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麽，想辦法，弄到錢。
    比如學劉玉的扶桑泡沫法。進化一下，就是拿三的那一套，通過金融手段，快進快出賺息差、貼水，保證泡沫不炸，給得起承諾的高股息。以此投資基建等。
    所以，之前李欗也說了，要借助大順即將要搞的貨幣改革，來依靠國家信貸和銀行，做那根指揮棒，讓資本被操控著流向該流的地方。
    隻不過，腦子裏一定得清楚，在私有製不需要“啟蒙”的這邊，要麽靠類似“三餉”的手段、亦或者隋煬帝修大運河的手段，使之完全是朝廷的，前提是你有本事壓得住隋末大起義和明末大起義；要麽就搞強製工業債券強製儲蓄，但要是搞成滿清那樣，錢玩沒了，就賴賬，那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但還是那句話。
    你把路修好了，不用你指揮，資本也會跑到鬆遼分水嶺去圈地種黃豆。
    從滿清最後修川漢鐵路的經驗來看，以“強製儲蓄”或者“強製工業投資債券”的方式，完成基建，並不是沒可能。
    李欗可能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什麽、要幹什麽、幹的這些事的政治經濟學上的意義。
    或者說，他並不是有意識地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是，資本主義這套東西，不是那麽簡單就能玩明白的。不是說建兩個紡織廠、搓兩條鐵路，那就叫資本主義了。
    要搞清楚，或者說要不搞錯方向，就必須得理解大順的情況、這片土地的情況、以及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麽玩意兒。
    老馬說：【經濟學在原則上，把兩種私有製混為一談了。那兩種私有製之一，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自己。另一種，則是以對其他人的勞動的榨取為基礎】
    【後者不單與前者正相反對，並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墳墓上發育】。
    這句話，是解決大順問題的關鍵。
    是不搞成刻舟求劍、東施效顰的關鍵。
    簡單來說，這兩者，都是私有製。
    在私有製為最高原則下，後一種私有者，即可在私有製下，對前者進行“合法”的謀殺。
    最終把前者徹底殺死，在其屍體上發育。並且整個過程是完全合法的，因為私有製就是法。
    那麽，歐洲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麽？
    答：創造私有製，為最高原則。即為後一種私有製，“合法”謀殺前一種私有製，創造條件。
    這個過程，在英、法，尤其是土地上，是以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進行的。
    在英國。
    圈地運動，確定了私有製，清晰了所有權。原本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什麽村社公地、共有土地、農民的封建權利、永佃權、習慣地租、傳統地租等等，在私有製麵前，全都是狗屎。
    不再那麽複雜，不再弄不清楚地到底是誰的、我有沒有在這塊地上放羊的權利什麽的。
    私有製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圈地之後，圈地者對這塊地，擁有完全的處置權，我愛租給誰租給誰、我愛收多少租子收多少租子隻要人家給、你在這裏沒法放羊活不下去了關我屁事？
    即是說，英國的圈地運動，既神聖了私有製的所有權，也依靠暴力手段完成了後一種私有製對前一種的合法謀殺。
    在法國。
    啟蒙運動在發展。
    93年的風暴，徹底解決了土地的私有製問題，使得私有製成為最高的、最神聖的社會準則。
    在法權上，已經為後一種私有製“合法”地謀殺前一種私有製，創造了法律條件和意識條件。
    但是……
    但是，顯然，他們忘了一件事。
    你想殺我，可我不想死，怎麽辦呢？
    這算是為法國在18世紀後成為“革命老區”，奠定了基礎。
    93年的風暴，誕下了“神聖”的私有製，可也使得法國的小農階層，也即第一種私有製的力量，急劇擴大。
    小農，既反對封建，也反對資本。他們極力想要維護私有製，但又極力希望私有製保持為第一種私有製。
    93年風暴之前。
    後來的英國農業局局長阿瑟·楊，曾在法國搞社會調查。
    他問法國的農民：【假如我是個領主，你會怎麽樣呢？】
    法國農民很自然地回道：【當然會把你吊死嘍，活該你倒黴。】
    這是對領主的恨。
    而對資產階級呢？
    【在農村逐漸出現的農會組織中，不難發現農民對城市資產階級的恨意。農民會單獨開會、單獨起草陳情書……他們常常把新的所有製下，資產階級占據的大片土地在陳情書上提出】
    比如說，私有製，可以。
    但是，村裏的公地，應該歸我們農民，怎麽就賣給資產階級了？他們從誰那買的？賣的人又憑什麽賣？
    隻不過，法革的狂風驟雨中，資產階級們要先確定私有製的神聖性，再慢慢解決後一種私有製合法謀殺前一種的情況。
    於是他們召喚出了格拉古、布魯圖斯、甚至凱撒本人，帶著農民，幹成了。確定了私有製的神聖原則，打碎了封建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後，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裏，老馬說的法國小農的情況：封建貴族的壓迫沒了，但是資產階級又騎在頭上了，抵押、放貸、兼並這些問題，使得法國的小農陷入了普遍的貧困。
    於是，老馬斷言：在小農國度，舊的那一套資產階級革命，在小農所有製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是走不通的，因為農民已經拿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而小農想要守護的第一種私有製，也必然滅亡。於是，在反複掙紮中，小農會徹底打碎了對皇帝、拿破侖等等的舊事物的迷信，最終必然會和城市的無產階級工人們，聯合在一起，推翻舊世界。
    那麽，這些東西，放在大順，到底是什麽意思？
    大順需要一場漫長的啟蒙運動，告訴農民，啥叫私有製嗎？
    習以為常的東西，不需要不斷解釋和辯經；反常的東西，才需要解釋和辯經。
    在大順，需不需要和農民啟蒙說：在私有製下，你的地就是你的，我的地就是我的，你不能來我的地裏拾穗，因為我對我的土地有全部的處置權。
    大順的農民不會驚呼：哇，好有道理，原來是這樣啊？真的感謝你的啟蒙和教化。
    大順的農民隻會翻翻白眼，罵一句：你腦子有病吧？我用你告訴我？別說地的麥穗子了，我家的狗拉的屎，都是我的，別人撿去漚肥也不行啊。
    所以，在大順，想要走資這條路，問題的重點壓根不是啟蒙運動，或者說絕對不能是東施效顰式的啟蒙運動。
    重點在於，第二種私有製，如何技術性的、高效的、技巧的，完成對第一種私有製的謀殺。
    什麽叫私有製下的合法謀殺？
    舉個簡單的例子。
    土地兼並。
    我是地主，貸給小農錢，用小農的土地抵押，然後到期還不上我去收地。
    整個過程，在私有製的最高神聖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至於說，坑、蒙、騙、九出十三歸、毆打、恐嚇這些東西，這和“私有製的神聖”無關。私有製的神聖性，體現在你就算坑蒙騙放貸，最後還是要拿地契。
    這就是第二種私有製，在私有製這個最高法權下的“合法”謀殺第一種私有製。
    但是，曆朝曆代來看，這種“合法”的謀殺，必然失敗。
    當地主拿出地契、買賣文書、欠債的手印，說這些都是符合神聖的私有製的時候。
    李自成、張獻忠、高迎祥、鏟平王等英傑，就會拍拍手裏的刀，問：是私有製神聖？還是我的刀神聖？
    於是，在這一刻，老馬說的經濟學家們混為一談的兩種私有製，立刻涇渭分明。
    小農不是經濟學家。
    所以小農很清楚，他們要私有製，但要的是第一種私有製。
    並且很清楚，在他們眼中，神聖的是第一種私有製，而不是私有製本身。
    或者說，小農比經濟學家更清楚，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常被混為一談的私有製。
    很多所謂經濟學家說的“私有製”，實際上是“我有製”。
    私有製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是“處置”。
    換句話說，私有製的精髓，是我可以把我的東西賣出去，歸別人所有。
    隻有在私有製下，第二種私有製，才能“合法”地把第一種私有製謀殺，並在其屍體上建立起來。
    法律，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需要暴力去維護。第二種私有製的擁躉者，沒有足夠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去維護第二種私有製。
    所以，想要大順走資這條路，需要技巧，技術。
    謀殺，是個技術活。
    而在土地兼並周期中，這種謀殺，毫無技巧。
    給人的感覺，純粹就是一個小崽子，還沒長大，就拿著刀要捅死一個壯漢。結果每每被壯漢一把奪回刀，噗嗤來上一刀，反殺。
    是以，這可能需要退一步、走兩步；也可能需要退兩步、走一步；甚至可能需要迂回。
    總之，壯大支持第二種私有製的力量，或者在“保護”小農的姿態下悄悄把第二種私有製的力量養大。
    小孩殺大人，必然被反殺。
    而若小孩長大、大人老了，再殺呢？
    老皇帝是曆史的無意識的推動者，李欗差不多應該也是，顯然他們腦子裏沒有一套成體係的學問，也不可能說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種私有製，即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們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順的經濟基礎。
    故而，他們恐懼小農破產、恐懼兼並加速。
    甚至於，李欗提出了要強製贖買、將地主的贖買金強製儲蓄、強製投入到工礦業基建上，迫使他們轉型。
    但，這也意味著，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著了大順的真正問題。
    包括說，大順的實學激進派，均田、遷民，然後再發展工商業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進兩步。先遷民、墾殖，是為了將來殺起來方便，反抗的不強烈、以及創造內部市場壯大產業資產階級的力量。
    或者說：
    歐洲的農業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從農業起步的。
    而大順，是否有必要，讓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農業起步呢？
    17世紀歐洲農業革命對歐洲的意義，對大順是否有意義呢？
    論原始積累，大順有世界一流的手工業，還有絲茶大黃瓷器黃銅漆器等等這些“特產”。
    論畝產提升，17世紀歐洲農業革命，遠不如18世紀華北兩年三熟。
    論勞動力，大順真的不缺。
    那麽，為什麽非要刻舟求劍、非要東施效顰？
    為什麽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質，理解第一種私有製和第二種私有製的矛盾，明白大順即便要走資本主義，千萬千萬不要在農業上起步。反而，要盡可能在保護小農利益的情況下，把產業發展起來。
    劉玉的瘋狂對外擴張，支持老皇帝增加內部關稅，是這個思路。
    李欗的試圖修路，贖買轉型，農民遷徙解決中原的人地矛盾，還是這個思路。
    實學派的均田、征稅、移民，然後再發展工商業，先以墾殖擴大內部市場，在發展產業，仍舊是這個思路。
    歸根結底，一句話：
    如何限製資本主義在農業的發展、如何保護資本主義在工業的發展，是大順要轉型的根本問題。
    無形之手，在大順，起的是反作用。
    在這個可以被稱作“封建晚期、前商業資本主義”的時代，私有製已經確定的情況下，歐洲和大順，其實都處在這個過渡期。
    隻不過，這個過渡期的表現不同。
    在荷蘭，這個商業資本主義的過渡期，體現在金融、放貸、航運、商業、投機。
    在英國，體現在金融、航運、商業買賣、航海法下的三角貿易。
    在大順， 則體現為資本向耕地流動，將耕地作為一種高回報、低風險的金融投資——風險幾乎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談過這個問題，現實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資土地呢。
    荷蘭的命運，是金融業摧毀了荷蘭的實業。
    英國的命運，是亞當·斯密所批判的“英國奉行的是生產的哲學，而不是消費的哲學”，通過強有力的國家管控、保護主義、政府補貼、殖民地掠奪、消滅競爭等手段，讓曼徹斯特的紡織業發展起來了。
    大順的命運，現在還是未知的。劉玉隻是走完了一半，擊碎了英國的保護主義，奪取了三角貿易中“工業品生產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並在大順產業急劇發展、很可能出現貨幣不足的時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銀礦。
    至於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對第一種私有製的“合法謀殺”，那就看後來人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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