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狼窺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屬不易，要把日漸增長的應征新兵安全無虞送到根據地，更是難上加難。

    赴滬擴軍之初，各小組每批安排十來個新兵從上海乘火車到蘇州，然後步行進入根據地，輸送風險尚可控。

    後來，一周就要回送三四十名新兵，難度和風險驟增。

    另外，如何搞好特殊環境中招收新兵的政審和體檢，新兵送達根據地後，如何安排不合格兵員穩妥快速返回上海，這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又擺在了眼前。

    林欣兒向“譚老板”請示。譚震林沉思有頃說：“關於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帶到根據地，我來想辦法。其他問題，你們自己研究解決。”

    過了幾天，譚震林找到林欣兒說：“今天，沙洲縣的蔡悲鴻來匯報財經工作，你也參加聽聽。”

    蔡悲鴻1940年9月任“新江抗”澄、錫、虞總辦事處財經處處長，翌年初任中共沙洲縣（今張家港市）工委書記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縣長，是新四軍有名的財經專家。

    沙洲縣是長江南岸澄、錫、虞抗日根據地的北屏障，也是溝通大江南北的戰略要地，又是長江航道東接上海、西連南京的交通樞紐。

    抗戰爆發後，日偽規定長江航線中國船隻一律禁航，隻允許外國商船行駛。為打破日偽對長江的封鎖，蔡悲鴻受命兼任沙洲縣江防管理局局長。

    匯報財經工作同擴軍有啥關係？林欣兒不解，像是鑽進了悶葫蘆。及至聽蔡悲鴻匯報，才恍然大悟。

    原來，侵占上海的日本陸軍依靠其把持的京滬鐵路瘋狂斂財，賺得盆滿缽滿。日本海軍十分眼紅，利用其控製的吳淞口和長江口，勾結5艘德國輪船向蘇南等地販運貨物，從中漁利和分肥。

    這5艘德籍輪船通常由上海裝載布匹、煤油、西藥等日用品到沙洲護漕港和江陰黃田港卸貨，然後裝運大米等農副產品返回，形成了上海到江陰的固定航線。

    譚震林聽到這裏，打斷蔡悲鴻的話說：“老蔡，你考慮一下，我們從上海擴招的新兵，有沒有辦法乘這些船到根據地來？”

    蔡悲鴻眼睛一亮，擊節讚歎：“這倒是個很安全的通道！不過，此事需跟上海方麵仔細合計一下，必須搞得很穩妥才好。”

    蔡悲鴻說的“上海方麵”，是指負責蘇南根據地物資采購托運的總代表盛慕萊。盛慕萊是蔡悲鴻妻兄，中共地下黨員，做過黃渡鎮鎮長。

    長江禁航後，他毀家紓難，變賣祖產，在上海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特務機構“日本海軍聯歡社”，堂而皇之開辦“中華物產公司”，與偽海軍上海辦事處主任葉樹初隔壁辦公。

    他利用這個身份與葉樹初稱兄道弟，觥籌交錯，還拉上日本顧問鬆岡一起做生意，儼然上海的“路路通”。

    神不知鬼不覺，盛慕萊在長江航道開辟出一條從上海直達蘇南的地下運輸線，源源不斷為根據地輸送手搖電台、無縫鋼管、印刷機、望遠鏡、炸藥、雷管、藥品、紙張等緊缺物資。

    譚震林讚揚盛慕萊是“反經濟封鎖鬥爭的尖兵”。

    盛慕萊疏通好3艘德籍商船，擴軍小組組長分頭與船上內線接上關係。新兵乘船來到沙洲縣護漕港水麵後，由抗日政府安排運送農副產品的駁船接上岸。

    從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偽“清鄉”，二縱隊擴軍小組每5至7天就可通過水路向蘇南輸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時一次就能編一個連。

    張鏖率領擴軍人員共從水路運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軍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嚴密控製的德國商船，竟成了新四軍從上海外輸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輸送通道打開後，新兵政審體檢問題也迎刃而解。

    上海擴軍展開後，應征者如過江之鯽。危亡之秋，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在所難免，一些投機分子和患有心肺病、花柳病的人也混跡其間。

    林欣兒與張鏖等人研究後決定，在沙洲護漕港組建新兵接待站作為緩衝之地。指導員張家信組織幹部和醫務人員負責新兵政審和體檢，發現不合格者即行淘汰並轉送上海。

    後來，“新江抗”在陽澄湖畔建起一個新兵連，抽調有經驗的連排幹部施訓，深化新兵政治審查。

    新兵到來後，張鏖逐人談話，要求連隊在教育訓練中繼續搞好新兵考察和夥食。素來忍饑挨餓的上海青年，來到新兵連可以放開肚皮吃飽飯，一個個笑得合不攏嘴。

    有一次，剛下船的12名上海新兵，第一餐竟吃掉了100碗大米飯。

    1949年5月，我軍兵臨上海城下。盛慕萊策反國民黨上海警察局被捕，於上海解放前3天——5月24日在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英勇就義。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為盛慕萊家屬頒發毛主席簽署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盛慕萊作為電影《51號兵站》主人公“小老大”原型，廣為人知。

    為期一年虎口奪寶，新四軍收獲幾何？

    據統計，“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過2000人，其中二縱隊改編的十八旅五十二團補充上海新兵上千人，還支援一縱隊改編的五十三團和三縱隊改編的五十四團500多名上海新兵。

    2005年“八一”前夕，“沙家浜連”——原十八旅五十二團一營二連指導員金輝的女兒金若岩，將父親留下的一個筆記本贈給“沙家浜連”。

    這本記載著1942年二連幹部戰士姓名、年齡、出身和文化程度的“花名冊”清楚地寫著，二連104人中閩東紅軍2人，上海青年75人，當地農民17人，解放戰士10人，上海兵占近72%。

    五十二團因作戰勇敢，素有“江陰老虎”“老虎支隊”美譽，上海擴軍後部隊成分以工人為主體，團隊猶如猛虎添翼。五十四團以上海學生、店員為主，文化水平高，有“文化隊”之稱。

    “江抗”老戰士施光華回憶，那時，“江抗”及後來改編的部隊，官兵都有兩支槍，一支是手中的鋼槍，一支是口袋裏的鋼筆。這與也有兩支槍（鋼槍和煙槍）的偽軍，形成了鮮明對比。

    新四軍代軍長陳毅1942年底檢閱五十二團，讚揚該團是新四軍中的文化團。譚震林得知十八旅在新四軍中文化素質最高時說：“十八旅文化水平高，產業工人多，建議給黨中央當警衛團！”

    以產業工人居多的上海兵，受過工業文明熏陶，熟悉機械裝備，組織紀律性強，團結協作好，不僅能很快熟練使用手中武器，還辦起修械所修複受損槍支。

    行軍作戰之餘，他們帶頭學理論、寫詩歌、辦板報，成為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生力軍。

    五十二團二營五連一個班，在江陰峭岐以西澄錫公路東側成功組織起“農抗會”，被傳為佳話。

    經新四軍大學校培養，在戰火中淬煉成鋼的上海兵，成為基層後備幹部梯次配備的重要來源。

    上海擴軍從根本上改變了部隊成分和兵員結構，基層官兵文化素質躍升，為先進文化催生部隊戰鬥力提供了堅實基礎。

    當年五十二團二營文化幹事黃葦會同團宣傳股股長過鑒清，根據陽澄湖36個傷病員和“江陰老虎”的戰鬥經曆創作的歌曲《你是遊擊兵團》，很快風靡全團。

    後經十八旅旅長劉飛提議，這首歌作為十八旅旅歌傳遍蘇中，成為軍民傳唱不衰的戰歌，也是滬劇《蘆蕩火種》和京劇《沙家浜》創作的濫觴之一。

    歌聲伴隨五十二團轉戰蘇南蘇中，團隊實現了一次戰鬥勝利創作一首歌，如《淮寶進行曲》《大官莊之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如謳歌沈進洪、陶祖全、葉誠忠、朱寶山、馬思進等英烈的歌曲；一次休息整訓一首歌，如《練兵進行曲》《整訓歌》《學習軍事》《擲彈歌》；一次政治教育活動一首歌，開展團結進步、反對內戰、訴苦立功等活動，都有專題創作歌曲配合。

    團隊還創作了瓦解敵軍的《叫老鄉》《回頭打東洋》，加強軍民團結的《擁政愛民小唱》等歌曲，有力鼓舞了軍心士氣，推動了立功創模活動開展。

    從1943年到1945年，五十二團官兵會唱76首歌，其中30首是新創作的歌曲。在嘹亮的戰歌聲中，全團湧現出16位英模人物，呈現出戰鬥歌聲與戰鬥英雄同步增長的喜人景觀。

    1944年3月，五十二團參加車橋戰役。戰前，日軍狂妄叫囂，新四軍若能打下車橋，皇軍寧願撤出蘇中回歸大海。

    此役殲滅日軍獨立步兵六十大隊大隊長三澤金夫大佐等465人，生俘山本一三中尉等24人，殲滅偽軍483人，生俘168人，成為1944年以前我軍俘虜日軍最多的一次戰役。

    日本東京大本營承認，車橋戰役標誌著新四軍反攻開始，日軍從此向下坡滑行。

    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六師師長、政委兼十八旅旅長的譚震林，馳電中央軍委報告十八旅概況，專門介紹了由陽澄湖36個傷病員發展起來的該旅五十二團一營。

    原為“江抗”二支隊，素有“老虎支隊”美譽，讚揚這支部隊既能打順風仗，也能打劣勢仗、逆風仗、危局仗，“江陰老虎”過了江也還是老虎！(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