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六章新的架構（二）

    “《鶡冠子》？沒有專門讀過，隻聽說是一本道家學說的書。但你說的這個故事，我倒是知道。”

    黎華搖搖頭，又點點頭，然後陷入了沉思。

    這一次，畢文謙耐心地等了很久。

    “當初我學習的時候，聽到的說法是，治未病為上，治初病為中，治疾病為下。尋常見識，嘴上說法，都說治未病方見功力，善醫者無煌煌名。甚至於，同樣是道家的莊子說，川竭而穀虛，丘夷而淵實。這也和千百年來主流推崇的思路完全不同。”長考後的黎華，筆尖在筆記本上深深壓著，“可是，你在提這個故事之前，專門說了，人的壽命有極限。所以，我猜測，你的答案，並不是自古以來所推崇的答案。不唯上不唯書隻為實，你，肯定有你自己的答案。”

    話音落下，黎華忽然感覺到畢文謙的手輕輕蓋在自己肩上，隨之而來的是他沉沉的口吻。

    “所以，這些話，我隻敢對你一個人說。”

    黎華不禁身子一僵，旋即咬緊了牙：“……師父……”

    “這樣吧，我們暫且先再換一個話題，繼續說說曆史。”

    仿佛有默契的短暫安靜後，畢文謙又喝了一小口說，再開了話匣子。

    “人類是怎麽進化成人類的，考古學現在並沒有詳細而直接的證據，但人類社會是怎麽進化的，曆史卻有一個相同的起點——原始部落。從原始部落走到今天，人類的社會製度經曆了許多社會製度，看到了共·產主義的目標。都說曆史發展的脈絡是螺旋上升，那麽，學習曆史，分析曆史，自然有很重要的意義。”

    “Marx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裏提過，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大體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而在此基礎上，蘇聯的理論學者就來了一個六經注我，聲稱人類社會是由原始社會開始，曆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發展為共·產主義社會。然而，如果認真去了解曆史，認真去分析曆史，在實事求是的立場上仔細思考，就會意識到，Marx總結論述他的思想的學術基礎，主要集中於歐洲文明的發展史，這在邏輯上是通順的，但在全球人類曆史的層麵，卻並不夠完備。而那些蘇聯學者的說法，就更粗獷得近於天真了。”

    說到這兒，畢文謙把杯子裏的水喝幹，起身續杯，然後在剛才萬鵬搬的椅子上坐下，正對著黎華震驚的眼神。

    “黎華，我強調過很多次了，我隻是說說我個人的見解。究竟對不對，我不確定，你需要結合實際去思考判斷。而具體到人類社會發展的脈絡，在我看來，可以劃分為：原始部落、氏族奴隸、城邦奴隸、分封封建、集權封建、自由資本、國家資本、社會、共·產幾個階段。很顯然，從前往後，不同的社會製度所適應的生產力規模是逐漸擴大的。和很多人想像中不同的是，雖然從全人類的尺度來說，新的階段以前一個階段為基礎是高速發展的最優情況，但細分到實現這樣的發展的具體群體，卻並非必須是一步一個台階。”

    “如我以前就和你說過的，穩定的基礎上對於生產力的衡量，可以從經濟、製度、科技、教育4個因素去分析求和，並且這些因素之間的權重階層關係由低到高，理論上可以彼此換算。從經濟層麵來說，奴隸製度的起源，是生產分工伴隨而生的階級分化，從而在人類社會中產生了債務奴隸。在亞裏士多德寫的《雅典政製》裏就有相關的描述，大體說的是‘如果他們交不起地租，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就要被捕，所有欠款都用債務人的人身為擔保，這樣的製度一直流行到梭倫的時候才改變’。債務奴隸製度，就是氏族奴隸時代的特征。”

    “《雅典政製》裏描述的債務奴隸製度，是人類部落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產生的新問題。放任其自由演變的結果，意味著作為奴隸的人子子孫孫永遠翻不了身，必然會漸漸造成極其尖銳的社會矛盾。所以，梭倫時代的雅典進行了改革，通過頒布《解負令》來廢除公民債務奴隸製度，並且以新的土地收入的財產資格作為劃分公民等級的依據。從此，雅典走上了奴役外族人的道路，步入了城邦奴隸時代。對於歐洲文明來說，城邦奴隸製度從梭倫改革開始，在羅馬帝國達到鼎盛。”

    “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邦奴隸製度雖然有很多奴隸，但從人口比例來說，大多數並沒有許多人想像中的那麽高。以羅馬為例，奴隸的人口比例並沒有超過20%，其內部的等級製度在公民和奴隸之間，是有著羅馬公民-拉丁公民-同盟者的等級體係的。相比之下，城邦奴隸製基礎下的公民權的等級體係以及公民權的逐步開放，是羅馬能夠興盛而希臘諸城邦最終沒落的關鍵因素。但就像《過秦論》裏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城邦奴隸製時代的統治疆域終究有著極限，而羅馬公民權的逐步開放固然能夠促進個體奮鬥的動力和社會體係的凝聚力，可一旦疆域到達極限後，再無可觀的外界資源來源，廣大的羅馬公民權群體將漸漸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所以，這就造成了兩個結果，一個，在三世紀初，羅馬帝國境內所有自由民都享有了羅馬公民權，而此時羅馬帝國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另一個，這一套城邦奴隸製的社會價值體係，成為了歐洲文明缺了東西就去搶的文化精神根基。”

    “相比於歐洲文明，我們中國曆史上，就沒有那麽深重而廣泛的奴隸製度。即使是商朝，雖然是存在奴隸的製度，但奴隸的比例並沒有那麽多。周代商之後，周公創立了一係列新的社會製度，分了國野鄉遂。國人有掌握軍事力量和參政的權力，野人則是無權的被剝削的農民。雖然社會中也存在奴隸，但整個政治體製框架並沒有把奴隸製度作為主流製度的必要組成部分。如果嚴格去對比歐洲文明的標準，可以說，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奴隸製。由於目前為止，商朝的考古信息還不太充分，我們不能斷定商朝的奴隸製細節和程度，但無論如何，從商朝終結之後，從西周開始，我們就步入了分封封建的階段。這個階段持續了數百年，最終在戰國時代被秦終結而漸漸走向了從分封封建向集權封建的過渡。”

    “認真地說，中華文明真正長期存在並且類似奴隸的，是奴婢製度。以秦漢製度為代表，國家治下編戶齊民，除了皇帝，任何人都沒有所謂羅馬公民那樣的參政權，而是在商鞅變法下的爵級製度，高爵可參政可為官，低爵就為農為兵，整個社會體係以耕戰為基礎理念。在這樣的社會製度下，秦漢普遍蓄官私奴婢，即使寬鬆估計，全國奴婢總數頂多也就三百萬左右，相比當時的總人口，是一個相對比較小的比例了。”

    “和債務奴隸為特征的氏族奴隸製不同，無論是古羅馬的城邦奴隸製，還是西周的分封封建製，在經濟層麵上，基礎都是小農經濟。雖然都存在為數不少的奴隸，但社會構成的中間其實都是自由民，或者說自耕農。而具體的區別，則是古羅馬把城邦奴隸製作為了社會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走向對外武力征服的道路之後，羅馬本族的人口比重始終在一個比較低的範疇；而西周雖然也經曆了數百年的激烈兼並，哪怕國野鄉遂製度漸漸分崩離析，但周公創立的體製卻讓諸侯在對四夷的征服之外，始終認同內部彼此之間是統一戰而非征服戰。各自數百年演變，最終形成了迥異的文化精神根基。歐洲人遇到了什麽想著的都是征服，我們想的是同化，他們遇到困難的第一反應是對外搶劫，我們則下意識就去自己種田。”

    說到“種田”的精神，畢文謙不禁笑從中來。（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