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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三篇
    我相信這些遲早會到來，隻是希望它早些到來。
    一
    很坦率地說，劇烈的變革在當今中國未必是好的選擇。
    首先，劇烈的變革需要有一個訴求，訴求一般總是以反腐敗為開始。但這個訴求堅持不了多遠。“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沒有市場的，因為除了一些文藝和新聞從業者，你走上街去問大部分人，你自由麽，他們普遍覺得自由。問他們需要公正麽，他們普遍認為不公正的事情隻要別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個人都經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為他人尋求“公正”和“自由”不會引發人們的認同。在中國是很難找到這樣一個集體訴求的。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我的觀點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問我中國需要更有力的改革麽，我回答一定需要。
    中國城市人口眾多，而且各種千奇百怪的災難都發生過，g點已經麻木，更別提爆點了。就算社會矛盾再激烈十倍，給你在十個城市演講，最終這些演講也是以被潤喉糖企業冠名並登陸海澱劇院而告終。
    讓我們幻想一下：假設真的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到了中段，學生、社會精英、知識分子、農民、工人，肯定不能達成共識。而我們一直忽略了一個人群，那就是貧困人口，這個數目大概是兩億五千萬。你平時都注意不到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從來不使用互聯網。既然這種變革能夠發展到中段，必然已經誕生了新的領袖。而此類領袖，絕對不會是你現在能想象的那些溫厚仁慈者。文藝青年們看好的領袖一個禮拜估計就全被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於領袖，所以這些人肯定是最早從變革中離開的。
    隨著社會精英的離開，變革人群的構成一定會產生變化，無論劇烈變革的起始口號多麽好聽，到最後一定又會回到一個字——錢。說得好聽一點就是把應該屬於我們的錢還給我們，說難聽一點就是掠奪式的均富。你們不要以為我覺得自己有點錢，所以我慫了，害怕失去。在劇烈變革的洪流裏，你擁有一個蘋果手機，你是開摩托車的，甚至你會上網，你平時買報紙，吃肯德基，都有可能成為劇烈變革的對象。有一億家產的人比起有一萬家產的人反而安全，因為他們打開家門，門口已經放的是《紐約時報》了。
    最後倒黴的還是中產、準中產甚至準小康者。以前人們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自相殘殺，現在的人們往往隻認錢，很多人已經被訓練成隻認錢的自相殘殺者。所以你就想象吧。
    任何變革都需要時間，中國那麽大，不說天下大亂，稍微亂個五年十年，老百姓肯定會特別期盼出現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可以整治社會秩序，收拾一下局麵。
    以上這些都是幻想，連幻想都不樂觀，就別提操作了。所以說，在這樣一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對即錯、非帶路黨即五毛黨的社會裏，劇烈變革說起來霸氣，操作起來危害很大。
    也許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一人一張選票選主席，其實這並不是中國最急迫的事。民主是一個複雜、艱難而必然的社會曆程，並不是靠“普選”、“多黨製”這些脫口而出的簡單詞匯可以輕易達成的。如果你對司法和出版從來都沒有關心過，你關心普選有什麽意義呢？無非就是說起來更拉風一點。這和那些一說起賽車隻會提f1，一說起足球隻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麽區別呢？
    “革命”和“民主”是兩個名詞，這兩個名詞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證就能帶來民主。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劇烈變革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急需改革的國家。如果你硬要問我，在中國什麽時候是大變革的好時機，我隻能說，當街上的人開車交會時都能關掉遠光燈了，就能放心變革了。
    但這樣的國家，也不需要任何大變革了，國民素質和教育水平到了那個程度，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許你能活著看見這個國家的偉大變革，也許你至死都是這個死結裏纏繞的纖維，但無論如何，你要永遠記得，錯車時請關掉遠光燈，也許我們的兒女將因此更早地獲得我們的父輩所追求的一切。
    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權字麵上的解釋來逃避中國的現實。改革和民主其實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我的觀點很簡單，我們都不願意發生劇烈的變革，“巨大變化”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國發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我們隻能一點一點追求，否則在書房裏空想，憋爆了自己也沒有意思，改革是現在最好的出路。
    二
    民主不是適合不適合的問題，它遲早會到來。國民素質低並不妨礙民主的到來，但決定了它到來以後的質量，誰都不希望來個盧旺達式的民主，雖然這並不是真正廣義的民主。它有時候緩緩來，有時候突然來。也許來得不那麽徹底，來得不那麽完整，來得不那麽美式，來得不那麽歐式，但在你的餘生裏，它一定會來，可能還來得有點平淡。
    文化界很多人認為一切問題都是體製問題，仿佛改了體製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他們善良正義、嫉惡如仇，但要求農民、工人和他們擁有一樣的認知，甚至要求全天下都必須這麽思考問題，這完全不可能，事實往往讓人寒心。
    因為拉力賽都在偏遠地方舉行，我這些年去了上百個各種各樣的縣城，這些都不算特別封閉和貧瘠的地方。我和各種各樣的人聊天，他們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普遍不如文化界所想象的那麽迫切，他們對強權和腐敗的痛恨更多源於“為什麽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親戚得到了這一切”，而不是想該如何去限製和監督，隻有倒黴到自己頭上需要上訪的時候，他們才會從詞典裏撿起這些詞匯來保護自己，隻要政府給他們補足了錢，他們就滿意了。一切能用錢解決的社會矛盾都不算什麽矛盾。而知識界普遍把國民對這些詞匯的這種應急應用當成了他們的普遍訴求，認為國民與文化界形成了共識。我不認為在分歧和割裂這麽大的國家裏能有一場劇烈的變革。
    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親屬，它已經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製本身。所以改變了人民，就是改變了一切。所以更要著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當然也有人說，一些發達國家，他們的人民其實就是表麵素質高，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這樣的，所以好的製度才是高素質的保障。
    這點我完全讚同。但我們說的就是表麵素質，不要因為覺得人私底下是怎麽樣的而小看表麵素質。民主的質量就是由國民的表麵素質決定的。一個人開車可能關遠光燈，對人彬彬有禮，遵守社會公德，但一交往，發現其實也自私懦弱狹隘貪婪……
    這又如何呢？素質和人性放在一起談沒意思，美國人的人性和中國人的人性說到底當然大同小異，全世界人類的人性都差不多。
    所以這裏就有一個雞和蛋的問題，是先有好素質，再有好製度；還是先有好製度，再有好素質。其實這個沒有疑問，在能出現好製度的時候，無論素質好壞，都應該保障好製度，因為好製度恒久遠，一個永流傳，製度是實在的，素質是空幻的。問題是，當好製度由於種種原因遲遲不能到來的時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天上掉下來一個好製度。所以隻能先從素質入手，這樣一切才有開始的可能和動力。
    好的製度和好的民主有兩種到來方式：一種是有一個紀念日，一種是沒有具體的日子，但要一兩代人的努力。盡管改良又慢又費時，國民素質又不高，但我依然選擇相信改良。劇烈的變革隻能是督促改良的籌碼，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操作起來。
    三
    文化人普遍將民主與自由聯係在一起。其實對於國人，民主帶來的結果往往是不自由。因為大部分國人眼中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論、選舉、政治都沒有關係，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說沒有什麽社會關係的人，能自由地喧嘩，自由地過馬路，自由地吐痰。稍微有點社會關係的人，可以自由地違章，自由地鑽各種法律法規的漏洞，自由地胡作非為。
    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帶來社會進步，更加法治。這勢必讓大部分並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們覺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國人去了歐美發達國家覺得渾身不自在一樣。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聯係在一起說，我認為中國人對自由有著自己獨特的定義，而自由在中國最沒有感染力。
    每個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樣的，民主和法治，就是討價還價的過程。聖誕再打折，東西還是不會白送。那我就先開始討價還價了。
    首先，作為一個文化人，我要求更自由地創作。順便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體人要更多的自由空間。還有我拍電影的朋友，你不能理解他們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樣進行文藝工作，走得又慢又歪。但是在我看來，時代已經不同，現代的資訊傳播會讓屏蔽形同虛設，而文化的過多限製卻讓中國始終難以出現有世界影響的文學和電影，使我們這些文化人抬不起頭來。同時，中國也沒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媒體——很多東西並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文化繁榮其實是最省錢的，越開放必然越繁榮。如果兩三年以後，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在每一屆作協或者文聯全國大會時，我都將親臨現場或門口，進行旁聽和抗議。蚍蜉撼樹，不足掛齒，力量渺小，僅能如此。當然，隻我一人，沒有同伴，也不煽動讀者。我不會用他人的前途來美化我自己的履曆。同樣，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品質，所以我相信這些遲早會到來，隻是希望它早些到來。因為我覺得我還能寫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請讓我趕上。
    以上是基於我的專業領域的個人訴求。
    我覺得在這場讓大家都獲益良多的討論裏，研究應該是什麽樣，不如想想應該怎麽辦。據說一個人一次隻能許一個願，我的願望用完了，其他的諸如公平、正義、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
    願沒錢的能在一個公正的環境裏變有錢，有錢的不再覺得低外國人一等。願所有的年輕人都能不畏懼討論改革和民主，關心國家的前途，視它為自己的手足。
    政治不是肮髒的，政治不是無趣的，政治不是危險的。危險的、無趣的、肮髒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藥、火藥、絲綢、熊貓不能為我們贏得榮譽，縣長太太買一百個路易威登也不能為民族贏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