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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笠對母親很孝敬，從小就是一個討人嫌的頑童，長大更是驃悍、桀驁不馴、好勝逞強
    戴笠，又名春風，字雨農，1897年生於浙江省江山縣硤口鎮。他的父親早逝，母親是農村婦女，能認識不少的字，也能記憶和背誦一些封建教條，如《三字經》、《女兒經》、《百家姓》、《朱柏廬家訓》之類的蒙館學童必讀的課本。戴笠對他母親很孝敬，也很怕他母親出來說話。每當其發牛脾氣不可理喻時，隻要他母親一出麵，輕言數語，他便會改變凶神惡煞的態度。戴笠死後，大家瞞著她說是出國了。由於美國特務頭子梅樂斯兩次到過她的家裏，她對此深信不疑。1948年春，戴笠的接班人毛人鳳等人發起為戴母慶賀80大壽。她活到近90高齡才死去。
    戴笠有一個同胞弟弟名雲霖，年齡比他隻小3歲，形象與他很相似，脾氣粗暴，品行卑劣，依靠戴笠的權勢，保送到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受過訓。他取得高教班受訓的資格後，戴笠就托胡宗南手下任師長的馬誌超為之管教（馬誌超是軍統的大特務。筆者注）。馬便稱之為“二老板”，安置其為軍需，不久提升到軍需處長，大概是雲霖一生中最大的官位。1934年秋，當馬誌超奉調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而離開西北時，戴雲霖也離職了。
    戴笠早年有結發的妻子毛秀叢，於抗戰初期因患子宮癌死去。毛氏是一個三從四德的家庭婦女，對其夫千依百順、畏懼異常。毛氏有一個胞弟名毛宗亮，為戴笠做過管家，在特務訓練班作過事務員一類的小差事，對戴笠也是畏之如虎。毛宗亮常常感歎地說：“毛家的風水被毛人鳳、毛萬裏兩兄弟占光了，我的姐姐倒黴而死，我是永無出頭之日的。”
    戴笠有一個獨生子名藏宜，形象酷似其父，受過高中教育，也在廈門大學混過一年。戴笠曾與十人團拜把兄弟中的王天木拉姻親關係，將王的女兒要來做兒媳訂過婚。後來不知怎麽鬧翻了，藏宜另外找了一個女子結了婚。戴笠從此對兒子不滿，對兒媳也很冷淡，安置在鄉下隨祖母生活。戴藏宜在鄉下辦了一所小學，自稱校長，因為十分怕他的父親，一直鄉居，不敢越雷池一步。
    戴家在江山縣硤口鎮從清朝末年起，可算得殷實的中等地主，擁有良田莊園和林場，但八口之家，坐吃山空，到了戴笠兄弟的這一代，家產無多，便成了破落地主，生活窘困，就全靠母親張羅，做點針線活補助家用，苦苦撐持，才使戴笠受完了中等教育。戴笠從小就是一個討人嫌的頑童，長大更是驃悍、桀驁不馴、好勝逞強，是一名團丁隊的打手。每當團防出動清鄉鎮壓農民時，他總是自告奮勇，不辭勞累地去起到獵犬一般的作用；特別是遇到山嶺崎嶇、地勢險要的艱難情況時，他便選擇在風雨交加或者大雪紛飛的深夜，攀藤附葛，親自探龍潭入虎穴。
    戴笠成年後，在鄉間地主武裝民團中混的時間不長，以後便投到新江軍閥周鳳岐部隊中當兵，大約隻有兩年多，又脫離部隊，隻身到上海租界打流。日後戴笠每一談及他的打流生活，連笑帶罵，津津樂道，認為是他發跡的最好陶冶，但在人家聽來，便是他無賴的醜史。他的醜史隻能由他自己談出來，絕不許他的部屬說長道短。如果被他知道了，便會災難臨頭。
    戴笠在上海和杭州混的時候，認識了蔣介石、戴季陶和陳果夫等人
    戴笠1920年初到上海時，苦於沒有落腳棲身之所，隻好寄居在表弟張冠夫的亭子間裏。張夫妻倆睡在床鋪上，他就打地鋪，弄得表弟夫婦的生活很不安。張當年是商務印書館的一名小職員，當然是招待不起，念在至親，短時間內尚無怨言，但表弟的妻子則不免冷言諷語的。後來戴笠發跡了，念著表弟待他的一點好處，引為親信，一直將張安置在管金櫃、管外匯的崗位上，也為戴笠管私財。張冠夫最大的官做到蘇浙行動委員會少將銜的經理組長。可是戴笠對表弟的妻子一直視同仇人一般，有時指桑罵槐，大罵黃臉婆。張妻不失為有骨氣的女性，並不因為戴笠有權有勢而假以顏色，多年來都是怒而不言地對立著。有一次戴笠到香港與杜月笙有所密謀，張冠夫在港管外匯，因事須向戴笠匯報，欲帶著妻子一道登門問候，借以消除多年來的積怨。可是張妻怎麽也不聽其夫的勸說，一硬到底，堅持不去，戴笠也無可奈何。
    戴笠在上海混的時候，日子過得很苦，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餓幾天是經常的事。後來混不下去又來到杭州，在一個夏天裏，他隻穿一身由灰軍裝改成的便服，他沒有別的衣服，每穿一兩天便汗臭難聞，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兩天，就去靈隱寺旁邊的湖裏假裝洗澡遊泳，搶時間將脫下的衣服洗滌幹淨，攤在草皮上晾曬。等到衣服幹了，才出水穿上東遊西逛，探親訪友。他甚至自誇衣服隻有一套，卻比別人穿得幹幹淨淨，比之穿綢著紗還要好。
    有一次他在靈隱寺旁邊洗澡洗衣時，認識了胡宗南。當時胡宗南自吳興鄉湖師範畢業後，在杭州某小學當小學教員。有一天，胡領著一隊小學生去靈隱寺湖邊遊覽。小學生無意中發現了草地上晾曬的衣服，用小石子壓著，他們不解壓上小石子的用處，順手將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聲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風把衣褲吹跑了。這時從學生中走出一位帶隊的老師，將拾去的石子追還，同時也覺察到泡在水裏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兩人相視一笑，似乎有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之中，後來戴笠找到學校裏去致謝，兩人暢談之後，大有相見恨晚之意，遂成為生死之交的朋友。
    1921年，蔣介石同戴季陶、陳果夫在內的一幫朋友在上海經營股票貿易市場，為孫中山集資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又從杭州回到上海混的戴笠。開始時，他們視戴笠為小癟三，不過是差使跑跑腳、送茶遞水而已。後來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鄉，便問他讀過書沒有，青年人想幹些什麽的一類關心的話。戴笠那時感到這夥人不像商人，一天到晚來往的青年人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黨，可又不敢說出來，便答複說：“有飯吃就行。”他趁機又說：“青年人要幹，就要像陳英士、徐錫麟一樣，幹得轟轟烈烈。我受過中學教育，當過團丁當過兵，現在打流打到上海來了。”
    從那以後，戴季陶對戴笠改變了態度，對他關心起來。戴笠便改口稱戴季陶做叔叔。蔣介石見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屬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幹。
    但戴笠對陳果夫的使喚卻很不滿意，非常討厭他那股老爺氣，經常在背後罵陳果夫是個肺病鬼。有時陳果夫叫他小癟三，他就回敬他，叫他大癟三。
    沒有多久，蔣介石一行人回到廣州，在孫中山的努力下創建黃埔軍校。
    戴笠是一個天生幹間諜的料，他在黃埔軍校專事搜集情報，致使周恩來等200多人被捕
    1925年，孫中山先生病逝於北京後，蔣介石在廣東初露頭角。這些情況，戴笠在上海、杭州流浪中，既聽到傳說，也間或從報紙上看到一些有關蔣介石事跡的報道。於是他便在兒時的好朋友毛人鳳的建議下，到廣東來找蔣介石，他在報考黃埔軍校時沒有毛人鳳那麽幸運，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他想到去廣東大學(後來改名為中山大學)找校長戴季陶作引薦，然後才見到蔣介石，被收容為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學習。這時他表示要在蔣介石身邊當差，而且很堅決。蔣介石一聽非常高興，要他先當勤務兵再說。從此，戴笠便成為蔣介石的忠實追隨者，也是他一生中青雲直上的起點。
    戴笠當了4個月的勤務兵，他是一個天生幹間諜的料。包打聽，整天東奔西跑，將蔣介石身邊內內外外的情況都搜集來，簡簡單單地列出條條來，送到蔣介石的案前。起初，蔣介石不以為意，當作字紙丟到字紙簍裏了。戴笠知道沒有看，便又從字紙簍裏拾起抹平，用壓紙條壓好置之原處，這樣引起蔣介石的注意，漸漸感到這可補耳目之不足，於是偶爾麵授機宜，不久即令其下連隊去學騎兵。戴笠明的是一個學生，暗地裏卻是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手下的特工，但他的情報通常都是直接交給蔣介石。蔣介石規定戴笠要密報的有兩大類：第一是注意同學中的思想情況，矛頭指向共產黨員的活動，革命軍人青年聯合會左派分子的活動；第二是監視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動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情況。
    胡宗南與戴笠在西湖奇遇而成為知交朋友以後，他得風氣之先，入了黃埔第一期，北伐前夕胡已升到營長的地位，是經常為戴笠提供情報資料的一人。1926年3月12日中山艦事變前，胡為戴笠提供的有關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分子活動的材料很多，其中特別注意的是周恩來當年在第一師充任政治部主任兼東江專區行政督察專員的種種活動，收集的情報資料都交給了戴笠。不久，周恩來及第一師部隊中的政工人員、黨代表等等，不論共產黨員或涉嫌的，自周恩來以下兩百多人都被捕了。逮捕和看守周恩來的是楊光鈺。二十幾年後，楊在解放戰爭中於清風店被俘後，曾坦白交待過這個問題。
    胡靖安在中山艦事變和“四一五”廣東大屠殺的血案中，都曾向戴笠提供黑名單，對進步學生和官佐們，極盡誣告迫害之能事。戴笠與胡靖安勾結起來所幹的罪惡活動，每每從胡靖安的牢騷中反映出來。有一次軍統局宴請高級幹部聚會時，忘記發請帖給胡靖安，被他知道而來到宴會廳，暴跳如雷，破口大罵，指責戴笠看不起他，鬧得參加宴會的人不歡而散。記得他咬牙切齒地罵道：“戴笠，狗婆養的，翻臉無情，如果沒有當年我在廣東提拔他一手，介紹與孫文主義學會的大頭楊引之、賀衷寒、潘佑強等人見麵談過話，誰知道他是老幾？老子毫不自私將名單開給他，否則他又哪裏去找報功請賞的材料。”
    戴笠在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以後又編入第六期騎兵科，雖然沒有畢業，總算是取得了黃埔學生的學籍。但是他學騎兵，是三天打漁兩天曬網，高興就請假往上跑，自習時就寫信，大家很懷疑他，怎麽那麽多信要寫？後來才知道他是跑上頭，寫信通報到校長(指蔣介石)那裏，看樣子他的來頭很大，所以沒有誰敢惹他！
    戴笠有做情報的天賦，他在黃埔軍校入伍不到半個月，從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煙，卻隨身有煙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請人喝，蘭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隨身帶。這些都是他的交際品，除了少數官長不奉送招待外，凡與他接近認識的都有好處。他特別喜歡當采買，跑腿的事少不了他。後來大家都知道他是校長交待下來的掛名學生，來頭大，不得不另眼相看。也有人懷疑他是有任務的，可是他從來不與人談政治、軍事或爭論問題。他的記憶力很強，隻要見過一麵的，即使十多年不見，一見麵他就能叫出那個人的名字。
    蔣介石對他的垂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密報”二字。
    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了北伐宣言。戴笠從那天起得到校長手諭離校，隨東路軍北上，入閩浙轉入滬寧。他趕在部隊前頭，潛入敵境，打探虛實，有聞必報。他進入江浙境內，利用他在社會上打混時認識的朋友來搞情報，然後用米湯寫在紙上，並派專人將這些情報送給蔣介石(米湯寫的情報，用碘酒一塗，字跡就顯示出來了)。由於他的情報大多數是準確的，所以也為北伐立下了不少功勞。這為他日後取得蔣介石的重用奠定了基礎。
    在北伐期間，他還北上到北平、天津、太原、西安、鄭州、開封、徐州等重要城市，跑遍了華北五省，有條有序地組建了自己龐大的特務網。自此以後，凡是內戰都少不了戴笠這個角色。
    在上海時，戴笠拜訪了當時的上海警備區司令楊虎，楊直率地告訴他：“你要在上海搞情報，就得跟一個朋友聯係。”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第二天，楊虎帶了戴笠去拜訪杜月笙，戴笠隻不過30歲的年紀，身著整潔的西服，頭發梳得平整光亮，一雙明亮的雙眼睜得很大，他剛離開軍校不久，受在軍校時的影響，談吐也很得體，在杜、楊二人麵前講起話來卻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簡單的客氣話後，他直截了當地向杜提出要杜配合他搞情報的請求，而杜先生則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好吧。以後有事的話，你可以給我打電話。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讓萬墨林轉告。”
    後來戴、杜、楊三人成了結拜兄弟（戴笠比他們兩人小8到9歲）。
    1927年，唐生智雄踞武漢三鎮，擁有兩湖地盤，掌握武力20餘萬，與蔣介石爭天下，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唐生智原係湘軍的一個師長，歸屬廣東國民政府後，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西路軍前敵總指揮，與蔣介石各據一方，分庭抗禮。在如此情勢下，蔣介石引為大憂，寢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漢一探虛實。不料事機不密，戴笠被武漢憲兵部隊所捕，連同搜集的情報資料全被抄獲，如果上報，即有生命之危。戴笠打聽到憲兵連長周偉龍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同學，便要求與周相見，用一套共同擁護校長坐天下的說詞打動他。周不但釋放了戴笠，而且結為生死之交，棄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嘉獎。以後戴笠引為美談，頻頻告人，還將周列入十人團的前列。周在軍統大特務中，居功而驕，目中無人，連戴笠有時也隻好讓他三分。
    在“雙十二事變”中，戴笠冒死前去救蔣介石，深得寵信。為了授予戴笠正式權力，蔣介石決定成立軍統
    戴笠平日喜歡誇耀的，是他持有蔣介石賜給的墨寶“艱苦卓絕”四個字，這是他初出茅廬隨東路北伐軍出發前校長親筆寫給他的。因此，他時常自詡是“艱苦卓絕”四字的忠實執行者。後來當軍統在南京雞鵝巷53號辦公時，“十人團”的成員(張炎元、周偉龍、唐縱、徐亮、馬策、胡天秋、鄭錫麟、梁幹喬、王天木，黃雍)，在熬夜工作這點上，誰也比不上戴笠。他能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有時吃燒餅油條、喝白開水，一天兩頓，就可過一天。這與他後來在抗日戰爭期間驕奢淫亂，揮霍恣肆的生活相比，判若兩人。特務頭子唐縱每每談到，在雞鵝巷的歲月裏，能夠陪著戴笠熬夜而不發牢騷的隻有他一人。
    十人團的正式名稱是“調查通訊小組”，對於它斯巴達式緊張而嚴厲的工作風格，有過各種敘述。從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時間從事軍統在全麵發展到後期時所特有的腐敗活動。大夏天裏，在南京這個中國最悶熱的城市裏工作的戴笠，會經常在十人團位於雞鵝巷53號的總部連續三天三夜廢寢忘食地工作，最多隻是就著一杯開水咽下油條之類的點心而已。
    盡管密查組名義上歸陳立夫統一領導，但它的各個部門之間競爭激烈。當戴笠和他的十人團在密查組設在雞鵝巷的辦公處活動的同時，另一個對手小組——它被認為是代表了陳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園路的辦公處對國民黨非軍事人員中進行反共的調查活動。這個被稱為密查組一科的小組由徐恩曾領導，同樣由黨中央總部的秘密資金支付經費。
    與此同時，另一個秘密警察機構在由江西南昌“剿匪”總部管轄的三個省份成立。而蔣介石於1931年也開始授命組建諜報科。次年，蔣介石在軍事事務委員會的秘書之一鄧文儀向總司令遞交了一份計劃，要求在“剿共”地區內三個省的保安行營裏成立調查科，其總部歸南昌保安行營領導。
    1932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發表反蔣宣言。戴笠的親信範漢傑潛伏在十九路軍中作參謀處長，對於十九路軍的部隊番號、作戰部署以及團長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鄭介民親自去廈門、福州策動指揮，弄得十九路軍四麵受敵，不戰而北。1936年6月，“華南王”陳濟棠興師反蔣，蔣介石引為大患。戴笠派鄭介民去香港策動，利用老牌特務邢山打入陳的空軍內部，封官許願，巨金收買，一夜之間使陳多年苦心經營的一支空軍部隊和機群，幾乎全數起飛投蔣。後來陳部餘漢謀又被蔣介石收買過來，於是不可一世的“華南王”眾叛親離，土崩瓦解。
    蔣介石統治舊中國22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黃埔學生打出天下；以cc派包辦黨務，也就是以黨治天下；以政學係出謀劃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這三大台柱中，又以黃埔學生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門生關係爬上去的。他緊緊抓住黃埔這個招牌，也就成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月18日，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會議在洛陽召開，會議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了授予戴笠正式權力，並防止cc派和黃埔派互相之間的對立增長而削弱自己的情報機構，蔣介石決定使用他新的權力，在軍委之下設立一個正規的情報局，以將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調查部門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儀作為偽滿洲國傀儡政府首腦登位後不久，蔣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級軍事顧問，共同決定組織一個“情報網”，“以便抵抗外國侵略，平定國家”。於是，“一個軍事情報機構”便於1932年4月1日成立，它就是後來作惡多端的軍統。
    因此戴笠原來的“十人團”，現在已成為一個正規的官僚機構。
    同年4月，蔣介石命令在軍委內成立由陳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廳廳長陳綽領導的“調查統計局”。於是三個處相繼成立。第一處是原中央黨部的調查科，即密查組一科，它設在特務處所在的瞻園路，由徐恩曾領導。這個處便成了黨務調查處，後來成為陳立夫抗衡戴笠軍統局的部門——中統局。
    第二個部門是戴笠設在雞鵝巷的特務部，負責監視和調查軍隊，就是後來的“軍統”。被提升為少將的戴笠，把這個部門當作自己的家，而他則是這個家的“家長”。他原來特務部的部下們管他叫這個組織的“老板”。
    第三處先是由丁默邨管理，後來由金斌領導，負責監查郵電檢查局，後來並入特檢處，辦公處在江西路。
    統計局本應負責協調這三個處的工作。但實際上隻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們自己的人員到設立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軍委特務處總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門自己執行的，他們之間基本沒有什麽合作。後來蔣介石為了保持自己對這個組織的控製，任命自己的親信鄭介民和徐人翼分別為副處長和軍委特務處的總管。鄭介民曾是廣東的一個冒險家，加入黃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開過一個咖啡店。他也是特務處的審查科長。唐縱任軍委特務處書記時，反對軍閥的雲南紳士邱開基當了執行科科長。
    “十人團”原來的成員中，那些能夠接受戴笠越來越嚴重的家長式獨裁領導的人就在二處呆了下來，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轉到了蔣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權的其他位子上。
    二處現在有了具體的調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領導公開，公開掩護秘密”的原則下利用軍事委員會的權力來擴展它的業務。但它的擴展得通過製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軍事或政府當局下屬的執法部門建立了固定的關係。
    戴笠心裏也明白，作為一個特務組織，清一色的黃埔學生，有如作繭自縛，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將黃埔學生擺在主腦機關及外勤大單位做骨架，擺給校長看。他對嘍囉們，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語來對待不同的對象。例如對蔣介石稱“老頭子”、“校長”、“領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稱呼，四種稱呼是有分寸的，決不令人不快。他稱呼“老頭子”是用於對平行地位的人說的；“校長”是對清一色的黃埔同學用的；“領袖”是紀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務入團宣誓，或在各特務幹部訓練班的講話時用的；“委座”是夾在領袖的稱呼中並用的。真是用盡心機，莫此為甚了。
    戴笠的唯我獨尊、絕對的家長主義作風，是維妙維肖地繼承祖師爺蔣介石而來的。有一次，華北訓練班第一批受訓完畢的學員楊清植，被戴笠委派為浙江警校警士教練所的隊長，限即日前往到差。楊為了安置家眷，趕不上當日的火車，嚇得麵無人色，連忙去報告戴笠。本來楊不去報告還可能無事，一報告便倒黴。戴笠二話不說，將楊關了禁閉，半年後才釋放。另一個倒黴的人是戴笠在黃埔軍校時的同學包潛，1936年，軍統從杭州警校調一批政治指導員到招商局各長江輪船上去當高級的交通員，被調的都限令當日搭車成行，唯獨包潛一人沒有趕上火車。警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書記長王孔安，逼著包潛雇用一輛小汽車星夜趕到南京報到。包潛慌裏慌張的，自恃是與老板穿過草鞋的同學，以為趕在火車未到之前去報到，總該會討得表揚一番。不料戴笠也是將他關押起來。他的這種法西斯的統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團的大頭頭們，好比惡婆婆帶媳婦一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雙十二”事變中的行動，也是他取得蔣介石的寵信的原因之一。
    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張、楊舉行兵諫，蔣介石被扣於西安。如果不是中共以國事為重，出麵斡旋，迫使蔣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而解決了重起內戰的危機，則我國人民遭受的禍害實難想象。戴笠在這次事變中，又是一寶押中，從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歡心而鞏固他的地位。
    “雙十二”事變發生後，報紙上還不曾登載，戴笠已經收到西安站長江雄風的來電。他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先去見了何應欽和複興社的頭頭們，又去見了宋子文、宋美齡等人之後，坐著汽車跑到慧園街慧圓裏參謀業務訓練班來找餘是有要事相商。那時鄭介民、梁幹喬也相繼到來。戴笠哭喪著臉說：“如何是好，領袖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劫持了，生死難卜。我見了何部長，他主張立即討伐。見了宋院長和夫人，他們則認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決。賀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張興師問罪。如此情況，領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樂醒兄想出辦法來。”
    他說完便大哭起來。大家麵麵相覷，無以為對。餘：“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飛簷走壁的人，一時何處去找？我願隨戴先生化裝混入西安，再想辦法。”戴笠不置答。
    鄭介民、梁幹喬則在打與不打上做文章。他們都主張打，認為政治解決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戴笠說：“打嗎？不打都難得救活命出來，打不是催命符嗎？夫人顧慮重重，認為主張打是別有文章。自古以來，政治如果沒武力作後盾，誰又會與你談，沒有武力便是空談。我看兩手都要，不過打不能真打，隻能作手段，談是目的。隻有兵臨城下，張、楊不能不有所顧慮。如果說共產黨從中挑撥，我看他們目前窮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這第一說，大家默然。餘樂醒提不出實際可行的辦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隨後戴笠隨宋子文兄妹專機去西安，許多人預料他不會活命回來。但是不幾天，他自西安歸來，把自己此行同蔣介石當年於永豐艦護衛總理蒙難相比，大言大慚，抬高身價。
    戴笠所屬特務係統訓練青年學生達20萬，訓練武裝部隊亦逾20萬
    1934年，由陳立夫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成立，戴笠被任命為這個局的第二處長，雖然戴笠一身兼兩職，名稱前後也不相同，特務處上上下下都稱雞鵝巷53號以代機關之名，從來不自稱第二處，陳立夫知道戴笠是別立門戶的好手，也就不敢過問這個處的一切，以免自討沒趣。張學良將軍與戴笠的私交很厚，將他原作辦事處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給戴笠。這樣，戴笠才有了較寬敞的辦公房屋。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戴笠在上海發了劫收財，並在湯恩伯假公濟私的支援下，由陸根記營造公司於洪公祠擴建了一座五層裝有防彈設備的辦公大樓，可惜他連一天也沒有去住過就墜機死去了。這座高樓也就是軍統特務組織演變到保密局最後一幕罪惡曆史的見證物。
    戴笠的官銜稱謂，外麵弄不明白，連特務處的特務也弄不明白。蔣介石叫戴笠為戴科長叫順了口，等於封建帝王叫太監大臣作奴一樣，不論官大官小，一律叫奴才。戴笠的官銜不論升得多高，總歸是科長。於是老頭子的左右及公館侍衛打雜的，也是照著喊下去。
    1935年夏，正當紅軍北上抗日離開江西根據地不久，南昌飛機場發生了大火案，飛機和油庫等付之一炬。本來飛機場的負責者是親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機械化的軍事理論家，平日在蔣介石麵前是很跑紅的。不料突然發生了這場大火，損失巨大，一時謠言紛起，有的說是共產黨諜報幹的，有的說是日本漢奸們幹的，有的說是因購買飛機貪汙分贓不均導致的，甚至還有的說是複興社與政學係之間的爭權奪利幹出來的。蔣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鄧文儀一周內破案。可是一周兩周、一個月兩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誰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蔣介石一怒之下，便將鄧文儀撤職，凡鄧手下的特務成員，一律交戴笠接收並入特務處，戴笠為了避開飛機案，免得見罪於複興社的大頭，雖私心歡喜，卻並不親自出馬，而是派黃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鄧係中的第二把手張嚴佛（即張毅夫）率領該調查科百餘人到南京歸並報到。戴笠為了安撫人心，聲言一視同仁，慷慨地任命張毅夫作了一個短期過渡的書記長。戴笠自鳴得意的是通過接收抓到一批留蘇留日的所謂學有專長者。例如這批人中有出賣陳獨秀的謝少冊（即改名的謝力公），著書立說的程一鳴，日本通顧子載，等等。戴笠接收的鄧係人物中，被陳誠弄入私囊的有朱代傑、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對陳無可奈何，常常背後詬罵，發泄發泄。
    自並入鄧文儀的攤子，戴笠便開始走了紅運。特務處的組織，內內外外原來不到300人，這時幾乎擴大了一倍。以往特務處沒有定製，經費開銷，捉襟見肘，在蔣介石的特別辦公費薦下開支，批多少算多少。接過鄧的攤子後，有了定製，自此也就敢於大膽造具預算請領經費。戴笠平日認為錢可通神，錢可買得鬼推磨，紅運不紅運，離開了錢，什麽也談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開機構，極力擴充自己的勢力，來辦他自己為所欲為的特務勾當。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的身份逐漸將警校的大權抓在自己的手裏。這所警官學校是省府經費開辦的，最先掌握在cc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驊的手裏，戴笠怕得罪朱家驊，莫敢伸手獨吞。以後省主席相繼更換，由魯滌平而黃紹竑。魯任主席時，浙江有首民謠：主席病三年，秘書長(魯岱)嫖三年，民政廳長(呂必籌)醉三年，各有千秋。魯病死換來了桂係的黃紹竑做主席。黃對警校也是不聞不問，除了開學、畢業一類的典禮儀式來點綴一下以外，對校事從不言他。戴笠在如此得心應手的環境下，於1934年前後，由政治特派員逐漸變成為警校的“太上皇”，將該校人員從校長到處室以及各隊隊長等等，幾乎全部變成了黃埔學生出身的特務骨幹。個別的上層人物，如校長趙龍文、教務處主任酆裕坤這樣的人，也非要進入複興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則是沒有他們飯碗的。
    戴笠對警校學員、學生的培訓和考核極為重視，將認為夠得上做特務幹部條件的，除了極少數保送出國留學外，絕大多數都挑選入甲、乙、丙三種特警訓練班去“深造”。甲訓班設在雄鎮樓，學校內部習稱為“租界”，沒有出入證的人誤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閉的危險。甲訓班培訓高級特務骨幹，挑選是很嚴格的。乙訓班設在警校校本部內，整天騎馬、打靶、駕駛、練武術(拳擊、摔跤、擒拿、舉重)等等，這是培訓行動打手的專門技術。丙訓班專收十五六歲的女青年，培訓的課目，除了武術之類以外，特別注意烹調、縫紉、洗滌衣服、理發等等屬於女傭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個從反省院保釋出來的叛徒戴學南做女生管理員，此人是北京女師大畢業，是戴笠同宗的侄女。她雖然對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訓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訓練班外，還有電訓班，為訓練無線電工程和收發報通訊的專業人員而設。
    戴笠與另一特務頭子康澤合作的廬山星子特訓班，名曰合作，實際上是寄生的方式。這與杭州警官學校一樣，是利用現成的機構和批準有案的經費來做自己要做的事。在複興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澤兩人既有聯合又有矛盾，這是眾所周知的。1934年前後。蔣介石為了“剿共”，居廬山時多，設的大本營有可靠的部隊擔任警衛。但是當蔣介石坐著大轎在牯嶺上上下下，就唯恐從樹林叢中走出刺客，這個責任便落在廬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戴笠為了獻殷勤，便多次親自率領浙江警校正在受訓的男女學生，到山上以保衛領袖安全作業為實習課程，既要與康澤合作，也要與山上的警務署合作。戴笠所擬的實習計劃書，事先送蔣介石批閱過。蔣介石在那個計劃書上批了“與康澤合作”五個字。很明顯，蔣介石批的“合作”是指安全計劃，並非指星子特訓班的合作。戴笠假裝糊塗，對康澤說了幾句捧場的語，康也就樂得做順水人情，將合作二字擴大到訓練學生的合作。康澤所辦的星子特訓班畢業的學生，經蔣介石批準有案，可取得中央軍校本校同期畢業學生的學籍待遇。換句話說，這些學生與蔣介石便有師生關係，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比之一個省的警官學校或者是特務訓練班的學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戴笠一次將浙江省警校正要畢業的學生，全部送上廬山，派老牌特務謝力公為政治總教官，連謀為隊長，要求康澤另編一個隊從事訓練。六個月結業後，蔣介石賜給每人一柄“軍人魂”佩劍；教官們則各賜一柄鶴頭佩劍，“不成功便成仁”。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盤的勝利。
    戴笠在第一階段的走紅運，如果沒有警校與廬山特訓班的“學生”，那麽，大量特務骨幹的製造者，就會受到隻有南京那塊小小的拓荒地的限製，紅運走不起來。
    戴笠的另一特長，就是指使手下特務對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進行綁架和暗殺。
    除了情報工作外，戴笠的另一個長項就是搞暗殺
    1933年初，蔣介石親自向戴笠布置的謀殺吉鴻昌和張敬堯的行動。暗殺張敬堯的命令是在河南軍閥開始與日本人勾結後下達的，而戴笠將這個任務交給了特務處華北站站長鄭介民執行。
    鄭介民又把這項行動交給了行動員白世維負責，後者是黃埔軍校七期班畢業生。在特務處的仰慕者們的心目中，白世維（旗人後裔）是個傳統豪傑的典範。因為他具備燕趙之士的氣質，慷慨豪爽，膽大心細，沉著勇敢。
    1933年5月的一個早晨8點，白世維和他的同學王天木和陳恭澍在北平北場大街甲18號的一個秘密據點與鄭介民碰頭，鄭介民對白說：此去必須達成任務！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歸於盡，千萬不能落到日本人手裏，增加政府的困難，給日本軍閥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還的機會不多，若不幸犧牲，你對家庭有什麽交待？
    白回答說：“家有父母，兩個哥哥，老婆和一個不滿周歲的女兒宗蕙。我家尚有薄產，生活不成問題，若不幸犧牲，希望政府對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顧，就死而瞑目了。”
    張敬堯在北平六國飯店租下了幾個房間。當天，白世維帶著“尊嚴和行刺的決心”，找到了這個軍閥的據點。他衝進去將張敬堯擊倒。軍閥女伴的尖叫聲引來了飯店侍從和經理，白世維咄咄逼人的舉動嚇得他們居然讓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順利逃走並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維，1949年後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長，後來當選為台南市參議院參議。
    戴笠的另一個暗殺目標是吉鴻昌。《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馮玉祥在1933年5月組成了20萬人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擔任副司令，由此與蔣介石發生衝突。蔣介石迫使馮玉祥辭去總司令的職位後，包括吉鴻昌在內的副總司令們被誘惑投降。但當逮捕他們的命令下達時，國民黨負責這一行動的將軍不肯下手，反而給吉鴻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區安身。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租了38號房間。
    戴笠安排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組長陳恭澍負責謀殺吉鴻昌。1933年11月9日，陳與另一個行動組特工呂一民到國民飯店刺殺吉鴻昌。謀殺失敗了。吉僅被一顆流彈擊中肩頭，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卻被錯殺了。此事件導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鴻昌，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給中方並遣送到北平憲兵部。在何應欽作為“北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調查了此案後，吉鴻昌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拒絕投降，於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義。
    殺害吉鴻昌被認為是軍統早期戴笠在華北地區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類似“成就”——後來被特務處誇耀為“傑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殺害反蔣的楊杏佛和在浙江海寧殺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楊杏佛偕長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車外出，遭國民黨特務襲擊，中彈身亡。在此前，他一直從事反蔣反獨裁的民權運動工作，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單是出於三個原因。一是因為他繼續介入人權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報》大張旗鼓地抨擊政府謀殺楊杏佛。第二是因為史量才堅定地公開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強硬政策。早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發中日戰爭以後，同蔣介石的膽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錢公開向勇敢保衛上海的第十九路軍捐獻巨額軍餉。第三個原因與國民政府的“黨化”教育政策有關，這項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執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學術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學位，並“被認為是個納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驊成了教育部長後，他的中央大學校長的職位由“反布爾什維克同盟”的重要成員、國民黨主要的右翼理論家段錫朋繼任。中央大學的學生強烈反對段錫朋的上任。當段以校長身份出現時，學生造了反。他們毆打新校長，並把他逐出校園。作為報複，政府逮捕了包括學生領導人王誌梁和錢啟明在內的60多名學生。史量才的《申報》積極地攻擊政府的這些措施，譴責這是鎮壓蔣介石在國內的反對派，並用拒絕組成統一戰線抵抗入侵者來從日本人那裏爭取時間的整個策略的一部分。
    《申報》副刊主編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談”專欄裏揭露了這些罪行，從而激怒了蔣介石及其支持者們。國民黨社會事務局局長、右翼運動領導人吳醒亞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絕。這三個原因加在一起，特別是《申報》把蔣介石對內迫害人權鬥士和對日妥協兩點明顯地聯係起來，是對蔣介石的直接挑釁。結果，1933年秋冬時節，蔣介石對戴笠下令準備謀殺史量才。那時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權威的機構之一上海市參議會任會長。
    戴笠原計劃在上海實行暗殺，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難繞過那裏的警察保護。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決定帶全家離開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別墅秋水山莊。戴笠迅速行動起來，成立了一個由趙理君率領的六人行動小組，並將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電給浙江省警察局局長趙龍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還從南京雞鵝巷53號派出特務處司機張秉午開一輛黑色別克牌轎車去杭州警察學校。在教官金民傑的協助下，汽車被重漆成別的顏色，車牌也換了，像是一輛南京鹽業銀行的車。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結束度假，準備坐自己司機開的汽車回上海住所。這隊人中還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兒子史永賡、侄女沈麗娟和兒子的同學鄧祖詢，他們經滬杭公路返滬。汽車駛到海寧縣翁家埠附近的博愛鎮時，被一輛別克牌汽車擋住了去路。那輛汽車的牌照是“京字72號”，是金民傑從警察學校弄來的。史的司機黃進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時，前麵那輛車的門開了，凶手們持槍從裏麵跳下。在一陣子彈掃射下，司機和他的同學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麗娟都被槍彈擊傷倒下。兒子史永賡得以安全逃脫。但史量才被當場槍殺，凶手們將他的屍體拋入一個幹水塘裏，然後上車一溜煙逃走了。雖然警報器很快響了起來，但警察頭子趙龍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別動隊和汽車檢查站人員會議，好讓趙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蘇的路上不受停車檢查。這時戴笠已經得知使命順利完成，因為趙龍文通過戴笠的內弟毛宗亮給特務處發了密電：“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購得。”
    蔣介石和戴笠雖然機關算盡，卻萬萬沒有想到殘害史量才並殃及其家屬在國內外引起的巨大轟動。著名人士一個接一個地對這一恐怖主義行為表示憤慨，上海市參議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雖然他們的辭職被上海市政府拒絕，但南京方麵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來平息公憤。蔣介石給史量才家屬發了一係列表示哀悼的唁電，並責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捉拿凶犯歸案。趙龍文假裝積極辦案，並懸賞1000元通緝罪犯。但後來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國，參加1937年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以躲避輿論的譴責。由於此案一直未破，魯滌平當了替罪羊，被撤銷省主席的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不久在恥辱中病死。
    政治謀殺很快就與抗日的恐怖主義密切相連：先是在長城抗戰期間和之後的華北，然後是盧溝橋事變後的華南。而與此同時，“刺殺王”王亞樵，繼續刺激著公眾的想像力，尤其是在發生於1935年11月南京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期間刺殺汪精衛的轟動事件之後。
    然而，暗殺更多的是集體行動。執政黨為“殲滅”共產黨而成立的秘密組織是一種政治工具，強調盲從和一心無二地服從蔣介石和黨中央。參加“剿共”組織“上海市政同誌會”的男女們必須進行會員宣誓，填寫登記表，並同意遵守一係列複雜的與親友、他人和組織內其他人員交往的保密紀律。至於謀殺技術，30年代特務處的刺客們越來越傾向於使用秘密特工暗殺隊和團體訓練單位的現代手段，而非具有傳奇色彩的個人英雄模式。
    在華中為戴笠的秘密特務機構執行政治謀殺的主要的秘密人員，全部由包括小組領頭毛森在內的軍統臨澧特訓班的畢業生組成並領導，他們在那裏受到使用刀槍技術的集體訓練。同樣的集體紀律也用於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的成員，如白世維、黃泗欽和陳恭澍。
    蔣介石對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的綁架和暗殺活動非常滿意。但讓蔣對戴笠最滿意的地方是出謀劃策擒殺“山東王”韓複榘一事。
    成功誘殺山東王韓複榘
    19日，上海抗日戰爭爆發，蔣介石9月4日自南京發來支電，令戴笠與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合作，限1月內組成1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任務是配合國軍作戰，在上海近郊牽製阻擊日軍，並協同保安部隊，嚴防和肅清敵諜、漢奸的騷擾活動等。戴笠接電後，經與杜月笙幾次協商結果，複電遵命辦理，決定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以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三極無線電傳習所為臨時辦公地點，指定沈醉為辦事處長兼人事科長。蘇浙行動委員會擬訂了組織大綱及別動隊總指揮部和各級部隊的編製預算等呈報批準。蘇浙行動委員會有委員9至11人，聘請杜月笙、戴笠、俞鴻鈞、楊虎、劉誌陸、俞作柏等人為委員，公推杜月笙為主任委員，戴笠兼書記長。戴笠設立龐大的書記長辦公室，一手操縱包辦，充分暴露出抓軍權的野心。杜月笙推薦劉誌陸為別動隊總指揮，戴笠推薦楊仲華為總指揮部參謀長。同年11月11日夜，日寇自金山衛登陸成功，國軍被迫撤退，潰亂不堪；別動隊全告瓦解，以後經過收容整訓，尚餘2000多人。杜月笙對這支武裝遊擊部隊從此不再過問。戴笠安排好了撤退諸事，於11月15日前後，離滬赴港。後來這支殘部經過補充訓練，改編為忠義救國軍，先後委派俞作柏、周偉龍、馬誌超等為總指揮，將這支部隊擴充到20餘個支隊，號稱10萬之眾。
    俞作柏奉戴笠之命，派人和山東省主席、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複榘聯係，想讓忠義救國軍在山東立住腳跟，日後反攻上海。韓複榘因與蔣介石有矛盾，沒有答應俞作柏的要求，且又對抗日持觀望態度，所屬部隊在日軍的進攻下節節敗退，後於1937年12月22日棄濟南，繼後又丟失泰安、曲阜、兗州、青島。幾天之內，使山東大半陷入敵手。
    戴笠接到俞作柏送來的消息後，心裏十分冒火，可一時對韓複榘無可奈何。他從有關方麵獲悉：日本間諜土肥原賢二已與韓複榘有勾結，妄圖在山東建立偽政權。韓在濟南與日本領事會商五省自治，已經得到日方的允許，但沒有應日本人之請親自簽字。同時，韓又同劉湘、宋哲元密商倒蔣介石活動。蔣介石聞訊大怒，立即指示李宗仁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召韓複榘參加，令戴笠去徐州將韓複榘逮捕。不料，韓複榘係山東一霸，聽說委員長對丟失濟南有所指責卻哈哈大笑說：“濟南丟失，由我負責，不知南京陷落應當由誰負責呢？”於是拒絕出席徐州會議，蔣介石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實，韓複榘作為山東的土皇帝，反蔣介石已非一日。他手下擁有3個師的軍事實力，蔣介石本來答允給他每個月60萬元軍餉，後來一直沒有兌現，韓就擅自派人接收了國民黨中央政府在山東的稅務機關，趕走了鹽運使、煙酒印花稅局長，促使蔣、韓矛盾激化。蔣介石殺韓決心已定，遂問計於戴笠。戴笠覺得機會來了，迅速想出了一套置韓複榘於死地的計劃。
    先是，戴笠佯裝奉命至河南開封，為籌劃“北方抗日高級將領軍事會議”做出安排。他先自武漢至鄭州，後到開封，一路上向有關方麵透露消息說，政府要在中原召開重要軍事會議，會議地點設在開封南關袁家花園禮堂，會前要妥善布置出席會議者的住所，尤其如山東省韓主席要來參加，還須準備警衛部隊住宿的地方。鄭州警察局局長楊蔚心直口快，對韓複榘公然有所批評，戴笠立即嚴加斥責。戴笠的小道消息傳進了韓複榘的耳裏，韓複榘果然寬慰自解，對蔣介石的疑慮消失大半。
    戴笠布置停當，會了一下在開封駐軍的老友湯恩伯，而後從開封急返武漢，向蔣介石匯報後，又請示了開會的時間。蔣介石指示開會定於1938年1月11日正式召開。戴笠建議以避免日本飛機擾亂為借口，開會時間定在當天夜晚7時，接著又示意軍委會致電韓複榘偽稱：“因沿途不靖，蔣委員長關照保證韓主席的安全，特請多帶衛隊，嚴加防護”雲雲。韓複榘看過軍委會的電報，麵有得意之色，便吩咐率警衛一個團，隨身警衛員10人，由隴海路掛專列，浩浩蕩蕩，開往開封赴會。
    1月10日，戴笠派毛人鳳、王兆槐先到開封。11日，戴笠親隨蔣介石到開封。當日，韓複榘亦到開封，接待人員奉戴笠之命到車站迎接，轉告韓複榘說是警衛團住地尚在打掃，請暫留在車廂稍候。韓複榘隨帶警衛員10人脫離警衛團至開會地點南關袁家花園禮堂，時已傍晚。
    開封南關袁家花園禮堂，經戴笠精心布置，門口張貼了一張“通知”：參加會議的各位將領請在此下車。韓複榘下車後，進入第二道門口，見左旁的門房上貼著“隨員接待處”字樣，韓的衛兵被留在“接待處”。隨後，韓複榘來到“副官處”，又看到上麵貼有一張通知：“奉委座諭：今日召開高級軍理會議，為慎重起見，所有與會將領，不得攜帶武器進入禮堂，請將隨身攜帶武器，暫交副官處保管，俟會議結束後，憑收據取回。”
    韓複榘不疑此中有詐，將兩支手槍交給了副官處。不想韓複榘交了槍；開封空襲警報大作，韓複榘稀裏糊塗被擁擠進入禮堂。他那留在車廂裏的警衛團，也被火車頭強行拖走，飛馳至湯恩伯部隊的包圍圈，被解除了武裝。
    過了片刻，李宗仁、白崇禧、劉峙、宋哲元等高級將領都已到場。會議開始，蔣介石手裏拿著一本書，先問大家，誰帶有《步兵操典》，結果隻有一個人回答帶有此書。蔣介石指責道，在俘獲的敵人身上，常發現帶有此書，而我們帶這本書的卻很少，足見我們不注意戰時訓練。蔣介石隨即把話題一轉，又說，抗戰勝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服從中央和戰區司令長官的指揮，沒有命令，絕對不準擅自後退。但有的人就是不聽命令。你自己不聽命令，你的部隊怎麽能聽你的指揮？蔣介石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韓複榘而發的。韓複榘此時在座位上，臉色青一陣紫一陣。中間休息的時候，蔣介石派人請韓複榘到休息室談話。半小時後，蔣介石在會上宣布，韓複榘違抗命令，擅自在抗日戰場撤退，現在已經把他扣押交軍法訊辦。當時到會的人，均為之愕然。宋哲元將軍特別激動，當即站起來為韓複榘求情說：“韓複榘不聽命令，罪有應得，請委員長原諒他是一個粗人，從輕發落。”此時，坐在前排的一些人也都站了起來，蔣介石連聲嗯嗯，遂即宣布散會。
    原來，韓複榘一離開會場走進休息室，就中了戴笠的招。戴笠安排毛人鳳和於兆槐指揮一批打手挾持韓複榘到開封火車站，登上事先準備好的專列。由他和龔仙舫直接指揮，憲兵便衣荷槍實彈，外加湯恩伯部隊的一個連押送。當夜專列開至漢口，將韓複榘關押在軍統局漢口招待所，禁止與任何人接觸。
    1938年1月19日，蔣介石組織了高等軍法會審，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審判長，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為審判官，對韓複榘進行審訊。
    鑒於韓複榘被捕後，第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孫桐萱等人一直在設法營救，宣揚韓複榘北伐戰爭時作戰有功，隻是個性很強的軍人，有不周到的地方，委員長要能原諒他才是，無論如何留他一條命，教他痛改前非，或叫他出國……1月24日晚7時，戴笠奉命派兩名特務上樓對韓複榘說：“何部長請你談話，請跟我們走，你看家裏還有沒有事？”韓複榘聽了吃一驚，回答說：“我沒有家。”遂起身下樓，一看院子裏，布滿荷槍實彈的軍警，自知死期將臨，便對兩名特務說：“我腳上的鞋子，有些擠腳，我回去換雙鞋手再說。”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砰砰”飛來兩槍，韓複榘連中兩彈，當即斃命！
    戴笠殺了韓複榘後，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了一條消息說：“本月24日韓複榘被槍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法院審判決(正本)。被告韓複榘，男，47歲，河北霸縣；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陸軍上將。被告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等情一案，經本會高等軍法會審理終結，判決如左：（主文）韓複榘不聽命令，無故放棄濟南及其應守之要地，致軍事上重大損失，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
    韓複榘被殺後，屍體於1月25日收殮，移至武昌長春觀內暫厝。爾後，由其二太太紀甘青及其親信王愷如等，運往豫南雞公山安葬。
    戴笠誘捕韓複榘成功，自始至終得到湯恩伯幫忙，也討得蔣介石的歡心。
    1941年間，戴笠奉蔣介石命，與英國合作舉辦中英情報合作所，並共組一支抗日遊擊部隊。戴笠乘此機會將忠義救國軍改名為“軍事委員會別動軍”，派周偉龍為別動軍司令，設司令部於重慶小龍坎周家灣，先後成立了7個縱隊。然而這些部隊一遇到日軍，便作鳥獸四下逃散，根本沒有抵抗力，這也是戴笠所始料不及的。
    與胡宗南和湯恩伯的關係很密切
    抗日戰爭期間，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稱，湯恩伯有“中原王”之稱，兩人都是不可一世的野心家，原來是沒有聯盟關係的。胡宗南一心打造黃埔係統，想做穿黃馬褂的頭，然後才能做蔣介石的接班人。他估計與他相爭的對手，一個是老牌的何應欽，一個是後起的少壯派陳誠。上海《字林西報》曾預測蔣介石的接班人，也是按何、陳、胡的秩序排列的。戴笠很了解胡的內心世界，便為胡、湯充當牽線人。這對戴笠本人來說，三人之間的聯盟一成立，也是極其有利的。
    1943年秋，在洛陽的龍門石窟，胡、湯、戴三人坐在南麵的橋頭上，指手劃腳，不知在談些什麽？一直談到十點多鍾，三人才慢慢走過橋來。戴笠揮手對手下的一個副官說：“你陪胡、湯兩長官先到石窟去休息，我隨後就來。”說罷，他帶著兩個衛士爬到香山自家的最高處，四處了望了一下，打一個轉轉便趕上了他們。胡宗南笑著對戴笠說：“用不著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了。”戴笠答複：“兩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錢，還是親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湯恩伯接著說：“難怪老頭子那麽信任你！這麽細心不苟，難得，難得。”戴笠仰天一陣哈哈大笑。
    他們三人走進石窟，副官將準備好的食物安排在石桌上，然後故意避開走出洞外。約半小時後，戴笠高聲大喊叫副官進去。副官走進石窟，隻見三人一邊在日記本上寫著，一邊口裏喃喃作聲，不知在做些什麽。戴笠一見副官便高興地說：“請讀讀胡長官寫的詩。我不會作詩，但很喜歡詩。”胡謙遜地說：“聊作永久紀念，獻醜，獻醜。”胡將他的日記本遞給副官，上有多次改塗過的一首《盟誓詩》：“龍門闕下三尊佛，眼底煙雲理亂絲。但願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這首詩充分暴露了他那狂妄的野心。
    湯恩伯與戴笠的關係，遠遠超過胡、湯之間的關係。1943年至1944年之間，戴笠曾三次到湯恩伯的駐地河南葉縣。隻要戴笠一到，湯恩伯立即帶著親信將領到場陪宴觀劇。戴笠大模大樣，那副驕橫的神情，連旁人看了都過意不去。在座作陪的有湯恩伯的下屬孫元良、王仲廉、陳大慶、張雪中等一批集團軍總司令的黃埔一期老大哥，雜牌部隊的將領則有何柱國、沈克等人。在這些人當中，論資曆，論年齡，都超過戴笠，可是他卻擺出一副欽差大臣的麵目，因此不知多少人暗地裏搖頭唾罵。
    1943年年底，湯恩伯與戴笠合謀，利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空子，勾引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長袁曉軒公開自首叛變，將由他負責聯係統戰係統的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張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賣。湯恩伯命令其副參謀長萬建藩派人逮捕，受到株連的那就更多了。以後這一案件，由湯恩伯移交給戴笠，戴笠即交第一戰區長官部調查室主任兼軍統河南站站長嶽燭遠，作進一步的追查，造成了更大的災害。叛徒袁曉軒則被嶽燭遠派人護送到渝請賞。以後這個無恥的叛徒，既被派到軍統所屬的特務訓練班充任過校級教官，也利用他是東北講武堂畢業而又在東北軍係統中混過多年的關係，被調到軍統局渝特區的崗位上，做了東北組的少將組長，以偽裝東北軍老軍人的身份，專門在東北軍係統中愛國民主人士裏活動，吃虧上當的人不知多少。
    湯恩伯在河南稱王稱霸的8年，戴笠與之勾結日緊，什麽無法無天的事情都幹得出來。戴笠於1943年至1945年之間，由於孔祥熙的推薦，兼任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不久又兼任財政部戰時貨運局局長，從而插手財界(戴笠接過局長後，保張果為負實際責任)。湯恩伯所控製的蘇、魯、皖、豫四省邊區地帶的界首，正是武裝走私的大好通道。戴笠如此插入財界，據說是得到張學良身邊的王公簡(此人是青年黨，經胡宗南介紹給戴笠的)獻計獻策而來。戴笠委派前河南站長劉藝舟為河南緝私處長，蘭訓班教官劉鴻烈為甘肅緝私處長，蘭訓班副主任王孔安為寧夏緝私處長，前川康區長廖宗澤為四川省緝私處長，前晉東南站站長喬家才為陝西省緝私處長。這就是戴笠以中原作中心，控製豫、陝、甘、川、寧五省的“八陣圖”。戴笠又派其老牌親信張樹勳、王兆槐為界首貨運分處處長，配備道奇牌載重汽車數百輛，日夜奔馳於豫陝川道中，搶運之忙，急如星火。
    更妙的是宋子文身邊得力撈錢手貝祖貽，精心獻策，收集敵偽各種鈔票的樣品，到美國仿印了一批日偽假鈔票運回，然後到敵偽區去使用。後來經過一番核算，假鈔如此笨重，運費很貴，不如購買印鈔機在渝自印。這就是後來在重慶繅絲廠大量印製假鈔，源源不斷地運到洛陽，交由第一戰區調查統治室主任張嚴佛保管和運用。此後，深入敵占地區收購、搶運物資的資本，邊區各站組的特務經費，賄賂漢奸將領的開支等等，都在源源運到的假鈔中開銷。湯派其軍需處長胡靜如及駐洛陽辦事處長韋魯齋，到界首設有搶運物資大做生意的機構。在這個問題上，湯、戴也是不分家的。湯恩伯武裝走私、搶購、搶運，沒有去不到的地方。他們在進入敵偽區搶運物資的同時，還對敵偽文武官員進行收買。他們收買過汪精衛的軍政部長鮑文樾，駐商邱的皇協軍長張嵐峰，駐開封的汪偽綏靖公署主任龐炳勳，汪偽駐新鄉的新五軍軍長孫殿英，等等，甚至還派遣陳旭東去“滿洲國”收買過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總之，他們對待漢奸群中的大頭，不論是文的武的，不論是汪偽係統的，還是華北王克敏係統的，抑或是偽滿洲國張景惠係統的，一律假傳聖旨封官許願；必要時，先發通天委任狀或證明書，如此這般一來，當然路路皆通，反正受災受難的是淪陷區的老百姓。
    1943年至1944年之間，軍統局以戴笠的兼職而設的機構外，為了打通路線，搶運物資，還得保證安全運到重慶，一時在界首、臨泉設立的特務機構如林，例如以陳旭東為界首特別站長，以周兆祺為界首警備司令部調查統計室主任，以劉國憲為界首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以周麟祥為臨泉特別班的副主任，以劉培初為第一戰區副長官部黨政工作總隊長。與此同時，戴笠在第一戰區長官部還設立晉冀豫魯四省邊區黨政工作總隊。戴笠特別重視這個總隊，原來想要張嚴佛兼任總隊長，張知難而退，戴笠便從陝西緝私處崗位上將喬家才調來擔任總隊長。(陝西省緝私處長改調金閩生接充。)此外，戴笠將東北軍老將領袁佐唐，以華北策反專員的名義調駐界首，令幫會大頭頭劉明德與袁相互策應配合。他關照兩人要跑滿台，蘇魯皖豫邊區都要跑到，晉冀魯豫邊區也要顯神通。戴笠有的是假偽鈔，多花點沒有關係。
    一生的得意之作，就是破獲了日本人的密碼
    早在19月，在重慶召開國民黨臨時全體大會時，國民黨兩大特務機構(軍統及中統)，同時奉命擴大為局，即：將原有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改組擴大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為中統局)，以朱家驊為局長，徐恩曾為副局長；將第二處改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為軍統局)，先後以錢大鈞、賀耀祖兼任局長，戴笠為副局長。有關這一改組擴大的情況，關係到戴笠升局長的資曆問題。蔣介石認為複興社是學德意法西斯組織而來，法西斯這一名稱已經不吃香了，決定將複興社撤銷，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名稱來代替，要培植新興的青年團來改造老大無生氣的國民黨，要將氣度放大，隻要不是共產黨，凡屬是抗日愛國的優秀青年都可吸收，連桂係的青年組織也容納進來。
    他認為戴笠升任局長的資曆不夠，要圈定戴笠為中央委員，交代二陳(指陳果夫、陳立夫)一定要這樣辦，並把戴笠叫去談話，還親筆寫了一張條子。上麵寫的是“蔣介石中正介紹戴笠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幾個字。很快，戴笠就入了黨。
    戴笠越來越得到蔣介石的重用，是因為他手中握著一件新式秘密武器，就是破譯無線電通訊密碼。從1933年12月開始，戴笠就著手建立電訊係統，設總台於南京，由魏大銘主其事。繼後，又特聘清華大學教授溫毓慶博士從事破譯密碼的研究。1936年魏大銘破譯出一封日本外交密電，首開紀錄。
    破譯密碼是一項從暗中摸索密碼規律的極複雜極細致的工作。由偵察台收抄來的密電碼，首先要從呼號中弄清是哪方麵的電台，再由密碼破譯人員針對發報電台的性質，估計可能的內容，先從虛構摸索入手，在一份電報中找出相同的電碼，把它假定為某一個常用字，然後仍用假定的意義來摸索、試探，逐步得出一份電報的全文，又日積月累地逐步構成較完整的密碼本。若破譯成功可以說是涉及到敵我雙方生死存亡，其情報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所以戴笠十分重視破譯的技術研究工作，後來專門成立了以溫毓慶為主任的特種“搜術研究室”，聘請《美國黑室》一書的作家亞德利為顧問。
    1939年，戴笠於日本俘虜口供中，得知日軍使用日文50字母組成方法之概況，對破譯無線電密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由於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對研譯日本軍部密碼的工作獲得日益進展，每天都有十幾份經破譯出來比較重要的情報電文呈送給戴笠親閱。如日本駐美大使白鳥敏夫從日本去美國赴任，從沿途發回日本國內的重要電報，均由特種技術研究室破譯出來，每天由薑毅英少將呈送戴笠親閱，從而使戴笠對白鳥敏夫的動態了如指掌。戴笠對這種材料極為重視，收到後當天必讀，並擇要轉呈蔣介石。
    1941年冬天，重慶楊家山公館的辦公室內，戴笠穿著少將銜軍服，皮鞋在地毯上蓋印似的壓過來又壓過去。
    因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戰局未定。特種技術研究室破譯出來的“日本方麵派來棲三郎去美國見羅斯福總統，想拉美國和日本站在一起”的一份重要情報，呈交給戴笠，戴笠閱後忙向蔣介石呈報。
    蔣介石看到戴笠的情報後，迅即示意外交部長郭泰祺致電羅斯福總統，說：“美國必須拒絕日本的請求，並應明確向日本宣戰。美國不能出賣中國，如果美國要和日本人妥協而出賣中國，那麽，中國就隻好自己出賣自己了。”蔣介石這裏所說的“自己出賣”，就是暗示中國要在迫不得已時主動向日本投降。
    郭泰祺用宋美齡的署名向美國總統羅斯福發了電報，這一手果然起了作用，羅斯福很快拒絕了來棲三郎的請求。蔣介石如願以償了。
    戴笠由此預感到日美之間必然風雲險惡，劍拔弩張已是指日可待，他來回地在室內踱步，策劃著下一步棋的走法。
    “報告！”室外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響亮的音色有些尖細，戴笠一聽便知是譯電組少將組長薑毅英。當即回答一聲“進來！”
    薑毅英是軍統局唯一的女將軍，原名薑鶴根，江山縣新塘邊人，杭州高中畢業，身材苗條，容貌美麗，五官迷人。不知情者，決不會知道她是木匠的女兒，現在是特種技術研究室破譯密碼的權威之一。她手裏拿著一份電文，神情略顯緊張，一開口就用江山話說道：“報告局長，今天破譯出一份重要電報，11月26日早晨9時，日本特遣艦隊有30艘艦艇，包括6艘航空母艦，已經悄悄駛離擇捉島中部的單冠灣基地，迎著風雷，似有朝珍珠港方向進發的跡象。”
    戴笠因為他對日美關係的判斷得到證實，高興得忘乎所以，竟然情不自禁地一把將薑毅英擁抱起來，隨即放開手說道：“記住，蔣介石總裁之所以能成為領袖，其中很妙的一個原因，就是他有一位賢內助。”薑毅英湊趣說：“這個嘛，自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局長也有必要物色、培養一位像‘夫人’一樣的賢內助了。”(意指戴笠把軍統女特務餘淑衡送美國去留學、培養，並預定作為未來的太太之事。)戴笠決定把日本人企圖偷襲珍珠港的情報轉告美國，借以顯示軍統局破譯密碼的神通，並討好羅斯福總統。於是在呈經蔣介石批準後，指示毛人鳳立即把消息通知軍統局美國站站長肖勃，由肖勃轉告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館武官郭德權。郭德權接到情報後，急忙轉致五角大樓美國海軍司令部。
    豈料，美國海軍司令部一些驕傲到極點的將軍們，聽了戴笠提供的情報，竟然捧腹大笑。他們根本看不到軍統局的情報價值，認為這是中國人在瞎編瞎說，意圖破壞美日關係。西方海軍司令部的將軍們認為日本在軍火方麵依靠美國的大力支持，美日兩國的關係非常友好。
    日本海軍為了迷惑美國海軍無線電台的諜報工作和掩蓋它偷襲珍珠港的企圖，除用改變航向的辦法來迷惑美國海軍外，又於12月1日零時更換了剛剛更換過的艦隊無線電通訊呼號，致使美國方麵對日本的意圖全無警覺。而這一點，戴笠對特種技術研究室破譯密碼所獲得的消息的可靠性，卻是深信不疑，十分清楚的。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的“眼睛”盯著日本分屬第一航空戰隊和第二航空戰隊的赤誠、加賀、蒼龍和飛龍等四艘航空母艦的行蹤，但是無法查明它們的下落。
    由於美國海軍司令部一些將軍們驕傲自信，目空一切，對戴笠提供的“日本人有偷襲珍珠港跡象”的重要情報，竟一笑置之。結果，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全部艦艇、飛機，除出航未返的三艘航空母艦外，均遭到毀滅的命運。有40艘艦艇被擊毀擊沉，總共有2405人喪生(其中包括在“亞利桑那”號戰艦上的1102人)，另有2000多人受傷。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陰謀得逞後，美國海軍司令部的將軍們痛定思痛，才想起戴笠事前提供的情報是可靠的。於是，美國海軍情報署便立即找軍統美國站站長肖勃商談，並通知美國駐重慶大使館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聯係。戴笠自然受寵若驚，歡天喜地地在戴公館大宴賓客。
    不久，肖勃陪同美國海軍特務頭子梅樂斯準將到重慶，幫助戴笠建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經蔣介石同意，前後在重慶建立了大小近500幢房屋，強占不少民房及田地，涉及30畝左右的範圍，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為了接待梅樂斯和戴笠到西安視察，身為軍統人員的警察局長肖紹文將玄楓橋13號花園別墅修葺一新，作為戴笠的臨時住所，以為是適合戴笠的心意了。這花園別墅原來是楊虎城將軍的軍需處長王維之的，西安事變後楊虎城派係的人全倒了黴。
    西安特工處長領他們到這所花園時，戴笠悶悶不樂，叫人立刻把警察局長肖紹文找來。肖來後，他劈頭蓋臉地大罵肖瞎了眼。接著一把拉著肖走到大門外，指著門牌號碼，氣衝衝地罵道：“誰將我住的門牌定為這個號頭？身為警察局長，明天就有外賓到來，還能用這個號頭嗎？”他這一罵，肖才恍然大悟，隻好將13號改為“甲14號”。歐美人士最忌諱“13”這個數字，戴笠也像他的那些外國朋友一樣，一生最怕13這個數字對他不利。
    戴笠在陪同梅樂斯去東南沿海視察時，故意繞道去他的家鄉浙江省江山縣，以示威風。家鄉有人問戴笠何以會同美國人合作共事？戴笠很得意地回答說：“這是因為我有一張珍珠港王牌。”
    軍統局從破譯敵人密碼中，獲得很大的好處，也正由於研究密碼的工作的開展，使軍統局本身遭受嚴重打擊。
    原來軍統局有一個研究破譯密碼的報務員李開鋒，竟偷偷地去投靠汪精衛特工總部，當上了汪偽特工總部電訊處處長，專門從事破譯軍統局的通訊密碼。李開峰住在杭州汪精衛的政治保衛局內進行密碼研究，經常把軍統局的無線電波收下，破譯出來，弄得戴笠火冒萬丈，指令毛森務必除掉李開峰。
    神通廣大的毛森，策動投靠日本人的軍統局上海區區長陳恭澍的警衛員劉全德，想盡一切辦法，伺機把李開峰搞掉。果然，在1943年的大年夜，李開峰從杭州至上海，隨同一群漢奸給陳恭澍辭歲拜年。這天，他們吃酒賭博，狂歡直至深夜。劉全德便假獻殷勤，於1944年正月初一淩晨，用陳恭澎的小汽車送李開峰回住處去。車至富民路長樂路口，劉全德偷偷拔出手槍，向李開峰連發兩槍，打死了李開峰，然後飛身下車，迅即潛逃，後來至浙江省江山縣峽口，暫住在他丈母娘家裏，並從戴笠那裏領得10萬元獎賞。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開始就心懷鬼胎，作為他往上爬和擴充實力的資本
    從1941年至1943年之間，蔣介石政府軍事部門先後與蘇、英、美三國在軍事情報上進行情報交流合作。最先是蘇聯駐重慶大使館的武官羅申出麵，要求中蘇合作並成立中蘇情報合作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不久，因德蘇戰爭緊張，蘇聯無暇東顧而告撤銷。接著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不久，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英國政府派遣駐渝的情報人員，在英國駐華大使館的商務參讚的偽裝下，以安德遜的名字出現，要求設立中英情報交流合作研究所，並提出合組一支遊擊部隊，由中國出人由英方擔負所需經費和武器彈藥等。蔣介石批令軍統局辦理，戴笠則將周偉龍自忠義救國軍以代總指揮的頭銜調到重慶，與英方代表進行過多次談判，在小龍坎周家灣準備成立中英情報合作研究所。這時英國遠征軍元帥蒙巴頓，派遣一個青年軍官學習團約40餘人，來華學習遊擊戰術。這個團到過西北、中原、東南等遊擊邊沿地區實地察看，然後送到湖南衡山遊擊幹部訓練班受訓。這個班名義上是派李默庵負責主持，實際講授的教材及主要的教官人選，由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將軍提供保薦。葉將軍親自住班協助，才使這個班初具規模。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開始就心懷鬼胎，借機招搖撞騙，作為他往上爬和擴充實力的資本。他吸取了周偉龍不善於侍候洋大人的教訓，認為要抓住美國佬以自重，就非親自出馬不可。他自封為合作所主任，美國海軍上校梅樂斯為副主任。梅樂斯派他的得力助手貝樂利中校為美方參謀長，聽說是一位很能幹的人。戴笠豈甘示弱，經精心挑選的結果，便調來李崇詩為少將參謀長，潘其武為少將主任秘書，黃天邁為總翻譯，謝力公、陸遂初等為各組組長。為了適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戴笠還大興土木，趕建了辦公室、宿舍、倉庫以及別墅等等。從繅絲廠重慶特警班、立人小學起到楊家山止，在20多華裏內的山穀中，建築了數以百計的房屋，形成新的禁區。如果沒有通行證件而誤入其境的，便有遭受逮捕、拷打成招、永遠監禁的危險。
    中美合作所，從美方來說，隻是屬於美國海軍情報係統的一個支派，但是蔣介石政府卻把它用來對付共產黨人和民主誌士。1945年11月前後，按簽訂的協定，抗日戰爭結束，美方認為該所任務完成，即宣告結束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所結束後，該所所有的美國人，不論來自海軍、陸軍或來自美國的特務機關或非特務機關的，都於合作所結束時，一個不留的回國了。
    但是中美合作所並沒有因為美方的退出而結束，從1945年開始，中美合作所成了人間的活地獄，在這裏，無數優秀共產黨人和民主誌士遭到慘無人道的血腥摧殘和迫害。1949年蔣介石在逃離大陸的前夕，還下令將關在原中美合作所的數百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全部屠殺，其中有楊虎城將軍的家人。
    1943年7月，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杜洛宛自北非戰場飛到重慶。杜洛宛與梅樂斯是各有係統，門戶之見也是很深的。戴笠熱烈歡迎這個美國特務頭子，比之蔣介石政府中的任何一次的招待都要豐盛。戴笠與這個特務頭子多次長談，歡迎杜到軍統局設在羅家灣的局本部參觀各處室，還邀杜洛宛在擴大的紀念會上講演，戴笠率領在重慶的大小特務到場恭聽。參觀各處室本來是特務機關不容許的事，戴笠便以“不見外”而歡迎杜洛宛參觀指導。這個美國特務頭子特別欣賞軍統局人事處設置的人事卡片，查人查事比查字典還要方便。當戴笠說明軍統局有內外勤的職業特務20餘萬外，還擁有武裝遊擊部隊近20萬人之多。那個美國人感到很詫異，伸出舌頭，蹺起大拇指說：“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機關。”另外，杜洛宛認為軍統局的無線電設備，條件雖然受到限製，但製度管理的辦法好，敏感效率高……也得到了讚許。
    戴笠從“跑單幹”發展到擁有“衙門”，從“小癟三”高升到“科長”，是離不開他手下嘍囉們為他效盡犬馬之勞的
    從1942年起，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達到了露骨的階段。日本政府的誘降政策，在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偽政府成立後，通過各種渠道，也正在加緊進行中。蔣介石政府的黨、政、軍、特的高級頭目，紛紛投敵附逆，達到了高潮。因此，“曲線救國”的呼聲，也就成為投敵附逆者的護身符。蔣介石對漢奸曾使用過暗殺鋤奸的手段，後來為了安撫漢奸們並為其找到所謂出路，主要手段則是采取策動待機反正歸來。到了日本快投降的前夕，則又喊出與中國共產黨爭天下，將策動漢奸反正列為最重要的一著棋。策反任務主要交給軍統局，由中統局和政工局協助輔行。戴笠對待策反任務的執行，在局本部內指定主任秘書毛人鳳、第一處處長鮑誌鴻為正、副主任委員，成立策反委員會以主持其事。外勤單位除各區、站、組的策反任務之外，在上海統一委員會之下，派沈醉負責主持一個策反委員會，以汪偽政府及東南五省為策動對象地區。軍統因人因事因地因時之不同，派出的軍事特派員、專員、組長等等名義的策反人員，滿天飛，多如過江之鯽。
    1945年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六全大會上，蔣介石又圈定戴笠為中央委員候選人，同時被圈的還有鄭介民、唐縱二人。所謂候選，不過隻是走走過場而已。戴笠對老頭子有言在先，不能不貫徹到底。他的算盤是打在討主子的歡心和信任二字之上，黨官還是放棄的好，於是再次堅辭不幹。然而他卻使出花招，親自出麵，大擺宴席，串演京戲堂會，邀請大批老牌中委、新牌代表，為鄭介民、唐縱投順水人情的一票。他自己站在幹岸上，隻要自己的夥伴下了海，不愁龍王不獻寶。戴笠的“不怕龍王不獻寶”這句話，意思是將二陳操縱黨權，壟斷選舉機器，比作龍王，把自己比作孫悟空，沒有他這一鬧，操縱黨權的龍王是不會放鬆選票和席位的。由此可見，戴笠又一次堅辭中委及成全鄭介民、唐縱之順利當選，用心之深而且險惡了。難怪鄭介民於當選後向人說：“雨農的鬼把戲，總是討得老頭子的歡心。”這幾句話，確實是看穿了變戲法者的心靈深處。
    同年夏，正當美軍在太平洋上由逐島進攻改為越島進攻的節節勝利中，蔣介石派軍令部次長熊斌，以華北宣撫使的頭銜，帶著一批高級隨員胡介眉、丁述本等飛到漢中。熊斌以為漢中行轅主任李仁宗可以協助，結果李無能為力，於是又飛到西安。熊斌深知胡宗南向來一把抓，不見得對他會有何幫助。他忽然想起了戴笠向他交代的話：如華北地區漢奸部隊反正有何困難時，可找他。
    熊斌是日本陸大高材生，曾任前西北軍馮玉祥的參謀長。華北地區的軍事漢奸大頭頭，如龐炳勳、吳化文、門致中、孫殿英、張嵐峰、孫良誠等等，幾乎無一不出西北軍之門，這就是他出任宣撫使的優越條件。於是他派高參胡介眉，通過高樹勳駐西安的辦事處長傅正舜等來與軍統的人商談。軍統的人事先得到戴笠的來電，也向胡宗南麵報必須協助的道理，胡表示同意，但也要給他一些麵子。
    軍統的人與熊斌見麵後，立即要胡介眉等擬出計劃，越快越好，因為日本天皇裕仁已經廣播無條件投降，如果不搶先一步，華北地區的漢奸部隊就有可能解散，或倒向八路軍一邊。他們很快就拿出了方案：第一：立即以宣撫使轉奉蔣介石命令，委任華北地區的大漢奸龐炳勳、孫殿英、門致中等10餘人為各路先遣軍總司令。電令拍發給新鄉情報組組長李叔晉，責令孫殿英將原電星夜派員送達各接受命令者手裏；第二：保薦軍統局少將級特務頭目龔春浦、陳仙洲、張振武、陳軼珍、譚鬆艇五人為華北宣撫使署專員，攜帶加蓋關防印信的委任狀，星夜出發，趕到各路先遣軍總都親自傳達命令，親交委任狀，完成任務後返西安複命；第三：各地業經明令發表的先遣部隊，必須服從命令，不得擅自移防，要以維護治安秩序為重。
    上述情況，在華南、東南、華中、東北等地區，大同小異，都是在軍統預謀計劃下行動的軍統局控製了漢奸元凶，如陳公博，周佛海等等，早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據鮑誌鴻說，戴笠對於“滿洲國”東北軍係統的大漢奸，發了不知多少綢子信，派陳旭東等人將綢子信縫在衣裏內，分送到鮑文樾這樣的大漢奸手裏，也到過“滿洲國”策動過偽滿總理大臣張景惠。另外，廣東係的大漢奸，曾經與蔣介石同過學，在粵軍中共事的招桂章，是日本直接控製下的廣東要港司令，軍統派站長何崇校經過千難萬險，終於策動了過來。華南15萬漢奸武裝部隊是最先歸順的。
    1945年春節前後，戴笠來到北方區所屬的西安視察，北方區的管轄範圍包括晉、陝、豫、冀、察五省。戴笠向北方區區長詢問了對五省策反工作的部署之後，說：“西歐戰場繼北非戰場而取得勝利，即將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不論日本如何頑強，失敗的命運是挽救不了的。中國的問題不是對外而是對內。對內是與共產黨爭天下的問題。共產黨喊出‘百萬屯軍，百萬屯糧’的口號，野心不小，未可小視。好在校長胸有成竹，早有準備，前途是必操勝算的。校長將策反任務交給我。我估計華北、東北的漢奸武裝不會少於150萬，東南、華中約有百萬之多，華南約20多萬，共計約300萬人，戰鬥力雖不強，搖旗呐喊，不失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執行曲線救國，等於將魚養在池塘裏，當下網的時候就撒網，當吃的時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萬遊擊部隊，受過美式訓練和持有美械輕裝備的，已超過10萬人。打算在將來反正的漢奸部隊中挑選精銳20萬人，一並奉送給胡宗南來統馭打天下。”
    戴笠總結了他在內戰中運用“以得間為主”的經驗，得出五字訣，即：裙、辦、師、財、幹
    戴笠從“跑單幹”發展到擁有“衙門”，從“小癟三”高升到“科長”，是離不開他手下嘍囉們為他效盡犬馬之勞的。他為了撫慰亡故人員的家屬，沽名釣譽一番，便想著豎立牌坊碑石之類的東西，以勵來滋。但是，這些人員幹的都是見不得天日的事情，不便樹碑立傳，隻得埋上一塊石碑，一個字也沒有。凡是到過繅絲廠楊家山戴笠公館和中美合作所的，都會知道中美合作所大禮堂後麵山坡上，於1944年前後建立的一塊無字碑。由於碑石正反兩麵都沒有刻有文字，當然也就不知碑的來曆。當這塊石碑豎立後，戴笠在一次擴大紀念的周會上，命名為“無名英雄碑”，並大肆表揚死難特務們的“功績”。戴笠之所以要豎立這一碑石，也是為了紀念他自己幹特務有十年；另一動機，是他聽到中美合作所許多美國特務常常說到歐美各國無名英雄碑的故事，向往已久。
    自這塊碑建立後，不少已故特務的家屬帶著流離失所、無人過問的子女，紛紛到碑前去嚎啕痛哭，大吵大鬧，聲言要向老頭子(指蔣介石)告狀。戴笠知道這一情況，認為丟了他一人的臉事小，丟了團體的臉事大。所謂團體，是指軍統特務組織而言。因此，他遷怒於人事處長龔仙舫，龔被罵得狗血淋頭。戴笠還要懲辦哭碑為首者，後來經四一圖書館長毛子水老先生出麵勸阻，才算沒有追究下去。為防止再有哭碑事情發生，他令警衛團長楊清植派崗哨巡邏，不許家屬走近石碑。龔仙舫受責罵後，趕忙成立“烈士”靈堂。但有堂無鬼，終不成體統。於是龔又急電各公密單位，不論是否烈士，凡是死了的、失蹤了的都報上來，這樣一來，名單上的“烈士”競達八百餘人之多。龔仙舫新任人事處長不久，摸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戴笠一看名冊上竟有八百餘人之多，火冒三丈大罵“以往的人都死光了”，還把名冊撕得粉碎，弄得龔莫名其妙，戴笠連罵三天，連毛人鳳也不敢見麵。
    無名英雄碑引起的是非，還不止一起。有一次，梁幹喬自西安到重慶醫病，曾到繅絲廠跑了一趟。當他走近無名英雄碑時，守護的哨兵說，這是無名英雄碑，要脫帽、肅靜。哨兵沒見堪梁，不知梁是十人團的元老，當然傷了梁的尊嚴。梁惱羞成怒，借題發揮，指著碑大罵：“既然無名，就不應該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當婊子，又要起貞節牌坊。可恥！可恥！”戴笠對梁罵的事無可奈何，連飯也不敢請，暗地裏罵梁罵個不休。戴笠自己解嘲說：“幹喬是有名的梁神經，神智不清羅！”
    戴笠的紅運，到抗日戰爭結束，從頂峰開始走入絕境。
    他在蔣介石大打內戰20餘年中，不知幹了多少見不得天日的壞事。但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積極準備打新的內戰，主子的野心和陰謀，奴才當然能窺察得很清楚。每當特務頭目外放到地方工作時，戴笠必定邀請共餐。餐後，他便得意揚揚地傳授他的經驗。每每這時他才會放下凶神惡煞的架子，談笑風生。
    戴笠總結了他在內戰中運用“以得間為主”的經驗，得出五字訣，即：裙、辦、師、財、幹。他說隻要抓住這五個字，並懂得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便等於抓住了對方的靈魂，則無往不通、無往不利了。究竟五字訣竅又是怎麽湊到一起而成為必當親自傳授的訣竅呢？
    他每每首先點題說，中國人玩政治，離不了裙帶關係；辦“外交”，離不了蘇秦、張儀那樣的說客。現在這樣的人物，叫做駐京或駐地方辦事處的處長。他們是千裏眼，萬事通。中國人玩政治，離不了“師”，師就是軍師，紹興師爺之流。現在的機要秘書、參謀長，是智囊，是出謀劃策者，上下通氣，一通萬通。他說：“我之所以將財字排在後麵來談，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壓陣腳的東西。無錢法不靈，有錢買得鬼推磨。玩政治誰能少得了錢，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樣吧。把五字訣同時都抓到手是沒有的，破竹過關，要一節一節因勢利導地去幹。”他說完五字訣後，然後就舉例為證。
    在戴笠的眼裏，中國最難對付的人是山西九尾狐狸閻錫山。從清朝到民國，他占據山西，閉關自守，成了土皇帝。別人鑽了多少年鑽不通，後來終於被戴笠鑽通了，關鍵在裙帶關係。閻錫山的妻妾不許與外人接觸，也不許過問幕府裏的事，無從下手。以後他打聽到閻與其堂妹閻慧卿亂倫通奸，這個妖精婆時常插手幕府裏的事。於是他授意喬華堂(即喬家才)經常送禮，衣料和首飾等貴重物品，暗送了個時期，卻從未有所求。等到上了鉤，她來找戴笠時，則有求必應，一本萬利。打通那一關後，掌握閻的內幕還成問題嗎？以後又打通了閻派駐西安辦事處處長黃臚初。此人是閻派在西安對付胡宗南的坐探，閻認為蔣介石要對他下毒手，離不了胡這個打手。黃是安徽人，對閻忠誠了一些時日後，認為閻的土皇帝作風吃不開，遲早會被蔣介石吃掉，不能不準備後路。胡對黃優禮相待，從無芥蒂，黃更感到意外，不但將閻的種種告胡，胡且助黃以騙閻，將關山西二戰區的武器彈藥經費等全操胡之手，閻便認為黃是功臣而不疑。
    通過閻慧卿的關係，戴笠打通了閻身邊的兩個重要人物梁化之和吳紹之。梁和吳想著閻係親信趙戴文、賈景德能夠做蔣介石的考試院長、內務部長，安知他們就無此機緣。梁、吳相應心照不宣，與喬交朋友越交越深。山西省立醫院院長李希紹是黃埔六期學生李希純的胞兄，通過其胞弟吸收加入軍統組織。此人能出入閻的宮幃，閻視為最可信的醫師顧問，閻慧卿和梁、吳等心裏當然明白，不過隻是將閻蒙在鼓裏，各賣各的藥。李希紹於1945年夏，自渝返回山西途中，被美國飛機誤炸而死，蔣、閻雙方都為李大開追悼會，其中的奧妙，也是屬於“五字訣”的運用。
    戴笠認為要與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拉好關係，就是一著好棋，今後不論是對付共產黨還是對付老毛子（蘇聯人），都能發揮極大的作用
    日本投降後，中國的東北三省為蘇聯紅軍所暫時控製。戴笠雖沒有到過東北，卻對東北這塊新天地比之關內任何地區都要注意。照他的說法，東北是巴爾幹半島第二，既是蘇美之爭的焦點，也是國共之爭的焦點，決不可讓淪陷14年的國土，又落入蘇俄之手。他出於反蘇反共擁美擁蔣的立場，遵循蔣介石的意旨，要在遣送日本僑俘歸國的幕後耍一套陰謀手段。他在東北三省淪陷的14年中，曾千方百計地想將特務機構的魔掌深入到關外，但在日本嚴密的防範下，一直打不進去。截至日本投降為止，軍統特務分子隻有在臨澧訓練班受過訓的一名東北青年毛乃昌出關活動過，但沒有多久，就被日本憲兵逮捕下獄，由於沒有任何證據，活到日本投降後被釋放。
    當時，關內各地要遣送回國的日僑俘約為250萬人。戴笠認為要與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拉好關係，就是一著好棋，今後不論是對付共產黨還是對付老毛子（蘇聯人），都能發揮極大的作用。
    1946年春節前，戴笠的親信沈醉被任為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對外則用東北行轅督察處處長的名義作掩護。這時，東北行轅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都自北平和山海關先後遷到錦州新城。杜聿明統率的部隊，正在利用停戰協定，暗中限令搶占承德、朝陽之線，準備向沈陽大舉推進。
    在這種情況下，戴笠從北平發電給沈醉，要其做好與中共開戰前的一切情報工作。
    1946年3月初，戴笠邀請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到北平一遊，以往在重慶、上海、青島等地與戴笠就早有勾結，這次是戴笠與柯克的最後一次見麵。當時柯克即將退休歸國，以美國海軍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為海軍界的紅人，戴笠之所以一再拉攏他，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柯克這次在北平停留了約10天，戴笠陪著他跑遍了故都的名勝古跡。
    生性好色，玩弄無數女性，與影星胡蝶保持著曖昧的關係，還對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產生過興趣
    貶低戴笠的人說，戴笠不僅總與某個女特務有糾葛（如鄒誌英），而且還不斷地威脅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隻要他對這些家屬發生興趣，他的部下會馬上告誡這些女人躲開。據說戴笠尤其熱衷於類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殺軍閥孫傳芳的施劍翹這類當代女俠客。施劍翹的父親施從濱是孫傳芳部隊在安徽的一個師長，被孫殺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為父報仇。結果，施劍翹為了複仇大膽刺殺孫傳芳，使她成了一個廣得人心的名人：俠義孝女，合二為一。當時的人把她比做遊俠小說《兒女英雄傳》中的女英雄何玉鳳。而公眾則認為她是戴笠軍統的一個高級特務，這似乎是誤解。
    戴笠還對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產生過興趣，她曾在熱河一帶女扮男裝指揮過偽政府騎兵隊與中國遊擊隊作戰。但是，假如這些關於他的桃色新聞可信的話，那麽戴笠對任何種類或年齡的女人都會發生興趣。不管是傭人還是他最優秀的學生，是女特務還是醫生，是朋友的妻子還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隻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軍統的特務們說，戴笠在許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與毛秀叢在1915年秋天結婚，那時戴笠才19歲，是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個“鄉下人”。據說她非常固執僵硬，勤勞節儉，正直而胸無大誌，甘於平庸生活。雖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風流韻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從來不敢跟他爭執。最終因為他的外遇，他們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叢的兄弟毛宗亮提拔為總管，任命他在各個訓練營地和軍統內部當合作社經理一類的職務，負責買飲料雜物。盡管戴笠對毛宗亮非常依賴，但他看不起這個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覺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個人。分居後，毛秀叢就病了，並於1939年死於上海。戴笠的助手們宣稱，他對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尷尬。每次他坐車外出視察特務站，總有各種女性陪同，而他的隨從官則被迫做起中間人來。
    但戴笠並非所有的性關係都這麽隨便。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他生活的後期，似乎變得比較穩定並且有點重感情起來。在他戰前活動的高峰期，據說他有兩個主要的情人：趙靄蘭和葉霞弟。他經常同時攜她倆外出。比如，每當外地情報組送來緊急報告時，戴笠會從他所在的任何地點親自連夜坐車去南京向蔣介石匯報。在這些長途夜行中，通常有兩個司機輪換開車，戴笠往往坐在後座的趙靄蘭和葉霞弟中間休息。
    葉霞弟畢業於浙江警察學校特訓班。她在三機無線電學校當事務員時，戴笠看上了她。葉與戴笠相好後，他便決定讓她住到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的公館裏，學一套上層風度。戴笠是楊家的密友，也是楊家在環龍路公館的常客，他對這位國民黨將軍能夠在身邊圍起一大堆女人替他應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羨慕。他對楊虎的情婦們能夠犧牲色相，並奉命對將軍的要客給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葉霞弟學會了這方麵的做法後，戴笠替她安排到美國學習政治經濟學。她回國後，他又安排她在成都華西大學教書。後來據一個對戴笠最苛刻的傳記作家宣稱，戴笠把葉霞弟嫁給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當妻子。
    這事是真是假且不說，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個情婦趙靄蘭，嫁給了他的朋友、軍統電訊處處長魏大銘卻是真真實實的事情。
    1940年戴笠引誘他的英文秘書餘淑衡，雖然這個年輕的湖南女人已經與軍統的一個重要特務訂了婚。戴笠說要跟餘結婚，但兩年後他迷戀上了影星胡蝶後，馬上用送她去美國學習的方式把已經懷孕的餘淑衡拋棄了。
    盡管這可能有誇張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後年月裏的確為這位女演員所傾倒。當戴笠對胡蝶一見鍾情時，胡蝶已經嫁給了上海的商人潘有聲。在戴笠的幹預下，胡蝶和潘有聲離了婚，後嫁給了他。為慶祝他和胡蝶的“婚姻”（戴笠最終想以合法的形式認可他們之間的關係），這位秘密特務頭子在重慶郊外的楊家山購置了大片的地產來建造一座景色華麗的公館，以示對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慶霧蒙蒙的傍晚，戴笠將軍和他的情人會夢幻般地沿著刻有“喜”和“壽”字的水泥道漫步，閑逛在用價值上萬兩銀子的熱帶植物和異國樹木裝點的“神仙洞”裏。
    幾次差點被蔣介石“賜死”；他死後，章士釗為其撰墓誌銘
    1946年3月初，戴笠在他臨死之前的一段時間裏，精神非常煩惱苦悶，唯恐蔣介石將他一腳踢開。他曾說過伴君如伴虎，他這個作奴才的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曾幾次到了要被“賜死”的關頭。例如：汪精衛逃河內，搶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鋒，戴笠派人行刺，錯殺了曾仲鳴；同年刺殺唐紹儀又露了馬腳；西安雙十二事變幾乎做了替罪羊；如此等等。特別是他手下的劊子手趙理君在洛陽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專員韋名芳等五人一案，鬧得滿城風雨，cc派群起而攻之。還有在昆明殺了皇親國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陳布雷從中周旋，才得免死。凡此種種，若不是蔣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縱有十個頭顱，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
    一天下午，戴笠突然接到由毛人鳳轉來一通蔣介石的電報，大意是令戴笠立即返渝參加研究對付三大會議的決策會議，大有撤銷或改組特務機構之勢。電報中列名出席會議的共為八人，即：宣鐵吾，陳焯、李士珍，黃珍吾、葉秀峰、戴笠，鄭介民、唐縱。戴笠接電後，沉不住氣了，找來沈醉，拍著胸脯說：“我辛辛苦苦在外麵奔波勞累，一心為國為校長，想不到會有人乘機搗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鍋。同室操戈，實在欺人太甚！請為我擬一複電，說我處理平津寧滬的肅奸案件，事關重要，無人可以代理，請寬限半月才能返渝麵陳一切。”他又接著說：“同時要表達對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搗鬼必須揭發的意見，措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與人爭長短的痕跡。複電稿擬好後，先交我看，然後再拍發。隻許你一人知道，對其他的人要保密。”說罷後，他紅著眼睛，氣衝衝地走了。
    沈醉考慮再三，感到這樣的複電很不好著筆。宣鐵吾、李士珍、黃珍吾等三人，都是黃埔第一、第二期的老大哥，名單中列在前麵。從蔣介石處理此事來說，是放平了的。鄭介民、唐縱當然不會從中搗什麽鬼。為何毛人鳳不將此電先給他們看看呢？很顯然，這是戴笠、毛人鳳兩個江山佬在畫小圈圈。而且八人中，又有老牌的陳焯，他以往是同蔣介石平起平坐的，隻是後來才變為相從的地位的。沈醉分析了許多情況，總的來說，與其說是戴笠的難關，不如說是蔣介石的難關，“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沈醉起草的呈複電，大致有如下的內容：重慶以炎兄親譯。校座鈞鑒：電諭敬悉。本當遵諭返渝，因平津滬巨案，尚待親理，本月中旬始能麵聆教誨，敬乞示遵。生雲天在望，惟命是從。詎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鈞座，敢雲無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晉忠言，冒死陳詞，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死後，沈醉去渝參加追悼會時，與主任秘書毛人鳳相晤，問到那封複電已否上呈？毛人鳳答複說：“那電稿原來是老兄代筆的！我與其武（保密局辦公室主任潘其武）研究過，認為電報裏有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兩句話，將會引起這禍福莫測，因而建議刪去。誰料到老板（指戴笠，筆者注。）還未見到我們的建議電就去世了。可以想見，他是抱恨終天的了。”
    戴笠急於飛南京去見何應欽，表麵上是匯報關於肅奸及遣送日僑俘兩項工作情況，但卻是為了拖延蔣介石來電促返，避開居於被宰割的八人會議，他想的是出國一遊，希望得到何應欽的支持。另外他想看看情人胡蝶的離婚證書是否已經報到法院，好跟這位影星結婚。他還打算從上海飛到重慶，解除李士珍對中央警察學校的職權，並準備主持4月1號的首次戰後軍統成立紀念儀式。
    1946年3月16日，戴笠攜222號專機的機組人員從北平飛往天津，在那裏過夜。但次日天氣惡化。戴笠不理會飛行員的擔心，堅持讓他們在青島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飛去。如果氣候險惡的話，他們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飛重慶。除了戴笠和機組人員之外，飛機上的其他八位人員是：軍統人事處長龔仙舫，總參謀學校畢業生、軍統局專員金玉波，香港大學文學士、英文翻譯馬佩衡，三名保鏢，一名密碼員，還有戴笠的朋友黃順柏。222專機於17日上午11∶45分從青島起飛。
    當他們在空中飛行時，沒有雷達的飛行員獲悉上海機場正值暴雨如注。於是他轉飛南京，但是那裏也是滂沱大雨，雷電交加。空軍派出了4架飛機導航，但雲層太低，他們無法與222號專機取得聯係。飛行員向地麵發出了兩次信號：第一次，222號專機準備返回；第二次：仍擬在南京降落。1分，該機發出信號說，他們正在降落。接著聯絡中斷了。
    岱山村坐落於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橋鎮約20裏的江陰縣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剛過後的天空顯得格外陰沉壓抑，烏雲彌漫在草木覆蓋的丘陵之上。午飯後不久岱山的村民們聽見低得罕見的飛機引擎聲。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見一架飛機撞在一棵樹上，然後隨著慣性又衝了200來米後便撞在一個山頂上，一聲爆炸巨響後便是萬丈火焰。
    顯然岱山的村民無法立刻向南京報告這一事故。然而當局已經估計到情況不妙。天氣剛好轉，航空委員會、中國航空和美國海軍一起協同進行搜尋。當地時間20∶00，美國飛機發現了222號專機的殘骸。後來於當天晚上趕到岱山的軍統人員，很容易就發現了馬鞍山一帶的飛機殘骸，但無一人存活下來。
    戴笠死後，軍統局於4月1日在重慶舉行追悼會，內外勤的頭頭都到了，蔣介石親自主祭，假惺惺地流了眼淚，說了許多安撫欺騙特務嘍囉的話。禮畢，蔣介石在一批所謂烈士家屬麵前轉了一圈，握手贈金，含淚以泣，家屬們嚎啕大哭。毛人鳳則揮手製止，將哭聲壓低，追悼會就此結束。
    戴笠墜機焚化未盡的殘體，葬於南京靈穀寺附近的烈士墓前，立有一塊石碑。碑陽是吳稚暉題的“戴笠雨農將軍之墓”幾個字；碑陰是章士釗先生所撰並書的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