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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選受者名單上排了號，這個名單是無法通過開後門隨意更改的。在一次床邊會談時，史蒂夫告訴庫克，他覺得自己獲得肝源的概率比別人高一點，因為血型比較稀有。在庫克聽來，這句話毫無邏輯，雖然等待名單上與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確少一點，但是這種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實上，史蒂夫能獲得合適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庫克離開史蒂夫家後憂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個血型測試，結果發現也是稀有血型，他覺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種血型。他開始研究，發現活體肝移植也是一種選擇，美國每年都會進行大約6000台活體肝移植手術，無論對於捐贈者還是對於受體來說，成功率都很高。肝髒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給受體的那部分健康肝髒會長大，而捐贈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髒還會長出來。
    庫克決定去做檢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適做活體移植。“我覺得他快要死了。”庫克解釋道。他去了一家離灣區很遠的醫院，因為不想被別人認出來。檢查做完後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臥室裏隻有他和史蒂夫兩人時，他開始提議捐獻自己的部分肝髒。“我真的想讓他接受，”他回憶道，“但我話還沒說完，他就打斷了我，‘不行，’他說，‘我絕不允許，我永遠不會接受！’”
    “自私的人不會是這樣的反應，”庫克說，“因為肝髒問題，他已經奄奄一息了，麵前有一個健康的人能夠救他。我說，‘史蒂夫，我的健康狀況沒問題，我做過檢查了，這裏有報告，做手術對我來說沒什麽風險，我會康複的。’但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確定要這麽做？’，不是‘讓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況似乎……’，而是‘不行，絕對不做！’。他說這話的時候，差點要從床上跳起來。我們共事13年，他隻對我吼過四五次，這是其中一次。”
    “人們並不了解他的這一麵，”庫克說，“沃爾特·艾薩克森寫的傳記並沒有真實全麵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隻是在重複一些陳詞濫調，隻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書後，你會覺得史蒂夫就是個貪婪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但這不是事實。我永遠都不想和書中描繪的那個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費。”談到這一點，其實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庫克一樣，在對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訪中，他們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並沒有真實反映出真實的史蒂夫，完全解釋不了為什麽他們願意與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這些蘋果前員工還有另一個共識：為史蒂夫工作的這些年是他們生命中工作業績最為突出的幾年。
    “史蒂夫對很多事情都非常關心在乎，”庫克說，“他對很多事充滿了激情，並且追求完美，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他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團隊比大團隊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選擇對的人比隨便找個人將就要好一百倍。這些都是事實，有些人卻把他的激情誤認為傲慢。當然，他肯定不是聖人，我並沒有這麽說，我們都不是聖人，但說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對的，並沒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剛認識史蒂夫時，他自信、傲慢、充滿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溫柔的一麵，那溫柔的一麵在之後的13年裏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你會看到他溫柔的一麵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出來。蘋果員工或員工配偶一旦生病，他會想盡一切辦法確保他們得到最好的治療，絕對不是隨便客氣一下，而是真心實意地幫忙，他總會說，‘如果需要幫忙的話，隨時給我打電話。’”
    “他有勇氣承認錯誤，然後做出改變，很多功績卓著的大人物並不具備這一特質，與史蒂夫一樣位高權重的人一般不願意像他那樣調整戰略。除了核心價值觀，他不會對其他任何事情固執己見，他願意做出改變，而且改變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這絕對是一種天賦。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條學習曲線，而且學習的領域非常廣泛。”
    庫克在2014年宣布出櫃。他說，“史蒂夫還一直督促我組建家庭，並非因為他喜歡管別人私事，而是因為他切實體會到了家庭對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擁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員工當然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他給我母親打電話，其實他並不認識我母親，我母親住在亞拉巴馬州。他說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該怎麽找到我！然後他和我母親談起了我。其實通過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滿溫柔與關愛的那一麵，他有那樣的基因。僅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絕對不會有溫柔的一麵。”
    史蒂夫最終做了肝移植手術，他同時也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市排隊等待供體肝髒，這麽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隊的唯一要求是必須能在收到通知後的8小時內趕到醫院，史蒂夫有私人飛機，完全能做到這一點，而且孟菲斯市醫院的醫生認為，以他的健康狀況來看，在做完手術後能夠康複。2009年3月21日，他和勞倫飛往孟菲斯動手術，因為出現並發症，幾天後又進行了第二次手術。他和勞倫在孟菲斯待了兩個月，其間情況並不樂觀，親朋好友紛紛前來探望，包括喬納森·艾維、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師喬治·賴利（george 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別。艾維甚至帶來了一件設計團隊的特殊禮物，鋁製acbook pro將在6月上市。每件產品發布後，設計團隊都會給史蒂夫做一個小模型，但這次情況特殊，因此這件禮物很特別。
    史蒂夫當然活了下來。他後來告訴鮑勃·伊戈爾，曾經考慮過在手術後離開蘋果，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但埃迪·庫埃說，“事實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隻有兩個，一個是蘋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個就是家庭。”兩個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崗位，就如同2004年手術後回歸崗位那樣充滿了活力。在去世前，他還需要再建一座裏程碑：ipad。
    從技術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時，團隊需要學習全新的操作係統；打造iphone時，團隊將個人電腦變革推向巔峰，將三台設備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級電腦中。打贏了這兩場戰役後，史蒂夫和他的團隊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驗，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電腦。早在2004年，史蒂夫讓紫色項目團隊停止研究平板電腦，把注意力轉向手機，如此一來，蘋果的平板就成了iphone的延伸，團隊的任務是把iphone放大，而不是把imac縮小，這就意味著ipad使用的是智能手機常用的arm微處理器，而不是電腦常用的英特爾芯片，英特爾芯片耗電量大得多。這也意味著ipad將延續iphone的多點觸控屏幕和虛擬鍵盤。最重要的一點是，ipad將大大受益於itunes應用商店，史蒂夫當初的反對之舉顯得頗具諷刺意味。ipad讓軟件開發商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因為屏幕更大了，能做的事更多、更炫酷了。ipad軟件的定價和iphone軟件差不多便宜，因此比iphone軟件更受歡迎。ipad的誕生進一步催化了蘋果應用商店的發展，也進一步擴大了這一全新的軟件市場的影響力。
    隨著iphone和ipad的雙連擊，蘋果完全重塑了電腦軟件市場的開發和銷售方式。以前軟件的銷量一般隻有幾千件，軟件開發商的定價必須足夠高才能賺到錢，現在市場受眾多達幾億，讓以前根本沒有競爭實力的小開發商也有了生存的可能。無論你想幹什麽，都能找到一個相關應用（也可能是兩個、三個，甚至更多）。在個人電腦領域，這一切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軟件銷量太小，定價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