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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定下去杭州的日期，我就想好了，到了杭州一定要去嶽墳。為什麽一定要去嶽墳呢？一是我從沒過去過；二是曾經在一篇文章看到這樣的說法：姑且不問曆史，我們就認定汪精衛、秦檜的確是十惡不赦的罪人，那麽，我們是否有權力把一個人塑成雕像，又是否每個過路的人都有權力對著雕像撒尿、吐痰、扇耳光？這句話給我的印象非常深。雖然沒去過嶽墳，但我知道嶽飛父子麵前跪著四個奸臣。往那些奸臣身上撒尿、吐痰的遊客，是一種什麽樣的表情呢？厭惡、興奮、痛快、怨恨、恥切、惡心、滾蛋、好玩？如果把每個人的表情抓拍下來，搞一個影展，說不定會很有意思。
    但說實話，無論是從沒去過，還是那篇文章，並不完全是我想去嶽墳的理由。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我沒去過，但我並不想去；也有很多文章，讓我記憶深刻，也不一定非要實地考察。生活中很多理由都不過是借口，景由心造，一切由心而已，為什麽一定要問理由呢，那就不要問為什麽了。反正我想去，除此之外沒什麽好說的。
    據我所知，跪在嶽墳麵前的除了秦檜和他老婆王氏，還有張俊和一個姓萬的，雖然我的名字裏也有一個“萬”字，並不知道作為姓的時候應該念什麽，可以肯定不能讀“萬”，忙查字典，以免在朋友麵前出醜。一查才知，那個奸臣姓的是複姓，不是姓萬，而是姓“萬俟”，名叫萬俟卨，這三個字我從來就沒讀準過。我也從沒遇到過姓“萬俟”的人，萬俟家出了這樣一個大奸賊，是不是別的本家都蒙羞而改姓了呢？三個字念“抹其謝”，我怕記不住，把它和我老家的老頭老太太們說“不用謝”三個字的讀音聯係起來，才把它記住了。我老家說不用謝，一般說成“抹用謝”，抹是沒的意思。
    剛落地，朋友阿軍和小郭就把我接到賓館。阿軍是小說家，小郭是詩人，以前我們隻在電話裏聯係過，我所在的刊物發表過他們的作品。乍一見麵，我老是搞錯，把阿軍叫成小郭，把小郭叫成阿軍。可是在電話裏，隻要他們一開口，我就知道誰是阿軍誰是小郭。阿軍的聲音清脆，普通話說得非常好，小郭的普通話也說得好，但他的聲音是試探性的，有那麽點兒女性化。我以此判斷阿軍是個大個子，小郭是個身材單薄的矮個子。見了麵才知道恰恰相反，阿軍身高不到一米七，而小郭是一米八五的大胡子。
    到了賓館，阿軍立即打電話，不一會兒又來了木藍、沈竹、介子修和穆有見，阿軍介紹了一遍，我又一個一個地核對了一遍，但腦子裏仍然是懵的，被他們的熱情衝懵了，誰是誰還是不能完全分清。其實如果不說人名，指著人說作品的名字，還好記一些，他們的作品我都拜讀過。他們的熱情讓我陡生感慨，一是感覺他們比較團結，互相通氣，不像我所在的那個地方，一旦有什麽刊物的主編或副主編來了，剛下飛機就被人接走了，像被秘密綁架一樣，其他人被蒙在鼓裏，終於知道在哪兒的時候，人家不是正在告別，就是已經起飛甚至已經到家了；二是覺得當編輯太好了，尤其是當一個多少有點名氣的文學期刊的編輯。以前我在地質隊的時候，提著地質錘，掛著放大鏡，端著羅盤，在大山溝裏鑽來鑽去，誰理我呀？有一次我正在敲化石，遠遠地一個農民問我：“喂，你是不是修磨子的呀。”我說不是。農民不相信，他說：“我明明看見你在敲石頭，還說不是。”非要我承認是修磨子的石匠。我說我是地質隊的。農民不高興地說：“地質隊的？地質隊的你跑到這裏來你敲什麽敲！”有一次我剛從野外回來，有一位從北京來的作家在大學裏搞講座，我連衣服都沒換，連地質包都沒放下就去了，崇拜人家呀。走進教室，主持人小聲說：“師傅，你一會兒再來好不好？”我莫名其妙。他見我不走，指了指教室裏的燈，說：“講座已經開始了，一會兒再換好嗎？”把我當成換燈泡的了。我的臉刷地一下紅了，紅得發亮，比那間教室裏的任何一盞燈都要亮。想到這些，我心窩裏就發熱。我到這裏不過兩小時，身邊就已經高朋滿座了，並且都假眉假眼地叫我鄭老師。我叫他們別叫我老師，叫名字就行了，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可人家叫老師的時候，心裏真舒服啊。
    和朋友在一起，飯是要吃的，酒是要喝的。我在地質隊呆了十幾年，一不怕喝酒，二不怕吃辣椒。野外寒氣大，這兩種東西都是驅寒的。心想江浙一帶的人，大都溫和秀氣，喝酒應該不是我的對手。阿軍把我們帶到一個什麽飲食城，我們的朋友已經增加到十三個了。畢竟大家還不太熟，剛開始的時候多少總是有些拘謹，喝了兩杯酒，喉嚨暖和了，話也多起來。我對他們說：“我們的刊物雖然在西部，可你們江浙作家的作品我們是用得最多的，差不多占據了三分之一，本地作者可不舒服了，說我們成了江蘇和浙江作協主辦的刊物，我們領導說了，不要管他，我們麵向的是整個中國，不是麵向某一個地區，要的是好稿子，是好稿子主義，大家今後有好稿子盡管寄來。”這話一出，全都來向我敬酒。我這才知道酒桌上說話稍不留意就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一圈下來便是十三杯。其中一位朋友和我碰之前，笑著說：“鄭老師，這是不是說明我們江浙一帶的作家要厲害些？”這話我不愛聽，作家就是作家，每個地方的作家都一樣，不應該說誰比誰厲害。我仗著酒勁，不客氣地說：“是的，江浙作家是要厲害一些，尤其是年輕人，一冒出來就比其他地區的人高明一些，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有一股子精明勁。但你們江浙的作家上了四十歲，寫得就少了，上了五十歲，那就更少了，到了六十歲，基本上就不寫了，即便寫也寫的是隨筆散文，詩歌和小說隻能勉強為之。”我說完後發現大家有點尷尬，自己是不是說重了？忙端起杯子，自己先擠了一臉的笑容：“對不起、對不起，我不過是瞎說，你們批評，你們批評，來，各位，謝謝大家的盛情，我敬各位一杯。”阿軍說：“如果論小說，的確是這種現象，但其他文體，我們有很多老作家還是很厲害的。”我忙說：“那當然，那當然，我指的主要是小說。”給我台階下，我連滾帶爬地下來了。喝到二十七杯的時候，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已經喝了二十七杯了，再喝恐怕要趴下了。但不喝是不行的，我是那種隻要有人敬酒就不拒絕的人。他們問我來杭州這幾天有什麽安排，我說我一共五天時間，除了一天和約好的作家見麵，其他幾天沒別的事，玩。阿軍他們忙替我安排遊玩路線。我說，杭州我沒來過，去什麽地方玩都行，但是嶽墳我是要去的。一半的人立即驚訝起來：“啊呀，杭州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去嶽墳幹什麽，現在遊人一般都不去嶽墳的，我們本地人更是不去。”性格直率的穆有見說：“介子修你不是有車嗎，鄭老師和介子修可是作家中的大老板哩，子修你用車帶鄭老師玩玩，鄭老師難得來一次的。”介子修問我想去什麽地方玩。我說隨便。穆有見說：“鄭老師你也是搞文學的，既然來浙江了，怎麽也應該去紹興和烏鎮玩玩，那可是魯迅和茅盾的故鄉啊。”我堅持道：“那我什麽時候去嶽墳？”好幾個人都笑了，穆有見笑得最響，我卻不知道他們為什麽笑。穆有見說：“鄭老師你真想去嶽墳啊？”我說，我真的想去。她說：“你住的地方離嶽墳很近的，嶽墳就在西湖邊上，你哪天隨便抽兩個小時，打個的去就行了，用不著專門去的。”原來是這樣，我也笑了。我高興地說：“好啦，那就先去朝覲二位大師的故鄉，回來後再去嶽墳。”
    回到賓館，我已經分不清東南西北了。阿軍問我：“鄭老師你沒事吧？我慷慨地一揮手，沒事沒事，我是從酒鄉來的，還怕喝酒麽？”等他們都走了，我推開窗戶，想吹吹風。他們告訴我，推開窗戶便能看見西湖。可我推開窗戶後，除了能看見到處都是燈，根本不知道哪兒是西湖。感覺腦子轉得特別快，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如果我平時都能轉得這麽快，我十有八九會成為著名作家。當我想到那首古詩：不願無來不願有，隻願西湖變美酒，閑時靜臥蘇堤上，浪花撲來嘬一口。五髒六腑立即翻騰起來，人到這時候是最怕吃酒的，西湖裏的水全變成了酒，天啦，受不了啦，不行了，跑到衛生間，嘔吐叫喚起來。
    第二天醒來，已經是正午十二點了，渾身像被人用軟棍子痛打了一頓似的，沒有一個地方舒服，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比昨晚上吐的時候還難受，最不好受的是頭，像熟透了的西瓜被人用拳頭砸開了縫。服務員進來打掃衛生，我問她：“這兒能看見西湖嗎？”她說：“如果你視力好，可以看見保俶塔。”“那怎麽說能看見西湖呢？”她反問：“保俶塔不是在西湖邊上嗎？”也是，並不是非要看見水才說那是西湖。我什麽也吃不下，泡了杯茶，喝了幾口也吐了。幸好還記得要去見那位名作家。對一般編輯，名作家如果不恩典恩典，是難得一見的，但我這次來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從名作家那裏拿走一篇稿子。打電話過去，保姆說名作家正在睡午覺，叫我晚一點再聯係。我拖著無力的身體，去買頭痛粉，走了幾個藥店都沒有，隻好胡亂買了顆感冒藥，心想即使治不了頭痛，騙騙這狗日的頭痛也好。什麽也幹不了，什麽也不想幹，連電視也不想看，一點力氣也沒有，如果螞蟻抽我一耳光，也能把我抽昏過去。我躺在床上，比死還難受，突然想，我是不是要死在杭州？這時名作家打電話來了，比我想象的熱情多了，叫我馬上到他家去，他在家等我。
    晚上名作家請我吃飯，特地點了東坡肉，說這是杭州名菜。我慚愧得不行，因為我一塊也吃不下。想當年我做地質隊員，一碗東坡肉我一口氣就可以呼嚕下去。
    直到第三天早上起床，我才回過神來。
    介子修把車開來了。我問他紹興有多遠？他說，不遠，八九十公裏。八九十公裏，來去不是要一天？人家是做生意的，我哪能讓他整天陪我。我說：“子修，要不咱們不去了，就到西湖逛逛得了，反正西湖我也沒去過。”子修說：“不要緊的，我已經安排好了，今晚上住紹興，明天去烏鎮，今天明天我都陪你，後天穆有見陪你逛西湖。”
    盛情難卻，我鑽進子修的車。對車我是外行中的外行，除了常見的幾種，別的我都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它們的貴賤。子修這車是銀灰色的，看上去有些小巧，我問他什麽牌子，他說是日本的富士。我說：“怕要二三十萬吧？”他笑了一下，說：“還得再加一倍。”我在心裏咋了一下舌頭，哪能用窮人的見識去估價富人的生活呀。子修不太愛說話，默默地開著車。這讓我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