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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記：楊柏大峽穀的盡頭，在山西與河南交界的地方，有一個自然村叫後龕村，原先屬於楊柏鄉，撤鄉並鎮後現隸屬於河北鎮，這個村子如今隻剩了一個村民。
    後龕村唯一的村民叫趙年榮，六十多歲，因腿部殘疾終身未娶，一直和母親相依為命。去年老母親去世，剩了他一人靠政府的救濟過活。
    在公路的兩邊，一邊是原村委的行政辦公場所，一邊曾是各類小賣部，如今人去屋空，冷冷清清。牆上寫著“計劃生育利國利民”的大標語依舊醒目。村務公開欄裏張貼著一個村民因擅自點火被責令寫的檢查依舊清晰可辨。衛生所的招貼很醒目，門口有中國移動的廣告。想必當年這裏曾是後龕村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應該是方圓一帶最熱鬧的地方。如今，所有的房屋全部被廢棄了，人去屋空，四周一片岑寂荒涼。
    一隻烏鴉沉著地落在木質的電線杆上，呱呱地叫了幾聲，看到我的舉起鏡頭，撲閃著翅膀飛走了。
    家族是在曆史長河中漂流的船隻，船上的乘客就是一家人。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堂兄堂弟、伯父伯母、表哥表嫂是一個家族的不可或缺的成員。家族是社會的自然形態，是合情合理合乎自然大道的存在形式，因此從前移民是一個家族一個家族地移，於是才會有高家溝、李家村、張家峁。如今村民們搬遷去到哪裏誰也說不清了，各家族的後裔們就此徹底打散。民間的族譜家譜大都銷毀，姓氏廟號大多無據可查，鄉村的宗祠家廟也基本消失，加之獨生子女等因素，關於“家族”的“族”也正在或已經解體，以後的社會也許會有“家”無“族”，與“家族”相關的傳統文化將因此徹底丟失。
    說不清楚全國有多少農村的青壯年湧向了城市漸漸成為了城市居民，又有多少農村的兒童從上學那天起，就不可能再回到祖先們生活過的故鄉。他們選擇的道路，無一不是上大學、讀中專，或者做保安、做清潔工、擺地攤、當保姆，最終留在城市做一名城裏人。農民的後代選擇做什麽的都有，就是沒有人選擇繼續當農民。
    來到了趙年榮家，隻見搖搖欲墜的房屋破敗到幾乎隻剩了間架。滿院子瘋長著荒草，荒草中立著一個鍋狀的電視接收天線。趙年榮家裏有鄰村一位孤寡老人來串門，場麵比我想象的要熱鬧一點。兩位老人抽著煙，滿屋裏煙氣騰騰。
    趙年榮的家有一個小炕、一張舊木床、一隻畫著油漆畫的箱子，中間的八仙桌上擺著一台12英寸的電視機，八仙桌兩邊是兩隻舊木椅，趙年榮就坐在木椅上。
    緊靠炕的一頭，有一灶石頭砌的火爐，爐台上放著一碗黃澄澄的小米，火爐裏燒著劈柴，火勢正旺，紅紅的火苗竄上躥下，冒著一股木柴的香氣。灶旁殘破的土牆上掛著些常用的瓢勺鍋鏟。老人正在煮飯，揭開鍋蓋看了看，鍋裏煮著半鍋土豆。土豆熬小米稠粥，是趙年榮的午飯，他說這鍋飯要吃兩三頓。
    趙年榮告訴我們說，電視是政府送給他的，去年過年鄉上還送來一條棉被。他用手比畫著：“棉被有這麽厚。共產黨好啊，共產黨對我好。”
    趙年榮雙腿殘疾，身邊沒有人照顧，有親姊妹，但不在身邊，有時候也過來看看。他說姊妹們看重的是政府補貼給他的那點錢，對他本人並不關心。老人說：“她們想要我的錢，我就是不給。”
    從趙年榮的院子裏走出來，在大峽穀的拐彎處，有一口天然水井，其實那是一個山泉的泉眼，這個泉眼的水旱不減澇不增。趙年榮拖著一條殘疾的腿，每日要到這眼井上來取水。
    拐過去，與趙年榮的房子相對的地方，有一座廢墟，廢墟邊上巨大的核桃樹遮天蔽日，四周散種著一些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樹。那份韻致正是陶淵明《歸田園居》一詩中的情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隻是不見了“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石頭壘砌的廢墟在斜陽下默默佇立著，赭紅色的牆體，有一種頹井殘垣的美。想象這裏勞作一天的人們，曾經在夏天的晚上，頭頂一輪明月，聚集在核桃樹下，端著大海碗，家長裏短，笑語喧喧……村村通電了，也通路了，隻是沒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