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一師，是在1941年1月，由新四軍第1、第2支隊合編後發展演變而組成的。

    皖南事變後，應中央軍委命令新四軍重建。此時，蘇北指揮部所屬部隊遂編為第1師，師長為粟裕，政委為劉炎，政治部主任為鍾期光。

    第一師下轄3個旅，第1旅由原第1縱隊編成，旅長兼政委葉飛，下轄第1、2、3團；第2旅由第2縱隊編成，旅長為王必成，政委為劉培善，下轄第4、5、6團；第3旅由原第3縱隊編成，旅長為陶勇，政委為劉先勝，下轄第7、9團。

    第一師活動於東瀕黃海，西抵運河，南臨長江，北至淮安、大岡、鬥龍港一線的蘇中抗日根據地，擔負著開展蘇中抗日遊擊戰爭和作為新四軍主力部隊機動作戰的任務。

    抗日戰爭時期，第一師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蘇中和蘇浙皖邊創建抗日根據地、堅持遊擊戰爭的新四軍主力部隊。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活動於蘇中地區的蘇北指揮部及所屬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1師，所轄第1、第2、第3縱隊依次改編為第1、第2、第3旅。粟裕任師長，劉炎任政治委員，鍾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全師共1.1萬餘人。

    2月，第1師討伐投敵的原國民黨魯蘇皖邊區遊擊軍副總指揮李長江部。

    4月，成立蘇中軍區，由第1師師部兼軍區機關，粟裕、劉炎分別兼任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所轄第2、第3、第4軍分區，分別由第2、第1、第3旅兼。

    7～8月，與新四軍第3師配合，挫敗了日偽軍對蘇北、蘇中地區的大“掃蕩”。

    9月，第1、第2旅各一部進至江都、高郵、寶應地區，開辟新根據地；第3旅一部進至啟東、海門、南通地區，打破日偽軍的分割、封鎖。

    10月，新四軍第6師第18旅從蘇南進入江（都）高（郵）寶（應）地區，不久劃歸第1師建製並兼第1軍分區。

    11月，葉飛任第1師副師長。12月，第1師在冬季反“掃蕩”作戰中，集中10個團的兵力，采取截擊、圍攻、襲擊等戰術，殲滅日偽軍500餘人，取得如皋縣豐利鎮和東台縣三倉鎮等戰鬥的勝利。

    1942年5月，第1師以抗大蘇中大隊為基礎成立抗大第9分校（後改為蘇中公學）。

    6月起，第1師進行了為期半年的反日偽軍“清剿”的鬥爭，相繼取得南通縣（今通州）石港、謝家渡等戰鬥的勝利，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

    同時，實行精兵簡政和主力軍地方化，各旅保留1個主力團，其餘各團編入地方武裝，提高了主力和地方武裝的戰鬥力。

    11月，第1、第6師領導機關合並，歸粟裕統一指揮，對外仍保留原番號。

    12月，蘇中軍區海防團擴建為海防縱隊，開展海上抗日鬥爭，開辟了蘇中與蘇北、山東、浙江等地區的海上交通線。

    年底，第2旅主力南渡長江，與第6師第16旅合編，仍稱第16旅。第2旅留在蘇中的人員重組第2軍分區機關（1944年11月撤銷）。

    1943年4～12月，蘇中各部隊全力支援第4軍分區軍民在南通、如皋、海門、啟東地區進行的反“清鄉”鬥爭。

    第1師開展整風運動，進行軍政訓練。8月，挫敗日偽軍8000餘人對東台、泰興地區的“掃蕩”。

    1944年，第1師開展攻勢作戰。1月，在高郵、泰興等地攻克日偽軍據點17處。

    3月，取得車橋戰役的勝利，打通了與淮北、淮南、蘇北的戰略聯係。

    9～10月，第4軍分區軍民接連發動攻勢，曆時45天，取得反“清鄉”鬥爭的勝利。在此期間，劉先勝任第1師參謀長。

    12月，成立第5、第6軍分區，在蘇南丹（陽）北、武（進）北和蘇（州）常（熟）太（倉）澄（江陰）錫（無錫）地區恢複和加強武裝建設，保障長江南北交通的順暢。

    12月下旬，粟裕率3個團南渡長江，執行中共中央賦予的發展東南的戰略任務。葉飛繼任蘇中軍區司令員。同時，成立蘇中軍區教導旅。

    1945年1月，第1師南下部隊與第16旅在浙江省長興地區會師後，成立蘇浙軍區，粟裕任司令員，譚震林任政治委員（未到職），下轄2個軍分區和4個縱隊：

    第16旅編為第1縱隊，浙東遊擊縱隊編為第2縱隊，第1師南下部隊編為第3縱隊，4月由葉飛率教導旅3個團第2批南下，編為第4縱隊。

    蘇浙軍區主力在浙西天目山地區擊退國民黨頑軍的進攻，取得三次自衛反擊戰的勝利，開辟了蘇浙皖邊敵後根據地。

    4月下旬，蘇中軍區主力在高郵縣三垛伏擊戰中獲勝，殲滅日偽軍1800餘人。第1師主力相繼南下後，管文蔚任蘇中軍區司令員，陳丕顯任政治委員。

    7月，蘇中軍區重新組建教導旅，8月，又迅速組成3個旅。

    8月中旬，蘇浙軍區部隊開展對日偽軍大反攻作戰，連續攻克高淳、溧陽、金壇、宜興、溧水、句容、長興、安吉、郎溪、廣德、南匯等縣城，威逼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

    蘇中軍區部隊向日偽軍發動猛烈進攻，連克揚中、靖江、啟東、東台、興化、寶應、泰興、如皋、海門、鹽城諸城，使蘇中、蘇北連成一片。

    10月，蘇浙軍區部隊撤至蘇中、蘇北，其第2、第4縱隊及蘇中軍區教導旅編為新四軍第1縱隊；第1、第3縱隊分別編為華中野戰軍第6、第8縱隊；蘇中軍區部隊編為第7縱隊。

    新四軍第1師在抗日戰爭中，殲滅日偽軍6.6萬餘人。到大反攻前，主力部隊發展到3.1萬餘人，組建地方武裝6000餘人。

    第1師與6師合並後，就在江南江北大展身手，多次粉碎日偽軍的所謂“清鄉”和“掃蕩”。江南的反“清鄉”尤以1943年為最盛。

    江南地區日偽的“清鄉”是從1941年開始的，所以考察1943年蘇南的反“清鄉”，需從1941年談起。

    1941年5月，汪偽政權在日軍的指導下成立“清鄉”委員會，在蘇南地區部署“清鄉”事宜。

    1941年7月1日開始，日偽軍以蘇州為中心，在蘇南的吳縣、常熟、太倉、昆山四縣（一般簡稱“蘇常太地區”）率先發動“清鄉”，矛頭主要指向新四軍。

    日偽方麵在第一期“清鄉”中投入的兵力為日軍3000餘人，加上偽軍、偽警察共約15000人。

    當時在此區域活動的是新四軍第六師第十八旅主力及地方武裝，共4000餘人，雙方力量對比懸殊。

    可見，第一期“清鄉”時，日軍與汪偽政府所下決心很大，投入兵力較多。新四軍在未做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倉促投入反“清鄉”的鬥爭中。

    這時，在此處活動的重慶方麵忠義救國軍郭墨濤部又與新四軍發生摩擦。新四軍的處境十分被動，部隊折損三分之二，陳毅等人的電報用“我地區之鬥爭全部失敗”來形容，可見形勢極端嚴酷。

    新四軍第六師師部和第十八旅被迫轉移到丹陽北部地區，後又跨越長江，北移至蘇中抗日根據地。

    至此，蘇南地區新四軍主力部隊隻剩第六師第十六旅堅持戰鬥。

    1941年11月，第十六旅在溧陽又受到日偽軍的突襲，包括旅長羅忠毅、政委廖海濤在內的高級幹部及士兵共270人在塘馬村戰鬥中犧牲，損失慘重。

    可見，1941年日偽軍開展“清鄉”運動後，蘇南新四軍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遭受很大損失。

    不過，正是如此慘痛的經曆，給後來的反“清鄉”鬥爭提供了珍貴的經驗教訓。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在江南的軍事活動有所減少。1942年春夏浙贛戰役爆發，日軍無暇顧及蘇南“清鄉”。

    直至1943年初，日偽軍又著手在蘇南鎮江地區和江蘇長江以北地區“清鄉”。

    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國民黨軍隊在浙贛戰役後，也有向蘇浙皖邊區集中的趨勢。

    受到日偽軍和國民黨軍雙重擠壓的新四軍麵臨1941年以來的又一個艱難時期，可以說，1943年是新四軍堅持蘇南敵後抗日鬥爭最艱苦、最重要的一年。

    1943年初，蘇南新四軍力量發生了重大變化。

    1942年底，鑒於蘇中抗日根據地的兵力發展超過了2萬人，新四軍軍長陳毅等人認為蘇中“塘小魚多”，在可能即將到來的反“清鄉”鬥爭中易發生回旋困難等問題，遂決定將新四軍第一師第二旅王必成部調往蘇南。

    1943年1月，新四軍第一師第二旅渡過長江，到達溧水地區，與原在溧水、溧陽堅持的第十六旅順利進行了合編。

    兩部合編後仍稱第六師第十六旅，兵力達到5000餘人，王必成任旅長，江渭清任政委。對新四軍來說，這是一個重整旗鼓的大好時機。

    但恰在這時，日偽軍的“清鄉”運動也開始了。

    1943年3月1日，鎮江地區日偽“清鄉主任公署”成立，“清鄉”地區包括鎮江、丹陽、揚中三縣和武進、無錫兩縣的一部分。

    這一地區緊鄰兩溧地區，且包含了新四軍開辟的茅山抗日根據地和太滆抗日根據地，是蘇南抗日根據地的核心地區。

    日偽此次“清鄉”，偽軍投入的兵力為第一方麵軍第二師2000人，保安隊1400人，警察2700人，共6100人。

    當時駐守南京的日軍部隊正發生變動，第十五師團被調走，第六十一師團（師團長為田中勤）於1943年4月到達南京，該師團第一四九聯隊（聯隊長為橋場常次）在鎮江地區戒備，指揮“清鄉”的偽軍。

    第六十一師團由日本國內調來，在原獨立步兵第六十一旅團的基礎上吸收新兵擴充而成，這在客觀上反映了1943年江南日軍軍事實力的減弱。

    汪偽政府同時要在江北地區“清鄉”，兵力緊張，故而投入兵力較之第一期蘇常太地區“清鄉”也有所減少。

    日偽在鎮江的“清鄉”步驟，還是像1941年蘇常太地區“清鄉”一樣，先由日軍帶領偽軍進行徹底的軍事“掃蕩”，然後由偽軍強迫民眾在“清鄉”區邊緣築起竹籬笆，實行封鎖，並在各水陸交通要道設置大小檢問所，檢查來往人員。

    日偽軍在“清鄉”區內還增設據點，其小股部隊在各個據點附近不斷搜索“可疑”分子。

    針對日偽的“清鄉”，新四軍吸取蘇常太反“清鄉”的教訓，在日偽軍強力“掃蕩”之前及時將主力部隊全部撤出“清鄉”區，並對留在日偽“清鄉”區的黨政幹部和人員進行精簡。

    不適合在日偽“清鄉”區堅持的幹部迅速撤離，留下來的幹部建立秘密組織，以“合法”的社會職業做掩護。同時，成立精幹的黨政軍一元化的武裝工作隊，堅持在“清鄉”區內進行武裝鬥爭。

    撤出“清鄉”區的部隊及新四軍主力主要轉戰於溧陽、溧水地區。當時的形勢是，兩溧地區往北往東是鎮江“清鄉”區，往西北是南京，往南是國民政府第三戰區的蘇浙皖邊區。

    新四軍主力五六千人活動在這一地區，引起第三戰區的警惕與不安。1943年4月初，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向蔣介石做了誇大其詞的匯報。

    他稱，新四軍“自元月中旬由江北南渡，迄現在止，計麇集丹陽西北之延陵鎮及溧水西北之博望鎮各千餘，溧陽西北白馬橋附近約萬餘。自3月下旬以來，迭與我保一縱隊第一團及忠義救國軍在上浦埠及上興埠各附近激戰。”

    顧祝同估計新四軍的人數超過12000人，這顯然與實際不符。

    他還認為新四軍有進一步“南犯”國民黨軍駐地安徽郎溪和廣德的可能性，所以決定先下手為強，令第三戰區第二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陶廣指揮江蘇保安團第一、第四兩縱隊，挺進第二縱隊，第五十二師，第一九二師主力及忠義救國軍，開始“清剿”新四軍的大規模行動。

    4月12～15日，第三戰區國民黨軍隊與新四軍第十六旅在兩溧的雲鶴山、裏佳山、曹山、芝山等地發生激戰。

    15日傍晚，在日偽“清鄉”區內的汪大銘部收到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正是此次戰鬥的通報，部隊等待電報譯出後才進行後續安排。

    第十六旅經過三天血戰，主力得以保存，並被迫向敵後轉移。

    對於第三戰區組織的“清剿”行動，新四軍進行了公開的嚴正抗議，希望第三戰區國民黨軍撤回原防地，並表示新四軍隻求在兩溧境內尋找一個地區作為部隊轉移、休整之用，絕無任何南進意圖。

    但事實上，抗議並沒有發生作用，從4月下旬到5月，兩軍之間的摩擦持續不斷。

    6月下旬，蔣介石還提醒顧祝同，新四軍有兵分三路南下安徽郎廣地區、占領皖南的意圖。

    事實上，新四軍並無此意。不過，蔣介石的這一指示表明：多方力量聚集於蘇浙皖邊這一狹小地區，該地區正處在多事之秋。

    不久之後，國民黨軍與日偽軍之間又發生較大衝突。

    第三戰區國民黨軍為“圍剿”新四軍，從皖南挺進至蘇南兩溧地區，而兩溧地區接近南京，故日軍方麵對國民黨軍的北進頗為不滿。

    9月底，板田旅團及偽軍共2000人，向第三戰區的蘇浙皖邊區“六區專署駐地”發動進攻，10月初攻下郎溪、泗安、廣德等地。

    國民黨軍方麵的參戰部隊為忠義救國軍第三縱隊、挺進第二縱隊和江蘇保安團，但表現欠佳，失去原大塊駐防地。

    戴笠致電忠義救國軍負責人馬誌超，認為該軍缺乏戰鬥意誌和團結精神，應設法鼓勵士氣，挽回頹勢。

    但挽回頹勢極其困難，這場日軍與國民黨軍之間的較量，以國民黨軍失去蘇浙皖邊區的防地和主動權為代價。

    綜上所述，1943年蘇南地區的三種主要力量新四軍、日偽軍和第三戰區國民黨軍之間屢次發生戰鬥，控製區域也不斷變動。

    新四軍主力在1943年初有較大擴充，但很快麵臨日偽軍的“清鄉”和國民黨軍北上“圍剿”，可活動回旋的餘地大大變小。

    無論是在日偽“清鄉”區內堅持的武裝，還是跳出“清鄉”區的主力部隊，都麵臨在艱苦環境中轉戰、堅持的嚴峻考驗。

    主力部隊既不能回鎮江日偽“清鄉”區（當然，偶爾會突然回到“清鄉”區內對日偽軍進行出其不意的打擊，然後撤離），也不能去國民黨軍駐防區，不得不在南京周圍、兩溧部分地區分散活動，堅持遊擊戰。

    在日偽“清鄉”區內堅持的武工隊，一般為便衣短槍隊，他們白天隱蔽，晚上活動，根據情勢選擇潛伏或者打擊日偽軍、日偽“清鄉”人員和漢奸，同時開展政治攻勢，爭取偽軍和偽組織中的動搖分子。

    可以想象，武工隊在日偽“清鄉”區內遭遇的重重危險和生活之不易。

    時任鎮丹縣（鎮江和丹陽一度合並成一縣）太平區區長兼武工隊長的範征夫回憶：日偽“清鄉”最為緊張的時期，群眾顧慮較多，對武工隊員避而遠之。

    為了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不讓群眾利益受到損失，武工隊咬緊牙關，臨時做出三項決定：

    第一，不進村莊，露宿於墳山頭、牛車棚、土地廟；第二，不住民房，以稻草作為鋪蓋，擋風抗冷；第三，不吃民食，以事先藏在地洞裏的幹糧充饑，以野菜度日。

    在那段時間裏，武工隊真有饑寒交迫的危機感，但大家依然鬥誌旺盛，深信勝利總有一天會到來。

    當時群眾早起到田裏幹活，看到武工隊員麵目憔悴，骨瘦如柴，衣衫襤褸，心中非常不忍。

    （不怕死的）群眾就商議以祭祖敬神名義把一些糕點、饅頭放在墳頭上、土地廟裏，把一些舊棉絮扔棄在野外，讓武工隊取用，使武工隊熬過了最緊張、最艱苦的階段。

    範征夫的回憶因時隔多年，相對而言較為籠統、簡要。時任茅山地委副書記的汪大銘，有寫日記的習慣。

    1943年2月底，汪大銘和王直（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團副政委、茅山地委副政委）奉命帶領三連在丹陽、茅東、金壇日偽“清鄉”區內堅持工作，領導當地潛伏力量展開反“清鄉”鬥爭。

    汪大銘是在戰鬥頻繁、工作緊張的情況下寫下這部日記的。十分難得的是，日記內容豐富，涉及行軍作戰、日常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麵。

    王直晚年也寫下回憶錄《彎弓射日》，其中資料可與《汪大銘日

    記（1939～1945）》互相印證。

    通過日記和回憶錄，後來者可以細致考察反“清鄉”時期中共幹部戰時的作戰生活實態，從而對反“清鄉”的具體情形有更為細致深入的了解。

    1943年3月31日開始，汪大銘和樊玉琳（茅山保安司令部司令員）被委以重任，帶領一個便衣短槍隊（7人）和兩個步槍班（20人）在茅東、丹陽、致和日偽“清鄉”中心區堅持工作，以短小、精悍、堅強的武裝力量進行反“清鄉”鬥爭。

    汪大銘是上海寶山人，1939年11月從皖南新四軍軍部到達蘇南，至日偽“清鄉”開始時已在茅山地區工作了三年多，熟悉地方工作與風土人情。

    根據汪大銘同事和家人的回憶，他性格內向，為人謙虛謹慎，做事周密細致，愛讀書。

    樊玉琳是句容本地人。1938年陳毅率部到達茅山時，便與地方翹楚、開明知識分子樊玉琳交朋友，後動員樊玉琳加入中國共產黨。

    樊玉琳在當地有廣泛人脈，工作能力強，成為茅山抗日根據地的核心領導人物。

    日偽開始“清鄉”後，茅山“清鄉”區內的據點從51個增加到105個，每兩三裏路便有一個。新四軍需要在各個據點之間穿插活動。

    4月1日是日偽正式宣布“清鄉”的日子。從汪大銘4月的日記可知，他率領的小分隊每天都在移動，有時敵情緊迫，一天之內要轉移幾個地方。

    整個4月，除28日因大雨無法移動外，其他晚上的宿營地點都在變化。

    宿營地的頻繁變化，反映了日程的緊張與環境的險惡。此時，新四軍與日偽軍周旋、作戰，隨時應對情況的變化。

    有時，晚上抵達一個地方，正準備宿營，突然又槍聲大作，敵人已經打到村頭，汪大銘等馬上向安全地帶轉移，抵達目的地時已至淩晨。

    江南多雨，行軍轉移又往往在夜裏進行，無形中增加很多困難。

    1943年5月26日晚，汪大銘一行移往胡家寨附近，正逢大風大雨，路程雖隻有二三裏，但大家渾身淋得透濕。

    到達目的地後，發現隻有幾間小茅棚可住，十餘人住一小塊地方，整晚沒有睡好。

    茅山地區是丘陵地帶，為安全起見，晚上有時要進山宿營，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山路崎嶇難行。

    到了冬天，新四軍遇到的困難更多。

    1943年12月3日，汪大銘一行趕到後本湖宿營，嚴冬寒冷，騎著毛驢行軍，雙足猶如踩在水裏，鼻涕流下來就結成了冰。

    以上記述，可見雨中行軍、夜間山路行軍和嚴冬行軍生活的艱苦。

    由於“清鄉”區內敵強我弱，危險無處不在，戰鬥隨時可能打響。

    1943年4月2日午夜，當時分開活動的樊玉琳找到汪大銘，說日偽軍在黃昏時包圍了他們的住處，他們突圍而出。

    汪大銘用“險極，險極”四字來形容當時的緊張。(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