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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淚是宣泄的重要途徑，遇到情緒需要宣泄的時候，我們不要刻意憋著，這有利於情緒的平複。當然了，最好的辦法還是避免產生不宣泄就不能活的情形，換句話說，就是不要為一點兒小事就鬱悶、壓抑、流淚，如果女性的心態能平靜至此，所謂“百毒不侵”，很多疾病都避免了。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長見識，“見怪不怪”的平靜來自於見得多、識得廣。所謂見多識廣，這也是女性自我身心建設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我很喜歡拿史鐵生來舉例子，他在年輕的時候就高位截癱了，此後的幾十年一直坐在輪椅上寫作。因為截癱，身體很差，所以他自己開玩笑說，他的職業就是生病。
    其實史鐵生在生病前是個很喜歡運動的人，個子也很高大，突然間被囚禁在輪椅上，這種境遇對誰來說，都是會鬱悶終生的。史鐵生也不是聖人，他能在艱難的情況下活下來，而且留下不朽著作，和他自己的心態調整很有關係。
    史鐵生說過的話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壓瘡，一連數天隻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麽晴朗……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任何災難的前麵都可能再加一個‘更’字。”
    一個人能在不順利的時候仍舊知足，才能從低穀走向高峰，走過人生的坎兒。
    怎麽才能知足呢？這需要一個“對照組”。史鐵生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的身體可以被輪椅所困，但心可以飛得很遠、很高，這不隻保證了他的創作靈感，而且是對自身的一種關照，所以，他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對照組”：他用癱瘓在輪椅上的日子，和因為壓瘡而隻能躺著的痛苦做對比，就覺得自己每天的端坐就是幸運的，就因此而知足。作為常人，我們身邊有很多“對照組”，我們也都能從中找到比自己要更不幸的人或事兒，讓自己知足，鼓勵自己堅持、不放棄。
    很多地方培訓幹部時一定要去三個地方：一個是監獄，一個是醫院，一個是火葬場。去監獄是想提醒人們，自由有多麽珍貴，為了珍惜自由，大家要自律；去醫院是提醒大家，健康是多麽難得，擁有健康就已經該感謝命運了；去火葬場是為了提醒人們，活著多好，隻要活著，其他都是身外之物……這種培訓其實說到底就是幫助被物欲打攪的人們，將自己不斷提高的欲望標準降低下來，不要再深挖“欲壑”了，通過欲望的合理定位而懂得感恩、知足。人有了知足的心態和能力後，很多事情就少了悲傷、哀怨的理由，人也就少了需要借助眼淚排毒的必要。
    無論是史鐵生自己的心靈建設，還是幹部培訓這類社會性活動，其實都是在培養足夠高遠的見識。隻是幹部培訓的那種見識比較極端，但隻要見識夠了，確實可以減少很多近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嘛。
    之所以中醫曆史記載的很多女人都是病在氣上，還是因為過去的女性基本生活在閨房之中，生活簡單而狹窄，她們沒什麽見識。所以一件小事兒對她們來說也是天大的事兒，一個男人對她們來說就是整個世界，足以動氣，足以流淚，甚至賠上一生。
    很多人生病之後去打坐、參禪，這些修習中，都有一個技術性的訓練環節，就是忘掉自我的存在，也就是大腦皮質放鬆掉對身體的所有管束，使身體的潛能在參禪中發揮出來，這就是參禪、打坐能治病的原因，這是狹義上的忘我的價值。廣義上說，人之所以感到悲傷、想要流淚，是因為他關注的僅僅是自己，僅僅是“我”。在心理學上，“我”就是一個容器，專門裝載憂愁、悲哀、痛苦。所以我們總說，“我感到悲哀”“我很痛苦”，這些情緒總是和“我”緊密相連的。要想不悲哀、不傷感，隻有把裝悲哀的“容器”打碎，就是忘我，“我”被遺忘了，悲哀、痛苦也就無所攀附了。所以，心理學上給那些明明生活很優越，但總是感覺不到幸福的人的建議，就是去做慈善，幫助那些生活艱難的人。很多人在做慈善的過程中感到了幸福。為什麽？首先他忘我了，對受助者生活困境的關注使他在一段時間內做到了忘我。就像現在很多老年人到公園裏唱歌，用蘸水的墩布在地上寫字，唱得、寫得都很上癮，經常忘了還得回家做飯。之所以廢寢忘食，就是因為他們從“我”中走出來了，忘我地投入到一件他們熱愛的事情中了，這個時候，痛苦、傷感也就被遺忘了。
    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是反觀自己的時候。受助者的不幸就像我在前麵說過的幹部培訓一樣，給你一麵鏡子，讓你感到自己擁有的一切值得慶幸，可以知足，逐漸地感到自己的不幸福、不快樂其實就是無病呻吟。之所以人們形容那些幫助他人者是“予人玫瑰，手留餘香”，是因為這印證了幫助別人的過程也是個利己的過程。利他就是最高境界的利己，因為人在利他的時候是忘我的，是在打碎承載痛苦的容器。
    見識的培養需要走出去，接觸人和社會，這在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全職太太的現今，逐漸地成為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其實，很多時候不是工作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工作；你不是需要工作的報酬，而是需要工作帶給你的見識的積累。隻有見識廣了，你才不會隻盯著自己以及自己的利益，這就是幸福開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