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七章新的架構（三）

    黎華不明白畢文謙為什麽會突然笑起來，但她聽得出來，那是發自肺腑的暢快和自豪。這樣的情緒也感染著她，讓她不禁抬頭看了看他，回應了一個微笑，然後繼續低頭書寫著。

    “無論是歐洲的城邦奴隸製，還是中華的分封封建向集權封建的過渡，本質上以小農經濟為中堅的經濟體係，在貌似繁榮中自然地野蠻生長的結果，必然是自耕農破產的土地兼並以及大批農民的經濟依附對象從中央政府變成地方豪強——地方強而中央弱，於內於外，都是國家社會資源破碎化的表現，長期不加製止，必然會導致國家的崩潰。首先麵對問題的，是西漢。西漢末年，有識之士都看到了廣泛的社會問題，都認識到國家必須要改革了。所以，品行良好，能力卓越的王莽，眾望所歸地被推上了帝位。然而，既得利益集團推他上去，是希望他能通過改革消除王朝的危機，從而保證自己的利益，結果呢？王莽上台之後的一係列操作，直接就損害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於是，曆史就上演了戲劇性的一幕——王莽從眾望所歸到眾叛親離，簡直像是電影在快進著播放。”

    “可悲的是，王莽身死國滅，改革也自然不了了之。西漢末年的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僅僅是靠戰亂的破壞，人口數量的倒退，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消失而緩解。事實上，被長期視為優秀帝王典範的劉秀，在戰場上光輝的背後，是依靠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得以上位的本質。他統一全國之後，同樣看得到問題的本質，他也嚐試過改革，置三公而事歸台閣，地方州郡確立監察製度，裁撤郡都尉、廢除更戍製度軍權集於中央，下詔解放奴婢，頒度田令丈量土地清查人口。這些多管齊下的組合拳的目的就是為了以比王莽溫和同時更有力的手段通過製度而不是戰亂來緩解結構性的社會問題。結果，便是度田之亂。最終，劉秀通過持續的強硬鎮壓在大體上落實了度田令，從而確保了東漢王朝的一度強大。但這本質上是治標不治本。到了東漢末年，同樣的社會問題再度爆發。王朝再度崩潰。”

    “在那幾個世紀，中華和歐洲的大帝國先後崩潰，亞歐大陸上的人類社會的製度發展陷入了停滯和混亂。幾個世紀之後，歐洲走向了相對城邦奴隸稍微進步的分封封建，中華則從分封封建向集權封建更邁了一步。Marx的論述裏的封建的概念，便是源於歐洲的分封封建製度，所謂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君主的君主不是我的君主。這種封建製度相比有集權封建色彩的製度，社會資源的分散破碎化非常明顯，當丕平獻土發生之後，教權在歐洲正式登上政治及軍事舞台，再加上古羅馬以來凝結的征服和搶劫的強盜文化精神，歐洲並不像我們這麽重視同化，從此，歐洲就很難重新統一了。而在這樣的時代，城邦奴隸製進步向分封封建的經濟表現便是，本處於社會階級底層的奴隸，雖然仍然處於底層，但究竟還是有些微的提升，變成了歐洲采邑製下的農奴、拜占庭普洛尼亞製下的巴力克、阿拉伯伊克塔製下的迪米人。”

    “和這些相似的，是我們南北朝時期的包蔭戶，這在北魏時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認確立為宗主督護製。而不同的是，我們繼承的文化精神是同化、統一、種田，當古羅馬土地上的人沉淪於社會資源破碎化的中世紀時，我們卻迎來了廢除宗主督護製，實行均田府兵製度，重新編戶齊民，以自耕農為社會基礎的隋唐時代。這種曆史性的差別，就是文化根本的不同的體現，為什麽我說教育比製度高階？這就是案例。”

    “毫無疑問，橫向對比中世紀的歐洲，我們的隋唐時代是先進的。而縱向自我對比，相比秦漢時代，隋唐時代的製度先進性則在於，用體現官本位的科舉製度取代了直接體現血統本位的商鞅爵級製、間接體現血統本位的漢代察舉製和魏晉九品中正製。這種進步，奠定了中華文明領先全世界一千年的基礎。然而，製度本身隻是一個理論上的指導思想，隋唐時代隻是確立了科舉製度的運行，卻並沒有掃除舊製度下凝結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我以前在你和薄副主任麵前說過的，五姓七家，在民間的聲望勝於皇室。當他們適應了科舉製度之後，門閥們累世的教育資源依舊對寒門形成了碾壓。所以，隋唐時代雖然是進一步從分封封建邁向了集權封建，確立了集權封建的製度基礎，但在實質上並沒有完全脫離分封封建。”

    “而打破這一切的，是黃巢——曆史就是那麽殘酷而可笑。許多有著中央政權的帝王不懈努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靠的，是單純的殺戮。這是一場對已有的文明的破壞，讓中華文明損失了極大的教育資源，但同時也掃除了在魏晉南北朝以來在落後製度下代代積累最終尾大不掉的舊勢力。於是，曆史最終迎來了真正的集權封建製度，宋朝。”

    “集權封建比分封封建先進的最大特征，就是同為自耕農為社會中堅的基礎上，社會資源不再破碎化，大規模地集於中央。對比秦漢隋唐各自的鼎盛時期，宋朝沒有了力量強大的門閥，那些所謂的將門隻是小打小鬧，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構成普遍是通過科舉製度崛起的官僚地主階級，這無疑是一個數量規模龐大得多，個體力量弱小得多的群體。在這樣的基礎上，持續到隋唐時代的奴婢製度，也終於在宋朝有了本質上的變化，良賤製度也走向了消亡。對比把奴婢賤籍等同於牲畜財產的《唐律疏議》，宋朝雖然仍然有婢的稱謂，實質上卻轉變成了雇傭關係，社會最底層的經濟、政治地位，有了重大的提升。”

    “然而，如我說過的，宋朝的很多璀璨奪目的成績，是建立在弱化軍事的代價之上。當南宋最終被蒙元滅亡之後，蒙元不僅將奴隸製度帶了回來，還實行了民zu等級製度——這個曆史的倒車，在當時也許不算明顯，但在紅皇後假說的角度中，這就是中華開始被別人縮小差距的開始。即使明朝驅趕了蒙元，其製定的社會製度，相比宋朝，仍然是落後的，不僅重新出現了戶籍世襲製度，奴婢製度也繼續延續，而當滿清獲得中央政權之後，其社會製度又一步倒退，將奴婢製度進一步向奴隸製度強化。也就是說，從社會製度層麵分析，中華從宋朝開始，經曆了蒙元的大倒退，明朝的小進步，再到滿清的倒退，總體是大退步了。”

    “滿清時的社會，的確比歐洲的分封封建進步，但也僅此而已了。”

    “在我們中華地區開曆史倒車的時期，亞歐大陸上原本相對落後的歐洲卻迎來了文藝複興和大航海時代。這段曆史的本質，是中華地區的先進科技傳播，開啟了火器的運用，步兵的複興，騎士的沒落，當法國的貞德喊出‘為了法蘭西’的口號，釋放了現代民族主義之後，分封封建製下的軍事組織能力就不再具有足夠的競爭力，其莊園經濟，農奴製度也就逐漸開始瓦解。而大航海時代讓傳承著強盜精神的歐洲人有了對新大陸和黑非洲長期掠奪的可能——就像我提到的耗散結構理論一樣，這個時期的歐洲，具備了社會製度迅速進化的條件。”

    “於是，自由資本主義在16世紀的歐洲誕生了。在古羅馬的強盜文化精神的指導下，經過300年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征服與掠奪，自由資本主義經過了野蠻而充分的生長。雖然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在中華地區一直以來的餘威的震懾下，即使是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國會經過激烈辯論，也不過是271票對262票的極微弱的差距通過了軍事行動的決議，英國政府甚至都沒有正式宣戰。然而事實上，1840年的滿清，一個集權封建製度下明顯殘留奴隸製度的社會，早已被正邁向自由資本主義頂峰的英國遠遠甩在曆史步伐的後麵。”

    “就像隋唐時代的門閥既是時代進步的障礙，又是強大的力量，想要在滿清社會進行改革，同樣困難重重。而且，隋唐時代的中華，是領先於世界的，變革主要需要考慮的是內部的鬥爭，而在滿清時代，中華早已從當初的睥睨天下，淪為了曆史的差生。內部落後勢力極其強大，外部先進勢力群狼環伺——當曆史的篇章翻進19世紀時，所謂百年屈辱，其實已經是必然的結果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想要重鑄光輝，或者說涅磐重生，不死人，是不可能的。所幸，我們依舊繼承著始於周公的同化、統一、種田的文化精神傳統，繼承了光輝曆史的驕傲，我們的先輩，來自於各個階級的先輩，可以為了民族複興拋頭顱灑熱血，毀家紓難，可以在不斷的犧牲之後，將所有走不通的道路都走絕了，最終正向了正確的道路。”

    “所以，我們的教課書上言簡意賅地寫著：隻有TG才能救中國。這句話並不是什麽自我標榜，相反，它用春秋筆法訴說著一個事實：在新中國裏，從來都不是所有人都認同TG的道路，而是在民族複興的共同目標下，各種不同的利益團體在各種錯誤的道路中頭破血流之後，不得不圍繞在了TG的周圍。”

    “這，就是我們中華文明三千年來的教育底蘊。這，就是我們新中國的局麵——如果說原本就是社會底層的大多數人民是衷心擁護TG的，那麽那些當初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的確是衷心為了國家的興盛而奮鬥，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和TG骨子裏貌合神離。”

    畢文謙平淡地講述著並不平淡的話，講到這裏，他停頓下來，慢吞吞地長飲起來。

    始終仔細聆聽的黎華重重地握著鋼筆，在筆記本上不斷地速記著。這一段安靜給了她緩衝的時間，過了好一陣，她才緩緩抬起頭，白著臉，小心翼翼地問。

    “師父……你是說，我們需要在曆史文化教育的層麵，清除宋代之後，直到今天的各種遺毒？”

    畢文謙默默和她對視了一會兒，忽然一聲歎息。

    “三大戰役之後，有多少人投機進來……‘進京趕考’，究竟考了什麽分數？”（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