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回 臨危世抱團取暖 露才華積極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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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郡的豪族大姓,除了以上特征以外,還有以下五個,非常有名,而且不得不說的顯著特點。
第一個著名的特點,就是南陽郡一帶的豪族大姓,大都卓有見識,重視學問,以書香門第,出仕做官為榮。他們的子弟,也大都有,遊學京師太學出仕之風。
西漢王朝之時,學子們讀書,實際上非常不易,除了《孝經》、《論語》等典籍,篇幅較小,家家可藏可讀以外,“五經”外加各家的經解,大都有幾十萬言。
而那時的書籍,還大都是以竹簡、木牘為主,帛書昂貴又少,以至於一部經書,幾車也裝不完。
南陽一帶的貴族豪族大姓,他們的子弟,隻有去京師長安,拜名師授教才行。
同時,遊學京師長安太學,也是他們接受正規教育,結交才俊,觀察朝廷動向,曆練才幹,接近上層,登上和投身仕途的終南捷徑,甚至是一條必經之路。
南陽豪族子弟劉縯、劉嘉、劉秀、朱祐、陰識、鄧禹、劉隆、張堪、朱岑等人,都曾去長安遊學,學習過《尚書》、《詩經》等五經典籍。
漸漸地,那些進入太學學習的豪族大姓子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
這一政治勢力,是跨地域性的,彼此間,有共同的語言、興趣、愛好、甚至共同的性格,有著共同的追求和目標。
比如,鄧禹曾經,千裏迢迢地追投劉秀;馮異獨降劉縯、劉秀兄弟;北州將領,在劉秀麵臨絕境之時,依然毫不猶豫地帶來一支支勁旅,投奔劉秀;甚至於,還有很多豪族大姓子弟,舍棄自己的家業,家破人亡,參加聚義,竟然也無怨無悔。
這些舉動,都與他們這些人,誌同道合、有著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訴求有關。
就是以這種共同的理想,加上領袖人物的人格魅力的影響,形成和組織起了一支,浩浩蕩蕩的討伐王莽的強大軍隊。
他們在戰場上,也表現出了強悍、頑強的戰鬥意誌,無堅不摧的英雄氣概。為了共同的理想,他們情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而且,與劉秀求學經曆、人生經曆都十分類似的很多儒生士大夫,也大都數具有治國之才。
比如,鄧晨、李通、耿純等人。他們起初,雖然都沒有,任何為官的行政經驗,但初當郡守,都能體察民意,贏得民心,發展經濟,穩定大局,考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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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大宗嫡長子的權威。
首先表現在,豪族族長、家族首領、長房長孫,享有絕對的權威,尤其是家族財產的支配權,和部眾軍隊的指揮權。
豪族首領,一般都是家族大宗的長子長孫。長子長孫,在祭祀和繼承權上麵,都享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長子長孫,甚至可以擁有,家族大部分的財產,享有對家族部眾,以及財產支配的權力。
比如舂陵侯劉敞,就是舂陵侯家族的大宗和族長。舂陵侯劉敞,就以謙儉好義而著稱,他把父親當初,留下的金寶財產,分給家族的諸位堂兄堂弟,深得時人讚譽。
郭皇後(郭聖通)的父親郭昌,也曾經以讓田宅財產數百萬,分與其異母弟,而贏得世人的稱讚。
可見,長子長孫、豪族族長、家族首領等,具有特殊的支配財產的地位。
而劉縯、劉秀兄弟,起兵之時,卻因為不是舂陵侯家族的長房長子的緣故,家財非常稀少,稱得上是,家無十戶之資。
其次是,家族的長兄長孫,在整個家族中,也擁有絕對的權威和影響力。在家族長兄長孫的帶領下,族人賓客,也心甘情願地與之,生死與共。
再次是,就是兄死子承,從弟們也很難繼承,兄長的家業和事業,而是有大宗的嫡長子、嫡長孫繼承。
比如後來,當劉秀在平定北方割據勢力的戰事中,突然失蹤,生死未卜之時,眾人首先想到的,並不是立即去尋找,劉秀的兒子之類的合法繼承人,而大家首先想到的,竟然是立即派人,去南陽宛城,迎接劉秀的大哥劉縯的未成年的兒子劉章和劉興,讓他們兄弟倆,成為家族軍隊的新主人。
就是對大哥劉縯,親手創立的六部子弟兵,劉秀作為劉縯的小弟,其實對大哥劉縯直屬的六部兵,也並無太大的影響力。
甚至,劉秀對大哥劉縯的六部兵的勢力,也有些無可奈何,無計可施。
劉縯死後留下的南陽六部兵,在日後劉秀,統一天下的征途上,反而成為了劉秀的勁敵之一,就是這個道理。
劉秀的二姐哥鄧晨,也因為不是鄧氏家族的長房長孫的緣故,而無法擔負起,組織和領導鄧氏家族,家族人馬的職責。
鄧氏家族家族人馬的實權,卻掌握在屬於長房長孫的鄧晨的堂兄之子鄧奉的手裏。
鄧奉後來被大司馬吳漢所逼,反叛劉秀,主要依仗的,就是鄧氏家族自己的宗族人馬。
這都是由於漢代,所謂的“文家之禮”的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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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南陽豪族大姓,好理家、善理財、兼顧農商,富和廉,相輔相成。
所以,南陽豪族大姓在地方上的人望,大都很高,大多不是為富不仁,浪得虛名或者沽名釣譽之輩。
史學大家司馬遷,也曾經在他的《貨殖列傳》中,竭力稱讚南陽人經商的雍容大度,講究信用,童叟無欺。
司馬遷讚揚說道:
“宛(南陽)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閑公子之賜與名(博得了遊閑公子,樂施好賜的美名)。
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勝過吝嗇小氣的商人),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南陽郡的孔氏家族,以鐵冶為業,修水利,通諸侯,慷慨經營,南陽人都紛紛效法他們。
司馬遷《貨殖列傳》,總結漢代商人致富時的經驗說道:
“廉賈歸富。”意思是說:不貪一時之利、講究信用的商人,能多賺錢,而終久致富。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商人,雖然大多,是逐利之徒,但卻也有講誠信承諾的優良曆史傳統。
商人經典著作《陶朱公經商十八法》也稱:“廉賈經商,取利守義,誠信無欺、貨真價實、稱準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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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關東南陽的豪族,普遍孝廉。民風與士風,質樸謹厚,孝悌仁義,扶微助困,愛仗義疏財,財富能聚能散、慷慨大度,窮奢極欲者罕有。
為富而仁,是當時的民風。以劉秀的外祖父樊重等人,為典型代表,都是一些,十分生動鮮明的例子。
樊重“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嚐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鹹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樊重父子的典型事例,就是“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這些家族,他們後來,成為劉秀複興漢室的社會中堅力量,實在是功不可沒。
這在古代中國,也屬十分罕見的現象。同明末人極度的自私自利,貪婪放縱的腐朽現象,大不相同。
腐敗則無能,貪婪則自私自利無度,這也往往意味著,國家與家族的衰落與滅亡。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講富和仁的關係時,也講道:“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
在這種情況下,兩漢之交,以豪族大姓為核心的地主武裝隊伍,之所以能夠所向披靡,就是因為他們的隊伍,幾乎匯聚了天下所有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傑出人才。
當然到了最後,他們的組織力、戰鬥力和影響力,都遠非赤眉、綠林等流民軍,能夠可比。
赤眉軍、綠林軍等流民軍,毫無成功希望的說法,並不是完全沒有一點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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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顯著的特點,就是豪強大姓們的家族意識,非常濃厚,又崇尚名節,人人都有血性之勇,喜好爭訟。
爭訟不過,則報私仇,甚至冤冤相報。有了委屈,他們就散財結客,報仇雪恨。
漢代的賓客,受惠於主人,為報私恩,願以性命相搏。官方經學,也倡導複仇,對血親複仇的判決,法律往往是做,寬大處理。
複仇是當時的民風,甚至從官府官吏,蔓延到了民間的庶民百姓。
赤眉起義,最初就源於呂母,為子雪恨,殺吏複仇;劉嘉、劉玄諸兄弟,也是因複仇殺吏,而亡命天涯。
漢代複仇主義,宣揚果敢勇烈的風尚,激勵人們,自強自勵,有其積極意義。
當然,私相複仇這一點,劉秀並不十分讚同,後來更是下旨,嚴令禁止,這是劉秀比其他人,更加高明明智的地方。
登基以後,劉秀優待,當初殺兄的仇人朱鮪等人;他多次宣布,可以赦免,敵對的首領隗囂、公孫述等人;對違背國法,報私仇的人,他大興牢獄,嚴厲查處,報殺劉恭的案件。
劉秀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種,較為公正公平的,以法治國的環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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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問政,關心民生疾苦,一向也是西漢時期以來,太學生們的一種優良傳統。
何況這些太學生們,將來有機會,在朝廷或者地方上做官,去從事各種行政工作。不關心朝政和百姓疾苦,怎麽能行呢?
太學生們的這些優良傳統,也養成了劉秀,關心時事和民生疾苦的優良習慣,也是劉秀登基以後,非常重視太學建設、以柔治國、關心民生疾苦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在太學遊學之時,劉秀就已經表現出了他的聰穎、勤奮、與眾不同的政治敏感性,以及過人的政治見識。
劉秀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洞察力,是太學的同窗們,都非常認可和讚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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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觀漢記》之中,作者是這樣,客觀地評價劉秀,在常安太學的那段學習生活的。
“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
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聞知。具為同舍解說,高才好學。
然亦喜遊俠,鬥雞走馬,具知閭裏奸邪,吏治得失。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裏,南陽大人,往來長安,為之邸,暗稽疑議。”
就是說,每當有什麽重要的官場變故,或者朝廷有什麽重大的政策、法律法規的出台,劉秀總是最先去打聽了解,然後回到太學宿舍,講解給同窗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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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如今的大學宿舍裏一樣,美女、賺錢、逸聞趣事、國際國內大事、球星影星、醜聞雜碎,都是大學生交談熱議的主題。
無論是“茶話會”還是“醇酒會”,大學生談論的話題,常常都是包羅萬象,海闊天空,天南海北的。
如果哪位同學的人氣很旺,觀點新穎獨特,標新立異,發人深省,他一定是這方麵的權威,擁有無數的粉絲。
劉秀在太學的生活,也與此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