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對內容，拿給趙禎和徐平看。由於匆忙，他隻是把徐平的話聯綴起來，稍加整理，沒時間過多潤色，是以帶有強烈的徐平風格。

    趙禎看罷，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對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謙和，凡與宰相引座交談之人，無不言宰相有君子氣度。然與宰相共事之人，則說言辭雖謙和，然於公事持之甚堅，共事者難。先前與宰相坐而論道，朕有此感，然並不難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極是。對公事持之甚堅，宰相用心於事，勇於任事也。過之則為執，宰相謹記！”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過也。過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謝陛下提點。”

    這是徐平一直以來的毛病，與人相處和和氣氣，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過於強勢。對上對下都不明顯，而同僚就會覺得難以共事。君與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級關係，是一種在上下級關係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趙禎也開始感覺到徐平的這個毛病。好在趙禎嚴於律己，做皇帝能夠深自克製，對徐平的強勢，感覺不深。等到把言論一形諸於文字，這種感覺就一下子強烈了。論治國之道和理國之術，徐平幾乎是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態度在說。

    漢太祖在秦末亂世，馬上取天下，當國之後求賢士大夫共治國家。到了宋朝，繼承了這個傳統，而且麵臨內憂外患之時，鑒於前朝外戚、寺宦之禍，對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視為一個階層是不對的，這既不是地主階級，也不是讀書人，雖然他們大多是出自於地主階級的讀書人。士大夫是求賢，而不是對官員的任能，兩者有根本區別。

    簡單地說，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識形態，即與政權的意識形態必須相符。在這個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問題。

    一國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極端的朋友夫妻之間，意識形態也可能不同，這是社會的多樣性，強求一致會導致反彈。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我隻看對我好與壞，事情表現出什麽樣的意識形態無關緊要。還有視屁股坐在那裏就應該是什麽意識形態為當然之理的，你是什麽出身，就應該是什麽意識形態。政權代表統治階級利益，就必然用統治階的人。

    政權具有獨立人格，就超脫了階級，不能超脫，政權就無以維持。對於政權管理下的人來說，誰讓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這是很多人的態度，政權要調和，正是必須讓社會危機不碰觸這條線。這條線對於不同的政權來說不一樣，同樣的危機，對於不同的政權來說，感受是不一樣的。

    政權內部個人的意識形態各種各樣，但政權的意識形態卻是唯一的。不管是從朝廷的角度來說，還是從皇帝的角度來說，選擇與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務的，必然是與政權的意識形態相同，要從自己處於社會階層的個人利益中超越出來的人。對於皇帝來說，對政權的意識形態未必就有多認同，但為了管理國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來。

    宋朝皇帝不隻一個人說過，欲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這個道理。

    選官用科舉隻是手段，考的不是個人的能力，與以前的察舉製目的本無不同，選的是賢不是能。選出賢來之後，才有所謂的任能。選賢與任能，對於政權來說，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知道為什麽宋朝的進士對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員都不屑一顧，關鍵時候自己把持國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們代表的是政權的意誌，甚至有的時候與統治者的意誌並不一樣，政權對於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員，態度自然不會是多麽友好。這種事情曆朝曆代都是如此，以後也會如此。能夠把握好態度的，畢竟隻是少數人。

    左右天子方為大忠，就是從這個方向發揮出來的，忠的是政權獨立人格的意誌，而不是皇帝本人。極端情況下，甚至不惜改換皇帝，這種事情也是會做出來的。

    正是求賢，用的是符合意形態的人，所以對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並不緊要。當然有曆史上司馬光和王安石這種公德私德都無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節，一麵站在製高點指點江山，一麵挾妓遊玩。

    公德無關緊要或者消失的時候，才會棄公德而求治私德。

    無關緊要，比如認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誰能幫助我就用誰。這個時候對私德的要求看統治者本身，有的統治者視道德為無用之物，隻要能辦事，官員愛怎麽幹就怎麽幹，法外之事皆可為，甚至違法犯科隻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對屬下嚴厲的統治者，就會去治官員的私德。不管是權還是物，我不給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說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認為天下每一個人都有公德，人人都無私。公德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此時參與政權治理國家的，自然就會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眼裏，一人之天下的時候，無所謂官吏的公德私德，隻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誌去做就可以了。讓你明白怎麽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斷於律，師於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時候，天下人就有同樣的公德，人人都是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覺悟。沒有這個覺悟，便教育你，屢教而終不改，則就是大家的敵人。教育是溫和的手段，作為敵我矛盾則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敵是也。

    法家強求天下一律，不承認人的複雜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來見效快，矛盾積累得也快。國家麵臨巨大威脅，有明確目標的時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調和妥協的意識形態，側重於安內。因為有一個緩衝層，矛盾積累得慢，而且也比較容易搖擺，能夠在妥協中求生存。天下為一家之永祀時，儒家表現為君王求賢，與賢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聖人。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時，儒家不強求一律，仍然是在複雜的社會矛盾中求妥協，不斷地調整以求生存。仁義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會亡於內部矛盾。麵臨外敵的時候，講仁義沒有用處，終究還是要以力量對決。

    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首先要問的都是自己人還是外人，不然就沒有了著力點。

    法家利於對外，儒家善於對內，沒有什麽絕對的對或者錯。國家麵臨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為優，放下內部矛盾以對外敵，儒家的各種規矩此時不合時宜。當外部沒有巨大威脅的時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長久地對自己人，不然終亡於內亂。

    道家和墨家講小政府和無政府，天下自治，不適全大一統的中原政權，先被淘汰。

    中國文明早熟而且延續，延續自不必講，早熟就是先秦諸子幾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種手段都提出來了，並且在漫長的曆史中都被使用過。這些治國理論不是意識形態，隻是治理國家的辦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種各樣的政策，是對於政治結構的探討。

    正是因為儒家法家不關意識形態，統治者對此是不敏感的，以為這是事關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對統治者生死攸關，就把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搞混了。

    秦漢是實踐先秦諸子思想的朝代，意識形態是相同的。

    秦漢在意識形態上大致相同，秦亡於內亂，漢朝吸取教訓，以儒家代法家，對內開始講調和。正是在這個調和的過程中，漢朝在秦朝政治統一的基礎上，完成了文化統一。

    我們之所以為漢人，就是在秦漢這兩個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區別早已經不明顯，名為儒家的士大夫中實際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來攻擊政敵，隻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還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執為中心的官僚執政集團，這隻是治國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脅增大的時候，法家思想抬頭，是自然而然的事。黨爭最激烈的時候，新舊兩黨實際上都雜儒法，誰也不是純潔的儒家信徒。隻是對於儒法兩家的手段，有的主張對內，有的主張對外。而涉及了內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識形態。

    天下不是隻有一個國家，意識形態自然就有內外兩個部分。內外的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直延續幾千年的華夷之辨，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怎麽分，怎麽對自己人怎麽對外人，都是意識形態的爭吵。講中國古代不分國家和民族是不正確的，中國在統一完成之前就開始分了。

    意識形態對內的部分，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還是天下人之天下。政權是私天下，還是公天下。這是第一個問題，大家不信天命了，回答這個問題解決政權的合法性。

    講曆史，經常把秦漢並舉，隋唐連稱，唐宋連稱，元明清連稱。隋唐連稱，隻是延續秦漢慣例，有政治上的繼承。唐宋連稱比較怪異，因為中間隔了一個五代，就像把元朝隱去連稱宋明一樣。宋和明可以分割，但唐與宋卻不可分割，不然說不清宋朝。

    有講唐宋並革，從方方麵麵舉例子，指出這個時代發生了重大轉變。其實各種轉變都是表象，核心是意識形態在這兩個朝代發生了重大轉變。

    唐太宗言，“自古皆貴中國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句話落實到國策上，就是改變了中國一直傳承的內外有別的意識形態。徐平講仁不施於外，就是從這句話來的，唐朝的教訓，讓宋朝對內外之別格外敏感。他不這麽講，就是士大夫之公敵。

    自漢武帝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天命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開啟了一個漫長的時代。

    政權是需要合法性的，認為古代的人都頭腦簡單，或者單純是愚笨，不會考慮這個問題是失察了。從原始社會走出來，形成了國家，政權一直需要合法性的來源，不然就會麵對“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局麵。中國的曆史記載清楚，脈絡清晰，明確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有其內在需求。不然憑什麽你做皇帝，我不能做皇帝？憑什麽是你們去治天下，不是我去治天下？好處為什麽給你們，不給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先秦諸子，對於最早的政權合法性，大多是推於聖人。即出現了政權，最早的當權者是大家推選出來的，是獲得絕對大多數人認同的，順天而應人。此時就是公天下，先秦對三代的記載，有記載史實的一麵，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編曆史的一麵。

    三代之後，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轉變，至周而大成。天下封建，各守其家，天子隻為諸侯共主，而非天下的主人，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家。此時，是沒有大一統的合法性的。

    秦滅六國，天下一統，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甚至更進一步發展成一人之天下。這是最早的大一統政權，政權的合法性幾乎被乎略。陳涉一呼，政權合法性就轟然崩塌。

    到漢武帝用董仲舒，以天命論，給了政權合法性，至此大一統政權才真正完成。

    天命論本自《公羊春秋》，其中本來含著“公天下”的基因，是通過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到了唐朝，天命已經成了一個笑話，政權的合法性需要一個新的來源。特別是朝廷要削藩鎮、去寺宦，重建大一統，需要新的理論基礎。韓愈和柳宗元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了儒學複興，並分別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兩派。

    柳宗元徹底否定天命，把天命與人世徹底割裂，天人不相感，不相交，韓愈對天命討論不多。他們在認為天命不以足做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後，把合法性來源歸於治亂。而要達天下大治，則需選賢任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即聖賢政治。在求賢，使自己為君子而為賢士大夫上，不再求於天，開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

    天命與人世割裂，便出現了研究天理的周易八卦、氣論等一係列理論，出現了研究人之本性，人的性情怎麽發展變化，如何影響人的賢與不肖一係列理論。

    理論是本於實際的，並不是空想談玄，跟曆史進程息息相關。

    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係列理論，是道學家的事。對於政治來講，最重要的，是由此帶來了政權合法性天命來源的終結，政權的合法性不來自於天，而來自於人。

    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唐宋之際政權的合法性由私天下再次回到了公天下。在意識形態中，這個政權屬於誰，決定了很多原則和行事邏輯。

    徐平前世，很多方麵有所謂的政治正確，意識形態表現出來，很多就是政治正確。你覺得別人的政治正確很可笑，很可能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但對於政權來說，是有一套政治政確的，一旦違反，就會動搖政權的合法性根基。如果在很多人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政確，為政權所接納，就會慢慢改變意識形態，直至改變政權的性質。

    徐平中進士，是以前世突擊政治課學習的考試辦法應試的，就是按要求做官而已。十幾年來，一直堅持不懈地去啃各種典籍，至現在與前世的知識融會貫通，徹底成為了士大夫的一員。成為了士大夫的一員，才能來做這個宰相，不然坐到這個位子也什麽都做不了。

    徐平的思想，還是本於韓愈和柳宗元，但卻不同於任何一個人。其中有柳宗元的天人割裂，又有韓愈的仁義君子。他不再講天下大治全靠選賢任能，把仁義變成政治原則，貫穿到政治當中去。萬事都講立製度，用製度而不是用人來規範政治行為。又講所有的製度行政措施都有利有弊，各行於當世，不可行於萬世。一切，都圍著治亂興亡來。

    徐平的意識形態至別內外、辨清對內的立場止，不再向外延伸，不去究人的性情，明天理。研究人性、研究天理都是政治之外的事，用他前世的話說都是科學範疇，不再摻入政治中來。把政治限定了，才能讓科學技術自由地發展前進。

    意識形態宜粗不宜細，政治製度宜細不宜粗，分別對應著統治者和執行者。

    人從世間萬物中走出來，一直是發展的，是有過程的。從物質上割裂了，精神上很長一斷時間不能割裂，科學和政治摻雜在一起，政治經常製約科學進步。要搞工業化研究科學技術，首先要讓科學技術獨立，不再受政治的製約。提高科學技術研究者地位，給工匠以更豐厚的報酬，是在這之後的事情。科學技術不能從政治中獨立，做那些效果是極其有限的，而且會因此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這個意義上，天人分割和天人合一是一個意思。

    曆史很熱鬧，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曆史又很枯燥，剝開來看，真正規律性的東西很簡單，讓人感到乏味。那一個一個精彩的故事，都是由這簡單的規律變幻而來。規律不是天然存在的，不是有神塞到這個世界來的，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發生的共同點罷了。

    中國的北方，從東到西，有一大片草原森林農耕條件不太優越的地區。如果把這一片地區看作是一個整體，則亞歐大陸上幾個適合農耕的地區，除印度外，全部與其相接。這些地方發展起來的農耕文明，無不與其息息相關。漢逐匈奴，確立了中國文明接下來一千年間的地位，縱有鮮卑入侵，最終也是漢化。至唐再盛，改變了內外有別的政治原則，突厥等勢力其實納入了帝國之中。接下來的一千年，就在辨內外之別和內外一體中掙紮。

    我們把曆史上的一些名詞換一個名字。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都稱為剝削者，農民和無產階級都稱為被剝削者。對內不講階級調和階級分明為主的，我們稱為專政時期，講階級調和緩和矛盾為主的，則稱為開明時期。對外別內外者為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視之如一為國際主義，則曆史在我們的眼中就會換一副麵目。

    一個政權，對內就是處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關係，對外就是處理國際關係，這兩者交織起來，就形成了政權的曆史。

    漢朝是開明時期，軍力強盛。別內外驅逐匈奴，亡於內亂，大漢帝國主義。

    唐朝是開明時期，軍力強盛。不別內外納匈奴為主的諸胡，被內納諸胡為主的藩鎮勢力拖死，大唐國際主義。

    宋朝是開明時期，軍力孱弱。別內外，熬死契丹、女真，亡於蒙古，大宋民族主義。

    明朝是專政時期，軍力界於漢唐和宋之間，不強不弱。別內外，初期逐蒙古，亡於內亂，被女真摘得天下。前期大明帝國主義，後期大明民族主義。

    徐平前世常稱大漢帝國，大唐帝國，真是冤枉唐朝。漢朝是帝國主義，唐朝明明是奉行國際主義，怎麽也給劃到了帝國的行列裏。

    一直對內緩和階級矛盾，仁義不失，則不失天下。天下不失但是可以被奪，被外敵占領就是被奪了。天下被奪，別內外，則主要歸於軍力太弱。不別內外，外戰成了內亂。

    軍隊不能打就是不能打，不能抵禦外敵，找其他理由沒有道理。把內外混起來，這裏抓一坨那裏抓一坨解釋曆史，就會把曆史的教訓混亂得失去作用。

    有人說，隻要內部不亂軍力當然不會弱，敗於外敵就是內亂。徐平扳著指頭數一數自己前世口中說的外國，國家內部富裕得一塌糊塗，軍力不行的排成串。普魯士崛起到德國興盛，槍挑了一排內政比他強的國家。

    文用於內，武用於外，文武不可混同。政治決定軍事，反過來就會出大亂子。如果內亂使用軍隊，軍隊的意識形態就會混亂，意識形態混亂的軍隊難救危急存亡。

    一個國家的軍隊不能抵禦外敵，肯定是軍隊和軍事製度出了問題。有時候碰上文武一起亂，對外不能打仗和內部矛盾爆發湊到了一起，有時候文亂武不亂，有的時候則是武亂文不亂，湊不到一起去。軍隊是武事，跟內政有關，但不是決定於內政。

    把軍隊不能打仗，非要說成是因為以文製武，編造再多的理由，翻開古今中外的曆史看一看，都是幾乎全為反例。中國曆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時期，別內外成了政治不正確，撿了這麽一個說法，編造一大堆理由。那個時期結束了，不必再去圓這一個謊。

    強軍以抵禦外敵，對內調和階級矛盾以安天下，才是政權長治久安的辦法。徐平如果被宋亡是因為以文製武這個理由被騙了，到了這個世界，賺再多錢的也養不強禁軍。

    一個國家總是處於內亂外患交加之中，政權不斷地掙紮以求生存。想著天下用我一策從此不必掙紮了，這樣的良策，徐平實在想不出來，他兩世為人也沒有見過。

    工業革命和交通革命交織在一起，歐洲的白人在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場狂潮。這一場狂潮把世界嚇傻了眼，以為曆史從此就要終結了，白人的現在能成為自己的未來就是最大的追求。其實翻開曆史，什麽事情是新鮮的呢？這樣一場狂潮，漢朝的時候中原王朝頂住了，羅馬滅亡了。唐宋時再次掀起，歐洲大部頂住了，宋朝滅亡了。

    潮水退去，這裏還是這裏，那裏還是那裏。

    一個又一個的日不落帝國興起來，對內進行剝削壓迫，對外進行侵略掠奪，幾百年的時間又退回到了自己那彈丸之地上。剝削不可過甚，侵略不可長久，正義不是因為善良而存在，正義是因為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隻有這樣做才長久而成為正義。

    對內剝削過甚，天下之人對政權自然就是你既不仁，我就不義。內外有別，那你先得把內部的視為自己人，你不把別人當人看，有什麽資格叫別人是賣國賊？

    資產階級對內瘋狂壓迫，對外進行侵略掠奪，內外的剝削者團結起來了，內外的被剝削者也團結起來了，帝國主義對上了國際主義。幾個回合，浪潮退去了，國際主義終還是煙消雲散，帝國主義成為明日黃花。

    每個人都不特別，想做人上人，就要被千夫所指。現在審判不了，曆史會審判。

    在那場大潮的顛峰時刻，美國對內調和，對外合作找盟友，蘇聯對內不調和，對外奉行國際主義。美國還在那裏，蘇聯崩掉了。從階級感情上，可以為蘇聯惋惜，但從國家利益上，要記住蘇聯的教訓。正義不會因為你是弱者站在你那一邊，也不會因為你為弱者說話就站到你那一邊，你的正義未必是別人的正義，有時候正義冷酷無情。如果還要跟曆史上的那些剝削者掠奪者做一樣的事，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會再次到來，民族的發展機會就此被白白浪費。搶地盤，建殖民地，以為別人的反噬不會到自己的身上，憑什麽？

    你的就是你的，終還會到你手裏。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搶不來。

    不要照著別人的曆史曲解中國的曆史，強行解釋強盜邏輯，歪曲事實，說中國現在的地盤也是一點一點搶來的。修內政，遠人歸，漢人的中原王朝是這麽一點一點來的。

    隻有自己人，才會成為自己的土地。如果真有全球統一的一天，也隻有走這條路。為什麽對著契丹和河西、西域不放？因為那裏是漢唐故土，有著大量的漢人，他們或許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時被迫成了外人，但中原王朝有責任重新接納他們。其他的地方，還是以正常的合作為主。有人敢來打我，我就滅他，大家各自安好，便就通商貿易，合作交流。

    歐洲的殖民地不要看美洲和大洋洲那些與世隔絕的地方，難聽一點，那種地方正常交流也是你的。殖民地要看中亞、南亞和非洲，潮水退去，白人占住的土地全部要吐出來。

    徐平前世接受的教育，對於中國曆史上的這些文化思想很少講，偶爾涉及也大多不成係統，強行納入泊自西方的文化解釋中。此人的這個說法有辨證法的性質，有進步性，那個說法是唯心主義，表現了其局限性。那人哪裏又有唯物主義，哪裏是經驗主義，就如此被老師批小學生作業一樣點評。

    尋找曆史的這個階段有資本主義萌芽，那個階段又有資本主義的萌芽，有與沒有能吵上天去。好像有沒有這一點資本主義萌芽，就能說明中國是不是劣質文明。

    把曆史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為了論證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終點來的。大家比賽，誰先跑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終點，誰就贏了。這個終點不存在，或者是雖然存在但卻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是封建社會的進化就失去了依托。

    從構建美好的上古三代，到非當下禮失樂崩之世，到未來美好的大同之世，這種說法中國已經存在兩千多年了。大同之世的共產主義社會一旦摸不到，資本主義社會是比構建出來的封建社會先進這種說法也就沒了憑據。都是剝削者壓迫被剝削者，誰比誰高明？

    中國從秦朝起就結束了封建時代，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再到公天下，路走到頭了返回來又走一趟。生產力沒有發展起來，工業革命沒有到來，被外麵的強盜打了欺負了很不好受，各方麵的原因都可以找，沒有必要非要從文化上刨根。

    打倒了，爬起來，落後了，趕上來，繼續前行就是。路在自己的腳下，不在拚命刨自己的根要變成別人上麵。在當世變不成別人，返回一千年還要執著地變成別人，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徐平前世學曆史，小夥伴們聚在一起，有一種向往。如果我回到過去，搶在白人的前麵做什麽，那麽現在我們就比他們強了。他們打不倒我們，我們一定要打倒他。

    真地回來了，不得不把曆史仔細地梳理一遍，卻發現這世上並沒有一條已經鋪好了的路，隻要你先落腳，世界就是你的了。怎麽回，前方都是一片荊棘，路要自己走出來。

    把曆史讀過，把先賢的努力看過，徐平終從前世的迷霧中走出來，知道自己要走什麽樣的路。而不是大喊一聲，白人們好厲害，我要讓中國人的曆史變成白人的曆史。

    曆史很熱鬧，但曆史真地不新鮮，有的時候乏味得讓人去編造。

    （我這個人比較軸，寫書也要讓主角有說得過去的道理和行事邏輯，囉嗦之處，讀者見諒。因為施政是一個係統，寫得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