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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三期生，長於演講，記憶力很強，能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在蔣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學生”的印象
    康澤，字兆民，四川省安嶽縣人，1904年農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嶽縣雙龍鋪（今來鳳鄉）山坳裏的一個普通的村民家。以屠豬為業的父親康曆全，依照康氏族譜給他取名代賓。代賓7歲那年，父親因病丟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親康何氏常年手工紡織來維持艱辛的生活。
    康代賓8歲開始在雙龍鋪村塾上學。兩年後，母親送他到聖泉寺通賢場小學讀書，吃住在大姑母吳康氏家。學校有一位叫羅用之的老師，對康代賓發憤攻讀頗為賞識，常常給他鼓勵和幫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繼續升學。其母為減輕自己的勞動，給他收養了一個童養媳。這童養媳年紀雖不大，但卻非常賢惠勤儉，一心一意幫助康母操持家務，讓康代賓在外安心讀書。
    1919年，康代賓15歲，從通賢場小學轉到安嶽縣城縣高等小學讀書，翌年考入安嶽中學。在中學讀書期間，康代賓學習成績連年皆名列前茅，同時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親眼目睹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慘象，萌生了救國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代賓中學畢業時，聽說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島創辦陸軍軍官學校，便躍躍欲試，想去投考。在進步教師李恒生、劉卓安的幫助和族人康紀鴻的接濟下，康代賓遠赴廣州，於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因他對當年曾拚著一死去刺殺清王朝攝政王載灃的年輕革命黨人汪精衛十分景仰，便在入學後效法汪兆銘（汪精衛字兆銘），改名兆名，號澤。以後，以號代名，遂以“康澤”之名聞於世。從此，康澤講話的舉止、動作、辭令一概模仿汪精衛。康澤長於演講，記憶力很強，在各種場合講話從不帶講稿，而且詞句簡練，有條不紊，經長期模仿，還真有點汪精衛的風度和派頭。
    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康澤學習勤奮，性格剛強，生活樸實。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區農民那種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傳統美德，不貪玩樂，甚至節假日也不外出遊逛。有個星期日，康澤獨自在教室裏聚精會神地整理校長的訓話筆記，突然聽到有腳步聲，轉頭一看，見是校長蔣介石在教官陪同下進了教室。康澤趕忙放下筆起身作立正姿勢。蔣介石徑直來到他的身邊，翻閱了他的筆記，問道：“你叫什麽名字？為何不休息?”教官介紹道：“他叫康澤，學習很用功。”蔣介石頻頻點頭，叫他坐下。從此，康澤在蔣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學生”的印象。
    畢業後，經蔣介石推薦，康澤被選派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康澤與賀衷寒、鄧文儀、鄭介民、穀正鋼、穀正鼎為同期同學。他們氣味相投，欲在政治聯合中形成自己的勢力。他們看到，在中山大學就讀的有三四百名中國國民黨黨員，就想拉這些人結成派係，作為日後回國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於是，大家推舉賀衷寒領銜，康澤助之，以留法學生中有國民黨、共產黨旅歐支部為由，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旅莫支部。這個活動，因遭到校方堅決製止，加上也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批準，鬧騰了一陣子便流產了。
    1927年10月，康澤從蘇聯回國，任北伐軍總司令部侍從參謀。同年冬，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1929年11月，軍中政治部撤銷，康澤改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剿匪”宣傳大隊隊長，在職兩年，曾參加中原大戰和反共軍事“圍剿”。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亡熱潮在全國興起。但蔣介石此時並不熱心抗日，而是考慮如何對付共產黨人，於是南昌行營別動總隊成立，康澤任少將總隊長，在江西剿共時期為蔣所重用。在共產黨人曾建立過的根據地，康澤的別動總隊特別活躍，督促地方進行清剿，恢複政權行使。
    “剿匪”失敗，蔣介石的地位受到威脅，他開始整天冥思苦想，盤算著建立一個新組織，用以加強他的獨裁統治。他慣以采用罵人誘導的方式，讓下屬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
    該年11月初，蔣介石召集康澤、賀衷寒等十幾個得意門生開會，叫罵了一通就宣布散會，過了幾天，蔣介石又連續兩次召集這些人開會，再三重複罵過的話。
    當這幫學生中終於有人提議要團結起來時，蔣介石順勢表露了一點心跡：“你們怎樣能團結起來？今天團結，明天就鬧意見。好吧，你們試試也可以。我想，我們要有蘇聯那種‘克格勃’的組織就好了。我們今天的力量是夠的。”
    康澤這個忠實的學生對校長的話心領神會，便站起來說：“據我所知，蘇聯的‘克格勃’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選最忠實最幹練的黨員去組織的。”
    蔣介石聽後便指示說：“你們慢慢去研究吧。”過後，學生們對校長意思研究的結果是建立一個新組織，康澤被推舉為五個籌備人之一，負責起草紀律條例。
    19月，蔣介石又召集這幫學生開會，康澤把起草的紀律條例呈報給蔣介石，其主要內容是：“（1）不得違抗命令；（2）不得有小組織；（3）不得泄露秘密；（4）不得傾陷同誌；違犯以上四條之一者，處以極刑；（5）不得貪贓納賄；（6）不得狂嫖濫賭；（7）不得娶妾；違犯以上三條之一者，視情節輕重，處以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對於新組織的名稱，康澤主張叫“複興社”，賀衷寒主張用“力行社”，酆悌主張稱“救亡社”，康澤起草的紀律條例和所提的名稱建議都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結果新組織就定名為“中華民族複興社”，簡稱“複興社”。
    19月初，複興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蔣介石親自主持了成立大會。會議選出康澤等9人為複興社中央幹事會幹事，蔣介石指定滕傑為書記，康澤任宣傳處處長。
    蔣介石非常信任康澤，常說康澤是他的高參，他經常就某個問題征求其得意門生康澤的看法，但對康言的采納與拒絕，則視情而定。當時，康澤的軍校第六期同學楊周熙在軍政部交通研究所當隊長，他寫了《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一書，呈送給蔣介石，蔣介石讓康澤審查此書。康澤通過與楊的接觸，認為此人不足取，便向校長匯報楊是想搞投機。但是蔣介石並沒有采納，而是把書名中“法西斯化”四個字改為“複興運動”，使書名變成《三民主義之複興運動》，書中內容照舊，便同意該書出版。蔣介石不但批準楊周熙參加了複興社，還指派他到德國和意大利去考察。
    康澤作為複興社的宣傳處長，竭盡全力為蔣介石搖旗呐喊。4月初，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拿出一紙條，上寫“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然後說“你們就根據這作宣傳”。並指令康澤寫個宣傳提綱。康澤反複揣度校長的心理，並按紙條上寫的原則，寫了一份有16條內容的宣傳提綱。他向蔣介石口述所擬的宣傳提綱，蔣介石聽後十分滿意，當場拍板定稿。宣傳處是複興社的喉舌，康澤自然十分重視報紙宣傳。南京在《建業日報》原為軍校調查科陳奠南等人所辦，1931年由於債台高壘，陳找到康澤，希望他能接辦。
    在醞釀成立複興社時，康澤曾向蔣介石提及此事。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後，在奉化溪口寫了個條子給康澤，叫他在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周守梅處領取3000元。康澤領到此款後，就接收了《建業日報》，以此為基礎，開始籌辦《中國日報》。1932年1月1日，《中國日報》創刊，康澤擔任報社社長。3月初複興社成立後，該報即轉為複興社的機關報。
    複興社成立時，南京有270多名失業的軍校生在軍校畢業生調查處登記，經蔣介石批準，設立了“特別研究班”，專門對這批人進行短期訓練和考核，然後再委派工作，康澤被任命為研究班主任，負責此項工作的實施，該班以南京明瓦廊軍委會政訓處為班址，訓練期為3個月，蔣介石對此很重視，每星期都到研究班訓話一次，一些社會名流也經常來講演。該班在康澤的主持下，主要向學員灌輸“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理論，培養學生無條件服從命令，絕對效忠蔣介石。該研究班期滿後，學員被分配到《中國日報》、南京地區軍事學校、豫鄂皖三省“剿總”政訓處、厚生消費合作社等單位工作，成為一批忠蔣反共的骨幹分子。
    複興社成立初始，經蔣介石批準，還成立了兩個外圍組織，即“革命青年同誌會”和“革命軍人同誌會”。“革命青年同誌會”的發展對象是普通學校學生，由康澤擔任該會書記。由於他竭力效忠蔣介石，因而受到蔣介石的提攜，198年4月，康澤曾提任第五任複興社中央常務幹事會書記長。
    1933年7月，蔣介石在南昌開辦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康澤再次出任研究班主任。其學生來源為軍校1至7期的失業軍官和少數大中專學校的失學青年。康澤在任期間，身穿一套士兵服裝，腰紮一根窄皮帶，腳蹬一雙草鞋，腰間掛一支左輪手槍，經常與學員進行交談。不久，軍校駐贛暑期研究班改名為軍校特別研究班。
    此外，赴德國、意大利考察歸來的楊周熙上呈蔣介石一個考察報告，建立模仿納粹黨衛軍的組織、編製、裝備，搞一支“別動隊”。而康澤正奉蔣介石之命，準備成立一個“特務警察隊”，蔣介石就把考察報告交給他作參考。於是，康澤呈報蔣介石批準，正式采用了“別動隊”名稱。
    複興社的五人團之一、別動隊魁首、蔣介石的高參；他積極反共，死心塌地為蔣介石獨裁政權用力賣命，被蔣介石看作青年精英而受重用
    19日，軍委會別動隊在廬山成立，康澤就任別動隊總隊長。這是一支反動的特務武裝部隊，人員全部出自軍校特別研究班。總隊部設參謀、指導、總務等組，下轄三個大隊。大隊相當於營的編製，轄三個中隊，中隊轄三個區隊，區隊轄三個分隊。各中隊的第一區隊是便衣隊，身著便衣，持特務證，可優先搭乘一切公私車輛，出入各種娛樂場所，並可調用指揮當地一個連的兵力。別動成員分隊員和預備隊員兩種，隊員是軍校畢業生，預備隊員為部隊保送受訓的軍士。大隊和中隊都設有指導員，負責政治教育和對外工作。中隊以上幹部大多數是複興社分子。
    康澤所領導的軍委會別動隊不同於國民黨的一般部隊，它是一支執行特殊任務的武裝力量，以政治為主，作戰為輔，其任務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主要活動於接近作戰地區的蔣軍後方，開展所謂的“組織民眾，訓練民眾”工作，是一支反共反民主的急先鋒。康澤經常訓導別動隊成員，要服從命令，效忠黨國，“生的進來，死的出去”，死心塌地為蔣介石獨裁政權賣命。
    別動隊一成立，就在康澤的率領下參加了蔣介石對紅軍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駐紮於江西、福建兩省。其具體活動是：（1）推行保甲製度；（2）在民間實施反共政治軍事訓練；（3）收容訓練蘇區逃亡地主；（4）推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5）維護國民黨軍隊的軍風軍紀；（6）吹捧推崇蔣介石。
    除此之外，康澤的別動隊還擔負監視非蔣介石係軍政人員的任務，所以，人們對別動隊都側目而視，稱之為“禦林軍”、“天子門生”、“監軍”、“蔣委員長耳目”、“見官大一級”等等。在個別情況下，別動隊也同紅軍小股部隊及遊擊隊打仗。1935年夏，康澤將別隊擴編為七個大隊和一個巡輯隊，並於大隊之上增設支隊一級。
    蔣介石十分欣賞康澤的才幹，將其別動隊調往四川，讓他兼任行營參謀團政訓處長、四川省保安處政訓室主任、四川國民軍訓會主任委員和峨嵋軍官訓練團政訓組副組長等要職，把四川方麵的事都交給他負責。
    以康澤為代表的蔣派勢力伸入四川後，引起了以劉湘為首的當地實力派的極大不安，雙方明爭暗鬥，互不相讓。
    康澤到成都後，住在位於黃瓦街的妻兄朱兆南的家裏，一天到晚車水馬龍，三請六宴，高朋滿座，不可一世。住在對麵的川軍李注東旅官兵看不過眼，有天晚上在康澤乘車歸來時，李旅發動突然襲擊，將他的司機和衛兵抓走，康澤在副官易秋泰的保護下得以脫身。他當晚移住瀛環中學第一中隊隊部，加強了戒備，但仍感不安全，又連夜遷往鄧錫侯手下將領家中居住。這是蔣派中央勢力和四川地方勢力矛盾尖銳化的表現。兩派之間不但武鬥，而且文攻。與劉湘合作的張瀾寫了一篇名為《川人治川》的文章，用以抵製蔣派勢力的滲透。康澤馬上授意尹昌齡寫了一篇《異哉所謂川人治川》的文章，對川派勢力加以反擊。雙方唇槍舌劍，互不服氣。
    康澤及其別動隊在四川各地複興社組織和保安處各區政訓室的配合下，開展了一係列的反共活動，一是構築碉堡，阻截長征中的紅軍；二是訓練保甲骨幹，加強基層政權；三是監軍督戰；四是收買革命陣營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動在一定的區域內取得了一些成效，為此他進一步受到蔣介石的重用，並被蔣看作青年精英。
    喜歡別人稱其為“主任”，大肆培植自己的勢力
    抗日戰爭爆發後，康澤更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主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禁煙督察處緝私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等要職。並且還負責指揮李香權旅、公秉藩師和張蔭梧的河北民軍。
    但好景不長，由於國民黨內部的派係爭鬥，康澤所兼的一些職務不久就易手他人了。關於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主任的職位，陳誠為了將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將該班並入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改稱為留日學生歸國訓練班，把康澤拋在了一邊。關於中央軍事學校特別訓練主任的職位，1936年曾被潘佑強奪去，不久，康澤又從潘手中搶回。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從19年，它既是培養蔣介石係軍事、政工人員的場所，又是訓練職業特務、別動隊員的搖籃。特訓班是康澤效忠蔣介石的一大作為，也是他升官發財的資本，正如蔣介石喜歡別人叫他“校長”一樣，康澤喜歡別人稱其為“主任”，其目的都是為了培養個人勢力。關於政治部第二廳廳長的職位，因1938年康澤與陳誠的關係惡化，廳長一職被杜心如搶去。就連禁煙督察處緝私主任的職位也被別人奪去了。
    抗戰初期，康澤曾圖謀向軍事方麵發展，企望將別動隊改為警衛軍。他首先把各大隊的兩個中隊改為步兵營，隻剩下一個隊員中隊，然後到上層去活動，由於康澤與陳誠矛盾尖銳，便走軍委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長何應欽的門路。但陳誠是軍委會政治部長兼第六、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並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蔣介石的親信，號稱“小委員長”。何應欽雖係軍界元老，但不想得罪陳誠，對於康澤之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康澤的警衛軍長之夢終未實現。
    “八一三”上海抗戰時，別動隊曾派一、五兩個大隊到上海附近應付，上海撤退時第一大隊全部潰散。1938年徐州會戰時，別動隊派了第四大隊的一個中隊前往，旋即撤回。抗戰時期，別動隊的其它大隊或從事搜刮民財，或駐在川陝大後方監視異己。
    因別動隊作用特殊、地位顯赫，許多要員都企圖染指於它。軍統頭子戴笠曾圖謀控製別動隊，向蔣介石保薦其心腹黃珍吾為別動隊副總隊長。後又借口康澤兼職過多，升任黃為代理總隊長，一舉取康而代之。康澤也不甘示弱，設計把黃珍吾趕走，又重新控製了別動隊一個時期，才以其親信劉伯龍升任總隊長。為牽製劉伯龍，康澤又提升親信馬維驥為副總隊長兼支隊長。1939年別動隊被正式改編，大部分編為新編第二十八師和第二十九師，餘部編入軍法執行總監部執法總隊和軍政部補充兵員訓練處。新編第二十九師曾任重慶衛戍部隊，1941年在滇緬邊境為日軍所敗。
    康澤卸除了別動隊總隊長職務後，專任內政部青年訓導總團主任，該團設在重慶市郊五雲山。康澤此時努力執行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利用軍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派特務到八路軍、新四軍中搜集情報，然後借回軍委會述職為名，將情報報給康澤，由康轉報國民黨軍委會。康澤為發展個人勢力，還時常保薦其心腹出任要職，如舉薦王元輝當四川保安處長，等等，所以，雖然軍委會別動隊不存在了，但康澤勢力卻繼續發展，康澤的觸角已伸向更多的黨政軍機構。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過程中十分活躍
    1937年5月至9月，康澤作為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參與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5月的一天，康澤奉命到廬山牯嶺去見蔣介石，進入會客室後看到張治中也在座，蔣介石遞給康澤兩份文件，內容是有關國共兩黨合作的共產黨軍隊改編的問題。蔣介石說：“這些問題，都談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鉛筆打了問號的，還有點問題，你拿去研究一下。”接著又對康澤說：“你以後就參加國共談判。現在周恩來他們已經到南京來了，你和立夫先生、張治中一道去和他們談。”
    過了幾天，康澤和張治中在南京與陳立夫會麵，陳立夫對國共談判的有關問題談了他的意見，康澤當時隻是恭恭敬敬地聽，沒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他知道，陳立夫位高權重，自己稍有不慎，就會得罪這位重臣。所以，康澤打定主意，關於談判原則完全聽從陳立夫的。臨走時，三個人約定，在和共產黨代表談判之前，先把預備談的問題商量好一個腹案。
    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後，召見了康澤，吩咐說：“你去準備一批副職人員，從副師長到副連長，還有行政人員，從行政專員到縣長、區長，將來派到陝北去。”
    蔣介石當時的打算是，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就用這批人員去改造和控製中共的軍隊和政權。他還打算在八路軍三個師之上不設指揮機關，直接由國民黨軍委會來管理和指揮。當時，康澤問蔣介石：“毛澤東、朱德怎麽安置？”蔣介石斷然回答：“要他們出國到蘇聯去。”召見之後，康澤就從特訓班和別動隊中挑選了三人，擬任陝八路軍三個師副師長，挑選劉已達擬任陝北行政專員，還挑選了其他所需人員，並帶他們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召見時簡單地講了幾句話，勉勵他們好好為黨國效勞。後由於共產黨的堅決拒絕，這批人最終也未派去。
    7月間，蔣介石又召見康澤，商討向陝北派邊區主席一事。康澤向蔣介石建議說：“共產黨提出在於右任、張繼、宋子文三人中擇一人去當邊區主席，我覺得都不適宜。張繼先生對黨雖然很忠誠，但易感情用事，於右任先生也是一樣，都經不得一拍，共產黨對他們好了，他們就會跟著共產黨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對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蔣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認為“他們三人都不適宜”。
    康澤又向蔣介石進言：“黨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樣？丁先生平時處人也很好。”蔣介石對此提議表示讚同。於是，康澤便奉蔣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見，丁表示同意。康澤報告，蔣介石當天下午就召見了丁維汾。不久，蔣介石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陝北邊區主席，獲得通過。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希望中共趕快出兵，便召康澤吩咐說：“快去通知周恩來，叫他們趕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編了。各級副職人員、政工人員、行政人員也都不派了。”康澤立即打電話通知了中共談判代表。
    8月間，蔣介石又召康澤，讓他挑選派往八路軍總部及其三個師的聯絡參謀。於是，康澤提出讓喬樹人任八路軍總部聯絡參謀，蕭禦寰、李德、李克庭分別任三個師的聯絡參謀，並帶他們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指示說：“你們去好好地做，要把中央對他們的建議轉達給他們。”又批給四人一筆活動經費。康澤根據蔣介石講的意思寫了三條工作原則：“（1）傳達中央的意思，使他們明白；（2）隨時查明該軍的行動，俾於發生異動時能事前報告中央，設法製止；（3）倘發生異動，而情況不明，未能及時報告中央，是為瀆職。”這三條呈蔣介石批準後便照發了。
    一天，蔣介石對康澤說：“你快去和葉劍英商量一下，問他們的部隊什麽時候出發，從哪條路線開進。”
    康澤馬上打電話問葉劍英。葉劍英回答說：“現在陝北正集中三個師，裝備好了，每天可出發一個旅，由潼關以北的一個渡口渡過黃河，經同蒲路到山西東北部八路軍作戰地區去。”康澤向蔣介石作了匯報，並建議說：“當給他們的給養應該都給他們，使他們在精神上感到痛快。”蔣介石點頭同意。幾天後，康澤聽說八路軍有一筆費還未領到手，就打電話找葉劍英核實，隨後又和葉劍英一起去找軍需署長周守梅。周守梅問：“這筆錢該不該發？”康澤答：“該發，由我負責。”於是，葉劍英便把錢領了出來。
    一次，蔣介石讓康澤推薦一人到蔣鼎文當主任的西安行營任第二廳廳長，康澤推薦了穀正鼎，並介紹說：“穀正綱、穀正鼎兩人都是留德的學生，後來轉到莫斯科中山大學，他們兩個的見解主張很多和我們相同，對共產黨態度也和我們一樣堅決，後來又同我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國民黨特別黨部負組織方麵的責任，相處也很好。”蔣介石問：“穀正綱怎麽樣？”康澤回答：“他們兩個對國民黨的忠實都一樣，大穀（穀正綱）熱情，有時衝動，小穀（穀正鼎）細致一些，派往西安行營和共產黨辦交涉，以小穀比較適宜。”於是，蔣介石便派穀正鼎到西安擔任了第二廳廳長。
    9月中旬，康澤奉命去中山陵見蔣介石，蔣介石正在考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一事，康澤便向蔣介石建議，在發表中共這一宣言的同時，以委員長的名義發表一個正式談話。他還提出了三點具體意見：（1）對共產黨表示共赴國難，予以稱讚；（2）說明這是由於三民主義的偉大；（3）要求共產黨用行動去履行這一宣言。
    蔣介石對此表示同意，並要求寫出文稿。康澤又建議要陳布雷去寫。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了由陳布雷寫的《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又針對此宣言發表了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青團成立初始，康澤就與三青團中央書記長陳誠搞不好關係。爭強好勝得罪小蔣，被排擠出國
    1937年全國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以“團結抗戰”為名，力圖擴大組織，欺騙和控製廣大青年，策劃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康澤參加了這一組織的醞釀籌建活動。9月中旬，蔣介石在南京陵園別墅召集康澤、劉健群、陳立夫等開會，對他們說：“現在抗戰已經開始了，過去秘密的小組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搞一個大組織，將黨部的（指cc係）、同學的（指複興社）和改組派（指汪精衛派）都團結起來，並以此為中心，再求各黨各派的團結和全國的團結，你們去把這個問題研究一下。”
    在一次討論新組織名稱的會議上，康澤和劉健群主張稱“三民主義青年團”。陳立夫則主張加上“中國國民黨”，叫“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立即插話說：“有你這‘中國國民黨’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還是用三民主義來號召的好。”於是，新組織就定名為“三民主義青年團。”
    1938年2月底，為了給好將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蔣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召集康澤、陳立夫等人開會，會上，蔣介石拿出三張名單，一張是黨委委員會名單，一張是訓練委員會名單，另一張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委員會名單。在這三張名單上，康澤都名列前茅。蔣介石說：“這三個名單，大家看看，臨時全會不搞選舉，黨裏有些幹練的青年不能選為中委，因此提出這些人組織黨務委員會、訓練委員會，以增加組織部和訓練部的力量。”由此可見，康澤是被蔣介石看作黨國的青年精華而加以重用的。
    3月初，臨時全會開始籌備，康澤參加了黨務組的準備工作。3月下旬，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議推選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通過了黨章修正案，並決議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康澤、陳布雷、陳誠三人起草製定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要旨，第一條為：“本黨為全國青年意誌之統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實國民革命起見，特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條為：“本團以蔣中正先生為團長”；第三條為：“本團為訓練全國青年的公開機關”。
    4月下旬，國民黨中央黨部在漢口召開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康澤根據蔣介石有關建立三青團的幾項指示精神，擬定了一個團章提交會議討論。會議決定以康澤草擬的團章為基礎，廣泛吸收各方麵意見，進行適當修改然後再提交會議審定。5月間，三青團籌備會再次開會。康澤在會上作了三青團團章修正草案報告，對有關問題進行了說明。會義通過了這個修正草案，並報送蔣介石批準。
    6月16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全國青年書，接著頒布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團章。蔣介石還親定了三青團中央臨時幹事會幹事名單，康澤名列其中，並被指定為組織處處長。可是，過了幾天，蔣介石又把康澤找來說：“有人說你年紀太輕，資曆太淺，不能任中央團部的組織處長。”接著，蔣介石問康澤：“你能不能和胡宗南合作？”康澤因和胡宗南私人關係很好，便回答：“能夠。”蔣介石又問：“叫胡宗南做處長，你來代理這個處長，怎麽樣？”康澤表示同意。於是，蔣介石重新宣布：組織處長胡宗南，代理處長康澤。
    康澤還就成立三青團的一些原則問題請示過蔣介石。一次，康澤問蔣介石：“是不是可以把複興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肯定地說：“當然這麽做。”康又問：“各地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時候，複興社的同誌是不是可以根據他們的誌願率先入團？”蔣介石再次回答：“當然可以這麽做。”過後，康澤將這兩個問題寫成書麵報告，送蔣介石批示後便遵照執行了。另一次，康澤向蔣介石請示說：“凡是一個組織，必須有個核心才能團結得堅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也不能例外。請校長考慮一下，確定一個核心。”蔣介石指示說：“當然複興社是核心。”對於蔣介石的訓示，康澤都毫不含糊地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
    三青團成立之際，蔣介石采納了康澤以北伐誓師的7月9日為團中央臨時幹事會成立日的建議。7月8日晚，蔣介石打電話對康澤說：“明天中央臨時幹事會成立的時候，我要宣誓，你給我準備一個誓詞。”於是，康澤參照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時的誓詞，連夜寫出了三青團蔣介石團長的誓詞：“中正誠心誠意領導全國青年，複興中華民族，俾克盡上對億萬世之祖宗，下對億萬之後代，中對全國國民與世界人類所負之責任，謹此誓言，永矢弗渝。”
    次日，三青團中央臨時幹事會在武昌成立。幹事會全體幹事、各處正副處長及工作人員參加了大會。三青團團長蔣介石首先宣誓，讀了康澤寫的誓詞。接著，由蔣介石做監誓人，康澤等第一批加入三青團的人進行了宣誓。過後，蔣介石對宣誓入團者訓了話。至此，“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告正式成立，康澤成為其中的重要骨幹。
    三青團成立初始，康澤就與三青團中央書記長陳誠搞不好關係。其原因是康澤向蔣介石建議三青團以複興社為核心一事，陳誠事先不知道，他嫉妒複興社，反對以此為核心。康澤自認為有蔣介石指示，就與陳爭吵起來。三青團武漢支團成立時，陳誠選派自己的嫡係郭懺為支團主任。一天下午，蔣介石把康澤叫去問：“武漢支團要成立了，人事怎麽安排？”康澤匯報說：“陳誠書記長已派定了一人選。”蔣介石生氣地說：“要不得！這個支團長你兼！”並立即寫了手令，派康澤兼任三青團武漢支團主任。同年秋，蔣介石把陳誠調至前線指揮軍事，命朱家驊代理三青團中央書記長，康澤與陳誠的內爭，方告一段落。
    為了在三青團內培植自己的勢力，康澤從軍委會別動隊及中央軍校特訓班抽調大批人員到三青團幹部訓練班受訓，然後派往各省市主持三青團幹部訓練班的訓練，然後派往各省市擔任三青年團支團書記，如派孟民希任安徽支團書記、派方采芹西康支團書記，派陳開國任重慶市支團書記。由於康澤在三青團內專權，因而樹敵頗多，就連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與他矛盾尖銳。蔣經國當時任三青團中央幹事和江西支團籌備主任，但康澤卻不識時務，利用其組織處長的職權，未征得小蔣的同意，就派定了江西支團的主要幹部。這些人幾乎全是複興社分子和康澤的學生，使蔣經國成為一個空頭主任。小蔣有老蔣做後台，自然不甘受康澤控製，於是決定培養自己的幹部，發展自己的力量，在贛州赤珠嶺創辦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幹部訓練班”，自兼主任。蔣經國就以該訓練班培養的幹部為骨幹，逐步把康澤的三青團勢力擠出江西。
    1940年9月，張治中繼任軍委會政治部長和三青團中央書記長。康澤繼續在三青團內攬權，引起了張治中對他的不滿，康澤抗戰初期曾紅極一時，但由於他長期從事特務工作，加上爭強好勝，所以受到社會各方責難。此時，康澤的情緒甚為低落，但蔣介石對他的信任卻沒有改變。依照蔣介石集團慣例，高級幹部凡在失意之時，必定出洋躲避風頭。靜待時機以東山再起，康澤也不例外。1945年抗戰勝利後，康澤被蔣介石派遣出國，到歐美考察二次大戰結束後各同盟國家的複員工作，直到1947年才回國。
    指揮襄樊戰役失敗被俘，沒有成為“壯烈成仁”的英雄，令蔣介石非常難堪
    康澤回國後，通過競選當上了行憲後的第一屆立法委員，經蔣介石保舉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本來，蔣介石曾打算讓康澤出任熱河省政府主席，但由於戰事緊迫，卻派他擔任了重要軍職。
    1947年冬，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已曆時半年，蔣介石的“全麵防禦”被徹底粉碎，不得不改為“分區防禦”，將作戰地區劃分為20個綏靖區，每區轄3至5個旅的兵力，由該區司令官掌管轄區內黨政軍大權。襄樊是鄂西北的重要軍事據點，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蔣介石以襄樊為中心，將棗陽、宜城、南漳、保康、穀城、光化、竹山、竹溪、房縣、均縣、鄖縣、鄖西等縣劃為第十五綏靖區，派他的忠實信徒康澤為該綏靖區中將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衛江南。
    但是，康澤一生從事特務工作，可以當一個出色的高參，卻難以當一個合格的司令，因為他手中無兵。於是，蔣介石把川軍的第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交給他指揮。康澤因與這兩個旅無任何曆史淵源，怕難以掌握，便向蔣介石保薦郭勳祺任副司令，郭勳祺畢業於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在四川軍閥派別中屬軍官係，資格較老，是一員猛將，綽號“郭莽子”，康澤保舉他為副司令，意在通過他來控製這兩個川旅。
    1947年12月下旬，康澤走馬上任。此時解放軍已活動於鄂豫交界一帶，當他得知襄樊軍情不妙，加上他自己轄區所屬一六四旅駐樊城，一○四旅駐老河，而一六三旅尚在河南，形勢危急時，便在漢口駐足不前，一再電求蔣介石校長調兵增援。蔣介石又將整編第二十三旅調往襄陽，作康澤的保駕軍。待旅長黃子華率部開赴襄陽後，康澤才於1948年1月30日飛往老河口（襄樊無機場）。為了顯示司令官的威風，臨行前除電告襄陽專員李朗星、一六四旅和一○四旅兩旅長外，飛臨襄樊時還令駕駛繞城一周，以示駕到，而後才飛往老河口著陸。第二天，康澤乘車到達襄陽。2月1日，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部正式成立。
    康澤的第十五綏靖區歸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管轄。白認為蔣介石委派康澤是來抓地方權力的，因而對康很不滿意。他說：“康澤是做特工的，怎麽能指揮作戰。”
    3月，白崇禧以作戰需要為名，將整編二十三旅調走，旅長黃子華隻命一個教導隊（相當於一個連）暫留襄陽，讓康澤指揮。黃旅走後，襄樊空虛，康澤又急忙電求蔣介石把一六三旅從河南調來。5月，該旅開到。康澤命一六三旅駐防老河口，一○四旅駐防襄陽，一六四旅駐防樊城，將綏靖區司令設在襄陽，由一個憲兵連和二十三旅教導隊保駕。
    為了安全起見，又從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各抽一個團調襄陽加強防務，此外康澤還從4月開始，著手組建自己的嫡係武裝——特務營。為此，他選精兵，挑好槍，加緊訓練，到6月特務營宣告建成。
    1948年7月1日，康澤在膽戰心驚的日子裏迎來了他44歲的壽辰。其副司令郭勳祺、第一處處長江鵬南、第二處長董益三、第三處處長胡學熙和秘書處長燕德炎等，別出心裁地在城南門外十多裏的一座古亭裏，設午宴為他慶壽，直到下午3時，眾人才盡興而歸。哪知當地文武官員得知此訊，又在擺宴席，為康司令慶壽，還請了城中戲界的名角來唱堂會。正當一位女演員為康司令獻賀壽詞時，一個參謀長慌忙來報，解放軍已開始進攻老河口，與一六三旅交上了手，雙方打得激烈。這消息如晴天霹靂，實在大煞風景。康澤隻得叫堂會草草收場，趕回司令部處理戰事。
    康澤不敢與解放軍在老河口進行生死較量，於是命令一六三旅在老河口向襄陽撤退。該旅一路上受到解放軍的多處截擊，被打得失魂落魄，竟違抗康澤退守襄陽的命令，越過襄陽向沙市逃去。
    一六三旅殘部逃走後，人民解放軍5個旅乘勝包圍襄樊。康澤急令一六四旅兩個團守樊城，一六三旅餘下的一個團和一六四旅一個團守襄陽西門，一○四旅守南門，憲兵連和教導隊守衛司令部，特務營擔任機動部隊。
    從7月8日起，解放軍開始逐漸縮小對襄陽的包圍圈，攻城戰鬥一天比一天激烈，而且每到黃昏就向西門陣地開炮。炮聲震撼全城，打得康澤焦頭爛額，寢食不安，當時解放軍人多勢猛，而康澤兵少力薄，武器又差，難以招架。於是，康澤就向蔣介石和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發電求援，並決定放棄樊城。10日，守衛樊城的一六四旅兩個團奉令撤回襄陽，康澤又重新調整了守城部署：以一六四旅守南門，一○四旅和一六三旅的那個團守西門，企圖分段據守，負隅頑抗。
    白崇禧為挽救康澤的敗局，派整編第七師前來增援，但整七師長途行軍，速度緩慢，遠水難解近渴。解放軍攻勢加緊，戰局危急。康澤再次給白崇禧發電，說守軍兵力太少，城外陣地恐難頂住，要求放棄城外西北山頭陣地，集中兵力於城內堅守。白崇禧複電不準，並批示他把守衛重心放在城外山頭陣地，指揮所也應搬到山地，因為隻有山地才易堅守，才有希望堅持到援軍抵達。而康澤則認為白崇禧是有意和他過不去，便發電請示蔣介石。蔣介石複電批準了他的請求。康澤即下令放棄城外所有陣地，退守城內，並命令迫擊炮發射黃磷彈，把城門外靠近城牆的居民房燒毀，以掃清射界。同時，又向蔣介石發電表示：“學生決心與城共存亡。”
    正當康澤準備固守城池時，解放軍已突破西門，攻入城中，並對城內守軍陣地分割穿插。康澤隻好作困獸之鬥，拿出他的最後一張王牌——特務營與解放軍拚命，結果被全殲。此時，南門被解放軍攻破，全城陷入一片混亂，司令部與各守城部隊也失去了聯絡。康澤為了保命，頭戴鋼盔，鑽進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樓。
    第十五軍綏靖區司令部駐紮在楊家祠堂，這是一座四進建築物，成矩形，周圍無民房，四個角各建有非常堅固的兩層碉樓，中心建有一座三層主碉樓，從司令部的住室到中心主碉樓有地道相通。康澤此時想，雖然解放軍已攻入城內，但城內守軍還在，等天亮後與各部聯絡上，再指揮部隊堅守全城。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站在中心碉樓頂層向四周一望，隻見城內多處豎起了白旗，司令部已是孤屋一座了。而援軍依然渺無蹤影，整七師才剛剛到達宜城，距襄陽還有80裏呢！
    7月16日，解放軍包圍了康澤的綏靖區司令部後，從早上6時起，用一門迫擊炮從南側對準主碉樓不緊不慢地一直打到下午，共打了40多發炮彈，把康澤及其官兵震得腦袋發昏。上午9時，康澤曾在襄陽的最後一個據點——司令部裏向南京發出了最後一電，通報襄陽將失。下午3時，突然槍炮齊鳴，解放軍發起攻擊，邊衝邊喊：“繳槍不殺！”隨即聚攏開會，推舉第二處處長董益三、第三處處長胡學熙為代表，找康司令交涉，要求投降。
    此時，康澤正頭戴鋼盔，在坑道中盤腿席地而坐，發呆犯傻。董益三、胡學熙兩人小心地來到跟前，董彎下身子在康澤耳邊低聲說道：“康司令，外邊的攻勢已經開始，我看今天下午無論如何度不過去。我們的官兵從昨天到現在沒有吃飯，沒有睡覺，機槍子彈都打完了。靠幾支步槍是抵抗不住的，今天下午是過不去了。剛才，大家開會要放下武器，推我們做代表來報告司令官，請司令決定。我看隻有早點放下武器，才會求得較好的待遇，否則情形將更壞。司令官的意思如何？”康澤沉思了一陣，並未拿出一個可行的主張，隻是未置可否地說：“你們跟郭副司令官說去。”董、胡兩人又去主碉樓找郭勳祺，郭態度頑固，表示拒絕投降。
    下午6時許，康澤由坑道進入中心碉樓底層，仍然席地而坐，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一個正在亂打槍的憲兵驚恐地喊：“他們已經打進司令部裏來了！”康澤仍紋絲不動，沉默無語，仿佛已經失去了知覺。突然，一顆手榴彈從左射孔飛了進來，一聲轟響，碉樓底層血肉橫飛。康澤的兩腿被彈片擦傷了些皮，可他卻把身上塗滿泥土，臉上塗滿汙血，躺在屍體堆中裝死，企圖蒙混過關，結果被衝進來的解放軍查出，當了俘虜。等他換了衣服洗過臉之後，人們才清楚地認出，這個高額頭、粗眉毛、方臉大嘴的俘虜是康司令官，隨後，康澤被押往豫西。
    康澤對蔣介石竭盡忠心，而蔣介石對他也倍加信任，兩人關係非同一般，所以，蔣介石校長相信他的得意門生會履行誓言，“與城共存亡”。7月20晚，蔣介石與何應欽、顧祝同、衛立煌、宋希濂等軍事將領共進晚餐，席間談及康澤的下落，蔣介石對大家說：“我對康澤十分了解，他是不會被俘的，很可能已經像張靈甫那樣為黨國而壯烈成仁了。”
    7月22日，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在南京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第二天出版的《大公報》對此作了報導。但是，當月下旬的《新聞天地》中透露了康澤的真實下落：“共產黨新華社於17日夜晚已宣布康澤被俘。”此時，康澤的夫人正住在南京的一個部下家裏，得知此訊，痛哭三日不止。
    在蔣介石看來，康澤與共產黨作戰，必定會成為“壯烈成仁”的英雄，無奈學生不爭氣，反而被俘。蔣介石為使自己從難堪中解脫出來，決定重新塑造康澤的高大形象，將其“壯烈成仁”型英雄轉換成“抗節不屈型英雄”。
    被特赦釋放，晚年生活安定，時有文字發表
    康澤於1948年7月16日被人民解放軍俘虜，從此開始了他長達十幾年的改造生涯。
    1964年7月，蔣介石在第9次黨務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到他的學生康澤：“記得在前年常務工作會議上，我曾經提到康澤同誌在大陸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今天我願意重複提出來再說一回。康同誌遭受共匪煉獄的折磨，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樣熬過的！他的兒子曾經見過他，其時正值隆冬季節，可他卻還是破衣一襲，寒徹骨髓。他對他的兒子表示，無論共匪鼎鑊刀鋸，任何威脅利誘手段，都不能磨損他革命的意誌。當他的兒子將要回來與他告別的時候，他曾向其兒子低聲叮嚀說‘你回去告訴在台灣的同誌，國民黨隻要能團結，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凜然的節概，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大家知道，康同誌原為大陸時代青年團領導幹部之一，他曾經參加每一次的革命鬥爭工作，對黨團以往種種內外工作關係，和本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當然他最為了解。現在於其身罹百苦之餘，說出了我們黨的失敗之由和複興之道，這不是他後悔莫及之言，而是的確獻出了他自身肺腑的血誠，這豈不是我們今日在會的每一同誌的教訓？”
    蔣介石此番言語，句句動情，可惜的是，與康澤在大陸的實際情況相距甚遠。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對康澤這個反共20餘年的特務頭子實行寬待政策，非常關切地給他治傷治病。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將軍還在戎馬倥傯中接見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這位四川老鄉談了話。
    中國共產黨也給了雙手沾滿了革命烈士熱血的人民公敵康澤重新做人的機會。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澤被批準監外就醫。1963年4月，康澤被特赦釋放，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康澤先後撰寫了《複興社的緣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我在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中的一段》等等回憶性文字。
    1972年康澤在北京逝世，享年6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