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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他們又出發了。梁曉秀在路上說，他們現在這個餐館的地址肯定不行，他們再開新餐館必須得選一個新地址。她看好大廣場和啤酒商業街，在那裏開中餐館才會有客源，才能賺到錢。
    她說：“我們先到大廣場看開快餐店的地址，看看那裏的房租到底有多貴。”
    “你真想開快餐店嗎？”宋福祿對快餐店並不看好，他認為老外不會吃梁曉秀做的卷餅快餐。
    “這要看資金情況，如果資金一時湊不夠，我們就隻好先開快餐店。等我們賺到錢後，我們再開餐館。”她也知道要想賺大錢，當然得開餐館。
    他們在大廣場轉了一個小時，終於找到一處租店鋪的地方。那是一家小商店，大約有25平米，但年租金要價高達4萬歐元。宋福祿和人家說了半天，人家一口咬定4萬歐元，而且強調一次付清租金。
    “你看到了吧，這裏房租多貴！”宋福祿說，“25平米的房子租金高達4萬歐元，我們還能賺到什麽錢呢？”他在心裏否定了在大廣場開快餐店的方案。
    “是太高了。”梁曉秀這時才意識到房屋位置的價值差別竟然有那麽大。宋福祿原來租的房子，餐廳和臥室加在一起有100平米，年租金不過2萬歐元。
    但梁曉秀並沒有放棄開快餐店的想法。
    她當時立即想到了幾個方案。一是，她要找那家法國餐館的老板幫她和房東談房租問題，他們法國人之間肯定好溝通。她和宋福祿是外國人，人家肯定要價高。二是，她要到巴黎取經，看看怎樣才能做到合理避稅。按照法國餐飲稅收的規定，如果繳納45%的各種稅費，那麽開餐館的利潤確實太少了。她的初步想法是：最多交20%的稅費。三是，她要設法每天賣出200份快餐。隻要能賣出200份快餐，她就有賺頭。
    她依然信心十足地和宋福祿說，他們站在那家法國快餐店門外觀察一會兒，看看人家能賣出多少份漢堡快餐。
    於是他們就開始數排隊的人，一個小時之內，那家快餐店賣出了100份漢堡快餐。梁曉秀由此估計那家快餐店一天至少能會賣出1000份漢堡快餐。如果按她計算成本的方法計算，那麽那家快餐店每天的營業額為6000歐元，每天的淨利潤至少有2000歐元。由此推算，一年的收入大約為60萬歐元。
    她說：“這家快餐廳太厲害了，我算了一下，一年的純收入至少有60萬。”她同時想她隻要能賺到5萬歐元就心滿意足了。
    宋福祿笑著說：“你是按照中國人的算法計算的。法國人的算法和你算得不一樣。我給你再算一遍。你看那家店鋪，大約有50平米，那麽它的年租金就是8萬歐元。窗口有兩個人賣快餐，那兩人每月的工資我估計至少每人1000歐元，一年下來，兩人的工資就得花掉24000歐元。此外在後廚製作漢堡套餐的人員，我估計至少有3-4個人，他們一年的費用也得達到4萬歐元。還有，他們的成本肯定比較高，他們不會象中國人那麽會精打細算。此外還有水電煤氣費，稅費等等。這樣算下來，我估計這家快餐店的年純收入最多不會超過20萬歐元。”
    梁曉秀聽宋福祿計算法國的人工費，才知道法國人工費是那麽昂貴。她想：都是人，可是法國人就那麽值錢，而中國人的人工費卻那麽低。
    宋福祿又說，法國人的工作是有嚴格時間規定的，那家快餐店的員工一天最多工作不會超過7個小時，他們肯定是兩班倒；而華人的工作時間可以無限延長，每天工作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
    “你說得有道理，福祿。我們如果按他們那樣開店，我們一天即使賣出300份卷餅快餐，我們也賺不到錢。我都想好了：我一個人可以頂三個法國人。我們倆頂六個法國人。我們不存在人工費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優勢呀，”宋福祿感歎道，“在歐洲華人開店與老外競爭，在勞動力方麵占有先天優勢。一對夫婦，一個在後廚，一個跑堂，就能應付一家小餐館。巴黎就有那樣的小中餐館。如果餐館規模再大一點，華人的子女會幫父母打理餐館。規模再大一點的餐館，雇傭一兩個員工，就頂三四個法國員工。這些費用遠低於法國餐館的員工費用。”
    他們從大廣場出來，又來到啤酒商業大街看餐館地址。他們看中了一個出租的店鋪，麵積100平米，年租金高達20萬歐元。
    宋福祿聽了目瞪口呆，他對梁曉秀說：“這回你信我說的了吧？人家要價20萬歐元。假設我們租下這個店鋪，我們不僅賺不到錢，我們還得賠錢，而且還賠不起呢。我給你算一筆賬，你好好聽著。假設一天的營業額是1000歐元，一年的營業額大約是36萬歐元。看起來來挺多；但交20萬房租後，你隻剩下10萬歐元，而那又僅僅是毛收入。成本按最小計算，也得占0萬歐元的成本是9萬歐元。我還沒計算稅收和其他成本。如果都加在一起，一年大約虧損5萬歐元。你還想在這裏開店嗎？”
    梁曉秀覺得宋福祿的計算方法有一定道理，但過於悲觀。一天的營業額為什麽隻能有1000歐元呢？為什麽不能有2000歐元甚至3000歐元呢？
    在沒有嚐試之前，她無論如何也不相信她賺不到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