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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恩曾城府很深，善於鑽營，是陳立夫、陳果夫的表兄弟，對二陳很恭敬；和鄒韜奮係“老同學、老朋友”，對鄒卻窮凶極惡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省吳興縣雙林鎮人。1896年出生在一個地主兼資本家的家庭。
    他和cc派的兩位老祖宗(指陳果夫，陳立夫)是表兄弟關係。徐恩曾從美國留學回來，做過電機工程師，還在陳立夫把持的建設委員會無線電工程處幹過一段。因為他既是二陳的表兄弟，又是陳立夫的留美同學，做事情有些能耐。1926年，他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的第一任台長。1928年，便被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的陳果夫調到部裏安排了總務科長的職務。徐恩曾城府很深，善於鑽營，很有投上司所好的本領。在握有實權的二陳麵前，他表現得特別恭順，說話嘴很甜，張口“果兄”，閉口“立兄”。二陳乘車，他親手給他們開車門；二陳交辦的事情，他奉命唯謹，從來不打折扣。他做總務科長一年多，做了好幾件很討二陳喜歡的事；他負責管理的文書檔案井井有條，建立了一套相當健全的製度；為國民黨中央黨部裝配了一部新電話總機，編了一套較複雜的密電碼；在經費開支方麵，做到了“厲行節約，開支合理”；他不僅不貪汙，偶爾還解私囊為“公家”暫時墊進幾個錢去……因此，沒有多久，他就取得了二陳的信任和賞識。
    中統的原始組織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活動起來後，當時的科長是吳大鈞。吳大鈞和徐恩曾是浙江同鄉，也是留美同學。徐利用這種關係，千方百計同吳拉近乎。並且極力從吳口中探聽有關調查科的情況。由於徐在美國學習時注意過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些情況，便不時地參照美國的做法為二陳出主意，改進特務工作，一方麵表示他對這項工作的熱心，再方麵借機賣弄他的博學和才智。1929年，吳大鈞調走，葉秀峰繼任。同年冬，因某一件事，葉與陳立夫翻了臉，葉消極抵抗，請假到杭州“休養”，徐被委為兼代調查科長。這個時期，徐恩曾為取消這個“代”字，挖空心思。他除了對二陳再三表示忠順和殷勤以外，極力顯示自己對特務工作的興趣和本事。他還不時地派人前往杭州向葉秀峰“慰問”，探聽葉的去留態度，相應地做些促葉退位的工作，爭取葉為他說點好話，葉秀峰當時本來看不起徐恩曾，徐恩曾不僅不計較，反而曲意奉承，向葉表示尊崇和聽命的態度。經過一個時期的活動，葉表示堅決不回調查科工作，要為cc派搞外圍組織f.f.。於是徐被委為專職調查科長了。
    徐恩曾一經登台，便勁頭十足，表示定要為他的主子幹出點名堂來。在他正式擔任了調查科長的1930年，他為了加強反共力量，確實做了幾件對以後特務組織的發展較有影響的事情。比如，以前調查科是兩麵作戰，一方麵與國民黨內部的所謂異己勢力如汪精衛、胡漢民等各派係鬥，一方麵與共產黨鬥。
    1930年以後，隨著蔣介石集中全力剿共，調查科將其全力轉向對付共產黨了，為了適應情況的轉變，在調查科裏邊增設了一個專門陰謀策劃破壞共產黨組織的最機密部門特務組。特務組的成立，是調查科成為專門對付共產黨的特務機關的標誌。特務科的辦公地址不設在丁家橋國民中央黨部，他們的活動，開始一段時間，在調查科內部也是秘密的。其次，從接受過政治警察訓練的中央軍校六期畢業中，一下調來了骨幹分子20人，使調查科成了組織部最大的科，特務骨幹力量有了明顯增強。另外，和國民黨憲兵司令穀正倫掛上鉤，由穀聘請徐恩曾為顧問。徐推薦他的骨幹顧建中、季源溥等做憲兵的督察、教官之類，極大地密切了兩個反共組織的關係，他們共同對付共產黨人，逮捕、關押、審訊、槍殺是通過憲兵去做。而策反、勸降，則往往由調查科去做。
    徐恩曾和軍統頭目戴笠，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都是臭名遠揚的人物。戴笠麵色發黑，濃眉傲眼，外形呈凶相；徐恩曾則麵龐白皙，戴金絲眼鏡，衣著講究，說話舉止文質彬彬，經常麵帶笑容。很多初和他接觸又不明底細的人，往往提出疑問：他是兩手沾滿革命人士鮮血的特務頭目？
    李公樸先生從中學到大學，和徐恩曾曾是同班同學的鄒韜奮先生，在《抗戰以來》這本書裏寫道：“徐先生的儀表和他擔任的職務，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麵上看來是一位溫文爾雅的白麵書生，他無論穿西裝或中裝，都漂亮整潔，在學校時，他的房間布置得最整潔講究……”
    就是這樣一個外貌像書生的人，為了弄清鄒韜奮先生的政治麵目——是否共產黨人，對他的“老同學、老朋友”（徐當麵對鄒的稱呼)，派遣特務跟了7年之久。一次，他直接警告韜奮先生：“到了現在的時候，不當國民黨就是共產黨，其間沒有中立的餘地，無所謂民眾立場。你們這班文化人，不加入國民黨，就是替共產黨工作！”當時，韜奮先生麵對特務頭子的威脅，毫無畏懼，他以銳利的目光，透過深度的近視眼鏡，盯著徐恩曾，義正詞嚴地說：我不是共產黨，我願意投共產黨的票，願意說讚成他們的話，照法律應該有這個自由！他以戰士的姿態回答徐恩曾後，憤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對在場的潘公展說：這種書呆子，等我收拾他！
    就是這樣一個外貌溫文爾雅的人，歇斯底裏地對待共產黨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他施展各種陰謀詭計，采用卑鄙齷齪的手段，陷人於囹圄；他驅使如狼似虎的特務，肆意逮捕殺戮，使無數有誌之士被殺害。
    因抓獲中共叛徒顧順章有功得以飛黃騰達，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人，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調查科雖說是蔣介石的保鏢，是二陳手中掌握的工具。可是，徐恩曾雖然做了調查科的頭目，但他並不能和他要保的主子蔣介石直接發生聯係。他在蔣介石那裏掛上號，並得到寵信，是從顧順章被捕叛變開始的。
    顧順章，寶應縣白楊人，原來是個流氓無產者，曾在上海煙草公司做過小工頭。“五卅”罷工鬥爭中，他表現勇敢。後來，到蘇聯學過一段政治保衛工作。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他當過工人糾察隊長，參加過一些指揮活動。1927年“四·一二”以後，他在中國共產黨同敵人進行隱蔽鬥爭的政治保衛機構——中央特科工作，是領導成員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因為他追求個人享受，生活趨向腐化，個人野心時有暴露，周恩來同誌曾多次嚴厲地批評過他，並且在後來把他調出了特科。
    1931年春，為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和毛澤民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中央派他到武漢布置行走路線。他完成任務以後不立即返滬複命，竟自由行動，住在大智旅館，以“化廣奇”的藝名，在漢口新市場遊藝場演起了魔術。後被調查科駐漢特派員蔡孟堅偵知，因而被捕。
    蔡孟堅是徐恩曾做調查科主任以後派往武漢的，當時調查科下麵沒有普遍建立下級組織，隻在上海、開封和武漢各設一個特派員，上海是楊登瀛，開封是黃凱，武漢是蔡孟堅。蔡孟堅是江西萍鄉人，在武漢的公開職務是行營偵緝處副處長，此人反動異常，曾化名深入紅軍開辟的紅湖區進行過偵察活動。在武漢，他利用叛徒指認、追捕共產黨人，使黨的一些組織連連遭受破壞。1931年初的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及其夫人，就是被他逮捕後殺害的，同年4月份，他得到情報：一個重要中共人員，以耍魔術為掩護，在武漢進行活動。他立即把尤崇新等一批叛徒派出去，讓他們做徹底叛變的“實際表現”，化裝上街指認共產黨人。4月24日，尤崇新在漢口特三區小高爾夫球場前，發現了顧順章，他為叛賣立功，連聲呼喊：“他是上海暴動的總指揮。”
    顧順章沒有躲閃，便被特務所逮捕。事後得知，顧順章早就有投敵的打算，他在家裏已經起草了一封給蔣介石的信，隻是還沒有發出，因此他被捕以後，未經任何周折，立即叛變，並且向蔡孟堅提出：“我有對付共產黨的大計劃，請迅速安排本人晉見蔣總司令，我要當麵陳情。”在蔡孟堅與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向南京發電請示以後，當晚由憲兵隨特務押解顧順章乘江輪駛往南京。顧順章為表示他對敵人的忠誠，在離開武漢前，出賣了共產黨在武漢的交通機關，鄂西紅區及紅軍駐武漢的辦事處，以及江輪上的一位做工友的共產黨員。
    因案情重大，怕中間出紕漏，翌日清晨，蔡孟堅又乘飛機提前趕到南京。在押解顧順章的江輪到南京後，江輪不能靠岸，也為了保密，由蔡孟堅和徐恩曾的其他幾個骨幹，乘一隻小船到江心把顧接上岸來。顧來到南京中山路305號徐恩曾秘密辦公處時，顧告訴蔡孟堅這是共產黨在南京的一個通信處，請趕快逮捕徐恩曾身旁的機要秘書錢壯飛，錢是共產黨員，這對徐恩曾說來，簡直是晴天霹靂。徐恩曾驚慌萬狀，麵色蒼白，趕快在調查科各部門查詢錢壯飛的去向，並派人四處尋找。
    錢壯飛是徐恩曾招收無線電人員時考進去的共產黨員。他聰明幹練，書寫，繪圖，待人接物，樣樣精明，又是徐的同鄉，因此很快就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和周圍人的好感。並且越往後越受到徐的器重，後來就做了徐的機要秘書。徐恩曾製定計劃、發布文件，答複來往函電，多要請錢代庖。因為在南京國民黨機要部門中有了這樣一位忠勇機智的同誌，國民黨的許多機密便為中國共產黨所了解，所以，國民黨特務盡管在上海用最大的氣力追蹤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在顧順章被捕以前，黨中央在上海的機關從來沒有被破壞過。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周恩來等同誌在上海辦了多期軍事、政治幹部訓練班，為黨培養了相當數量的幹部。顧順章被捕叛變以後，蔡孟堅發往南京的電報，在南京首先看到的，不是別人，而是錢壯飛同誌。錢壯飛同誌看到電報以後，知道顧順章長期在特科工作，對中央機關的情況和負責同誌的住址、行蹤等非常清楚，認為情況萬分緊急，他必須趕往上海向中央匯報。於是，他從容不迫地把漢口來電譯好，送呈徐恩曾以後，以最快的速度到了上海。在周恩來同誌親自領導和指揮下，上海的所有中央辦事機關全部做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有過來往的負責同誌全都搬了家，所有與顧有聯係的關係全部切斷。經過兩天三夜不分晝夜地工作，一切都做了妥善的處理。
    在徐恩曾確知錢壯飛已經出走以後，在南京繼續派人追尋他的同時，親自率領大批特務，押解著顧順章趕到了上海。徐恩曾這個外表文雅內心凶狠又有勃勃野心的特務頭子，很想借這個機會把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一切機關、組織和負責人，特別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切機關、組織和負責人，一網打盡，創建奇功。他一連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母親、妻子、女兒雖然都在上海他也不去看一眼，國民黨反動派稱讚他“數過其門而不入”。
    顧順章這個靈魂喪盡的可恥的叛徒，為了保他的狗命，在敵人麵前立功爭賞，不遺餘力地領著特務們東奔西竄，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搜查，又一處處布置監視哨，他所知道的共產黨的處所，特務們走遍了，上海的許多地方被搞得雞犬不寧，但是他的毒辣的計劃卻全都落空。
    顧順章為敵人破壞共產黨在滬機關的目的沒有達到，回過頭來就出賣了當時在我國青年中很有影響的優秀共產黨員惲代英同誌。惲代英同誌1930年在上海做滬東行動委員會書記。4月19日，他在某紗廠門口等夜班工人出廠時轉交宣傳口訊，被敵人突然逮捕。他化名王作霖，機智地對付過了詭詐的敵人，一直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坐了一年監獄，敵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惲代英。叛徒顧順章，向敵人提供了他的化名，監獄號，並且告訴敵人，由於共產黨人多方營救，近期內惲代英很可能獲釋。
    徐恩曾讓特務們拿著刊有惲代英同誌照片的黃埔軍校同學錄到監獄做了核對，才肯定這位隻承認自己是“赤色群眾”的在押犯，確實是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參加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中共中央委員惲代英。二陳和徐恩曾等，對惲代英同誌實施了一係列威脅利誘軟硬兼施的手段，企圖使惲叛變。惲代英同誌堅貞不屈，在酷刑下沒有讓敵人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詞。最後，經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斃惲代英。惲代英同誌在臨刑時，大義凜然毫無懼色，高呼“共產黨萬歲！”引吭高唱《國際歌》。
    徐恩曾以後無論什麽時候，隻要想到當時的情景，他都要情不自禁地帶上一句驚恐的話：“共產黨人的可怕就在於此！”
    顧順章叛變、惲代英被殺，在上海的中共機關被查抄，這在國民黨反動派心目中是一個很大的勝利。經過二陳的匯報、吹噓，調查科這個特務組織在蔣介石眼裏稱得上功勳卓著，徐恩曾這個調查科頭目也因而得寵了。接著，蔣介石召見了徐恩曾，給他以鼓勵，還發了獎金。徐恩曾也借這個機會，爭得蔣介石的恩準和支持，使他的特務組織來了一個大發展。至於錢壯飛打入敵人內部，上海搜查一一落空等等，徐恩曾對蔣介石則打了埋伏。
    之後，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人，如翟秋白、毛澤民、陳潭秋等，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打起反共的旗號，成立特工總部，8個月即殺共產黨人近百
    1931年秋，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蔣介石命令東北軍“不予抵抗，力避衝突”，使我近百萬公裏土地，三千萬同胞，遭到日寇的踐踏、蹂躪。全國人民義憤填膺，掀起了空前規模的抗日浪潮，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出兵抗日，蔣介石因此而被迫下台。但是到第二年，日本帝國主義又繼續發動侵略，臨近“一·二八”事變時，蔣介石的親信極力促蔣東山再起。這個從製造“中山艦事件”開始，連連掀起反共浪潮的蔣介石，再次登台以後，首先破壞上海抗戰，隨即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他無恥地叫囂，“第一個責任乃是剿匪安內”，“第二個才是抗日來攘外”，所屬部下今後再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決心剿匪者，當視為貪生怕死之輩，立斬無赦。
    在這方麵一直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的二陳和因殺害共產黨有功而得到垂青的徐恩曾，立即抓住這個時機，打起反共的旗號；更積極地招收醜類，開辦訓練班。經過一段籌備之後，在南京瞻園(原道署街)132號，建起了以迫害共產黨人和一切革命人士為任務的魔窟——特工總部。
    特工總部是個私生子、秘密機關，在國民黨所有組織條例和規程中，都沒有這個名稱，局外人一般也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它的門口也從來不掛“特工總部”的招牌。從組織係統講，上麵它直屬蔣介石，二陳則實際控製，徐恩曾為具體負責人。徐恩曾的官銜是主任，但特務們在正式場合稱呼他“徐先生”，在非正式場合和私人交談中稱他“徐老板”，很少有人稱他主任的。
    特工總部的大門呈黑色，白天經常關得死死的，隻在旁邊開個不到二尺寬的小角門供人出入。它的門口沒有崗哨，但若幹米外有幾個擺攤的小販做暗哨，門內有幾條彪形大漢負責守衛。開始一個時期，有一些好奇的陌生人曾因窺探門內情況而被打罵過。據說，1934年某日，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紀亮，在夫子廟喝了幾杯酒，路過特工總部門口時，得知這裏原是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的府第，想進去逛逛，守衛人員不答應，他不聽勸阻，堅持要進，曾經挨過一頓好揍。因此，盡管一般人不知道這是什麽機關，卻知道它有來頭，為避免出事，都自動避開，甚至連瞻園路西口北邊的人行道，也很少有人走動了。可是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這裏經常是大門敞開，汽車進進出出，行人來來往往，內部人知道，汽車拉進來的，大都是新捕來的所謂“犯人”，送出去的，不是進監獄，反省院，就是被殺害。這裏簡直是閻王殿，老虎凳、杠子、燙人的烙鐵等刑具樣樣都有。吊打、灌辣椒水、用毛竹針釘指甲縫等等酷刑，項項使用。
    徐恩曾的特工總部，開始較簡單，越發展組織越複雜越龐大，人也越來越多，最後成了布滿全國城鄉的特務組織的領導機關。整個特工總部的組織，分若幹層次，最上一層是特工總部本部。本部內除了負責行政管理的以外，有專管訓練特務的組織，有專管偵察、搜集、登記、整理情報的組織，有專管逮捕、跟蹤、綁架、暗殺的行動隊，有專管通訊聯絡的交通、無線電台等，人數由50人左右逐漸發展到三四百人之多。
    第二個層次是特工總部的附屬機構。比如，“南京市實驗區”，是專管南京市特務活動的，看守所，是專門扣押秘密逮捕(公開逮捕的送公開機關)後，準備審訊、處置人的。各種各樣的招待所，是變相的監獄和反省院，其中“留俄學生招待所”的迫害對象是蘇聯留學生，“自新人招待所”的迫害對象是所謂有屈服表示的人，這種“招待所”光南京就有好幾個。安品街38號那個招待所的所長，由專司暗殺、跟蹤、綁架等罪惡活動的行動隊長蘇成德兼任，他怎樣招待客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外，還有以時事通訊社為幌子的布向全國的特務網，以破壞學生運動為任務的外圍組織學生生活社，以網羅幫會分子為任務的外圍組織乾坤正氣山；還學著德意法西斯的樣子，組織過公開號召人們忠於“領袖”、反對共產黨的“挺進隊”，隊下分社會中隊、學生中隊、工人中隊等，宣誓、填表，按手印，潛伏在群眾中幫助軍警，至於各種名稱的偵察點、聯絡點，如“兒童教育玩具用品公司”、“民生書店”、“模範鞋店”等，那就更多了。
    第三個層次是特工總部的下屬機構。在各省市國民黨勢力範圍的地區，都設立了肅反專員辦公室和特務室，重要地區還建立了工作區。肅反專員辦公室公開掛牌子，是特務室和工作區的掩護機關；特務室和工作區則實際進行特務活動。這些區和室名義上屬於省市黨部，受黨部主任委員的指導和監督，實際上一切聽命於徐老板。有的省政府下麵，也專門設立了對付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特務機關，如江西的特種工作辦事處，安徽的特訓處、綏靖團等。這些單位的武器、經費由省政府供應，人員配備和特務活動同樣歸特工總部。在省市以下，大縣設特務室，小縣設特務員。蔣介石勢力未達到的地區，特工總部則采用各種手段、各種方式，派遣特務秘密地深入進去。到1933年，除少數的邊遠省區外，基本上都建立了特工總部的下屬職業特務機關，布下了特務人員。
    第四個層次是職業特務機關、特務人員在各個機關、團體、工廠、學校和城鄉基層單位布下的情報網，發展的情報關係。有的叫義務情報員，有的叫通訊員。名稱各種各樣，實際上都是做暗探、奸細的，特務們稱他們為“細胞”。比如在南京，不僅國民黨中央各機關，金陵大學等大中學校、工廠、大飯店、大旅館布下了這種“細胞”，連安樂酒店的茶房頭、三新池澡堂的負責人，也被發展成了“細胞”，在裏邊設下眼線。顧順章這個無恥的叛徒，還專門訓練了一批娘姨，開辦了一個薦頭店，有計劃地送這些人到一些人家做傭工，為特工總部探聽消息。陳果夫在江蘇做省長時，特工總部在江蘇的情報網布遍了所有的城鄉，很多縣長、警察局長本身都是特務，至少也是情報關係。
    在196年，在國民黨政府的鹽務、稅務部門，還專門由特工總部給他們開辦了特務培訓班，派特務擔任了督察，建立了緝私隊。
    徐恩曾實在是野心勃勃，他想把全國人民全部網入他的特務網、情報網，使人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為他所掌握，從而把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一切革命組織、革命人士予以徹底消滅。蔣介石為了支持徐恩曾實現他的夢想，僅1932年，就經過軍需署，撥給他特務經費十萬元。
    徐恩曾登台初期對共產黨采用的手段是一味殺戮，非叛即殺，寧錯殺一千不漏掉一個，在他的指揮下，上海的龍華，南京的雨花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灑滿了共產黨人和革命烈士的鮮血，無數英雄豪傑壯烈地犧牲在特務們的屠刀下。有人說，19年7月，8個月內，僅經特工總部逮捕，假手首都衛戍司令部殺害的共產黨人，就有近百人。通過其他手段殺害的有多少，整個特工總部係統殺害的又有多少，特工總部存在近7年一共殺害多少，無疑是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經過一段瘋狂屠殺以後，特務們發現他們這樣做並不能把共產黨斬盡殺絕，而且大屠殺激起了人們更強烈的反抗，使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了共產黨的懷抱，特別是追查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線索，經過大屠殺以後，他們越來越感到難於找到了，於是，他們轉而采取了招降納叛的所謂“自首自新”的策略。1931年起，徐恩曾把一些叛徒拉入特工總部做特務，逐漸地還給了陳慶齋(即胡大海)、杜衡、陳建中，周亞光等忠誠於特務的叛徒們官銜。與此同時，他大抓反省院。一方麵派遣特務進反省院，一方麵拉反省院的人加入他的特務組織。在首都反省院，他一次派進去7個特務，從院長到訓育員，大權均為特務把持，並且把特務的整套手段運用到反省院中去，使國民黨在各地的反省院完全為他的特務組織所掌握。
    由於徐恩曾采取了這些狠毒的措施，也由於中共中央一度執行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30年代的那幾年裏，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確實受到了嚴重損失。在上海，195年，中國共產黨的臨時中央和中央局，曾經連年遭到破壞。中共江蘇省委，那幾年差不多每年都被破壞一二次。在北平和華北一些地區的黨組織，1933年受過一次大破壞。這年4月，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人民群眾為李大釗同誌舉行公葬，送葬者達數千人。事後，經過中統與憲兵三團的追尋，被逮捕者成千，在獄內被殺害的達四五百人。其他地區也大致如此。
    當然，國民黨特務危害的不隻是共產黨人，隻要不是他們一夥的，無論什麽人，他們隨時都可以找個借口逮捕、扣押、查抄、暗殺。在當時的學校裏，社會上，經常有人失蹤，有的人家憑空被抄，徐恩曾的特工總部是重要的禍根之一。
    徐恩曾的特務們，外出活動都帶有專門製作的調查證，憑這個調查證，任何場合都通行無阻，因此他們可以隨意闖機關、進學校、入民宅，抓人抄家橫行霸道。因為調查證上載有“希軍政警憲予以工作上的協助”這樣的文字，在他們為非作歹時，國民黨的軍警不僅不製止，往往還要服從他們的調動，配合他們的行動。因為國民黨的軍政警憲特，歸根到底是一丘之貉。
    他用過的化名很多，行蹤詭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哪裏
    徐恩曾的領袖欲很強，很注意研究怎樣駕馭人管理人。他手下的嘍囉們，以經過政治訓練的國民黨反動分子為骨幹，包括大小反動知識分子、地痞、流氓、盜匪、會道門頭子以及叛徒等等，可以說各路牛鬼蛇神應有盡有。他是怎樣把這夥人攏到一起，讓他們聽命於自己的呢？
    徐曾對原中統局的秘書張國棟說：“‘用人之道，恩威並濟，缺一不可。’這是古人的經驗，但必須繼之以情。曹錕之於吳佩孚，李宗仁之於白崇禧，曹李庸碌無能，吳白精明能幹，但後者一心一意擁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為恩威之所不及也。”徐恩曾是怎樣運用他這套手段的呢？這裏概括地介紹以下幾點：一、“金箍咒”加凶狠的鎮壓。參加特工總部的人，都叫做特務工作人員，簡稱“特工”(到中統時期稱為調查工作人員，簡稱“調工”)。特工加入特務組織時，要有兩個特務保薦、介紹，這是為了顯示這個組織挑選人的嚴格，也是為了切實實行“連環保”。此外，都要寫自傳、填特工人員登記表和誓書。自傳和登記表，要把個人的一切，包括從祖輩開始家庭情況，個人的詳細經曆和社會關係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所謂誓書，實際上是個緊箍咒，內容是：“餘誓以至誠，參加特務工作，絕對遵守紀律，服從命令，決不自動求去、泄露機密，如若違背誓言，願受最嚴厲的處分，謹誓。”
    徐恩曾對按誓言辦事，毫不含糊、說話算數。誰不聽他擺布，輕則辱罵，重則關押以至處死。特工總部原香港電台台長項濂，1933年夏被調回南京，項與戴笠是黃埔六期騎兵科同學，又是浙江同鄉，戴笠想拉項濂到軍統辦電台，項想帶一批人一起走，徐恩曾不答應，便暗中派人監視項與軍統的來往。一次，項濂又跑向戴笠的雞鵝巷53號，盯梢人發現、阻止，項不聽，盯梢人當即舉槍射擊。叛徒顧順章，為徐恩曾出謀劃策，編寫教材，訓練特務，幹了很多罪惡勾當，有過突出的功勳，後來顧嫌徐恩曾對他不夠器重，有投靠戴笠的意圖，徐恩曾便給他製造了一條“妄圖獨樹一幟”的罪狀，槍斃了。徐恩曾動輒關人、押人、處罰人，出口像金科玉律，就得執行，不準別人講情。因此，徐恩曾製定的紀律，徐恩曾說的話，特務們是不敢不聽從的。
    二、灌法西斯主義的迷魂湯，徐恩曾對蔣介石吹捧得極高，有時稱蔣介石為世界三大領袖之一，中國的墨索裏尼，中國的希特勒，有時說蔣介石是“天下無二，地上無雙”的大偉人。對特務們，他宣揚為“領袖的耳目”，領袖的“保鏢”，是幹光榮、偉大、崇高事業的英雄。他歇斯底裏地叫囂：“反共是曆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為升官，不為發財，是為黨為國幹神聖事業的無名英雄”，“國民黨需要新生力量，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需要有統一的意誌、集中的力量，特務是這裏的核心”，“誰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就是對黨國不忠誠”。每逢紀念周，徐恩曾就要不厭其煩地重複這類騙人的、顛倒是非的精神講話。平日也是一樣，他開口“團體”，閉口“組織”，極力加強嘍囉們的組織觀念。他講孔孟之道，講四維八德，和消滅共產黨扯到一起。他利用人們崇拜名人的思想，經常請陳果夫、陳立夫、潘公展、黃少穀以及葉青之流，給特務們演講，以致使特務們完全喪失理智，把為國民黨做奴仆當成高尚的事業。
    三、進行收買和以“情”感人的表演。在社會上謀生困難，找職業無門路，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情況下，徐恩曾以鐵飯碗、保證終身有職業，給高薪招徠人們，這是一些喪盡天良的人肯做特務，各路牛鬼蛇神肯到徐恩曾麾下的重要原因。鄭大綸是師範畢業生，原來在縣裏當高小教員，月薪12元，因為作風惡劣在縣裏無法立足，跑到特工總部當特務，實習期間月薪30元，轉正後是50元，三個月後升為95元。祝韻雅在校教書時月薪25元，跑到特工總部做秘書，月薪一躍而為80元，都比原來高好幾倍。此外，特務們沒有不敲詐勒索拿外快的，或被正式批準，或有意地給以方便，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過去，這些做法使特務們對徐恩曾感恩戴德。但是，這也使徐恩曾拿住了每個特務的把柄，稍不順從他即可抓來整治。特務們說，那時的大小商行和廠家，為自身的安全計，大都暗地裏養活著幾個特務，徐恩曾從不幹涉。這也是徐的收買手法。
    徐恩曾還在每年的紀念日，給死去的特務做紀念。這天，他們把死去的特務的大照片掛起來，擺供品，燃香燭，設靈堂，掛挽聯，慰問家屬。徐恩曾還假惺惺地致悼詞，為死去的特務頌揚一番，為死者家屬送若幹慰問品。至於用小恩小惠籠絡嘍囉，那更是徐恩曾耍盡的把戲。特工總部大小特務結婚，除非有特殊情況，徐總要趕去做證婚人。並且非不得已，他不提前退席。部屬父母生日，他要送一份壽禮，並且裝模作樣登門三鞠躬。誰家生了孩子，他也送點小衣服之類。逢年過節，對科級以上的人，照例每人送一份特別費，數額多少各不相等，對於想籠絡的人，有時會送一個月的薪金甚至更多。可是除本人外，誰也不知道送其他人多少。一般特務要求晉見他，他多不拒絕，並且盡量讓人把話說完，借機給晉見人一點好處，如生活補助之類，以示關心。徐恩曾在行政組織之外，組織了一個聯誼會。辦法是根據特務們薪金的多少，每月扣留其中的2％、5％或10％做為基金，為特務們辦所謂福利事業。職工有需要可以貸款；聯誼會辦的企業，商品價格優惠，可以分期付款；每半年或一年，組織一次同樂會、聚餐、體育活動等。
    對於租界內的警務處、政治部、華人探長等，徐恩曾每月要送給津貼，聖誕節更是要送厚禮的。
    四、設立監視網。徐恩曾在特工總部設有公開的總督察，總督察之外還安排有沒有名義的眼線，讓他們偵察了解各人對徐恩曾是否忠實，對國民黨是否忠誠，有無所謂非法活動，等等。這一招很厲害，誰被抓住都倒黴，所以一般特務都怕總督察，稱總督察為特務中的特務。徐恩曾除安排一般的監督之外，對特殊人物還布置專門監督，即使對於他很信任的人，他也這樣做。這一方麵反映了他的陰險狡詐，一另方麵也反映了他的心虛。自從發生了錢壯飛問題以後，徐恩曾表現得特別警惕，處處防範。選擇私人秘書，非常小心，一定要選真心誠意願為他做心腹的，要選保證對他的事情絕對保密的。另外，他對秘書的工作範圍也限得很死，專門交代的事，相互間不得互通音訊，而且不讓身邊的私人秘書幹得很久。這都是為了防止別人對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會泄密，會揭露他，會再出一個錢壯飛。也正因為這樣，給他做私人秘書的，即使中途想走開，往往也不敢申請調走，怕引起徐的懷疑。雖然徐恩曾不像某些特務頭子那樣，對身邊的人一不高興就破口大罵，伸手就打，他罵人的詞不過是“飯桶”、“無能”之類，並不很野蠻，但他說話尖刻、挖苦，曾給他做秘書的人形容說：他往往一句話出口，好像恨不得戳斷你的神經，讓你難堪得無地自容。特別是他生氣的時候，臉色一紅一白，神態叫人害怕，不知道下一步會怎麽收拾你。
    他曾有個私人秘書叫秦宗堯，由於看到他對逮捕的共產黨人的殘酷迫害，神經經受不住刺激，想擺脫又不敢，一天幾次向徐恩曾表白“我對徐先生是忠實的！”逐漸成了神經病。
    人常說，做賊心虛，狡兔三窟。徐恩曾的神經經常處於高度緊張中。他會客從來不在自己家裏。白天辦公，或在丁家橋黨部內，或在瞻園路132號，晚上多在正元實業社，宿舍則在右婆婆巷三號。石婆婆巷三號門禁森嚴，大門經常緊閉，隻留一個小孔往外看，門房有守衛，還養著幾條狗。他的行蹤、住址一般特務都是不知道的。
    徐恩曾本人怕機密外泄，整個特工總部的警惕性也非常高。特工總部與其他機關聯係是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處)或陳立夫為首的軍事委員會情報局第一處(徐恩曾為處長)的名義，對上行文是徐恩曾具名，此外，凡特工總部內部各部門、上下級聯係，都用化名。徐恩曾本人有化名，特工總部有化名，各業各部門也有化名，這些化名還經常更換。特工總部和以後的中統，先後用過的化名很多，什麽“華統”、“唐縱遠威”“秦唯真”、“魯黎”、“盛勵”、“程恭”、“杜真”、“鍾桐”等都是。“華統”、“唐縱遠威”的意思是要“統一中華”、“威勢遠揚”，反映了徐恩曾的勃勃野心；“秦唯真”反映了他們對法西斯一套的迷信；其他則是“努力”、“勝利”、“成功”、“鬥爭”、“中統”的諧音。徐恩曾的字寫得很糟，但特工總部的化名確定之後，他總要親自書寫出來，製成圖章供繕發函件等使用，以顯示他的地位和權威。
    總的來說，徐恩曾這個人，在他們內部，是仁義道德、法西斯教義掛在口上，微笑、關心人的樣子堆在臉上，手銬腳鐐拿在手上，入了他手掌心的人，不俯首貼耳地聽命於他，他是斷然不答應的。
    由“偵破”刺汪案而取得高位，漸得蔣介石的信任
    1935年11月國民黨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徐恩曾繼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之後，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大批殺害共產黨人是徐恩曾向上爬的基本因素，偵破刺殺汪精衛的案件則是新的晉升契機。
    刺殺汪精衛的案件，發生在1935年11月1日。這天，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接下去就準備召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的第一天，汪精衛在開幕典禮上發表了演說。典禮過後，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們齊集中央政治會議廳新廈門首照相。蔣介石多疑詭詐，知道這次會議集中了國民黨的各派勢力——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均已經到會，胡漢民也答應要來，人員複雜，在禮堂前觀察了一陣形勢，還是決定不出場照相。照相以後，人們準備再入會場繼續開會時，忽然砰！砰！砰！連響數槍。汪精衛被擊倒在地。張靜江魂不附體，從椅子上滾落下來；孔祥熙為了逃命，鑽到了汽車底下；大多數委員跟鬥趔趄四散奔逃。張繼攔腰抱住了凶手，張學良一拳擊落了凶手的手槍，把他踢倒在地。一個警衛走過來砰砰兩槍，把凶手打成重傷。
    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鬧，扭住下樓來的蔣介石不肯鬆手，認為蔣介石既不照相，警衛人員又將凶手“打死”，事件定與蔣介石有關。她邊哭邊喊：“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可以不幹，為什麽要派人下此毒手！”
    國民黨為了從凶手身上討口供，把他送往中央醫院，讓醫生給他打強心針，前後打了百多針。凶手憤激地說：“請看看中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還是我們的嗎？”“我是專來刺殺蔣介石的，蔣介石未出場，才臨時決定刺殺汪精衛。我不懂什麽黨派和主義，驅使我刺殺蔣汪的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凶手就死了，特務們從凶手身上搜出一個記者證，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孫鳳鳴，是晨光通訊社的采訪記者。於是軍警趕往晨光通訊社搜查，發現通訊社的人已無影無蹤，留下的隻是幾件破家具和一堆紙灰。追查晨光通訊社申請備案的擔保人，據說是國民黨政府實業部的兩個職員，他們對晨光通訊社的背景情況毫無所知。雖然事發之後，中央黨部內立即戒嚴，警察廳長陳焯和憲兵司令穀正倫親臨現場，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陸空交通馬上切斷，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訊社的人仍然一個也沒找到。
    汪精衛被刺事件傳出以後，南京滿城風雨，輿論嘩然。人們議論紛紛，報紙報道：在堂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軍警森嚴之地，召開四屆六中全會、五次代表大會時，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竟被槍擊，這說明什麽？蔣介石破例不出麵照相，凶手要單單刺殺汪精衛，除了蔣介石的特務隊，會有何人？！沒有來南京開會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專門從廣西打來電報質問此事。
    蔣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務頭子陳立夫、徐恩曾、戴笠等嚴加申斥，罵他們“每月花幾十萬就幹出這類好事嗎？限期你們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們的腦袋是問”。
    蔣介石下令以後，特務們四處奔忙。戴笠的特務處按下不說。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將顧建中再查孫鳳鳴的屍體，從中尋找線索。顧建中胡謅什麽孫的衣著式樣和質料，是廣州、香港最流行的，這證明凶手是南方來的；凶手腳上有中過槍彈的痕跡，證明凶手是軍人出身；凶手傷疤上綁有一塊紅布，證明……至於從何下手破案，仍然茫無頭緒。後來他們查出為孫鳳鳴辦記者證的是晨光社的采訪主任賀坡光，賀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過，便順藤摸瓜千方百計追查賀的下落。因為事件萬分火急，徐恩曾專門給顧安排一架飛機飛上海，並再三叮囑顧建中，要不惜一切代價，采用一切手段，寧枉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可疑人。還限他三天破案。
    與此同時，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滬沿線以及南京附近各縣的特務走卒，實行全體總動員。還通過江蘇省主席陳果夫，把他所屬的地方保安團隊、保甲組織和警察之類，也一齊動員起來，配合行動。顧建中在上海，把所有與賀坡光有過來往的人，包括一切親戚朋友，不論遠近親疏，隻要沾上邊的，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嚴刑審訊，吊打、坐老虎凳、火燒脊背等等，無所不用其極。因體力不支而暈倒的、致死的、致殘的，因受刑不過而胡亂供認的，什麽都有，但問題不得落實，二百多人就一個不放，繼續刑訊。後來從一個線索中得知，賀坡光是江蘇丹陽人，那裏有他一個寡嫂。徐恩曾便從南京另派一批特務趕去追查，得知賀坡光確曾來過他寡嫂家，已於前一天他去。在特務們繼續跟蹤之下，賀坡光終於被抓到。
    經過多方調查，反複審問，徐恩曾、顧建中拿出的審查結論是：主謀為陳銘樞，是陳指使賀坡光，通過收買要錢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孫鳳鳴執行了對汪精衛的謀殺。即使當時，人們對這個結論也有很多懷疑，比如，孫鳳鳴命都不要，要錢做什麽？說他要錢，可是他家裏的景況相當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隻有毫洋六角，錢到哪裏去了？賀坡光和陳銘樞是什麽關係，是怎樣發生的聯係？……徐恩曾的結論回答不出來。至於孫鳳鳴等為什麽要殺蔣介石、汪精衛？仇恨從何而來？他們則根本不敢接觸。盡管如此，總算拿到了一個與孫鳳鳴有關係的人，也就稀裏糊塗地說“案情大白了”，特別是給蔣介石解了圍，使陳璧君等不能說是蔣介石加害於汪精衛了。這不僅使蔣介石轉怒為喜，而且使蔣介石對徐恩曾更加寵信了。於是，在蔣介石導演下，在國民黨的一個會議上，讓徐恩曾登台講話，做所謂“破案經過”的報告。徐恩曾既然撈到了機會，便繪聲繪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陣，也博得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們一陣又一陣的喝彩掌聲。但是這時徐恩曾並沒有在報告中提陳銘樞的名字。此後，在接下去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是由於蔣介石的“欽定”，第二是由於徐恩曾確實抓到了賀坡光，第三由於有二陳的“組織保證”，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數當選了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接著，什麽“東方福爾摩斯”之類的讚譽，被徐恩曾的狐群狗黨、徒子徒孫們很是叫喚了一陣。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包括中統、軍統在內，國民黨始終沒有真正弄清楚，實際上也不願意真正弄清楚。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從1937年4月25日起，連續8天發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筆者)案判決書內容》，共18000字，把與刺汪事件毫無關係的原十九路軍離隊軍人餘立奎充當主犯，和張玉華、賀坡光一起判處死刑；把與刺汪案同樣毫無關係的海員周世平、炊事員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而對事件的真正策劃者、組織者華克之，雖懸賞重金10萬進行通緝，卻始終沒有捕到。這對因“偵破刺汪案”而升官，被吹噓為“東方福爾摩斯”的徐恩曾這個特務頭子來說，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多年後，年已耄耋的華克之老人發表了他的有關回憶，刺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華克之、張玉華（原名張維）、孫鳳鳴（原名孫鳳海）、賀坡光（原名賀少茹）等幾位血氣方剛的愛國青年，他們痛恨蔣介石汪政權喪權辱國媚外親日，堅持內戰荼毒人民，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為了拯救國家、民族於水火，為了給革命掃除障礙，在一時找不到其他道路的情況下，便采取了這種五步流血的方式。他們刺殺的首要目標是他們眼中的最大暴君蔣介石，因蔣介石不在場，才刺殺汪精衛。隻是因為孫鳳鳴所用的手槍是四寸六響左輪，彈力太小，以致汪精衛雖中彈3發，又非要害處，才未斃命，華克之等的行動，確曾得到陳銘樞、李濟深和許多有誌之士的支持。
    抗日消極，反共透頂，派特務混入延安，伺機進行暗殺。1942年破壞中共南方工委，逮捕廖承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爆發。蔣介石在南京召開最高機密會議，計劃組織抗日大本營以應付局勢，因為他擔心對日正式宣戰，會失掉以後和談、妥協的可能，便又保留了軍事委員會的名稱，隻接受孔祥熙、宋子文緊縮開支以充軍需的建議，把國民黨中央黨政機構加以裁減，並入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密，軍事委員會以下各部都以數字稱謂。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民眾訓練部與軍事委員會政訓處一起並為第六部，陳立夫為部長，張厲生、周佛海為副部長。徐恩曾當了第六部第四組中將組長，仍管他那些特務組織。徐恩曾對抗戰並不熱心，焦急的是他培植多年的特務組織將如何。按當時的整個部署，在戰區的特工總部下屬特務組織，均改編為戰地特種工作團，性質、任務沒有變化，隻是換了換名稱。不過，它遇到了日本侵略者這個新對手，自然會出現一些新問題。
    “八一三”事變發生後，徐恩曾知道上海、南京會很快失守，便著力於兩件事。一是組織撤退；二是安排上海等地特務的潛伏。撤退本來比較簡單，主要是籌備交通工具、整理文件、材料等。但是國民黨中央機關過於龐大，在短期內來個徹底大搬家，車船等等勢必緊張。徐恩曾為了個人方便，在為機關爭車爭船的同時，趕派他的親信謝永存科長到蕪湖包了一艘供他個人使用的小火輪。怕被別人抓差，偷偷地把小火輪藏到不易為人發現的小河汊裏。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特工總部和調查處(這時調查科已改為處)人員乘“建國輪”西逃。20日，徐恩曾偕姘婦費俠和謝永存，端木子等，登小火輪溯江而上。因為徐恩曾的老婆王書青已被送走，徐恩曾擺脫了幹擾，興奮異常，什麽炮火連天浴血奮戰，什麽國土被踐踏，他都拋諸腦後，像度蜜月一樣，逍遙自在，悠哉遊哉，攜情人登上一個個碼頭，瞻仰名勝古跡，賞盡兩岸風光，玩膩了回船艙飲茶聊天，打麻將玩牌，享盡歡樂。10天過去之後，他才慢悠悠地到達漢口。從南京逃來的部下，從前方跑來的戰地特種工作團員，到了武漢，無人管理，不受任何約束，放肆地花天酒地，吃喝嫖賭，胡作非為，一時間在武漢製造了很多醜聞和壞事。徐恩曾對這些，或者不聞不問，或者應付一下，忙著籌備他與費俠的婚禮。
    徐恩曾對抗戰，如此冷淡，在反共問題上卻特別敏感。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和國民黨代表蔣介石、邵力子、張治中在廬山談判，國民黨方麵表示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徐恩曾得到信息後，為了加強對陝甘寧邊區的包圍，趕快派他的高級特務劉桂、範振中、田昆生等，奔赴陝甘寧邊區周圍部署力量，並撥出專門經費供他們使用，還派遣特務黃九成等冒充進步青年混入延安進行偵察。在上海“八一三”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民眾抗日組織蓬勃興起，工人抗敵自衛軍、農民抗敵自衛軍、青年救國會、救亡演劇團等等，紛紛成立。徐恩曾特工總部在上海的組織，不是積極支持這些抗日組織鞏固發展，而是想方設法將特務派到這些抗日組織內進行控製和破壞。他們通過cc派頭目潘公展，介紹特務骨幹顧建中與當地的中共領導人見麵，說什麽他們決定派特派員陳寶驊與共產黨的上海組織建立經常聯係，幫助解決困難問題，交換對付敵人的情報……同時還提出，要派特務分子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等組織裏擔任調查部長。醉翁之意不在酒，顯然，“聯係”、“幫助”是另有目的的。
    19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在增強抗戰力量、整飭領導機構的幌子下，確立了國民黨的領袖製，以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蔣介石為全黨的領袖。大會根據所謂領袖與“細胞”呼應要靈敏的原則，抗戰中要加強防諜、防漢奸、鞏固後方治安的任務，決定成立兩個特務機關，一個是以中央組織部調查處為基礎，把特工總部包括進去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一個是以複興社特務處為基礎加以擴大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蔣介石認為徐恩曾和戴笠資望不足，分任兩個局的副局長，負責實際工作，由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和侍從室主任賀耀祖分別兼任兩個局的局長。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製定的路線雖然是片麵抗戰的路線，畢竟反映了抗戰的願望；當時國家的現實又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戰的現實，因此，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關於自身任務的規定中，就把日偽調查、黨政調查、黨派調查並列了。徐恩曾這個頑固地堅持反共的特務頭子，生怕特務們因此而不再賣力反對共產黨，他在中統局成立後，一有機會就向嘍囉們講解：“反共，消滅共產黨，是我們的曆史任務”，“抗日是我們臨時的次要的任務，反共是我們長期的基本的第一位的任務”。“為著我們的發展前途，隻有集中力量消滅共產黨，否則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到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時，徐恩曾和中統局的幾個骨幹分子濮孟九、梁輔丞、王思誠等共同炮製的《防製異黨活動辦法》就出籠了。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以後，《防製異黨活動辦法》和《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一係列文件陸陸續續秘密地發了下去。這些文件提出；要在軍事、黨政和行政方麵，采取各種措施，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權；嚴禁第十八集團軍的發展；取締共產黨的抗日民眾運動及其組織的抗日群眾團體，禁止共產黨進行抗日宣傳和傳播共產主義思想，不許共產黨辦的報章雜誌、書店及印刷所等繼續存在；派遣“忠實黨員”打入共產黨各級組織和共產黨領導的各種群眾團體及遊擊部隊，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加強國民黨各級黨部，“策動全體黨員，從事共產黨活動防範之調查監視等工作”；利用中統局在各地的情報網和特工人員，運用保甲組織，“使各階層民眾，皆在本黨領導之下”，“以杜絕共產黨活動之機會”。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做賊心虛，在抗戰中不敢明目張膽地搞分裂活動，在它的秘密文件中還指出：“製裁共產黨，要運用民眾方式，黨政機關避免直接出麵，尤其避免黨派鬥爭之痕跡”，“注意技巧，避免正麵衝突”；“地方務求嚴緊，中央可示寬大”；“政府秘密策動，借資緩衝”。這些文件下達後，全國各地的反共事件屢屢發生，抗戰期間國民黨在全國連續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徐恩曾他們首先炮製《防製異黨活動辦法》，對國民黨反動派說來是有重大功勳的。
    在國民黨中央搬往重慶以後，在徐恩曾的直接指導之下，中統局在重慶設立了實驗區，專在重慶市搞反共反人民的勾當。他們在周恩來同誌的住地曾家岩50號附近和紅岩村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住地和化龍橋《新華日報》社附近，設立了長期的、日夜不間斷的監視哨。對《新華日報》的出版發行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
    抗戰期間，中統對積極抗戰的共產黨組織，進行了多方麵的破壞。徐恩曾一直認為不解氣。他要求在國民黨統治區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策略，對共產黨的組織做徹底的破壞，對中共南方工委的破壞，就是在他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當時中統在江西的特務組織有兩個：一個是以章智仁為主任的調查統計室；一個是以馮琦為處長的特種工作辦事處。特種工作辦事處，建製屬於省政府，活動同樣屬於中統局，在徐恩曾指導下，1941年初，江西中統特務組織逮捕了中共江西省委電台的一個報務員，他們不肯就此停手，繼續深入追查，擴大線索，又破壞了中共江西省委組織，他們還不停手，又通過叛徒，以江西省委電台與中共南方工委的電台聯係，逐漸地摸到了南方工委電台的線索。這時，中統特務章智仁和馮琦發生了爭論：章要求立即破壞中共南方工委電台，再進一步破壞中共南方工委，免得中間出問題；馮主張繼續深入，暫時不動，待中共南方工委情況弄清後再徹底破壞。官司打到中統局，徐恩曾決定：繼續隱忍，繼續深入，務求掌握整個情況，要做到一網打盡，徹底破壞，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動手。他還指定經驗豐富的莊尚之具體負責這件事，在徐恩曾的指導下，馮琦還偽造了中共中央有人到來等假情況，與中共南方工委聯係。一直拖到1942年春夏間，由於中共江西省委被捕的兩個人突然逃跑，中統怕機密泄漏，才急急忙忙派遣特務在樂昌逮捕了廖承誌和張文彬等。
    特務們秘密把廖承誌等關到江西泰和馬家洲集中營，想迫使他叛變，讓叛徒郭潛(後改名郭乾輝)前往勸降。廖承誌同誌知道郭潛叛變後，痛罵郭潛說：“叛徒，可恥的叛徒！你不配跟我講話！滾！滾！滾！滾出去！”他們勸降失敗，就用非常惡劣的手段折磨他。廖承誌在極端嚴酷的監禁生活中，橫眉冷對國民黨的威脅利誘，始終堅貞不屈，他將“任憑弱水三千，我隻取一瓢飲”寫出掛起來，以表示自己的決心。
    徐恩曾破壞中共南方工委後，利用叛徒郭潛和塗振農等，繼續擴大線索，在廣東、廣西、湖南等省進行了一係列的逮捕和搜查，前後逮捕了近千人。蔣介石因此而對徐恩曾大加表揚，還發給特務們一大筆獎金。
    與朱家驊爭權而被撤職
    自從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讓朱家驊兼任中統局局長，讓徐恩曾任副局長負責實際工作以後，徐恩曾既高興，又有些不自在。高興的是特工總部這個私生子有了著落，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免去手下那群嘍囉整天叫喚“我們像小老婆養的一樣”了。不自在的是，從特工總部成立以後，基本上一直是他當家做主，現在頭上又來了個婆婆朱家驊。朱家驊雖然也屬cc係，卻素以戴季陶、張靜江為靠山，從而得寵於蔣介石。朱對二陳虛與委蛇，實際上貌合神離，骨子裏不買陳的賬。特別是他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廣州中山大學副校長、代校長，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武漢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選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以後，是蔣介石為了牽製汪精衛才安排朱家驊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的，並且在文件中明確規定，秘書長為專任職，承總裁命令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之決議，掌握一切事務，是國民黨內很有權勢的人物。徐恩曾真怕朱家驊傲視一切，抓取中統的實權。
    朱家驊和國民黨的其他官僚有所不同，上任以後勁頭頗足，喜歡攬事找事。此人在上層雖然關係不少，但下麵缺少實力，所以一旦有了中統局長這個職務，就很想借機會把這個有雄厚基礎力量的全國性龐大特務組織抓將過來，發展自己的勢力，使自己也能夠組成一個獨立的派係。因此，一上台就行使他的權力。
    國民黨中央決定把首都搬往重慶以後，徐恩曾一時來不能到重慶來，朱家驊在重慶就連電催徐，跳著腳罵人。徐恩曾解釋說原特工總部的人大部分還在武漢、衡陽，路途遙遠，交通困難，來到重慶頗費時日，中統機關不宜馬上建立。朱家驊則不管三七二十一，獨自做主，陸陸續續安排了幹部。在他安排的幹部中，有的是從外邊拉來的親信，有的是原來即在中統但不為徐重用的人，有的是已經成了軍統骨幹分子的朱的學生，弄得徐恩曾非常惱火。特工總部原主任秘書濮孟九前邊被調走，朱家驊後邊就安排他的親信劉次簫接任這個要職。何培榮曾是朱家驊任浙江民政廳長兼杭州警官學校校長時的學生。當時以政治特派員身份在校負責的是軍統頭子戴笠，何在校時即加入戴笠的特務組織，抗戰後又任戴笠係統的重慶警察局督察長，因此得到朱的賞識。朱便安排他為四川省調查室主任，使他掌握了中統在一個重要省份裏的事務。此外，陳介生做特經處長，鄭堯柈做統計處長，也都是朱家驊安排的。局內專員室，安排有大批職位較高的專員，朱的人差不多占多一半。徐恩曾在特工總部時期，為趕走葉秀峰的心腹，培育自己的勢力，花了很大的氣力，現在朱要對他下手，他哪裏肯善罷甘休？
    但是朱家驊是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大權在握，特別是經費，必須經過朱的批準才能拿到手。因此，徐恩曾雖然很生氣，卻不敢和朱鬧翻。他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是，公開場合盡量應付朱家驊，背地裏搞一些大大小小的名堂。朱的人做特經處長、統計處長，徐就安排他的親信做副處長。徐的人不搞業務，專門監視朱的人的活動，打小報告。在中統局內部，徐還多方製造對朱的不滿空氣。當時徐派的人經常相互間嘮叨：“我們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你們坐享其成，一來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有時還指名道姓地嘀咕。在實際工作中，徐的人經常對朱的人采取不合作主義。朱的人多是新來乍到，對一些事情不明究竟，問到徐的人時，有的不理睬，有的反問對方：“你是領導，為什麽問我們？”有幾位原來的科長，還消極怠工，請假不上班。朱家驊為了籠絡人心，緩和同徐派人的矛盾，取得國民黨中央的同意，於1939年冬、1940年春給全體中統人員發委任狀，明確實職。開始，徐派的人串通一氣，來了個“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驊頗為難堪。朱家驊無奈，拖著徐恩曾給大家做工作。後來，經過一番周折，對委任辦法做了若幹修改，比如，總幹事以下一律給予調查員名義等，事情才算了結。
    最使朱家驊惱火的一件事是，一次，朱家驊想和中統局的全體人員見見麵，準備做一次訓話。在徐向大家介紹朱局長時，台下竟有人故意起哄，有的呼叫：“喂，站在上邊的是誰呀，怎麽不認識啊！”朱家驊為此滿麵怒容悻悻而去。從此以後，很長時間他不到局裏辦公。但是，朱並不肯就此給徐恩曾順氣丸吃，他吩咐主任秘書劉次簫，代他處理局內一切事務，重要問題直接向他請示。他把私人圖章交給親信高越天，必要時代他蓋章，有意把徐恩曾晾在一邊。過了一個時期，劉次簫覺得處在朱、徐鬥爭的漩渦裏，很難辦事，便離開了中統局。劉走後，朱把私章取回來，但是他向徐說明，他是局長，局內的事情必須由他簽字才能生效。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朱安排的特種經濟處長陳介生，自以為有靠山，為給朱出氣，故意不聽徐的指示，弄得徐恩曾下不了台，徐呼叫要派行動員扣押陳介生，陳不得已而辭職。
    在這個時期，徐、朱矛盾達到頂點。徐提出的文件、報告，朱或故意刁難，或閱而不辦；徐推薦的人，朱不予同意，或者幹脆改為自己的人。徐恩曾無奈，又改變策略，主動提議把與朱有私人關係的李超英調任特經處長，知道朱愛打網球，便投其所好，把中統局住地川東師範的網球場加以修理，旁邊擺上茶幾、藤椅、汽水、三炮台香煙等，約朱前來打球。並且有意安排自己的親信陶蔚然等陪朱打球。朱很虛榮，即使打球，也是勝則興高采烈，敗則多方責難。徐因此而吩咐陶等故意輸球，以換取朱的高興；並且吩咐下屬，乘朱高興時把需要請朱批核的文件送上去，請朱核批。徐恩曾一邊布置人這樣做，一邊在辦事人員真的送文件要朱核批時，又裝做生氣的樣子說什麽：“局長在休息，以後專門送去審批麽，為什麽拿到這！”朱則說：“不要緊，拿來吧！”打開文件夾，並不細看就簽字。朱並不是不知道徐在耍手段，他認為徐既然表示低頭，也就有意地使矛盾緩和了。但是，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兩人的權勢之爭，特別是徐的背後還有二陳，如果朱將中統據為己有，中統將成為朱另樹一幟的重要資本，這對二陳說來是絕對不能答應的。所以在朱、徐鬥爭中，二陳早就向蔣介石奏了一本，要求調開朱家驊了。
    據說，1939年11月20日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決定朱家驊改任組織部長，秘書長由葉楚傖繼任，背後就有二陳的動作。但是朱家驊接任組織部長後，賴著中統局長的職務不辭，葉也不好伸手要。1941年4月2日，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決議由吳鐵城任秘書長後，朱仍不辭中統局長之職。但這時朱已沒有了財權，中統局的經費無須朱來批準，徐對朱的態度，就不像以前那麽順從了。這時徐恩曾為了竊取經濟部長的職務，把他的親信顧建中從廣東鹽務部門調來中統局，並通過二陳保薦顧充任副局長的職務。在顧的委任還沒有下來時，徐已授權顧建中代理了他的工作，徐的人也就以副局長稱呼顧建中了。朱家驊在這種情況下，為給徐、顧製造難堪，故意稱顧為“秘書”。差不多發生這些事情的同時，中統局來了一個曾經在陝西擔任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的人，名叫郭紫峻。郭詭計多端且有野心，他到中統局的目的就是要竊取實權。他一來就發現朱、徐之間的矛盾，想加以利用。他得知徐恩曾想提拔顧建中任副局長而不提他時，為徐的行為不能容忍，便秘密地投到朱的門下，獻計獻策，說東道西，盡量拆徐的台，一時間頗得朱的賞識。後來，朱既不同徐商議，也不向徐通消息，徑自向蔣介石保薦郭紫峻出任中統局副局長，並且得到了蔣介石的批準。這一來，使一向視中統局為個人囊中物的徐恩曾成了三個副局長中的一個。朱家驊對這一招非常得意。
    徐恩曾雖然是三個副局長中的一個，由於他在中統局裏親信多，勢力雄厚，特務們還是聽從他的。顧建中是徐的人，是老中統，在中統局內也有基礎。郭紫峻雖然當了副局長，和徐、顧相比，在中統內實力要差一些。郭紫竣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也曾表示過向徐靠攏，徐卻視郭為異己。
    在1941年底，蔣介石安排徐恩曾做交通部政務次長以後，他進一步擠入行政院閣僚之列的野心就迅速地膨脹起來。盡管蔣介石在提出升他時召見過他一次，向他講得很明白，派他做交通次長是希望他在全國範圍的交通方麵也布置一個完整的調查網。並且警告他：中統是基本，交通是中統思想的發展，任何時候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統方麵，不要因為當了次長放鬆了中統方麵的工作。徐恩曾當時雖然也諾諾連聲，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認為，既然蔣介石提拔他，就是看中了他，他應該趁此機會更加效忠於蔣介石，幹出一點名堂來，以飛黃騰達。
    當時，徐恩曾曾經分析過國民黨統治者圈內的形勢，認為軍事方麵有勢力的人物各霸一方，他自己無權無勢沒有插足的條件，經濟財政方麵當時的情勢很嚴重，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簡直無法控製，蔣介石束手無策。因此，在1941年3月24日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上，蔣介石在他的開幕詞中講：“我們今後抗戰的勝負，一方麵固然仍要取決於軍事，但另一方麵還要取決於軍事以外之經濟戰爭。”“經濟要占七分，軍事僅占三分”，“無論文武同誌，無論在前方後方，大家都可以盡力。”當時的經濟部長翁文灝不是得勢人物，也不是蔣介石的親信，如果自己有所貢獻，顯示出了才能，取而代之是完全可能的。於是他把自己最親信又覺得最有才能的大將顧建中，從廣東鹽務局調回中統局，讓顧代他處理一切，穩住陣腳，他就騰出手來，打著為領袖分憂解愁的幌子，朝著已經瞄準的目標——經濟部長大幹起來。
    1944年底，不知道是郭紫竣聽到什麽風聲還是為什麽，他麵對麵地向徐恩曾提出：“我為著你，為著整個團體，請求你主動向總裁辭職，由我來過渡一個時期，以後再交權給你，行不行？”徐恩曾不同意，並對郭紫竣表示不信任的態度，郭紫竣生氣地向他叫喊：“你把別人（指顧建中）當親兒子，我想當你的幹兒子還不要！”說著掉頭而去。
    徐恩曾則憤怒地罵郭紫竣出賣了他，想篡奪他打下的江山，表示決不屈服。可是，沒有多久，蔣介石真的下了撤銷徐恩曾本兼各職的手令。據說，朱家驊在這上邊起了作用。
    郭紫竣得知徐恩曾被撤職的消息後，興高采烈，滿以為中統局長的大權這次非他莫屬了，他萬萬沒有想到，接著徐上台的不是他，而是曾經搞過cc的小組織“ff”、“逸社”等，後來經管冷門“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邊疆問題研究會”的葉秀峰。葉是交權給徐恩曾的老中統，二陳的親信。顯然，這實際上是二陳同朱家驊背後鬥爭的結局。
    辦事不力，蔣介石對其親下“永不錄用”手令
    徐恩曾是為蔣介石立下汗馬功勞的特務頭子。1945年1月底，蔣介石竟下令將徐恩曾“撤銷本兼各職，永不錄用”，這是為什麽？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軍統方麵的人說：是由於他們拿到了徐恩曾製造假鈔票大做走私買賣的把柄，向蔣介石告了禦狀。
    中統內部有人說：朱家驊指使郭紫峻向蔣介石匯報中統內部和徐恩曾本人一團糟的種種情況，使蔣介石失去了對徐的信任。也有人說：軍統和美特的勾結搞得熱火朝天，而中統和英特幾次勾結都不太成功，英方把他們的不滿透給了蔣介石。蔣介石對英美奉若神明，認為中統做事有失體麵，有辱國體。還有人說：由於徐恩曾幾年來不務其特務正業，一個勁地為當經濟部長而奔波，為二陳所不容，否則，即使蔣介石要撤徐的職，二陳也會出來保駕的。
    從各方的意見分析，軍統方麵說的可能是事情爆發的導火線，二陳對徐的不支持無疑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但冰凍三盡非一日之寒，事情有它的發展過程，徐恩曾在他被撤職的前兩年多的時間裏，多次受到蔣介石的斥責，說明蔣介石下決心把這個為他效勞15年的特務頭子撤掉，是由日積月累的不滿逐漸形成的。
    前邊曾經提到，徐恩曾派特務到經濟部抓共產黨，結果人沒抓到反而引起人們的不滿，翁文灝向蔣介石告狀，蔣介石不得不下手令：中統是黨務機關，不得捕人，並要徐查處有關人員。這雖然是蔣介石做給人們看的，起碼也如徐恩曾說的，它反映了蔣介石對中統特務技術水平低下，捕人笨拙是不滿意的。而且由於有了這條限製中統捕人的“手令”，在軍統與中統、戴笠與徐恩曾互相爭寵邀功中，軍統、戴笠就越來越占上風，中統、徐恩曾的劣群越來越表現得明顯。
    中統與英特打交道，重要的是三次。第一次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英國當局擔心它在緬甸的殖民利益被日本奪走，又害怕緬甸人起來摧毀它的殖民統治，想借中統特務的力量進入緬甸，為它穩定其殖民統治，保護其既得利益。他們通過曾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的吳鐵城和徐恩曾掛上鉤，雙方議定，中統出人，英方負擔經費、供應通訊器材，組成緬甸工作隊赴緬活動。工作隊行至昆明，正副隊長發生內訌，隊伍無法開動。待到問題解決，日軍已逼近臘戌和密支那，接著就侵入我國雲南。雖然徐恩曾和英方再三催促，到1942年10月，工作隊還沒有踏入緬甸一步。英方大失所望，非常不滿，提出抗議，停發了經費，工作隊從而撤銷。第二次是由於日軍占領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緬甸等地，英輪被迫停航，華籍海員五六千人被滯留在加爾各答。海員生活極為困難，英方不負責安排，要求中統協助遣散。1942年秋，中統組織一個工作隊到印度。經過對華籍海員實行軍事管製，分化，瓦解，使海員或另謀職業，或回歸祖國，逐漸被解散。事情辦完以後，工作隊想多得賞錢，英方十分吝嗇，為薪水、辦公費、服裝費等等雙方多次發生爭執。臨回國時，有人購買了印度禁止出口的黃金，在飛機上被英方查獲，又來了一陣不愉快的交涉。第三次是向英方選送輸往日占區的情報人員，因具備條件的人太少，無大成績。三件事雖然徐恩曾竭盡其力，但英方頗有怨言，通過不同途徑不可避免地傳到蔣介石耳朵裏。
    1943年和1944年，徐恩曾多次受到蔣介石斥責，也是事出有因的。
    一次，又是因軍統向蔣介石告禦狀，蔣介石責問徐恩曾，你家裏人在成都與民爭利，逼出人命，有無其事？徐吞吞吐吐，避重就輕地匯報了一點他老婆王書青放高利貸，做投機買賣的事情，並撒謊說王已離開成都搬往重慶鄉下。當時，王書青在成都打著交通部次長徐恩曾的招牌，在中統特務的保護下，大肆投機倒把、走私販私、胡作非為，什麽買賣黃金、美鈔、販運黑貨，隻要能賺錢的她都幹，還仗勢欺人，使很多人深受其害。軍統為整徐恩曾，搜集情況捅給了蔣介石。
    再一次，蔣介石詢問山東、河北抗日根據地人民武裝的情況。戴笠和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王艽生都提供不少情況。徐恩曾則因事前缺少準備，提供不出多少，蔣介石斥責他“沒有集中精力辦事。”
    1944年，國民黨舉行一次會議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發現了一條標語，寫的是“總裁獨裁，中正不正”。徐恩曾把情況匯報上去，蔣介石要徐一定查個水落石出。徐命令中統局的第三組，即重慶實驗區的有關特務和中央黨部的黨網偵察破案，結果偵察很久都沒有結果。蔣介石申斥徐。在我們心腹重地出現這種事，既未事先防止，又不能事後查出究竟，實在是笑話。
    同年，美國人拉鐵摩爾訪問解放區後，寫了篇《解放區見聞》給蔣介石，蔣介石閱後批給徐恩曾看，內有“如再因循泄遝，屍位素餐，將來死無葬身之地矣”之句。
    同年秋的一次匯報中，徐恩曾、戴笠、鄭介民等均在座。蔣介石嚴厲地責問徐恩曾(大意)：共產黨造謠說我和護士同居，破壞我的威信，你為什麽不報告？《新華日報》天天登載反對我、反對國民黨的言論，你為什麽不負責任，聽其發行、傳播？這充分反映了你們的腐敗無能！
    徐恩曾這次受批評以後，覺得問題很嚴重。他心想，蔣介石需要一個女英文秘書，陳家弟兄把年輕美貌、留學美國的侄女送進“宮”去，日夜侍候，被人稱為“陳小姐”。氣得宋美齡大吵大鬧，一怒而飛昆明，再怒而飛美洲，這是很多人都議論的事。蔣介石喜歡姚琮(曾任首都警察廳長)之女，常偕姚女到市郊山洞官邸遊逛，這在蔣介石侍衛中是公開的秘密。蔣介石又和美國回來的陳潔如和好，陳到蔣介石官邸話舊，引起宋美齡一番折騰……這些怎麽能扯到共產黨身上？《新華日報》批評國民黨的言論的確不少，但都是公開發表的，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戰時期一點不讓它發表能行嗎？新聞檢查機關對《新華日報》的報道、言論一再檢扣，還是阻止不住它出版發行，這能完全怪中統嗎？中統、軍統、三青團都有破壞《新華日報》的責任，都毫無辦法，而蔣介石隻點中統的名，內中必有文章。當然，他也知道，他所領導的中統局，在很多方麵，內部人、外部人都在罵，但這決不是個人解決得了的。
    盡管如此，徐恩曾還是不願意破罐子破摔。他為了恢複自己在蔣介石跟前的寵信，為了表示一下他的“振作”，當時他想出了一套辦法。一、在中統局提出“爭取時間，追求效果”的口號；二、他要中統的人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處處無閑人”；三、增加工作時間，由每日工作八小時改為十小時。最初幾天，口號喊得震天響，徐恩曾本人也煞有介事的每天早六點到局，並親自往各辦公室巡視一周。但為時不過一星期，一切又成了老樣子。徐恩曾無可奈何地慨歎道：“積重難返啊！”
    就這樣，到1945年1月30日，蔣介石把撤銷徐恩曾本兼各職的手令，提給了吳鐵城、陳果夫、陳立夫。二陳認為徐恩曾離心傾向很重，沒有替他說話，提議讓葉秀峰繼任，吳鐵成隻好表示讚同。2月1日上午，在重慶川東師範中統局本部信誼堂，徐、葉舉行交接儀式。徐和他的親信，在會上還情不自禁地壓抑著嗚咽了一陣。
    從此，風雲一時，用明殺暗害等各種手段使無數革命先烈流血犧牲的徐姓劊子手離開了中統局。不到半月，他的交通次長職務也被撤。3月份，吳鐵城為安慰這位被遺棄了的前中統局代局長兼交通部政務次長，派他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前往貴州指導所謂發動青年從軍活動等事宜。徐到貴州後，在省黨部紀念周的會上，和過去一樣，還是大放厥詞，胡吹一氣。事後為蔣介石得知，吳鐵城受到了申斥，蔣介石說：“今後不準徐恩曾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1945年5月，國民黨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蔣介石又圈掉了徐恩曾作為中央執監委員候選人的名字。至此，徐恩曾除去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會長的頭銜以外，其他職務都被撤光了，為蔣介石效犬馬之勞的徐恩曾，十多年當特務頭目的罪惡生涯了結了，但是，他的反動曆史，並沒有就此了結。
    蔣介石雖然給徐恩曾下了“永不錄用”的手令，但是徐恩曾並不相信真會如此，他認為，隻要自己繼續為蔣介石忠實地效勞，“永”字是可以改變為“暫”字的。因為曾擴情被蔣介石批過“永不錄用”，過了一時期，又用了起來。西安事變時，西安廣播電台台長王勁被宣布過“永不錄用”，後來，徐恩曾委王為中統局總工程師，以後又任用王為交通處副處長、處長，蔣介石都默認了。所以，1945年3月徐恩曾下台以後，才敢於接受吳鐵城的指派，到貴州工作，並且在貴陽大放厥詞。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蔣介石竟為此把他從貴陽召回來，並且在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期間，把他從中央執監委候選人名單中勾掉。當時，徐恩曾使盡渾身解數，到處“求神拜佛”，進行活動，以求轉圜，沒有成效。這時他才相信蔣介石真對自己“永不錄用”了。
    在很短一段時間裏，他足不出戶，垂頭喪氣，最親近的知己看望他，他深有感慨地發牢騷：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務，莫過於武則天時代的周興和來俊臣。兩個人為武則天出過死力，當時名聲顯赫，武氏多次賞賜過他們，連宰相狄仁傑都懼怕他們。但是到最後，來俊臣奉武則天之命，殺掉了周興，來俊臣自己也為武氏所殺。武則天要殺周興和來俊臣，是因為他們對武則天的隱私知道得太多了。自古以來，大特務都不得好死，根本原因就在這裏。我僅僅被撤職而未喪命，應該說是不幸中之大幸！
    為時不久，日本投降，徐恩曾原來的親信，在上海大劫收中，揀了幢相當漂亮的西式洋房給他。洋房位於霞飛路逸園新村7號，徐得意非常。
    中統局特務季源溥，在徐恩曾主宰中統局時不受重用。後來，在葉秀峰的安排下，以中統局特派員的身份來到上海，負責上海區的特務活動。季為了報複徐恩曾，唆使部下逼迫徐恩曾搬家，說徐是憑借私人關係，擅自代替管理局暫管這所房產的，是不合法的。徐恩曾磨蹭著不搬，並且多方進行活動。季源溥慫恿他的嘍囉，硬是搬進了徐的房子裏，把徐恩曾和費俠擠到了一個小房間，弄得徐恩曾非常狼狽。以後，等到陳立夫來到上海，排解了徐、季間的糾紛，才了結了此案。
    貪財好色，除有三房夫人尚有無數姘頭，為賺錢費盡心機
    徐恩曾是個紈絝子弟，好色之徒，他的姘頭無數，被他玩弄的女性更多。在中統局的女特務，隻要他看上眼的，都要憑借他的權勢拉來蹂躪，至少得陪他遊逛。朋友同事的妻子，隻要有些姿色，他就想染指；某些有漂亮妻子的無恥之徒送夫人上門與徐鬼混，從而謀得好職位的大有人在。這裏隻介紹他的三個正式夫人。
    徐恩曾的元配叫梅子瑛（幼琴）。浙江吳興人，啟明女校肄業，原來兩人感情還可以，生過一個女孩，自從徐恩曾有了地位，牽扯的女人多起來以後，兩人的關係就發生了變化。徐先是不與同居，後便根本不再理她。但是梅氏一直住在徐恩曾家裏，陪伴婆母生活。
    徐恩曾的第二個夫人叫王書青，又名淑清，號硯溪，遼寧人。開始，王書青有個妹妹在南京，叫王書元，徐和她姘居。徐恩曾當時為了表示對蔣介石的崇敬，對王書元的喜愛，把他辦公的地址便定名為“正元實業社”。一次，王書青去看望王書元，被徐恩曾看中，扭住不放，便發生了關係。這時，王書青已經結婚，丈夫姓田，在美國留學。在田回國以後，徐恩曾憑借權勢與田“談判”，迫使田寫字據將王書青送給了他。
    徐恩曾的第三個夫人是費俠，字達韞，湖北鍾祥人，曾留學蘇聯，回國後叛變。起初，她住在特工總部附設的留俄學生招待所內。一次，徐恩曾到招待所給人們講話，費俠代表所內的留俄學生致答詞，徐對費的風流姿色動了心，於是棄王書青與費姘居。當時二陳擔心徐恩曾駕馭不住費俠，因而影響特務活動，勸徐不要和費結合，因為徐恩曾對費過於迷戀，沒有從命。1937年11月，徐恩曾借特工總部疏散之機，將王書青和她生的子女送往成都，偕費俠來到武漢，於1938年春正式結婚。由於人們對徐恩曾喜新厭舊和隨使玩弄女人很反感，前往祝賀的人很少，連二陳也沒有去。
    1938年冬，在日寇即將侵占武漢時，徐恩曾偕費俠逃往重慶。這時，被安排在成都的王書青得知一切，趕到重慶和徐恩曾理論，矛盾不得解決。一天，王書青藏在中統局附近的儲奇門藥材公會內，趁費俠從中統局出來的機會，迎將上去，大打出手。當時費俠正在懷孕，大腹便便，被王按倒在地，痛打一頓。徐恩曾被弄得手足無措大傷腦筋。後來經過轉圜，徐恩曾以黃金、美鈔若幹，大卡車兩輛、轎車一輛送王，並且安排與王要好的徐的司機李子康和王一起前去“經商”，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此後，一直到王書青在成都搞得臭名遠揚，逼出人命，軍統向蔣介石告了徐的狀，徐才把王書青接到重慶。
    費俠在重慶，不是中統局的正式成員，但也參加了不少特務活動。比如，抗戰時期國民黨召開國民參政會的時候，蔣介石為免於被動，總想在會議之前摸到非國民黨參政員準備提什麽提案，發表什麽意見。這時費俠有意識地接觸女參政員，幫中統做偵察工作。此外，她為助徐恩曾一臂之力，在中統局的家屬宿舍唐家沱，還當過—個時期集體生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辦過一陣“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廠等所謂福利事業，卻均以失敗告終。
    徐恩曾出身於地主兼資本家家庭，受過舊中國的高等教育，在美國留過學，幹的是為國民黨反動派保鏢。這種經曆，特別是他的職業，就使他成了一個多種顏色的變色龍。在蔣介石高唱尊孔讀經、二陳宣揚中國固有文化的時候，他發表講話，經常引用《四書》、《五經》，鼓吹四維八德。有些不明底細又缺乏經驗的年輕人，聽他的講話後，竟認為他是中國固有倫理的道德的化身。他日常呼妻子費俠“darling”，有機會就舉行私人舞會，星期日經常拉少數朋友到野外舉行“picnic”(野宴)。他喜歡吃麥片粥、牛尾湯、火腿蛋之類。他有漂亮的餐具，會駕駛汽車，還會小修……他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美國人眼中的高等華人。他喜歡議論世界大勢，他不僅說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而且主張“最好把我們中國，從政治、經濟、財政以至文化教育，統統交給美國給管上五十年，然後再交給中國人自己管”。他自認是個了不起的有權勢有地位的人物，可是正派的國民黨人，甚至連cc的某些上層人物，也罵他是不學無術、男盜女娼、雞鳴狗盜之徒。
    很多人知道徐恩曾迷信，這並不假。因為他幹的壞事太多，整天忐忑不安，生怕“老天”給他點報應，所以，在重慶時，他經常自己偷偷地開車到一個大相士處算命看相。怕人看見，他總是把車停在距大相士百多米以外，自己步行走過去。後來，在中統特務中發現有一個江湖相士，名叫朱景熙。朱自己吹噓，曾得江西龍虎山、湖南xx山異人的傳授，精通麻衣之術。朱在中統局經常給人看相。因為他頗能揣摩人們的心理，經常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不少人還真的信服了他。徐恩曾把他請來看相，朱很捧了徐恩曾一陣，說他是大福大貴、出將入相之相；鼻運最好，將來一定可以做部長。從此，朱成了徐的親信。1942年，徐到廣西指揮大屠殺大逮捕時帶著他，轉道湖南、江西、浙江曆時數月還帶著他，並且給他一項特殊任務，就是在徐與別人談話時，讓朱坐在旁邊為談話人“看相”，向徐匯報這些人的情況。顯然，這是徐控製特務的一種權術，意在使特務在相士麵前不敢懷有二心，不得對徐不老實。這就不是徐恩曾的真迷信了。
    調查貪汙是中統的正式任務之一，而且是賺錢的生意，負責這項工作的特務都願意多幹這些事，多抓些貪汙犯。徐恩曾則不然，他認為，在國民黨統治時代，貪汙是不治之症，貪汙犯俯拾即是，如果要抓，工作沒完沒了，勢必分散對付共產黨的力量，而且整的都是自己人。因此，徐恩曾對整治貪汙的方針是不告不理，非特殊需要不費那個勁。什麽是特殊需要呢？僅舉一例。在蔣介石命令中統、軍統、三青團共同組織鹽務檢查隊，分別進駐某些要害地區時，以中統為主的一個隊決定駐四川最大的鹽產區自貢市。原自貢市鹽務局長不買中統的賬，處處刁難抵製，徐恩曾一時抓不到這位局長的把柄，便命令時任自貢市中統調查室主任的齊耀榮，以貪汙犯的罪名把他逮捕起來解往重慶。因為“貪汙犯”這頂帽子，對這類人物沒有戴著不合適的，不會有錯。顯然目的在於掃除障礙，奪取權勢，擴展中統的勢力。那徐恩曾是否不想在打擊貪汙犯中撈一把呢？不是。徐的辦法往往是：把貪汙犯的情況調查清楚、拿到證據以後，並不逮捕貪汙犯，而是有意放風通知貪汙犯本人，讓案犯不請自來，要黃金，還是送“人情”，主動權全在徐的手裏，可謂高明之至。人們稱這種辦法是“無本大利的賣放生意”。
    徐恩曾不僅喜歡拿大錢，會拿大錢，小錢他也從不放過。因此，大買賣他做，小買賣他也做。王書青為抓大錢胡作非為，費俠同樣是個貪財好貨之徒。徐恩曾為了給費俠往回拿錢，在重慶時，派遣特務羅劍雄、沙大馨等，跑印度，奔緬甸，走私販毒、買賣黃金。又讓一些人，開作坊，辦工廠，販賣糧棉。一次，有個特務龔曼華給他們買了萬餘斤黃豆，本想待價而沽，無奈價格下跌不好出手，折本不肯幹，便把它存在重慶國府路282號徐恩曾家中。在一時沒有好價錢時，便雇人在家裏磨豆子做起了湖南豆腐。每天雇工出出進進，挑豆腐跑市場，市場賣不完，便送到中統局夥食團請他們留下。於是，“徐公館開豆腐坊”就成了人們談話中的笑料。劉介魯發覺了這種情況，便向徐恩曾、費俠進言：“這樣搞下去會影響徐先生的聲譽的，外人看來有傷體麵。”費俠說：“沒關係，黃豆不能蝕本賣出去！”劉介魯解釋：“萬斤黃豆短時間是磨不完的，生起蟲來將更麻煩。”兩人這才同意找個熟識的雜糧店把黃豆買去。
    徐恩曾在重慶還辦過一個流動碾米廠。起因是費俠聽說重慶辦碾米廠有利可圖，便慫恿徐恩曾辦了起來。之所以要辦流動碾米廠，一是因為廠址一時不好找，急於抓賺錢的機會；二是害怕日本飛機轟炸，連本帶利一鍋端，便獨出心裁，買了一條大木船，船內裝上碾米機器，沿江流動，招攬生意。本錢不大，頗能賺錢。可以說徐恩曾為賺錢而費盡心機。
    後來，徐恩曾弄到了一部電影放映機，便自任放映師，不時地在家裏放電影、開舞會，進行社交活動，與他的狐群狗黨繼續聯係。同時在黃浦灘邊，向麥加利銀行租了一間寫字間作為辦公處，創辦了一個“中國機械農墾公司”。
    據說，徐恩曾要掛這樣一塊招牌，並不是真的搞什麽機械化農墾，而是因為：第一，當時的一些美國顯要人物，很希望把中國變成永遠依賴美國的一個機械化大農場，他有了這塊招牌就可以獲得美援；第二，當時陳果夫是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長，吳任傖是總經理，他有“農”字頭的企業便於得到他們的支持，取得一定數目的貸款。所以，直到徐恩曾1949年逃往台灣，他這個機械農墾公司，沒有一部農業機械，更沒有墾過一畝土地。正因為他辦公司毫不費力。
    “中國機械農墾公司”的招牌掛起來不久，就又掛出了第二塊招牌——“中國打撈公司”。他為了快速發財，招募了一批日本潛水員，在吳淞口和江陰一帶，打撈戰爭中沉沒的各種輪船。這個公司還沒有撈出名堂，他又以8億法幣(當時值黃金三四千兩)買了一艘海輪，成立了台安輪船公司，以上海為中心，航行於天津、基隆、廣州之間。這時蔣介石已挑起內戰，其他私營船隻多被征做軍用，徐通過各種關係求得保護，大發橫財。在他經營航運的同時，還通過他的舊部——在江西浮梁行政區做專員的馮琦，廉價購得大批木材，轉手賣給上海枕木公司，自己什麽勁沒費，又賺了一大筆錢。徐恩曾就是利用這類辦法，很快就擠進了上海經濟聞人之列。
    發財雖發財了，但徐恩曾並不滿足於發財，1946年10月11日，國民黨的軍隊占領了解放區重鎮張家口，蔣介石得意忘形，立即發布了單獨召開國民大會的命令。徐恩曾興奮異常，認為這是東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時機。在選舉國大代表時，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分到一個名額，徐恩曾為了再次為蔣介石效勞，當“當仁不讓”，死皮賴臉地要以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會長的名義占有這個名額，這個學會有選舉權的會員有150人，絕大多數分散在全國各地，在上海、南京的甚少。徐恩曾知道，在外地的人，誰也不會為投這一票而專程到南京走一趟，而且很多人對召開國大並不感興趣，甚至持抵製的態度。於是，他自己做主，以會長的資格，通過人事關係，向國民黨國大代表選舉事務所領取選舉證120張，在投票前一天，他招來原中統的親信張國棟，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頂替各電機工程師投票。投票那天，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車來到中央大學投票場，少則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者代四五人反複投四五次。正式會員本人來投票的，寥寥無幾。投票結束，徐恩曾在中央大學附近成賢街某飯店內，請冒名頂替工程師投票的人們，大嚼一頓作為報償。就這樣，徐恩曾成了國民大會中電機工程師的代表。
    幾個月後，徐恩曾第三個老婆費俠，又“當選”為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中統局的人都知道，這是中統華中區的總督導熊東皋一手操縱著辦成的。當時各地區產生的立法委員，基本上都是由各派係用分贓的方式決定的。熊東皋當時分得兩個席位，一個自用，一個送給了費俠。用熊東皋的話說，這是為報答徐先生多年培育提拔之恩。不過，錢還是讓費俠花一些。在漢口選舉立法委員的前幾天，費俠就來到了漢口，在熊東皋的陪同下，在漢口陳其美路新生聯誼社(中統開設的歌舞廳)大擺宴席，招待中統鄂、漢兩地的特務及有關人員。費俠邊熱情地照料大家吃喝，邊重複那句說不完的話：“請大家幫忙！”如是三天三夜，大家趕填了選票，成疊成包地投入票箱內。就這樣，費俠成了立法委員。
    徐恩曾當上國大代表以後，很高興了一陣，認為這是他時來運轉東山再起的大轉機。但是，到1948年秋，他的高興勁又過去了。因為形勢並不容他樂觀，國民黨軍隊頂不住解放軍的反攻，一敗再敗，一退再退；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因循苟且，比過去有過之無不及。到1949年1月，徐恩曾意識到蔣介石家王朝末日的來臨，找他的親信多次議論出路問題，最後還是決定，和國民黨的命運死死地拴在一起，繼續為國民黨奔走呼號。這年春天，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方治組織所謂上海各界民眾緊急動員委員會的時候，徐恩曾擠進去當了一名委員，並且大喊大叫了一陣“要與上海共存亡！”但是，在聲嘶力竭地叫過以後，他悄悄地偕費俠逃到了台灣。
    去了台灣後，徐恩曾再也沒有得到蔣介石的重用，鬱鬱寡歡地過著日子。他在台灣作過貿易和運輸生意，還辦過農場和海洋打撈公司。1985年秋天病死在台北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