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說，土地是價值的唯一來源、工業什麽的都隻是把土地裏的東西加工一下換個模樣根本不產生價值。所以，稅收就從土地裏出，工商業根本別收稅，最後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然秩序”，靠無形之手來調節一切。
    既然說，土地是價值的唯一來源，那麽工業資本、商業資本，實際上就是在“為他人做嫁衣”，在無私地提高土地擁有者的財富和利潤，所以工商業資本的存在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土地所有者，也即地主貴族的。
    別的玩意兒，自然秩序自發調節也就罷了，糧食你居然也敢這麽說，確實過於嚇人了。
    啟蒙運動裏的重農學派，你要搞自由貿易，你就搞自由貿易。結果偏偏打著“中國的經驗”的旗號來說事，弄出來一大堆的麻煩。當然，這裏麵也有大順這邊推波助瀾的結果，事物總是兩麵的嘛，哪有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事。
    別的玩意兒，比方說棉布，搞不搞自由貿易，法國還有麻布和呢絨穿、搞得話呢最多也就是麻紡織和呢絨紡織失業。最後調節調節，也不是不行。
    糧食這玩意兒不一樣啊。曆史上，68年的那場糧食危機，和重農學派的態度，真的直接助長了法國科爾貝爾主義的複興。
    其實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重農學派帶著中國經驗的名號，在那推自然秩序和無形之手、自由貿易，弄得大順這邊相當的被動。
    再加上法國這邊盛傳的【饑荒陰謀】的陰謀論，配上大順這邊鼓吹的自由貿易，以及大順作為“異教徒”以及強烈的反基督傾向和政策……
    稍微換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猜到，會產生什麽樣的陰謀論，以及會激發如何強大的遍布整個歐洲的反大順的情緒。
    這很正常。
    本來嘛，曆史上【饑荒陰謀】就是個法國著名的大屎盆子。是轉型期舊時代的農民和底層，無法適應資本主義道德的反動——這裏的反動，和剝削一樣，不具備任何道德色彩，隻是描繪社會意識或者生產關係。
    什麽叫理想狀態下的資本主義道德？巴黎缺糧，但是阿姆斯特丹糧價更貴，那我一個法國省的糧食，誰出錢多就給誰，憑啥因為我是法國人就得先賣給巴黎？當地的百姓覺得糧食都往外運，導致本地糧價高了，去砸倉庫、砸馬車、砸麵包店，你們這群vieutitude，可鄙的群氓，懂不懂什麽叫自由貿易啊？什麽叫私有製啊？什麽叫市場啊？
    什麽叫【國際市場的自由貿易美德，取代了舊國家的道德義務】啊？
    如今，這個大屎盆子，更是和大順這邊綁的這麽緊密，那真是黃泥巴掉褲襠，是屎不是屎你都說不清楚了。
    法國重農學派、意大利倫巴第改革派、英國自由貿易派，這幾個啟蒙運動中的經濟派別，他們整體上都傾向於自然秩序。
    即：作為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的，自然的秩序。
    亦即，理想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模型。
    這種模型，很快就在法國、意大利等，遭到了反對、修正，激發了極大的反彈。
    包括說，曆史上支持自然秩序的意大利的那幾個啟蒙運動旗手，加利亞尼、博德羅·維利等人，曆史上都在這場思辨中，提出了一個概念。
    叫【一個國家不能在沒有另一個國家失敗的情況下受益】。
    後世，把這個說法，叫零和博弈。
    意大利的自然秩序派，很快就對原教旨的重農主義做出了修正，因為加利亞尼發現：自由貿易是好的。但是他媽的現在世界連成一片了，意大利邊境產糧區更喜歡把糧食運到國外，也導致了意大利的饑荒。
    曆史上，加利亞尼率先對重農學派的理論做出了修正：國家應該適當幹涉，在糧食不足的時候應該禁止出口。而且，應該先完成國內的糧食貿易自由流通，然後再琢磨出口。
    然而，很顯然，這種修正後的“半吊子”的理論，按照歐洲這邊的信仰魔怔程度，很快就遭到了攻擊——自然秩序不徹底，就是徹底不自然秩序。
    正統重農學派，先開始噴意大利啟蒙派，你們懂什麽叫自然秩序嗎？懂什麽叫人不應該設計秩序，而應該讓秩序成為人行為的結果嗎？
    法國內部的科爾貝爾派，自然大喜過望。他們噴完了本國的重農學派，立刻向意大利的啟蒙派開炮，雅克·內克爾，噴完了杜爾哥後，又衝著加利亞尼一通噴。
    這裏麵，有點像是鹽鐵之論時候的爭論：國家到底要不要幹涉經濟？幹涉的話，哪些要幹涉、哪些不幹涉、哪些應該完全放任？錢是否可以由私人鑄？鹽是否可以私人搞？糧食之類的東西，是否應該調控，亦或者依靠自然秩序自發調節？
    而法國的政治格局，有是和大順這邊不同的。
    理論上說，大順這邊，並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朝廷通過漕米、賑災等手段，要控製糧食價格的；而且，至少在劉玉改革之前，大順按照傳統的路子走，對外出口管製也很嚴格：大米、戰馬、硝石等等這些東西，是不能出口的。
    問題在於，法國沒有一個科舉製的官僚集團，也沒有郡縣製，更沒有一個真正的朝廷。
    這就使得，法國其實很難學大順。至少現在學不了，法革之後搞一搞，還有可能，但現在肯定不行。
    要麽，自由貿易。
    要麽，重商主義。
    就真的沒辦法全靠自己搞成一個混合態。
    法國有君主，但無政府官僚體係；有內朝，但無外朝；有官員，但無考試製度。
    政治構建上，缺了點東西。
    缺的這點東西，非常關鍵。
    缺的這點東西，就是大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到拿三那一步的經濟改革；而法國舊製度下，隻能在重農主義和科爾貝爾主義之間，左右橫跳，無法弄出穩定的中間態。
    為什麽呢？
    其實這事也很好理解。
    重農學派的改革，依仗的是君權，或者叫中央集權以君權的形式表現。
    是以，想要改革成功，就要加強集權。
    而法國的君權，和大順這邊的皇權，還不一樣。
    法國的君權，是依托於貴族舊製度的。
    而要改革，就要損害貴族利益。
    這事，或者通過激進的革命，大西王附體，殺殺殺殺殺殺殺，把舊貴族殺個幹淨順帶把國王也弄死，搞個不需要君主這個形式的中央集權，塑造出一個真正的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的法蘭西。
    要退回舊製度？殺。
    要搞最高限價？殺。
    反對最高限價？殺。
    不分地？殺。
    分地？殺。
    重農主義自然秩序？殺。
    科爾貝爾國家管控？殺。
    保王黨？殺。
    立憲派？殺。
    溫和共和？殺。
    激進共和？殺。
    空想社？殺。
    殺到最後，把兩邊極端的、激進的理想主義者都殺沒了，隻剩下老葛朗台那樣的了，也就穩定了。
    地的原主基本都被殺沒了，除了小農分到了點地，大部分土地是被拍賣的。既是賣，總得有人買不是。
    上麵是一大群老葛朗台；下麵是一群迷迷湖湖的隻能寄希望於凱撒的小農。
    《我的冰山美女老婆》
    要麽，就和大順這邊一樣，有先人的遺產：有商鞅變法、有法家集權郡縣、有黃巢屠世族、有科舉、有印刷術和紙張打破文化壟斷……
    當然，這兩件事，也基本可以看成一件事。
    隻不過，大順這邊花了千百年，一次又一次的起義、抗爭、改革、政變等等，最終走完了。
    而法國這邊，在短短幾十年內，把這一切走完，注定了隻能是殺殺殺殺殺。
    大順這邊的葛朗台，是千百年來形成的，是和土地私有製綁定的——我不管誰當皇帝，誰保護私有製、誰承認地契、誰能帶來秩序，我就支持誰。
    所以，複古者、死；均田者、死；王田者、死；井田者，死；退回分封者，死；天朝田畝者，死……
    而法國這邊，不過是一切發生的太快，一切還不穩定，還需要有個人來守護這一切新的東西、守護葛朗台們從舊貴族手裏拿到的地產、守護私有製、守護新秩序。
    誰來守護？拿破侖。拿破侖沒了怎麽辦？找個像拿破侖的。
    拿破侖守護的是什麽？守護的，是私有製，也即在法革中拿到了利益的那群人的利益，他們需要用把這些東西，變成“神聖的、屬於自己的”東西。
    否則的話，貴族複辟，往回要咋辦？
    比如說，老葛朗台的葡萄園，低價買的，屬於被抄沒的貴族產業。那萬一貴族回來要咋辦？
    經書要念私有製神聖。花錢買的，就是我的，你甭管我買的時候是不是賄賂了、是不是用陰暗手段了，那沒有用。因為這是道德問題，不涉及到私有製最高神聖權。
    但念經也念不死貴族。
    葛朗台雖然發財了，但是錢多人少啊。
    沒人，那這不得找小農幫忙？
    一方麵，靠念經，確定私有製的神聖性。
    一方麵，念經是念不死人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所以需要一個戰神：來要地的貴族，幹死；外國幹涉，幹死；教會要地產，幹死；國王的親戚，幹死。
    畢竟，念經是需要時間的。
    吟唱時間比較長，施法前搖得個二三十年吧，容易被打斷。
    所以，念經的時候，得有個人在外麵擋住可能的打斷，直到吟唱完成。這個人得賊能打。
    等把私有製的神性已經念出來後，這不反手就變成老馬說的【資產階級製度在本世紀初曾讓國家守衛新產生的小塊土地，並且盡量加以讚揚，現在卻變成了吸血鬼來吸吮它的心血和腦髓並把它投入資本的煉金爐中去】了嘛。
    所以，這也注定了，法國要出大事。
    因為走到這一步了、生產力到了這一步了。
    大順這邊，用數百上千年的例子告訴了歐洲和北美：到了畝產一百來斤、高爐鐵技術、印刷術已定、土地有利可圖的時候，明確的、土地排他性的、土地可交易的、私有製必須要確定下來了。
    誰反對、誰就得死。
    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至於你是先依靠第一種私有製拉人，先把私有製定下來，然後再用第二種私有製謀殺掉第一種私有製。
    還是說跟英國似的，圈地運動的時候，既確定了私有製，又確定了第二種私有製，省略私有製下合法合理的慢慢兼並的過程。
    那就各看本事了。
    而舊秩序下的法國改革，肯定會搞成左右橫跳的形式，要麽激進到糧食貿易完全自由鬧出全國性的饑荒；饑荒之後，重農學派肯定下去，換上科爾貝爾主義，反著再退回去。
    畢竟，重農主義這一套，太激進了。
    在法國，真行不通。英國那邊，是靠殺、屠、宗教的迫害、潤北美、對外擴張、貿易、重商主義、保護主義，頂過去了圈地的疼。
    法國重農學派這套東西，激進的無以複加，以至於老馬都感歎這套東西簡直是在封建法國走當時最激進的資本主義。
    你這麽搞，別說貴族，先問問各地的貧民、小農、龐大的永佃權法理非自耕農、佃農、城市無套褲漢、買不起麵包的、手工業者們，他們同意不同意。
    大順是可以承認重農主義這套東西的，但問題是大順有之前的曆代王朝、曆代起義者，給解決了很多東西，使之達成了一個“基本完善的、符合畝產百十來斤和高爐鐵生產力水平的、小地產私有製下”的穩態結構。
    而且，大順這邊也確實不存在一個所謂的“國際糧食市場”。
    法國的糧食能賣到阿姆斯特丹、賣到柏林，這都是國外；大順的糧食，往國外哪裏賣？賣糧價比大順低得多的暹羅？還是賣還穀製下指望著賣糧食維係的朝鮮國？還是賣給有紅河三角洲的安南？
    所以，某種程度上講，大順這邊的“重農主義”，更傾向於意大利啟蒙派嘴裏的“重農主義”，是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自由貿易”。
    並且，因為運輸的因素，和內陸條件的“千裏不販糴”的商業規律，使得大順以一種“不管控而管控”的狀態，事實上保持了一個個“區域性的市場”——也即之前在鬆蘇發展之後，之前太子在湖北的經濟作物改革搞出來“米禁”的原因，他沒有考慮到糧食的區域性市場，和大順因為物流條件而導致的“假”國內完全的自由貿易問題。
    誰誰他媽的跟你說的，無為而治，無為是這麽個意思？誰跟你說，道法自然，就是要全靠自然秩序，等著糧價自己恢複毫不幹涉？
    可能，後世很多人想象不到。
    曆史上，在18世紀中後期，也即法革之前法國“自由貿易”和“重商主義”之間瘋狂左右橫跳的時候，法國人嘴裏的“中國經驗”，是——完全不受限製的自由貿易、依靠自然秩序、和沒有工商稅隻收土地稅。
    說的再明白點。
    重農學派，推出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推出無形之手，無形之手推出自由貿易。
    所以，曆史上，68年、75年，兩次糧食危機的時候，重農學派主流的態度都是“不管”，“不幹涉”、“不采取行動”，靠自然秩序自己調節。
    杜爾哥實質上終究受法國傳統的影響，在76年上了25000多軍隊鎮壓麵粉混亂、打擊投機商、國家調撥糧食調控、給缺糧地區以運糧補貼的時候，是“背叛”或者“修正”了重農主義的。
    當然，其實，大順這邊也挺崩潰的。
    所以說，管他們幹什麽呀？壓根不用管他們，讓他們自發無序成長就是了。
    重農學派不是說種地的學派，不是後來的農學院、育種專業、農業專業……不是的。
    而67年的事，也確實讓重農學派很丟分。
    到了75年，杜爾哥改革，曆史上直接搞出來了麵粉戰爭、囤貨居奇、糧價暴漲的時候，已然注定了如果不法革，則法國肯定要在自由貿易和重商主義之間來回橫跳了。
    所謂：
    【1768年，當法國在近乎饑荒中崩潰時，重農主義者仍然呼籲“不采取行動”，喃喃自語他們的自然秩序，和魁奈的東方智慧】
    其實原本曆史上，當初67年的時候，法國就已經出過一次糧食危機了，那時候好像還是舒瓦瑟爾執政的時候，他是傾向啟蒙運動和重農主義的。
    結果，出饑荒的時候，重農學派的普遍態度，是“不管”、“無為”，要依靠自然秩序來恢複，不要任何的國家幹涉。
    出了事之後，很多啟蒙派裏，包括說國外的，甚至於意大利那邊的啟蒙運動領袖人物加利亞尼，迅速和他們做了切割。
    這也太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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