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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想錯了。劉伯溫此時還沒有那麽大的定力，所以當羈管他於紹興的命令來到時，他的麵無表情並非是超然度外，而是滿腦空白，呆若木雞。
    三年羈管歲月
    悲觀主義者說，我們每個人都住在監獄裏，也就是說，地球就是個大監獄，萬有引力就是鐐銬，我們永遠逃不出地球去，即使用高科技離開地球，終歸要回來的。據說自盤古開天地以來，隻有一個人逃出了這個監獄，這位越獄犯跑到月球上，住在陰冷的宮殿裏，每天對著一隻兔子以淚洗麵。眾所周知，這位越獄犯就是嫦娥，她的下場有點淒慘。，我們每個人都住在遊樂場中，因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繽紛，使我們感受到生命的意義。但樂觀主義者也承認，我們永遠離不開這個遊樂場。
    其實，人心才是最大的監獄。劉伯溫雖然受到的處罰是羈管紹興，但官方沒有對他進行任何羈管措施，他可以去紹興任何地方，可以喝酒，可以寫詩，可以和朋友遊覽山水名勝。也就是說，對於劉伯溫而言，紹興這個監獄其實是個遊樂場。但開始時，劉伯溫擁有悲觀主義論調。
    某一天，沒有任何征兆，他突然癲狂起來，在房間裏大喊大叫，嘔吐鮮血，突然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認為他中了某種妖術，請來遊方的和尚、正在深山老林裏修行的道士、名噪紹興城的捉鬼大師，甚至通過各種上層關係請來了西域的番僧，這些人對劉伯溫進行了眼花繚亂的除妖儀式，劉伯溫總算醒轉過來。可還不如不醒，因為醒來後，他就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自殺行動，比如上吊、割腕、投井、服毒，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樣時刻盯著他，使他無法得逞。劉伯溫在進行了一係列無法成功的自殺行動後，又經過家人的哭泣勸阻，終於醒悟。在一個陽光很好的中午，他坐到飯桌上，用手指蘸了水，在飯桌上畫了個八卦圖，說：“這就是監獄。”然後又輕輕地抹掉了八卦圖，說，“沒有監獄。”
    這是一個暗喻，劉伯溫告訴我們，人心認為哪裏是監獄，哪裏就是監獄，反之亦然。
    關於劉伯溫多次自殺的事情，有一點需要補充：
    我們知道，劉伯溫被羈管紹興城時已是43歲，四十多年來，他在尋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順暢無比，比如有人在1353年見到劉伯溫，隨便問他個問題，他馬上就能回答，他通曉的學科天下無出其右。如果把劉伯溫放到西方，那他是最幸福的人，因為西方人認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擁有智慧就是擁有了善，擁有了善就擁有了幸福。西方哲學家認為，一個人追求智慧是無止境的，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時也就是在享受幸福。但在東方就不是這樣，東方人認為，追求智慧隻是手段，最終的目的是創造成功。一旦成功遙遙無期，那就談不上有幸福感。
    劉伯溫有智慧，但他沒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他認為的幸福是憑借智慧取得的成功。由於成功沒有取得，反而還落到了階下囚的地步，所以他不開心，所以就想提前離開這個世界。
    站在紹興城裏最高的地方俯瞰紹興城，它是一座被水洗過的綠油油的城池，經曆了千百年的風雨，它永遠都保持著那種驚世駭俗的純淨。劉伯溫站在那裏，腦海裏就如萬馬奔騰般掠過紹興的曆史。最先躍入腦海的是舜帝在這裏接見百官，然後是大禹在這裏召集諸侯，宣稱不再禪讓，而要家天下。時光如梭，劉伯溫能清晰地看到，一個鷹鉤鼻子、嘴裏永遠都散發著臭氣的人正在這裏臥薪嚐膽，這個人就是越國國王勾踐，他因為品嚐了敵人的大便，嘴裏永遠都保持著一股臭味。光陰似箭，劉伯溫又看到一群寬衣大袖的人正在紹興城裏談天論地，就是不問世事，這是魏晉那群所謂的風流人士。突然一聲馬嘶，劉伯溫看到宋高宗趙構在這裏膽戰心驚地避難，而且還說出了“紹祚中興”這四個字，“紹興”就是這麽來的。
    劉伯溫站在紹興城中最高處反芻曆史，曆史對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他說：“如果紹興是座監獄，那這座監獄真是風光無限，因為有那麽多英雄人物在這裏住過。人絕對不能委屈自己，我要放浪山水。”
    這是一種臨時的人生信念，就如一張邀請函，劉伯溫四麵八方的朋友都來到紹興，和他一起放浪山水，和他一起喝酒寫詩，永無虛日。
    在這三年看似熱鬧其實內心百無聊賴的時間裏，也不是沒有可圈可點的事發生。比如劉伯溫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王冕”的大名幾乎是無人不曉的，他可謂是當時著名的詩人、文學家、畫家、書法家。《儒林外史》開篇的楔子講的就是他的故事，不過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隱士、高人。我們小時候也學習過關於他刻苦學畫的課文，另有他的一首《白梅》也是相當出名的，語文題目中也沒少考過：“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裏春。”
    王冕是紹興人，和魯迅先生是同鄉，他慷慨有大誌，通術數之學，也算得上是位“仙兒”。元末天下還沒亂糟糟的時候，他曾去過京師，偷偷與人說“亂且作”，人們都以為他瘋了；後來他又仿照《周禮》著書一卷，說道：“我還沒死，拿這個去獻給明主，可以讓天下太平。”但是後來命運卻和他預想的不同，未來的皇帝朱元璋讓他當秘書（諮議參軍）後，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後來的事，這時還活蹦亂跳著呢。劉伯溫和王冕神交已久，還在杭州的時候，他就聽說王冕寫詩厲害，早就想結識了，這次到紹興，正好有了這個機會。其實，劉伯溫和王冕兩個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別的，王冕不喜歡吃元朝的官飯，劉伯溫則巴不得吃官飯，但在特定時期，劉伯溫在公務員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時候，他也跟王冕一樣有了當隱士的想法，這下兩人距離就拉近了。而且兩人還有些其他的相同點，比如都能畫點小畫、作點小詩。
    交往起來以後，王冕的詩集出來後，請劉伯溫作序，劉伯溫欣然允諾，稱王冕的詩質量不錯，好好地誇了幾句。後來劉伯溫離開紹興以後，王冕可能還去處州看望過劉伯溫。
    除了交朋結友，劉伯溫幹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寫寫詩、作作文。這兩年的文學創作是劉伯溫一生的巔峰時期。從劉伯溫文集的情況來看，在紹興的這幾年，劉伯溫參加過好幾次文人雅士發起的聚會，比如“牡丹會”啊，“南鎮之遊”啊，“竹林宴集”啊，“郊外遊”啊，日子表麵上也還過得悠閑自在。
    或許正是這種假象迷惑了後人，於是，劉伯溫傳記的作者在敘述劉伯溫“羈管紹興”的篇章時，毫無人性地用一句話作了概括：劉伯溫每天都放浪山水，寫詩作畫，跟朋友喝酒談天，好像他的心態調整得不錯。其實這種鐵石心腸的描述對劉伯溫一點都不負責任。真實的情形是這樣的：劉伯溫強顏歡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當他在跟朋友喝酒時，人人都見到他爛醉如泥，實際上他深邃的內心總無比清醒，而這種清醒就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疼痛。當他跟朋友遊山玩水吟詩作賦時，其實他在思考國家的前途，最讓他懊惱兼痛苦的是，無論如何都沒有思考出結果。“韶華不我與，去若川水流”這種“時不我待”的生命緊迫感明顯躍然紙上。
    可是，劉伯溫也明白，自己無論如何地憂心忡忡，如何地想要為國家出力，但現實卻是，沒有平台給他。如果沒有戲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心裏唱戲。但心裏唱戲，別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於白唱。
    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劉伯溫詩文自娛，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茨威格寫過一部小說叫《象棋的故事》，說的就是一個被關押在監獄中的犯人，由於一切自由被剝奪，所以就背誦一本象棋譜，結果出獄後，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劉伯溫後來被譽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紹興的三年時間裏每天都寫詩作文有著重要的關係。
    孟子說過，對於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沒有什麽阻礙，萬物皆備於我，一切看似阻礙的東西其實都是在磨煉我，最後成全我。
    這當然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人人都喜歡順境，不喜歡逆境。人人都喜歡遊樂場，不喜歡監獄。
    在紹興監獄的三年時間裏，劉伯溫也曾“出獄”過。當然，從心是人最大的監獄這一角度而言，劉伯溫的出獄不是身體的出獄，而是心靈的出獄。
    張士誠的革命路
    劉伯溫的“心靈出獄”發生在1354年陰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黃河而引起紅巾軍革命的宰相脫脫在高郵（今江蘇高郵）大敗革命家張士誠。
    張士誠出生於泰州白駒場（在今江蘇大豐）。泰州扼著蘇北咽喉地帶，自古以來的主要經濟收入就是鹽業，是中國曆代鹽稅的主要來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經有了三十六處鹽場，張士誠的老家白駒場就是其中之一。
    顯然，泰州真富，但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張士誠就沒有錢。張士誠沒有錢和他本人的能力無關，和社會有關。元末天下大亂，元朝政府要鎮壓，要揮霍，這就使得他們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錢，但是國庫裏的錢就那麽多，撒光了之後還是得回到斂錢最根本的道路上來——稅收。平時收三分的，現在收五分，增加稅收，就相當於增加了國庫收入，國家花起錢來也不至於捉襟見肘。於是，元朝政府開始大規模提高鹽價，反正鹽是生活必需品，價低有人買，價高也有人買，賣高點兒錢不就出來了嘛。像鹽這種國家壟斷的東西，價格不會是市場說了算的，關鍵還是看當官的嘴巴。有數據表明，從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僅僅四十年間，鹽價上漲了十六倍。
    國家的鹽買不起，那私鹽販子就有了想頭，他們賣的鹽肯定比國家賣的價格低，但是私鹽販子的日子也不好過，國家要保證財政收入，當然不允許你私自賣鹽，那不是跟國家搶生意嗎？畢竟中國漢武帝以來，鹽鐵一直是國家壟斷經營產品。當年漢武帝之所以能夠堅持對匈奴長達三十幾年的打擊，其軍資來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經營鹽鐵生意的收益。可見鹽鐵行當是一座幾乎挖掘不盡的大金礦。為此，曆代中央政府對鹽販子的懲罰都相當嚴格，還在唐朝時政府就規定，販鹽一石以上為死罪。元朝的懲罰措施也很厲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僥幸不死，再轟到人跡罕至的地區受刑，元王朝領土空前廣闊，找個像西伯利亞那樣的地方易如反掌。雖然國家鹽禁重，但是販私鹽的利益也是大得誘人，隻要做好了，在村裏建洋房買轎車沒問題。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鋌而走險，幹起了鹽販子這項職業，就像販毒組織經常懷有的魚死網破之心一樣，要賺就賺多的，大不了腦袋掉了碗大個疤。當然腦袋也是不能輕易掉的，在能保住的範圍內還是要保住，所以鹽販子們又經常采取拉幫結夥、武裝販鹽的手段來對抗官府，這就為他們日後的武裝暴動作了軍事方麵的預演。
    張士誠自從加入鹽販子隊伍以來，腰包漸鼓，但張士誠不太愛錢，反而喜歡結交朋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塊兒吃肉。因為經常做東道主，所以身邊聚集了很多朋友。張士誠雖然有錢，但由於是走私性質，不是國家允許範圍內的錢財來源，因此他常被那些通過刮地皮賺錢的人看不起。有的富戶們向張士誠買鹽後賴賬，表示：“要錢，可以，不過你要等著吃官司。”張士誠當然不願意販私鹽這事兒曝光，不得已隻好忍氣吞聲。不單是富戶欺負張士誠，那些收受他賄賂的官員也對張士誠這樣的鹽販子非打即罵，特別是管理鹽業的警察，簡直不把這些財神爺當人。如你所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張士誠忍耐的限度終於在1353年春節後被突破。
    有一天，他和十七個最要好的同事喝著鹽水，吃著饅頭，說：“世界上正在發生著驚人的變化，而我們卻在這裏像狗一樣活著。我們倒不如拚一把，就是死了也比這樣窩囊地活著好。”
    如你所知，這是冒險主義。因為張士誠不同於方國珍，也不同於劉福通，更不同於徐壽輝。方國珍革命時，僅他的家族就有幾百號人；劉福通革命前，就在白蓮教有著高貴的地位；徐壽輝更不用說，是黑社會當家的，手下小弟多如驢毛，給他們一把砍刀，那就是一支軍隊。
    張士誠什麽都沒有，算上他，才十八個人，他們唯一的武器就是運鹽的工具——扁擔。那玩意根本殺不了人，隻能肩挑東西。
    無疑，張士誠革命，就是閉著眼向黑暗的深淵裏縱身一跳。但他的十七個同夥都認為值得一跳。張士誠又說：“這事兒可比販賣私鹽嚴重得多，所以我們必須捆在一起，生死與共。”這些人說：“你說怎麽辦就怎麽辦。”張士誠就咬破自己的手臂和他們歃血為盟，在一個沒有月光、隻有點點星光的夜晚悄悄摸進了鹽警警長的家，十八條扁擔排山倒海般地砸向了那位警長和他的家人，半個時辰後，這一家子就被扁擔送進了陰曹地府。事情進展得如此順利，張士誠驚喜得渾身冒汗。他們又趁熱打鐵，拎著十八條扁擔衝進了當地的幾家富戶，如法炮製，把那些富戶也用扁擔拍死，然後打開倉庫，把糧食和錢財分發給當地窮苦人，接著一把火將房屋燒了個幹淨。
    這種用別人的生命和錢財為自己贏取人心的舉動，又稱為劫富濟貧。張士誠在劫富濟貧的現場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說，他說：“現在你們得到的是你們應得的，但還是太少。還有一些你們應得的，就在前方。”
    如他所願，好多窮苦人立即發誓要和他一起去前方尋找屬於他們的東西。張士誠扔了扁擔，拿起武器，開始招兵買馬。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張士誠的革命軍就有了一萬多人。
    現在，我們可以說，張士誠縱身向深淵裏一跳，跳出了成功。從張士誠革命的事情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人生哲理：有時候，創造奇跡必須要膽大。但張士誠的成功是無法複製的，比如就在張士誠革命的同時，江西有個叫李九的，也被當時五花八門的革命家們的發家史所激勵，所以召集了幾個平時的好兄弟，準備晚上攻擊“甲主”，然後封官拜爵，過過皇帝癮。遺憾的是，他們沒有張士誠那樣的好運氣，晚上衝進“甲主”的家時，“甲主”正和警察部門的人喝酒，結果十幾個人當場就見了閻王。
    所以說，借鑒別人的成功經驗時，千萬要小心，因為時機是隨時都在變的，一廂情願地借鑒，那就是刻舟求劍。
    張士誠沒有借鑒過任何前輩革命家的成功經驗，他是個穩健、從不肯投機取巧的人。在張士誠的字典裏，世界上沒有一頓是免費的午餐。想要得到午餐，必須要穩紮穩打，一步一個腳印。專心地走自己的路，別人怎麽看，這不是他所關心的。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張士誠具有擔任領袖的天賦。
    張士誠的穩健作風很快就得到豐厚的利潤，1353年陰曆三月，張士誠集結三萬人，對泰州城完成包圍後，猛攻三晝夜，拿下了泰州。這是一次震天動地的勝利，讓元政府手忙腳亂。元政府馬上把對付方國珍的招數拿來對付張士誠，派出高郵行政長官李齊前往說服教育，期盼張士誠能和方國珍一樣改邪歸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