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月“明法度，國富強是從五霸到現在的七雄，變革是必須要走的路。韓、趙、魏三國，都曾強盛過一時，尤其是魏，魏文侯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重用李悝、樂羊、西門豹、吳起等人實行經濟、政治製度的改革，一度成了當時最強盛的國家。後來由於改革未能貫徹到底，加以所處地勢不利，戰爭繁頻，在秦的不斷攻伐下，逐漸衰弱下去。趙國在趙烈侯時用公仲連為相，以士出身的“中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推行變法，以仁義，約以王道”；“選練舉賢，任官使能”；“節財儉用，察度功德”。

    張儀還分析了韓的現今的形式:韓也經曆了變法改革，“韓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一句話，三晉經過變法改革，開始強盛起來。趙僻處北方，所受戰禍較少，致力於開拓東北的疆域。齊因曆史悠久，文化又高，一直保持著東方大國的地位。近數十年來，以田氏為代表的新興勢力在迅速發展，控製了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大權，使齊國漸漸強大起來。

    昭月繼續講述這戰國開端這段曆史:在田氏代齊之後，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列為諸侯，齊國的勢力僅次於秦楚兩大強國。這些新起的列強，都在覬覦著楚國。秦地處西北，本來十分落後，人稱牧馬賊。

    從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由於當時經濟發展的要求，中原各國進步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以及他自己比較遠大的目光，就“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求賢。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變法，獎勵發展農業生產，大力提倡勇武戰鬥精神。政治、經濟上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生產力迅速增長，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攻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孝公卓有成效的變法之後，惠文王能在先君變法致強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這樣以來，國富兵強，銳意擴充的秦，就成為六國的最大威脅。

    秦不僅兵強糧足。再看看其他六國，其國君高瞻遠矚，老謀深算。他們依照預定計劃，首先用全力攻魏。魏屢遭慘敗，失去河西地方七百裏，被迫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自此以後，國勢大衰，將霸業讓給了東海之濱的齊。到此秦國已經與三晉拉開了差距。齊距秦遠，不會直接妨礙秦向東發展的路徑。自此，秦就在攻韓、趙方麵打開了一條通道。魏、韓、趙既滅，秦便以全力對付齊、楚，妄圖鯨吞……”

    屈原“公元前11世紀，周昭王，興師南下，大舉伐楚，但結果兵敗身亡。到了公元前9世紀初，楚王熊渠，進一步大麵積開拓疆域，並自立分封，與北方的周王朝分庭抗禮。公元前8世紀，楚武王之子楚文王遷都於郢。接連伐申、蔡，滅鄧、息，兼國三十九，淩江漢間諸小國，小國皆畏懼之。麵對這一現實，周天子無可奈何，隻好順水推舟地賜其胙肉，讓楚“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昭月:到了公元前7世紀時，楚莊王並國二十六，開地三千裏，成了春秋五霸之一，問鼎周室，大有取而代之之勢。戰國以來，楚又相繼滅蔡、樞、莒等國，到楚威王時，已是天下強國，“地方五千裏，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天下莫能當也”。

    總之，從西周經春秋到戰國，楚先後兼並了長江和淮河流域的近七十個國家，版圖幾乎相當於其他六國的總和，是七國中疆域最大、軍備最強、人口最多的國家。楚對外擴張之所以如此得手，除因國內有強大的物質基礎，更因其曆代明君政治清明。

    有史書記楚莊王之世道“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楫陸，事不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歸。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如之何敵之！”

    其實昭月在現代了解過楚國這段曆史，楚莊王做完春秋霸主，卻不能將他的治世策略傳承，大爭之世千變萬化，隻能隨機應變。

    楚國的光輝曆史被屈原娓娓道來。遂又繼續講明觀點，也是以後幾十年屈原一生都在追求的事情。

    屈原“要完成統一大業，必得富國強兵，而欲達此目的，在目前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又必須實行變法。變法與否，變法徹底與否，決定著各諸侯國的命運。對於幅員遼闊、物產豐富、國基堅實，但由於統治集團和生產關係落後而使國家由鼎盛迅速趨於衰落的楚國來說，變法尤顯得重要，這是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關鍵”

    張儀“明君早就認識到了變法的重要，君臣的法治觀念較強，遠在春秋時的楚成王（公元前671年——公元前626年）和楚莊王（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0年），遵法崇製的故事也是有史可循的。

    然後張儀又列舉的楚成王的故事。楚成王的令尹子文的同族中有人犯了國法，而掌管司法的“廷理”知道犯人是令尹的本家，就把他放了。子文聞聽此事，便把該廷理找來嚴加批評，說他這樣做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並且大義凜然地聲言“吾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而且還親自帶著他的這個族人到廷理麵前說“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隻得依法處理了這個犯人。楚成王聽說令尹子文如此大公無私，大義滅親，執法如山，連鞋子都顧不得提，就慌忙跑到子文家檢討說“我年齒尚輕，用人不當，有背令尹之心誌。”於是罷了廷理的官，並從此更加信任子文了。百姓聞聽此事後說“有令尹若此，楚有何慮哉！””

    （這裏屈原和張儀的分別隻是一時，再次相見卻是各為其主，現在的好友未曾想成為後來的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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