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比較上心的，乃是裘光宗放還回家之後，如何保證安仁工坊不會被其破壞，王倫的全部家當可都在那裏呢。
    這是必然的：據說裘家為他砸下了重金：賄賂蔡京的幾萬貫、結交高俅的幾萬貫，滕府尹那不可能沒有，否則後者不可能連好基友王倫都賣掉了。
    為了不被人抓住把柄，在釋放時開封府還按律結實打了他***板，即所謂的杖決。至於屁股上有多重的傷勢，隻有錢知道了。
    兩次交鋒，看起來是王倫勝利，但好處卻沒落到多少，還得罪了地頭蛇。
    這個梁子是結下了。
    而且這報複來得極快。
    就在裘光宗出牢的當日，裘家莊內響起劈裏啪啦的鞭炮聲，隔著裏許都能聽到莊裏的熱鬧。此前向王倫賠過罪的漕幫大張旗鼓地派人祝賀，據說是他們的幫主都出麵了。
    第二天，在陳留鎮上采購製皂原料的莊客被打；
    第三天，安仁村頭有許多不明漢子湧現，讓工坊內務工的村民惶惶不安。
    工人不安，生產就不能正常進行，就會影響產出，就會耽誤賺錢，王倫就會生氣。
    幾乎就在宋萬報知異樣的當天，王倫決定，安仁工坊和聚義商社擴大護衛隊伍！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隻為了自衛，他也得行動起來，總不能放著萬貫家私卻為人作嫁衣裳吧？
    無非就是花點錢麽，左右有許多失地的民眾，說拉起上千人的隊伍有點誇張，增加個百十來人根本就是一句話的事。
    說幹就幹。本著就近的原則，在安仁村招收了三十人的本地青壯年加入護院隊伍；從京中西效流民中選了十個身體強健的加入商社的護衛中。
    費用是相當的低廉：本村人一個月隻要一貫錢，外加供吃就行；京中的流民要求更低，供衣食住就可。
    沒辦法，百姓太窮了。
    要知道隨著一係列惡法的行使，原先括田所還隻限京東西路一帶，後來楊戩見來錢容易，更加變本加厲。京東東路、京西北路…都陸續有酷吏配合著大展鴻圖，反正鬧的是趙宋家的天下。
    這導致失地的農民越來越多，從到東京討生活的人逐日增加可知。安仁村民的日子也不好過，雖說靠近帝都，但稅賦一個都不少。
    不要被宋朝G.DP世界第一騙了，也不要總以為宋朝百姓的生活是很優雅的，那是中產以上階級。
    宋朝承襲了五代十國大部分的賦稅法，僅對其中少部分苛政急稅進行了修改，出於穩定社會的需求，這固然是一種慣常使用的政治手段。在“重農仰商”的自然經濟時代，土地是稅收的大頭，宋朝的“田稅”分為夏秋兩季進行征收，由於承襲了五代十國的賦稅製度，其也導致不同地區的賦稅征收情況不盡相同。
    譬如其所謂“天下之通法”是按照畝稅一鬥，但在江南一帶執行的是依照土地品級來征收賦稅，按照“夏錢秋米”的稅收製度，中等田畝征稅錢四文四分，稅米八升，下等田稅錢三文三分，稅米七升四合。在田稅的基礎上，又增設了所謂的“加耗”，即附加稅，其稅收比例竟然比田稅有過之而無不及。
    勞動者在繳納公糧的同時，還需要另輸“頭子錢”，即類似於我們如今常說的“份子錢”，這份錢一半歸於官員，一半納入公庫，這在宋代各州縣都是一種普遍的做法。而在南方地區，宋朝政府還規定農民每上繳一石米，還需另加二升為鼠雀耗，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把官方的責任轉嫁到農民身上，因此形成所謂“加耗之外，更出一鬥”的情形。
    因此附加稅便遠比田稅反而更加沉重，所以加耗又被叫做“潤官”，實際上暴露的就是宋代附加稅胡亂征收，名目繁多的現象。其情形或公開，或隱秘，往往造成“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納”，也就是說農民原來隻需要上繳一石的稅收標準，但往往由於附加稅的存在不得不付出超過三石的賦稅。
    此外，在交稅上，在征收之外還發明了一個新花樣，叫作“折變”。比如江浙地區，一鬥小麥折算成34文的稅，但地方發運司部門卻把規定改成將小麥折算成錢，每鬥小麥折算成94文的錢，結果是百姓的負擔變成以前的3倍重。
    除了“折變”以外，還有“支移”。
    所謂支移，是指每戶人在上交實物來納稅時，由於北宋政府想讓不足的地方用別處剩餘的來彌補，於是大多數情況下要求民眾不要把實物繳納到本地部門，而是去北部邊疆的宋朝軍隊駐守之地交納。
    這種事，明朝也幹過，估計是朱元璋一脈相承直接拿來用了，很是勞民傷財。
    其實，原本應是民眾在離自己家近的地方繳納實物，再由北宋政府統一安排地方官員將實物集中向邊境運輸。然而，轉運這種應是朝廷本分的工作，卻也要讓作為納稅人的民眾來承擔，因此運輸途中若是遇到偷竊搶劫、丟失損耗等事故，自然都是民眾來承擔。
    北宋政府可謂精心設計了這樣一種妙策，不僅大大縮減了自己的成本，還解決了邊疆軍隊的糧食問題，卻讓平民百姓來承受更多的負擔。
    此外還有所謂的“義倉”稅。所謂“義倉”自然是指政府的一種戰略儲備物資，這部分物資本應該由政府從其稅收中另撥儲存，但真實情形是依然轉嫁到了農民身上。其規定是每正稅一石，另輸一鬥進入義倉，其理由是“以備凶歉”。
    看似在囤積儲備應急戰略物資，但本質上依然還是宋朝政府為了增加稅收而巧設的名目。
    凡此種種，讓徽宗朝其實遍布危機，民間反抗的種子早已生根，隻差時候。
    梁山泊能以彈丸之地一呼百應，迅速壯大形成相當規模的義軍隊伍，並且轉戰東部數地聲勢浩大，朝廷居功甚偉。
    而杭州的方臘起事，能在短期內讓江南傳檄而定，也都是早先播下的火苗。
    也是王倫能在決定招募人手之後，隻需一日時間，報名者如雲的原因。安仁村其實早已民生凋敝，幸虧王倫建了工坊，在這裏務工比擺弄幾畝地強得多了。所以聽說是護院，有家人在此做活的都願意加入。
    而王倫見此情形，心也野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