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顏兒“自作主張”的目的，隻是想讓駱冠英為朱允炆分憂，並沒有其他的因素夾雜其中，這一點朱允炆是清楚的。

    隻不過，初衷是好的，結局未必是好的。

    朱允炆知道官場之上的爾虞我詐，知道物欲橫流之下的信念崩塌，一步行錯，將是萬劫不複。

    駱冠英有才情，可他太理想，太鋒芒，這樣的人很容易遭遇打擊，太早進入朝堂，對他而言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對於會試，朱允炆曾叮囑解縉、楊士奇“秉公處理”，“不徇私情”，可駱冠英依舊進入了殿試，可見他還是有些本事。

    既來之，則安之。

    畢竟人才的位置，不是市場說了算，也不是朝廷說了算，是自己說了算，商業之道，他還是別想了……

    當殿試策問出現在眾人眼前時，一個個緊張起來。

    孟子教導：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可從未有人教導過，農，我所欲者，商，亦我所欲也，兩者兼得如何得……

    固化的思維與傳統的重農抑商理念，讓很多人不敢踏出一步，就連會元曾棨也臉色蒼白，手微微顫抖。

    農、商，是不是對應魚與熊掌？對應著生與義？

    這策問，是問策，還是問心？

    曾棨緊張地思考著如何回答，直至額頭滿是大汗，依舊不敢落筆。

    聖賢的話有錯嗎？

    若是聖賢沒錯，隻能二選一，沒有二選二。可聽聖賢的話，那就是皇上有錯了？

    曾棨的內心，激烈的抗爭著，不知如何抉擇。

    周述、周孟簡等人也遲遲不敢動筆，盯著策問之下的空白，氣都不敢大喘一口。

    朱允炆看著眾人，暗暗搖頭。

    傳統儒家的熏陶裏麵，朱子理學的經義裏麵，教導了他們認識世界的目光應該是一個方向的，給了他們思想枷鎖，卻沒有給他們“思變”的智慧。

    隻要仔細去看看明代的朝廷就可以發現，真正有思變能力，有國事之才的人，幾十年才出那麽一兩位，餘者碌碌，不過是“辦事員”罷了，尤其是明代中後期。

    朱允炆對於此科進士並不滿意，他們或許有不錯的才情，有不錯的經義學問，卻沒有自己想要的“變通”之才。

    這樣的人放到地方，恐怕十幾年之後，依舊是老樣子。

    固化的思維，導致的是固化的舉止。

    這些人，已經被自我囚禁了。

    教育，必須從根本上來變革，自上而下或許有成效，但根本之路，必須是從娃娃抓起。

    朱允炆打定主意，殿試也終迎來結束。

    不出意外，絕大部分進士都給出了共同的答案：

    不可兼得，唯重農抑商一途。

    朱允炆沒有點狀元、榜眼、探花，而是放手交給了內閣與禮部，這些“人才”，誰是一甲，誰是二甲，從帝王的角度來看，已沒有多大意義。

    並不是所有狀元郎，都可以在曆史書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不過值得深思的是，江西的教育之盛，水平之高，可謂是各省之冠，若可以從那裏抽調力量，支持下北方教育，或許是一件不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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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北直隸，河南，再比如：

    山東！

    朱允炆心頭壓著一塊石頭，一塊不能動彈的石頭，這塊石頭姓孔。

    追溯曆史，幾乎曆朝曆代都對“孔子”高度推崇，不斷追封。

    比如魯哀公孔子為“尼父”，西漢孝平帝稱孔子為“宣尼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太宗加封其先聖、宣父，宋真宗封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封聖文宣王……

    然而，在無數的追封中，對於孔子追封到無以複加，亙古未有高度的，卻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封詔：

    “蓋聞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生者，非孔子無以法……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宋以前，孔子的後人不是什麽沂水侯，就是什麽關內侯、文宣公之類，至宋仁宗時期，改為衍聖公！

    至此，衍聖公之名傳了下來，成為了正式的爵位。

    朱允炆不介意孔子頭上的名號，可隨著孔子頭上名號日隆日貴，其嫡係後裔也被追諡加封，並形成了一股勢力，而這一股勢力，是朱允炆所在意的！

    每個朝代，都需要孔子這一塊招牌，以證明自己是華夏正統，聚攏人心。

    既然是招牌，自然也需要舉招牌的人，孔子不在了，那隻能讓他的後人來舉著牌子過日子了。

    按理說，舉個牌子就好好舉牌子，講講論語，教導下晚輩後生，為教育事業發光發熱也就是了，可這些舉牌子的人，又拚了命想要榮華富貴，想要權力，想要衍聖公的名號！

    理性地來說，孔子他老人家是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