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更新帝國霸業之崛起 ！
    關於王猛對慕容垂的態度，王猛在潛意識中確實對慕容垂的到來產生了一種受壓迫感，其實這是正常的。王猛出身草根，曆盡千辛萬苦才謀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現在突然來了一個出身高貴的慕容垂，並且受到天王苻堅的無上厚待，王猛在感情上不可能不受衝擊。
    王猛絕不是心胸狹窄之人，因為苻堅再怎麽厚待慕容垂，那都是做給燕國看的，收攏燕國人心的意圖非常明顯，王猛的相位不可能被符堅換易。這一點，王苻慕容三人都清楚。王猛之所以幾近發狂般的要趕走慕容垂，正如猴格所說的，慕容垂入秦，隻是迫於慕容評的打擊而入秦避難，一旦燕國形勢有利於他，他肯定要回去。不過相比於慕容垂，王猛更擔心的是陰鷙的姚萇，此人才是前秦最大的隱患，王猛久欲除之而不得其機會。
    慕容垂為人相比於姚萇還算厚道，至少在苻堅兵敗之後，沒有加害苻堅，他隻想恢複燕國的舊業。金刀計最厲害的一點是王猛意外的斷送了鮮卑慕容氏的光明未來，本有機會成為一代雄主的慕容令被金刀計意外害死，慕容垂的家業無人繼承。如果是慕容令vs拓跋珪，勝負真未可知。可偏偏拓跋珪的對手是飯桶般的慕容寶，勝負早已注定。
    關於管仲的經濟思想，一言以蔽之：富民主義。
    這是管仲比韓非看得更透的地方，特別是在《五輔篇》中，管仲講了一段極富人性哲理的談話，原文是“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社會安定與否，其實評判標準再簡單不過，就是管仲所說的這個標準。
    關於“欲”，儒家推崇仁義道德，強調個人對物欲的節製，而法家又推崇物質刺激，強調以利誘人，忽略了社會教化功能。管子是法家，但他的“法”屬於輕法，因為管仲在強調人的動物性（追求物質）的同時，更注重人的社會性（仁義道德）。
    儒家說性本善，法家說性本惡，都有道理，又都有偏頗之處，隻看到了硬幣的各一麵。管仲的偉大就在這裏，他看到了硬幣的兩麵。人的動物性決定了人是有物質欲望的，這是社會教化的基礎。
    《呂氏春秋.孟冬紀》對人性看的很清楚，“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荀子.國富》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物質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是無限的。對於人的本能欲望所形成的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應該因勢利導，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百姓的欲望，而不是一味打壓，這是非常愚蠢和危險。
    隻有滿足社會各階層的物質需要，才能讓人們心甘情願的受官府統治，才能在此基礎上進行社會教化，進而鞏固統治。曆代之所以興，無不使民得其所欲；曆代之所以亡，無不輕民欲，盡天下之財貨以奉一人。
    現在我們講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的本質其實就是社會各階層在利益分配上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或者說是妥協。管仲所說的“民欲”，其實就是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中下階層對物質的合理追求。
    中下階層是任何一個政權維護穩定的基礎，滿足了這部分人對物質的基本需求（活的有尊嚴），社會是亂不起來的。不要動輒指責老百姓仇富，老百姓隻要滿足了自己並不多的物質需求，對富裕階層最多隻是羨慕，而不是嫉妒恨。
    人的動物屬性，決定了人的利益需求，特別是占人口大多數的社會底層。雖然百姓是被統治者，但他們可以決定一個政權是存在還是滅亡，即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如何才能實現強國富民，以安天下？管仲開出的藥方是：
    一、減輕對勞動者的壓榨程度，即“薄賦斂”，讓老百姓更多的獲得自己的勞動所得，這是讓民致富最簡單的辦法。
    二、減輕刑法，不論是肉刑還是死刑，都會減少青壯年勞動力，進一步影響國家的安全穩定。
    三、建設社會道德價值體係，在鄉間多設賢士，通過榜樣的作用帶動人心向善。
    四、增加人口，這是執行第一、第二條政策後所產生的效果。
    這裏有一個問題，如果政府減少稅收，財政怎麽辦？無論是政府開支，還是軍事開支，以及社會教化，哪項不需要花錢？薑小白並沒有理解這一點，反而要對民間征收房產稅、樹木稅、甚至是六畜稅，但都被管仲否決了。
    薑小白有些不爽：“沒錢，我吃什麽？”
    管仲笑了：“我們可以向大自然要效益。”管仲的原話是“唯官山海為可耳。”
    所謂山海，指的就是鐵和鹽。齊國地處渤海之濱、黃海之側，有豐富的海鹽資源，而且境內多山，鐵資源豐富。管仲敏銳地發現了礦產資源之於國家經濟的重要性，向大自然攫取財富，不是直接剪老百姓的羊毛，老百姓的利益沒有受到太大損害。即維護了社會穩定，又擴展了政府財政，政治、經濟皆得其利，可謂兩全齊美之上策。
    八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最好的時代——千古一相說管仲（中6）
    當然，管仲提出的課鹽鐵之稅，最終買單的還是老百姓。特別是鹽，鹽與糧食一樣，是人為了保持正常生存狀態必須吃的，“無鹽則腫”。而管仲的鹽鐵政策是官方絕對控製，壟斷經營，你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除非你想做白毛女或白毛男。
    管仲給薑小白算了一筆賬，一個成年男子每月吃五升半的鹽，成年女人每月吃三升半，未成年人每月吃二升半。每升鹽市價多收二錢，每月的國家收入能有二百萬錢。一個千萬人口的國家，每月的國家收入就能達到六千萬錢。如果我們隻征收稅賦，那麽征收範圍隻能限定在成年人，未成年人這塊的收下我們就得不到了。向成年人征收稅賦，每月我們隻能收到三千萬錢，比賣鹽少了一半收入。如果要想通過稅賦達到六千萬的收入，就隻能搜刮未成年人了，這勢必引發百姓的不滿，社會動蕩。
    不過，並不能因此就說管仲是繞著彎的搜刮民財，管仲這麽做，實際上更體現他的愛民情懷。如果管仲貪百姓之財，大可以一方麵加重百姓稅賦，一方麵再高價賣鹽。反正無論提不提高稅賦額度，老百姓都是要吃鹽的。
    商品經濟的發展，說穿了，就是讓老百姓手裏有餘錢買東西，這樣才能刺激市場繁榮。如果老百姓的那點錢都被官府搜刮了去，或被套牢，拿不出錢買東西，市場隻會進一步萎縮，進而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和社會穩定。
    管仲的邏輯就是少征收稅賦，讓老百姓多積蓄，然後拿出一部分錢來購買國家專營的商品，如鹽鐵。這樣一來，國家財政有了收入，老百姓手上還有大量餘錢。老百姓手上有了錢，會從政府設置的官商那裏購買生產生活資料，擴展生產規模，提高生活質量，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上麵講的是管仲的經濟思想，但具體如何實施？管仲也給出了答案，就是著名的“士農工商，各行其業”，這應該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對社會生產體係進行細致分工的記載。
    人不是萬能的，總要有個專長，不可能即會寫文章、種地，又會打鐵、紡織、做生意，所以社會生產就有了明確的分工。管仲提出的社會分工理論，要求士、農、工、商各自形成了一個圈子，互相之間不跨行，這樣才能形成產業優勢，
    雖然士與農的地位排在工與商的前麵，但齊國的經濟支持產業卻是“工”，主要是紡織品。《漢書.地理誌》對此有明確記載：“（自管仲經濟改革之後，齊國的）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唐人顏師古在這一條後注釋：“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來自齊國的紡織品幾乎壟斷了國際市場，這份功勞，主要是管仲的。
    如果沒有合理成熟的商貿運營體係，再好的商品也要爛掉。管仲最讓人佩服的一點，就是有意識的將商人出國經商置於自己的經濟外交戰理論之下，通過經濟戰打跨諸國的經濟體係，使之在經濟上失去與齊國對抗的可能性，從而進一步加速齊國的稱霸事業。管仲的對外貿易是有選擇的，理論根據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敵國缺少什麽商品，我們就製造大量這樣的商品，實行價格壟斷，逼著你出高價買我的商品。有哲人說過，控製敵國的政治，不如控製敵國的經濟，一旦齊國的商品填滿了各國的市場，天下盡在管仲掌中！?
    在鼓勵本國商人出國經商的同時，管仲還出台一係列優惠政策，吸引外國商人來齊國進行貿易。管仲規定，凡外國商人，來齊國交易一車商品，齊國政府會給他提供飲食住需；拉三車商品，政府會給他的馬匹提供草料；拉五車商品，政府會提供五人的專門服務。看到來齊國經商有厚利可圖，各國商人潮水般擁向齊國，“天下商賈歸齊若流水”，齊國的商品貿易空前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