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天災異象亂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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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日,劉宏不斷收到朝臣關於災異事件的奏疏。
對於災異流言,劉宏一開始沒怎麽當回事,因為今年前後出現了好多次日食和地震,再加上他這個天子重病數月不起,有些謠言也很正常。
本以為隨著他病愈且上朝理政之後,災異謠言就會慢慢消減的,誰知現在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災異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除了從地方郡縣傳來的確實的地震消息外,其他都是一些明顯穿鑿附會的謠言。
其中尤以發生在皇宮中的災異傳言為甚,除了先前的母雞變公雞、天降黑龍之外,現在又有某宮殿內出現彩虹、白衣劍士入宮、宮牆上憑空出現人影歌舞等等新流言。
不少謠言對後宮和天子都有著有意無意的影射,這就不正常了,劉宏不能不懷疑有人在搞鬼。
可是劉宏有懷疑也沒用,因為相信的人多得很,看看朝臣們的奏疏就知道了。
朝臣們都認為皇宮中出現那麽多災異,是與天子寵信奸佞、後宮涉政有關,所以他們個個勸劉宏整頓後宮、懲治宦官,然後向上天拜祭祈福。
劉宏簡直哭笑不得,可還不能駁斥和解釋。
他既不能講解日食、地震、瘟疫、洪水之類發生的科學道理,又不能說謠言是人為的揣測。
因為這個時代的人,篤信的是所謂的天人感應,相信“空穴來風必然有因”。
真信還是假信且不管,用“天人感應”去套就對了。
所以隻要出現什麽災異傳言,不論朝臣還是百姓,個個都和周公解夢一般,立馬化身為影射小能手。
麵對這種情況,劉宏有再多的智慧和科學理論也無濟於事。
因為天人感應在此時的大漢朝就屬於政治正確,甚至是東漢的立國之本。
由於東漢的創立者光武帝劉秀曾以符瑞圖讖(hè)起兵,進而得到天下,於是他崇信讖緯。
儒家讖緯之學遂成為東漢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朝廷用人施政、各種重大決策,都要依讖緯、卜算來決定。
後來的漢章帝更過分,他召集群臣及經學大儒在白虎觀開會,以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學說為理論基礎,結合今文經學和讖緯神學,三者合一,形成了一整套神學體係,並將之整理成文,謂之“白虎通義”。
自此之後,神學經學化,經學神學化,甚至神學淩駕於經學之上,成為大漢朝的政治綱領。
漢武帝和光武帝宣揚“皇權天授”的思想,是出於鞏固皇權和維護統治的需要。
這在他們當時的確起到了正麵作用,可是卻坑了他們的後輩。
隨著古文經學的發展和漸漸成熟,人們逐漸發現了今文經學的很多錯漏之處,以及牽強附會之語,與此相應的,白虎通義也漸漸變得不可靠起來。
而以此為根基的大漢皇權也必然受到影響。
再者,“天人感應”是把雙刃劍,一方麵賦予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另一方麵卻又給皇帝套上了一條無形的鎖鏈。
尤其是在天災不斷的時候,天災用神學來解釋,必然映射到朝政,而朝政的根本就是皇權。
一旦皇權因災異而屢屢受到質疑,其統禦力與權威性必然會降低。
自漢武帝之後,隨著儒家在朝堂地位的鞏固,“天人感應”學說影響越來越深。
從漢宣帝到漢桓帝,因為災異事件而不斷讓皇帝頒布罪己詔。
區區兩百多年時間,漢朝皇帝的罪己詔竟然累計達到了五十八次之多,相當於平均每三四年,皇帝就要發一道罪己詔,向天下臣民認罪,承認自己的過失,為災異事件負責。
說起來,罪己詔是漢朝初期發明的玩意兒。
第一個頒布罪己詔的皇帝是漢文帝,當時國家連續幾年發生災禍,糧食歉收,很多百姓成為了流民。
為了避免引起動蕩,漢文帝決定寫下檢討的詔書,詔書中對天下百姓說,如今這種局麵是我這個皇帝的過失,沒有將國家治理好,讓百姓受苦了。
高高在上的皇帝以詔書的形式自承己過,這簡直是開天辟地頭一遭。
由此天下臣民全都被感動了,一致認為漢文帝是一個為國為民的好皇帝,於是全都積極配合朝廷,共度難關。
九十年之後,漢文帝的孫子漢武帝也來了這一招。
漢武帝一生豐功偉績不勝枚舉,尤其在武功方麵更是卓絕千古,可也因此幾乎耗盡了國家資源,使得民力枯竭,百姓困頓;
而且進入晚年的漢武帝過於剛愎自用,開始追求神仙之術,因此而引發了震動內宮外朝,波及數十萬人的“巫蠱之禍”。
好在後來他能幡然醒悟,敢於直麵自己的過失,在輪台頒發罪己詔,檢討己過,還檢討得非常深刻;
之後他重拾漢初的息兵養民、輕徭薄賦的國策,為後來的孝宣中興奠定了基礎,也算是善始善終了。
可以說,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詔對穩定當時的國家局麵同樣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然而,也正因為漢文帝和漢武帝的罪己詔都卓有成效,罪己詔也就被後世皇帝們當成了救世良方。
幾乎每朝每代的皇帝都有頒布罪己詔的舉動,好似當皇帝的不發個罪己詔,就顯得不夠謙虛愛民一樣。
可是這罪己詔真那麽有用嗎?
作為後來者的劉宏是不會這麽認為的,如果罪己詔真有那麽好的效果,後世的崇禎皇帝就不會在發了六次罪己詔之後,還落得個自掛東南枝、身死國滅的下場了。
那為何罪己詔時靈時不靈呢?
劉宏覺得,主要有三大原因。
其一,得看罪己詔是誰頒布的。
拋開發明者漢文帝不說,漢武帝能靠罪己詔挽尊,是因為他有卓著的功業和至上權威打底,使得百姓能買賬,與其類似的還有後來的唐太宗。
所以除了寥寥幾人之外,其他頒布罪己詔的幾乎都沒多大效果。
其二,在罪己詔剛出現的頭幾次,對天下臣民來說,還是有些新鮮感的,他們能感受到皇帝的真心誠意,可再一再二不再三,同一招用多了就不靈了。
最關鍵的是第三個因素,在天人感應大行其道之前,災異之事並沒有完全與皇帝綁定。
那時皇帝下罪己詔,哪怕說如今有天災了,是朕沒有管理好天下所致,天下人也不會真認為是這樣。
反而在天下人看來,這是皇帝有擔當的一種表現,哪怕皇帝真有錯,可隻要能承認過失,改正錯誤,依然不失為賢明之君。
正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身份尊貴的天子都認錯改錯了,老百姓能有不原諒的道理嗎?
而當罪己詔與天人學說牽連到一起之後,不論災異也好,還是皇帝過失也好,就不僅僅是天子的擔當和德行問題了,而變成了對皇帝身份合法合理性的質疑。
此時的罪己詔已經變了性質。
百姓會想如今天下有了災異,是因為上天在警示天下,皇帝犯了錯,這皇帝的作為連上天都看不過去了,嚴重到需要以災異來示警的程度,這皇帝是不是不稱職了?
而更不巧的是,皇帝恰巧發了罪己詔,承認這的確是自己的過失。
那麽這罪己詔除了真讓天下百姓覺得皇帝有罪,甚至質疑皇帝的合格性之外,對皇帝還能有什麽益處嗎?
可惜的是,很多皇帝並沒有這種覺悟,也沒有自知之明。
所以才有漢宣帝之後兩百多年時間,漢朝皇帝的罪己詔累計頒布五十餘次之多。
這簡直不可思議,皇帝每發一次罪己詔,其實就相當於其權威被削弱一次。
可以想象僅僅因為災異之事,就削去了多少大漢皇帝的威望。
雖然朝廷也想了個折中的辦法,將災異與三公之位聯係起來,隻要出現災異,就罷免三公。
可這方法並沒有有效地消除災異對皇權的侵蝕,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三公不過是替天子受過而已。
而一旦出現重大災異,皇帝依然得下罪己詔安撫民心。
劉宏覺得,那些本來就沒多少權威的皇帝頒發罪己詔,簡直和飲鴆止渴沒什麽區別。
不幸的是,他去年年底躺在病榻上,還被迫喝了一次這種“鴆毒”!
這讓本就有些多想的劉宏更是反感所謂的天人感應。
而且,劉宏還想到,這天人學說除了對皇帝不利之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危害——
由於讖緯本就是人為製作的,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為某些勢力造反、改朝換代提供理論依據和政治借口。
畢竟光武帝就是最成功的榜樣,後世袁術稱帝、魏代漢、晉代魏都是這麽操作的,連黃巾叛亂也是如此。
想當初,董仲舒提出“皇權天授,天人感應”之說,其實別有用心。
在天人感應大行其道之前,天子隻是“受命於天”,所謂“天父,地母,王為天之子”,那時的天子是天的代言人,以無上的尊貴命格及權威行使天命,不受束縛。
而天人感應學說裏,天子的概念被有目的地拓展了,天子不再是單向的承繼天命,天子的行為還會反向被天所感應到,然後天意以人世的災祥來做出回應。
於是天子就這樣被限製住了,而天子所代表的皇權也被套了個籠子。
這個籠子的名字叫做“天”,天通過“天人感應”來授權並對人事施加影響。
天意究竟如何呢?
這個解釋權卻在掌控知識與輿論的飽學儒生及他們背後的大儒名士手中,就這樣一環套一環,皇權不知不覺中徹底為儒家所圈禁。
再說簡單點,就是董仲舒將皇帝神化為“代天授命”的天子的同時,頭頂上卻多了一個可以管他的“天”,天子如果亂來,天就會降罪;
那麽怎樣算亂來,天如何降罪,又為什麽會降罪呢?這就得問儒生了。
這樣拐個彎,如其說是天管天子,不如說是儒家管住了天子。
而漢武帝也是個聰明人,他重用董仲舒,獨尊儒術,卻並沒有掉入儒家的陷阱,隻是利用儒學為自己的集權服務,取了其中政體禮製、皇權天授及大一統思想,而堅決摒棄了“天人感應”這等看似甜蜜的毒藥。
雖說漢武帝有著超凡的政治智慧,卻還是少了點遠見,大概英明神武的漢武帝也沒想到,他的不成器的子孫反而把他丟棄的東西當成了寶,自己把脖子伸進了套索之中。
從這方麵說,漢武帝和光武帝雖然得到了好處,鞏固了自己的權勢,卻也都在無意中成了榜樣,坑害了子孫。
這幾天裏,劉宏早已想透了這些,可是卻沒法徹底解決其中的隱患。
因為他一不能否定自己作為大漢天子的合法性,二不能完全拋棄“白虎通義”這卷祖製神書。
當然,最關鍵的。
還是他目前對朝廷內外的掌控度不夠,沒有能一言而改變祖製及天下輿論的威望。
他現在能做的就是盡量減小災異對皇權的不利影射。
想到這裏,劉宏再次翻了翻麵前成堆的奏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