真實，體現了造像與供奉者的心理尺度，更加強調了老子皇室祖先和聖賢的身份。老子造像在魏晉南北朝時己經具有一定特征，冠發著袍、麵形清秀，有須，下著裙，在胸部用帶係住，通常手執塵尾或扇。到了唐代，老子造像保留了前代的一些特征，但在造像的構圖模式、姿態、臉形等方麵都產生很大變化，這些特征最終在宋代完全確立。

    這一時期，長安道教發展達到鼎盛，道教宮觀製度日益成熟，因此也就出現了大批宮觀人物碑誌，如《大唐回元觀鍾樓銘並序》《大唐宗聖觀記》《牛弘滿墓誌》《金仙公主墓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