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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和孔子都不變態，
    他們為青年男女的性愛
    留下了自由的空間。
    三月三的中國情人節，
    演出了東周版的《花兒與少年》。
    愛國賊
    魯國那個跟家君唱反調的家臣，叫南蒯（kuai）。
    南蒯是季孫氏封地費邑的宰。照規矩，季孫氏把費邑承包給南蒯後，自己就不怎麽管事，所以南蒯在那裏當了三年老大。但，當南蒯決定背叛季孫大夫、支持魯國國君時，費邑人卻不幹了。他們把南蒯抓起來，對他說：過去我等聽命於先生，是因為忠誠於主上。現在先生有了那種想法，我輩卻沒有這等狠心。那就請先生另謀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負，上哪兒不能實現啊！
    眾叛親離的南蒯隻好卷起鋪蓋走人，抱頭鼠竄逃到了齊國。幸運的是，齊國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齊景公吃飯。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說：你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這話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景公說這話是什麽意思，當時臉都綠了，一肚子委屈地辯解說：微臣豈敢叛亂，不過想強大公室而已。這可是愛國呀！
    旁邊的齊國大夫卻反唇相譏：身為家臣，愛的什麽國？你罪過大了去了！[1]
    奇怪！愛國有罪？
    不。愛國無罪，隻不過要有資格，並非人人都能愛。諸侯愛國就是對的，因為他是“國君”。大夫愛國也是對的，因為他是“國人”。家臣愛國，則“罪莫大焉”。
    家臣愛國，何罪之有？
    僭越。
    換句話說，就是通房大丫頭把自己當成了大老婆。
    前麵說過，封建是一種秩序。它確定的君臣關係和效忠對象，也是有層級的。具體地說，從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諸侯，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從下到上，家臣忠於大夫，大夫忠於諸侯，諸侯忠於天子。
    這就是禮。
    因此，諸侯可以“愛天下”，大夫可以“愛國”，家臣則隻能“愛家”。嚴格按照這禮法的規定去愛，才叫忠。越級非禮而愛國，就是“愛國賊”。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齊景公隻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氣。
    那麽，費邑的邑人，為什麽可以反對他們的總管南蒯，越級忠於季孫氏？
    因為按照邦國製度，天下隻有一個，封區隻有兩級。封到采邑，就不再分封。家臣不是君主，隻是大夫派出的代理人。邑人也不是家臣的臣，而是大夫的臣，即“家人”。他們的道德義務，是“忠君愛家”，不是“忠君愛國”。這跟季孫大夫的是非對錯沒關係，跟南蒯的政治立場更沒關係。
    禮，隻認秩序，不管是非。
    後果當然很嚴重。依照這個“忠君原則”，諸侯如果對抗天子，大夫就應該跟著對抗；大夫如果反叛諸侯，家臣也會跟著反了。周的滅亡，就因為此。
    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是非講不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怎麽操作？
    講得清並可操作的，隻有秩序。
    秩序貫穿著邦國製度。井田是經濟秩序，宗法是社會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這就一要明差異，二要定等級。井田製區分公私，於是有公田、私田；宗法製區分嫡庶，於是有嫡子、庶子；封建製區分君臣，於是有人、有民。人是貴族，民是平民和奴隸。這是“階級”，三等。天子是超級貴族，諸侯是高級貴族，大夫是中級貴族，士是低級貴族。這是“等級”，四等。此外還有公侯伯子男，是諸侯的“爵級”，五等。
    由此可見，秩序即等級。它像井田一樣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像阡陌一樣條理分明，叫井井有條。事實上，等級分明的周社會，就是一塊“井田”；秩序井然的周製度，則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繼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終於挖得深不見底，單等我們跳下去。
    這口井，就叫“倫理治國”。
    好大一張網
    什麽叫“倫理”？
    倫，是一個很晚才有的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沒。它的本字，應該是“侖”（侖），金文的字形像柵欄。後來加上單人旁，變成“倫”，有類比（無與倫比）、匹敵（精彩絕倫）、條理（語無倫次）等意思。
    其實，倫，就是次序和類別。如果亂了次序，錯了類別，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叫不倫不類。
    最重要的次序和類別，是人類社會的，叫“人倫”。按照後來儒家的說法，人倫主要包括五種人際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叫“五倫”。規範五倫的道理、法則和儀式，就叫“倫理”。
    倫理的核心，是“名分”。
    名分就是名位和職分，也就是一個人的社會身份、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以及相應的權利、義務和待遇。地位特別高的，還有爵號和車服。爵號是“名”，車服叫“器”。名和器合起來，就叫“名器”。
    名和器是統一的。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禮器，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數，簋偶數。祭祀時的樂舞，天子八佾（讀如義），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禮服，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讀如流），是垂在冕前麵的珠串。士沒有冕，也就沒有旒。
    名分，決定著待遇、規格、譜。
    所以，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極其看重名分。妻們固然會嚴防死守，小老婆也不能“妾身未分明”。比如《紅樓夢》裏的花襲人，是最早跟賈寶玉上床的。但因為沒有“走程序”，結果便連妾都不是，隻能嫁給別人。
    名分，簡直就是命根子。
    沒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沒有名分，就沒有麵子。麵子是名分的標誌，也是人的臉麵，或臉譜。擺出來，就叫“擺譜”；有了它，就叫“有譜”。有譜就靠譜。這就可以交往，可以“麵對麵”。否則，就“對不起”。
    對不起的意思是：雙方麵子的尺寸差距太大，麵子小的一方即便想“麵對”，也“對不起”。
    難怪我們“死要麵子”。
    其實，麵子可以要，也可以給。小妾扶正，副職轉正，是實實在在地給；稱小老婆為如夫人，管芝麻官叫大老爺，是客客氣氣地給。但無論虛名還是實惠，也無論是贈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認同倫理，看重名分。隻要你把名分當回事，所有程序便會啟動。從此，你就成了電腦裏的數據，任由綱常倫理的軟件處理。
    這是一張蜘蛛網，而且彈性很好。
    能夠逃出這張網的人很少。你出家？廟裏有師父。你落草？山寨有頭領。你自主擇業？業內有行會。你浪跡江湖？江湖有門派。你不可能絕對一個人生存。隻要歸屬於某一群體，那就要有名分。隻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倫。所以蘇東坡“長恨此身非我有”，但發完牢騷，照舊回家睡覺。什麽“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根本做不到，也沒當真想過。[2]
    這可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宗法倫理，將傳統社會的所有人都“一網打盡”。
    得了便宜又賣乖的，是那隻蜘蛛。
    因此，盡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漢高祖厭惡儒家，卻都不反對倫理治國。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國，又要道德禮儀，隻不過把德和禮都納入法。因此，他除了推行“車同軌，書同文”，還要求“行同倫”。
    漢高祖也一樣。他在登基不久立足未穩時，便讓儒生叔孫通重新製定了禮儀，以此作為君臨天下治理帝國的工具和手段。於是，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禮樂製度，便不但沒有因為邦國變成帝國而被廢除，反倒一直延續到清。
    這絕非偶然。
    便宜了誰
    討厭儒家的劉邦，後來確實嚐到了禮治的甜頭。
    那是西漢王朝的建國之初，大亂雖平而天下未定，跟西周初年的局勢幾乎完全一樣。隻不過，追隨武王伐紂的，是姬姓和薑姓的貴族，比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以及其他方國的豪酋。雖然他們在殷商眼裏是蠻族，文化程度其實都不低，個個都是風流人物。
    劉邦的隊伍就差得多。除張良是貴族，韓信算是破落貴族，其餘的，陳平是無業遊民，蕭何是蕞爾小吏，樊噲是狗屠，灌嬰是布販，婁敬是車夫，彭越是強盜，周勃是吹鼓手，劉邦自己則是地痞無賴，基本上是草台班子。
    何況此時，禮壞樂崩已經幾百年。像周武王那樣嚴格按照禮製來舉行開國大典，他們哪會？未央宮建成後，劉邦大宴群臣，居然乘著酒興對太上皇說：過去老爸總罵我不如二哥能幹，將來生活沒有著落。現在請您老人家看看，是二哥掙下的產業多，還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著起哄，大呼小叫，亂成一團，完全沒有體統。
    這簡直就是群魔亂舞。
    叔孫通他們自然看不下去，大漢朝廷也不能是土匪窩子。於是好說歹說，終於勸動劉邦同意製定禮儀，文武百官、功臣勳貴也都進學習班培訓。從此禦前設宴，人人莊嚴肅穆，規行矩步，行禮如儀。劉邦自己也喜不自禁。他餘味無窮地說：老子今天才曉得，當皇帝還真他媽的過癮！
    當然過癮。倫理、道德、禮儀，原本就是為了讓草民們安分守己，君主們坐穩江山。秦漢以後，曆朝曆代都堅持倫理治國和禮樂製度，原因就在於此。
    實際上所謂“五倫”，最重要的就是君臣。除朋友外，父子、兄弟、夫婦，也都可以看作君臣關係。父親是家君，丈夫是夫君，長兄如父也是君。反過來也一樣。或者說，君臣如父子，同僚如兄弟，正副職如夫妻，怪不得叫“家天下”。
    政治倫理，注定了是家庭倫理的“國家版”。
    那麽，家庭倫理，最重要的是什麽？
    和諧。家和萬事興。
    這就要講名分，重稱謂，守規矩，盡孝心。比如跟父母親說話，必須自稱“兒子”。如果父親是君王，則自稱“兒臣”。跟哥哥說話，要自稱“小弟”。如果哥哥是君王，則自稱“臣弟”。跟丈夫說話，要自稱“妾”。如果丈夫是君王，則自稱“臣妾”。對父母，要“早請示，晚匯報”，叫“晨昏定省”。父母的年紀，必須掛在心上，還得“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他們健康長壽，懼的是他們年老力衰。[3]
    父母去世，要“守喪三年”。如果父母是天子或諸侯，則要在他們臨死之前成立“治喪委員會”，給他們備好棺槨，換上壽衣，然後守在他們身邊看著他們死，叫“為臣”。這是中國最早的“臨終關懷”，但隻有天子和諸侯才能享受。
    所有這些，歸結為一個字，就是“孝”。
    孝道表現於國，就是“忠”。忠，不是人的天性，因此需要培養。培養基地，就在家庭。事實上，一個人如果孝敬父母，就不會背叛君主；如果友愛兄弟，就不會欺負同事。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並非沒有道理。
    難怪所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柔”，竟有三組是家庭倫理。是啊，對自己子女都沒有愛心的君，可能仁嗎？對自己父母都沒有孝心的子，可能忠嗎？父子像父子，才會君臣像君臣，盡管占便宜的還是君父。
    什麽叫“天下為家，家國一體”？這就是。
    天字一號樂團
    現在，我們更清楚南蒯為什麽不招人待見了。
    道理其實很簡單：國之倫理在家，從小就能看到大。比如一個人虐待父母，卻宣稱忠於祖國，靠得住嗎？同樣，南蒯背叛家君，卻宣稱忠於國君，誰相信呢？
    更何況，南蒯隻是季孫大夫之臣，季孫大夫才是魯國國君之臣。魯國國君的事，是他南蒯該管的嗎？如此僭越，難道也叫“效忠”？對不起，這叫“上訪”！
    南蒯不明白的，魏絳明白。
    魏絳是春秋時期晉悼公的大夫。因為功勳卓著，悼公要將鄭國奉獻的樂隊分一半給他，魏絳表示不敢當。他說：樂舞是用來鞏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鎮撫邦國，同享福祿，懷柔吸引遠方之人。這才叫“樂”，也才可以叫“樂”。[4]
    奇怪！樂，為什麽能“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呢？
    因為樂是藝術化的禮，禮是倫理化的樂。
    是這樣嗎？
    當然是。周人的樂，甚至古人的樂，並不隻是音，是詩歌、音樂和舞蹈的三位一體，叫“樂舞”。所以晉悼公打算賜給魏絳的“樂”，就包括一組編鍾，還有一支八人組成的歌舞隊。
    但，樂舞叫做樂，是因為以音樂為靈魂。對於音樂，最重要的是什麽？節奏和韻律。對於倫理，最重要的是什麽？秩序與和諧。秩序就是禮的節奏，和諧就是禮的韻律。因此，禮治社會就應該像樂曲，社會成員則應該像樂音。樂音有音高、音長、音強、音色的不同。社會成員一樣，也得有差異。有差異，才多樣。多樣統一，才和諧。
    禮，就是界定差異的。
    問題是：怎麽界定？
    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無非“別內外，定親疏，序長幼，明貴賤”。區分華夏與蠻夷，是“內外有別”；區分血親與姻親，是“親疏有差”；區分老者與少者，是“長幼有序”；區分嫡子與庶子，是“貴賤有等”。它甚至表現為一係列的“製度”（規製和尺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隻能紮頭巾，叫幘（讀如則）。貴族當中，士又隻有冠，沒有冕。冠冕堂皇的，隻能是天子、諸侯、大夫。
    顯然，這裏麵最重要的是貴賤，貴賤就是“音高”。其次是親疏，親疏是“音長”。再次是長幼，長幼是“音強”。至於內外，或許可以看作“音色”，華夏民族是“黃鍾之鳴”，蠻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黃鍾毀棄，瓦釜雷鳴”，那就不是“亡國”，而是“亡天下”了。
    不過在周人看來，他們的天下不會亡，因為像音樂。天子和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隸是“低音”。也像音樂團體，民族和國族是樂團，氏族和宗族是樂隊，天子、諸侯、大夫、士是指揮。
    這可真是天字第一號的樂團。這個樂團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響樂，最悅耳的奏鳴曲，最有氣勢的大合唱。
    主題，則據說叫“和”。
    沒錯，禮辨異，樂統同。禮讓人遵守秩序，樂讓人體驗和諧。所以貴族要鍾鳴鼎食，還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貴、典雅、溫潤，不張揚，文質彬彬。何況玉器佩帶在身上，是要發出聲響的。這就會提醒主人舉手投足都要合乎禮儀，都要有節奏。有節奏就有節製，也就氣度不凡。
    學習音樂，觀賞樂舞，更是貴族必修的功課。如果有條件，還應該向全民推廣。因為廟堂有音樂，則君臣和敬；鄉裏有音樂，則宗族和順；家中有音樂，則父子和親。[5]
    難怪孔子上課時，會有學生鼓瑟。
    孔子的學生言偃（子遊）更是身體力行。他主持武城縣工作時，便處處都是弦歌之聲。據說，孔子聽了曾莞爾而笑雲：殺雞哪裏用得著牛刀？言偃卻回答：君子受了教育就愛人民，小人受了教育就聽使喚，老師不就是這樣教我們的嗎？孔子也馬上表態：言偃是對的，我剛才不過開玩笑。[6]
    這就是“禮樂教化”。
    但，這跟“以德治國”又有什麽關係呢？
    不妨實地考察一番。
    權利與義務
    先看“鄉飲酒禮”。
    所謂“鄉飲酒禮”，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協商會議”。應邀參加的基本上都是老人，討論的也是軍國大事，比如“定兵謀”等等。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時代軍事民主的遺風，相當於古羅馬的元老院，隻是沒有表決權。但到後來，就連谘詢的意思也沒有了，隻是定期不定期地請社會賢達們來吃飯喝酒看表演，變成了“政協委員”的俱樂部。
    這就多少有點奇怪。是啊，這樣一種並無實際作用的禮儀，怎麽會從西周一直延續到清代道光年間？[7]
    因為有意義。
    意義就在“尊長，養老，敬賢”。按照規定，參加鄉飲酒禮的各界人士，六十歲以上的坐，五十歲以下的立。享用的菜肴也不等，年紀越大越多。這就等於向全社會宣示，對長者要尊，對老者要養，對賢者要敬。
    所以，酒會上要序齒（以年齡大小為序），還要奏樂，比如“我有嘉賓”的《詩·小雅·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那麽，這首歌為什麽要用鹿鳴來開篇呢？因為無論在中國還是印度，鹿都是有著美德的仁獸，鹿群的到來也都是吉祥和興旺的象征，奏唱《鹿鳴》也就是要崇尚道德。
    實際上周人之德，無非“尊尊”和“親親”。尊尊，就是尊敬該尊敬的；親親，就是親愛該親愛的。人與人如果互敬互愛，社會就和諧太平。因此，盡管後來的鄉飲酒禮並沒有實質性內容，也要堅持，因為這本身就是德。
    顯然，有禮必有德，有德必有禮。相反，失禮則缺德，非禮則無德。德是目的，禮是手段；德是內心修養，禮是行為規範。因此，也表現為權利和義務。
    比如“冠禮”。
    冠禮又叫“婚冠禮”，其實就是貴族子女的成年禮。按照西周製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親命名，表示他正式獲得生命，成為家庭成員。如果是男孩，六歲開始在家學習，是家學。十歲進寄宿學校，是小學。十五歲入辟雍，這就是大學。二十歲大學畢業，就要舉行婚冠禮，正式成人。
    婚冠禮是無論男女都要舉行的，隻不過女十五，男二十。這時要做兩件事。第一是把頭發盤在頭頂，叫“束發”。然後女插簪子，叫笄（讀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請嘉賓為他們起一個字。名是卑稱，字是尊稱。前者用來稱呼晚輩、學生、子女和自己，後者用來稱呼同輩和同輩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進行社交，當然意味著成人。
    有字以後，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廣義的士），也叫丈夫。古人認為，兒童身高六尺，叫“六尺之童”。成年男子身高一丈，叫“一丈之夫”。所以，丈夫就是成年男子。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因此冠禮同時也是訂婚禮。由於男女雙方的婚配都與束發同時，因此叫“結發夫妻”。如果女孩子還沒有合適對象，則暫不訂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閨中”。待字，其實是等待婚姻。
    但意義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緇冠”（緇讀如資），這是用來參加政治活動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讀如變），這是獵裝和軍裝，所以同時還要佩劍。第三次加“爵弁”（爵讀如雀），這是用來參加祭祀活動的，又叫“宗廟之冠”。
    一加緇冠，有參政權；二加皮弁，有從軍權；三加爵弁，有祭祀權。有權利就有義務，何況“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因此三次加冠後，初冠的青年還要拜見國君和元老，主持儀式的嘉賓也要發表訓詞。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課。
    顯然，束發和加冠，都意味著社會的規範和約束。而且，也都是以一種讓人終身難忘的方式，告訴孩子們什麽是真正的人，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人。
    與此同時，我們民族也成年了。
    那麽，我們可以青春煥發嗎？
    當然可以。
    中國情人節
    接受了笄禮和冠禮的姑娘和小夥子，有權利參加一個盛大的節日。時間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巳節”。按照周禮的規定，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愛自由。
    這是中國的情人節。
    實際上這樣的節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羅馬的叫“沙特恩節”，時間在冬至，殷商的則在玄鳥（燕子）歸來時（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一卷《祖先》），周人不過繼承了傳統。
    那真是一個人民大眾開心的日子。桃花三月，春水碧綠，鮮花盛開。春心蕩漾的少男少女們手拿蘭草，從四麵八方趕到河邊，舉行愛的狂歡。如果遇到意中人，女孩子還會主動搭訕，落落大方，毫無羞澀。
    對此，《詩·鄭風·溱洧（讀如真委）》這樣描述：
    溱水和洧水，
    春波浩蕩彌漫。
    少女和少男，
    手中拿著澤蘭。
    女孩說：過去看看？
    男孩說：剛剛看完。
    女孩說：看了也可以再看嘛！
    那邊地方又大又好玩。
    於是說說笑笑往前走。
    還相互贈送了芍藥花。[8]
    這可真是東周版的《花兒與少年》。
    是的。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手拖著手兒來。
    嘿嘿，還“贈之以芍藥”。
    奇怪！周，不是禮儀之邦，要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講“男女授受不親”嗎？也會有這等事？
    當然有。
    事實上從西周到漢唐，宗法禮教之外也尚有性愛的自由，以至於被衛道士們罵作“髒唐爛漢”。什麽“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結果，是殷的豪放靈性沒了，周的天真爛漫沒了，春秋的高貴風雅沒了，戰國的血氣方剛沒了，漢的開拓和唐的開放也沒了。士人墮落為文人，而且集體陽痿，隻知道在皇帝麵前磕頭如搗蒜，然後回家打老婆。
    這才真是罪莫大焉！
    好在此刻還是周。後來孔子編輯整理《詩經》，也沒有刪除那些“淫詞豔曲”，我們這才得以一睹當年風采。
    謝謝孔夫子！您老人家人性。
    事實上，倫理道德歸根結底是為了人。這就必須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種需求。但凡違背人性的，都隻能是偽善和偽道德。靠偽道德來維持的穩定，永遠都隻能是表麵的。
    這個道理，周公和孔子心裏都明白。
    他們不傻，也不變態。
    因此，盡管周公“製禮作樂”，孔子“克己複禮”，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姬周政權，維持封建秩序；但他們至少清楚，心理維穩才是最好的維穩。這就要“倫理治國”，包括德治和禮治；也要“禮樂教化”，包括禮教和樂教。禮和樂，是落實以德治國的“兩個基本點”。
    不過既然是心理維穩，那就要深入人心。因此既得紮籬笆，又要開口子，兼顧社會規範和個人自由，正如封建製或邦國製要“兼顧君權與民權”。這就像猶太人的割禮，隻會割掉少許包皮，不會連根切斷。沒錯，切得跟宦官似的倒是徹底安生了，但那樣的穩定有意義嗎？
    治國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性。
    現在，華夏民族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也擁有了情人節，可以盤點一下是非得失，弄清楚文化係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