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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幻象，我並沒看見什麽綠臉紅舌頭的。是些形象。也還不是形象；是一股神氣。舉個例說，你就明白了，你記得咱們小時候那位老師？很好的一個人，是不是？可是我一犯病，他就非常地可惡，我所以跟他橫著來了。過了一會兒，我的病犯過去，他還是他，我白挨一頓打。隻是一股神氣，可惡的神氣。”
    我沒等他說完就問：“有時候你也看見我有那股神氣吧？”
    他微笑了一下：“大概是，我記不甚清了。反正咱倆吵過架，總有一回是因為我看你可惡。萬幸，我們一入中學就不在一處了。不然……你知道，我的病越來越深。小的時候，我還沒覺出這個來，看見那股神氣隻鬧一陣氣就完了；後來，我管不住自己了，一旦看出誰可惡來，就是不打架，也不能再和他交往，連一句話也不肯放過。現在，在我的記憶中隻有幼年的一切是甜蜜的，因為那時病還不深。過了二十，凡是可惡的都記在心裏！我的記憶是一堆醜惡相片。”他愣起來了。
    “人人都可惡？”我問。
    “在我犯病的時節，沒有例外。父母兄弟全可惡。要是敷衍，得敷衍一切，生命那才難堪。要打算不敷衍，得見一個打一個，辦不到。慢慢地，我成了個無家無小沒有一個朋友的人。幹嗎再交朋友呢？怎能交朋友呢？明知有朝一日便看出他可惡！”
    我插了一句：“你所謂的可惡或者應當改為軟弱，人人有個弱點，不見得就可惡。”
    “不是弱點。弱點足以使人生厭，可也能使人憐憫。譬如對一個愛喝醉了的人，我看見的不是這個。其實不用我這對眼也能看出點來，你不信這麽試試，你也能看出一些，不過不如我的眼那麽強就是了。你不用看人臉的全部，而單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點可惡來。特別是眼與嘴，有時一個人正和你講道德說仁義，你能看見他的眼中有張活的春畫正在動。那嘴，露著牙噴糞的時節單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惡。沒受過教育的好些，也可惡，可是可惡得明顯一些；上等人會遮掩。假如我沒有這麽一對眼，生命豈不是個大騙局？還舉個例說吧，有一回我去看戲，旁邊來了個三十多歲的人，很體麵，穿得也講究。我的眼一斜，看出來，他可惡。我的心中冒了火。不幹我的事，誠然；可是，為什麽可惡的人單要一張體麵的臉呢？這是人生的羞恥與錯處。正在這麽個當兒，查票了。這位先生沒有票，瞪圓了眼向查票員說：‘我姓王，沒買過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還是不買！’我沒法兒管束自己了。我並不是要懲罰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麵目打出來。我給了他一個頂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樣？他嘴裏嚷著，走了。要不怎說他可惡呢？這不是弱點，是故意地找打——隻可惜沒人常打他。他的原形是追著叫花子亂咬的母狗。幸而我那時節犯了病，不然，他在我眼中也是個體麵的雄狗了。”
    “那麽你很願意犯病！”我故意地問。
    他似乎沒聽見，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說我以這個為一種享受；不過，不犯病的時候更難堪——明知人們可惡而看不出，明知是夢而醒不了。病來了，無論怎樣吧，我不至於無聊。你看，說打就打，多少有點意思。最有趣的是打完了人，人們還不敢當麵說我什麽，隻在背後低聲地說，這是個瘋子。我沒遇上一個可惡而硬正的人；都是些虛偽的軟蛋。有一回我指著個軍人的臉說他可惡，他急了，把槍掏出來，我很喜歡。我問他：‘你幹什麽？’哼，他把槍收回去了，走出老遠才敢回頭看我一眼；可惡而沒骨頭的東西！”他又愣了一會兒，“當初，我是怕犯病。一犯病就吵架，事情怎會做得長遠？久而久之，我怕不犯病了。不犯病就得找事去做，閑著是難堪的事。可是有事便有人，有人就可惡。一來二去，我立在了十字路口：長期地抵抗呢？還是敷衍一下？不能決定。病犯了不由得便惹是非，可是也有一月兩月不犯的時候。我能專等著犯病，什麽也不幹？不能！剛要幹點什麽，病又來了。生命仿佛是拉鋸玩呢。有一回，半年多沒犯病。好了，我心裏說，再找回人生的舊轍吧；既然不願放火，煙還是由煙筒出去好。我回了家，老老實實去做孝子賢孫。臉也常刮一刮，表示出誠意的敷衍。既然看不見人中的狗臉，我假裝看見狗中的人臉，對小貓小狗都很和氣，閑著也給小貓梳梳毛，帶著狗去遛個圈。我與世界複和了。人家世界本是熱熱鬧鬧地混，咱幹嗎非硬拐硬碰不可呢？這時候，我的文章做多了。第一，我想組織家庭，把油鹽柴米的責任加在身上也許會治好了病。況且，我對婦人的印象比較地好。在我的病眼中經過的多數是男人。雖然這也許是機會不平的關係，可是我硬認定女子比男子好一些。做文章嗎？人們大概都很會替生命做文章。我想，自要找到個理想的女子，大概能馬馬虎虎地混幾十年。文章還不盡於此，原先我不是以眼的經驗斷定人人可惡嗎？現在改了。我這麽想了：人人可惡是個推論，我並沒親眼看見人人可惡呀。也許人人可惡，而我不永遠是犯著病，所以看不出。可也許世上確有好人，完全人，就是立在我的病眼前麵，我也看不出他可惡來。我並不曉得哪時犯病；看見麵前的人變了樣，我才曉得我是犯了病？焉知沒有我已犯病而看不出人家可惡的時候呢？假如那是個根本不可惡的人。這麽一做文章，我的希望更大了。我決定不再硬了，結婚，組織家庭。生胖小子；人家都快活地過日子，我幹嗎放著熟葡萄不吃，單撿酸的吃呢？文章做得不錯。”
    他休息了一會兒，我沒敢催促他。給他滿上了酒。
    “還記得我的表妹？”他突然地問，“咱們小時候和她一塊兒玩耍過。”
    “小名叫招弟兒？”我想起來，那時候她耳上戴著倆小綠玉艾葉兒。
    “就是。她比我小兩歲，還沒出嫁；等著我呢，好像是。想做文章就有材料，你看她等著我呢。我對她說了一切，她願意跟我。我倆定了婚。”他又半天沒言語，連喝了兩三口酒。“有一天，我去找她，在路上我又犯了病。一個七八歲小女孩，拿著個粗碗，正在路中走。來了輛汽車。聽見喇叭響，她本想往前跑，可是跑了一步，她又退回來了。車到了跟前，她蹲下了。車幸而猛地收住。在這個工夫，我看見車夫的臉，非常地可惡。在事實上他停住了車；心裏很願意把那個小女孩軋死，軋，來回地軋，軋碎了。做文章才無聊呢。我不能再找表妹去了。我的世界是個醜惡的，我不能把她也拉進來。我又跑了出來；給她一封極簡短的信——不必再等我了。有過希望以後，我硬不起來了。我忽然地覺到，焉知我自己不可惡呢，不更可惡呢？這一疑慮，把硬氣都跑了。以前，我見著可惡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麽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雖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地自信——信我比別人強。及至一想結婚，與世界共同敷衍，壞了；我原來不比別人強，不過隻多著雙病眼罷了。我再沒有勇氣去打人了，隻能消極地看誰可惡就躲開他。很希望別人指著臉子說我可惡，可是沒人肯那麽辦。”他又愣了一會兒。“生命的真文章比人做得更周到？你看，我是剛從獄裏出來。是這麽回事，我和土匪們一塊混來著。我既是也可惡，跟誰在一塊不可以呢？我們的首領總算可惡得到家，接了贖款還把票兒撕了。綁來票砌在炕洞裏。我沒打他，我把他賣了，前幾天他被槍斃了。在公堂上，我把他的罪惡都抖出來。他呢，一句也沒扳我，反倒替我解脫。所以我隻住了幾天獄，沒定罪。頂可惡的人原來也有點好心：撕票兒的惡魔不賣朋友！我以前沒想到過這個。耶穌為仇人，為土匪禱告：他是個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這對一樣，可是他能始終是硬的，因為他始終是軟的。普通人隻能軟，不能硬，所以世界沒有骨氣。我隻能硬，不能軟，現在沒法兒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個好玩意兒。”
    他把酒喝淨，立起來。
    “飯就好。”我也立起來。
    “不吃！”他很堅決。
    “你走不了，仁祿！”我有點急了，“這兒就是你的家！”
    “我改天再來，一定來！”他過去拿那幾本書。
    “一定得走？連飯也不吃？”我緊跟著問。
    “一定得走！我的世界沒有友誼。我既不認識自己，又好管教別人。我不能享受有秩序的一個家庭，像你這個樣。隻有瞎走亂撞還舒服一些。”
    我知道，無須再留他了。愣了一會兒，我掏出點錢來。
    “我不要！”他笑了笑，“餓不死。餓死也不壞。”
    “送你件衣裳橫是行了吧？”我真沒法兒了。
    他愣了會兒。“好吧，誰叫咱們是幼時同學呢。你準是以為我很奇怪，其實我已經不硬了。對別人不硬了。對自己是沒法兒不硬的，你看那個最可惡的土匪也還有點骨氣。好吧，給我件你自己身上穿著的吧。那件毛衣便好。有你身上的一些熱氣便不完全像禮物了。我太好做文章！”
    我把毛衣脫給他。他穿在棉袍外邊，沒顧得扣上紐子。
    空中飛著些雪片，天已遮滿了黑雲。我送他出去，誰也沒說什麽，一個陰慘的世界，好像隻有我們倆的腳步聲兒。到了門口，他連頭也沒回，探著點身在雪花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