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下武漢保衛戰的全過程。

    為保衛武漢，國民政府重新劃分戰區，製定戰略防禦部署，將重點放在武漢外圍。

    這就是著名的“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的構想。

    國軍從6月到10月底同日軍展開了一係列英勇的防禦作戰，使敵在推進途中付出重大代價。

    在長江北岸，日軍在田家鎮要塞攻防戰中“戰死287人（內軍官7人），負傷866人I（內軍官15人），合計1150人，預料還要增加”。

    在長江南岸，在江西馬頭鎮要塞，中國守軍與敵惡戰8晝夜，予敵大量殺傷。

    在富池口（今陽新富池鎮）要塞同日軍血戰近10天，多次擊退日軍進攻，最後，無恥的日寇竟向國軍施放毒氣才占領。

    在廬山南北，國軍與敵展開激戰，取得萬家嶺大捷，斃敵3000人，傷敵更多，俘虜30多人，繳獲輕重機槍50多挺、步槍1000多枝，軍馬100餘匹。

    在大別山地區，國軍在富金山高地頑強阻擊日軍，予敵重創，殲敵1000餘人，使日軍每個連平均減員到40人，營長一級的軍官也多有傷亡。

    同時，國軍利用大別山的險峻地形，巧妙阻擊日軍，激戰1個多月，致使日軍付出了戰死1000人，傷約3400人的代價才得以突破。

    在河南信陽，國軍持續阻擊日軍，殲敵2600餘人。

    武漢會戰期間，中國空軍和海軍也積極參與了作戰。

    在蘇聯航空誌願大隊的配合下，中國空軍鏖戰長空①，與日軍航空兵空中大戰7次，擊毀日機78架，炸沉日艦23艘，有力地支援了地麵部隊的作戰。

    中國海軍在長江上也進行了激烈戰鬥，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設置海岸炮，並擊沉日艦多艘，有力遲滯了日艦沿江進攻，取得了戰略上的成功。

    由於國軍各處頑強、持續的阻擊，各路日軍在付出慘重代價後，遲至10月底才完成由東、南、北對武漢的三麵包圍。

    然而，國軍從持久抗戰的戰略角度出發，未與敵決戰，而是從武漢地區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武漢會戰曆時4個半月，以國軍主動撤出武漢而告結束。

    就戰役而言，日軍占領了武漢三鎮，並控製了中國的腹心地區，取得了勝利。

    但就戰略而言，則日本並未能實現其戰略企圖。日本大本營認為“隻要攻占漢口、廣州，就能支配中國”。

    於是日本禦前會議決定發動武漢會戰，迅速攻占武漢，以迫使中國政府屈服。

    為此還規定“集中國家力量，以在本年內達到戰爭目的”、“結束對中國的戰爭”。

    但是，中國政府既未因武漢、廣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華戰爭也未因日軍占領武漢、廣州而結束。

    中國政府在武漢失守後發表聲明說：“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局”。

    表示將“更哀戚、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猛勇奮進”，戮力於全麵、持久的抗戰。

    而在日軍已經占領的後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裝成長起來，大片的國土又被收複。

    用日軍自己的話說，日軍占領的“所謂治安恢複地區，實際上僅限於主要交通線兩側數公裏地區之內”。

    因而可以這樣說：武漢會戰，不僅使日軍又遭到一次戰略性的失敗，而且成為日本由戰略進攻走向戰略保守的轉折點。

    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被徹底粉碎。

    由於國軍的堅強抗擊，日本動用了當時能夠集結的最大兵力②，發揮了陸、海、空裝備上的絕對優勢，苦戰4個半月，不但沒有殲滅國軍的主力部隊，沒有使國軍的抗戰意誌和戰鬥力有所減退，反而使日軍的有生力量遭到了嚴重的打擊。

    據日軍發表的統計資料，第11軍戰死4506人，負傷17380人；第2軍戰死2300人，負傷7600人，還有900病死的人，連同海軍及陸海航空兵的傷亡人數，總計約3.55萬人。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根據各部隊戰鬥詳報統計的日軍傷亡人數為25.6萬人。

    很顯然，日本發表的數字偏低，而軍令部發表的數字則偏高。

    武漢會戰以後，本來就感兵力不足的日軍，隨著戰線的延長，兵力益發感到不足，無力再組織像淞滬、徐州和武漢會戰這樣大規模的、以攻城略地為目標的戰略進攻，而被迫轉為戰略保守。

    這就使中國的抗戰由戰略防禦階段發展為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則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願意進行的持久戰的泥淖之中，無法自拔。

    由於這一嚴酷現實的出現，從而導致日本侵華政策發生了轉變：由軍事打擊為主、政治誘降為輔，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

    由以主要兵力進行正麵戰場的作戰，改為轉移兵力進行敵後戰場的“治安”作戰。

    日本國力因損耗過巨而開始急劇表麵化。

    日本是一個島國，戰略物資缺乏，主要依賴輸入，而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並不很強。

    據日軍戰史記載，“七七”事變時日本“儲備的黃金，包括發行紙幣的準備金，全部隻不過十三億五千萬日元”。

    “而對日來說，對戰爭規模起著製約作用的，實際上還是它的黃金儲備量。它意味著日本的正幣儲備量從最初就限定了這場戰爭。

    日本發動了戰爭，卻又千方百計地“謀求早期解決”。

    為了維持侵華戰爭，“昭和十二年（1937年）從海外輸入的軍需物資總額達到九億六千萬日元”。

    到翌年的6月，為了進行武漢會戰，“連學校教練用的步槍都被收回”，用於裝備擴建的軍隊。

    更由於兵員的不斷增加，國內勞力、糧食、能源均感不足。

    武漢會戰結束後的1939年，日本軍費的支出已達61.56億日元，已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家的儲備量，從而使“日本國力窮困急劇表麵化”，已經失去了充分保障軍隊軍事物資供應的能力，從而“加重了中央統帥部首腦的痛苦和壓力”。

    以致其參謀總長和陸相自稱：“外強中幹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

    大致在武漢會戰之後，日軍的編製、裝備和部隊戰鬥力，總的來看比會戰前有所下降。

    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變其政治和軍事戰略，企圖“以華製華”、“以戰養戰”的重要原因。

    武漢會戰中中國廣大官兵總體上是英勇頑強的，他們曾大量殺傷日軍，並給日軍以重大打擊。

    但由於最高決策者及有些高級將領作戰指導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敵人的同時過多地消耗了自己③。主要原因是戰役上單純地進行陣地防禦，與日軍拚消耗。

    中國幅員廣大，日軍可以回避我們的陣地設施，而日軍的慣用戰法就是迂回包圍。

    即使從陣地防禦的角度來看，在作戰指導上也有不足與失誤：兵力分散，以連綿不斷的一線式陣地進行防禦戰鬥，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戰略預備兵團。

    會戰過程中，經常處於被動地位，處處追隨在敵人行動之後，不少措施類似“挖肉補瘡”。

    在指揮體係上，受人事關係影響過大，許多兵力調配不是以作戰需要為依據，而是按派係及資曆任官，職務與所屬兵力不適應，造成“屋下架屋，床上疊床”的弊病。

    命令、報告的轉達，自軍事委員會至基本戰略單位的師，要經過戰區、兵團、集團軍、軍團、軍5個層次才能到達，難免貽誤戰機。

    當時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在其《私人回憶資料》中所寫《武漢會戰之教訓》比較符合實際。他認為：

    “1、指導計劃固應按各時期情況適宜變更，但如變更頻繁，有使作戰軍不能追隨之苦。此次會戰中之最高指導即有此弊。“

    ”2、指導計劃須顧慮部隊現狀及實力，尤其在持久戰之基本原則上，其始終目的何在，似應預先計及，否則處處追隨敵人，對作戰試探性之處置，必難貫徹始終。“

    他舉例說：”例如此次武漢撤退時機，原來決定在8月底，後改為9月18日，又改為9月底、雙十節。直至10月20日，領袖尚在武漢。於是轉戰數月之殘破部隊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線上竭力苦撐，以致以後轉移未能按照計劃實施，陷於潰退。“

    ”3、無訓練部隊絕對不能作戰。如此次王陵基部見敵即潰，致影響全局戰鬥之處，實不勝舉。“

    ”4、對裝備優良之敵，以誘至山地決戰有利。因一到山地，則敵之優點即難發揮，結果與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臨之，必易成功。如萬家嶺之役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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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中國空軍在武漢會戰中抗擊日機空襲的空戰主要有4次，即：1938年2月18日，日軍轟作機12架在26架殲擊機掩護下進襲武漢，中國空軍第四大隊29架飛機升空迎戰，擊落日機16架。中方大隊長李桂丹以下5人犧牲。4月29日，日軍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隊飛機39架再襲武漢，中國空軍2個大隊67架飛機起飛迎擊，擊落日機21架。5月31日，中、日兩國空軍三度在武漢上空較量，中國空軍擊毀日機15架，自身僅損失2架。8月3日上午9時54分，日本轟炸機18架，驅逐機50餘架，由安徽境內向武漢侵犯，中國空軍與蘇聯誌願軍起飛迎擊，一番激戰，一舉擊落敵機12架，並在嘉魚俘獲日本飛行員1名，在黃陵磯俘獲日本飛行員2名，均押解來漢。當敵我飛機在武昌南湖上空激戰時，一中國空軍飛行員駕機向敵機猛撞，敵機頓時即起火墜地，人機均毀，我空軍勇士則跳傘降落，僅受輕傷。

    注②日軍用於進攻的編製人員約25萬人，會戰期間曾補充四五次人員，投入的總兵力當在30萬人左右。

    注③中國陣亡將士人數，軍事委員會統計為254628人，加上負傷的超過40萬。(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