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轉眼就到了王莽帝皇三年（公元22年）。劉秀從京師太學回家至今，已經整整有四個年頭了。

    在這四年間裏，新王朝的最高領袖王莽，繼續扮演著假仁假義、欺世盜名的角色，施行著複古改製的新政。

    那時的新王朝四方邊塞，新王朝與匈奴汗國等四方蠻族的矛盾，更加激化，相互攻打，邊塞騷動不寧。

    新王朝國內，王莽對前漢宗室貴族士大夫民眾，殘酷地搜刮打壓，對新貴們百般縱容。

    新王朝越發政令混亂，沒有一刻的安寧。貨幣混亂，社會動蕩；黎民饑窮，災害連連。朝廷內外，危機四伏。生靈塗炭，民怨沸騰。

    無辜無援的貧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驕奢淫逸的貴族富豪以及耀武揚威的大小官吏，也完全沒有一點安全之感。

    人人都惶惶不可終日，仿佛世界末日已經來臨。

    反叛的火種，早已經在天下各郡縣不斷地萌發，並開始四處蔓延，有星火燎原之勢。

    不僅僅是走投無路的貧苦百姓、流民、災民紛紛淪為盜賊，四處搶劫求生。

    就是小有資材的豪強大族，前朝劉氏宗室貴族等，也紛紛結營自保，組織家族武裝，與官府和盜賊對壘，努力求存。

    2

    劉縯、劉秀兄弟，因為當初，都曾經在京師常安的太學學習過的緣故，眼界看法，超人一等，與常人並不一樣。

    他們兄弟，當初都曾經是，新王朝的士大夫裏麵，很認可王莽和他的改製的士大夫之一。

    在劉縯、劉秀兄弟眼裏，王莽並不是十惡不赦的大奸大惡之徒，曾經還是他們心中，銳意進取、興利除弊的偶像。

    雖然王莽有這樣、那樣的性格和品行問題，比如他剛愎自用，有些自以為是；甚至假仁假義，像個偽君子；他常常拚命地神化自己，維護他這個皇帝的威嚴，如此等等。

    但在總體上，其實起初當政的王莽，還是能夠順應曆史潮流發展的需要，銳意進取，大力改革西漢末年幾位帝王的弊政，而獲得了天下民心的支持。

    最終，王莽依靠新興貴族和大眾的支持，憑借沒有流太多血的宮廷政變，而奪得了漢朝廷的大權。

    那時，王莽雖然違反了當時的禮教與皇權即位規則，但卻順應了當時天下的局勢，滿足了天下百姓的部分利益訴求，所以還是得到了人們的擁護。

    王莽的改製，錯在了隻是一種城堡政治主導下的食古不化的革新。

    那是一種由新的權貴階層主導的，維護他們新貴小集團的根本利益的改製，而不是謀求天下大多數人利益的根本變革。

    這樣的改製改革，土地改製，釋放奴婢，錢幣改造等等，當然很難獲得大多數官吏百姓的支持。

    王莽一味地采取複古、崇古的對策，朝令夕改，也未能始終堅持他自己的正確改製方針和原則。

    他實施的政策，也是混沌糊塗，沒有注意改革的大節和節奏，以及輕重緩急，沒有主次輕重之分，不能夠因時而變，根據現實狀況，解決實際問題，順應曆史潮流和發展的總趨勢。

    王莽常常隻是在一些枝梢末節上做複古的文章，在一些末梢枝節的官名、地名問題上糾纏不休，念念不忘恢複舊時的理想製度。

    而王莽手下那些賴以幫助、協助王莽實施改革政策的官僚階層，又是那樣的昏庸無能，貪婪自私，腐朽無比。

    官僚階層拚命借所謂的改製改革，去掠奪大眾的財富，擴張自己的利益和勢力範圍。

    最終，王莽不僅損害和得罪了新舊貴族勢力，而且使天下普通民眾，因得不到新政的好處，而深受其害，對新王朝大生不滿、怨恨和抗拒。

    終於導致，王莽傾注全部身心的改製革新，以慘淡收場，功虧一簣。

    3

    劉縯、劉秀兄弟，隻要一想起王莽新王朝君臣，對最近發生的幾件大事的處理，心裏就憤懣不已。

    這幾件大事，最能夠證明，掌握朝廷的新王朝大小官員們的無恥與昏聵，王朝決策機構的漠然與冷酷，遲鈍與無能。

    作為新王朝最高決策者的王莽，他的顢頇與昏庸，處事食古不化，沒有偉大的政治家的寬闊胸懷和宏偉的氣魄的行徑，也表現得淋漓盡致。

    天鳳三年（公元16年）五月，長平觀西岸崩裂，土石墜入涇水，阻塞河道，河水泛濫成災，百姓背井離鄉，流離失所。

    新王朝文武官員，不僅不思治理水患，拯救百姓，居然為此事異口同聲地向皇帝王莽祝賀，諂媚，認為《河圖洛書》所言，“用土填水”，預示著匈奴汗國即將覆亡。王莽對此，居然是深信不疑。

    王莽對泛濫區百姓的苦難，置若罔聞不說，反而逆天行事，派軍做進攻匈奴汗國的準備。

    天鳳三年（公元16年）十一月，翟義的黨羽王孫慶，被官府捕獲。

    王莽居然不顧，自己一貫以大儒自稱，以仁義道德自居的麵目，凶暴地命令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同下手，殘忍地把王孫慶剖腹剝皮，挖出心、肺、肝、脾、腎五髒，解剖其屍體，“度量五髒，以竹筵導其脈，知其終始，雲可以治病”，以警示那些叛逆者。

    王莽的殘暴與苛酷，沒有寬容氣度、狹隘卑賤的心理，更加激發了人們的憤怒與怨恨。

    對待匈奴汗國等非漢民族的政策，王莽的新王朝，又實行歧視與侮辱的政策措施。

    王莽不斷地挑起邊疆地區的戰爭，因而引發了匈奴汗國的對抗和入侵，東北地區的高句〔gōu勾〕麗人，也大批地逃亡。邊塞不寧，百姓流離失所。

    天鳳四年（公元17年）那一年，劉秀還在京師太學學習，六月間，王莽在明堂，舉行大典，把象征封國的茅草與泥土，授予了諸侯王。

    對貴族封賞事宜的處理，讓王莽的信譽和支持度，最終跌入了穀底。

    王莽親自設置，有文采的石製幾案，陳列菁茅和四色泥土，祭告泰山、國家宗社、後土和先代的祖父祖母，儀式隆重地對功臣，進行封授，賜予功臣們爵位。

    王莽性格的劣根性，在這個重要的時刻，充分表現了出來。

    王莽一心羨慕，古代的製度，雖然多給功臣，賜封爵位，為人卻實在吝嗇小氣，隻是用空話、好話，來糊弄功臣。

    王莽借口，帝國的土地規劃沒有確定，所以隻是先授予功臣們，象征封國的茅土，用來安慰喜歡封爵的人，卻沒有給予他們，實實在在的封地和實惠。

    王莽在獎勵功臣上，犯下的空口許諾，不給實際利益的錯誤，促使當初那些，一心支持擁戴、支持他的人，大生怨恨之情，最終有了背離之心。

    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八月，已經到了秋季，王莽親自到京師常安的南郊，去祭祀天神以及各路神祗。

    可是，王莽隻是對天帝神靈虔誠，討好神靈，而忽視了臣民的利益訴求和福祉。

    為了表示自己，對天帝神靈虔誠，鎮壓反側，王莽特意鑄作了一個威鬥，來顯示自己的神威。

    威鬥是用銅摻進五色礦石，一塊鑄成的。它的形狀象北鬥，長有二尺五寸，王莽想以此，來詛咒和厭勝各地反叛的兵馬。

    威鬥鑄成以後，王莽就讓司命整天背著它。王莽外出巡視時，就置於前頭，讓威鬥先行。王莽回宮以後，就安放在禦座旁邊。

    先前，為了拯救日暮途窮的新王朝經濟，王莽聽從國師劉歆等大臣的建議，特意設置羲和命士，負責督促和實行管理財政的五均、六筦製度。

    為了保證五均、六筦製度的順利實施，王莽下旨，每郡都選拔幾個傑出的賢才，擔任主持，負責管理財政。

    那些負責管理財政的官員，卻大都是富豪、大商人之家的人。

    這些負責管理財政的官員，並沒有像王莽所希望的那樣，忠心耿耿地為新王朝謀利，而是打著皇帝欽差大臣的旗號，乘坐驛馬車，往來全國，謀求自己的私利。

    負責管理財政的官員，見這項工作有利可圖，就乘機與郡縣官吏互相勾結，設立假帳，欺騙朝廷。新王朝的國庫未能充實，而百姓變得更加窮苦，怨聲載道。

    到了帝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再次下詔，重申五均、六筦（即六種專賣獨占業務）政策，監督五均、六筦製度的實施。

    每一項管理製度的下達，王莽總要親自下旨，為它設置條規禁令，預防犯罪。違犯的人，罪重的，甚至可以處死。

    正因為處罰太重，奸猾之徒與貪官汙吏，結合的越發緊密。他們狼狽為奸，共同勾結起來，一同侵害百姓。百姓更加得不到平安。王莽為了彌補新王朝國庫的虧空，卻一意孤行，下旨實施。

    王莽又下詔，命令上公及以下臣民，家有奴婢的人，一律補交奴婢稅金。每一奴婢，居然要繳納三千六百錢之多的稅金。

    天下愈發愁苦，無論官吏、百姓、士大夫，都是怨氣衝天，對新王朝產生了背離之心。

    納言馮常，見五均、六筦，奴婢繳納稅金等法令法規，嚴重損害了大眾的利益，使朝廷內外騷動不安，反叛蜂起，大為不安。

    納言馮常，就上書王莽建議，希望朝廷，能夠撤銷五均、六筦，奴婢繳納稅金等法令法規。

    王莽見納言馮常的意見，不合己意，勃然大怒，下詔把納言馮常免職。

    4

    到了此時，百姓的徭役差役，也十分的繁重。種地農民，根本就沒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和心思，去耕田種桑，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恰逢那幾年，禍不單行，旱災、蝗蟲災，又接連發生，百姓的災難，也越發嚴重。苛捐雜稅的繁多，更讓百姓，無法活命。

    新王朝的司法製度，更是一片黑暗，訴訟和監獄中在押的囚犯，長久都不能結案，得不到公正的處理。

    新王朝的法令，瑣碎苛刻，已經多如牛毛。百姓動輒，就會觸犯法網，被抓入監牢。四處逃亡流浪的人，數不勝數，最終成為了流民、盜匪。

    保護小民百姓的最後一道司法屏障，最終卻成為了殘害百姓、荼毒生靈的利器。

    官府對百姓們的上訪和抗暴，如臨大敵，官吏們用各種殘暴的手段，建立官府的威嚴。

    官吏們利用王莽頒布的各種朝廷禁令，巧取豪奪，大張旗鼓，明目張膽地，侵占吞並民間及官府的財產。

    最終惡性循環，老百姓的生活，越發窮困，新王朝的賦稅越發減少，國庫更加空虛。

    結果，無論是京師長安三輔，還是各郡國，稍稍富有的人，也不能夠保護，自己的財產和生命。

    窮困無助的平民百姓，更是賦稅沉重，飽受勒索敲詐，更加不能夠活命。

    到了最後，他們不得不鋌而走險，成為流民、盜賊，或者投靠豪族大姓，成為豪族大姓的蔭護戶，以求生存。

    天下官吏百姓、前漢宗室士大夫的背離之心，更加強烈，反叛抗暴行為，一觸即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