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別內外，確定對內對外各自的態度和行事原則。對內首先明確，這個政權是誰的政權?是所有人的政權，還是某一部分人，某一家，某一個人的政權，這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承認天命，天子是代天而牧民，合法性來自於天，就是一個人的政權。不承認天命，則就是公天下還是私天下，私天下又分一人之天下還是一姓之永祀。

    “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就是一人之天下，我做皇帝，是因為我能打。所以當有人比你能打的時候，生死認命。統治者可以認命，百姓怎麽認命，亂世不可長久。

    一姓之永祀，家天下，表現出來就是封建。封建社會，是家天下的時代，是要分封同姓的。同姓封國，是出於家的一員，異姓封國則為客。周對天下分封建國，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二王三恪之製。客為賓，待之以賓禮而非臣禮。異姓以功封國，是不再視為自己之臣，而是待之以賓。一字並肩王，在家天下的時代是有可能出現的。

    禮製是意識形態外化的一部分，抹掉意識形態，禮製就莫名其妙，讓人不明所以。

    後人看周的分封，雖然被秦所滅，但依然還是華夏，認為分封有利於延續文明，古人是不會這麽看的。秦為周之客，而周亡於秦，站在周的立場上就是被外人亡了。漢朝不許異姓封王，就是鑒於這樣的教訓。同姓封國，又出現了七國之亂，漢武帝別尋出路，從天命取來了政權合法性。天命帶有公天下的一麵，隻是以天命授給一個人，在這個體係內天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識形態，才是終結封建的原因。

    大一統的政權，意識形態隻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這是中國封建時代至秦而止的內在原因。隻有家天下，才會分封，這是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政治原則。明朝分封，是從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嚴格說不是大一統的政權，其疆土內有封國，隻是把封國弱化抗拒不了統一，是部分封建。

    同樣麵臨國破家亡，南明對於擁戴誰當皇帝爭得一塌糊塗，南宋隨便拉一個姓趙的就可以當皇帝。因為明朝是家天下，官員有家臣的性質，不會像宋朝官員那麽隨便。

    明亡於內憂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夾雜著對滿族人內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繼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統的大雜燴政權。表現出來，就是濃厚的奴隸製遺風。這個政權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對意識形態的討論，必然非常忌諱。王朝興替，被扔到了垃圾堆裏的天命、五德終始之說，不得不被撿了出來。

    之所以會出現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來劃分歐洲的白人興起前的時代，是因為歐洲的羅馬亡了。羅馬亡了，歐洲的公天下、私天下這樣的脈絡就斷了。入侵的蠻人，是從部落製進入家天下的，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從家天下進入了公天下，幾乎沒有出現私天下的曆史階段。換句話說，歐洲沒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基礎。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基礎。有了這個意識形態基礎，就有統一戰爭的外在需求，有結成歐盟求統一的行動。

    把唐宋連起來，看作一個整體，才能看出來，蒙古滅宋，中原文明到那時斷了。蒙古滅宋幾乎是相當於羅馬被蠻族所滅，隻是中原文明頑強，又爬了起來而已。

    意識形態會外化為政治結構，形成製度舉措，並有一係列的政治原則。

    儒、墨、道、法，先秦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結構的層次，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地方不多。把他們的理論分別，當成意識形態的分岐，曆史就會成為一團亂麻。

    中國傳統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劃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亂循環，是在這個結構之內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及以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劃分包容不了中國的曆史，套到中國來，就無論如何解釋不了秦之後的曆史時期。反過來，中國對天下屬於誰的意識形態，是可以包容掉把曆史劃分出的那些時期的。

    對曆史進程的劃分，是歐洲人根據自己的曆史來的，並不是必然的曆史規律。從他們的這種劃分上，會推出共產主義這個大同之世，是因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國曆史，和歐洲的公、家、公對上了，大家在人類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歸。

    意識形態是對曆史和現實的看法，並以此而來的對未來的展望，如果社會基礎出現了眾大轉變，意識形態的內容也會出現重大的轉變。

    這種泊來的意識形態和中國曆史的不和諧，徐平前世可以不當一回事，到了真身臨其境了，做宰相了，還當成理所當然把現實向裏麵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詔書。就像前世他作為一個小公務員，講傳統文化有人就拿著《弟子規》這種連村秀才都不屑一顧的東西出來講，他可以當一個笑話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已。自己治國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傳統文化是先秦諸子，以及後世於其上生發的傳、注，再加上各種政論文章，整個一大套的理論係統。通了，才有資格來做這個宰相。不通，皇帝問政一問三不知，前言不搭後語，皇帝不會信，百官也不會服的。

    原始社會的公天下，到封建時期的家天下，然後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權沒有合法性來源，很快就被漢取代。漢武帝用董仲舒，獨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國的大道理，而是要給自己的政權一個合法性來源。董仲舒為了達到獨尊儒術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論，後世稱其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為此。

    曆史到中唐，漢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來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係統，因為天命終不顯於世間治亂，祐民者殃，虐民者昌的曆史現實，已經難以為係。韓愈和柳宗元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鎮重建大一統的現實需求下，不得不為政權重建合法性。天命說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於人，公天下便就應運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簡單的文字差別，而是因為他們麵臨的任務是削藩鎮。藩鎮類於古時之封建，柳宗元才會斥家天下，駁封建。

    到了宋朝，出於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權開始把大政托於文人，提倡文治。對於政權的合法性，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宋儒不得不上追漢唐，承韓愈柳宗元之後。到了徐平所在的這個年代，公天下的意識形態，與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結構已經呼之欲出了。

    有這個背景，徐平才會堂而皇之與趙禎如此問對。趙禎不會覺得奇怪，已經掌權的士大夫們會認可，一切才能順順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順，完成了道與術的問對，對天下的改革將順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講明白，徐平終將是另一個王安石，最後還是回到治亂循環上來。

    中國曆史上的治亂循環，剝去天時、地理這些外在因素，而以國內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一對主要矛盾來觀察，便就是剝削烈度加深，導致社會危機出現。政權不能夠解除麵臨的社會危機，便亡於內亂。或者危機導致國力大減，亡於外敵。政權之亡，有亡於內部矛盾者，有亡於外敵者。亡於內是內政的問題，亡於外是軍力的問題，兩者有相關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夠牽扯在一起，不然曆史就看不清楚了。

    這種治亂循環，放到資本主義時代，換一個名字，比作經濟危機，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終秦滅六國而代周。周之八百年，雖有春秋戰國之衰，卻沒有表現出這種治亂循環來，或許可以認為，治亂循環是大一統的特點，而不是家天下的特點。

    當然，這不等於說家天下強於大一統，因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發展不到治而後亂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約等於大一統治亂循環的下限。

    在這套話語體係之下，資本主義就不再是封建社會的下一個朝代，都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為內部主要矛盾的曆史時期，大同之世依然遙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麽資本主義社會，讓資本家掌權就無從談起。改革措施，與此無關。

    確定了天下屬於誰，誰是這個政權的主人，意識形態接下來麵對的是國內矛盾。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意識形態的下一個問題是站在誰的立場上。同樣是公天下，還有一個立場問題。

    朝廷必偏，是說政權必須有一個立場，沒有立場，政權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選擇，是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上，這是中國傳統的立場，也是這個時代能被廣泛接受的立場。天下以民為本，是孟子理論中很重要的內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時代的呼聲。

    為什麽使用這個時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結構，而不是拿課本上源自歐洲的君主立憲製和議會製？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課本上已經講得很明白了，君主立憲和議會製，都是資產階級為了掌握政權而出現的政治結構。徐平的立場不偏向他們那一邊，而是偏向最廣大的被剝削者，自然就不會使用這兩種政治結構。政治結構從屬於意識形態，同一意識形態會有多種政結構，但不同的意識形態則很難使用對立意識形態的政治結構。

    君主立憲製和議會製，都是為了弱化統治者對政權的掌控力而出現的，弱化的目的是利於資本家操控政權。隻要統治者的權威還重，天然就有號召民眾，有把權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識形態下，對於統治者來說，大義在手，天下我有。立憲以及種種措施，都是為了斷絕這種可能，確保資產階級對政權的掌控權。

    政權的獨立性就在於，在政治結構的最頂層，隻有一係列的政治原則，而沒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沒有不可更改之憲法。誰都想一勞永逸，隻是政權被現實教訓了，麵對內外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一勞永逸還隻是一種夢想。或許隻有寄望於科技進步，生產力大發展，用極大豐富的物質來慢慢彌合矛盾。

    哪怕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產階級內部，而臨嚴重的危機時，有人想進行較大的改革，大義一舉，依然威力無窮。沒錯，說的就是美國，就是***。最高統治者留有較多權力的時候，揮舞著大義，把政治結構大變樣並不稀奇。你能把這一個拖下台，後麵還會再出現另一個，社會危機不解除，這種衝擊就不會結束。無他，政權有立場，但政權本身是獨立於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權生存，這種獨立人格就體現出來了。

    意識形態的結構中，立場是位於政權屬於誰之下的。為了政權生存，統治者一人敢於挑戰整個剝削集團，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威力。意識形態決定政治結構，而不是反過來。

    當大潮席卷全球的時候，外部矛盾容易掩蓋內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麵臨社會危機時向外轉移矛盾作為當然之理。時代不同了，這個當然之理也不是當然之理了，向外轉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時候，每一個政權都必須想辦法對內解決社會危機。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來的全球**潮正在退去，處於時代的尾聲，每一個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傷口。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經是逆大勢而行。從國際事務中抽身出來，應對內部危機已經是一種趨勢，這就是大勢。不管是自覺還是被動，各個國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麵對這樣一種局麵。抽身得越早，損失越小。這個時候還看不清局麵，去亂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會顯得很可笑。雖為小邦，而心懷天下，就說的是這種政權。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聲，徐平的這一世，正當浪潮正盛的時候。紮緊籬笆，堅定地在浪潮中巋然不動，接下來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漢人的。卷身到這股洪流中，貪小利忘大義，徒然把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反擊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費國力，浪費民族的發展機會。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體，與皇帝一起治理國家。皇帝的責任，就是使這個治理國家的群體，立場永遠在被剝削者這一邊。皇帝失去了立場，則官僚集團必然就會失去立場，這種政治結構就瓦解了。立場失去了，意識形態就變了，政權性質就變了。

    所以說，皇帝的義不在縱容官僚集團上，他站到官僚集團這一邊來，整個天下就非常危險了。君臣和諧，是說大家意識形態相同，但各有職責，矛盾體現在這裏。

    皇帝的個人操守不可靠，無非是把皇帝換成一個集體，如同把宰相之權分成宰執集團的眾人之權而已。確定了政治立場，這種政治結構就不會改變。其間的分別，如同君主立憲製和議會製，雖有不同，卻同屬於一種意識形態。

    羅馬的元老院共和製，秦漢的丞相製度，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立場偏向來的。在這樣一個係統之下，會理出很多曆史的脈絡來。

    上層建築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意識形態生發出政治結構和一係的政治原則，由此又有各種各樣的行政舉措。變法，就是在確立了意識形態之後，采取的一係列政治行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舊的政治原則，建立新的政治原則。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識形態生發出來的政治結構。徐平一直講的怨歸於己，恩歸於上，則是公天下與大一統的政治原則。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過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則是封建思想，把自己當成了郡縣的主人。

    政治結構之下，宰相隻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錯，導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這個政治原則，是為了體現皇帝與士大夫的主從之分，確保政權的立場。體現在製度上麵，就是政令用敕，而減刑免稅之類示恩於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來並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製、曲赦，恩歸於皇帝。而製度性的常例減刑，因為不是示恩之舉，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裏，為疏決。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製度、命令施政的，這個範圍內，百姓受到好處隻可歸於朝廷，朝廷認為是個好官，而不可借此讓百姓感激自己。否則就是封建思想，違反了大一統之下怨歸於己，恩歸於上的政治原則。朝廷縱然一時有行政命令錯誤，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擔，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內部的事情，與百姓無關。挾民意而對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統的政治原則。如寬刑免稅興學之類，地方官提出來施行，必須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書的敕令行下來，而不能自作主張。哪怕從頭到尾中書就是簽個名，蓋個印，這個好處也是來自於朝廷。這條政治原則，是為了保證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壞大一統的政治結構。

    所以萬民傘之類官員要當心，一個不小心，不但不會受到獎勵，還有可能受到嚴重的處罰。違反政治原則，比違反製度更加嚴重，就此被打入另冊也有可能。徐平離開邕州百姓雨夜相送，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並不會因此獎勵升遷。如果他拿著這件事，回京之後作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勞，反而會被別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統，地方官在郡縣，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績，百姓的態度不太重要。這個職位本來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聲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還是以朝廷職責市私恩。萬民傘之類對官員絕對加成，是封建殘餘，是有家天下的意識形態在內。

    由意識形態而延伸出來的這些禁忌，在政權內部就是政治原則，在政權外部就是政治正確。官員要有政治意識，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除了法律製度，還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正確在約束他們。不以政治原則來要求，就不在官的範圍內，是吏了。

    官員不適任被貶被免不隻是做錯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話來說，有的時候是政治立場不堅定，政治原則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這一條，比做錯了事還嚴重，受到的懲罰也更重。歐陽修因朋黨被重貶，便是違反了政治原則。

    政權的獨立意誌越堅定，意識形態越強，對官員的政治立場要求就越嚴厲，違反政治原則受到的處罰就更重。征民間賢士，給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紀律的約束。以為古代隻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賞識，做官不用講政治就想當然了，是把古代都當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識形態，會有不同的政治。

    政權內的官員要講政治，吏不需要講政治，即吏無義，這是官與吏的區別之一。

    不涉及上層建築，不足以稱為變法。有的變法觸到了意識形態，有的變法隻是及於政治結構和一部分政治原則的調整，這是廣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完全被推倒重來，可以稱為革命。有時是別人革政權的命，政權橫下一條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政權有獨立的人格，而臨危機時，必然也就會有自救的行動。當自求必須要觸動到最深層的意識形態時，便就天下大變，進行自我革命了。延伸來說，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變法改革，王朝更替，廣義上就是在進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

    （不眠不休，終於理通順了，一起發出來吧。覺得這些章節枯燥的的讀者，我隻能說聲對不起了。有一本很多讀者看的書，我很珍惜，對於書中主角的行事，總覺得要理出有道理的內在邏輯來。這些內容，不寫這本書，沒有書中的主角，我根本不可能去想，去做這些沒什麽意義的事。有了這個主角，讓他正確的做事，隻好做這些了。主角拜相了，我隻能盡我的力量，讓他真正的做一個為國為民的好宰相。如果世界上真地有穿越，我想到了最後，我也會成為主角這樣一個人吧。能力或者有限，事情做的有好有壞，但人有這樣的機會，怎麽能夠不做正確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