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汪大銘等正在吃晚飯，日偽軍分兩路包圍了他們的駐地。

    汪大銘指揮一個排掩護，其他人向公路東邊轉移。日偽軍搶占了一塊高地，用機槍向汪大銘部掃射，大家隻好乘日偽軍裝子彈的空隙撤退。

    戰鬥結束後，汪大銘部兩人犧牲、三人受傷。

    大多數時候，為了不暴露目標、機動靈活，各個武工隊分散行動。

    有時，新四軍也需要集中力量攻打日偽軍的“清鄉”據點。

    1943年5月8日，新四軍用兩個連的兵力夜襲包巷。

    包巷是一個大村莊，原來是新四軍的活動地區，村裏有地下黨支部，“兩麵派”也在新四軍的控製下。

    而據點內的主力是從鎮江新調來的四五十名日軍，尚未構築碉堡工事。

    事先新四軍做準備工作時，發現村裏的狗很多，晚上部隊一進村，狗就會大叫，驚動據點內的日偽軍。

    於是新四軍通過做群眾工作，當晚讓村民都把狗關在家裏。

    新四軍兩個連攜帶200多個手榴彈乘夜色入村，除了敵哨兵發現有人來襲、打了幾槍逃跑外，睡夢中的日偽軍共80多人全部被消滅在據點內。

    可以說，包巷作戰以極小的代價取得勝利，充分體現了戰鬥中天時、地利與人和的重要性。

    當然，新四軍並不是每一次襲擊日偽據點都能獲得成功。

    1943年7月2日，汪大銘部與王直部隊會合，於當晚進攻句容縣的張邊偽據點。

    由於碉堡裏的新四軍內線沒有發揮作用、發動攻擊時間太遲（一打天就亮了）、部隊攻擊精神不夠等原因，沒有攻下日偽據點的碉堡。

    7月3日晚上，汪大銘部繼續進攻張邊據點，日偽軍用步槍、駁殼槍和手榴彈阻擋汪大銘部，一直到天亮前，仍未攻下，汪大銘部隻好撤退。

    不久，張邊據點的日偽軍怕新四軍再來攻打，自動放棄此據點，逃回句容，可見其戰鬥意誌較為薄弱。

    汪大銘部平時的工作，除了與敵人周旋、作戰外，還包括護送我方相關人員來往長江南北，保障日偽“清鄉”區地下交通線的暢通。

    還有領導當地群眾破除日偽已經修築的竹籬笆牆，破壞公路上的電線杆，以打亂日偽“清鄉”的日程安排。

    他們還對偽軍開展工作，爭取其成為有利於新四軍的“兩麵派”，明麵上為日軍工作，暗地裏為新四軍工作。

    並且聯絡當地上層分子，對他們進行局勢宣傳與教育，布置公糧征收等事項。

    再就是寫信給地方偽組織人員，警告他們，使他們發生恐慌動搖。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下半年，汪大銘還組織領導了當地的整風運動。

    在9月的日記中，他對整風運動的相關活動記載十分頻繁。

    9月18日，汪大銘與洪天壽（鎮句縣長）談話，準備整風學習的報告。

    9月19日討論整風學習的具體計劃。

    9月21日汪大銘參加句容縣委學習小組，編製《整風通訊》。

    9月23日，汪大銘給黨員上整風課，宣講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

    9月24日召開整風小組漫談會。

    日偽“清鄉”區內的局勢如此緊張，中共幹部依然認真開展整風運動。

    1943年5月，蘇南區行政公署副主任鄧仲銘主持會議時提出，堅持在日偽“清鄉”區的人員要隊伍精悍，有決心，以武裝鬥爭為主。

    說要跑得、餓得、打得，每人準備一根麻繩，便於渡河涉水，要準備流血犧牲。

    這一要求反映了蘇南抗日根據地幹部艱難、危險的處境及經受的鍛煉。

    同年8月，鄧仲銘在江寧遭遇敵情，過河時因渡船沉沒而犧牲。

    1943年，西路地區的黨政幹部共犧牲200多人，占全體幹部的20%。

    蘇皖區黨委調研室的程桂芬在回憶錄中寫道：1943年春夏，大批幹部被捕，溧陽縣區委書記、區長等十幾名幹部中，犧牲與被捕的有4名。

    程桂芬也在當年夏天被捕。被捕的根據地幹部，有不畏強敵犧牲者，也有叛變投降者。有的幹部沒有被捕，但無法在危險困難的環境中堅持。

    1943年6月，時任鎮丹縣長的包建華在被日軍突襲後，恐慌不安，擅自決定西出竹籬笆，離開日偽“清鄉”區。

    他後來以到上海治病為名，投靠了在汪偽政府任職的句容同鄉巫蘭溪。

    包建華被汪偽派回鎮江後立功心切，由於他掌握的信息情報多，新四軍多個秘密聯絡點被破壞。

    1943年8月27日，汪大銘在日記中記錄了開除包建華黨籍的決定，此後也有解決包建華問題的相關記載。

    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是蘇南地區最早開辟的根據地，群眾基礎良好。

    雖然因日偽軍勢力較強，環境複雜，新四軍武工隊需要不斷遷徙，作戰也不一定順利，時有幹部被捕、叛變，但是汪大銘領導的小分隊還是在1943年反“清鄉”中堅持了下來。

    日偽軍企圖徹底消滅“清鄉”區內的新四軍，在廣大農村建立穩固統治，但是由於新四軍幹部自身堅強機智，又有群眾掩護，他們似“深水之魚”，繼續沉潛於日偽“清鄉”區，伺機出擊，照常工作，使日偽的“清鄉”企圖無法實現。

    當然，能成為“深水之魚”，並非一日之功，它有曆史的因素——1939年新四軍開辟茅山根據地後若幹年的群眾工作卓有成效。

    也有現實的因素——新四軍在日偽“清鄉”區內執行極為靈活的政策，吸取1941年蘇常太地區反“清鄉”的經驗教訓，爭取“兩麵派”，及時掌握鄉保長的動向。

    還與地理環境有關，這裏丘陵多，便於隱蔽。新四軍在日偽“清鄉”區的堅持，給老百姓以信心：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新四軍都不會放棄根據地。

    緊張的戰鬥和行軍生活，使新四軍幹部麵臨睡眠缺乏、衛生環境極差等情形。

    這種情況在日偽“清鄉”之前就開始了，不過在“清鄉”時變得更為嚴重。

    早在日偽“清鄉”開始之前的1942年4月，因日偽軍掃蕩，汪大銘一行晚上移到山灣裏一個極小的茅棚中。

    敵情很緊張，天下著大雨，因為找不到一捆幹稻草，大家都擠在泥地上睡覺，滿地都是跳蚤，但不知不覺也睡到天明。

    5月17日，大家又是擠在一間低矮狹小的茅棚裏，睡覺時不能動彈。加上下雨屋漏，當被子蓋的棉衣也都淋濕了。

    如此潮濕、緊張的環境，很容易導致身體不適。果然，幾天之後，汪大銘生病，大腿非常疼痛，身體發燒，原來是腿上長了一個很大的癤子。

    他覺得大概是多日來風吹雨打、受寒積熱所致。

    當時汪大銘正陪同譚震林北渡長江，抵達江北新四軍第二師師部。汪大銘因發燒被送進第二師師部醫院。他本不願意去，是戰士們用一副擔架硬把他抬去的。

    不過因為藥品缺乏，汪大銘長的癤腫隻能做一般外科治療，既沒吃藥，也沒打針，隻用熱敷和膏藥。

    醫院院長宮乃泉親自來看汪大銘，給他檢查診治。待癤腫化膿，燒退之後，雖然瘡口未好，但汪大銘還是堅持回到了第二師師部。

    1943年這一年，由於日偽發動“清鄉”，敵情格外緊張，行軍作戰多，汪大銘一共生了六次病。

    第一次生病是3月下旬，因為連日熬夜眼睛紅了，影響視力，看不清東西。晚上行軍時，汪大銘走錯了路，以致走了許多彎路。

    第二次生病是7月下旬，22日晚上受寒，突然發冷，23日天亮以後發燒，一天都頭昏腦漲，渾身沒有力氣。

    但汪大銘還是參加了句容縣委的工作總結會議，晚上移住景家衝。

    24日精神轉好，正常工作。

    第三次生病是10月13日，汪大銘腿上又長了大癤子，腳不能著地，晚上勉強騎一頭牲口到部隊，由王醫生上了點藥後好轉。

    他還感歎當時鎮（江）句（容）幹部的身體狀況普遍不好，王曼（汪大銘的妻子）、陳耀華、程強都病倒了，洪天壽、雷幹、惠民亦有搖搖欲墜之勢。

    原因是幹部們過度疲勞，衛生醫藥條件太差，生病了也都任其發展、傳染。

    汪大銘提到的陳耀華當時任鎮句縣委書記，他生病後，汪大銘代行縣委書記的工作，又增加了工作壓力。

    汪大銘第四次生病是10月底至11月初，還是腿上的癤子複發，這次比較嚴重，全身發熱，連續多日不能走路。

    但他還是騎著樊玉琳的小毛驢，參加整風討論會、開中心小組會議等，手中工作並沒有停下。

    汪大銘第五次生病症狀較輕，11月26日下午忽覺發冷，脈搏“間隙（細）”，晚上勉強趕到宿營地。

    27日休息半日。

    汪大銘第六次生病是12月7日，突然怕冷發燒。下午在太陽下睡了一會，沒想到越睡越不舒服，到傍晚行軍時發熱仍未退，勉強支撐到丁家莊住宿。

    綜觀汪大銘這六次生病，兩次是由於腿上的癤子，前後間隔僅半個月，說明第一次發病時沒有完全治好、養好。

    六次生病，無論輕重，汪大銘都沒有好好休息，主持的各項工作基本照常進行，並且與同事一起行軍、開會，說明客觀環境的緊迫和根據地幹部的以身作則。

    1942年汪大銘生病時，在江北第二師師部，擁有較為安定的環境，他先是不願去醫院，後來癤子瘡口未好就著急出院。

    1943年的環境更為惡劣，他表現得更加堅韌，生怕影響工作。

    汪大銘出生於1919年，當時才24歲，正值青春年華，他是上海寶山人，離鎮江地區不遠，基本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而如此頻繁地生病，顯然與惡劣的客觀環境和極為有限的醫療條件有關。

    1942年也在蘇南工作的許勤回憶：她們在農民家睡地鋪，三個女同誌擠在一起，倒下就睡著了，蚊子、臭蟲、虱子、跳蚤全顧不了。

    第二天醒來，才感覺被咬得難受，脫下上衣捉到20餘隻虱子。

    不久之後，許勤得了瘧疾，每隔一天高燒一次，每次40多度，但仍堅持工作。

    6月，許勤任茅山地委調研室調研幹事。與她一起工作的來自上海的青年學生陸培學也得了瘧疾。調研室主任吳寶康找關係、托朋友幫她們買奎寧藥丸，由於日偽封鎖無法買到。

    後來領導決定讓許勤和陸培學到後方醫院治療，又怕她們不服從，硬指派一個通訊員陪同前往，三人走了10裏路到達後方醫院。

    醫生確診兩人得的是瘧疾，但醫院裏既無西藥又無中藥。許勤和陸培學商量，與其增加醫院負擔，不如回到茅山堅持工作。

    後來許勤托人在金壇城裏買到奎寧，治好了瘧疾。

    根據地普遍缺醫少藥，即使根據地的醫院也是十分窘迫，診斷出疾病，卻沒有治病的藥物。幹部工作任務又重，普遍不願給組織上增加負擔，靠堅強忍耐硬撐的情況較多。

    衣食方麵，由於江南地區較為富裕，忍凍挨餓的現象較少發生。

    1943年在“清鄉”區內、外的征收公糧工作較為順利，公糧由繳納的農民原戶保管或者所在保甲保管，幹部士兵可以直接在農民家裏吃飯，沒有挨餓現象。

    從汪大銘的日記看，端午節時他們還可以弄一點糯米飯吃，冬至的時候可以吃到老百姓送的糯米團子，偶爾吃到罐頭櫻桃，有時老鄉們會請汪大銘一行吃飯，甚至有機會喝一點酒，與老鄉增進感情。

    江南河網密布，汪大銘的交通員老唐是打魚出身，有時會在池塘裏捉到魚，讓大家吃個大飽。

    大家觀看老唐在河裏遊刃有餘地捉魚，也是緊張生活中難得的放鬆時間。

    1944年元旦，老百姓送來的慰勞品有豬、羊、魚、鴨子、花生、野味獐子等，十分豐富。

    可見，即使在最緊張的反“清鄉”時期，節日的慶祝仍然必不可少。

    1943年12月初，句容汝山村的軍被服工廠送來了棉軍衣。汪大銘覺得棉軍衣穿在身上不但很溫暖，而且展現了革命軍人的英武風姿。

    以上情況表明，汪大銘等人最基本的衣食可以保證。

    究其原因：一則日偽“清鄉”開始後，“清鄉”區內我方軍政力量一再精簡，客觀需用減少。

    二則日偽“清鄉”區內我方的財經公糧政策執行較為成功。

    三則江南較為富庶，一年四季均有出產，河網密布，魚蝦成群。

    四則茅山地區是蘇南抗日根據地的核心所在，群眾工作基礎好，日偽“清鄉”前新四軍幫助老百姓修渠、築壩，實行減租減息，日偽“清鄉”時老百姓愛護新四軍。

    1944年元旦，汪大銘回首1943年，感慨道：“一年來，在反‘掃蕩’反‘清鄉’的殘酷戰鬥中輾轉堅持在茅山，戴月披星，出生入死，反複糾纏……有了若幹進步，把自己的軟弱鍛煉得堅韌了，幼稚和單純變得機智了，在驚濤駭浪中有辦法而且沉著了。”

    時年25歲的汪大銘寫下這段話，確是肺腑之言。

    這一年各方麵的曆練，在其日記中有詳細的反映。如對自己工作的反省，細致而又生動，讓人身臨其境。

    1943年雙十節，新四軍邀請國民黨員和地方上層人士參加紀念會，汪大銘作為中共鎮句縣委代表講話。

    他認為自己的態度和語氣過於嚴肅，使得會場空氣較為緊張。等到王直代表部隊講話時，自然委婉，氣氛一下有了緩和。

    汪大銘認識到這一點，在日記中有所檢討，希望在以後的工作中改進，變得更“機智”“沉著”“有辦法”。

    汪大銘晚年寫自傳時，也充分肯定了青年時代在茅山的戰鬥曆程。他憶及對茅山五萬分之一的地圖極為熟悉，對地圖上沒有的小橋、暗壩和獨戶單家，也了然於胸。

    晚上行軍可以不用向導，半夜敲門群眾能聽得出他的聲音。更重要的是，在敵情嚴重、遠離領導的環境裏，他能和各級幹部、當地上層分子、年輕大學生等團結一致，共同對敵。

    中共的年輕幹部正是在如此險惡、緊張的環境中成長起來，正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1943年10月7日，汪大銘在日記中寫道：“李士群被殺，是一個日本顧問在酒席上用毒藥害死的。”此事事實上發生在一個月之前，說明新四軍對於汪偽政府的情報了解可能並不及時，但對被殺原因的記錄是準確的。

    李士群是蘇南日偽“清鄉”運動的策劃者和實際主持者，他被日本顧問毒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與汪偽政權內部周佛海等人之間的矛盾，也預示著日偽“清鄉”運動將逐漸走向消沉。

    10月18日，偽江蘇省政府給汪偽行政院的呈文中承認，鎮江地區的“清鄉”投入兵力薄弱、防地散漫，新四軍又用各個擊破的方法應對“清鄉”，鎮江地方治安在“清鄉”運動開展半年後仍未盡妥善。

    汪偽官員周毓英說：所謂“清鄉”運動，費力多而收效少，“清鄉”區內共產黨人蒿草似地潛伏於農村。

    周毓英將中共黨員比喻為蒿草，強調的是其頑強的生命力。這也打破了日偽“清鄉”運動開始前，汪偽政府宣稱的隻要封鎖線一築起來，新四軍就要逃走的預言。

    1943年，日偽“清鄉”區內的新四軍堅持了下來，“清鄉”區外的新四軍主力部隊亦能在江南一帶堅持，並伺機進入日偽“清鄉”區內攻打較大據點。

    這一態勢與蘇浙皖邊區第三戰區國民黨軍的表現有一定關聯。雖然1943年4月國民黨軍推進到兩溧地區，但後續作戰並不理想。

    1943年5月，當國民黨軍仍在蘇浙皖邊區與新四軍主力作戰時，蔣介石致電顧祝同，對國民黨軍各級幹部的精神散漫、工作敷衍與欺上瞞下予以嚴厲批評。

    重慶方麵在蘇南地區活動的另一支重要部隊忠義救國軍，1943年則麵臨經費緊張、臨陣倒戈、缺少統帥等問題。

    1943年2月底，忠義救國軍的實際領導人戴笠從重慶飛往安徽廣德整理該軍。

    起因是1942年以後淪陷區物價上升，該軍官兵13000餘人的每月經費仍維持在以前的25萬餘元，未能增加，導致無軍糧、無被服的狀況，官兵生活艱難。

    1942年12月，該軍第五團團副賀勁生率部投敵。

    1943年4月，戴笠再次致電忠義救國軍的前任負責人周偉龍，強調部隊自1943年1月起增加的經費再不下發的話，可能引起變亂。

    戴笠威脅周偉龍，如該部發生變亂，後果由周一人承擔。

    此後幾個月，戴笠又為促成胡宗南部下馬誌超由西北至江南指揮忠義救國軍事，費盡心力。

    1943年10月，馬誌超終於到達江南。此時，忠義救國軍麵臨日軍進攻，依然士氣低落。

    忠義救國軍在江南如何提升戰力與堅持的問題，顯然不是更換一個主帥所能解決的。

    蘇南雖然十分富庶，但地域較小，可以騰挪轉移的空間並不大，日偽軍、新四軍和第三戰區國民黨軍隊在此博弈多年，其實麵臨的困難有相似之處，如物價上漲、財政困窘。

    戴笠所指出的1942年起淪陷區物價上漲問題，日偽軍也需要麵對。日偽“清鄉”經費捉襟見肘，從事“清鄉”的工作人員帶60元下鄉，花完後需要自己想辦法，有的人窮得連皮鞋都當掉了。

    所以日偽“清鄉”工作人員紛紛抱怨“清鄉”這件事既無錢，又要命。

    新四軍同樣需要麵對財政問題。陳毅在1943年7月指出，從上一年冬天開始，物價上漲，部隊供養困難，那時新四軍便通過自己搞生產運動渡過難關。

    正所謂狹路相逢勇者勝。在寸土必爭、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誰能靈活機動，誰能勉力堅持，誰就能生存下來。

    譚震林在分析反“清鄉”的形勢時，曾告誡部下，要像牛皮一樣堅韌，“叫敵人吃不進、咬不爛、折不斷”。

    還提醒道：“黨支部的工作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是不疲倦、不間斷的！”

    從蘇南三方勢力的比較中，可以看到新四軍的韌性和靈活性。

    總之，在1943年鎮江地區新四軍的反“清鄉”中，新四軍主力轉移出日偽“清鄉”區，堅持下來的精幹部隊做了多方麵工作，如打擊日偽軍、破壞竹籬笆、開展群眾工作，征收的公糧不但能夠保證自己的供給，甚至還可以供應新四軍第十六旅部等。

    從汪大銘的日記中可以看到這些工作是如何具體執行的，亦可以看到像汪大銘這樣的年輕幹部，如何在嚴酷環境中，一方麵依靠群眾；一方麵堅持苦幹，變得更為堅韌、機智與沉著，進而體會中共地方幹部的成長情況。

    進一步言，日記讓我們有機會更細致深入地觀察蘇南抗日根據地幹部與士兵的作戰、生活，體會他們戎馬倥傯中的日常——有連夜行軍、突圍作戰、病痛少藥，也有節日美食、溫暖的棉軍衣，片麵地強調某一個麵向都是不客觀的。

    所謂反“清鄉”，本身就是新四軍與日偽軍及第三戰區國民黨軍不斷博弈的過程，新四軍在日偽“清鄉”區內外的苦撐與堅持，意味著日偽軍“清鄉”的失敗，也意味著第三戰區國民黨軍“圍剿”新四軍的受挫。

    1944年，蘇北、蘇中新四軍南下蘇南地區，與蘇南的新四軍第六師第十六旅會合後，進一步往南挺進到浙江，進入天目山區，顯示出十分良好的發展態勢。由此可見，1943年的堅持至為重要。(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