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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在非浙籍黃埔生中，是少數受蔣介石寵信的佼佼者之一；成為一個受蘇俄教育又轉而反對蘇俄的人
    鄧文儀，字雪冰，1906年11月22日生於湖南醴陵。他祖父是擺地攤的，父親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雜貨店的店主。當他還是個小學生時，便深受他的校長王英兆的影響，王是保定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他使這個年輕的學生一頭栽入了遊俠劍客和盜匪的傳統小說與史詩之中。王先生每星期兩晚上要給學生們講《水滸》的故事，描述和分析書中的人物及其個性，他們的武藝、社會背景和“綠林好漢”的正義行為。於是，在校長的影響下，鄧和他的同學們逐漸地把《三國演義》、《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平西》、《嶽飛傳》及《班超平中亞》等裏麵的人物視為自己的榜樣。
    於是，小業主之子鄧文儀，與中國許多受武俠小說吸引的青少年一樣，懷著一種浪漫的決心長大。他決心做一個見義勇為、扶濟貧弱、救國救民、任勞任怨、不為財色所動的正人“君子”，一個現代的“遊俠”。他讀中學時所碰到的經濟困難更增強了他的這種決心。那時，他家沒錢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鄧兩次得徒步跋涉60裏路回家，乞求父母給錢付費。但無論鄧如何痛哭流涕，他母親最終隻能湊起一塊錢來，於是他不得不學會賭博來攢夠錢供自己上學。這隻能加強他對“綠林好漢”們的敬仰和對小說裏拜把兄弟“殺富濟貧”的尊重。鄧由於受到他們的啟發，拒絕結婚，而且在中學畢業的前夕，進入程潛在廣州的軍事學校，“參加了革命”。
    1924年初，即在他19歲那年，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一合作，民主革命運動開始高漲。當孫中山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消息傳到湖南，三汀八澤的許多青年紛紛報名投考，鄧文儀抱著“到外麵闖一闖”的想法也參加了考試。經在湖南初試後，又到上海、廣州通過複試，被正式錄取，同年5月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大隊第一步兵隊學習。入校後不久，他即結識了湖南籍同學賀衷寒、陳明仁等，後來還認識了陳賡。
    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篤信“有軍則有權”，視軍隊如生命。因此，黃埔軍校一開辦，他就千方麵計地利用職權培植個人勢力，不僅在教職員中網羅親信，而且還十分注意在學生中物色對象。他經常利用集體訓話、個別談話、走訪學生生活區、視察學習區等方式與學生接近，對中意的學生給予籠絡。鄧文儀就是在一次座談討論會上引起蔣介石注意的。
    當時，黃埔軍校內部存在著革命的反革命兩種思想的勢力的鬥爭，圍繞一些原則問題，時常發生爭論。蔣介石表麵擺出一副超脫、公允的樣子，似乎對此毫不介意，但實際上對每個人表露出的思想和觀點十分留心。在一次關於國民革命前途的討論會上，鄧文儀認為，國民革命的前途就是建立一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三民主義國家。其他黨派隻有尊重這一現實才能存在，否則必將被曆史所淘汰。蔣介石覺得鄧文儀很有思想，會後便吩咐人將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詳細詢問了他的年齡、籍貫、身世和經曆，並繼續向他提出幾個問題。鄧文儀第一次被蔣介石單獨召見，雖誠惶誠恐，但“廷對”卻頗洽“聖心”，從此受到蔣介石的垂青。
    鄧文儀在軍校受訓的半年多時間裏，曾與第一隊的同學一起，作為孫中山的衛隊到韶關，後又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的戰鬥。11月，第一期學生畢業，蔣介石親自圈定鄧文儀留校，任他為第三期步兵科中尉區隊長。鄧文儀初入仕途，就受到蔣介石的青睞，是黃埔軍校一期的所謂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這成為他日後飛黃騰達、平步青雲的開端。在非浙江籍的黃埔學生中，鄧文儀是少有的受蔣介石寵信的佼佼者之一。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蘇聯政府為紀念孫中山，同時也為了給中國革命培養幹部，在莫斯科遠東大學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山大學。當時，大革命正處於高潮時期，蘇聯在人們心中是一個很令人向往的地方，許多青年都希望能到蘇聯留學。鄧文儀得知這一消息後，也躍躍欲試。他覺得到蘇聯留學，一則可以開闊眼界，增長才識；二則可以避開戰場上的廝殺。在軍校畢業後，他曾率隊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在戰鬥中負了傷，想起那槍林彈雨的戰場，他就發怵。所以，鄧文儀未經軍校批準，便私自參加了留學考試，結果成績優良，居然在激烈的競爭中被錄取了。
    鄧文儀喜憂參半，喜的是留學有望，憂的是軍校嚴禁第一、二期學生自願報考，違者將受到軍紀處罰。思前想後，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敲開了軍校教育長王柏齡辦公室的門，向其據實稟報，希望這位教育長開恩批準。誰知王柏齡聽後大怒，斥責鄧文儀說：“你不能去，你必須服從軍校的命令。你擅自報考，違抗軍令，要深刻反省，等候處罰。”鄧文儀大失所望，感到事已如此，與其坐等處罰，使留蘇之行成為泡影，還不如到蔣介石校長那裏碰碰運氣。於是，他向王柏齡請了假，跑到前線去找蔣介石。
    當時，蔣介石正在指揮第二次東征。由於戰局進展順利，他的情緒很好。鄧文儀來得正是時候。他一見蔣介石，就裝出一副委曲的樣子哭著說：“學生違犯軍紀，特來向校長請罪。”蔣介石聽他哭訴了半天，才明白鄧文儀是為留學蘇聯而與王柏齡鬧翻了。他沉思了一會兒，突然問鄧文儀：“你到蘇聯留學的目的是什麽？”鄧文儀不敢實話稟告，隻好用大話來搪塞：“要看看蘇俄是怎樣統治國家的。”
    “你難道不知本校長的三令五申嗎？”蔣介石厲聲問道。
    “學生為達目的，甘願受處罰。”鄧文儀也顧不了那麽多了，索性立正回答。但出乎他的意料，蔣介石聽後竟哈哈大笑，走到鄧文儀麵前說：“念你求學心切，意誌堅決，你可以作為中央特選的學生去蘇俄學習，希望你能不負期望。”鄧文儀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破涕為笑，雙腳一並高聲說道：“學生一定不負校長期望！”
    鄧文儀到蘇聯後，入中山大學第一期學習。當時，他把很大精力放在研究蘇聯的“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設委員會）和“格柏烏”（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上。1932年他在江西搞特務組織時，曾對部下炫耀過這段曆史。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鄧文儀十分注意國內形勢的變化，但表麵卻裝成一個隻知埋頭讀書的“書呆子”，輕易不表露自己的政治觀點。當時，康澤、鄭介民、穀正綱等右翼分子在中山大學經常受到學生們的圍攻、批判，顯得很孤立。鄧文儀十分焦急，私心勸他們要忍耐，不要太露骨。他對康澤說：“這是什麽地方？你們不要再頂下去了，弄得不好，不但回不了回國，甚至連命也要搭上。”康澤等人聽了，遂有所收斂。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鄧文儀表麵上不露聲色，暗地裏積極活動，準備回國。年底，斯大林派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到中國指導革命。鄧文儀作為從中山大學選派的40名學生之一隨羅易歸國，次年2月到達廣州。不久，鄧文儀便秘密脫離共產國際代表團，跑到南京投靠了蔣介石。他一見蔣介石就表白說：“我要成為一個受蘇俄教育又轉而反對蘇俄的人。”蔣介石覺得在鄧文儀身上花的心血沒有白費，遂把他留在了身邊。
    為力行社、複興社核心人物；在蔣介石身邊擔任隨從參謀、書記、侍從秘書等職達7年之久，任何人要想和蔣見麵都要事前通過他不可，其權勢之大，炙手可熱
    鄧文儀投入蔣介石的懷抱之後，便同賀衷寒等向蔣介石提出了反共的主張，並積極參與了反共政治活動。“四一二”政變後，蔣介石委任他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讓他主持軍校的“清黨”和政治工作。
    1927年4月22日，鄧文儀走馬上任，這是他一生主要從事國民黨政治工作的開始。5月5日，在黃埔軍校第五期第四次政治工作擴大會議上，鄧文儀代表政治部向會議提出：徹底調查和清除cp（即共產黨）、cy（即共青團），由政治部與政治教官在思想上、言論上考察甄別全體官長、學員、士兵、職工。5月18日，他主持召開了軍校清黨審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說：“本會是根據本校黨部聯席會議及政治工作擴大會議的決議案而成立的。它的責任，是要徹底肅清本校叛黨分子，貫徹清黨運動。清黨是本校級各同誌之天職。因此，本會各委員，應該切實地負起責任去做，決不可存絲毫觀望不前之態度。”在這次會議上，鄧文儀被推舉為該會7人常務委員會之首，負責處理日常事務。不久，在他的主持下，該會製定了檢舉及審查實施細則，規定對共產黨人及其他嫌疑分子嚴懲不貸。一時，黃埔軍校處於白色恐怖之中，反動分子四處活動，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師生遭到了殘酷鎮壓和迫害。
    與此同時，鄧文儀還夥同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極端仇共分子，組織了“倒方”（即方鼎英）集團。方鼎英當時是黃埔軍校教育長代行校長職務。黃埔軍校開始“清黨”前夕，國民政府後方留守主任、北伐軍總參謀長李濟深召見他，向他出示南京中央黨部“清黨”密電，令他執行軍隊“清黨”任務。方鼎英出於對共產黨的同情，曾建議采取“準假支薪、自由離校”的清黨方式。這一建議雖然後來未能實行，但卻被鄧文儀等人抓住了把柄，攻擊他是包庇共產黨、私放共產黨、破壞“清黨”運動，迫使方鼎英離開了黃埔軍校。
    在組織方麵，鄧文儀除組建軍校清黨審查委員外，還傾力改造了軍校各級黨部，在各級組織裏廣布親信，排斥異己，控製了軍校的黨組織。在宣傳方麵，派人查封了大革命時期的進步書刊。據鄧文儀所作的政治部政治工作報告記載，從4月20日至31日，政治部封存的諸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國民革命》等進步書刊就達近10萬冊。黃埔軍校一時出現了“缺圖少書”的局麵。為了彌補這一空白，鄧文儀又組織了一些人編寫了《黃埔周刊》、《黃埔軍人》、《黃埔生活》、《清黨運動》、《蔣介石校長最近之言論》等刊物和書籍，內容除了清黨反共，就是為蔣介石歌功頌德。鄧文儀在黃埔軍校的任職時間不長，僅3個多月。
    鄧文儀在黃埔軍校卸職之後，從1927年底至1934夏，在蔣介石身邊擔任隨從參謀、書記、侍從秘書等職達7年之久，任何要人想和蔣見麵都要事前通過他不可，其權勢極大，炙手可熱，是非浙江籍的黃埔學生中侍從時間最長也是最受寵信的一人。這是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時期。雖然蔣介石喜怒無常，時而揮之即去，又時而呼之便來，但鄧文儀總是毫無怨言，以服從為天職。他還向人解釋說：“誰能離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的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因此，蔣介石對他倒也不像對其他非浙江籍的黃埔學生那樣疑忌，對他的親信程度幾乎和其他浙江籍的侍從們一樣。
    1930年，鄧文儀利用侍從秘書的地位，以黃埔學生同學會的名義，創辦了一個拔提書店（拔提為英文party的諧音），專門發行蔣介石言論集、蔣介石傳記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之類的東西，為蔣介石樹碑立傳、宣揚法西斯主義。如鄧文儀自己編寫的《領袖言行》一書載：“……或曰領袖與墨索裏尼、希特勒相埒，同為世界之偉大人物，然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墨氏統治下的意大利，亦如德國相似，……而我領袖豐功偉績，實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擬者。”這段話，深得蔣介石的欣慰。同時拔提書店還大量發行了諸如《剿匪手冊》、《剿匪主要文獻》之類的反共宣傳品，大量向部隊及一切有關機構強行推銷，借以擴大蔣介石的影響和反共宣傳，並以此謀利斂財。這筆收入相當可觀，其中有一半入了鄧文儀的私囊。後來拔提書店移入了複興社組織，但實際負責人仍是鄧文儀。
    鄧文儀在辦拔提書店的同時，還收羅留蘇學生中一些反共分子如王誌文、王新衡等人，以研究蘇聯的“契卡”、“格柏烏”為借口，著手研究和準備建立反共間諜組織。1932年初，他提出了成立這類組織的建議，得到了蔣介石的批準，隨即在南昌行營、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及保安行營分別設立以“調查科”或“第二科”名稱出現的特務機構。這些特務機構均以南昌行營的諜報科為總機關，鄧文儀為科長。這是軍事方麵的第一個蔣介石的特務係統，也是軍統的最早家底之一。隨後，鄧文儀又在各“剿匪”部隊以及“剿匪”省份的保安處設立了諜報股，負責在各軍事機關和部隊駐地搜捕共產黨人，鎮壓革命運動，並替蔣介石監視“剿匪”部隊各級長官以及地方長官。後來複興社的特務處成立，鄧文儀手下的特務人員，一律撥歸戴笠掌管。
    19月，蔣介石為防止大權旁落，應付內外，以其倡導的“力行哲學”為基礎，效仿法西斯組織，成立了“力行社”，並親任社長。鄧文儀積極參加並為該組織核心人物。接著，蔣介石又以力行社為基礎，成立了複興社。鄧文儀是最初醞釀和籌備這個組織，而後又始終是該組織核心人物之一。收於複興社的社員絕大部分是黃埔學生，而鄧文儀在任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期間，憑借其近侍的地位對黃埔將領廣行結納，在黃埔係中也頗有點地位；同時，他這個侍從秘書又是複興組織的一個“承啟官”，負有上承下達之責，因而在複興社的領導層中不能不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權威。他不僅被稱為“十三太保”之一，而且是複興社的四大台柱之一。
    在複興社中，鄧文儀以宣傳見長，與賀衷寒、劉健群並稱為三大“理論家”和“宣傳家”。他們到處演講，發表文章，編印發行了不少小冊子。大肆宣揚“一個主義（即三民主義）、一個政黨（即國民黨）、一個領袖（即蔣介石）”的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
    但是，在理論和宣傳方麵，鄧文儀比起賀衷寒和劉健群又差了一大截。他對於擁蔣和反共，一直都像發瘋似的狂喊亂叫，亂蹦亂跳，卻又張口結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文章和演講，都隻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內容冗長而空泛，毫無理論特色。鄧文儀在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期間，曾將一本清黨反共的書呈報蔣介石，蔣介石斥之為“狗屁不通”，把書摔在地上，不準發行。後來在任南京中央訓練團正工訓練班主任時，班裏學生流傳著這樣幾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鄧文儀來講話。囉囉嗦嗦幾點鍾，講得大家頭發蒙。”甚至在前後稱之為“蒸人講話”（因為天氣太熱受不了），罵其為“瘟神講話”。有人將這些話告訴了鄧文儀，並勸他講話要精練一點。可鄧文儀卻說：“講了比不講好，多講比少講好。講的多了，終究要聽一兩句進耳，這樣就收到效果了。”所以，笑罵由人去笑罵，毫不灰心。
    中國文化學會成立後，積極宣傳“以三民主義為中國文化運動之最高原則，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吸收外國進步文化，創設中國新文化，”其中心內容是“樹立人民對於領袖及革命集團之絕對信仰與擁護。”同時，它還在各省市成立分會，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參加，推動運動的普遍開展。
    中國文化學會成立後的短短幾個月時間，是複興社宣傳活動的高潮時期，也是複興社組織的大發展時期。但這也引起了cc係的嫉恨。陳氏兄弟認為複興社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文化學會在知識界的活動，是挖了他們的牆腳，於是處處與複興社為難，鄧文儀則成了他們攻擊的主要對象。
    自以為與陳賡同是黃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鄉，在軍校內還共過事，滿有把握將陳賡爭取過來，卻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月，紅軍將領陳賡因負傷到上海醫治，不幸落入國民黨手中。當時，鄧文儀正隨蔣介石在南昌指揮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聞訊後喜出望外，自告奮勇向蔣介石請求前去勸降陳賡。他自以為與陳賡同是黃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鄉，在軍校內還共過事，滿有把握將陳賡爭取過來，為蔣介石立上一大功，卻不料一場唇槍舌戰過後，鄧文儀碰了一鼻子灰。
    鄧文儀一見陳賡，先故做寒暄，接著便轉入正題說：“現在中國正處在緊急關頭，迫切需要團結，需要強有力的領導，需要有一個蔣校長這樣的領袖人物，第二次東征時你曾冒著槍林彈彈雨救蔣校長脫險，為什麽現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邊呢？”
    陳賡回答說：“大革命時，他領導東征，討閥陳炯明，我擁護他。四一二政變他屠殺共產黨人，置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就要打倒他！”
    鄧文儀繼續高談闊論說：“北洋軍閥僅用三千保定生，就統治中國十幾年，我黃埔精英一萬多，定可在校長的領導下統治中國幾十年。現在校長的願望就是把所有的學生都爭取到他身邊來……”
    陳賡打斷鄧文儀的話，責問道：“鄧先生，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我東北，窺我東南，蠶我華北，為什麽蔣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揮的軍隊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圍剿紅軍。照此下去，國民黨的末日馬上就到了。”
    “校長是在積蓄力量，到最後關頭定會領導抗戰的，列寧不也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嗎？”鄧文儀憑著他在蘇聯學到的那點的東西，在陳賡麵前無理狡辯。
    陳賡反駁說：“蔣介石的反動政策根本不能與列寧的靈活策略相提並論，你這是對我們革命導師的汙篾！”
    一番論戰，鄧文儀感到為難，但他不能罷休，又轉而對陳賡誘以利：“庶康兄（陳賡原名陳庶康），你是我們黃埔生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長的救命恩人，別說是兄弟我，就是陳誠、胡宗南等也無法與你相比，你要過來，要什麽會沒有呀，這比你在紅軍穿山越嶺強多了。”
    “燕雀安知鴻鵠之誌。我所追求的，永遠不能為爾等理解。”陳賡轉而又譏諷了鄧文儀一句，“看在老同學、老同鄉的份上，我倒要勸你早日改邪歸正才是。”
    鄧文儀連續幾次勸降陳賡，都以碰了一鼻子灰而終，他以自己極端的利己主義世界觀，去度察一個無產階級軍事將領的胸懷，最終是一定要失敗的。蔣介石見鄧文儀勸降不成，大罵其無能。但他親自出馬，也以失敗而告終。最後，陳賡在宋慶齡等民主人士的全力營救下，終於脫離了蔣介石的魔掌，重返紅軍隊伍。
    與宋美齡的親信發生矛盾，被蔣介石“發配”蘇聯
    1934年，南昌飛機場突然發生了一起重大縱火案，燒毀了飛機十幾架。蔣介石聞訊大怒，嚴令鄧文儀迅即調查，限期破案。鄧文儀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線索，並親自到現場勘查。他一到南昌飛機場，時任航空總署團長的徐培根就滿臉堆笑地把他迎進了辦公室。
    二人坐定，寒暄幾句，鄧文儀剛轉入正題，徐培根就起身將辦公室反鎖，然後轉身打開保險櫃，取出一疊現鈔，手拿一支手槍，衝著鄧文儀開門見山地說：“鄧秘書，你也不用查了，咱們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實話實說，這是我派人幹的。”
    鄧文儀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團長，竟幹出這種雞鳴狗盜之事！，他起身回道：“為什麽要這麽幹？”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說：“不為別的，無非是想弄幾個錢。前一段我拿航空署300萬元，想做筆買賣，不想運氣不佳，他娘的，一下子把300萬元全栽了進去。你想，我到那兒去弄錢填這個窟窿？沒辦法，隻有在賬上做手腳，幹脆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蘆灑了油，一把火把庫房點著了。誰想天氣太熱，大火失控，釀成此禍。”
    鄧文儀聽完嚇得心快跳出來了，心想：老蔣要是知道了，非殺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鎮靜地問道：“你現在打算怎麽辦？”
    “很簡單，”徐培根攤牌道，“兩條路，一條是你老兄秉公辦事，把事情捅出去。這樣也好，你一槍我一槍，咱倆一塊見閻王爺去，一了百了，另一條路，見麵分一半，這是十萬美金，我送給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們來個瞞天過海，一推了之。”
    鄧文儀見過許多大場麵，但是像徐培根這樣的流氓無賴，他還是第一次碰到。經徐一訛詐，他也沒了主意。要麽是接受賄款，冒險發一筆大財；要麽是被這惡棍一槍打死。鄧文儀權衡利弊，最後選擇了“私了”之路。二人密謀，達成協議，由鄧文儀向蔣介石謊報失火原因。
    鄧文儀見到蔣介石後，裝模作樣地說：“報告校長，飛機場大火案已基本查清。它不是人為的，而是飛機場油料太多，藏儲不密，天熱蒸發起火而致。”蔣介石將信將疑，又派戴笠前去複查。戴笠早已覬覦鄧文儀的職位，乘機找他的茬兒，結果與鄧的匯報不一。這時，素與鄧文儀有隙的陳立夫便乘機向蔣介石進言，說鄧文儀以中國文化學會名義大肆招搖撞騙，在文化界引起了不良影響。適逢鄧文儀又與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指導長宋美齡手下的親信董仁霖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宋美齡偏袒董仁霖而壓製鄧文儀，於是，蔣介石一怒之下撤銷了鄧文儀的公開職務，並準備重辦他，同時下令解散了中國文化學會。後經複興社賀衷寒等“太保”苦求，總算饒了鄧文儀一命，但卻撤銷了他侍從秘書等職務，由此結束了他在蔣介石身邊長達7年的近侍生涯。此後，鄧文儀在仕途上曾一度走了下坡路。
    鄧文儀被撤銷一切分開職務後，隨即被派任複興社助理書記。當時，複興社的書記長經常換人，但鄧文儀這個助理書記卻一直不動。他積極協助每一任書記長工作，“勤慎從公”，“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一副戴罪立功的樣子。時過境遷，蔣介石的氣消得差不多了，於是1935年春又重新起用鄧文儀，派他前往蘇聯任駐蘇武官。
    鄧文儀到莫斯科後，廣泛接觸了蘇聯各界人士，特別是軍界人士。同年秋天，他回國述職，向蔣介石匯報了蘇聯堅決支持中國抗日的態度。當時，蔣介石迫於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強大壓力，看到英、美各國對日政策日漸強硬，痛感日本在華北的瘋狂進逼使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不得不準備抵抗。而要取得蘇聯的援助，必須首先設緩解與中共的關係，因此，他命鄧文儀速返莫斯科，在國際上取得蘇聯對中國的諒解和尋找與中共接觸的渠道。
    鄧文儀回到莫斯科後，展開了頻繁的外交活動，對於莫斯科與中國有關的蘇聯高級將領，過去曾在中國擔任顧問的人，他都進行聯係和懇談。此外，他還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征得蘇聯與共產國際的同意，經胡秋原介紹，開始同中共代表潘漢年接觸。19日，在雙方的接觸中，潘漢年先闡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為此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主張。但雙方對國共合作後在對日作戰時的統一指揮問題和蘇聯援助國民黨軍需等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
    這期間，鄧文儀還同中共駐共產黨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進行了會談，在會談中，鄧文儀提出了雙方合作的三條建議：一、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政府領導成員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二、改編中國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統一指揮；三、國共兩黨恢複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采取其他合作形式，中共繼續獨立存在。
    王明認為國共兩黨的中央均在國內，雙方談判以在國內為好。為此，王明於1月23日專門寫信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提出了鄧文儀去蘇區直接與中共中央政府協商抗日救國的具體辦法。潘漢年則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的名義寫信給蔣介石，保證鄧進入蘇區後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鄧文儀將上述談話記錄整理成詳細報告，派其副官送回南京，供蔣介石閱示定奪。中共代表團則決定派潘漢年回國，以便與國民黨代表繼續接觸。回國前，潘曾與鄧文儀晤麵，商討聯絡辦法。鄧囑潘回國後，可直接與陳果夫聯係。至此，鄧文儀在莫斯科參與國共兩黨接觸的活動結束。雙方在莫斯科的會談，雖無任何實質性進展，但重要的是，兩黨關係的堅冰已被打破，航線已被開通。它為以後雙方的接觸和談判創造了條件。
    在西安事變中幫了蔣介石的倒忙，被蔣介石認為有“二心”之嫌；認為戴笠是蔣介石的希姆萊，自己則為戈培爾；係皖南事變的策劃者之一
    1936年7月，鄧文儀奉調回國，被任命為複興社的書記長、新生活運動總會總幹事。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消息傳到南京，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一片混亂。親日的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楊，轟炸西安，企圖挑起大規模內戰，置蔣介石於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的親英美派，為營救蔣介石，力主和平解決，反對使用武力討伐張、楊。
    當時，複興社內人心惶惶，眾“太保”驚慌失措。鄧文儀剛出任複興社書記長不久，麵對如此複雜的形勢，更是心急如焚，一籌莫展。在賀衷寒等人的鼓動下，他召集複興社骨幹分子，通過了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決議案，並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鄧文儀和賀衷寒等人還拿著這個決議案去征求宋美齡的意見，結果被訓斥了一頓，宋美齡說：“這是一個陰謀。”但是，鄧文儀又親自跑到上海活動，宣揚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人是不識大體、拖延時間、不忠於領袖的表現。
    與此同時，鄧文儀還和賀衷寒等一起，收編了在南京失業的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發起和組織了300人的“討逆赴難團”。該團的口號是：“武裝起來，開赴潼關，直指西安，與張、楊決一死戰，救出校長。”但是，正當他們亂哄哄的要出征的時候，傳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鄧、賀聞訊，頓時泄氣，所謂的“討逆赴難團”也作鳥獸散了。
    蔣介石回到南京，得知這場鬧劇後頗為不滿，把鄧文儀等人找來大發脾氣：“我在西安蒙難，你們在南京過逆，坐地打衝鋒，娘希屁，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想改換門庭嗎？”鄧文儀在西安事變中幫了蔣介石的倒忙，被蔣介石認為有二心之嫌，從此又被冷落起來。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鄧文儀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訓練團延緩一團政治部主任，後任成都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並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成都行轅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期間，他經常在公開場合演講，繼續販賣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敵宣傳委員會遷至武昌美術專科學校後，很快便在無形中解散了。此時，國民黨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個訓練團，招收一批青年和幹部受訓，故須任命一上校政治總教官。對這一清苦的職務，多人不願赴任，惟鄧毛遂自薦，到處奔走托人找關係，一心想當總教官。
    後來，蔣知道了鄧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們替他說情，說他願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蔣也就沒說什麽。
    鄧在訓練團任上校總教官，隻穿軍服，見了將軍們就得行禮。團政治部主任孫伯騫原是鄧的部下，如今鄧要向孫“立正”、“報告”。同事們見後，在背後都笑話他。由於鄧的忍氣吞聲，守規矩，既勤快又無架子，再加上有賀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對鄧的印象逐漸好起來。1938年，經賀等人的舉薦，鄧任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蔣未加反對。
    鄧上任後，招攬了不少名流學者，編輯出版了《黃埔周刊》、《黃埔季刊》、《黃埔叢刊》，自以為又可以為所欲為了。豈不知蔣對他餘恨未了，在一次活動中故意讓他當眾出醜。同年秋，中央軍校十五期第一總隊在成都舉行畢業典禮後，蔣親自主持，蔣在大操場邊走邊巡視，鄧也跟在後邊。蔣驟然回頭對鄧說：“你處處跟著我走，是否覺得漂亮些？我不願意看到你這副嘴臉，你給我滾下去！”當時鄧在全校師生和眾多來賓麵前受到如此奇恥大辱，真是無地自容，待典禮一完便氣衝衝地跑回家去了。
    鄧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條巷，妻子李白堅正因難產住院(幾天後就去世了)，鄧因要陪蔣參加典禮而未與妻子見麵，卻未料到蔣給他當頭一棒。鄧意外受辱，惱羞成怒，回家後痛哭流涕，決心用“軍人魂”劍自殺。恰巧當晚軍校教官袁覲賢去看他，見此情形，百般勸說：“校長不是別人，他對你愛極恨深，總有一天會回心轉意的。”鄧氣憤地高聲說，“我連王八都不如，還做什麽人！”他呻吟了很久，氣也逐漸消了。次日，鄧照常到校辦公，一點牢騷也沒有。
    1939年4月，鄧文儀被授予少將軍銜。9月，任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幹事、宣傳處副處長。1940年，蔣介石任命鄧文儀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協助顧祝同工作。顧祝同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他城府極深，盡管與鄧文儀既有上下級之分，又有師生之誼，但由於鄧文儀是蔣介石的紅人，所以政治部的大事小事一概由鄧定奪，他並不過問。因此，鄧文儀便為所欲為了。
    鄧文儀一到第三戰區，就施展其反共本領。他首先整頓了戰區的“前線日報”，將一批進步人士逐出報社，在他的把持下，該報經常刊登一些攻擊新四軍的反動文章。接著，他又成立了一個政治部調查專員室，專門用來對付共產黨人和抗日群眾。調查室的骨幹分子大都是湖南籍的原複興社社員。此外，每逢紀念周時，鄧文儀都要在第三戰區大吹特吹一通，極力宣揚“一切為了需要，需要就是真理”的實用主義觀點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理論，把整個政治部搞得烏煙瘴氣。
    在同僚麵前，他一直認為戴笠是蔣介石的希姆萊，自己則是戈培爾。
    戈培爾是納粹德國的重要頭目，希特勒的宣傳教育部長。他瘋狂宣傳法西斯主義，鼓吹侵略戰爭，顛倒是非，無所不用其極，以至他的名字也成了造謠、誹謗宣傳的代名詞。而鄧文儀則以“複興社的戈培爾”自居，在意識形態領域為蔣介石拚命鼓噪，是一個十足的蔣介石狂和反共狂。盡管他的文章和演講都隻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簡直使人無法懂得他到底說的是什麽，但由於他的狂喊狂叫，亂蹦亂跳，卻也同賀衷寒、劉健群一起，被稱為複興社的三大“理論家”和“宣傳家”。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前，他曾多次率特務到皖南視察，為襲擊新四軍做準備。事變中，他參與製定了對新四軍進攻的作戰方案，是皖南事變的策劃者之一。事變後，他主持了對新四軍被俘人員的整訓工作，並親自到上饒集中營，對被俘的新四軍官兵大打出手，肆意迫害。
    1942年，鄧文儀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一廳廳長。1944年，蔣介石在大後方組織了10萬青年軍，調鄧文儀出任青年軍政治部設計指導委員會主任。鄧在青年軍中廣泛進行法西斯教育，毒害這些青年，為蔣介石培養日後內戰反共的反動軍隊立下了汗馬功勞，受到蔣介石的嘉獎。為此，在1945年5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鄧文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次年3月，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又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
    被人稱為“造謠公司”總經理和滿天飛的“空中使者”；是國民黨當局破壞國共和談的“打手”；奉命勸阻陳明仁起義未果；是下令炸毀廣州市區海珠橋的凶手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采納了美國的建議，將原軍委會政治部第一廳改為國防部新聞局，後又改為政工局，一直由鄧文儀但任局長，同時，鄧還擔任了國民黨國防部軍事發言人的職務。內戰時期國民黨中央社的有關軍事新聞幾乎全是通過鄧文儀之口轉述的。這一時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戰地宣傳和軍事新聞發布，被人稱為“造謠公司”總經理和滿天飛的“空中使者”。
    國民黨發動內戰後，不斷遭到失敗。為了鼓舞士氣，拚命開動宣傳機器，顛倒是非，往往把敗仗，把“全軍覆沒”說成“國軍大捷”，以至於有人要反麵理解國民黨的宣傳，才能了解事實真相。另外，鄧文儀主管戰地宣傳工作，有時甚至親自出馬，乘飛機到陣前空投傳單，以鼓動國民黨軍隊的士氣。他更多的時候是代表蔣介石親臨前線，充任蔣介石的“空中使者”。
    1947年5月，國民黨第八軍李彌部在山東臨朐與我華東野戰軍展開激戰，李彌十分頑固，陳毅曾三次派人前往勸其棄暗投明，均遭拒絕，消息傳到南京，鄧文儀命令手下大肆渲染。不久，蔣介石又親派鄧文儀飛臨山東濰縣慰問，對李彌慰勉有加，並授予青天白日勳章。李彌受寵若驚，對鄧文儀說：“感謝鄧局長冒矢石之險前來慰勞，李某這下可算通天了。”
    同年夏，胡宗南進攻延安，鄧文儀乘機飛到西安，組織了“陝北工作團”，以王超凡為團長，黎宗銘為副團長，並將從南京政工局帶來的一批人交給黎宗銘帶往延安，從事反動革命活動，鄧文儀還用畫冊“偉大的蔣介石委員長”及法幣50萬元買通地主張永泰，讓其在大會上誣篾共產黨“壓迫剝削人民”。又強迫一參政員誣篾共產黨不民主，並命令劉培初組織保甲，以達到反共的目的。
    1948年9月，鄧文儀晉升中將軍銜，當時，華東野戰軍發動了濟南戰役。鄧文儀的黃埔一期同學王耀武死守城池，困獸猶鬥。蔣介石為給王耀武打氣，派鄧文儀飛往濟南。飛機飛抵濟南上空時，已無法降落，鄧文儀隻好向城內空投了一個信袋，和王耀武在對講機裏說了幾句話，就匆匆回南京複命去了，鄧剛飛走不久，濟南即被解放軍攻下，王耀武作了俘虜。
    淮海戰役期間，黃維的第十二兵團被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包圍在安徽蒙城雙堆集地區。當時，蔣介石一麵令黃維兵團，並派鄧文儀乘飛機到蚌埠督戰。
    鄧文儀一到李延年的指揮部，就將蔣介石的親筆信交給他說：“黃維的安危全仰仗你了。”正在此時，一陣激烈的炮火打來，震得泥土亂飛。李延年無可奈何地對鄧文儀說：“我盡力而為吧，戰場的情況你也看到了，我勸你還是早一點離開，我是不敢留你在這兒過夜的。我是帶兵的，隻有聽天由命了。”鄧文儀見勢不妙，隻好乘飛機離開蚌埠。不久，黃維兵團被殲，李延年兵團也受到了重創。
    1949年初，蔣介石宣布“引退”，回奉化溪口進行幕後指揮，鄧文儀經常到溪口去看望蔣介石，麵對國民黨軍隊的接連慘敗，他感到心灰意冷，白天依舊一副君子模樣，晚上則下舞場，玩麻將，花天酒地。
    蔣介石宣布“引退”後，李宗仁上台擔任代總統，繼續進行“和平攻勢”。4月1日，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啟程離寧赴平。南京政府實行真和平，反對假和平。蔣介石聞訊大怒，向鄧文儀下達了鎮壓的手諭。接著，軍警、憲兵、特務方麵頭目開會，宣讀了蔣介石的手諭。接著，軍警、憲兵、特務一齊出動，對遊行示威的學生和群眾大打出手，打死2人，打傷200多人，這次“四一血案”，是國民黨破壞和談的嚴重步驟，而蔣介石是幕後指揮，鄧文儀等則充當了打手。
    長沙起義前夕，陳明仁尚在猶豫。蔣介石派鄧文儀飛抵長沙做陳明仁的工作。鄧、陳二人同為黃埔一期，私交很深。鄧文儀向陳明仁轉交了蔣介石的親筆信，並對他說：“子良兄（陳明仁號子良），你我都是校長的學生，現在許多都在背叛他，他待你我不薄，你可不能見利忘義啊！”陳明仁聽了低頭不語。鄧又說：“不要忘了你是血戰四平的英雄，共產黨能忘了那筆血債嗎？”陳明仁聽了此話頗感不快。他抬頭對鄧說：“此一時，彼一時，陳某人並不是因為怕死才有此舉的。”當時，起義已迫在眉睫，陳明仁的部下建議將鄧文儀扣留交給共產黨。陳則說：“鄧是一介書生，又是信使，人各有誌，道不同不相謀。”鄧文儀見陳明仁主意已定，隻好悻悻而去。
    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長江後，以摧枯拉朽之勢，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漢、長沙等大城市。10月上旬，兵臨廣州城下。當時，鄧文儀已逃到了廣州，在閻錫山拚湊的所謂“戰時內閣”中任政工局局長，指揮國民黨特務繼續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在一次軍警特務頭子會議上，他曾揚言：“所有嫌疑分子應迅速逮捕，所有政治犯應迅速處決。”在他的指導下，反動軍警在廣州大搞白色恐怖，僅中山大學一次就有156人被捕。
    在廣州解放前夕，鄧文儀曾命令廣州衛戍司令李及蘭大肆破壞城市設施，犯下了種種罪行，最令人憤恨的是他下令炸毀了廣州市區的海珠橋。海珠橋是廣州人民用血汗建築的橫跨珠江的大鐵橋，工程浩大，建築雄偉，是廣州人民引以自豪的建築之一。國民黨要破壞大橋的消息傳出後，廣大市發紛紛派代表向廣州當局請願，堅決反對破壞大橋，但由於鄧文儀等人的幹涉和阻撓，請願毫無結果。
    10月14日，國民黨軍警突然宣布大橋“緊急戒嚴”。不久，又宣布解嚴，車馬行人照常行駛。可人們哪裏知道，喪心病狂的反動派已經在他們腳下安裝了400多箱黃色炸藥。下午6時，隨著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鋼架結構的珠海大橋騰空而起，橋上的一切化為烏有，途經行人炸得粉身碎骨，橋下的船隻也頃刻間化為支離破碎的木板，一時間，珠江兩岸呻吟聲四起，慘絕人寰。事後統計，海珠橋血案造成災民三千，死傷五百，沉毀民船百餘艘，震損房屋數百間，海珠橋血案教育了廣州人民，更增強了他們對國民黨的無比仇恨。
    早已跑到成都的蔣介石，得知這一消息十分高興，稱讚鄧文儀等人幹得好，而鄧文儀也以此在台灣國民黨政壇上又混了幾年。
    晚年鑽研道教，為台灣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名譽會長，率四海同心會祭祖團回大陸
    鄧文儀隨蔣介石到台灣後，被任命為台灣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內政務次長等職，但已不掌握實權了。他一手經辦的政工局被蔣經國接管，改為“國防部”總政治部，蔣經國任主任。3年後，他又辭去其他職務，專任政務次長，也曾任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員會副主任委員。20世紀60年代以後，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影息山林，整日和一班道士談經說道。從1983年起擔任台灣道教總會理事長，並從事著述。
    80年代後，鄧文儀任台灣中國民主和平統一策進會主任。1991年，台灣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成立，鄧文儀被推為名譽會長，劉番為會長。4月5日，鄧文儀、劉番率該地祭祖團到陝西橋山祭掃黃帝陵。祭文寫道：“四十年寒暑，癸奠愧疚，兩岸黃埔，相期互助。率團謁陵，同心相求，河山一統，萬世行秋。”
    鄧文儀在接受《中國新聞》社記者采訪時說：“台灣同胞來橋山祭拜黃帝陵的機會很難得。我想說的話很多，但最要緊的還是祖國盡快統一。中國統一，好處很多，海內外同胞都應為此竭誠努力。”隨後，鄧文儀、劉番率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祭祖團到達北京，同黃埔軍校同學會進行了座談，4月10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見了鄧文儀等。在交談中，鄧文儀再次表達了希望祖國盡快統一的迫切願望，並表示願為此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