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說到這裏，不得不多嘮叨幾句，繼續聊聊一些，有關南陽郡以及南陽人的閑話。

    因為我們的主人公劉縯、劉秀等舂陵侯家族諸兄弟，在他們一生之中，都沒有能夠脫離，南陽郡的人和事的影響。

    2

    南陽郡的主體地盤，原本是一塊碟狀的盆地。南陽盆地裏，河流眾多，有白河、唐河、湍河、刁河等多條河流，在盆地的中部，呈扇狀相交，最後匯成了唐白河，唐白河向南，則流入了漢水，唐白河就成為了漢水一條有名的支流。

    自南陽盆地向北而去，翻越伏牛山脈，就可到大都會，東都洛陽；西經武關，可到關中西京常安；南有隘路，可去襄陽以及江漢平原一帶。

    南陽盆地的東北部，方城縣一帶，還有個斷陷，使南陽盆地與黃淮平原，也互相溝通。

    與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一樣，南陽盆地，也是氣候溫和，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土地肥美，沃野千裏。

    早在戰國時期，南陽就開始成為了一個軍事重鎮。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秦國將新從魏國手中掠奪來的南陽，以及從韓國手中掠奪來的上庸的一部分地方，進行合並，設立了南陽郡。這就是南陽置郡之始。

    置郡之前，秦昭襄王“遷不軌之民於南陽”，這就是南陽，違法亂紀之徒眾多，民風彪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曆史原因。

    由於南陽郡地近京師，是西京長安的東南屏障，所以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因此，南陽郡一直為西漢王朝建立初期，大漢天子自領的十五個重要大郡之一，所謂“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

    3

    在西漢時代的官吏百姓士大夫的眼中，南陽郡具有與其他各郡，截然不同的三大鮮明的“地方特色”。

    第一、由於南陽其地的一部分，原本屬於原韓國的土地，因而南陽其地，多出法家酷吏。如張釋之、杜周、寧成等漢朝廷名臣，俱出自於南陽郡。

    《史記貨殖列傳》所謂“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為失。”

    第二、大概是由於秦昭襄王“遷不軌之民於南陽”，遷入了大批為非作歹之徒的“罪人”的緣故，南陽郡也和長安三輔所屬的陵縣一樣，人多“任俠”，複仇之風，也特別盛行。

    《史記》、《漢書》中，所提到的南陽俠客義士，就有趙調、彭偉、杜公子等多人。

    南陽郡也是西漢、新莽時代，“複仇”之風，最盛行的四個地區之一。

    兩漢書和袁宏的《後漢紀》等典籍之中，提到南陽地區，兩漢之際著名的“複仇”人士，就有更始帝劉玄、太尉趙熹、原涉、杜詩、祭遵等名人；

    第三、南陽地區的商品經濟，非常發達。“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

    西漢前期的著名大商人孔僅，就是南陽郡人。史載“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以上三大特色，在以南陽人為核心的劉秀集團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地域因素。

    從某些方麵來講，史家上麵所評價的光武帝劉秀的“外寬內忌”的個性、漢明帝劉莊，以察察為明的性格，都具有十分鮮明的南陽人的特色。

    南陽地區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也是劉秀集團得以興起、發展壯大的重要的經濟基礎。

    而“任俠”好勇的剽悍民風，又使得劉秀集團，在群雄逐鹿時代，具有較強的戰鬥力。

    在先秦、兩漢時代，南陽郡還具有，冶鐵和鑄幣等能夠發家致富的產業。所以南陽郡，一向以富庶繁華，而名聞天下。

    南陽郡郡城宛城，更是天下著名的五都之一，曆來是南北朝廷，兵家爭奪之要衝。

    而南陽民風多樣，既剽悍好武，又多商人大賈。

    此地官吏百姓，節儉而又好誇奢。除大商大賈外，還有農、工、漁、獵等多種行業，違法亂紀之徒，也常常藏匿其間，難以製禦，成為社會動蕩的隱患。

    4

    南陽郡當地，方圓有數百裏之廣，可卻隻有，屈指可數的幾處豪強大姓。

    那幾處豪強大姓，主要以漢朝廷宗室貴族侯爵劉氏，以及鄧氏、樊氏、李氏、馮氏、陰氏等家族，作為典型代表。

    南陽郡的侯爵劉氏，主要有三支，皆出自於長沙王劉發，一支是安眾侯家族，一支是複陽侯家族，一支是後來最最著名的舂陵侯家族。

    西漢時期，侯爵家所擁有的土地，是以擁有的人口戶數，做為標準，來進行衡量、分配土地的。

    5

    據《後漢書》注引《東觀漢記》上麵的記載，棗陽縣白水鄉的舂陵侯劉氏家族，當初隻是一個小小的鄉侯，受封的民戶，僅僅隻有四百七十六戶。

    雖然當初，舂陵侯劉仁“上書求減邑內徙”，但《漢書》和《後漢書》中，都沒有漢朝廷，給舂陵侯減邑的記載。所以，舂陵侯的封戶，應該依然不少於四百七十六戶。

    在王莽攝政之時，為了籠絡天下人心，舂陵侯又因為“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則舂陵侯家的民戶，增加兩百戶，變為了六百七十六戶。

    如果依據司馬遷所言的，“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按照這樣計算，那麽舂陵侯這個大家族裏，僅僅以封戶戶數，來計算的話，舂陵侯家族的年收入，就應該大約有，十三萬五千二百錢之多。

    而按照文帝時期的“中人之家”，總資產的標準，不過是十萬錢左右。

    所以，衣食租稅，已經超過十萬錢的舂陵侯家族，應該是名副其實的“中人之家”，即小康之家。

    加之當時的諸侯國，十分盛行，在自己領地內的定墾田（封戶）之外，自己開墾私有田（可墾田）地。這樣做，更加增強了諸侯國的經濟實力。

    根據《漢書地理誌》上麵的記載，私有田（可墾田）的數量，大約為定墾田（封戶）的三點九倍左右。

    如果上麵記載的這一數字，也適用於南陽地區的話，那麽舂陵侯家族的私有田（可墾田），應該大約有一千八百五十六點四公頃之巨（一公頃為十五畝），合計約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六畝。

    後來，劉秀從京師常安太學，回到棗陽縣白水鄉的舂陵侯老家以後，曾在地皇元年（公元2http://yw.api.qq.com/html-chapter-24234-125474

    年）左右，代表叔父前舂陵侯劉敞，前往南陽郡郡城宛城，拜見郡太守嚴尤，“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槁錢若幹萬。”

    租，就是田租。芻槁（chúgǎo），是秦漢時代，實物稅的一種。

    芻為飼草，槁為禾杆。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田律》：“入頃芻槁，以其受田之數，無貇(墾)不貇(墾)，頃入芻三石，槁三石。”

    按照田畝與田租，一並交納。漢代又稱槁稅。西漢末，芻、槁稅，也可交納錢幣，所謂芻槁錢。

    這二萬六千斛糧食，若是舂陵侯劉敞，失去舂陵侯爵位之後，到地皇元年，這大約十年間的田租總額。

    那麽，按照朝廷規矩，每頃交八到十斛田租計，則舂陵侯家族，當初的私有土地，大約就達到了二百六十頃到三百一十三頃左右（一頃為一百畝），合計二萬六千畝到三萬一千三百畝之多。

    舂陵侯劉敞，失去舂陵侯的侯爵爵位之後，舂陵侯家族，就由一個既得利益者，一個比較大的土地所有者，侯爵貴族，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權益，變為了一個十分普通，但人口眾多、負擔很大的平民家族。

    這就是以劉縯、劉秀兄弟的舂陵侯家族為代表的十萬劉氏宗室子弟，不滿王莽新王朝的統治，並最終不惜家族屠滅，而舉兵與王莽抗爭的主要的政治和經濟原因。

    有了巨大的土地、田租等財產，所支撐的經濟地位，以及劉氏皇族宗室貴族崇高的政治地位，舂陵侯、安眾侯、複陽侯等南陽劉氏家族，自然而然，就成為了南陽郡，數一數二的貴族豪強地主，諸南陽豪族大姓，爭先恐後與之結親了。

    6

    除南陽劉氏舂陵侯、安眾侯、複陽侯三大侯爵家族以外，鄧氏、樊氏、李氏、陰氏、來氏、馮氏等豪族大姓，在南陽郡，也很有影響力和政治，經濟實力。

    樊氏家族、馮氏家族，所在的湖陽縣，位於桐柏山的丘陵地帶，在棗陽縣的北方，大約三十公裏的地方。

    樊氏家族，以劉秀的外祖父樊重、樊宏父子為代表，依靠樊氏陂渠，樊氏家族，開墾有田地三百餘頃即三萬畝，為湖陽巨富。

    樊重的兒子樊宏，也有父親樊重的遺風。劉縯、劉秀兄弟，幼年早孤，受母親樊嫻都的娘家樊家的影響甚大。

    樊重、樊宏父子，勤稼穡，善貨殖經營。他們為人謹厚，勤儉治家，重義輕財，為一方的上善之人。

    湖陽縣另有一個豪族，那就是馮氏家族。馮氏家族以馮魴，馮異等人為代表。

    馮氏家族，在秦國滅魏之時，移居至湖陽居住，成為湖陽縣的大豪族。

    馮魴字孝孫，其父馮楊。在王莽末年的混亂之際，馮魴“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等待應該歸屬的強大勢力出現。

    新莽末年，湖陽大姓虞都尉，占領城池，起兵反叛新王朝。湖陽縣的申屠季，和同在湖陽的豪族虞氏家族，素來結有仇怨。

    虞都尉就借機，殺掉了申屠季的兄長，謀滅了申屠季的家族。

    申屠季單人匹馬逃亡，投奔馮氏家族的馮魴。馮魴帶著申屠季，欲回到自己馮氏家族的營壘躲避虞都尉傷害。

    在路上，馮魴帶著申屠季一道出逃，遇見了虞都尉的從弟虞長卿，率領一批部眾，想來抓回申屠季。

    馮魴當即叱責虞長卿說道：

    “我與申屠季，平時雖沒有交往，但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還有什麽話，可說的呢？”

    虞長卿忌憚馮魴家族的強大勢力，不敢貿然采取行動，上前強行抓回申屠季。

    馮魴遂與申屠季一道，回到了馮氏家族的家族營壘避難，最終平安脫險。

    申屠季感激馮魴的救命之恩，感謝馮魴說道：

    “蒙你的大恩，得以保全性命，就是死了，也要報恩。我有一些牛馬財物，願統統獻給你。”

    馮魴變臉作色道：

    “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之中。今日相與救你，尚無所顧，何雲財物呢？”

    申屠季不敢複言。馮魴自是為縣邑官吏百姓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保全自己的馮氏家族。

    就像鄧氏家族和樊氏家族，開陂渠墾地那樣，馮氏家族，也以陂渠為中心，擴大自己馮氏家族的私有土地。

    來氏家族，也是南陽郡的名門望族，官宦之家。

    劉秀的“祖姑”劉氏，就嫁與來氏。從西漢武帝時代開始，來氏之家，就將軍和官僚大臣輩出。

    新野名族鄧氏家族，“世吏二千石”。鄧氏家族，以名門望族，官宦之家，開辟鄧氏陂渠，而著名。

    劉秀的二姐劉元，就嫁與鄧氏家族的鄧晨為妻。劉秀的皇後妻子陰麗華的親生母親鄧夫人，就出身於鄧氏家族，是鄧晨姑姑。

    鄧氏家族以鄧晨、鄧禹、鄧奉等人為代表。鄧奉是鄧晨的堂兄的兒子，所謂的長房長孫。

    鄧晨的父親鄧宏，曾經擔任過豫章郡都尉。但是，宗族勢力，以長房長子的鄧奉為首領、族長。

    而鄧氏宗族其他子弟鄧奉等，對於劉縯、劉秀兄弟的態度，與劉秀的二姐哥鄧晨，並不完全一致。

    因為鄧晨，娶劉秀的二姐劉元為妻，與舂陵侯劉家的感情親密的緣故，所以鄧晨與劉縯、劉秀諸兄弟，一直生死與共，親如兄弟。

    南陽李氏家族，則以李通、李軼、李鬆、李泛兄弟等人為代表。李氏家族，更是南陽郡郡城宛城（今南陽城）裏麵的大戶人家，世以貨殖著姓。

    李通的父親李守，曾經在新王朝為官，擔任王莽朝廷的宗卿師一職。

    後來，在劉秀兄弟起兵之後，李通便迎娶了劉秀的小妹妹劉伯姬，兩姓成為了姻親。

    陰氏家族，也是南陽郡的名門望族，以陰識、以及弟弟陰興、陰就、陰欣、從兄陰嵩等人為代表。

    陰氏的祖先，赫赫有名，是春秋時期大名鼎鼎的齊相管仲，有詩禮之家的淵源。

    陰氏家族在西漢初，移居新野，宣帝時傳到陰子方之時，突然發跡，成巨富，有田地多達七百餘頃，即七萬畝，田有輿馬仆隸，比於邦君（一方諸侯）。

    陰識的父親，是陰君孟，陰君孟的續弦夫人鄧氏，就是鄧晨的堂姑姑，陰麗華的親生母親。

    鄧奉起兵，反莽之時，陰識為鄧奉部下的校尉。

    陰氏家族，又與鄧氏家族的交趾牧鄧讓，聯上了姻親。所以，新野陰氏和鄧氏家族的關係，也是非常密切的。

    因此，劉縯、劉秀兄弟，因為姻親關係，也與陰氏、鄧氏等家族子弟，過從甚密。

    劉縯、劉秀兄弟，在舂陵起義兵時，陰識正在西京長安的太學遊學求仕。

    得到劉縯、劉秀兄弟、，在南陽起義兵的消息後，陰識棄學而歸，帶領自己的陰氏家族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前往投奔了劉縯、劉秀兄弟，成為了劉氏舂陵侯家族，一支忠心耿耿的嫡係部隊。

    7

    舂陵侯劉氏家族，雖然後來，被王莽剝奪了侯爵爵位，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即使在劉秀的堂叔父舂陵侯劉敞，失侯之後，舂陵劉氏家族，也仍然是當時南陽地區，最為重要，也最有影響力的地方豪強大姓之一。

    而且，南陽劉氏與李氏家族、陰氏家族、鄧氏家族等名門望族之間，互相聯姻，親上加親，亂世之中，都能夠組織起強大的政治軍事組織，來保衛他們自己的家族的安全，不至於全族覆滅。

    由於豪族大姓之間的互相通婚聯姻，使這些豪族大姓之間的關係，盤根錯節，可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從婚姻關係上來看，舂陵侯劉氏家族，與南陽郡諸豪族樊氏、鄧氏、來氏、李氏、陰氏之間的關係，就極為複雜和親密。

    舂陵侯劉氏家族，不說與其他豪族大姓，僅僅與南陽郡的名門望族樊氏家族之間，至少就有著三重以上的姻親關係：

    劉秀的母親樊嫻都，是樊重之女；而樊嫻都之妹，又嫁給了舂陵侯家族的又一支屬、劉秀的族叔劉弘為妻；樊重之子樊宏的夫人，則是劉秀的族兄，劉賜的妹妹。

    舂陵侯劉氏侯爵家族，與這幾個大姓豪族之間的姻親關係，成為了聯結他們幾大家族的親密紐帶。

    8

    劉縯、劉秀兄弟，起兵反莽的過程中，就得到了南陽郡這幾大家族極大的幫助。

    劉秀集團中的一些重要的文臣武將，如樊宏、來歙、鄧晨、鄧禹、馮異、李通等人，都出自這幾大豪族。

    再後來，這幾大豪族大姓，就逐步形成了以劉氏為首的皇親國戚集團。

    劉氏為首的皇親集團，以姻親關係為紐帶，將功臣宿將，聯係了起來，結成了具有顯著的地方特點的政治關係。

    這些家族，彼此親厚，盤根錯節，後來位居朝廷的要職，逐漸凝聚成強大的政治核心。

    這種核心組織的利益集團，在治理國家上，既有利，而它的弊端也十分明顯。

    甚至到了最後，豪族大姓勢力的野蠻生長，無法約束製衡，最終導致了東漢王朝的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