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

    題記

    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的緣由，說起來是很沒有什麽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為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這是我做的麽？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麽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現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餘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並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嗬，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

    其次，自然因為還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為又有人憎惡著我的文章。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隻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麵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木皮道人說得好，“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麵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為他就尊你為烈士了麽？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於三一八慘殺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還有一點小意義，就是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跡。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麽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麵是埋藏，一麵也是留戀。至於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

    我十分感謝我的幾個朋友，替我搜集，抄寫，校印，各費去許多追不回來的光陰。我的報答，卻隻能希望當這書印釘成工時，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別的奢望，並沒有什麽；至多，但願這本書能夠暫時躺在書攤上的書堆裏，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於容不下一點小土塊。再進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國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還未被所謂正人君子所統一，譬如有的專愛瞻仰皇陵，有的卻喜歡憑吊荒塚，無論怎樣，一時大概總還有不惜一顧的人罷。隻要這樣，我就非常滿足了；那滿足，蓋不下於取得富家的千金雲。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大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

    人之曆史

    ————德國黑格爾氏種族發生學之一元研究詮解

    進化之說，煔灼於希臘智者德黎（Thales），至達爾文（Ch.Darwin）而大定。德之黑格爾（E.Haeckel）者，猶赫胥黎（T.H.Huxley）然，亦近世達爾文說之謳歌者也，顧亦不篤於舊，多所更張，作生物進化係圖，遠追動植之繩跡，明其曼衍之由，間有不足，則補以化石，區分記述，蔚為鴻裁，上自單幺，近迄人類，會成一統，征信曆然。雖後世學人，或更上征而無底極，然十九世紀末之言進化者，固已大就於斯人矣。中國邇日，進化之語，幾成常言，喜新者憑以麗其辭，而篤故者則病儕人類於獼猴，輒沮遏以全力。德哲學家保羅生（Fr.Paulsen）亦曰，讀黑格爾書者多，吾德之羞也。夫德意誌為學術淵藪，保羅生亦愛智之士，而猶有斯言，則中國抱殘守闕之輩，耳新聲而疾走，固無足異矣。雖然，人類進化之說，實未嚐瀆靈長也，自卑而高，日進無既，斯益見人類之能，超乎群動，係統何昉，寧足恥乎？黑氏著書至多，輒明斯旨，且立種族發生學（Phylogenie），使與個體發生學（Ontogenie）並，遠稽人類由來，及其曼衍之跡，群疑冰泮，大

    人類種族發生學者，乃言人類發生及其係統之學，職所治理，在動物種族，何所由昉，事始近四十年來，生物學分支之最新者也。蓋古之哲士宗徒，無不目人為靈長，超邁群生，故縱疑官品起原，亦彷徨於神話之歧途，詮釋率神

    林那（K.vonL inné）者，瑞典耆宿也，病其時諸國之治天物者，率以方言命名，繁雜而不可理，則著《天物係統論》，悉名動植以臘丁，立二名法，與以屬名與種名二。如貓虎獅三物大同，則謂之貓屬（Felis）；而三物又各異，則貓曰Felis domestica，虎曰Felistigris，獅曰Felis leo。又集與此相似者，謂之貓科；科進為目，為綱，為門，為界。界者，動植之判也。且所著書中，複各各記其特點，使一披而了然。惟天物繁多，不可猝盡，故每見新種，必與新名，於是世之欲以得新種博令譽者，皆相競搜采，所得至多，林那之名大顯，而物種（Arten）者何，與其內容界域之疑問，亦同為學者所注目矣。雖然，林那於此，固仍襲摩西創造之說也，《創世記》謂今之生物，皆造自世界開辟之初，故《天物係統論》亦雲免諾亞時洪水之難，而留遺於今者，是為物種，凡動植種類，絕無增損變化，以殊異於神所手創雲。蓋林那僅知現在之生物，而往古無量數年前，嚐有生物棲息地球之上，為今日所無有者，則未之覺，故起原之研究，遂不可幾。並世博物家，亦篤守舊說，無所發揮，即偶有覺者，謂生物種類，經久久年月間，不無微變，而世人聞之皆峻拒，不能昌也。遞十九世紀初，乃始誠有知生物進化之事實，立理論以詮釋之者，其人曰蘭麻克，而寇偉實先之。

    寇偉（G.Cuvier）法國人，勤學博識，於學術有偉績，尤所致力者，為動物比較解剖及化石之研究，著《化石骨胳論》，為今日古生物學所由昉。蓋化石者，太古生物之遺體，留跡石中，曆無數劫以至今，其形了然可識，於以知前世界動植之狀態，於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實造化之曆史，自泐其業於人間者也。揣古希臘哲人，似不無微知此意者，而厥後則牽強附會之說大行，或謂化石之成，不過造化之遊戲，或謂兩間精氣，中人為胎，迷入石中，則為石蛤石螺之屬。逮蘭麻克查貝類之化石，寇偉查魚獸之化石，始知化石誠古生物九留蛻，其物已不存於今，而林那創造以來無增減變遷之說遂失當。然寇偉為人，固仍襲生物種類永住不變之觀念者也，前說垂破，則別建“變動說”以解之。其言曰，今日生存動物之種屬，皆開辟之時，造自天帝之手者爾。特動植之遭開辟，非止一回，每開辟前，必有大變，水轉成陸，海墳為山，於是舊種死而新種生，故今茲化石，悉由神造，惟造之之時不同，則為狀自異，其間無係屬也。高山之顛，實見魚貝，足為故海之征，而化石為形，大率撐拒慘苦，人可知其變之劇矣。自開辟以至今，地球表麵之大故，至少亦十五六度，每一變動起，舊種悉亡，爰成化石，留後世也。其說逞肊，無實可征，而當時力乃至偉，崇信者滿學界，惟聖契黎（E.Geoffroy St.Hilaire）與抗於巴黎學士會院，而寇偉博識，據壘極堅，聖契黎動物進化之說，複不具足。於是千八百三十年七月三十日之討論，聖契黎遂敗。寇偉變動之說，盛行於時。

    雖然，不變之說，遂不足久饜學者之心也，十八世紀後葉，已多欲以自然釋其疑問，於是有瞿提（W.von Goethe）起，建“形蛻論”。瞿提者，德之大詩人也，又邃於哲理，故其論雖憑理想以立言，不盡根於事實，而識見既博，思力複豐，則犁然知生物有相互之關係，其由來本於一原。千七百九十年，著《植物形態論》，謂諸種植物，皆出原型，即其機關，亦悉從原官而出；原官者，葉也。次複比較骨胳，造詣至深，知動物之骨，亦當歸一，即在人類，更無別於他種動物之型，而外狀之異，特緣形變而已。形變之因，有大力之構成作用二：在內謂之求心力，在外謂之離心力，求心力所以歸同，離心力所以趨異。歸同猶今之遺傳，趨異猶今之適應。蓋瞿提所研究，為從自然哲學深入官品構造及變成之因，雖謂為蘭麻克達爾文之先驅，蔑不可也。所憾者則其進化之觀念，與康德（I.Kant）倭堪（L.Oken）諸哲學家立意略同，不能奮其偉力，以撼種族不變說之基礎耳。有之，自蘭麻克始。

    蘭麻克（Jean de Lamarck）者，法之大科學家也，千八百二年所著《生體論》，已言及種族之不恒，與形態之轉變；而精力所注，尤在《動物哲學》一書，中所張皇，先在生物種別，由於人為之立異。其言曰，凡在地球之上，無間有生無生，決無差別，空間凡有，悉歸於一，故支配非官品之原因，亦即支配有官品之原因，而吾黨所執以治非官品者，亦即治有官品之途術。蓋世所謂生，僅力學的現象而已。動植諸物，與人類同，無不能詮解以自然之律；惟種亦然，決非如《聖書》所言，出天帝之創造。況寇偉之說，謂經十餘回改作者乎？凡此有生，皆自古代聯綿繼續而來，起於無官，結構至簡，繼隨地球之轉變，以漸即於高等，如今日也。至最下等生物，漸趨高等之因，則氏有二律，一曰假有動物，雛而未壯，用一官獨多，則其官必日強，作用亦日盛。至新能力之大小強弱，則視使用之久暫有差。淺譬之，如鍛人之腕，荷夫之脛，初固弗殊於常人，逮就職之日多，則力亦加進，使反是，廢而不用，則官漸小弱，能力亦亡，如盲腸者，鳥以轉化食品，而無用於人，則日萎，耳筋者，獸以動耳者也，至人而失其用，則留微跡而已：是為適應。二曰凡動物一生中，由外緣所得或失之性質，必依生殖作用，而授諸子孫。官之大小強弱亦然，惟在此時，必其父母之性質相等：是為遺傳。適應之說，迄今日學人猶奉為圭臬，遺傳之說，則論諍方烈，未有折衷，惟其所言，固進化之大法，即謂以機械作用，進動物於高等是已。試翻《動物哲學》一書，殆純以一元論眼光，燭天物之係統，而所憑借，則進化論也。故進化論之成，自破神造說始。蘭麻克亦如聖契黎然，力駁寇偉，而不為世所知。蓋當是時，生物學之研究方殷，比較解剖及生理之學亦盛，且細胞說初成，更近於個體發生學者一步，於是萃人心於一隅，遂蔑有致意於物種由來之故者。而一般人士，又篤守舊說，得新見無所動其心，故蘭麻克之論既出，應者寂然，即寇偉之《動物學年報》中，亦不為一記，則說之孤立無和，可以知矣。迨千八百五十八年而達爾文暨華累斯（A.R.Wallace）之《天擇論》現，越一年而達爾文《物種由來》成，舉世震動，蓋生物學界之光明，掃群疑於一說之下者也。

    達爾文治生學之術，不同蘭麻克，主用內籀，集知識之大成，年二十二，即乘汽艦壁克耳，環世界一周，曆審生物，因悟物種所由始，漸而搜集事實，融會貫通，立生物進化之大原，且曉形變之因，本於淘汰，而淘汰原理，乃在爭存，建《淘汰論》，亦曰《達爾文說》（Selektionstheorie od.Darwinismus），空前古者也。舉其要旨，首為人擇，設有人立一定之儀的，擇動物之與相近者育之，既得苗裔，則又育其子之近似，曆年既永，宜者遂傳。古之牧者園丁，已知此術，赫胥黎謂亞美利加有

    黑格爾以前，凡雲發生，皆指個體，至氏而建此學，使與個體發生學對立，著《生物發生學上之根本律》一卷，言二學有至密之關係，種族進化，亦緣遺傳及適應二律而來，而尤所置重者，為形蛻論。其律曰，凡個體發生，實為種族發生之反複，特期短而事迅者耳，至所以決定之者，遺傳及適應之生理作用也。黑氏以此法治個體發生，知禽獸魚蟲，雖繁不可計，而逖推本原，鹹歸於一；又以治種族發生，知一切生物，實肇自至簡之原官，由進化而繁變。以至於人。蓋人類女性之胚卵，亦與他種脊椎動物之胚卵，同為極簡之細胞；男性精絲，亦複無異。二性既會，是成根幹細胞，此細胞成，而個人之存在遂始。若求諸動物界，為阿彌巴屬，構造至簡，僅有自動及求食之力而已，繼乃分裂，依幾何級數成細胞群，如班陀黎那（Pandorina），作桑葚狀，葚空其中，漸而內陷，是成原腸，今日淡水溝渠中動物希特拉（Hydra），亦如是也。更進，則由心房生血管四偶，曲向左右，狀如魚鰓，胎兒屆此時，適合動物界之魚類；複次之發達，皆與人類以外之高等動物無微殊，即已有腦髓耳目及足，而以較他種脊椎動物之胎兒，仍無辨也。凡此研究，皆能目擊，日審胚胎之發育而得其變化。惟種族發生學獨不然，所追跡者，事距今數千萬載，其為演進，目不可窺，即直接觀察，亦局於至隘之分域，可據者僅間接推理與批判反省二術，及取諸科學所經驗薈萃之材，較量揅究之而已。故黑格爾曰，此其為學，肄治滋難，決非個體發生學所能較也。

    往之言此事者，有達爾文《原人論》，赫胥黎《化中人位論》。黑格爾著《人類發生學》，則以古生物學個體發生學及形態學證人類之係統，知動物進化，與人類胎兒之發達同，凡脊椎動物之始為魚類，見地質學上太古代之僦羅紀，繼為迭逢紀之蛙魚，為石墨紀之兩棲，為二疊紀之爬蟲，及中古代之哺乳動物，遞近古代第三紀，乃見半猿，次生真猿，猿有狹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語，降而能語，是謂之人，此皆比較解剖個體發生及脊椎動物所明證者也。惟個體發達之序亦然，故曰種族發生，為個體發生之反複。然此僅有脊椎動物而已，若更上溯無脊椎動物而探其統係，為業尤艱巨於前。蓋此種動物，無骨胳之存，故不見於化石，特據生物學原則，知人類所始為原生動物，與胎孕時之根幹細胞相當，下此亦各有相當之動物。於是黑格爾乃追進化之跡而識別之，間有不足，則補以化石與懸擬之生物，而自單幺以至人類之係圖遂成，圖中所載，即自穆那羅（Monera）漸進以至人類之曆史，生物學上所謂種族的發生者是也。其係圖如別幅。（見下頁圖）

    近三十年來，古生物學之發見，亦多有力之證，最著者為爪哇之猿人化石，是石現，而人類係統遂大成。蓋往者狹鼻猿類與人之係屬，缺不可見，逮得化石，征信彌真，力不遜比較解剖及個體發生學也。故論人類從出，為物至卑，曰原生動物。原生動物出自穆那羅，穆那羅出自潑羅比翁（Probion）；潑羅比翁，原生物也。若更究原生物由來，則以那格黎（Naegeli）氏說為近理，其說曰，有生始於無生，蓋質力不滅律所生之成果爾；若物質全界，無不由因果而成，宇宙間現象，亦遵此律，則成於非官品之質，且終轉化而為非官品之官品，究其本始，亦為非官品必矣。近者法有學人，能以質力之變，轉非官品為植物，又能以毒鴆金屬殺之，易其導電傳熱之性者。故有生無生二界，且日益近接，終不能分，無生物之轉生，是成不易之真理，十九世紀末學術之足驚怖，有如是也。至無生物所始，則當俟宇宙發生學（Kosmogenie）言之。

    （一九○七年作。）

    科學史教篇

    觀於今之世，不瞿然者幾何人哉？自然之力，既聽命於人間，發縱指揮，如使其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貿遷，利於前時，雖高山大川，無足沮核；饑癘之害減；教育之功全；較以百祀前之社會，改革蓋無烈於是也。孰先驅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狀，雖不易於犁然，而實則多緣科學之進步。蓋科學者，以其知識，曆探自然見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於社會，繼複流衍，來濺遠東，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則尚浩蕩而未有止也。觀其所發之強，斯足測所蘊之厚，知科學盛大，決不緣於一朝。索其真源，蓋遠在夫希臘，既而中止，幾一千年，遞十七世紀中葉，乃複決為大川，狀益汪洋，流益曼衍，無有斷絕，以至今茲。實益駢生，人間生活之幸福，悉以增進。第相科學曆來發達之繩跡，則勤劬艱苦之影在焉，謂之教訓。

    希臘羅馬科學之盛，殊不遜於藝文。爾時巨製，有畢撒哥拉（Pythagoras）之生理音階，亞裏士多德（Aristoteles）之解剖氣象二學，柏拉圖（Platon）之《諦妙斯篇》（Timaeus）暨《邦國篇》，迪穆克黎多（Demokritos）之《質點論》，至流質力學則昉於亞革密提士（Archimedes），幾何則建於宥克立（Eukleides），械具學則成於希倫（Heron），此他學者，猶難列舉。其亞利山德大學，特稱學者淵藪，藏書至十萬餘卷，較以近時，蓋無愧色。而思想之偉妙，亦至足以鑠今。蓋爾時智者，實不僅啟上舉諸學之端而已，且運其思理，至於精微，冀直解宇宙之元質，德黎（Thales）謂水，亞那克希美納（Anaximenes）謂氣，希拉克黎多（Herakleitos）謂火。其說無當，固不俟言。華惠爾嚐言其故曰，探自然必賴夫玄念，而希臘學者無有是，即有亦極微，蓋緣定此念之意義，非名學之助不為功也。（中略）而爾時諸士，直欲以今日吾曹濫用之文字，解宇宙之玄紐而去之。然其精神，則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於膚廓，方諸近世，直無優劣之可言。蓋世之評一時代曆史者，褒貶所加，輒不一致，以當時人文所現，合之近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滿。若自設為古之一人，返其舊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與之批評，則所論始雲不妄，略有思理之士，無不然矣。若據此立言，則希臘學術之隆，為至可褒而不可黜；其他亦然。世有哂神話為迷信，斥古教為譾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憫諫也。蓋凡論往古人文，加之軒輊，必取他種人與是相當之時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較量之，決論之出，斯近正耳。惟張皇近世學說，無不本之古人，一切新聲，胥為紹述，則意之所執，與蔑古亦相同。蓋神思一端，雖古之勝今，非無前例，而學則構思驗實，必與時代之進而俱升，古所未知，後無可愧，且亦無庸諱也。昔英人設水道於天竺，其國人惡而拒之，有謂水道本創自天竺古賢，久而術失，白人不過竊取而更新之者，水道始大行。舊國篤古之餘，每至不惜於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國粹之士，作此說者最多，一若今之學術藝文，皆我數千載前所已具。不知意之所在，將如天竺造說之人，聊弄術以入新學，抑誠屍祝往時，視為全能而不可越也？雖然，非是不協不聽之社會，亦有罪焉已。

    希臘既苓落，羅馬亦衰，而亞剌伯人繼起，受學於那思得理亞與僦思人，翻譯詮釋之業大盛；眩其新異，妄信以生，於是科學之觀念漠然，而進步亦遂止。蓋希臘羅馬之科學，在探未知，而亞剌伯之科學，在模前有，故以注疏易征驗，以評騭代會通，博覽之風興，而發見之事少，宇宙見象，在當時乃又神秘而不可測矣。懷念既爾，所學遂妄，科學隱，幻術興，天學不昌，占星代起，所謂點金通幽之術，皆以昉也。顧亦有不可貶者，為爾時學士，實非懶散而無為，精神之弛，因入退守；徒以方術之誤，結果乃止於無功，至所致力，固有足以驚歎。如當時回教新立，政事學術，相輔而蒸，可爾特跋暨巴格達德之二帝，對峙東西，競導希臘羅馬之學，傳之其國，又好讀亞裏士多德與柏拉圖書。而學校亦林立，以治文理數理愛智質學及醫藥之事；質學有醇酒硝硫酸之發明，數學有代數三角之進步；又複設度測地，以擺計時，星表之作，亦始此頃，其學術之盛，蓋幾世界之中樞矣。而景教子弟，複多出入於日斯巴尼亞之學校，取亞剌伯科學而傳諸宗邦，景教國之學術，為之一振；遞十一世紀，始衰微也。赫胥黎作《十九世紀後葉科學進步誌》，論之曰，中世學校，鹹以天文幾何算術音樂為高等教育之四分科，學者非知其一，不足稱有適當之教育；今不遇此，吾徒恥之。此其言表，與震旦謀新之士，大號興學者若同，特中之所指，乃理論科學居其三，非此之重有形應用科學而又其方術者，所可取以自塗澤其說者也。

    時亞剌伯雖如是，而景教諸國，則於科學無發揚。且不獨不發揚而已，又進而擯斥夭閼之，謂人之最可貴者，無逾於道德上之義務與宗教上之希望，苟致力於科學，斯謬用其所能。有拉克坦諦（Lactantius）者，彼教之能才也，嚐曰，探萬匯之原因，問大地之動定，談月表之隆陷，究星辰之懸屬，考成天之質分，而焦心苦思於此諸問端者，猶絮陳未見之國都，其愚為不可幾及。賢者如是，庸俗可知，科學之光，遂以黯淡。顧大勢如是，究亦不起於無因。準丁達爾（J.Tyndall）言，則以其時羅馬及他國之都，道德無不頹廢，景教適以時起，宣福音於平人，製非極嚴，不足以矯俗，故宗徒之遘害雖多，而終得以製勝，惟心意之受嬰久，斯痕跡之漫漶也難，於是雖奉為靈糧之聖文，亦以供科學之判決。見象如是，夫何進步之可期乎？至厥後教會與列國政府間之衝突，亦於揅究之受妨，與有力也。由是觀之，可知人間教育諸科，每不即於中道，甲張則乙弛，乙盛則甲衰，迭代往來，無有紀極。如希臘羅馬之科學，以極盛稱，迨亞剌伯學者興，則一歸於學古；景教諸國，則建至嚴之教，為德育本根，知識之不絕者如線。特以世事反複，時勢遷流，終乃屹然更興，蒸蒸以至今日。所謂世界不直進，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萬狀，進退久之而達水裔，蓋誠言哉。且此又不獨知識與道德為然也，即科學與美藝之關係亦然。歐洲中世，畫事各有原則，迨科學進，又益以他因，而美術為之中落，迨複遵守，則挽近事耳。惟此消長，論者亦無利害之可言，蓋中世宗教暴起，壓抑科學，事或足以震驚，而社會精神，乃於此不無洗滌，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來，其色益顯，或為路德，或為克靈威爾，為彌耳敦，為華盛頓，為嘉來勒，後世瞻思其業，將孰謂之不偉歟？此其成果，以償沮遏科學之失，綽然有餘裕也。蓋無間教宗學術美藝文章，均人間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茲未能。惟若眩至顯之實利，摹至膚之方術，則準史實所垂，當反本心而獲惡果，可決論而已。此何以故？則以如是種人之得久，蓋於文明政事二史皆未之見也。

    迄今所述，止於昏黃，若去而求明星於爾時，則亦有可言者一二，如十二世紀有摩格那思（A.Magnus），十三世紀有洛及培庚（Roger Bacon生一二一四年，中國所習聞者生十六世紀與此異），嚐作書論失學之故，畫恢複之策，中多名言，至足稱述；然其見知於世，去今才百餘年耳。書首舉失學元因凡四：曰摹古，曰偽智，曰泥於習，曰惑於常。近世華惠爾亦論之，籍當時見象，統歸四因，與培庚言殊異，因一曰思不堅，二曰卑瑣，三曰不假之性，四曰熱中之性，且多援例以實之。丁達爾後出，於第四因有違言，謂熱中妨學，蓋指腦之弱者耳，若其誠強，乃反足以助學。科學者耄，所發見必不多，此非智力衰也，正坐熱中之性漸微故。故人有謂知識的事業，當與道德力分者，此其說為不真，使誠脫是力之鞭策而惟知識之依，則所營為，特可憫者耳。發見之故，此其一也。今更進究發見之深因，則尤有大於此者。蓋科學發見，常受超科學之力，易語以釋之，亦可曰非科學的理想之感動，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闌喀曰，孰輔相人，而使得至真之知識乎？不為真者，不為可知者，蓋理想耳。此足據為鐵證者也。英之赫胥黎，則謂發見本於聖覺，不與人之能力相關；如是聖覺，即名曰真理發見者。有此覺而中才亦成宏功，如無此覺，則雖天縱之才，事亦終於不集。說亦至深切而可聽也。茀勒那爾以力數學之研究有名，嚐柬其友曰，名譽之心，去己久矣。吾今所為，不以令譽，特以吾意之嘉受耳。其恬淡如是。且發見之譽大矣，而威累司遜其成就於達爾文，本生付其勤劬於吉息霍甫，其謙遜又如是。故科學者，必常恬淡，常遜讓，有理想，有聖覺，一切無有，而能貽業績於後世者，未之有聞。即其他事業，亦胥如此矣。若曰，此累葉之言，皆空虛而無當於實歟？則曰然亦近世實益增進之母耳。此述其母，為厥子故，即以慰之。

    前此黑暗期中，雖有圖複古之一二偉人出，而終亦不能如其所期，東方之光，蓋實作於十五六兩世紀頃。惟苓落既久，思想大荒，雖冀履前人之舊跡，亦不可以猝得，故直近十七世紀中葉，人始誠聞夫曉聲，回顧其前，則歌白尼（N.Coppernicus）首出，說太陽係，開布勒（J.Kepler）行星運動之法繼之，此他有格裏累阿（Galileo Galilei），於星力二學，多所發明，又善導人，使事斯學；後複有思迭文（S.Stevin）之機械學，吉勒裒德（W.Gilbert）之磁學，哈維（W.Harvey）之生理學。法朗西意大利諸國學校，則解剖之學大盛；科學協會亦始立，意之林舍亞克特美（Accademia dei Lincei）即科學研究之淵藪也。事業之盛，足驚歎矣。夫氣運所趣既如此，則桀士自以篤生，故英則有法朗希思培庚，法則有特嘉爾。

    培庚（F.Bacon1561——1626）著書，序古來科學之進步，與何以達其主的之法曰《格致新機》。雖後之結果，不如著者所希，而平議其業，決不可雲不偉。惟中所張主，為循序內籀之術，而不更雲征驗：後以是多訝之。顧培庚之時，學風至異，得一二瑣末之事實，輒視為大法之前因，培庚思矯其俗，勢自不得不斥前古懸擬誇大之風，而一偏於內籀，則其不崇外籀之事，固非得已矣。況此又特未之語耳，察其思惟，亦非偏廢；氏所述理董自然見象者凡二法：初由經驗而入公論，次更由公論而入新經驗。故其言曰，事物之成，以手乎，抑以心乎？此不完於一。必有機械而輔以其他，乃以具足焉。蓋事業者，成以手，亦賴乎心者也。觀於此言，則《新機論》第二分中，當必有言外籀者，然其第二分未行世也。顧由是而培庚之術為不完，凡所張皇，僅至具足內籀而止。內籀之具足者，不為人所能，其所成就，亦無逾於實曆；就實曆而探新理，且更進而窺宇宙之大法，學者難之。況懸擬雖培庚所不喜，而今日之有大功於科學，致諸盛大之域者，實多懸擬為之乎？然其說之偏於一方，視為匡世之術可耳，無足深難也。

    後斯人幾三十年，有特嘉爾（R.Descartes1596——1650）生於法，以數學名，近世哲學之基，亦賴以立。嚐屹然扇尊疑之大潮，信真理之有在，於是專心一誌，求基礎於意識，覓方術於數理。其言有曰，治幾何者，能以至簡之名理，會解定理之繁多。吾因悟凡人智以內事，亦鹹得以如是法解。若不以不真者為真，而履當履之道，則事之不成物之不解者，將無有矣。故其哲理，蓋全本外籀而成，擴而用之，即以馭科學，所謂由因入果，非自果導因，為其著《哲學要義》中所自述，亦特嘉爾方術之本根，思理之樞機也。至其方術，則論者亦謂之不完，奉而不貳，弊亦弗異於偏倚培庚之內籀，惟於過重經驗者，可為救正之用而已。若其執中，則偏於培庚之內籀者固非，而篤於特嘉爾之外籀者，亦不雲是。二術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學之有今日，亦實以有會二術而為之者故。如格裏累阿，如哈維，如波爾（R.Boyle），如奈端（I.Newton），皆偏內籀不如培庚，守外籀不如特嘉爾，卓然獨立，居中道而經營者也。培庚生時，於國民之富有，與實踐之結果，企望極堅，越百年，科學益進而事乃不如其意。奈端發見至卓，特嘉爾數理亦至精，而世人所得，僅腦海之富而止；國之安舒，生之樂易，未能獲也。他若波爾立質力二學征實之法，巴斯加耳（B.Pascal）暨多烈舍黎（E.Torricelli）測大氣之量，摩勒畢奇（M.Malpighi）等精

    （Th.Young）暨弗勒那爾（A.Fresnel）之於光學，歐思第德（H.C.Oersted）之於力學，蘭麻克（J.de Lamarck）之於生學，迭亢陀耳（A.de Candolle）之於植物學，威那（A.G.Werner）之於礦物學，哈敦（J.Hutton）之於地學，瓦特（J.Watt）之於機械學，其尤著者也。試察所儀，豈在實利哉？然防火燈作矣，汽機出矣，礦術興矣。而社會之耳目，乃獨震驚有此點，日頌當前之結果，於學者獨恝然而置之。倒果為因，莫甚於此。欲以求進，殆無異鼓鞭於馬勒歟，夫安得如所期？第謂惟科學足以生實業，而實業更無利於科學，人皆慕科學之榮，則又不如是也。社會之事繁，分業之要起，人自不得不有所專，相互為援，於以兩進。故實業之蒙益於科學者固多，而科學得實業之助者亦非鮮。今試置身於野人之中，顯鏡衡機不俟言，即醇酒玻璃，亦不可致，則科學者將何如，僅得運其思理而已。思理孤運，此雅典暨亞曆山德府科學之所以中衰也。事多共其悲喜，蓋亦誠言也夫。

    故震他國之強大，栗然自危，興業振兵之說，日騰於口者，外狀固若成然覺矣，按其實則僅眩於當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諦。夫歐人之來，最眩人者，固莫前舉二事若，然此亦非本柢而特葩葉耳。尋其根源，深無底極，一隅之學，夫何力焉。顧著者於此，亦非謂人必以科學為先務，待其結果之成，始以振兵興業也，特信進步有序，曼衍有源，慮舉國惟枝葉之求，而無一二士尋其本，則有源者日長，逐末者仍立撥耳。居今之世，不與古同，尊實利可，摹方術亦可，而有不為大潮所漂泛，屹然當橫流，如古賢人，能播將來之佳果於今茲，移有根之福祉於宗國者，亦不能不要求於社會，且亦當為社會要求者矣。丁達爾不雲乎：止屬目於外物，或但以政事之感，而誤凡事之真者，每謂邦國安危，一係於政治之思想，顧至公之曆史，則立證其不然。夫法之有今日也，寧有他因耶？特以科學之長，勝他國耳。千七百九十二年之變，全歐囂然，爭執幹戈以攻法國，聯軍伺其外，內訌興於中，武庫空虛，戰士多死，既不能以疲卒當銳兵，而又無糧以濟守者，武人撫劍而視太空，政家飲淚而悲來日，束手銜恨，俟天運矣。而時之振作其國人者何人？震怖其外敵者又何人？曰，科學也。其時學者，無不盡其心力，竭其智能，見兵士不足，則補以發明，武具不足，則補以發明，當防守之際，即知有科學者在，而後之戰勝必矣。然此猶可曰丁達爾自治科學，因阿所好而立言耳，然證以阿羅戈之所載書，乃益明其不妄，書所記曰，時公會征九十萬人，蓋禦外敵之四集，實非此不勝用爾。而人不如數；眾乃大懼。加以武庫久空，戰備不足，故目前之急，有非人力所能救者。蓋時所必要，首為彈藥，而原料硝石，曩悉來自印度，至此時遂窮。次為槍炮，而法地產銅不多，必仰俄英印度之給，至今亦絕。三為鋼鐵，然平日亦取諸外國，製造之術，無知之者。於是行最後之策，集通國學者，開會議之，其最要而最難得者為火藥。政府使者皆知不能成，歎曰，硝石安在？聲未絕，學者孟耆即起曰，有之。至適當之地，如馬廄土倉中，有硝石無量，為汝所夢想不到者。氏稟天才，加以知識，愛國出於至誠，乃睥睨闔室曰，吾能集其土為之，不越三日，火藥就矣，於是以至簡之法，曉諭國中，老弱婦稚，悉能製造，俄頃間全法國如大工廠也。此外有質學家，以法化分鍾銅，用作武器，而煉鐵新法亦昉於是時，凡鑄刀劍槍械，無不可用國產。柔皮術亦不日竟成，製履之韋，因以不匱。爾時所稱異之氣球暨空氣中之電報，亦均改良擴張，用之爭戰，前者即摩洛將軍乘之探敵陣，得其情實，因製殊勝者也。丁達爾乃論曰，法國爾時，實生二物，曰：科學與愛國。其至有力者，為孟耆（Monge）與加爾諾（Carnot），與有力者，為孚勒克洛，穆勒惠，暨巴列克黎之徒。大業之成，此其樞紐。故科學者，神聖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生強者強於拿破侖之戰將雲。今試總觀前例，本根之要，洞然可知。蓋末雖亦能燦爛於一時，而所宅不堅，頃刻可以蕉萃，儲能於初，始長久耳。顧猶有不可忽者，為當防社會入於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於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有矣。故人群所當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詩人如狹斯丕爾（Shakespeare）；不惟波爾，亦希畫師如洛菲羅（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樂人如培得訶芬（Beethoven）；既有達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嘉來勒（C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於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見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實之所垂示，固如是已！

    （一九○七年作。）

    文化偏至論

    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

    夫世紀之元，肇於耶穌出世，曆年既百，是為一期，大故若興，斯即此世紀所有事，蓋從曆來之舊貫，而假是為區分，無奧義也。誠以人事連綿，深有本柢，如流水之必自原泉，卉木之茁於根茇，倏忽隱見，理之必無。故苟為尋繹其條貫本末，大都蟬聯而不可離，若所謂某世紀文明之特色何在者，特舉犖犖大者而為言耳。按之史實，乃如羅馬統一歐洲以來，始生大洲通有之曆史；已而教皇以其權力，製禦全歐，使列國靡然受圈，如同社會，疆域之判，等於一區；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幾絕，聰明英特之士，雖摘發新理，懷抱新見，而束於教令，胥緘口結舌而不敢言。雖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則於是始思脫宗教之係縛，英德二國，不平者多，法皇宮庭，實為怨府，又以居於意也，乃並意大利人而疾之。林林之民，鹹致同情於不平者，凡有能阻泥教旨，抗拒法皇，無間是非，輒與讚和。時則有路德（M.Luther）者起於德，謂宗教根元，在乎信仰，製度戒法，悉其榮華，力擊舊教而仆之。自所創建，在廢棄階級，黜法皇僧正諸號，而代以牧師，職宣神命，置身社會，弗殊常人；儀式禱祈，亦簡其法。至精神所注，則在牧師地位，無所勝於平人也。轉輪既始，烈栗遍於歐洲，受其改革者，蓋非獨宗教而已，且波及於其他人事，如邦國離合，爭戰原因，後茲大變，多基於是。加以束縛弛落，思索自由，社會蔑不有新色，則有爾後超形氣學上之發見，與形氣學上之發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發隱地也，善機械也，展學藝而拓貿遷也，非去羈勒而縱人心，不有此也。顧世事之常，有動無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進而求政治之更張。溯厥由來，則以往者顛覆法皇，一假君主之權力，變革既畢，其力乃張，以一意孤臨萬民，在下者不能加之抑製，日夕孳孳，惟開拓封域是務，驅民納諸水火，絕無所動於心：生計絀，人力耗矣。而物反於窮，民意遂動，革命於是見於英，繼起於美，複次則大起於法朗西，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彌漫於人心。流風至今，則凡社會政治經濟上一切權利，義必悉公諸眾人，而風俗習慣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語暨其他為作，俱欲去上下賢不肖之閑，以大歸乎無差別。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實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舉其他，則物質文明之進步是已。當舊教盛時，威力絕世，學者有見，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於眾者，每每獲囚戮之禍。遞教力墮地，思想自由，凡百學術之事，勃焉興起，學理為用，實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紀，而物質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餘年之業績。數其著者，乃有棉鐵石炭之屬，產生倍舊，應用多方，施之戰鬥製造交通，無不功越於往日；為汽為電，鹹聽指揮，世界之情狀頓更，人民之事業益利。久食其賜，信乃彌堅，漸而奉為圭臬，視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將以之範圍精神界所有事，現實生活，膠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雖然，教權龐大，則覆之假手於帝王，比大權盡集一人，則又顛之以眾庶。理若極於眾庶矣，而眾庶果足以極是非之端也耶？宴安逾法，則矯之以教宗，遞教宗淫用其權威，則又掊之以質力。事若盡於物質矣，而物質果足盡人生之本也耶？平意思之，必不然矣。然而大勢如是者，蓋如前言，文明無不根舊跡而演來，亦以矯往事而生偏至，緣督校量，其頗灼然，猶孑與躄焉耳。特其見於歐洲也，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孑與躄，斯失孑與躄之德，而留者為空無。不安受寶重之者奈何？顧橫被之不相係之中國而膜拜之，又寧見其有當也？明者微睇，察逾眾凡，大士哲人，乃蚤識其弊而生憤歎，此十九世紀末葉思潮之所以變矣。德人尼佉（Fr.Nietzsche）氏，則假察羅圖斯德羅（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返而觀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國矣，斑斕之社會矣。特其為社會也，無確固之崇信；眾庶之於知識也，無作始之性質。邦國如是，奚能淹留？吾見放於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獨苗裔耳。此其深思遐矚，見近世文明之偽與偏，又無望於今之人，不得已而念來葉者也。

    然則十九世紀末思想之為變也，其原安在，其實若何，其力之及於將來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質，即以矯十九世紀文明而起者耳。蓋五十年來，人智彌進，漸乃返觀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黮暗，於是浡焉興作，會為大潮，以反動破壞充其精神，以獲新生為其希望，專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掊擊掃蕩焉。全歐人士，為之栗然震驚者有之，芒然自失者有之，其力之烈，蓋深入於人之靈府矣。然其根柢，乃遠在十九世紀初葉神思一派；遞夫後葉，受感化於其時現實之精神，已而更立新形，起以抗前時之現實，即所謂神思宗之至新者也。若夫影響，則眇眇來世，臆測殊難，特知此派之興，決非突見而靡人心，亦不至突滅而歸烏有，據地極固，函義甚深。以是為二十世紀文化始基，雖雲早計，然其為將來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驅，則按諸史實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顧新者雖作，舊亦未僵，方遍滿歐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餘力流衍，乃擾遠東，使中國之人，由舊夢而入於新夢，衝決囂叫，狀猶狂酲。夫方賤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偽，且複橫決，浩乎難收，則一國之悲哀亦大矣。今為此篇，非雲已盡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為中國將來立則，惟疾其已甚，施之抨彈，猶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於二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

    個人一語，入中國未三四年，號稱識時之士，多引以為大詬，苟被其諡，與民賊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誤為害人利己之義也歟？夷考其實，至不然矣。而十九世紀末之重個人，則吊詭殊恒，尤不能與往者比論。試案爾時人性，莫不絕異其前，入於自識，趣於我執，剛愎主己，於庸俗無所顧忌。如詩歌說部之所記述，每以驕蹇不遜者為全局之主人。此非操觚之士，獨憑神思構架而然也，社會思潮，先發其朕，則移之載籍而已矣。蓋自法朗西大革命以來，平等自由，為凡事首，繼而普通教育及國民教育，無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則漸悟人類之尊嚴；既知自我，則頓識個性之價值；加以往之習慣墜地，崇信蕩搖，則其自覺之精神，自一轉而之極端之主我。且社會民主之傾向，勢亦大張，凡個人者，即社會之一分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人歸於一致，社會之內，蕩無高卑。此其為理想誠美矣，顧於個人殊特之性，視之蔑如，既不加之別分，且欲致之滅絕。更舉黮暗，則流弊所至，將使文化之純粹者，精神益趨於固陋，頹波日逝，纖屑靡存焉。蓋所謂平社會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進步水平以下。況人群之內，明哲非多，傖俗橫行，浩不可禦，風潮剝蝕，全體以淪於凡庸。非超越塵埃，解脫人事，或愚屯罔識，惟眾是從者，其能緘口而無言乎？物反於極，則先覺善鬥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納爾（M.Stirner）乃先以極端之個人主義現於世。謂真之進步，在於己之足下。人必發揮自性，而脫觀念世界之執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屬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個人，亦即資財，亦即權利。故苟有外力來被，則無間出於寡人，或出於眾庶，皆專製也。國家謂吾當與國民合其意誌，亦一專製也。眾意表現為法律，吾即受其束縛，雖曰為我之輿台，顧同是輿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絕義務。義務廢絕，而法律與偕亡矣。意蓋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至勖賓霍爾（A.Schopenhauer），則自既以兀傲剛愎有名，言行奇觚，為世希有；又見夫盲瞽鄙倍之眾，充塞兩間，乃視之與至劣之動物並等，愈益主我揚己而尊天才也。至丹麥哲人契開迦爾（S.Kierkegaard）則憤發疾呼，謂惟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而顧瞻他事，胥無益焉。其後有顯理伊勃生（Henrik Ibsen）見於文界，瑰才卓識，以契開迦爾之詮釋者稱。其所著書，往往反社會民主之傾向，精力旁注，則無間習慣信仰道德，苟有拘於虛而偏至者，無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實乃愈趨於惡濁，庸凡涼薄，日益以深，頑愚之道行，偽詐之勢逞，而氣宇品性卓爾不群之士，乃反窮於草莽，辱於泥塗，個性之尊嚴，人類之價值，將鹹歸於無有，則常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如其《民敵》一書，謂有人寶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見容於人群，狡獪之徒，乃巍然獨為眾愚領袖，借多陵寡，植黨自私，於是戰鬥以興，而其書亦止：社會之象，宛然具於是焉。若夫尼佉，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蠍。意蓋謂治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即所謂超人之說，嚐震驚歐洲之思想界者也。由是觀之，彼之謳歌眾數，奉若神明者，蓋僅見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讚頌，使反而觀諸黑暗，當立悟其不然矣。一梭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後世論者，孰不雲繆，顧其時則從眾誌耳。設留今之眾誌，移諸載籍，以俟評騭於來哲，則其是非倒置，或正如今人之視往古，未可知也。故多數相朋，而仁義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亂；惟常言是解，於奧義也漠然。常言奧義，孰近正矣？是故布魯多既殺該撒，昭告市人，其詞秩然有條，名分大義，炳如觀火；而眾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數言。於是方群推為愛國之偉人，忽見逐於域外。夫譽之者眾數也，逐之者又眾數也，一瞬息中，變易反複，其無特操不俟言；即觀現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故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則在英哲。嗟夫，彼持無政府主義者，其顛覆滿盈，鏟除階級，亦已至矣，而建說創業諸雄，大都以導師自命。夫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眾人而希英哲？則多數之說，繆不中經，個性之尊，所當張大，蓋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慮而可知矣。雖然，此亦賴夫勇猛無畏之人，獨立自強，去離塵垢，排輿言而弗淪於俗囿者也。

    若夫非物質主義者，猶個人主義然，亦興起於抗俗。蓋唯物之傾向，固以現實為權輿，浸潤人心，久而不止。故在十九世紀，爰為大潮，據地極堅，且被來葉，一若生活本根，舍此將莫有在者。不知縱令物質文明，即現實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傾向偏趨，外此諸端，悉棄置而不顧，則按其究竟，必將緣偏頗之惡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終以滅亡，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盡矣。遞夫十九世紀後葉，而其弊果益昭，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麵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麵之通弊，蓋如此矣。時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觀，或張皇意力，匡糾流俗，厲如電霆，使天下群倫，為聞聲而搖蕩。即其他評騭之士，以至學者文家，雖意主和平，不與世

    由是觀之，歐洲十九世紀之文明，其度越前古，淩駕亞東，誠不俟明察而見矣。然既以改革而胎，反抗為本，則偏於一極，固理勢所必然。洎夫末流，弊乃自顯。於是新宗蹶起，特反其初，複以熱烈之情，勇猛之行，起大波而加之滌蕩。直至今日，益複浩然。其將來之結果若何，蓋未可以率測。然作舊弊之藥石，造新生之津梁，流衍方長，曼不遽已，則相其本質，察其精神，有可得而征信者。意者文化常進於幽深，人心不安於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中國在今，內密既發，四鄰競集而迫拶，情狀自不能無所變遷。夫安弱守雌，篤於舊習，固無以爭存於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繆而失正，則雖日易故常，哭泣叫號之不已，於憂患又何補矣？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顧今者翻然思變，曆歲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歸罪惡於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為蠻野，鄙思想為簡陋，風發浡起，皇皇焉欲進歐西之物而代之，而於適所言十九世紀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張主，惟質為多，取其質猶可也，更按其實，則又質之至偽而偏，無所可用。雖不為將來立計，僅圖救今日之阽危，而其術其心，違戾亦已甚矣。況乎凡造言任事者，又複有假改革公名，而陰以遂其私欲者哉？今敢問號稱誌士者曰，將以富有為文明歟，則猶太遺黎，性長居積，歐人之善賈者，莫與比倫，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將以路礦為文明歟，則五十年來非澳二洲，莫不興鐵路礦事，顧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將以眾治為文明歟，則西班牙波陀牙二國，立憲且久，顧其國之情狀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質為文化之基也，則列機括，陳糧食，遂足以雄長天下歟？曰惟多數得是非之正也，則以一人與眾禺處，其亦將木居而芧食歟？此雖婦豎，必否之矣。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原深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國在昔，本尚物質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澤，日以殄絕，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輇才小慧之徒，則又號召張皇，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個人之性，剝奪無餘。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嗚呼，眷念方來，亦已焉哉！

    （一九○七年作。）

    摩羅詩力說

    求古源盡者將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湧於淵深，其非遠矣。

    ————尼佉

    一

    人有讀古國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於卷末，必淒以有所覺，如脫春溫而入於秋肅，勾萌絕朕，枯槁在前，吾無以名，姑謂之蕭條而止。蓋人文之留遺後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古民神思，接天然之

    尼佉（Fr.Nietzsche）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蓋文明之朕，固孕於蠻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隱曜即伏於內。文明如華，蠻野如蕾，文明如實，蠻野如華，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發展既央，隳敗隨起，況久席古宗祖之光榮，嚐首出周圍之下國，暮氣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汙如死海。其煌煌居曆史之首，而終匿形於卷末者，殆以此歟？俄之無聲，激響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紀前葉，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擬英之狹斯丕爾（W.Shakespeare），即加勒爾所讚揚崇拜者也。顧瞻人間，新聲爭起，無不以殊特雄麗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紹介其偉美於世界；若淵默而無動者，獨前舉天竺以下數古國而已。嗟夫，古民之心聲手澤，非不莊嚴，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於今，則取以供覽古之人，使摩挲詠歎而外，更何物及其子孫？否亦僅自語其前此光榮，即以形邇來之寂寞，反不如新起之邦，縱文化未昌，而大有望於方來之足致敬也。故所謂古文明國者，悲涼之語耳，嘲諷之辭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則喋喋語人，謂厥祖在時，其為智慧武怒者何似，嚐有閎宇崇樓，珠玉犬馬，尊顯勝於凡人。有聞其言，孰不騰笑？夫國民發展，功雖有在於懷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誇耀以自悅，則長夜之始，即在斯時。今試履中國之大衢，當有見軍人蹀躞而過市者，張口作軍歌，痛斥印度波闌之奴性；有漫為國歌者亦然。蓋中國今日，亦頗思曆舉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則姑曰左鄰已奴，右鄰且死，擇亡國而較量之，冀自顯其佳勝。夫二國與震旦究孰劣，今姑弗言；若雲頌美之什，國民之聲，則天下之詠者雖多，固未見有此作法矣。詩人絕跡，事若甚微，而蕭條之感，輒以來襲。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非然者，口舌一結，眾語俱淪，沉默之來，倍於前此。蓋魂意方夢，何能有言？即震於外緣，強自揚厲，不惟不大，徒增欷耳。故曰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

    今且置古事不道，別求新聲於異邦，而其因即動於懷古。新聲之別，不可究詳；至力足以振人，且語之較有深趣者，實莫如摩羅詩派。摩羅之言，假自天竺，此雲天魔，歐人謂之撒但，人本以目裴倫（G.Byron）。今則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為傳其言行思惟，流別影響，始宗主裴倫，終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狀至異，各稟自國之特色，發為光華；而要其大歸，則趣於一：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複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雖未生以前，解脫而後，或以其聲為不足聽；若其生活兩間，居天然之掌握，輾轉而未得脫者，則使之聞之，固聲之最雄桀偉美者矣。然以語平和之民，則言者滋懼。

    二

    平和為物，不見於人間。其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事方已或未始之時，外狀若寧，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故觀之天然，則和風拂林，甘雨潤物，似無不以降福祉於人世，然烈火在下，出為地囪，一旦僨興，萬有同壞。其風雨時作，特暫伏之見象，非能永劫安易，如亞當之故家也。人事亦然，衣食家室邦國之爭，形現既昭，已不可以諱掩；而二士室處，亦有吸呼，於是生顥氣之爭，強肺者致勝。故殺機之昉，與有生偕；平和之名，等於無有。特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戰鬥，漸進於文明矣，化定俗移，轉為新懦，知前征之至險，則爽然思歸其雌，而戰場在前，複自知不可避，於是運其神思，創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區，或遲之不可計年以後。自柏拉圖（Platon）《邦國論》始，西方哲士，作此念者不知幾何人。雖自古迄今，絕無此平和之朕，而延頸方來，神馳所慕之儀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間進化之一因子歟？吾中國愛智之士，獨不與西方同，心神所注，遼遠在於唐虞，或徑入古初，遊於人獸雜居之世；謂其時萬禍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惡濁阽危，無以生活。其說照之人類進化史實，事正背馳。蓋古民曼衍播遷，其為爭抗劬勞，縱不厲於今，而視今必無所減；特曆時既永，史乘無存，汗跡血腥，泯滅都盡，則追而思之，似其時為至足樂耳。儻使置身當時，與古民同其憂患，則頹唐侘傺，複遠念盤古未生，斧鑿未經之世，又事之所必有者已。故作此念者，為無希望，為無上征，為無努力，較以西方思理，猶水火然；非自殺以從古人，將終其身更無可希冀經營，致人我於所儀之主的，束手浩歎，神質同隳焉而已。且更為忖度其言，又將見古之思士，決不以華土為可樂，如今人所張皇；惟自知良懦無可為，乃獨圖脫屣塵埃，惝恍古國，任人群墮於蟲獸，而已身以隱逸終。思士如是，社會善之，鹹謂之高蹈之人，而自雲我蟲獸我蟲獸也。其不然者，乃立言辭，欲致人同歸於樸古，老子之輩，蓋其梟雄。老子書五千語，要在不攖人心；以不攖人心故，則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為化社會，而世即於太平。其術善也。然奈何星氣既凝，人類既出麵後，無時無物，不稟殺機，進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勢即入於苓落，世界之內，實例至多，一覽古國，悉其信證。若誠能漸致人間，使歸於禽蟲卉木原生物，複由漸即於無情，則宇宙自大，有情已去，一切虛無，寧非至淨。而不幸進化如飛矢，非墮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飛而歸弦，為理勢所無有。此人世所以可悲，而摩羅宗之為至偉也。人得是力，乃以發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於人所能至之極點。

    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而意異於前說。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攖我，或有能攖人者，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柏拉圖建神思之邦，謂詩人亂治，當放域外；雖國之美汙，意之高下有不同，而術實出於一。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無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澈於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而汙濁之平和，以之將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雖然，上極天帝，下至輿台，則不能不因此變其前時之生活；協力而夭閼之，思永保其故態，殆亦人情已。故態永存，是曰古國。惟詩究不可滅盡，則又設範以囚之。如中國之詩，舜雲言誌；而後賢立說，乃雲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誌矣，何持之雲？強以無邪，即非人誌。許自繇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後文章，乃果輾轉不逾此界。其頌祝主人，悅媚豪右之作，可無俟言。即或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為韻語，亦多拘於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否則悲慨世事，感懷前賢，可有可無之作，聊行於世。倘其囁嚅之中，偶涉眷愛，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者乎？惟靈均將逝，腦海波起，通於汨羅，返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寫哀怨，鬱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淒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為力非強。劉彥和所謂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故偉美之聲，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於今日。大都詩人自倡，生民不耽。試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詩宗詞客，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幾何人？上下求索，幾無有矣。第此亦不能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無不泐二大字曰實利，不獲則勞，既獲便睡。縱有激響，何能攖之？夫心不受攖，非槁死則縮朒耳，而況實利之念，複煔煔熱於中，且其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則馴至卑懦儉嗇，退讓畏葸，無古民之樸野，有末世之澆漓，又必然之勢矣，此亦古哲人所不及料也。夫雲將以詩移人性情，使即於誠善美偉強力敢為之域，聞者或哂其迂遠乎；而事複無形，效不顯於頃刻。使舉一密栗之反證，殆莫如古國之見滅於外仇矣。凡如是者，蓋不止答擊縻係，易於毛角而已，且無有為沉痛著大之聲，攖其後人，使之興起；即間有之，受者亦不為之動，創痛少去，即複營營於治生，活身是圖，不恤汙下，外仇又至，摧敗繼之。故不爭之民，其遭遇戰事，常較好爭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殤亡，亦視強項敢死之民眾。

    千八百有六年八月，拿破侖大挫普魯士軍，翌年七月，普魯士乞和，為從屬之國。然其時德之民族，雖遭敗亡窘辱，而古之精神光耀，固尚保有而未隳。於是有愛倫德（E.M.Arndt）者出，著《時代精神篇》（Geistder Zeit），以偉大壯麗之筆，宣獨立自繇之音，國人得之，敵愾之心大熾；已而為敵覺察，探索極嚴，乃走瑞士。遞千八百十二年，拿破侖挫於墨斯科之酷寒大火，逃歸巴黎，歐土遂為雲擾，競舉其反抗之兵。翌年，普魯士帝威廉三世乃下令召國民成軍，宣言為三事戰，曰自由正義祖國；英年之學生詩人美術家爭赴之。愛倫德亦歸，著《國民軍者何》暨《萊因為德國大川特非其界》二篇，以鼓青年之意氣。而義勇軍中，時亦有人曰台陀開納（Theodor Krner），慨然投筆，辭維也納國立劇場詩人之職，別其父母愛者，遂執兵行；作書貽父母曰，普魯士之鷲，已以鷙擊誠心，覺德意誌民族之大望矣。吾之吟詠，無不為宗邦神往。吾將舍所有福扯歡欣，為宗國戰死。嗟夫，吾以明神之力，已得大悟。為邦人之自由與人道之善故，犧牲孰大於是？熱力無量，湧吾靈台，吾起矣！後此之《豎琴長劍》（Leier und Schwert）一集，亦無不以是精神，凝為高響，展卷方誦，血脈已張。然時之懷熱誠靈悟如斯狀者，蓋非止開納一人也，舉德國青年，無不如是。開納之聲，即全德人之聲，開納之血，亦即全德人之血耳。故推而論之，敗拿破侖者，不為國家，不為皇帝，不為兵刃，國民而已。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豈篤守功利，擯斥詩歌，或抱異域之朽兵敗甲，冀自衛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然此亦僅譬詩力於米鹽，聊以震崇實之士，使知黃金黑鐵，斷不足以興國家，德美二國之外形，亦非吾邦所可活剝；示其內質，冀略有所悟解而已。此篇本意，固不在是也。

    三

    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係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於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術文章之桀出於世者，觀誦而後，似無裨於人間者，往往有之。然吾人樂於觀誦，如遊巨浸，前臨渺茫，浮遊波際，遊泳既已，神質悉移。而彼之大海，實僅波起濤飛，絕無情愫，未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顧遊者之元氣體力，則為之陡增也。故文章之於人生，其為用決不次於衣食，宮室，宗教，道德。蓋緣人在兩間，必有時自覺以勤劬，有時喪我而惝恍，時必致力於善生，時必並忘其善生之事而入於醇樂，時或活動於現實之區，時或神馳於理想之域；苟致力於其偏，是謂之不具足。嚴冬永留，春氣不至，生其軀殼，死其精魂，其人雖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約翰穆黎曰，近世文明，無不以科學為術，合理為神，功利為鵠。大勢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養吾人之神思耳。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

    此他麗於文章能事者，猶有特殊之用一。蓋世界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

    顧有據群學見地以觀詩者，其為說複異：要在文章與道德之相關。謂詩有主分，曰觀念之誠。其誠奈何？則曰為詩人之思想感情，與人類普遍觀念之一致。得誠奈何？則曰在據極溥博之經驗。故所據之人群經驗愈溥博，則詩之溥博視之。所謂道德，不外人類普遍觀念所形成。故詩與道德之相關，緣蓋出於造化。詩與道德合，即為觀念之誠，生命在是，不朽在是。非如是者，必與群法僢馳。以背群法故，必反人類之普遍觀念；以反普遍觀念故，必不得觀念之誠。觀念之誠失，其詩宜亡。故詩之亡也，恒以反道德故。然詩有反道德而竟存者奈何？則曰，暫耳。無邪之說，實與此契。苟中國文事複興之有日，慮操此說以力削其萌孽者，當有徒也。而歐洲評騭之士，亦多抱是說以律文章。十九世紀初，世界動於法國革命之風潮，德意誌、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皆興起，往之夢意，一曉而蘇；惟英國較無動。顧上下相迕，時有不平，而詩人裴倫，實生此際。其前有司各德（W.Scott）輩，為文率平妥翔實，與舊之宗教道德極相容。迨有裴倫，乃超脫古範，直抒所信，其文章無不函剛健抗拒破壞挑戰之聲。平和之人，能無懼乎？於是謂之撒但。此言始於蘇惹（R.Southey），而眾和之；後或擴以稱修黎（P.B.Shelley）以下數人，至今不廢。蘇惹亦詩人，以其言能得當時人群普遍之誠故，獲月桂冠，攻裴倫甚力。裴倫亦以惡聲報之，謂之詩商。所著有《納爾遜傳》（The Life of Lord Nelson）今最行於世。

    《舊約》記神既以七日造天地，終乃摶埴為男子，名曰亞當，已而病其寂也，複抽其肋為女子，是名夏娃，皆居伊甸。更益以鳥獸卉木；四水出焉。伊甸有樹，一曰生命，一曰知識。神禁人勿食其實；魔乃侂蛇以誘夏娃，使食之，爰得生命知識。神怒，立逐人而詛蛇，蛇腹行而土食；人則既勞其生，又得其死，罰且及於子孫，無不如是。英詩人彌耳敦（J.Milton），嚐取其事作《失樂園》（The Paradise Lost），有天神與撒但戰事，以喻光明與黑暗之爭。撒但為狀，複至獰厲。是詩而後，人之惡撒但遂益深。然使震旦人士異其信仰者觀之，則亞當之居伊甸，蓋不殊於籠禽，不識不知，惟帝是悅，使無天魔之誘，人類將無由生。故世間人，當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然為基督宗徒，則身被此名，正如中國所謂叛道，人群共棄，艱於置身，非強怒善戰豁達能思之士，不任受也。亞當夏娃既去樂園，乃舉二子，長曰亞伯，次曰凱因。亞伯牧羊，凱因耕植是事，嚐出所有以獻神。神喜脂膏而惡果實，斥凱因獻不視；以是，凱因漸與亞伯爭，終殺之。神則詛凱因，使不獲地力，流於殊方。裴倫取其事作傳奇，於神多所詰難。教徒皆怒，謂為瀆聖害俗，張皇靈魂有盡之詩，攻之至力。迄今日評騭之士，亦尚有以是難裴倫者。爾時獨穆亞（Th.Moore）及修黎二人，深稱其詩之雄美偉大。德詩宗瞿提，亦謂為絕世之文，在英國文章中，此為至上之作；後之勸遏克曼（J.P.Eckermann）治英國語言，蓋即冀其直讀斯篇雲。《約》又記凱因既流，亞當更得一子，曆歲永永，人類益繁，於是心所思惟，多涉惡事。主神乃悔，將殄之。有挪亞獨善事神。神令致亞斐木為方舟，將眷屬動植，各從其類居之。遂作大雨四十晝夜，洪水泛濫，生物滅盡，而挪亞這族獨完，水退居地，複生子孫，至今日不絕。吾人記事涉此，當覺神之能悔，為事至奇；而人之惡撒但，其理乃無足詫。蓋既為挪亞子孫，自必力斥抗者，敬事主神，戰戰兢兢，繩其祖武，冀洪水再作之日，更和密詔而自保於方舟耳。抑吾聞生學家言，有雲反種一事，為生物中每現異品，肖其遠先，如人所牧馬，往往出野物，類之不拉（Zebra），蓋未馴以前狀，複現於今日者。撒但詩人之出，殆亦如是，非異事也。獨眾馬怒其不伏箱，群起而交

    四

    裴倫名喬治戈登（George Gordon），係出司堪第那比亞海賊蒲隆（Burun）族。其族後居諾曼，從威廉入英，遞顯理二世時，始用今字。裴倫以千七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於倫敦，十二歲即為詩；長遊堪勃力俱大學不成，漸決去英國，作汗漫遊，始於波陀牙，東至希臘突厥及小亞細亞，曆審其天物之美，民俗之異，成《哈洛爾特遊草》（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二卷，波譎雲詭，世為之驚絕。次作《不信者》（The Giaour）暨《阿畢陀斯新婦行》（The Bride of Abydos）二篇，皆取材於突厥。前者記不信者（對回教而言）通哈山之妻，哈山投其妻於水，不信者逸去，後終歸而殺哈山，詣廟自懺；絕望之悲，溢於毫素，讀者哀之。次為女子蘇黎加愛舍林，而其父將以婚他人，女偕舍林出奔，已而被獲，舍林鬥死，女亦終盡；其言有反抗之音。迨千八百十四年一月，賦《海賊》（The Corsair）之詩。篇中英雄曰康拉德，於世已無一切眷愛，遺一切道德，惟以強大之意誌，為賊渠魁，領其從者，建大邦於海上。孤舟利劍，所向悉如其意。獨家有愛妻，他更無有；往雖有神，而康拉德早棄之，神亦已棄康拉德矣。故一劍之力，即其權利，國家之法度，社會之道德，視之蔑如。權力若具，即用行其意誌，他人奈何，天帝何命，非所問也。若問定命之何如？則曰，在鞘中，一旦外輝，彗且失色而已。然康拉德為人，初非元惡，內秉高尚純潔之想，嚐欲盡其心力，以致益於人間；比見細人蔽明，讒諂害聰，凡人營營，多猜忌中傷之性，則漸冷淡，則漸堅凝，則漸嫌厭；終乃以受自或人之怨毒，舉而報之全群，利劍輕舟，無間人神，所向無不抗戰。蓋複仇一事，獨貫注其全精神矣。一日攻塞特，敗而見囚，塞特有妃愛其勇，助之脫獄，泛舟同奔，遇從者於波上，乃大呼曰，此吾舟，此吾血色之旗也，吾運未盡於海上！然歸故家，則銀

    裴倫在異域所為文，有《哈洛爾特遊草》之續，《堂祥》（Don Juan）之詩，及三傳奇稱最偉，無不張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一曰《曼弗列特》（Manfred），記曼以失愛絕歡，陷於巨苦，欲忘弗能，鬼神見形問所欲，曼雲欲忘，鬼神告以忘在死，則對曰，死果能令人忘耶？複衷疑而弗信也。後有魅來降曼弗列特，而曼忽以意誌製苦，毅然斥之曰，汝曹決不能誘惑滅亡我。（中略）我，自壞者也。行矣，魅眾！死之手誠加我矣，然非汝手也。意蓋謂己有善惡，則褒貶賞罰，亦悉在己，神天魔龍，無以相淩，況其他乎？曼弗列特意誌之強如是，裴倫亦如是。論者或以擬瞿提之傳奇《法斯忒》（Faust）雲。二曰《凱因》（Cain），典據已見於前分，中有魔曰盧希飛勒，導凱因登太空，為論善惡生死之故，凱因悟，遂師摩羅。比行世，大遭教徒攻擊，則作《天地》（Heaven and Earth）以報之，英雄為耶彼第，博愛而厭世，亦以詰難教宗，鳴其非理者。夫撒但何由昉乎？以彼教言，則亦天使之大者，徒以陡起大望，生背神心，敗而墮獄，是雲魔鬼。由是言之，則魔亦神所手創者矣。已而潛入樂園，至善美安樂之伊甸，以一言而立毀，非具大能力，易克至是？伊甸，神所保也，而魔毀之，神安得雲全能？況自創惡物，又從而懲之，且更瓜蔓以懲人，其慈又安在？故凱因曰，神為不幸之因。神亦自不幸，手造破滅之不幸者，何幸福之可言？而吾父曰，神全能也。問之曰，神善，何複惡邪？則曰，惡者，就善之道爾。神之為善，誠如其言：先以凍餒，乃與之衣食；先以癘疫，乃施之救援；手造罪人，而曰吾赦汝矣。人則曰，神可頌哉，神可頌哉！營營而建伽蘭焉。盧希飛勒不然，曰吾誓之兩間，吾實有勝我之強者，而無有加於我之上位。彼勝我故，名我曰惡，若我致勝，惡且在神，善惡易位耳。此其論善惡，正異尼佉。尼佉意謂強勝弱故，弱者乃字其所為曰惡，故惡實強之代名；此則以惡為弱之冤諡。故尼佉欲自強，而並頌強者；此則亦欲自強，而力抗強者，好惡至不同，特圖強則一而已。人謂神強，因亦至善。顧善者乃不喜華果，特嗜腥膻，凱因之獻，純潔無似，則以旋風振而落之。人類之始，實由主神，一拂其心，即發洪水，並無罪之禽蟲卉木而殄之。人則曰，爰滅罪惡，神可頌哉！耶彼第乃曰，汝得救孺子眾！汝以為脫身狂濤，獲天幸歟？汝曹偷生，逞其食色，目擊世界之亡，而不生其憫歎；複無勇力，敢當大波，與同胞之人，共其運命；偕厥考逃於方舟，而建都邑於世界之墓上，竟無慚耶？然人竟無慚也，方伏地讚頌，無有休止，以是之故，主神遂強。使眾生去而不之理，更何威力之能有？人既授神以力，複假之以厄撒但；而此種人，又即主神往所殄滅之同類。以撒但之意觀之，其為頑愚陋劣，如何可言？將曉之歟，則音聲未宣，眾已疾走，內容何若，不省察也。將任之歟，則非撒但之心矣，故複以權力現於世。神，一權力也；撒但，亦一權力也。惟撒但之力，即生於神，神力若亡，不為之代；上則以力抗天帝，下則以力製眾生，行之背馳，莫甚於此。顧其製眾生也，即以抗故。倘其眾生同抗，更何製之雲？裴倫亦然，自必居人前，而怒人之後於眾。蓋非自居人前，不能使人勿後於眾故；任人居後而自為之前，又為撒但大恥故。故既揄揚威力，頌美強者矣，複曰，吾愛亞美利加，此自由之區，神之綠野，不被壓製之地也。由是觀之，裴倫既喜拿破侖之毀世界，亦愛華盛頓之爭自由，既心儀海賊之橫行，亦孤援希臘之獨立，壓製反抗，兼以一人矣。雖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

    五

    自尊至者，不平恒繼之，忿世嫉俗，發為巨震，與對蹠之徒爭衡。蓋人既獨尊，自無退讓，自無調和，意力所如，非達不已，乃以是漸與社會生衝突，乃以是漸有所厭倦於人間。若裴倫者，即其一矣。其言曰，磽確之區，吾儕奚獲耶？（中略）凡有事物，無不定以習俗至謬之衡，所謂輿論，實具大力，而輿論則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與近世諾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見合，伊氏生於近世，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會之敵》以立言，使醫士斯托克曼為全書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終獲群敵之諡。自既見放於地主，其子複受斥於學校，而終奮鬥，不為之搖。末乃曰，吾又見真理矣。地球上至強之人，至獨立者也！其處世之道如是。顧裴倫不盡然，凡所描繪，皆稟種種思，具種種行，或以不平而厭世，遠離人群，寧與天地為儕偶，如哈洛爾特；或厭世至極，乃希滅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於刻骨，乃鹹希破壞，以複仇讎，如康拉德與盧希飛勒；或棄斥德義，蹇視淫遊，以嘲弄社會，聊快其意，如堂祥。其非然者，則尊俠尚義，扶弱者而平不平，顛仆有力之蠢愚，雖獲罪於全群無懼，即裴倫最後之時是已。彼當前時，經曆一如上述書中眾士，特未欷歔斷望，願自逖於人間，如曼弗列特之所為而已。故懷抱不平，突突上發，則倨傲縱逸，不恤人言，破壞複仇，無所顧忌，而義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獨立而愛自繇，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此詩人所為援希臘之獨立，而終死於其軍中者也。蓋裴倫者，自繇主義之人耳，嚐有言曰，若為自由故，不必戰於宗邦，則當為戰於他國。是時意太利適製於墺，失其自由，有秘密政黨起，謀獨立，乃密與其事，以擴張自由之元氣者自任，雖狙擊密偵之徒，環繞其側，終不為廢遊步馳馬之事。後秘密政黨破於墺人，企望悉已，而精神終不消。裴倫之所督勵，力直及於後日，起馬誌尼，起加富爾，於是意之獨立成。故馬誌尼曰，意大利實大有賴於裴倫。彼，起吾國者也！蓋誠言已。裴倫平時，又至有情愫於希臘，思想所趣，如磁指南。特希臘時自由悉喪，入突厥版圖，受其羈縻，不敢抗拒。詩人惋惜悲憤，往往見於篇章，懷前古之光榮，哀後人之零落，或與斥責，或加激勵，思使之攘突厥而複興，更睹往日耀燦莊嚴之希臘，如所作《不信者》暨《堂祥》二詩中，其怨憤譙責之切，與希冀之誠，無不曆然可征信也。比千八百二十三年，倫敦之希臘協會馳書托裴倫，請援希臘之獨立。裴倫平日，至不滿於希臘今人，嚐稱之曰世襲之奴，曰自由苗裔之奴，因不即應；顧以義憤故，則終諾之，遂行。而希臘人民之墮落，乃誠如其說，勵之再振，為業至難，因羈滯於克茀洛尼亞島者五月，始向密淑倫其。其時海陸軍方奇困，聞裴倫至，狂喜，群集迓之，如得天使也。次年一月，獨立政府任以總督，並授軍事及民事之全權，而希臘是時，財政大匱，兵無宿糧，大勢幾去。加以式列阿忒傭兵見裴倫寬大，複多所要索，稍不滿，輒欲背去；希臘墮落之民，又誘之使窘裴倫。裴倫大憤，極詆彼國民性之陋劣；前所謂世襲之奴，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而裴倫誌尚不灰，自立革命之中樞，當四圍之艱險，將士內訌，則為之調和，以己為楷模，教之人道，更設法舉債，以振其窮，又定印刷之製，且堅堡壘以備戰。內爭方烈，而突厥果攻密淑倫其，式列阿忒傭兵三百人，複乘亂占要害地。裴倫方病，聞之泰然，力平黨派之爭，使一心以麵敵。特內外迫拶，神質劇勞，久之，疾乃漸革。將死，其從者持楮墨，將錄其遺言。裴倫曰否，時已過矣。不之語，已而微呼人名，終乃曰，吾言已畢。從者曰，吾不解公言。裴倫曰，籲，不解乎？嗚呼晚矣！狀若甚苦。有間，複曰，吾既以吾物暨吾康健，悉付希臘矣。今更付之吾生。他更何有？遂死，時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夕六時也。今為反念前時，則裴倫抱大望而來，將以天縱之才，致希臘複歸於往時之榮譽，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將靡然向之。蓋以異域之人，猶憑義憤為希臘致力，而彼邦人，縱墮落腐敗者日久，然舊澤尚存，人心未死，豈意遂無情愫於故國乎？特至今茲，則前此所圖，悉如夢跡，知自由苗裔之奴，乃果不可猝救有如此也。次日，希臘獨立政府為舉國民喪，市肆悉罷，炮台鳴炮三十七，如裴倫壽也。

    吾今為案其為作思惟，索詩人一生之內

    六

    修黎生三十年而死，其三十年悉奇跡也，而亦即無韻之詩。時既艱危，性複狷介，世不彼愛，而彼亦不愛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客意太利之南方，終以壯齡而夭死，謂一生即悲劇之實現，蓋非誇也。修黎者，以千七百九十二年生於英之名門，姿狀端麗，夙好靜思；比入中學，大為學友暨校師所不喜，虐遇不可堪。詩人之心，乃早萌反抗之朕兆；後作說部，以所得值饗其友八人，負狂人之名而去。次入惡斯佛大學，修愛智之學，屢馳書乞教於名人。而爾時宗教，權悉歸於冥頑之牧師，因以妨自由之崇信。修黎蹶起，著《無神論之要》一篇，略謂惟慈愛平等三，乃使世界為樂園之要素，若夫宗教，於此無功，無有可也。書成行世，校長見之大震，終逐之；其父亦驚絕，使謝罪返校，而修黎不從，因不能歸。天地雖大，故鄉已失，於是至倫敦，時年十八，顧已孤立兩間，歡愛悉絕，不得不與社會戰矣。已而知戈德文（W.Godwin），讀其著述，博愛之精神益張。次年入愛爾蘭，檄其人士，於政治宗教，皆欲有所更革，顧終不成。逮千八百十五年，其詩《阿拉斯多》（Alastor）始出世，記懷抱神思之人，索求美者，遍曆不見，終死曠原，如自敘也。次年乃識裴倫於瑞士；裴倫深稱其人，謂奮迅如獅子，又善其詩，而世猶無顧之者。又次年成《伊式闌轉輪篇》（The Revolt of Islam）。凡修黎懷抱，多抒於此。篇中英雄曰羅昂，以熱誠雄辯，警其國民，鼓吹自由，掊擊壓製，顧正義終敗，而壓製於以凱還，羅昂遂為正義死。是詩所函，有無量希望信仰，暨無窮之愛，窮追不舍，終以殞亡。蓋羅昂者，實詩人之先覺，亦即修黎之化身也。

    至其傑作，尤在劇詩；尤偉者二，一曰《釋放之普洛美迢斯》（Prometheus Unbound），一曰《煔希》（The Cenci）。前者事本希臘神話，意近裴倫之《凱因》。假普洛美迢為人類之精神，以愛與正義自由故，不恤艱苦，力抗壓製主者僦畢多，竊火貽人，受縶於山頂，猛鷲日啄其肉，而終不降。僦畢多為之辟易；普洛美迢乃眷女子珂希亞，獲其愛而畢。珂希亞者，理想也。《煔希》之篇，事出意太利，記女子煔希之父，酷虐無道，毒虐無所弗至，煔希終殺之，與其後母兄弟，同戮於市。論者或謂之不倫。顧失常之事，不能絕於人間，即中國《春秋》，修自聖人之手者，類此之事，且數數見，又多直書無所諱，吾人獨於修黎所作，乃和眾口而難之耶？上述二篇，詩人悉出以全力，嚐自言曰，吾詩為眾而作，讀者將多。又曰，此可登諸劇場者。顧詩成而後，實乃反是，社會以謂不足讀，伶人以謂不可為；修黎抗偽俗弊習以成詩，而詩亦即受偽俗弊習之夭閼，此十九稘上葉精神界之戰士，所為多抱正義而駢殞者也。雖然，往時去矣，任其自去，若夫修黎之真值，則至今日而大昭。革新之潮，此其巨派，戈德文書出，初啟其端，得詩人之聲，乃益深入世人之靈府。凡正義自由真理以至博愛希望諸說，無不化而成醇，或為羅昂，或為普洛美迢，或為伊式闌之壯士，現於人前，與舊習對立，更張破壞，無稍假借也。舊習既破，何物斯存，則惟改革之新精神而已。十九世紀機運之新，實賴有此。朋思唱於前，裴倫修黎起其後，掊擊排斥，人漸為之倉皇；而倉皇之中，即亟人生之改進。故世之嫉視破壞，加之惡名者，特見一偏而未得其全體者爾。若為案其真狀，則光明希望，實伏於中。惡物悉顛，於群何毒？破壞之雲，特可發自冥頑牧師之口，而不可出諸全群者也。若其聞之，則破壞為業，斯愈益貴矣！況修黎者，神思之人，求索而無止期，猛進而不退轉，淺人之所觀察，殊莫可得其淵深。若能真識其人，將見品性之卓，出於雲間，熱誠勃然，無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鄉；此其為鄉，則爰有美之本體。奧古斯丁曰，吾未有愛而吾欲愛，因抱希冀以求足愛者也。惟修黎亦然，故終出人間而神行，冀自達其所崇信之境；複以妙音，喻一切未覺，使知人類曼衍之大故，暨人生價值之所存，揚同情之精神，而張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懷大希以奮進，與時劫同其無窮。世則謂之惡魔，而修黎遂以孤立；群複加以排擠，使不可久留於人間，於是壓製凱還，修黎以死，蓋宛然阿剌斯多之殞於大漠也。

    雖然，其獨慰詩人之心者，則尚有天然在焉。人生不可知，社會不可恃，則對天物之不偽，遂寄之無限之溫情。一切人心，孰不如是。特緣受染有異，所感斯殊，故目睛奪於實利，則欲驅天然為之得金資；智力集於科學，則思製天然而見其法則；若至下者，乃自春徂冬，於兩間崇高偉大美妙之見象，絕無所感應於心，自墮神智於深淵，壽雖百年，而迄不知光明為何物，又奚解所謂臥天然之懷，作嬰兒之笑矣。修黎幼時，素親天物，嚐曰，吾幼即愛山河林壑之幽寂，遊戲於斷崖絕壁之為危險，吾伴侶也。考其生平，誠如自述。方在稚齒，已盤桓於密林幽穀之中，晨瞻曉日，夕觀繁星，俯則瞰大都中人事之盛衰，或思前此壓製抗拒之陳跡；而蕪城古邑，或破屋中貧人啼饑號寒之狀，亦時複曆曆入其目中。其神思之澡雪，既至異於常人，則曠觀天然，自感神

    七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異於西歐，而裴倫之詩，亦疾進無所沮核。俄羅斯當十九世紀初葉，文事始新，漸乃獨立，日益昭明，今則已有齊驅先覺諸邦之概，令西歐人士，無不驚其美偉矣。顧夷考權輿，實本三士：曰普式庚，曰來爾孟多夫，曰鄂戈理。前二者以詩名世，均受影響於裴倫；惟鄂戈理以描繪社會人生之黑暗著名，與二人異趣，不屬於此焉。

    普式庚（A.Pushkin）以千七百九十九年生於墨斯科，幼即為詩，初建羅曼宗於其文界，名以大揚。顧其時俄多內訌，時勢方亟，而普式庚詩多諷喻，人即借而擠之，將流鮮卑，有數耆宿力為之辯，始獲免，謫居南方。其時始讀裴倫詩，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轉化，小詩亦嚐摹裴倫；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至與《哈洛爾特遊草》相類。中記俄之絕望青年，囚於異域，有少女為釋縛縱之行，青年之情意複蘇，而厥後終於孤去。其《及潑希》（Gypsy）一詩亦然，及潑希者，流浪歐洲之民，以遊牧為生者也。有失望於世之人曰阿勒戈，慕是中絕色，因入其族，與為婚因，顧多嫉，漸察女有他愛，終殺之。女之父不施報，特令去不與居焉。二者為詩，雖有裴倫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見放於人群，顧複不離亞曆山大時俄國社會之一質分，易於失望，速於奮興，有厭世之風，而其誌至不固。普式庚於此，已不與以同情，諸凡切於報複而觀念無所勝人之失，悉指摘不為諱飾。故社會之偽善，既灼然現於人前，而及潑希之樸野純全，亦相形為之益顯。論者謂普式庚所愛，漸去裴倫式勇士而向祖國純樸之民，蓋實自斯時始也。爾後巨製，曰《阿內庚》（Eugiene Onieguine），詩材至簡，而文特富麗，爾時俄之社會，情狀略具於斯。惟以推敲八年，所蒙之影響至不一，故性格遷流，首尾多異。厥初二章，尚受裴倫之感化，則其英雄阿內庚為性，力抗社會，斷望人間，有裴倫式英雄之概，特已不憑神思，漸近真然，與爾時其國青年之性質肖矣。厥後外緣轉變，詩人之性格亦移，於是漸離裴倫，所作日趣於獨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至與裴倫分道之因，則為說亦不一：或謂裴倫絕望奮戰，意向峻絕，實與普式庚性格不相容，曩之信崇，蓋出一時之激越，迨風濤大定，自即棄置而返其初；或謂國民性之不同，當為是事之樞紐，西歐思想，絕異於俄，其去裴倫，實由天性，天性不合，則裴倫之長存自難矣。凡此二說，無不近理；特就普式庚個人論之，則其對於裴倫，僅摹外狀，迨放浪之生涯畢，乃驟返其本然，不能如來爾孟多夫，終執消極觀念而不舍也。故旋墨斯科後，立言益務平和，凡足與社會生衝突者，鹹力避而不道，且多讚誦，美其國之武功。千八百三十一年波闌抗俄，西歐諸國右波闌，於俄多所憎惡。普式庚乃作《俄國之讒謗者》暨《波羅及諾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愛國。丹麥評騭家勃闌兌思（G.Brandes）於是有微辭，謂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雖雲愛國，顧為獸愛。特此亦不僅普式庚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愛國者，於國有誠為人愛而不墜於獸愛者，亦僅見也。及晚年，與和闌公使子覃提斯迕，終於決鬥被擊中腹，越二日而逝，時為千八百三十七年。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獨立，故文史家芘賓謂真之俄國文章，實與斯人偕起也。而裴倫之摩羅思想，則又經普式庚而傳來爾孟多夫。

    來爾孟多夫（M.Lermontov）生於千八百十四年，與普式庚略並世。其先來爾孟斯（Learmont）氏，英之蘇格蘭人；故每有不平，輒雲將去此冰雪警吏之地，歸其故鄉。顧性格全如俄人，妙思善感，惆悵無間，少即能綴德語成詩；後入大學被黜，乃居陸軍學校二年，出為士官，如常武士，惟自謂僅於香賓酒中，加少許詩趣而已。及為禁軍騎兵小校，始仿裴倫詩紀東方事，且至慕裴倫為人。其自記有曰，今吾讀《世胄裴倫傳》，知其生涯有同我者；而此偶然之同，乃大驚我。又曰，裴倫更有同我者一事，即嚐在蘇格蘭，有媼謂裴倫母曰，此兒必成偉人，且當再娶。而在高加索，亦有媼告吾大母，言與此同。縱不幸如裴倫，吾亦願如其說。顧來爾孟多夫為人，又近修黎。修黎所作《解放之普洛美迢》，感之甚力，於人生善惡競爭諸問，至為不寧，而詩則不之仿。初雖摹裴倫及普式庚，後亦自立。且思想複類德之哲人勖賓赫爾，知習俗之道德大原，悉當改革，因寄其意於二詩，一曰《神摩》（Demon），一曰《謨嚌黎》（Mtsyri）。前者托旨於巨靈，以天堂之逐客，又為人間道德之憎者，超越凡情，因生疾惡，與天地鬥爭，苟見眾生動於凡情，則輒旋以賤視。後者一少年求自由之呼號也。有孺子焉，生長山寺，長老意已斷其情感希望，而孺子魂夢，不離故園，一夜暴風雨，乃乘長老方禱，潛遁出寺，彷徨林中者三日，自由無限，畢生莫倫。後言曰，爾時吾自覺如野獸，力與風雨電光猛虎戰也。顧少年迷林中不能返，數日始得之，惟已以鬥豹得傷，竟以是殞。嚐語侍疾老僧曰，丘墓吾所弗懼，人言畢生憂患，將入睡眠，與之永寂，第優與吾生別耳。……吾猶少年。……寧汝尚憶少年之夢，抑已忘前此世間憎愛耶？倘然，則此世於汝，失其美矣。汝弱且老，滅諸希望矣。少年又為述林中所見，與所覺自由之感，並及鬥豹之事曰，汝欲知吾獲自由時，何所為乎？吾生矣。老人，吾生矣。使盡吾生無此三日者，且將慘淡冥暗，逾汝暮年耳。及普式庚鬥死，來爾孟多夫又賦詩以寄其悲，末解有曰，汝儕朝人，天才自由之屠伯，今有法律以自庇，士師蓋無如汝何，第猶有尊嚴之帝在天，汝不能以金資為賂。……以汝黑血，不能滌吾詩人之血痕也。詩出，舉國傳誦，而來爾孟多夫亦由是得罪，定流鮮卑；後遇援，乃戍高加索，見其地之物色，詩益雄美。惟當少時，不滿於世者義至博大，故作《神摩》，其物猶撒但，惡人生諸凡陋劣之行，力與之敵。如勇猛者，所遇無不庸懦，則生激怒；以天生崇美之感，而眾生擾擾，不能相知，爰起厭倦，憎恨人世也。顧後乃漸即於實，凡所不滿，已不在天地人間，退而止於一代；後且更變，而猝死於決鬥。決鬥之因，即肇於來爾孟多夫所為書曰《並世英雄記》。人初疑書中主人，即著者自序，迨再印，乃辨言曰，英雄不為一人，實吾曹並時眾惡之象。蓋其書所述，實即當時人士之狀爾。於是有友摩爾迭諾夫者，謂來爾孟多夫取其狀以入書，因與索鬥。來爾孟多夫不欲殺其友，僅舉槍射空中；顧摩爾迭諾夫則擬而射之，遂死，年止二十七。

    前此二人之於裴倫，同汲其流，而複殊別。普式庚在厭世主義之外形，來爾孟多夫則直在消極之觀念。故普式庚終服帝力，入於平和，而來爾孟多夫則奮戰力拒，不稍退轉。波覃勖迭氏評之曰，來爾孟多夫不能勝來追之運命，而當降伏之際，亦至猛而驕。凡所為詩，無不有強烈弗和與踔厲不平之響者，良以是耳。來爾孟多夫亦甚愛國，顧絕異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偉大。幾所眷愛，乃在鄉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愛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敵俄國者也；來爾孟多夫雖自從軍，兩與其役，然終愛之，所作《伊思邁爾培》（Ismail-Bey）一篇，即紀其事。來爾孟多夫之於拿破侖，亦稍與裴倫異趣。裴倫初嚐責拿破侖對於革命思想之謬，及既敗，乃有憤於野犬之食死獅而崇之。來爾孟多夫則專責法人，謂自陷其雄士。至其自信，亦如裴倫，謂吾之良友，僅有一人，即是自己。又負雄心，期所過必留影跡。然裴倫所謂非憎人間，特去之而已，或雲吾非愛人少，惟愛自然多耳等意，則不能聞之來爾孟多夫。彼之平生，常以憎人者自命，凡天物之美，足以樂英詩人者，在俄國英雄之目，則長此黯淡，濃雲疾雷而不見霽日也。蓋二國人之異，亦差可於是見之矣。

    八

    丹麥人勃闌兌思，於波闌之羅曼派，舉密克威支（A.Mickiewicz）斯洛代支奇（J.Slowacki）克拉旬斯奇（S.Krasinski）三詩人。密克威支者，俄文家普式庚同時人，以千七百九十八年生於劄希亞小村之故家。村在列圖尼亞，與波闌鄰比。十八歲出就維爾那大學，治言語之學，初嚐愛鄰女馬理維來蘇薩加，而馬理他去，密克威支為之不歡。後漸讀裴倫詩，又作詩曰《死人之祭》（Dziady）。中數份敘列圖尼亞舊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於壟上，用享死者，聚村人牧者術士一人，暨眾冥鬼，中有失愛自殺之人，已經冥判，每屆是日，必更曆苦如前此；而詩止斷片未成。爾後居加夫諾（Kowno）為教師；二三年返維爾那。遞千八百二十二年，捕於俄吏，居囚室十閱月，窗牖皆木製，莫辨晝夜；乃送聖彼得堡，又徙阿兌塞，而其地無需教師，遂之克利米亞，攬其地風物以助詠吟，後成《克利米亞詩集》一卷。已而返墨斯科，從事總督府中，著詩二種，一曰《格羅蘇那》（Grazyna），記有王子烈泰威爾，與其外父域多勒特迕，將乞外兵為援，其婦格羅蘇那知之，不能令勿叛，惟命守者，勿容日耳曼使人入諾華格羅迭克。援軍遂怒，不攻域多勒特而引軍薄烈泰威爾，格羅蘇那自擐甲，偽為王子與戰，已而王子歸，雖幸勝，而格羅蘇那中流丸，旋死。及葬，縶發炮者同置之火，烈泰威爾亦殉焉。此篇之意，蓋在假有婦人，第以祖國之故，則雖背夫子之命，斥去援兵，欺其軍士，瀕國於險，且召戰爭，皆不為過，苟以是至高之目的，則一切事，無不可為者也。一曰《華連洛德》（Wallenrod），其詩取材古代，有英雄以敗亡之餘，謀複國仇，因偽降敵陳，漸為其長，得一舉而複之。此蓋以意太利文人摩契阿威黎（Machiavelli）之意，附諸裴倫之英雄，故初視之亦第羅曼派言情之作。檢文者不喻其意，聽其付梓，密克威支名遂大起。未幾得間，因至德國，見其文人瞿提。此他猶有《佗兌支氏》（Pan Tadeusz）一詩，寫蘇索烈加暨訶什支珂二族之事，描繪物色，為世所稱。其中雖以佗兌支為主人，而其父約舍克易名出家，實其主的。初記二人熊獵，有名華伊斯奇者吹角，起自微聲，以至洪響，自榆度榆，自檞至檞，漸乃如千萬角聲，合於一角；正如密克威支所為詩，有今昔國人之聲，寄於是焉。諸凡詩中之聲，清澈弘厲，萬感悉至，直至波闌一角之天，悉滿歌聲，雖至今日，而影響於波闌人之心者，力猶無限。令人憶詩中所雲，聽者當華伊斯奇吹角久已，而尚疑其方吹未已也。密克威支者，蓋即生於彼歌聲反響之中，至於無盡者夫。

    密克威支至崇拿破侖，謂其實造裴倫，而裴倫之生活暨其光耀，則覺普式庚於俄國，故拿破侖亦間接起普式庚。拿破侖使命，蓋在解放國民，因及世界，而其一生，則為最高之詩。至於裴倫，亦極崇仰，謂裴倫所作，實出於拿破侖，英國同代之人，雖被其天才影響，而卒莫能並大。蓋自詩人死後，而英國文章，狀態又歸前紀矣。若在俄國，則善普式庚，二人同為斯拉夫文章首領，亦裴倫分文，逮年漸進，亦均漸趣於國粹；所異者，普式庚少時欲畔帝力，一舉不成，遂以铩羽，且感帝意，願為之臣，失其英年時之主義，而密克威支則長此保持，洎死始已也。當二人相見時，普式庚有《銅馬》一詩，密克威支則有《大彼得像》一詩為其紀念。蓋千八百二十九年頃，二人嚐避雨像次，密克威支因賦詩紀所語，假普式庚為言，末解曰，馬足已虛，而帝不勒之返。彼曳其枚，行且墜碎。曆時百年，今猶未墮，是猶山泉噴水，著寒而冰，臨懸崖之側耳。顧自由日出，熏風西集，寒沍之地，因以昭蘇，則噴泉將何如，暴政將何如也？雖然，此實密克威支之言，特托之普式庚者耳。波闌破後，二人遂不相見，普式庚有詩懷之；普式庚傷死，密克威支亦念之至切。顧二人雖甚稔，又同本裴倫，而亦有特異者，如普式庚於晚出諸作，恒自謂少年眷愛自繇之夢，已背之而去，又謂前路已不見儀的之存，而密克威支則儀的如是，決無疑貳也。

    斯洛伐支奇以千八百九年生克爾舍密涅克（Krzemieniec），少孤，育於後父；嚐入維爾那大學，性情思想如裴倫。二十一歲入華騷戶部為書記；越二年，忽以事去國，不能複返。初至倫敦；已而至巴黎，成詩一卷，仿裴倫詩體。時密克威支亦來相見，未幾而迕。所作詩歌，多慘苦之音。千八百三十五年去巴黎，作東方之遊，經希臘埃及敘利亞；三十七年返意太利，道出曷爾愛列須阻疫，滯留久之，作《大漠中之疫》一詩。記有亞剌伯人，為言目擊四子三女，洎其婦相繼死於疫，哀情湧於毫素，讀之令人憶希臘尼阿孛（Niobe）事，亡國之痛，隱然在焉。且又不止此苦難之詩而已，凶慘之作，恒與俱起，而斯洛伐支奇為尤。凡詩詞中，靡不可見身受楚毒之印象或其見聞，最著者或根史實，如《克壘勒度克》（Król Duch）中所述俄帝伊凡四世，以劍釘使者之足於地一節，蓋本諸古典者也。

    波闌詩人多寫獄中戍中刑罰之事，如密克威支作《死人之祭》第三卷中，幾盡繪己身所曆，倘讀其《契珂夫斯奇》（Cichowski）一章，或《娑波盧夫斯奇》（Sobolewski）之什，記見少年二十橇，送赴鮮卑事，不為之生憤激者蓋鮮也。而讀上述二人吟詠，又往往聞報複之聲。如《死人祭》第三篇，有囚人所歌者：其一央珂夫斯奇曰，欲我為信徒，必見耶穌馬理，先懲汙吾國土之俄帝而後可。俄帝若在，無能令我呼耶穌之名。其二加羅珂夫斯奇曰，設吾當受謫放，勞役縲絏得為俄帝作工，夫何靳耶？吾在刑中，所當力作，自語曰，願此蒼鐵，有日為帝成一斧也。吾若出獄，當迎韃靼女子，語之曰，為帝生一巴棱（殺保羅一世者）。吾若遷居植民地，當為其長，盡吾隴畝，為帝植麻，以之成一蒼色巨索，織以銀絲，俾阿爾洛夫（殺彼得三世者）得之，可繯俄帝頸也。末為康拉德歌曰，吾神已寂，歌在墳墓中矣。惟吾靈神，已嗅血腥，一噭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欲人血也。渴血渴血，複仇複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報矣；即不如是，亦報爾！報複詩華，蓋萃於是，使神不之直，則彼且自報之耳。

    如上所言報複之事，蓋皆隱藏，出於不意，其旨在凡窘於天人之民，得用諸術，拯其父國，為聖法也。故格羅蘇那雖背其夫而拒敵，義為非謬；華連洛德亦然。苟拒異族之軍，雖用詐偽，不雲非法，華連洛德偽附於敵，乃殲日耳曼軍，故土自由，而自亦懺悔而死。其意蓋以為一人苟有所圖，得當以報，則雖降敵，不為罪愆。如《阿勒普耶羅斯》（Alpujarras）一詩，益可以見其意。中敘摩亞之王阿勒曼若，以城方大疫，且不得不以格拉那陀地降西班牙，因夜出。西班牙人方聚飲，忽白有人乞見，來者一阿剌伯人，進而呼曰，西班牙人，吾願奉汝明神，信汝先哲，為汝奴仆！眾識之，蓋阿勒曼若也。西人長者抱之為吻禮，諸首領皆禮之。而阿勒曼若忽仆地，攫其巾大悅呼曰，吾中疫矣！蓋以彼忍辱一行，而疫亦入西班牙之軍矣。斯洛伐支奇為詩，亦時責奸人自行詐於國，而以詐術陷敵，則甚美之，如《闌勃羅》（Lambro）《珂爾強》（Kordjan）皆是。《闌勃羅》為希臘人事，其人背教為盜，俾得自由以仇突厥，性至凶酷，為世所無，惟裴倫東方詩中能見之耳。珂爾強者，波闌人謀刺俄帝尼可拉一世者也。凡是二詩，其主旨所在，皆特報複而已矣。

    上二士者，以絕望故，遂於凡可禍敵，靡不許可，如格羅蘇那之行詐，如華連洛德之偽降，如阿勒曼若之種疫，如珂爾強之謀刺，皆是也。而克拉旬斯奇之見，則與此反。此主力報，彼主愛化。顧其為詩，莫不追懷絕澤，念祖國之憂患。波闌人動於其詩，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舉；餘憶所及，而六十三年大變，亦因之起矣。即在今茲，精神未忘，難亦未已也。

    九

    若匈加利當沉默蜷伏之頃，則興者有裴彖飛（A.Petfi），沽肉者子也，以千八百二十三年生於吉思珂羅（Kis-Krs）。其區為匈之低地，有廣漠之普斯多（Puszta此翻平原），道周之小旅以及村舍，種種物色，感之至深。蓋普斯多之在匈，猶俄之有斯第孛（Steppe此亦翻平原），善能起詩人焉。父雖賈人，而殊有學，能解臘丁文。裴彖飛十歲出學於科勒多，既而至阿瑣特，治文法三年。然生有殊稟，摯愛自繇，願為俳優；天性又長於吟詠。比至舍勒美支，入高等學校三月，其父聞裴彖飛與優人伍，令止讀，遂徒步至菩特沛思德，入國民劇場為雜役。後為親故所得，留養之，乃始為詩詠鄰女，時方十六齡。顧親屬謂其無成，僅能為劇，遂任之去。裴彖飛忽投軍為兵，雖性惡壓製而愛自由，顧亦居軍中者十八月，以病虐罷。又入巴波大學，時亦為優，生計極艱，譯英法小說自度。千八百四十四年訪偉羅思摩諦（M.Vrsmarty），偉為梓其詩，自是遂專力於文，不複為優。此其半生之轉點，名亦陡起，眾目為匈加利之大詩人矣，次年春，其所愛之女死，因旅行北方自遣，及秋始歸。洎四十七年，乃訪詩人阿闌尼（J.Arany）於薩倫多，而阿闌尼傑作《約爾提》（Joldi）適竣，讀之歎賞，訂交焉。四十八年以始，裴彖飛詩漸傾於政事，蓋知革命將興，不期而感，猶野禽之識地震也。是年三月，墺大利人革命報至沛思德，裴彖飛感之，作《興矣摩迦人》（Tolpra Magyar）一詩，次日誦以徇眾，至解末迭句雲，誓將不複為奴！則眾皆和，持至檢文之局，逐其吏而自印之，立俟其畢，各持之行。文之脫檢，實自此始。裴彖飛亦嚐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筆一下，不為利役也。居吾心者，爰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顧所為文章，時多過情，或與眾忤；嚐作《致諸帝》一詩，人多責之。裴彖飛自記曰，去三月十五數日而後，吾忽為眾惡之人矣，褫奪花冠，獨研深穀之中，顧吾終幸不屈也。比國事漸急，詩人知戰爭死亡且近，極思赴之。自曰，天不生我於孤寂，將召赴戰場矣。吾今得聞角聲召戰，吾魂幾欲驟前，不及待令矣。遂投國民軍（Honvéd）中，四十九年轉隸貝謨將軍麾下。貝謨者，波闌武人，千八百三十年之役，力戰俄人者也。時軻蘇士招之來，使當脫闌希勒伐尼亞一麵，甚愛裴彖飛，如家人父子然。裴彖飛三去其地，而不久即返，似或引之。是年七月三十一日舍俱思跋之戰，遂歿於軍。平日所謂為愛而歌，為國而死者，蓋至今日而踐矣。裴彖飛幼時，嚐治裴倫暨修黎之詩，所作率縱言自由，誕放激烈，性情亦仿佛如二人。曾自言曰，吾心如反響之森林，受一呼聲，應以百響者也。又善體物色，著之詩歌，妙絕人世，自稱為無邊自然之野花。所著長詩，有《英雄約諾斯》（János Vitéz）一篇，取材於古傳，述其人悲歡畸跡。又小說一卷曰《縊吏之繯》（A Hóhér Ktele），記以眷愛起爭，肇生孽障，提爾尼阿遂終陷安陀羅奇之子於法。安陀羅奇失愛絕歡，廬其子壟上，一日得提爾尼阿，將殺之。而從者止之曰，敢問死與生之憂患孰大？曰，生哉！乃縱之使去；終誘其孫令自經，而其為繩，即昔日繯安陀羅奇子之頸者也。觀其首引耶和華言，意蓋雲厥祖罪愆，亦可報諸其苗裔，受施必複，且不嫌加甚焉。至於詩人一生，亦至殊異，浪遊變易，殆無寧時。雖少逸豫者一時，而其靜亦非真靜，殆猶大海漩洑中心之靜點而已。設有孤舟，卷於旋風，當有一瞬間忽爾都寂，如風雲已息，水波不興，水色青如微笑，顧漩洑偏急，舟複入卷，乃至破沒矣。彼詩人之暫靜，蓋亦猶是焉耳。

    上述諸人，其為品性言行思惟，雖以種族有殊，外緣多別，因現種種狀，而實統於一宗：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求之華土，孰比之哉？夫中國之立於亞洲也，文明先進，四鄰莫之與倫，蹇視高步，因益為特別之發達；及今日雖彫苓，而猶與西歐對立，此其幸也。顧使往昔以來，不事閉關，能與世界大勢相接，思想為作，日趣於新，則今日方卓立宇內，無所愧遜於他邦，榮光儼然，可無蒼黃變革之事，又從可知爾。故一為相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則震旦為國，得失滋不雲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響於異邦，自具特異之光采，近雖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則以孤立自是，不遇校讎，終至墮落而之實利；為時既久，精神淪亡，逮蒙新力一擊，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與之抗。加以舊染既深，輒以習慣之目光，觀察一切，凡所然否，謬解為多，此所為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於中國也。夫如是，則精神界之戰士貴矣。英當十八世紀時，社會習於偽，宗教安於陋，其為文章，亦摹故舊而事塗飾，不能聞真之心聲。於是哲人洛克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積弊，唱思想言議之自由，轉輪之興，此其播種。而在文界，則有農人朋思生蘇格蘭，舉全力以抗社會，宣眾生平等之音，不懼權威，不跽金帛，灑其熱血，注諸韻言；然精神界之偉人，非遂即人群之驕子，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家國荒矣，而賦最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賊於眾，居其一或兼其二，則中國遂以蕭條。勞勞獨軀殼之事是圖，而精神日就於荒落；新潮來襲，遂以不支。眾皆曰維新，此即自白其曆來罪惡之聲也，猶雲改悔焉爾。顧既維新矣，而希望亦與偕始，吾人所待，則有介紹新文化之士人。特十餘年來，介紹無已，而究其所攜將以來歸者；乃又舍治餅餌守囹圄之術而外，無他有也。則中國爾後，且永續其蕭條，而第二維新之聲，亦將再舉，蓋可準前事而無疑者矣。俄文人凱羅連珂（V.Korolenko）作《末光》一書，有記老人教童子讀書於鮮卑者，曰，書中述櫻花黃鳥，而鮮卑沍寒，不有此也。翁則解之曰，此鳥即止於櫻木，引吭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處蕭條之中，即不誠聞其好音，亦當得先覺之詮解；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國之蕭條也。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一九○七年作。）

    我之節烈觀

    “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曆來的歎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歎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禦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餘的文章議論裏，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歎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歎，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餘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隻是旁觀，隻是賞玩，隻是歎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托空言的人，歎息一番之後，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

    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裏最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裏，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裏搗鬼，此時卻又有一群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於是又想出一種挽救的方法；他們叫作“表彰節烈”！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複古時代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裏，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於“人心日下”之中。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裏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隻要丈夫死了，他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汙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汙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著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隻是如此。

    康有為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著鬼話。這表彰節烈，卻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幾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據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隻是喉舌。雖然是他發聲，卻和四支五官神經內髒，都有關係。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於這群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烈（中國稱不守節作“失節”，不烈卻並無成語，所以隻能合稱他“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照現在的情形，“國將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饑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隻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為思想，全鈔舊帳；所以種種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仿佛，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裏麵，全是男人，並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才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於水旱饑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與女子無關。隻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後，並非因為他們不節烈了，才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閣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隻得分擔。其餘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後，有何效果？據節烈為本，將所有活著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烈的人；一種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隻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隻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著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係？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聖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誌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隻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幹；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裏，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隻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隻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於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隻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汙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隻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隻配有他的意思。一麵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麵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裏，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隻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並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裏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麽裁製，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曆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於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後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於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於歸了“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的什麽“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後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裏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麽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隻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隻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誌”，甚而至於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隻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園裏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隻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願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後，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於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麵，何以也不主張真理，隻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後，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餘“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於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於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誌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便也隻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裏麵，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願他回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麽？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曆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塗塗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布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麽？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隻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後，間或得了旌表，還要寫入誌書。所以各府各縣誌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誌書裏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後，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麽？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裏，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裏，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裏。不過他死後間有一回表彰，寫入誌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麽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麽？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著少年女人，誠心祝讚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著。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麽？

    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曆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作這一篇文的本意，其實是想研究怎樣改革家庭；又因為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所以尤想對於從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總而言之：隻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但何以大模大樣，用了這九個字的題目呢？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中國的“聖人之徒”，最恨人動搖他的兩樣東西。一樣不必說，也與我輩絕不相幹；一樣便是他的倫常，我輩卻不免偶然發幾句議論，所以株連牽扯，很得了許多“鏟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他們以為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但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隻是生命的橋梁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我知道我輩和讀者，若不是現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補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隻在一個時間。為想省卻許多麻煩起見，我們便該無須客氣，盡可先行占住了上風，擺出父親的尊嚴，談談我們和我們子女的事；不但將來著手實行，可以減少困難，在中國也順理成章，免得“聖人之徒”聽了害怕，總算是一舉兩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說，“我們怎樣做父親。”

    第二，對於家庭問題，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二五、四○、四九）中，曾經略略說及，總括大意，便隻是從我們起，解放了後來的人。論到解放子女，本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必有什麽討論。但中國的老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卻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隻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還有，我曾經說，自己並非創作者，便在上海報紙的《新教訓》裏，挨了一頓罵。但我輩評論事情，總須先評論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說話，對得起自己和別人。我自己知道，不特並非創作者，並且也不是真理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隻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裏麵，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於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知。便是對於數年以後的學說的進步和變遷，也說不出會到如何地步，單相信比現在總該還有進步還有變遷罷了。所以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現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

    生命的價值和生命價值的高下，現在可以不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生物為保存生命起見，具有種種本能，最顯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攝取食品，因有食品才發生溫熱，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個體，總免不了老衰和死亡，為繼續生命起見，又有一種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現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後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飲食並非罪惡，並非不淨；性交也就並非罪惡，並非不淨。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於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於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後後，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後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竟與這道理完全相反。夫婦是“人倫之中”，卻說是“人倫之始”；性交是常事，卻以為不淨；生育也是常事，卻以為天大的大功。人人對於婚姻，大抵先夾帶著不淨的思想。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獨有對於孩子，卻威嚴十足。這種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和偷了錢發跡的財主，不相上下了。我並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人類的性交也應如別種動物，隨便舉行；或如無恥流氓，專做些下流舉動，自鳴得意。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固有的不淨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創造者的意義。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領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領，將來還要交付子女，像他們的父母一般。隻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隻能延續著，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須有一種內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繁複，無脊椎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發生脊椎。所以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

    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後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孫子理應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須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是說，此後覺醒的人，應該先洗淨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況且幼者受了權利，也並非永久占有，將來還要對於他們的幼者，仍盡義務。隻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切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父子間沒有什麽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聖人之徒”麵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利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係，隻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卻件件與這要求反對，我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於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著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合長幼的方法，卻並無錯誤。他並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於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途。

    人類也不外此，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為本位，便是最合於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隻要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現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為將要放債。隻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願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願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倘如舊說，抹煞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於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種子。有人做了樂府，說是“勸孝”，大意是什麽“兒子上學堂，母親在家磨杏仁，預備回來給他喝，你還不孝麽”之類，自以為“拚命衛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窮人的豆漿，在愛情上價值同等，而其價值卻正在父母當時並無求報的心思；否則變成買賣行為，雖然喝了杏酪，也不異“人乳喂豬”，無非要豬肉肥美，在人倫道德上，絲毫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隻是“愛”。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當的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因為將來的運命，早在現在決定，故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譯本，載在《新潮》一卷五號）雖然重在男女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遺傳的可怕。歐士華本是要生活，能創作的人，因為父親的不檢，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愛母親，不忍勞他服侍，便藏著嗎啡，想待發作時候，由使女瑞琴幫他吃下，毒殺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於是隻好托他母親了。

    歐“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嗎？”

    歐“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親！”

    歐“正為那個。”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歐“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給我的是一種什麽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這一段描寫，實在是我們做父親的人應該震驚戒懼佩服的；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受罪。這種事情，中國也很多，隻要在醫院做事，便能時時看見先天梅毒性病兒的慘狀；而且傲然的送來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遺傳，並不隻是梅毒；另外許多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也可以傳之子孫，而且久而久之，連社會都蒙著影響。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將來學問發達，社會改造時，他們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總不免要受善種學（Eugenics）者的處置。

    倘若現在父母並沒有將什麽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交給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當然健康，總算已經達到了繼續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責任還沒有完，因為生命雖然繼續了，卻是停頓不得，所以還須教這新生命去發展。凡動物較高等的，對於幼雛，除了養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例如飛禽便教飛翔，鷙獸便教搏擊。人類更高幾等，便也有願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這也是愛，上文所說的是對於現在，這是對於將來。隻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於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單細胞動物，也遵著這教訓，那便永遠不敢分裂繁複，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類了。

    幸而這一類教訓，雖然害過許多人，卻還未能完全掃盡了一切人的天性。沒有讀過“聖賢書”的人，還能將這天性在名教的斧鉞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蘖；這便是中國人雖然凋落萎縮，卻未滅絕的原因。

    所以覺醒的人，此後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不少；對於兒童的設施，研究兒童的事業，都非常興盛了。第二，便是指導。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必須進化；所以後起的人物，一定尤異於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不但不該責幼者供奉自己；而且還須用全副精神，專為他們自己，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遊泳，不被淹沒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便是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會怕，仿佛父母從此以後，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這種空虛的恐怖和無聊的感想，也即從謬誤的舊思想發生；倘明白了生物學的真理，自然便會消滅。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著過去的色采，卻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要幸福麽？連你的將來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還童”，要“老複丁”麽？子女便是“複丁”，都已獨立而且更好了。這才是完了長者的任務，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領，樣樣照舊，專以“勃谿”為業，行輩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虛無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父子間要疏隔了。歐美的家庭，專製不及中國，早已大家知道；往者雖有人比之禽獸，現在卻連“衛道”的聖徒，也曾替他們辯護，說並無“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親；惟其沒有“拘攣”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抗“拘攣”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誘，便無論如何，決不能有“萬年有道之長”。例便如我中國，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諭之於先，皇恩施之於後，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屬寥寥。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並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獨有“愛”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漢末的孔府上，很出過幾個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現在這般冷落，這話也許確是北海先生所說；隻是攻擊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發笑罷了。）雖然也是一種對於舊說的打擊，但實於事理不合。因為父母生了子女，同時又有天性的愛，這愛又很深廣很長久，不會即離。現在世界沒有大同，相愛還有差等，子女對於父母，也便最愛，最關切，不會即離。所以疏隔一層，不勞多慮。至於一種例外的人，或者非愛所能鉤連。但若愛力尚且不能鉤連，那便任憑什麽“恩威，名分，天經，地義”之類，更是鉤連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長者要吃苦了。這事可分兩層：第一，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社會中，不獨老者難於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難於生活。第二，中國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歲，早已老態可掬，待到真實衰老，便更須別人扶持。所以我說，解放子女的父母，應該先有一番預備；而對於如此社會，尤應該改造，使他能適於合理的生活。許多人預備著，改造著，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實現了。單就別國的往時而言，斯賓塞未曾結婚，不聞他侘傺無聊；瓦特早沒有了子女，也居然“壽終正寢”，何況在將來，更何況有兒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後，子女要吃苦了。這事也有兩層，全如上文所說，不過一是因為老而無能，一是因為少不更事罷了。因此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中國相傳的成法，謬誤很多：一種是錮閉，以為可以與社會隔離，不受影響。一種是教給他惡本領，以為如此才能在社會中生活。用這類方法的長者，雖然也含有繼續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卻決定謬誤。此外還有一種，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這與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因為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校裏遍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之類，同一錯誤。社會雖然不能不偶然順應，但決不是正當辦法。因為社會不良，惡現象便很多，勢不能一一順應；倘都順應了，又違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進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隻有改良社會。

    就實際上說，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係父子關係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於今為烈”，正是“在昔已然”。曆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拚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我們試一翻大族的家譜，便知道始遷祖宗，大抵是單身遷居，成家立業；一到聚族而居，家譜出版，卻已在零落的中途了。況在將來，迷信破了，便沒有哭竹，臥冰；醫學發達了，也不必嚐穢，割股。又因為經濟關係，結婚不得不遲，生育因此也遲，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經衰老，不及依賴他們供養，事實上也就是父母反盡了義務。世界潮流逼拶著，這樣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無非覺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機可望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國家庭，實際久已崩潰，並不如“聖人之徒”紙上的空談，則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無進步呢？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潰者自崩潰，糾纏者自糾纏，設立者又自設立；毫無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間，本來常有勃谿，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後，便都改稱“革命”，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嫖錢至於相罵，要賭本至於相打之類，與覺醒者的改革，截然兩途。這一類自稱“革命”的勃谿子弟，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尋出《孝經》，勒令誦讀，想他們“學於古訓”，都做犧牲。這隻能全歸舊道德舊習慣舊方法負責，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為要進化，應該繼續生命，那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三妻四妾，也極合理了。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類因為無後，絕了將來的生命，雖然不幸，但若用不正當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該比一人無後，尤其“不孝”。因為現在的社會，一夫一妻製最為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群墮落。墮落近於退化，與繼續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無後隻是滅絕了自己，退化狀態的有後，便會毀到他人。人類總有些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而況生物自發生以來，交互關聯，一人的血統，大抵總與他人有多少關係，不會完全滅絕。所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麵清結舊帳，一麵開辟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但世間又有一類長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並且不準子女解放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是並要孫子曾孫都做無謂的犧牲。這也是一個問題；而我是願意平和的人，所以對於這問題，現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

    宋代行於民間的小說，與曆來史家所著錄者很不同，當時並非文辭，而為屬於技藝的“說話”之一種。

    說話者，未詳始於何時，但據故書，可以知道唐時則已有。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貶誤》）雲：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嚐於上都齋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褊同聲，雲世人皆誤。’”

    其詳細雖難曉，但因此已足以推見數端：一小說為雜戲中之一種，二由於市人之口述，三在慶祝及齋會時用之。而郎瑛（《七修類藳》二十二）所謂“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雲話說趙宋某年”者，亦即由此分明證實，不過一種無稽之談罷了。

    到宋朝，小說的情形乃始比較的可以知道詳細。孟元老在南渡之後，追懷汴梁盛況，作《東京夢華錄》，於“京瓦技藝”條下有當時說話的分目，為小說，合生，說諢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等。而操此等職業者則稱為“說話人”。

    高宗既定都臨安，更曆孝光兩朝，汴梁式的文物漸已遍滿都下，伎藝人也一律完備了。關於說話的記載，在故書中也更詳盡，端平年間的著作有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元初的著作有吳自牧《夢粱錄》及周密《武林舊事》，都更詳細的有說話的分科：

    但周密所記者又小異，為演史，說經諢經，小說，說諢話；而無合生。唐中宗時，武平一上書言“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賢，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新唐書》一百十九）則合生實始於唐，且用諢詞戲謔，或者也就是說諢話；惟至宋當又稍有遷變，今未詳。起今隨今之“今”，《都城紀勝》作“令”，明抄本《說郛》中之《古杭夢遊錄》又作起令隨合，何者為是，亦未詳。

    據耐得翁及吳自牧說，是說話之一科的小說，又因內容之不同而分為三子目：

    1.銀字兒 所說者為煙粉（煙花粉黛），靈怪（神仙鬼怪），傳奇（離合悲歡）等。

    2.說公案 所說者為搏刀趕棒（拳勇），發跡變態（遇合）之事。

    3.說鐵騎兒 所說者為士馬金鼓（戰爭）之事。

    惟有小說，是說話中最難的一科，所以說話人“最畏小說，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都城紀勝》雲；《夢粱錄》同，惟“提破”作“捏合”。），非同講史，易於鋪張；而且又須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辯。然而在臨安也不乏講小說的高手，吳自牧所記有譚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記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陳郎娘棗兒，史蕙英。

    臨安的文士佛徒多有集會；瓦舍的技藝人也多有，其主意大約是在於磨練技術的。小說專家所立的社會，名曰雄辯社。（《武林舊事》三）

    元人雜劇雖然早經銷歇，但尚有流傳的曲本，來示人以大概的情形。宋人的小說也一樣，也幸而借了“話本”偶有留遺，使現在還可以約略想見當時瓦舍中說話的模樣。

    其話本曰《京本通俗小說》，全書不知凡幾卷，現在所見的隻有殘本，經江陰繆氏影刻，是卷十至十六的七卷，先曾單行，後來就收在《煙畫東堂小品》之內了。還有一卷是敘金海陵王的穢行的，或者因為文筆過於礙眼了罷，繆氏沒有刻，然而仍有郋園的改換名目的排印本；郋園是長沙葉德輝的園名。

    刻本七卷中所收小說的篇目以及故事發生的年代如下列：

    卷十《碾玉觀音》            “紹興年間。”

    十一《菩薩蠻》           “大宋高宗紹興年間。”

    十二《西山一窟鬼》        “紹興十年間。”

    十三《誌誠張主管》        無年代，但雲東京汴州開封事。

    十四《拗相公》           “先朝。”

    十五《錯斬崔寧》         “高宗時。”

    十六《馮玉梅團圓》        “建炎四年。”

    每題俱是一全篇，自為起訖，並不相聯貫。錢曾《也是園書目》（十）著錄的“宋人詞話”十六種中，有《錯斬崔寧》與《馮玉梅團圓》兩種，可知舊刻又有單篇本，而《通俗小說》即是若幹單篇本的結集，並非一手所成。至於所說故事發生的時代，則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況漢唐。又可知小說取材，須在近時；因為演說古事，範圍即屬講史，雖說小說家亦複“談論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談古當是引證及裝點，而非小說的本文。如《拗相公》開首雖說王莽，但主意卻隻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開首即入正文者隻有《菩薩蠻》，其餘六篇則當講說之前，俱先引詩詞或別的事實，就是“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回’。”（本書十五）“頭回”當即冒頭的一回之意，“得勝”是吉語，瓦舍為軍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語說之，未必因為進禦才如此。

    “得勝頭回”略有定法，可說者凡四：

    1.以略相關涉的詩詞引起本文。 如卷十用《春詞》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遊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詞逐句解釋，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2.以相類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較遜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戲言落職，引起劉貴因戲言遇大禍；卷十六以“交互姻緣”轉入“雙鏡重圓”而“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皆是。

    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 如卷十三以王處厚照鏡見白發的詞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張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這四種定法，也就牢籠了後來的許多擬作了。

    在日本還傳有中國舊刻的《大唐三藏取經記》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詩；別一小本則題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也是園書目》將《錯斬崔寧》及《馮玉梅團圓》歸入“宋人詞話”門，或者此類話本，有時亦稱詞話：就是小說的別名。《通俗小說》每篇引用詩詞之多，實遠過於講史（《五代史平話》，《三國誌傳》，《水滸傳》等），開篇引首，中間鋪敘與證明，臨末斷結詠歎，無不征引詩詞，似乎此舉也就是小說的一樣必要條件。引詩為證，在中國本是起源很古的，漢韓嬰的《詩外傳》，劉向的《列女傳》，皆早經引《詩》以證雜說及故事，但未必與宋小說直接相關；隻是“借古語以為重”的精神，則雖說漢之與宋，學士之與市人，時候學問，皆極相違，而實有一致的處所。唐人小說中也多半有詩，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幾句即興詩，此等風雅舉動，則與宋市人小說不無關涉，但因為宋小說多是市井間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詩人，於是自不得不由吟詠而變為引證，使事狀雖殊，而詩氣不脫；吳自牧記講史高手，為“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夢粱錄》二十），即可移來解釋小說之所以多用詩詞的緣故的。

    由上文推斷，則宋市人小說的必要條件大約有三：

    1.須講近世事；

    2.什九須有“得勝頭回”；

    3.須引證詩詞。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的話本，除《京本通俗小說》之外，今尚未見有第二種。《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是極拙的擬話本，並且應屬於講史。《大宋宣和遺事》錢曾雖列入“宋人詞話”中，而其實也是擬作的講史，惟因其係鈔撮十種書籍而成，所以也許含有小說分子在內。

    然而在《通俗小說》未經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說也未嚐斷絕；他間或改了名目，夾雜著後人擬作而流傳。那些擬作，則大抵出於明朝人，似宋人話本當時留存尚多，所以擬作的精神形式雖然也有變更，而大體仍然無異。

    以下是所知道的幾部書：

    1.《喻世明言》。 未見。

    2.《警世通言》。未見。王士禛雲，“《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香祖筆記》十）《拗相公》見《通俗小說》卷十四，是《通言》必含有宋市人小說。

    3.《醒世恒言》。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題作者姓名。前有天啟丁卯（一六二七年）隴西可一居士序雲，“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裏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繼《明言》《通言》而作也。……”因知三言之內，最後出的是《恒言》。所說者漢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說，故唐人小說在元既已侵入雜劇及傳奇，至明又侵入了話本；然而懸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遜於敘述明朝故事的十餘篇遠甚了。宋事有三篇像擬作，七篇（《賣油郎獨占花魁》，《灌園叟晚逢仙女》，《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勘皮鞋單證二郎神》，《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吳衙內鄰舟赴約》，《鄭節使立功神臂弓》）疑出自宋人話本，而一篇（《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則即是《通俗小說》卷十五的《錯斬崔寧》。

    鬆禪老人序《今古奇觀》雲，“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來。……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是纂三言與補《平妖》者為一人。明本《三遂平妖傳》有張無咎序，雲“茲刻回數倍前，蓋吾友龍子猶所補也。”而首葉則題“馮猶龍先生增定”。可知三言亦馮猶龍作，而龍子猶乃其遊戲筆墨時的隱名。

    馮猶龍名夢龍，長洲人（《曲品》作吳縣人），由貢生拔授壽寧知縣，有《七樂齋稿》；然而朱彝尊以為“善為啟顏之辭，時入打油之調，不得為詩家。”（《明詩綜》七十一）蓋馮猶龍所擅長的是詞曲，既作《雙雄記傳奇》，又刻《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多取時人名曲，再加刪訂，頗為當時所稱；而其中的《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是自作。他又極有意於稗說，所以在小說則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在講史則增補《三遂平妖傳》。

    4.《拍案驚奇》。三十六卷；每卷一事，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前有即空觀主人序雲，“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書，頗存雅道，時著良規，複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助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幹卷。……”則仿佛此書也是馮猶龍作。然而敘述平板，引證貧辛，“頭回”與正文“捏合”不靈，有時如兩大段；馮猶龍是“文苑之滑稽”，似乎不至於此。同時的鬆禪老人也不信，故其序《今古奇觀》，於敘墨憨齋編纂三言之下，則雲“即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之刻，頗費搜獲，足供談麈”了。

    5.《今古奇觀》。四十卷；每卷一事。這是一部選本，有姑蘇鬆禪老人序，雲是抱甕老人由《喻世》《醒世》《警世》三言及《拍案驚奇》中選刻而成。所選的出於《醒世恒言》者十一篇（第一、二、七、八、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疑為宋人舊話本之《賣油郎》、《灌園叟》、《喬太守》在內；而《十五貫》落了選。出於《拍案驚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其餘二十二篇，當然是出於《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的了，所以現在借了易得的《今古奇觀》，還可以推見那希覯的《明言》《通言》的大概。其中還有比漢更古的故事，如俞伯牙、莊子休及羊角哀皆是。但所選並不定佳，大約因為兩篇的題目須字字相對，所以去取之間，也就很受了束縛了。

    6.《今古奇聞》。二十二卷；每卷一事。前署東壁山房主人編次，也不知是何人。書中提及“發逆”，則當是清鹹豐或同治初年的著作。日本有翻刻，王寅（字冶梅）到日本去賣畫，又翻回中國來，有光緒十七年序，現在印行的都出於此本。這也是一部選集，其中取《醒世恒言》者四篇（卷一，二，六，十八），《十五貫》也在內，可惜刪落了“得勝頭回”；取《西湖佳話》者一篇（卷十）；餘未詳，篇末多有自怡軒主人評語，大約是別一種小說的話本，然而筆墨拙澀，尚且及不到《拍案驚奇》。

    7.《續今古奇觀》。三十卷；每卷一回。無編者名，亦無印行年月，然大約當在同治末或光緒初。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嚴禁淫詞小說，《拍案驚奇》也在內，想來其時市上遂難得，於是《拍案驚奇》即小加刪改，化為《續今古奇觀》而出，依然流行世間。但除去了《今古奇觀》所已采的七篇，而加上《今古奇聞》中的一篇（《康友仁輕財重義得科名》），改立題目，以足三十卷的整數。

    此外，明人擬作的小說也還有，如杭人周楫的《西湖二集》三十四卷，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十五卷皆是。但都與幾經選刻，輾轉流傳的本子無關，故不複論。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娜拉走後怎樣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

    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

    伊孛生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瑙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裏麵，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麽指揮，他便怎麽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裏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隻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麵。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麽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麽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隻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麵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麽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麽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麽？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誌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麽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隻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隻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麽去？倘隻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麵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隻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裏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麵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鬥。

    戰鬥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麽，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為自己去亨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係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note–book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麵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製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幹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

    在經濟方麵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麽？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鬥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麵再想別的法。

    如果經濟製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Ahasvar的簷下，

    Ahasvar不準他，於是被了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隻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著咒詛，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隻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誌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

    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隻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麽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

    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講

    我自己覺得我的講話不能使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什麽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長久了，所以終於不能不到這裏來說幾句。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天才究竟有沒有？也許有著罷，然而我們和別人都沒有見。倘使據了見聞，就可以說沒有；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侖過Alps山，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麵跟著許多兵；倘沒有兵，那隻有被山那麵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麵固然要求天才，一麵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舉出幾樣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國故”。自從新思潮來到中國以後，其實何嚐有力，而一群老頭子，還有少年，卻已喪魂失魄的來講國故了，他們說，“中國自有許多好東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棄祖宗遺產一樣不肖。”抬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極威嚴的，然而我總不信在舊馬褂未曾洗淨迭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於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幹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麵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人談天，他自然總稱讚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決不痛罵畫家，農夫，工匠等類，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實在比許多國學家聰明得遠。

    其一是“崇拜創作”。從表麵上看來，似乎這和要求天才的步調很相合，其實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來思想，異域情調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國和世界潮流隔絕的。許多人對於托爾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麽譯到中國來？眼光囚在一國裏，聽談彼得和約翰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才行，於是創作家出來了，從實說，好的也離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思想，使他適合於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為他所牢籠了，於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進舊圈套裏去。作者和讀者互相為因果，排斥異流，抬上國粹，那裏會有天才產生？即使產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這樣的風氣的民眾是灰塵，不是泥土，在他這裏長不出好花和喬木來！

    還有一樣是惡意的批評。大家的要求批評家的出現，也由來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麵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到後來，連並非批評家也這樣叫喊了，他是聽來的。其實即使天才，在生下來的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親見幾個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約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著。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麽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隻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完了，對於無論打著什麽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願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做土要擴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了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業，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閑都可以。以文藝來消閑，說來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較勝於戕賊他。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裏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

    論雷峰塔的倒掉

    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卻見過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爛爛的映掩於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著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為。

    然而一切西湖勝跡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卻是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經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著。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隻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缽盂裏了。缽盂埋在地裏，上麵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峰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峰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後來我看看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兒子造的。那麽，裏麵當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隻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麽相幹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懷著嫉妒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於逃在蟹殼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實在辦得很不錯的。隻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卻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麵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著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裏麵向外，隻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著的，我們那裏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麵避難的法海。

    當初，白蛇娘娘壓在塔底下，法海禪師躲在蟹殼裏。現在卻隻有這位老禪師獨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一天為止出不來。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麽？

    活該。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說胡須

    今年夏天遊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裏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才栗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麽可談呢？我於是說：“沒有什麽怎樣。”他於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須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胡須，大約都有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閑情別致。總之是這胡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於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麵剪，一麵卻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遊曆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掛著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麽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胡子向上翹起的。於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

    誠然，他們的胡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麽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胡子為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胡須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麵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孳孳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穀廢墟荒地裏？

    我以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卻當作國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恨日本，便神往於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胡子為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台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傳本國的壞處麽？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尚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麽宗的胡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於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麽大相幹。我於是連連點頭，說道：“嗡，嗡，對啦。”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畢，想，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隻會“嗡，嗡，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

    我再向著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剪下胡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著宋太祖或什麽宗似的向上翹起的胡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麽會……”

    “哈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著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著家譜，而上麵隻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麽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麽？

    凡對於以真話為笑話的，以笑話為真話的，以笑話為笑話的，隻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於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嗡，嗡，……今天天氣多麽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麽名字？……”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隻在於胡子罷，因為我從此常常為胡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隻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胡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麽“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麽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胡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隻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麽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胡須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隻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須，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麽？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隻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鍾，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乎。而況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效，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況且修飾胡須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然了。

    聽其自然之後，胡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於是也就和地麵成為九十度的直角。國粹家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

    然而接著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這也是應該的。我於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

    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裏，竊悲我的胡須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於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阿，你的胡子這樣了？”當初也曾有人這樣問。

    “唔唔，我的胡子這樣了。”

    他可是沒有話。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尋不著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胡子“這樣”之後，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的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論照相之類

    一 材料之類

    我幼小時候，在S城，————所謂幼小時候者，是三十年前，但從進步神速的英才看來，就是一世紀；所謂S城者，我不說他的真名字，何以不說之故，也不說。總之，是在S城，常常旁聽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談論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個女人，原在洋鬼子家裏傭工，後來出來了，據說她所以出來的原因，就因為親見一壇鹽漬的眼睛，小鯽魚似的一層一層積迭著，快要和壇沿齊平了。她為遠避危險起見，所以趕緊走。

    S城有一種習慣，就是凡是小康之家，到冬天一定用鹽來醃一缸白菜，以供一年之需，其用意是否和四川的榨菜相同，我不知道。但洋鬼子之醃眼睛，則用意當然別有所在，惟獨方法卻大受了S城醃白菜法的影響，相傳中國對外富於同化力，這也就是一個證據罷。然而狀如小鯽魚者何？答曰：此確為S城人之眼睛也。S城廟宇中常有一種菩薩，號曰眼光娘娘。有眼病的，可以去求禱；愈，則用布或綢做眼睛一對，掛神龕上或左右，以答神庥。所以隻要看所掛眼睛的多少，就知道這菩薩的靈不靈。而所掛的眼睛，則正是兩頭尖尖，如小鯽魚，要尋一對和洋鬼子生理圖上所畫似的圓球形者，決不可得。黃帝岐伯尚矣；王莽誅翟義黨，分解肢體，令醫生們察看，曾否繪圖不可知，縱使繪過，現在已佚，徒令“古已有之”而已。宋的《析骨分經》，相傳也據目驗，《說郛》中有之，我曾看過它，多是胡說，大約是假的。否則，目驗尚且如此胡塗，則S城人之將眼睛理想化為小鯽魚，實也無足深怪了。

    然而洋鬼子是吃醃眼睛來代醃菜的麽？是不然，據說是應用的。一，用於電線，這是根據別一個鄉下人的話，如何用法，他沒有談，但雲用於電線罷了；至於電線的用意，他卻說過，就是每年加添鐵絲，將來鬼兵到時，使中國人無處逃走。二，用於照相，則道理分明，不必多贅，因為我們隻要和別人對立，他的瞳子裏一定有我的一個小照相的。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應用。我曾旁聽過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說明理由：他們挖了去，熬成油，點了燈，向地下各處去照去。人心總是貪財的，所以照到埋著寶貝的地方，火頭便彎下去了。他們當即掘開來，取了寶貝去，所以洋鬼子都這樣的有錢。

    道學先生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的事，其實是全國，至少是S城的“目不識丁”的人們都知道，所以人為“萬物之靈”。所以月經精液可以延年，毛發爪甲可以補血，大小便可以醫許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養親。然而這並非本論的範圍，現在姑且不說。況且S城人極重體麵，有許多事不許說；否則，就要用陰謀來懲治的。

    二 形式之類

    要之，照相似乎是妖術。鹹豐年間，或一省裏，還有因為能照相而家產被鄉下人搗毀的事情。但當我幼小的時候，——即三十年前，S城卻已有照相館了，大家也不甚疑懼。雖然當鬧“義和拳民”時，——即二十五年前，或一省裏，還以罐頭牛肉當作洋鬼子所殺的中國孩子的肉看。然而這是例外，萬事萬物，總不免有例外的。

    要之，S城早有照相館了，這是我每一經過，總須流連賞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過經過四五回。大小長短不同顏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還有掛在壁上的框子裏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鮑軍門。一個族中的好心的長輩，曾經借此來教育我，說這許多都是當今的大官，平“長毛”的功臣，你應該學學他們。我那時也很願意學，然而想，也須趕快仍複有“長毛”。

    但是，S城人卻似乎不甚愛照相，因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運氣正好的時候，尤不宜照，而精神則一名“威光”：我當時所知道的隻有這一點。直到近年來，才又聽到世上有因為怕失了元氣而永不洗澡的名士，元氣大約就是威光罷，那麽，我所知道的就更多了：中國人的精神一名威光即元氣，是照得去，洗得下的。

    然而雖然不多，那時卻又確有光顧照相的人們，我也不明白是什麽人物，或者運氣不好之徒，或者是新黨罷。隻是半身象是大抵避忌的，因為像腰斬。自然，清朝是已經廢去腰斬的了，但我們還能在戲文上看見包爺爺的鍘包勉，一刀兩段，何等可怕，則即使是國粹乎，而亦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誠然也以不照為宜。所以他們所照的多是全身，旁邊一張大茶幾，上有帽架，茶碗，水煙袋，花盆，幾下一個痰盂，以表明這人的氣管枝中有許多痰，總須陸續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執書卷，或者大襟上掛一個很大的時表，我們倘用放大鏡一照，至今還可以知道他當時拍照的時辰，而且那時還不會用鎂光，所以不必疑心是夜裏。

    然而名士風流，又何代蔑有呢？雅人早不滿於這樣千篇一律的呆鳥了，於是也有赤身露體裝作晉人的，也有斜領絲絛裝作X人的，但不多。較為通行的是先將自己照下兩張，服飾態度各不同，然後合照為一張，兩個自己即或如賓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圖”。但設若一個自己傲然地坐著，一個自己卑劣可憐地，向了坐著的那一個自己跪著的時候，名色便又兩樣了：“求己圖”。這類“圖”曬出之後，總須題些詩，或者詞如“調寄滿庭芳”“摸魚兒”之類，然後在書房裏掛起。至於貴人富戶，則因為屬於呆鳥一類，所以決計想不出如此雅致的花樣來，即有特別舉動，至多也不過自己坐在中間，膝下排列著他的一百個兒子，一千個孫子和一萬個曾孫（下略）照一張“全家福”。

    Th.Lipps在他那《倫理學的根本問題》中，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就是凡是人主，也容易變成奴隸，因為他一麵既承認可做主人，一麵就當然承認可做奴隸，所以威力一墜，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於新主人之前了。那書可惜我不在手頭，隻記得一個大意，好在中國已經有了譯本，雖然是節譯，這些話應該存在的罷。用事實來證明這理論的最顯著的例是孫皓，治吳時候，如此驕縱酷虐的暴主，一降晉，卻是如此卑劣無恥的奴才。中國常語說，臨下驕者事上必諂，也就是看穿了這把戲的話。但表現得最透徹的卻莫如“求己圖”，將來中國如要印《繪圖倫理學的根本問題》，這實在是一張極好的插畫，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諷刺畫家也萬萬想不到，畫不出的。

    但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已沒有卑劣可憐地跪著的照相了，不是什麽會紀念的一群，即是什麽人放大的半個，都很凜凜地。我願意我之常常將這些當作半張“求己圖”看，乃是我的杞憂。

    三 無題之類

    照相館選定一個或數個闊人的照相，放大了掛在門口，似乎是北京特有，或近來流行的。我在S城所見的曾大人之流，都不過六寸或八寸，而且掛著的永遠是曾大人之流，也不像北京的時時掉換，年年不同。但革命以後，也許撤去了罷，我知道得不真確。

    至於近十年北京的事，可是略有所知了，無非其人闊，則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則其像不見，比電光自然永久得多。倘若白晝明燭，要在北京城內尋求一張不像那些闊人似的縮小放大掛起掛倒的照相，則據鄙陋所知，實在隻有一位梅蘭芳君。而該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確乎比那些縮小放大掛起掛倒的東西標致，即此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其一麵又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蓋出於不得已。

    我在先隻讀過《紅樓夢》，沒有看見“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時候，是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為她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現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個麻姑。然而隻要一看那些繼起的模仿者們的擬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憐的苦相，也就會立刻悟出梅蘭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蓋出於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

    印度的詩聖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然而夠到陪坐祝壽的程度的卻隻有一位梅蘭芳君：兩國的藝術家的握手。待到這位老詩人改姓換名，化為“竺震旦”，離開了近於他的理想境的這震旦之後，震旦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的消息，而裝飾這近於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舊隻有那巍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裏的一張“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

    惟有這一位“藝術家”的藝術，在中國是永久的。

    我所見的外國名伶美人的照相並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沒有見過，別的名人的照相見過幾十張。托爾斯泰，伊孛生，羅丹都老了，尼采一臉凶相，勖本華爾一臉苦相，淮爾特穿上他那審美的衣裝的時候，已經有點呆相了，而羅曼羅蘭似乎帶點怪氣，戈爾基又簡直像一個流氓。雖說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鬥的痕跡來罷，但總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假使吳昌碩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畫的潤格如是之貴，則在中國確是一位藝術家了，但他的照相我們看不見。林琴南翁負了那麽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熱心於“識荊”的人，我雖然曾在一個藥房的仿單上見過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謝丸藥的功效，所以印上的，並不因為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車賣漿者流”的文字來做文章的諸君而言，南亭亭長，我佛山人往矣，且從略；近來則雖是奮戰忿鬥，做了這許多作品的如創造社諸君子，也不過印過很小的一張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銅板而已。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

    異性大抵相愛。太監隻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麽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貴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於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裏，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隻好任憑那些捏錘鑿，調采色，弄墨水的人們跋扈。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報副刊》）裏，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歎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嗬！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誌，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歎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嗬！“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卻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於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裏麵。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隻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隻是不談，而決不罵，於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麵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隻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麵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於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麽？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著。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誌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誌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麽？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隻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據為己有的聯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麵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看鏡有感

    因為翻衣箱，翻出幾麵古銅鏡子來，大概是民國初年初到北京時候買在那裏的，“情隨事遷”，全然忘卻，宛如見了隔世的東西了。

    一麵圓徑不過二寸，很厚重，背麵滿刻蒲陶，還有跳躍的鼯鼠，沿邊是一圈小飛禽。古董店家都稱為“海馬葡萄鏡”。但我的一麵並無海馬，其實和名稱不相當。記得曾見過別一麵，是有海馬的，但貴極，沒有買。這些都是漢代的鏡子；後來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紋可造粗拙得多了。漢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馬蒲萄，大概當時是視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裝飾。古時，於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在之所謂洋，海馬譯成今文，當然就是洋馬。鏡鼻是一個蝦蟆，則因為鏡如滿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漢事不相幹了。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現今在墳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繪畫，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隻洋鳥，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個草書一個俗字麽？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不知道是沒有如此大膽的藝術家；還是雖有而民眾都加迫害，他於是乎隻得萎縮，死掉了？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熏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無論從那裏來的，隻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雲雲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卻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縟節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黴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閎大之風消歇淨盡了。直到後來，都沒有什麽大變化。我曾在古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古畫上看見一顆印文，是幾個羅馬字母。但那是所謂“我聖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漢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現在，便是藝術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麽？

    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哭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直到康熙初，爭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不準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終於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曆法專屬於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於途中了。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禎初，其法終未見用；後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寖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辯論

    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塚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麵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製，也許是唐代的東西。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麵的沙眼都用別的銅來補好了。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裏，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鹹豐時候還與玻璃鏡並行；至於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著。我們那裏，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逐了。然而也還有餘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凳似的東西，上麵縛著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佇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並無藻飾，隻有店號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麽做即違了祖宗，那麽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麽會做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嘮叨著“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現在情形還如此。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單知道鹹豐年間，汪曰楨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裏攻擊過的。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後，終於決定還是銅鏡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麵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這一點終於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春末閑談

    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於性急之故罷，覺著夏意了，於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牆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於乏力，被銜著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蠃，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蟲封在窠裏，自己在外麵日日夜夜敲打著，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幹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裏說：“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以為她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裏，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采用此說，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蔭，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麽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後，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凶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隻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於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歎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麽？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麽？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麽？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麵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知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於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知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於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於青蟲，隻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智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板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並未軼出了前賢的範圍。

    那麽，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裏，可有較好的法子麽？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並沒有什麽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禦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隻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雲，——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於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於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麽專製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禦上賓”之後，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禦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嗬！這時再不必用什麽製帽勳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隻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並且也不至於再鬧什麽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仿佛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麽看，怎麽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幹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麽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誌，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後，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麽難問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燈下漫筆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鬆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隻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麽？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麽，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麽，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麽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隻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麽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麽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隻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曆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曆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曆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卻不大看得明白了，隻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麵，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麵。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麽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餘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雲爾。”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示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複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複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麽？都像複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麽？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麵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麽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麽地方刮風。

    “我一麵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麵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麽什麽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麽？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複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麽？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麽？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麽？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隻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簷下也有淡飯，路旁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隻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雜憶

    1

    有人說G.Byron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才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本。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值一文錢，即使譯得並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為不懂原文之故，於是便將臭草當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Sappho為“薩芷波”，證明著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麵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複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複仇詩人Adam Mi 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fi Sá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Hauptmann，Sudermann，Ibsen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卻不大注意。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複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複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麽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2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複仇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著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麵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複。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卻確是洋文明，並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梟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麽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槍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卻是一片瓦礫；隻有方孝孺血跡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這裏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很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卻麵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麽，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複仇手段了麽？並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裏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適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燹餘的房子還不少。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才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於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

    3

    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複仇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複，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複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複，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現在的青年，雖然生於清末，而大抵長於民國，吐納共和的空氣，該不至於再有什麽異族軛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轍之悲罷。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我和現代人要相距一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不想湔洗，————雖然很覺得慚惶。

    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才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麽“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日文的《桃色的雲》出版時，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檢查機關（警察廳？）刪節得很多。我的譯文是完全的，但當這劇本印成本子時，卻沒有印上去。因為其時我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

    4

    孔老先生說：“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睛，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模樣，就可知道不會有什麽友人的了，豈但沒有友人，簡直大半都曾經做過仇敵。不過仇甲的時候，向乙等候公論，後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來，倒也似乎並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一兩年，愛國者總要鼓舞一番對於敵人的怨恨與憤怒。

    這也是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為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扞禦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民是勇敢的。因為勇敢，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麵臨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卻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泄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她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麽呢？

    或者要說，我們現在所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幹，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借以泄憤的時候，隻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為教徒，據雲這鐵證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額上看出一個“十”字。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之外，又有什麽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為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否則，曆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麽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為敵人先驅，而敵人就做了這一國的所謂強者的勝利者，同時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為自己先已互相殘殺過了，所蘊蓄的怨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為太平的盛世。

    總之，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著手於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論“他媽的！”

    無論是誰，隻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著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麽，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我生長於浙江之東，就是西瀅先生之所謂“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卻頗簡單：專一以“媽”為限，決不牽涉餘人。後來稍遊各地，才始驚異於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真是“猶河漢而無極也”。而且，不特用於人，也以施之獸。前年，曾見一輛煤車的隻輪陷入很深的轍跡裏，車夫便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車的騾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別的國度裏怎樣，我不知道。單知道諾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說叫《饑餓》，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並不見這一類話。Gorky所寫的小說中多無賴漢，就我所看過的而言，也沒有這罵法。惟獨Artzybashev在《工人綏惠略夫》裏，卻使無抵抗主義者亞拉藉夫罵了一句“你媽的”。但其時他已經決計為愛而犧牲了，使我們也失卻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氣。這罵的翻譯，在中國原極容易的，別國卻似乎為難，德文譯本作“我使用過你的媽”，日文譯本作“你的媽是我的母狗”。這實在太費解，————由我的眼光看起來。

    那麽，俄國也有這類罵法的了，但因為究竟沒有中國似的精博，所以光榮還得歸到這邊來。好在這究竟又並非什麽大光榮，所以他們大約未必抗議；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國的闊人、名人、高人，也不至於駭死的。但是，雖在中國，說的也獨有所謂“下等人”，例如“車夫”之類，至於有身份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類，則決不出之於口，更何況筆之於書。“予生也晚”，趕不上周朝，未為大夫，也沒有做士，本可以放筆直幹的，然而終於改頭換麵，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為第三人稱者，恐怕還因為到底未曾拉車，因而也就不免“有點貴族氣味”之故。那用途，既然隻限於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國罵”了；但也不然，闊人所賞識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嚐以為“花之富貴者也”？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於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閹遺醜”罷了！還沒見過什麽“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七）記北魏邢子才“以為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息的地方。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於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土雖失於拓跋氏，士人卻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於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於憤激，但對於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卻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麽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於“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

    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裏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廝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麵登羅底叫德夫：何足雲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醜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於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於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嚐嚐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論睜了眼看

    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麵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麽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麵————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

    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製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鬥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醮紙火盆，妄希福祐，是見於《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痊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嶽飛的被殺，便隻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嶽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複舊物，而隻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隻顧歌詠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著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隻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的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從胡須說到牙齒

    一

    一翻《呐喊》，才又記得我曾在中華民國九年雙十節的前幾天做過一篇《頭發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罷，那時是《語絲》出世未久，我又曾為它寫了一篇《說胡須》。實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釗之所謂“每況愈下”了，————自然，這一句成語，也並不是章士釗首先用錯的，但因為他既以擅長舊學自居，我又正在給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當時就聽說，————或者也是時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學的名教授就憤慨過，以為從胡須說起，一直說下去，將來就要說到屁股，則於是乎便和上海的《晶報》一樣了。為什麽呢？這須是熟精今典的人們才知道，後進的“束發小生”是不容易了然的。因為《晶報》上曾經登過一篇《太陽曬屁股賦》，屁股和胡須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說此部，即難免不說彼部，正如看見洗臉的人，敏捷而聰明的學者即能推見他一直洗下去，將來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誌於做gentleman者，為防微杜漸起見，應該在背後給一頓奚落的。————如果說此外還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竊聞之：歐美的文明人諱言下體以及和下體略有淵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器為中心而畫一正圓形，則凡在圓周以內者均在諱言之列；而圓之半徑，則美國者大於英。中國的下等人，是不諱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諱，所以雖是公子而可以名為黑臀。諱之始，不知在什麽時候；而將英美的半徑放大，直至於口鼻之間或更在其上，則昉於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銳敏了之故罷，向來就很嬌氣，什麽也給他說不得，見不得，聽不得，想不得。道學先生於是乎從而禁之，雖然很像背道而馳，其實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們還是一看見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塚就要做詩。我現在雖然也弄弄筆墨做做白話文，但才氣卻仿佛早經注定是該在“水平線”之下似的，所以看見手帕或荒塚之類，倒無動於中；隻記得在解剖室裏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屍體上動刀的時候，可似乎略有做詩之意，————但是，不過“之意”而已，並沒有詩，讀者幸勿誤會，以為我有詩集將要精裝行世，傳之其人，先在此預告。後來，也就連“之意”都沒有了，大約是因為見慣了的緣故罷，正如下等人的說慣一樣。否則，也許現在不但不敢說胡須，而且簡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論”或“天地玄黃賦”便不屑做。遙想土耳其革命後，撕去女人的麵幕，是多麽下等的事？嗚呼，她們已將嘴巴露出，將來一定要光著屁股走路了！

    二

    雖然有人數我為“無病呻吟”黨之一，但我以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夠明白底細的。倘沒有病，誰來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經有了呻吟病了，無法可醫。————但模仿自然又是例外。即如自胡須直至屁股等輩，倘使相安無事，誰愛去紀念它們；我們平居無事時，從不想到自己的頭、手、腳以至腳底心。待到慨然於“頭顱誰斫”，“髀肉（又說下去了，尚希紳士淑女恕之）複生”的時候，是早已別有緣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評家們曰：“無病”。我實在豔羨他們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間的毫毛，向來不很肇禍，所以也沒有人引為題目，來呻吟一通。頭發便不然了，不但白發數莖，能使老先生攬鏡慨然，趕緊拔去；清初還因此殺了許多人。民國既經成立，辮子總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將來要翻出怎樣的花樣來，但目下總不妨說是已經告一段落。於是我對於自己的頭發，也就淡然若忘，而況女子應否剪發的問題呢，因為我並不預備製造桂花油或販賣燙剪：事不幹己，是無所容心於其間的。但到民國九年，寄住在我的寓裏的一位小姐考進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去了，而她是剪了頭發的，再沒有法可梳盤龍髻或S髻。到這時，我才知道雖然已是民國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視剪發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視剪發的男子相同；校長M先生雖被天奪其魄，自己的頭頂禿到近乎精光了，卻偏以為女子的頭發可係千鈞，示意要她留起。設法去疏通了幾回，沒有效，連我也聽得麻煩起來，於是乎“感慨係之矣”了，隨口呻吟了一篇《頭發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後來竟居然並不留長，現在還是蓬蓬鬆鬆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來，也可以無須說下去了，然而連胡須樣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憤，要時時想到的。胡須的有無，式樣、長短，我以為除了直接受著影響的人以外，是毫無容喙的權利和義務的，而有些人們偏要越俎代謀，說些無聊的廢話，這真和女子非梳頭不可的教育，“奇裝異服”者要抓進警廳去辦罪的政治一樣離奇。要人沒有反撥，總須不加刺激；鄉下人捉進知縣衙門去，打完屁股之後，叩一個頭道：“謝大老爺！”這情形是特異的中國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齒又發生問題了，這當然就要說牙齒。這回雖然並非說下去，而是說進去，但牙齒之後是咽喉，下麵是食道、胃、大小腸、直腸，和吃飯很有相關，仍將為大雅所不齒；更何況直腸的鄰近還有膀胱呢，嗚呼！

    三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曆之重九，國民因為主張關稅自主，遊行示威了。但巡警卻斷絕交通，至於發生衝突，據說兩麵“互有死傷”。次日，幾種報章（《社會日報》、《世界日報》、《輿論報》、《益世報》、《順天時報》等）的新聞中就有這樣的話：

    “學生被打傷者，有吳興身（第一英文學校），頭部刀傷甚重……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門牙二。其他尚未接有報告。……”

    這樣還不夠，第二天，《社會日報》、《輿論報》、《黃報》、《順天時報》又道：

    “……遊行群眾方麵，北大教授周樹人（即魯迅）門牙確落二個。……”

    輿論也好，指導社會機關也好，“確”也好，不確也好，我是沒有修書更正的閑情別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許多學生們，次日我到L學校去上課，缺席的學生就有二十餘，他們想不至於因為我被打落門牙，即以為講義也跌了價的，大概是預料我一定請病假。還有幾個常見和未見的朋友，或則麵問，或則函問；尤其是朋其君，先行肉薄中央醫院，不得，又到我的家裏，目睹門牙無恙，這才重回東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風來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兩個門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頓學風”者和其黨徒之氣罷；或者算是說了胡須的報應，————因為有說下去之嫌，所以該得報應，————依博愛家言，本來也未始不是一舉兩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場。我之所以不到場者，並非遵了胡適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裏用功，也不是從了江紹原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著易卜生博士的遺訓正在“救出自己”；慚愧我全沒有做那些大工作，從實招供起來，不過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為什麽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門牙，卻是“確落二個”的。

    四

    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齒健全的，決不會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隻見他歪著嘴角吸風，模樣著實可笑。自從盤古開辟天地以來，中國就未曾發明過一種止牙痛的好方法，現在雖然很有些什麽“西法鑲牙補眼”的了，但大概不過學了一點皮毛，連消毒去腐的粗淺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論，以中國自家的牙醫而論，隻有幾個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貴不可言。至於窮鄉僻壤，卻連皮毛家也沒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醫好，怕隻好去叩求城隍土地爺爺罷。

    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並非故意和牙齒不痛的正人君子們立異，實在是“欲罷不能”。聽說牙齒的性質的好壞，也有遺傳的，那麽，這就是我的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因為他牙齒也很壞。於是或蛀，或破，……終於牙齦上出血了，無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並無牙醫。那時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謂“西法……”也者，惟有《驗方新編》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驗方”都不驗。後來，一個善士傳給我一個秘方：擇日將栗子風幹，日日食之，神效。應擇那一日，現在已經忘卻了，好在這秘方的結果不過是吃栗子，隨時可以風幹的，我們也無須再費神去查考。自此之後，我才正式看中醫，服湯藥，可惜中醫仿佛也束手了，據說這是叫“牙損”，難治得很呢。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輩斥責我，說，因為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醫生能有什麽法？我不解，但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長崎，再去尋牙醫，他給我刮去了牙後麵的所謂“齒垽”，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

    我後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忽而發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它說，齒是屬於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才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他們在這裏這樣誣陷我。到現在，即使有人說中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還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 Hugo先生的文才，也許因此可以寫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續集。然而豈但沒有而已麽，遭難的又是自家的牙齒，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單，是不大合式的，雖然所有文章，幾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辯護。現在還不如邁開大步一跳，一徑來說“門牙確落二個”的事罷：

    袁世凱也如一切儒者一樣，最主張尊孔。做了離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時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兩年。自此以來，相承不廢，但也因秉政者的變換，儀式上，尤其是行禮之狀有些不同：大概自以為維新者出則西裝而鞠躬，尊古者興則古裝而頓首。我曾經是教育部的僉事，因為“區區”，所以還不入鞠躬或頓首之列的；但屆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執事。執事者，將所謂“帛”或“爵”遞給鞠躬或頓首之諸公的聽差之謂也。民國十一年秋，我“執事”後坐車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氣很冷，所以我穿著厚外套，帶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裏的。那車夫，我相信他是因為磕睡，胡塗，決非章士釗黨；但他卻在中途用了所謂“非常處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並將我從車上摔出。我手在袋裏，來不及抵按，結果便自然隻好和地母接吻，以門牙為犧牲了。於是無門牙而講書者半年，補好於十二年之夏，所以現在使朋其君一見放心，釋然回去的兩個，其實卻是假的。

    五

    孔二先生說，“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這話，我確是曾經讀過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兩個門牙，借此能給若幹人們從旁快意，“痛快”倒也毫無吝惜之心。而無如門牙，隻有這幾個，而且早經脫落何？但是將前事拉成今事，卻也是不甚願意的事，因為有些事情，我還要說真實，便隻好將別人的“流言”抹殺了，雖然這大抵也以有利於己，至少是無損於己者為限。準此，我便順手又要將章士釗的將後事拉成前事的胡塗帳揭出來。

    又是章士釗。我之遇到這個姓名而搖頭，實在由來已久；但是，先前總算是為“公”，現在卻像憎惡中醫一樣，仿佛也挾帶一點私怨了，因為他“無故”將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經說過：我正在給他打官司。近來看見他的古文的答辯書了，很斤斤於“無故”之辯，其中有一段：

    “……又該偽校務維持會擅舉該員為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係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不得已於八月十二日，呈請執政將周樹人免職，十三日由執政明令照準……”

    於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駁掉他：

    “查校務維持會公舉樹人為委員，係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稱在十二日。豈先預知將舉樹人為委員而先為免職之罪名耶？……”

    其實，那些什麽“答辯書”也不過是中國的胡牽亂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釗未必一定如此胡塗；假使真隻胡塗，倒還不失為胡塗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說過：“挽近政治。內包甚複。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難於跡象求之。執法抗爭。不過跡象間事。……”所以倘若事不幹己，則與其聽他說政法，談邏輯，實在遠不如看《太陽曬屁股賦》，因為欺人之意，這些賦裏倒沒有的。

    離題愈說愈遠了：這並不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現在即此收住，將來說到那裏，且看民國十五年秋罷。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堅壁清野主義

    新近，我在中國社會上發現了幾樣主義。其一，是堅壁清野主義。

    “堅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業，所以這話不是從兵家得來，乃是從別的書上看來，或社會上聽來的。聽說這回的歐洲戰爭時最要緊的是壕塹戰，那麽，雖現在也還使用著這戰法——堅壁。至於清野，世界史上就有著有趣的事例：相傳十九世紀初拿破侖進攻俄國，到了墨斯科時，俄人便大發揮其清野手段，同時在這地方縱火，將生活所需的東西燒個幹淨，請拿破侖和他的雄兵猛將在空城裏吸西北風。吸不到一個月，他們便退走了。

    中國雖說是儒教國，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丘未之學也。”但上上下下卻都使用著這兵法；引導我看出來的是本月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據說，教育當局因為公共娛樂場中常常發生有傷風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學生往遊藝場和公園，並通知女生家屬，協同禁止。自然，我並不深知這事是否確實；更未見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當局之意，是因為娛樂場中的“有傷風化”情事，即從女生發生，所以不許其去，還是隻要女生不去，別人也不發生，抑或即使發生，也就管他媽的了。

    或者後一種的推測庶幾近之。我們的古哲和今賢，雖然滿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無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結果是：收起來。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專以“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二，是器宇隻有這麽大，實在並沒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經濟法，隻有將錢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樣。古聖人所教的“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就是說子女玉帛的處理方法，是應該堅壁清野的。

    其實這種方法，中國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過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隻看見男人和賣力氣的女人，很少見所謂上流婦女。但我先在此聲明，我之不滿於這種現象者，並非因為預備遍曆中國，去竊窺一切太太小姐們；我並沒有積下一文川資，就是最確的證據。今年是“流言”鼎盛時代，稍一不慎，《現代評論》上就會彎彎曲曲地登出來的，所以特地先行預告。至於一到名儒，則家裏的男女也不給容易見麵，霍渭厓的《家訓》裏，就有那非常麻煩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構造圖。似乎有誌於聖賢者，便是自己的家裏也應該看作遊藝場和公園；現在究竟是二十世紀，而且有“少負不羈之名，長習自由之說”的教育總長，實在寬大得遠了。

    北京倒是不大禁錮婦女，走在外麵，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但這和我們的古哲和今賢之意相左，或者這種風氣，倒是滿洲人輸入的罷。滿洲人曾經做過我們的“聖上”，那習俗也應該遵從的。然而我想，現在卻也並非排滿，如民元之剪辮子，乃是老脾氣複發了，隻要看舊曆過年的放鞭爆，就日見其多。可惜不再出一個魏忠賢來試驗試驗我們，看可有人去作幹兒，並將他配享孔廟。

    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為之事，“收起來”卻是管牢監的禁卒哥哥的專門。況且社會上的事不比牢監那樣簡單，修了長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溝高壘，都沒有用處的。未有遊藝場和公園以前，閨秀不出門，小家女也逛廟會，看祭賽，誰能說“有傷風化”情事，比高門大族為多呢？

    總之，社會不改良，“收起來”便無用，以“收起來”為改良社會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車往奉天。這道理很淺顯：壁雖堅固，也會衝倒的。兵匪的“綁急票”，搶婦女，於風化何如？沒有知道呢，還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頌德的！

    其實，“堅壁清野”雖然是兵家的一法，但這究竟是退守，不是進攻。或者就因為這一點，適與一般人的退嬰主義相稱，於是見得誌同道合的罷。但在兵事上，或者因為這待援軍的到來，或敵軍的引退；倘單是困守孤城，那結果就隻有滅亡，教育上的“堅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麽呢？照曆來的女教來推測，所待的隻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還能苟安時候，所謂男子者儼然地教貞順，說幽嫻，“內言不出於閫”，“男女授受不親”。好！都聽你，外事就拜托足下罷。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襲來了，足下將何以見教呢？曰：做烈婦呀！

    宋以來，對付婦女的方法，隻有這一個，直到現在，還是這一個。

    如果這女教當真大行，則我們中國曆來多少內亂，多少外患，兵燹頻仍，婦女不是死盡了麽？不，也有幸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際，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於是生育子孫，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斷，但到現在還很有帶著奴氣的人物，大概也就是這個流弊罷。“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傳，大家都知道的。

    但似乎除此之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闊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麽善法來，因此還隻得奉這為至寶。更昏庸的，便以為隻要意見和這些歧異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當然的事。但最近，孫美瑤據守抱犢崮，其實倒是“堅壁”，至於“清野”的通品，則我要推舉張獻忠。

    張獻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誰也知道，誰也覺得可駭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殺完百姓之後，便令AB殺C，又令A殺B，又令A自相殺。為什麽呢？是李自成已經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殺完他的百姓，使他無皇帝可做。正如傷風化是要女生的，現在關起一切女生，也就無風化可傷一般。

    連土匪也有堅壁清野主義，中國的婦女實在已沒有解放的路；聽說現在的鄉民，於兵匪也已經辨別不清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寡婦主義

    範源廉先生是現在許多青年所欽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當然無從推度那些緣由。但我個人所歎服的，是在他當前清光緒末年，首先發明了“速成師範”。一門學術而可以速成，迂執的先生們也許要覺得離奇罷；殊不知那時中國正鬧著“教育荒”，所以這正是一宗急賑的款子。半年以後，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師資就不在少數了，還帶著教育上的各種主義，如軍國民主義，尊王攘夷主義之類。在女子教育，則那時候最時行，常常聽到嚷著的，是賢母良妻主義。

    我倒並不一定以為這主義錯，愚母惡妻是誰也不希望的。然而現在有幾個急進的人們，卻以為女子也不專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擊中國至今還鈔了日本舊刊文來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謬誤。人們真容易被聽慣的訛傳所迷，例如近來有人說：誰是賣國的，誰是隻為子孫計的。於是許多人也都這樣說。其實如果真能賣國，還該得點更大的利，如果真為子孫計，也還算較有良心；現在的所謂誰者，大抵不過是送國，也何嚐想到子孫。這賢母良妻主義也不在例外，急進者雖然引以為病，而事實上又何嚐有這麽一回事；所有的，不過是“寡婦主義”罷了。

    這“寡婦”二字，應該用純粹的中國思想來解釋，不能比附歐、美、印度或亞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決不宜意譯或神譯，隻能音譯：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樣，我生以後，儒教卻已經頗“雜”了：“奉母命權作道場”者有之，“神道設教”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過格》者又有之，我還記得那《功過格》，是給“談人閨閫”者以很大的罰。我未出戶庭，中國也未有女學校以前不知道怎樣，自從我涉足社會，中國也有了女校，卻常聽到讀書人談論女學生的事，並且照例是壞事。有時實在太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則說的聽的都大不悅，仇恨簡直是“若殺其父兄”。這種言動，自然也許是合於“儒行”的罷，因為聖道廣博，無所不包；或者不過是小節，不要緊的。

    我曾經也略略猜想過這些謠諑的由來：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氣味的幻想家，製造流言的名人，連常識也沒有或別有作用的新聞訪事和記者，被學生趕走的校長和教員，謀做校長的教育家，跟著一犬而群吠的邑犬……。但近來卻又發見了一種另外的，是：“寡婦”或“擬寡婦”的校長及舍監。

    這裏所謂“寡婦”，是指和丈夫死別的；所謂“擬寡婦”，是指和丈夫生離以及不得已而抱獨身主義的。

    中國的女性出而在社會上服務，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製度未曾改革，家務依然紛繁，一經結婚，即難於兼做別的事。於是社會上的事業，在中國，則大抵還隻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說似的獨身者的掌中。這在先前，是道學先生所占據的，繼而以頑固無識等惡名失敗，她們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國外留學，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會上也因為她們並不與任何男性相關，又無兒女係累，可以專心於神聖的事業，便漫然加以信托。但從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災，就遠在於往日在道學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賢母良妻，即使是東方式，對於夫和子女，也不能說可以沒有愛情。愛情雖說是天賦的東西，但倘沒有相當的刺戟和運用，就不發達。譬如同是手腳，坐著不動的人將自己的和鐵匠挑夫的一比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從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兒女，而後真的愛情才覺醒的；否則，便潛藏著，或者竟會萎落，甚且至於變態。所以托獨身者來造賢母良妻，簡直是請盲人騎瞎馬上道，更何論於能否適合現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獨身的女性，世上也並非沒有，如那過去的有名的數學家Sophie Kowalewsky，現在的思想家EllenKey等；但那是一則欲望轉了向，一則思想已經透澈的。然而當學士會院以獎金表彰Kowalewsky的學術上的名譽時，她給朋友的信裏卻有這樣的話：“我收到各方麵的賀信。運命的奇異的譏刺呀，我從來沒有感到過這樣的不幸。”

    至於因為不得已而過著獨身生活者，則無論男女，精神上常不免發生變化，有著執拗猜疑陰險的性質者居多。歐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維新前的禦殿女中（女內侍），中國曆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別的獨身者也一樣，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狀也就大變，覺得世事都無味，人物都可憎，看見有些天真歡樂的人，便生恨惡。尤其是因為壓抑性欲之故，所以於別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羨，因而妒嫉。其實這也是勢所必至的事：為社會所逼迫，表麵上固不能不裝作純潔，但內心卻終於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牽掣，不自主地蠢動著缺憾之感的。

    然而學生是青年，隻要不是童養媳或繼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覺得萬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與此輩正相反。此輩倘能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本來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婦人，那裏能想到這些事；始終用了她多年煉就的眼光，觀察一切：見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為是懷春了；隻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為什麽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被學生反對，專一運用這種策略的時候不待言，雖在平時，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國本是流言的出產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這些流言作談資，擴勢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為至寶，何況是真出於學校當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價值地傳布起來了。

    我以為在古老的國度裏，老於世故者和許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遠的距離，倘觀以一律的眼光，結果即往往謬誤。譬如中國有許多壞事，各有專名，在書籍上又偏多關於它的別名和隱語。當我編輯周刊時，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這些別名和隱語的；在我，是向來避而不用。但細一查考，作者實茫無所知，因此也坦然寫出；其咎卻在中國的壞事的別名隱語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慮及避忌。看這些青年，仿佛中國的將來還有光明；但再看所謂學士大夫，卻又不免令人氣塞。他們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內心真是幹淨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論，章士釗呈文中的“荒學逾閑恣為無忌”，“兩性銜接之機緘締構”，“不受檢製竟體忘形”，“謹願者盡喪所守”等，可謂臻媟黷之極致了。但其實，被侮辱的青年學生們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讀過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歸正傳罷。因為人們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這樣不同，所以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裏，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的陰沉，她們卻以為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為，非如她們的萎縮，她們卻以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隻有極和她們相宜，————說得冠冕一點罷，就是極其“婉順”的，以她們為師法，使眼光呆滯，麵肌固定，在學校所化成的陰森的家庭裏屏息而行，這才能敷衍到畢業；拜領一張紙，以證明自己在這裏被多年陶冶之餘，已經失了青春的本來麵目，成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會上傳布此道去了。

    雖然是中國，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機，雖然是中國婦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後，又轉而淩虐還未自立的人，正如童養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惡姑一樣毒辣。我並非說凡在教育界的獨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個男人，無非願意她們能放開思路，再去較為遠大地加以思索；一麵，則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這事乃是一個女子教育上的大問題，而有所挽救，因為我知道凡有教育學家，是決不肯說教育是沒有效驗的。大約中國此後這種獨身者還要逐漸增加，倘使沒有善法補救，則寡婦主義教育的聲勢，也就要逐漸浩大，許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險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潑的青春，無法複活了。全國受過教育的女子，無論已嫁未嫁，有夫無夫，個個心如古井，臉若嚴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罷，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樣地生活下去了；為他帖身的使女，親生的女兒著想，倒是還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這種危害，今年卻因為或一機會，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婦女周刊》征文的機會，將我的所感說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一 解題

    《語絲》五七期上語堂先生曾經講起“費厄潑賴”（Fairplay），以為此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隻好努力鼓勵；又謂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函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卻很想有所議論。但題目上不直書“打落水狗”者，乃為回避觸目起見，即並不一定要在頭上強裝“義角”之意。總而言之，不過說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簡直應該打而已。

    二 論“落水狗”有三種，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論者，常將“打死老虎”與“打落水狗”相提並論，以為都近於卑怯。我以為“打死老虎”者，裝怯作勇，頗含滑稽，雖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卻怯得令人可愛。至於“打落水狗”，則並不如此簡單，當看狗之怎樣，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種：（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別人打落者，（3）親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於無聊，或者竟近於卑怯；但若與狗奮戰，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與前二者同論。

    聽說剛勇的拳師，決不再打那已經倒地的敵手，這實足使我們奉為楷模。但我以為尚須附加一事，即敵手也須是剛勇的鬥士，一敗之後，或自愧自悔而不再來，或尚須堂皇地來相報複，那當然都無不可。而於狗，卻不能引此為例，與對等的敵手齊觀，因為無論它怎樣狂嗥，其實並不解什麽“道義”；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於是夾著尾巴逃走了。但後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它的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已懺悔，不再出而咬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事。

    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裏，又從而打之不可

    叭兒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卻稱為西洋狗了，但是，聽說倒是中國的特產，在萬國賽狗會裏常常得到金獎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幾匹是咱們中國的叭兒狗。這也是一種國光。但是，狗和貓不是仇敵麽？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它的事業，隻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豢養，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街的時候，脖子上拴了細鏈於跟在腳後跟。

    這些就應該先行打它落水，又從而打之；如果它自墜入水，其實也不妨又從而打之，但若是自己過於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為之歎息。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為它們雖然非常勢利，但究竟還有些像狼，帶著野性，不至於如此騎牆。

    以上是順便說及的話，似乎和本題沒有大關係。

    四 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

    總之，落水狗的是否該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後的態度。

    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為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

    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隻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後是說革黨，甚至於到官裏去告密，一麵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可是革命終於起來了，一群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鹹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它們爬上來罷。於是它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裏，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麽多。這就因為先烈的好心，對於鬼蜮的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而此後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誌：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於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壽終正寢”了，但在那裏繼續跋扈出沒著的也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鄉也還是那樣的故鄉，年複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長在可為中國模範的名城裏的楊蔭榆女士和陳西瀅先生，真是洪福齊天。

    五 論塌台人物不當與“落水狗”相提並論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吃。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曆之後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說，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前者且勿論；後者的大錯就又有二：一是誤將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壞，於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為縱惡。即以現在而論，因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轉輪，壞人靠著冰山，恣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憐，而曾經親見，或親受其噬齧的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不打，甚至於還有哀矜之意，自以為公理已伸，俠義這時正在我這裏。殊不知它何嚐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經儲足的了，並且都在租界裏。雖然有時似乎受傷，其實並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惻隱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複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投石下井”，無所不為，尋起原因來，一部分就正因為老實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說得苛刻一點，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錯誤的。

    六 論現在還不能一味“費厄”

    仁人們或者要問：那麽，我們竟不要“費厄潑賴”麽？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甕”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麽？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後再與它講“費厄”不遲。

    這似乎很有主張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於不得已，因為倘不如此，中國將不能有較好的路。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同的道德，還沒有劃一。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自由平等並非不好，在中國卻微嫌太早一樣。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後。但現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為人也則幫之，為狗也則不管之，為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現今的中國，也還不能救助好人，甚至於反而保護壞人。因為當壞人得誌，虐待好人的時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決不聽從，叫喊僅止於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時，好人或稍稍蹶起，則壞人本該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論者又“勿報複”呀，“仁恕”呀，“勿以惡抗惡”呀……的大嚷起來。這一次卻發生實效，並非空嚷了：好人正以為然，而壞人於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後，無非以為占了便宜，何嚐改悔；並且因為是早已營就三窟，又善於鑽謀的，所以不多時，也就依然聲勢赫奕，作惡又如先前一樣。這時候，公理論者自然又要大叫，但這回他卻不聽你了。

    但是，“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卻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麵，何嚐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卻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七 論“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中國人或信中醫或信西醫，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往往並有兩種醫，使他們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推而廣之，怨聲一定還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於郅治。例如民國的通禮是鞠躬，但若有人以為不對的，就獨使他磕頭。民國的法律是沒有笞刑的，倘有人以為肉刑好，則這人犯罪時就特別打屁股。碗筷飯菜，是為今人而設的，有願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請他吃生肉；再造幾千間茅屋，將在大宅子裏仰慕堯舜的高士都拉出來，給住在那裏麵；反對物質文明的，自然更應該不使他銜冤坐汽車。這樣一辦，真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我們的耳根也就可以清淨許多罷。

    但可惜大家總不肯這樣辦，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費厄潑賴”尤其有流弊，甚至於可以變成弱點，反給惡勢力占便宜。例如劉百昭毆曳女師大學生，《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複，陳西瀅鼓動女大學生占據校舍時，卻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把她們的東西搬走了罷？”毆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劉百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回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麵有些“費厄”氣味之故。但這“費厄”卻又變成弱點，反而給人利用了來替章士釗的“遺澤”保鑣。

    八 結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麽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複加了。隻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裏，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寫在《墳》後麵

    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經寫了幾行題記，寄往北京去。當時想到便寫，寫完便寄，到現在還不滿二十天，早已記不清說了些甚麽了。今夜周圍是這麽寂靜，屋後麵的山腳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著，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後悔印行我的雜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後悔；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還沒有深知道所謂悔者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但這心情也隨即逝去，雜文當然仍在印行，隻為想驅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還要說幾句話。

    記得先已說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點陳跡。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麽，也就可以說，我也曾工作過了。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麽運動。不過我曾經嚐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隻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嚐些孤獨的悲哀呢？於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間自然也有為賣錢而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麽。比方做土工的罷，做著做著，而不明白是在築台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築台，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麵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願的。

    然而這大約也不過是一句話。當呼吸還在時，隻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後麵，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是隻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所以這書的印行，在自己就是這麽一回事。至於對別人，記得在先也已說過，還有願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別的就什麽意思也沒有了。倘若硬要說出好處來，那麽，其中所介紹的幾個詩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嚐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隻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麵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麽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隻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隻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胡，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躕。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麽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麽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說的話也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卻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有一點餘文。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麵劇烈的攻擊的。後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卻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隻希圖多留幾天僵屍，到現在還不少。我曾在雜感上掊擊過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嚐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幹。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隻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製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麽前途的目標，範本。跟著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幹資料，以供使役，但這並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采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係，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裏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麽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麵，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複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也許又要給讀者若幹毒害。隻是在自己，卻還不能毅然決然將他毀滅，還想借此暫時看看逝去的生活的餘痕。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幹歲月，又當化為煙埃，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

    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淒傷！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夜魯迅。）

    熱風

    題記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製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麵，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隻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隻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麵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麽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麵上卻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隻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讚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製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

    一九一八年

    隨感錄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麽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麵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麵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隻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隻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家夥，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隻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隻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隻要“人”之父！

    隨感錄三十三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羼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例如一位大官做的衛生哲學，裏麵說：

    “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故臍下腹部最為重要，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

    用植物來比人，根須是胃，臍卻隻是一個蒂，離了便罷，有什麽重要。但這還不過比喻奇怪罷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希博士發明霍亂（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據我所曉得的，是Koch博士發見（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發見，創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發明）了真虎列拉菌；別人也發見了一種，Koch說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後來沒有病，便證明了那人所發見的，的確不是病菌。如今顛倒轉來，當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豈不危險已極麽？

    搗亂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圖說》。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亂作一團，又密密的插入鬼話。他說能看見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見的“地球星”，雖與我們所曉得的無甚出入，一到別的星係，可是五花八門了。因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領在科學家之上。他先說道：

    “今科學家之發明，欲觀天文則用天文鏡……然猶不能持此以觀天堂、地獄也。究之學問之道如大海然，萬不可入海飲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雖然也分不出發見和發明的不同，論學問卻頗有理。但學問的大海，究竟怎樣情形呢？他說：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蓋壓之。若遇某星球將壞之時，即去某星球之水晶蓋，則毒火大發，焚毀民物。

    “眾星……大約分為三種：曰恒星、行星、流星。……據西學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萬，以小子視之，不下七千萬萬也。……行星共計一百千萬大係。……流星之多，倍於行星。……其繞日者，約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裏。

    日麵純為大火。……因其熱力極大，人不能生，故太陽星君居焉。”

    其餘怪話還多；但講天堂的遠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記》，講地獄的也不過鈔襲《玉曆鈔傳》。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還有感慨的話，說科學害了人。上麵一篇“嗣漢六十二代天師正一真人張元旭”的序文，尤為單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聯軍之禍，幾至國亡種滅，識者痛心疾首，固已極矣。又適值歐化東漸，專講物質文明之秋，遂本科學家世界無帝神管轄，人身無魂魄輪回之說，奉為國是，俾播印於人人腦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絕矣。敬畏絕而道德無根柢以發生矣！放僻邪侈，肆無忌憚，爭權奪利，日相戰殺，其禍將有甚於拳匪者！……”

    這簡直說是萬惡都由科學，道德全靠鬼話；而且與其科學，不如拳匪了。從前的排斥外來學術和思想，大抵專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擊佛教的人，往往說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現在沒有皇帝了，卻尋出一個“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紹興《教育雜誌》裏麵，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學無甯偏重道德》（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諱）的論文，他說：

    “西人以數百年科學之心力，僅釀成此次之大戰爭。……科學雲乎哉？多見其為殘賊人道矣！”

    “偏重於科學，則相尚於知能；偏重於道德，則相尚於欺偽。相尚於欺偽，則禍止於欺偽，相尚於知能，則欺偽莫由得而明矣！”

    雖然不說鬼神為道德根本，至於向科學宣告死刑，卻居然兩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傳單上，明白寫著：

    “孔聖人張天師傅言由山東來，趕緊急傅，並無虛言！”

    （傅字原文如此，疑傳字之誤。）

    照他們看來，這般可恨可惡的科學世界，怎樣挽救呢？《靈學雜誌》內俞複先生答吳稚暉先生書裏說過：“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張鬼神之說了。鬼神為道德根本，也與張天師和仿古先生的意見毫不衝突。可惜近來北京乩壇，又印出一本《感顯利冥錄》，內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諦閑法師的問答：

    “師雲：‘發願一事，的確要緊。……此次由南方來，聞某處有濟公臨壇，所說之話，殊難相信。濟祖是阿羅漢，見思惑已盡，斷不為此。……不知某會臨壇者，是濟祖否？請示。’

    “乩雲‘承諭發願，……謹記斯言。某處壇，靈鬼附之耳。須知靈鬼，即魔道也。知此後當發願驅除此等之鬼。’”

    “師雲”的發願，城隍竟不能懂；卻先與某會力爭正統。照此看來，國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無根柢，科學也還該活命了。

    其實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何嚐真有科學。現在儒道諸公，卻徑把曆史上一味搗鬼不治人事的惡果，都移到科學身上，也不問什麽叫道德，怎樣是科學，隻是信口開河，造謠生事；使國人格外惑亂，社會上罩滿了妖氣。以上所引的話，不過隨手拈出的幾點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還不知有多少奇談。但即此幾條，已足可推測我們周圍的空氣，以及將來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那種“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症的，隻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學！————這是什麽緣故呢？陳正敏《遁齋閑覽》有一段故事（未見原書，據《本草綱目》所引寫出，但這也全是道士所編造的謠言，並非事實，現在隻當他比喻用）說得好：

    “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語，腹中有小聲應之，久漸聲大。

    有道士見之，曰：‘此應聲蟲也！’但讀《本草》取不應者治之。讀至雷丸，不應，遂頓服數粒而愈。”

    關於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說的大概也是錯的，但現在手頭無書可查。也許是Koch博士發見了虎列拉菌時，Pfeffer博士以為不是真病菌，當麵吞下去了，後來病得幾乎要死。總之，無論如何，這一案決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補記。

    隨感錄三十五

    從清期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誌士，一是出洋遊曆的大官。他們在這題目的背後，各各藏著別的意思。誌士說保存國粹，是光複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著什麽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麵意思，我也不懂。

    什麽叫“國粹”？照字麵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隻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隨感錄三十六

    現在許多人有大恐懼；我也有大恐懼。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隻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猶太人，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未嚐改了稱呼。可見保存名目，全不必勞力費心。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為中國人！”

    於是乎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隨感錄三十七

    近來很有許多人，在那裏竭力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

    現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又是“中國式體操”，叫青年去練習。聽說其中好處甚多，重要的舉出兩種來，是：

    一、用在體育上。據說中國人學了外國體操，不見效驗；所以須改習本國式體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來：兩手拿著外國銅錘或木棍，把手腳左伸右伸的，大約於筋肉發達上，也該有點“效驗”。無如竟不見效驗！那自然隻好改途去練“武鬆脫銬”那些把戲了。這或者因為中國人生理上與外國人不同的緣故。

    二、用在軍事上。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麵對打，中國人得勝，是不消說的了。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隻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起。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炮。槍炮這件東西，中國雖然“古時也已有過”，可是此刻沒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禦得槍炮？我想（他們不曾說明，這是我的“管窺蠡測”）：打拳打下去，總可達到“槍炮打不進”的程度（即內功？）。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譽的完全失敗了。且看這一回如何。

    隨感錄三十八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隻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Nordau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製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隻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複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隻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雲雲”，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化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雲：“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麽？”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G.Le 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製。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麵，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隻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幹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隻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麽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隻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麵：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麽？

    隨感錄三十九

    《新青年》的五卷四號，隱然是一本戲劇改良號，我是門外漢，開口不得；但見《再論戲劇改良》這一篇中，有“中國人說到理想，便含著輕薄的意味，覺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話，卻令我發生了追憶，不免又要說幾句空談。

    據我的經驗，這理想價值的跌落，隻是近五年以來的事。民國以前，還未如此，許多國民，也肯認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國元年前後，理論上的事情，著著實現，於是理想派————深淺真偽現在姑且弗論————也格外舉起頭來。一方麵卻有舊官僚的攘奪政權，以及遺老受冷不過，豫備下山，都痛恨這一類理想派，說什麽聞所未聞的學理法理，橫亙在前，不能大踏步搖擺。於是沉思三日三夜，竟想出了一種兵器，有了這利器，才將“理”字排行的元惡大憝，一律肅清。這利器的大名，便叫“經驗”。現在又添上一個雅號，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實”。

    經驗從那裏得來，便是從清朝得來的。經驗提高了他的喉嚨含含糊糊說：“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國與眾不同，也自有中國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這時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財強種的時候，而且帶著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貨，愛國之士，義當排斥。所以一轉眼便跌了價值；一轉眼便遭了嘲罵；又一轉眼，便連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時代的教民一般，竟犯了與眾共棄的大罪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種外來的舊理想；現在“經驗”既已登壇，自然株連著化為妄想，理合不分首從，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規。這一踏不覺過了四五年，經驗家雖然也增加了四五歲，與素未經驗的生物學學理————死————漸漸接近，但這與眾不同的中國，卻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學習諸公，早經竭力大叫，說他也得了經驗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從前的經驗，是從皇帝腳底下學得；現在與將來的經驗，是從皇帝的奴才的腳底下學得。奴才的數目多，心傳的經驗家也愈多。待到經驗家二世的全盛時代，那便是理想單被輕薄，理想家單當妄人，還要算是幸福僥幸了。

    現在的社會，分不清理想與妄想的區別。再過幾時，還要分不清“做不到”與“不肯做到”的區別，要將掃除庭園與劈開地球混作一談。理想家說，這花園有穢氣，須得掃除，————到那時候，說這宗話的人，也要算在理想黨裏，————他卻說道，他們從來在此小便，如何掃除？萬萬不能，也斷乎不可！

    那時候，隻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學理法理，既是洋貨，自然完全不在話下了。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許多經驗家、理想經驗雙全家、經驗理想未定家，都說公理戰勝了強權；還向公理頌揚了一番，客氣了一頓。這事不但溢出了經驗的範圍，而且又添上一個理字排行的厭物。將來如何收場，我是毫無經驗，不敢妄談。經驗諸公，想也未曾經驗，開口不得。

    沒有法，隻好在此提出，請教受人輕薄的理想家了。

    隨感錄四十

    終日在家裏坐，至多也不過看見窗外四角形慘黃色的天，還有什麽感？隻有幾封信，說道：“久違芝宇，時切葭思；”有幾個客，說道，“今天天氣很好”：都是祖傳老店的文字、語言。寫的說的，既然有口無心，看的聽的，也便毫無所感了。

    有一首詩，從一位不相識的少年寄來，卻對於我有意義。————

    愛情

    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愛情！我不知道你是什麽。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們，也還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時共我玩耍，長來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們，也還不差。但是沒有人曾經“愛”過我，我也不曾“愛”過他。

    我年十九，父母給我討老婆。於今數年，我們兩個，也還和睦。可是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

    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麽！

    詩的好歹，意思的深淺，姑且勿論；但我說，這是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

    愛情是什麽東西？我也不知道。中國的男女大抵一對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著，不知道有誰知道。

    但從前沒有聽到苦悶的叫聲。即使苦悶，一叫便錯；少的老的，一齊搖頭，一齊痛罵。

    然而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卻連續不斷的進行。形式上的夫婦，既然都全不相關，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來買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現在，不成問題。但也曾造出一個“妒”字，略表他們曾經苦心經營的痕跡。

    可是東方發白，人類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們所有的是單是人之子，是兒媳婦與兒媳之夫，不能獻出於人類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終有漏光的處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類間應有愛情；知道了從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惡；於是起了苦悶，張口發出這叫聲。

    但在女性一方麵，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隻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幹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鴟鴞便鴟鴞般叫。我們不必學那才從私窩子裏跨出腳，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音。

    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

    舊賬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

    隨感錄四十一

    從一封匿名信裏看見一句話，是“數麻石片”（原注江蘇方言），大約是沒有本領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數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記起了本誌通信欄內所載四川方言的“洗煤炭”。想來別省方言中，相類的話還多；守著這專勸人自暴自棄的格言的人，也怕並不少。

    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幹抵觸，須一個斤鬥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這一種人，從前本可以夷到九族，連累鄰居；現在卻不過是幾封匿名信罷了。但意誌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縮，不知不覺的也入了“數麻石片”黨。

    所以現在的中國，社會上毫無改革，學術上沒有發明，美術上也沒有創作；至於多人繼續的研究，前仆後繼的探險，那更不必提了。國人的事業，大抵是專謀時式的成功的經營，以及對於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雖然反對改革，卻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即如文字一麵，白話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筆。照他的學說，本該去“數麻石片”了；他卻又不然，隻是莫名其妙的冷笑。

    中國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氣裏成功，在如此空氣裏萎縮腐敗，以至老死。

    我想，人、猿同源的學說，大約可以毫無疑義了。但我不懂，何以從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變人，卻到現在還留著子孫，變把戲給人看。還是那時竟沒有一匹想站起來學說人話呢？還是雖然有了幾匹，卻終被猴子社會攻擊他標新立異，都咬死了；所以終於不能進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卻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到那時候，類人猿上麵，怕要添出“類猿人”這一個名詞。

    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隻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我又願中國青年都隻是向上走，不必理會這冷笑和暗箭。尼采說：

    “真的，人是一個濁流。應該是海了，能容這濁流使他幹淨。

    “咄，我教你們超人：這便是海，在他這裏，能容下你們的大侮蔑。”（《劄拉圖如是說》的《序言》第三節）

    縱令不過一窪淺水，也可以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幾粒石子，任他們暗地裏擲來；幾滴穢水，任他們從背後潑來就是了。

    這還算不到“大侮蔑”——因為大侮蔑也須有膽力。

    隨感錄四十二

    聽得朋友說，杭州英國教會裏的一個醫生，在一本醫書上做一篇序，稱中國人為土人；我當初頗不舒服，子細再想，現在也隻好忍受了。土人一字，本來隻說生在本地的人，沒有什麽惡意。後來因其所指，多係野蠻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種新意義，仿佛成了野蠻人的代名詞。他們以此稱中國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們現在，卻除承受這個名號以外，實是別無方法。因為這類是非，都憑事實，並非單用口舌可以爭得的。試看中國的社會裏，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賣買，生殖器崇拜，靈學，一夫多妻，凡有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辮，吸鴉片，也正與土人的奇形怪狀的編發及吃印度麻一樣。至於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他們也喜歡在肉體上做出種種裝飾：剜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唇剜開一個大孔，插上一支獸骨，像鳥嘴一般；麵上雕出蘭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許多圓的長的疙瘩。可是他們還能走路，還能做事；他們終是未達一間，想不到纏足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體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殘酷為樂，醜惡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

    自大與好古，也是土人的一個特性。英國人喬治葛來任紐西蘭總督的時候，做了一部《多島海神話》，序裏說他著書的目的，並非全為學術，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他說，紐西蘭土人是不能同他說理的。隻要從他們的神話的曆史裏，抽出一條相類的事來做一個例，講給酋長祭師們聽，一說便成了。譬如要造一條鐵路，倘若對他們說這事如何有益，他們決不肯聽；我們如果根據神話，說從前某某大仙，曾推著獨輪車在虹霓上走，現在要仿他造一條路，那便無所不可了（原文已經忘卻以上所說隻是大意）。中國《十三經》、《二十五史》，正是酋長、祭師們一心崇奉的治國平天下的譜，此後凡與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編，便助成了我們的“東學西漸”，很使土人高興；但不知那譯本的序上寫些什麽呢？

    隨感錄四十三

    進步的美術家，——這是我對於中國美術界的要求。

    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他的製作，表麵上是一張畫或一個雕像，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令我們看了，不但歡喜賞玩，尤能發生感動，造成精神上的影響。

    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家，是能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品，是表記中國民族知能最高點的標本，不是水平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

    近來看見上海什麽報的增刊《潑克》上，有幾張諷刺畫。他的畫法，倒也模仿西洋；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頑固，人格如此卑劣，竟同沒有教育的孩子隻會在好好的白粉牆上寫幾個“某某是我而子”一樣。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似的，無不失了顏色。美術也是其一：學了體格還未勻稱的裸體畫，便畫猥褻畫；學了明暗還未分明的靜物畫，隻能畫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仍舊，結果便是如此。至於諷刺畫之變為人身攻擊的器具，更是無足深怪了。

    說起諷刺畫，不禁想到美國畫家勃拉特來（L.D.Bradley1853─1917）了。他專畫諷刺畫，關於歐戰的畫，尤為有名：隻可惜前年死掉了。我見過他一張《秋收時之月》（The Harvest Moon）的畫。上麵是一個形如骷髏的月亮，照著荒田；田裏一排一排的都是兵的死屍。唉唉，這才算得真的進步的美術家的諷刺畫。我希望將來中國也能有一日，出這樣一個進步的諷刺畫家。

    隨感錄四十六

    民國八年正月間，我在朋友家裏見到上海一種什麽報的星期增刊諷刺畫，正是開宗明義第一回；畫著幾方小圖，大意是罵主張廢漢文的人的；說是給外國醫生換上外國狗的心了，所以讀羅馬字時，全是外國狗叫。但在小圖的上麵，又有兩個雙鉤大字“潑克”，似乎便是這增刊的名目；可是全不像中國話。我因此很覺這美術家可憐：他——對於個人的人身攻擊姑且不論——學了外國畫，來罵外國話，然而所用的名目又仍然是外國話。諷刺畫本可以針砭社會的錮疾；現在施針砭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紙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確當的方向，引導社會呢？

    這幾天又見到一張所謂“潑克”，是罵提倡新文藝的人了。大旨是說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國的偶像。我因此愈覺這美術家可憐：他學了畫，而且畫了“潑克”，竟還未知道外國畫也是文藝之一。他對於自己的本業，尚且罩在黑壇子裏，摸不清楚，怎能有優美的創作，貢獻於社會呢？

    但“外國偶像”四個字，卻虧他想了出來。

    不論中外，誠然都有偶像。但外國是破壞偶像的人多；那影響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國革命。舊像愈摧破，人類便愈進步；所以現在才有比利時的義戰，與人道的光明。那達爾文、易卜生、托爾斯泰、尼采諸人，便都是近來偶像破壞的大人物。

    在這一流偶像破壞者，“潑克”卻完全無用；因為他們都有確固不拔的自信，所以決不理會偶像保護者的嘲罵。易卜生說：

    “我告訴你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壯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見《國民之敵》）

    但也不理會偶像保護者的恭維。尼采說：

    “他們又拿著稱讚，圍住你嗡嗡的叫：他們的稱讚是厚臉皮。他們要接近你的皮膚和你的血。”（《劄拉圖如是說》第二卷《市場之蠅》）

    這樣，才是創作者。——我輩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創作，也該當學習；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Apollo。

    隨感錄四十七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麽；用顯微鏡一照，卻看見刻著一篇行書的《蘭亭序》。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為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卻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著古典；現在兩位既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卻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的工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麽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這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卻是一碗飯；水夫挑來用水濕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濕土裏的水：那可真要支撐不住了。

    隨感錄四十八

    中國人對於異族，曆來隻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古書裏的弱水，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雲”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卻愈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雲”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於是從那兩樣舊稱呼以外，別想了一樣新號：“西哲”，或曰“西儒”。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為“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雲”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年謂之“因時製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搾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著，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著；活著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雲”呢？

    社會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隻能在賽會這一日抬一回神輿。不知那些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駝著山野隱逸，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蓋以為不能，以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說：“All or nothing！”

    隨感錄四十九

    凡有高等動物，倘沒有遇著意外的變故，總是從幼到壯，從壯到老，從老到死。

    我們從幼到壯，既然毫不為奇的過去了；自此以後，自然也該毫不為奇的過去。

    可惜有一種人，從幼到壯，居然也毫不為奇的過去了；從壯到老，便有點古怪；從老到死，卻更奇想天開，要占盡了少年的道路，吸盡了少年的空氣。

    少年在這時候，隻能先行萎黃，且待將來老了，神經血管一切變質以後，再來活動。所以社會上的狀態，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彎腰曲背時期，才更加“逸興遄飛”，似乎從此以後，才上了做人的路。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約別的都可以老，隻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總該推中國老先生算一甲一名。

    萬一當真成了神仙，那便永遠請他主持，不必再有後進，原也是極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終於個個死去，隻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駝著吃苦。

    這真是生物界的怪現象！

    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少的感謝他們填了深淵，給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遠了遠了。

    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老到死，都歡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過祖先的新人。

    這是生物界正當開闊的路！人類的祖先，都已這樣做了。

    隨感錄五十三

    上海盛德壇扶乩，由“孟聖”主壇；在北京便有城隍白知降壇，說他是“邪鬼”。盛德壇後來卻又有什麽真人下降，諭別人不得擅自扶乩。

    北京議員王訥提議推行新武術，以“強國強種”；中華武士會便率領了一班天罡拳、陰截腿之流，大分冤單，說他“抑製暴棄祖性相傳之國粹”。

    綠幟社提倡“愛世語”，專門崇拜“柴聖”，說別種國際語（如Ido等）是冒牌的。

    上海有一種單行的《潑克》，又有一種報上增刊的《潑克》；後來增刊《潑克》登廣告聲明要將送錯的單行《潑克》的信件撕破。

    上海有許多“美術家”；其中的一個美術家，不知如何散了夥，便在《潑克》上大罵別的美術家“盲目盲心”，不知道新藝術真藝術。

    以上五種同業的內訌，究竟是什麽原因，局外人本來不得而知。但總覺現在時勢不很太平，無論新的舊的，都各各起哄：扶乩、打拳那些鬼畫符的東西，倒也罷了；學幾句世界語，畫幾筆花，也是高雅的事，難道也要同行嫉妬，必須聲明魚目混珠，雷擊火焚麽？

    我對於那“美術家”的內訌又格外失望。我於美術雖然全是門外漢，但很望中國有新興美術出現。現在上海那班美術家所做的，是否算得美術，原是難說；但他們既然自稱美術家，即使幼稚，也可以希望長成：所以我期望有個美術家的幼蟲，不要是似是而非的木葉蝶。如今見了他們兩方麵的成績，不免令我對於中國美術前途發生一種懷疑。

    畫《潑克》的美術家說他們盲目盲心，所研究的隻是十九世紀的美術，不曉得有新藝術真藝術。我看這些美術家的作品，不是剝製的鹿，便是畸形的美人，的確不甚高明，恐怕連十“八”世紀，也未必有這類繪畫：說到底，隻好算是中國的所謂美術罷了。但那一位畫《潑克》的美術家的批評，卻又不甚可解：研究十九世紀的美術。何以便是盲目盲心？十九世紀以後的新藝術真藝術，又是怎樣？我聽人說：後期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的繪畫，在今日總還不算十分陳舊；其中的大人物如Cézanne與VanGogh等，都是十九世紀後半的人，最遲的到一九○六年也故去了。二十世紀才是十九年初頭，好像還沒有新派興起。立方派（Cubism）、未來派（Futurism）的主張，雖然新奇，卻尚未能確立基礎；而且在中國，又怕未必能夠理解。在那《潑克》上麵，也未見有這一派的繪畫；不知那《潑克》美術家的所謂新藝術真藝術，究竟是指著什麽？現在的中國美術家誠然心盲目盲，但其弊卻不在單研究十九世紀的美術，──因為據我看來，他們並不研究什麽世紀的美術，──所以那《潑克》美術家的話，實在令人難解。

    《潑克》美術家滿口說新藝術真藝術，想必自己懂得這新藝術真藝術的了。但我看他所畫的諷刺畫，多是攻擊新文藝、新思想的。——這是二十世紀的美術麽？這是新藝術真藝術麽？

    隨感錄五十四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鬆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輩約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拚開飯店一般，即使竭力調和，也隻能煮個半熟；夥計們既不會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興旺，——店鋪總要倒閉。

    黃郛氏做的《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中，有一段話，說得很透澈：

    “七年以來，朝野有識之士，每腐心於政教之改良，不注意於習俗之轉移；庸詎知舊染不去，新運不生：事理如此，無可勉強者也。外人之評我者，謂中國人有一種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於時勢，各種製度有改革之必要時，而彼之所謂改革者，決不將舊日製度完全廢止，乃在舊製度之上，更添加一層新製度。試覽前清之兵製變遷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謬焉。最初命八旗兵駐防各地，以充守備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敗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征募湘、淮兩軍以應急：從此旗兵綠營，並肩存在，遂變成二重兵製。甲午戰後，知綠營兵力又不可恃，乃複編練新式軍隊：於是並前二者而變成三重兵製矣。今旗兵雖已消滅，而變麵換形之綠營，依然存在，總是二重兵製也。從可知吾國人之無澈底改革能力，實屬不可掩之事實。他若賀陽曆新年者複賀陰曆新年；奉民國正朔者，仍存宣統年號。一察社會各方麵，兼無往而非二重製。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寧，是非之所以無定者，簡括言之，實亦不過一種‘二重思想’在其間作祟而已。”

    此外如既許信仰自由，卻又特別尊孔；既自命“勝朝遺老”，卻又在民國拿錢；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複古：四麵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著過活，誰也沒有好處。

    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隨感錄五十六  “來了”

    近來時常聽得人說，“過激主義來了”；報紙上也時常寫著，“過激主義來了”。

    於是有幾文錢的人，很不高興。官員也著忙，要防華工，要留心俄國人；連警察廳也向所屬發出了嚴查“有無過激黨設立機關”的公事。

    著忙是無怪的，嚴查也無怪的；但先要問：什麽是過激主義呢？

    這是他們沒有說明，我也無從知道；——我雖然不知道，卻敢說一句話：“過激主義”不會來，不必怕他；隻有“來了”是要來的，應該怕的。

    我們中國人，決不能被洋貨的什麽主義引動，有抹殺他撲滅他的力量。軍國民主義麽，我們何嚐會同別人打仗；無抵抗主義麽，我們卻是主戰參戰的；自由主義麽，我們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為難；人道主義麽，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

    所以無論什麽主義，全擾亂不了中國；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為什麽主義。試舉目前的例，便如陝西學界的布告，湖南災民的布告，何等可怕，與比利時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國別黨宣布的列寧政府殘暴情形，比較起來，他們簡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國還說是軍國主義，列寧不消說還是過激主義哩！

    這便是“來了”來了。來的如果是主義，主義達了還會罷；倘若單是“來了”，他便來不完，來不盡，來的怎樣也不可知。

    民國成立的時候，我住在一個小縣城裏，早已掛過白旗。有一日，忽然見許多男女，紛紛亂逃：城裏的逃到鄉下，鄉下的逃進城裏。問他們什麽事，他們答道，“他們說要來了。”

    可見大家都單怕“來了”，同我一樣。那時還隻有“多數主義”，沒有“過激主義”哩。

    五十七 現在的屠殺者

    高雅的人說，“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

    中國不識字的人，單會講話，“鄙俚淺陋”，不必說了。“因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話，以自文其陋”如我輩的人，正是“鄙俚淺陋”，也不在話下了。最可歎的是幾位雅人，也還不能如《鏡花緣》裏說的君子國的酒保一般，滿口“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的終日高雅，卻隻能在呻吟古文時，顯出高古品格；一到講話，便依然是“鄙俚淺陋”的白話了。四萬萬中國人嘴裏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五十八 人心很古

    慷慨激昂的人說：“世道澆漓，人心不古，國粹將亡，此吾所為仰天扼腕切齒三歎息者也！”

    我初聽這話，也曾大吃一驚；後來翻翻舊書，偶然看見《史記趙世家》裏麵記著公子成反對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話：

    “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

    這不是與現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話，絲毫無異麽？後來又在《北史》裏看見記周靜帝的司馬後的話：

    “後性尤妒忌，後宮莫敢進禦。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後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穀間三十餘裏；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

    這又不是與現在信口主張自由和反對自由的人，對於自由所下的解釋，絲毫無異麽？別的例證，想必還多，我見聞狹隘，不能多舉了。但即此看來，已可見雖然經過了這許多年，意見還是一樣。現在的人心，實在古得很呢。

    中國人倘能努力再古一點，也未必不能有古到三皇五帝以前的希望，可惜時時遇著新潮流新空氣激蕩著，沒有工夫了。

    在現存的舊民族中，最合中國式理想的，總要推錫蘭島的Vedda族。他們和外界毫無交涉，也不受別民族的影響，還是原始的狀態，真不愧所謂“羲皇上人”。

    但聽說他們人口年年減少，現在快要沒有了：這實在是一件萬分可惜的事。

    五十九 “聖武”

    我前回已經說過“什麽主義都與中國無幹”的話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見，便再寫在下麵：

    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隻要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著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卻以為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卻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為好的，我們說來卻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裏寫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麽，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麽，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麽，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幹。

    幾位讀者怕要生氣，說，“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中華民國以來，也因為主義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筆抹殺？嚇！”這話也是真的。我們從舊的外來思想說罷，六朝的確有許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過砍下臂膊布施無賴的和尚；從新的說罷，自然也有過幾個人的。然而與中國曆史，仍不相幹。因為曆史結帳，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隻能學粗人算帳的四舍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

    中國曆史的整數裏麵，實在沒有什麽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隻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

    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後，一大堆流水帳簿，隻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與火”也觸目，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諡法，稱作“聖武”便好看了。

    古時候，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麽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這“聖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現在簡單地說，便隻是人類中的純粹獸性方麵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大丈夫“如此”之後，欲望沒有衰，身體卻疲敝了；而且覺得暗中有一個黑影——死——到了身邊了。於是無法，隻好求神仙。這在中國，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求了一通神仙，終於沒有見，忽然有些疑惑了。於是要造墳，來保存死屍，想用自己的屍體，永遠占據著一塊地麵。這在中國，也要算一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在我們這單有“我”，單想“取彼”，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界上，實沒有插足的餘地。

    因此，隻須防那“來了”便夠了。看看別國，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隻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六十一 不滿

    歐戰才了的時候，中國很抱著許多希望，因此現在也發出許多悲觀絕望的聲音，說“世界上沒有人道”，“人道這句話是騙人的”。有幾位評論家，還引用了他們外國論者自己責備自己的文字，來證明所謂文明人者，比野蠻尤其野蠻。

    這誠然是痛快淋漓的話，但要問：照我們的意見，怎樣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話，想來大約是“收回治外法權，收回租界，退還庚子賠款……”現在都很渺茫，實在不合人道。

    但又要問：我們中國的人道怎麽樣？那答話，想來隻能“……”。對於人道隻能“……”的人的頭上，決不會掉下人道來。因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掙來，培植，保養的，不是別人布施，捐助的。

    其實近於真正的人道，說的人還不很多，並且說了還要犯罪。若論皮毛，卻總算略有進步了。這回雖然是一場惡戰，也居然沒有“食肉寢皮”，沒有“夷其社稷”，而且新興了十八個小國。就是德國對待比國，都說殘暴絕倫，但看比國的公布，也隻是囚徒不給飲食，村長挨了打罵，平民送上戰線之類。這些事情，在我們中國自己對自己也常有，算得什麽希奇？

    人類尚未長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但總在那裏發榮滋長。我們如果問問良心，覺得一樣滋長，便什麽都不必憂愁；將來總要走同一的路。看罷，他們是戰勝軍國主義的，他們的評論家還是自己責備自己，有許多不滿。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

    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六十二 恨恨而死

    古來很有幾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們一麵說些“懷才不遇”“天道寧論”的話，一麵有錢的便狂嫖濫賭，沒錢的便喝幾十碗酒，——因為不平的緣故，於是後來就恨恨而死了。

    我們應該趁他們活著的時候問他：諸公！您知道北京離昆侖山幾裏，弱水去黃河幾丈麽？火藥除了做鞭爆，羅盤除了看風水，還有什麽用處麽？棉花是紅的還是白的？穀子是長在樹上，還是長在草上？桑間濮上如何情形，自由戀愛怎樣態度？您在半夜裏可忽然覺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點悔麽？四斤的擔，您能挑麽？三裏的道，您能跑麽？

    他們如果細細的想，慢慢的悔了，這便很有些希望。萬一越發不平，越發憤怒，那便“愛莫能助”。——於是他們終於恨恨而死了。

    中國現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至於憤恨，卻幾乎全無用處。

    憤恨隻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過許多，我們不要蹈他們的覆轍。

    我們更不要借了“天下無公理，無人道”這些話，遮蓋自暴自棄的行為，自稱“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臉孔，其實並不恨恨而死。

    六十三 “與幼者”

    做了《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後兩日，在有島武郎《著作集》裏看到《與幼者》這一篇小說，覺得很有許多好的話。

    “時間不住的移過去。你們的父親的我，到那時候，怎樣映在你們（眼）裏，那是不能想像的了。大約像我在現在，嗤笑可憐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也要嗤笑可憐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為你們計，但願這樣子。你們若不是毫不客氣的拿我做一個踏腳，超越了我，向著高的遠的地方進去，那便是錯的。

    “人間很寂寞。我單能這樣說了就算麽？你們和我，像嚐過血的獸一樣，嚐過愛了。去罷，為要將我的周圍從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罷。我愛過你們，而且永遠愛著。這並不是說，要從你們受父親的報酬，我對於‘教我學會了愛你們的你們’的要求，隻是受取我的感謝罷了……像吃盡了親的死屍，貯著力量的小獅子一樣，剛強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

    “我的一生就令怎樣失敗，怎樣勝不了誘惑；但無論如何，使你們從我的足跡上尋不出不純的東西的事，是要做的，是一定做的。你們該從我的倒斃的所在，跨出新的腳步去。但那裏走，怎麽走的事，你們也可以從我的足跡上探索出來。

    “幼者嗬！將又不幸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罷。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麵前才有路。

    “走罷！勇猛著！幼者嗬！”

    有島氏是白樺派，是一個覺醒的，所以有這等話；但裏麵也免不了帶些眷戀淒愴的氣息。

    這也是時代的關係。將來便不特沒有解放的話，並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沒有什麽眷戀和淒愴；隻有愛依然存在。——但是對於一切幼者的愛。

    六十四 有無相通

    南北的官僚雖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卻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裏“有無相通”。

    北方人可憐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給他們許多拳腳：什麽“八卦拳”、“太極拳”，什麽“洪家”、“俠家”，什麽“陰截腿”、“抱樁腿”、“譚腿”、“戳腳”，什麽“新武術”、“舊武術”，什麽“實為盡美盡善之體育”，“強國保種盡在於斯”。

    南方人也可憐北方人太簡單了，便送上許多文章：什麽“……夢”、“……魂”、“……痕”、“……影”、“……淚”，什麽“外史”、“趣史”、“穢史”、“秘史”，什麽“黑幕”、“現形”，什麽“淌牌”、“吊膀”、“拆白”，什麽“噫嘻卿卿我我”，“嗚呼燕燕鶯鶯”，“籲嗟風風雨雨”，“耐阿是勒浪要勿麵孔哉！”

    直隸、山東的俠客們，勇士們嗬！諸公有這許多筋力，大可以做一點神聖的勞作；江蘇、浙江、湖南的才子們，名士們嗬！諸公有這許多文才，大可以譯幾頁有用的新書。我們改良點自己，保全些別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麵罷！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從前看見清朝幾件重案的記載，“臣工”擬罪很嚴重，“聖上”常常減輕，便心裏想：大約因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這些花樣罷了。後來細想，殊不盡然。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國不要提了罷。在外國舉一個例：小事件則如Gogol的劇本《按察使》，眾人都禁止他，俄皇卻準開演；大事件則如巡撫想放耶穌，眾人卻要求將他釘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隻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領隻是“幸免”。

    從“幸免”裏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

    六十六 生命的路

    想到人類的滅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幹人們的滅亡，卻並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麵向上走，什麽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賦與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麽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麽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麽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麵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什麽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隻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

    昨天，我對我的朋友Ｌ說，“一個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屬是悲慘的事，但在一村一鎮的人看起來不算什麽；就是一省一國一種……”

    Ｌ很不高興，說，“這是Natur（自然）的話，不是人們的話。你應該小心些。”

    我想，他的話也不錯。

    一九二一年

    知識即罪惡

    我本來是一個四平八穩，給小酒館打雜，混一口安穩飯吃的人，不幸認得幾個字，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想求起智識來了。

    那時我在鄉下，很為豬、羊不平；心裏想，雖然苦，倘也如牛、馬一樣，可以有一件別的用，那就免得專以賣肉見長了。然而豬、羊滿臉呆氣，終生胡塗，實在除了保持現狀之外，沒有別的法。所以，誠然，智識是要緊的！

    於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師，求智識。地球是圓的。元質有七十多種。x＋y＝z。聞所未聞，雖然難，卻也以為是人所應該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見一種日報，卻又將我的確信打破了。報上有一位虛無哲學家說：智識是罪惡，贓物……。虛無哲學，多大的權威嗬，而說道智識是罪惡。我的智識雖然少，而確實是智識，這倒反而坑了我了。我於是請教老師去。

    老師道：“呸，你懶得用功，便胡說，走！”

    我想：“老師貪圖束脩罷。智識倒也還不如沒有的穩當，可惜粘在我腦裏，立刻拋不去，我趕快忘了他罷。”

    然而遲了。因為這一夜裏，我已經死了。

    半夜，我躺在公寓的床上，忽而走進兩個東西來，一個活無常，一個死有分。但我卻並不詫異，因為他們正如城隍廟裏塑著的一般。然而跟在後麵的兩個怪物，卻使我嚇得失聲，因為並非牛頭、馬麵，而卻是羊麵、豬頭！我便悟到，牛、馬還太聰明，犯了罪，換上這諸公了，這可見智識是罪惡……。我沒有想完，豬頭便用嘴將我一拱，我於是立刻跌入陰府裏，用不著久等燒車、馬。

    到過陰間的前輩先生多說，陰府的大門是有匾額和對聯的，我留心看時，卻沒有，隻見大堂上坐著一位閻羅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約錢是身外之物，帶不到陰間的，所以一死便成為清白鬼了，隻是不知道怎麽又做了大官。他隻穿一件極儉樸的愛國布的龍袍，但那龍顏卻比活的時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識麽？”朗翁臉上毫無表情的問。

    “沒……”我是記得虛無哲學家的話的，所以這樣答。

    “說沒有便是有——帶去！”

    我剛想：陰府裏的道理真奇怪……卻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閻羅殿去了。

    其時跌在一座城池裏，其中都是青磚綠門的房屋，門頂上大抵是洋灰做的兩個所謂獅子，門外麵都掛一塊招牌。倘在陽間，每一所機關外總掛五六塊牌，這裏卻隻一塊，足見地皮的寬裕了。這瞬息間，我又被一位手執鋼叉的豬頭夜叉用鼻子拱進一間屋子裏去，外麵有牌額是：

    “油豆滑跌小地獄”。

    進得裏麵，卻是一望無邊的平地，滿鋪了白豆拌著桐油。隻見無數的人在這上麵跌倒又起來，起來又跌倒。我也接連的摔了十二交，頭上長出許多疙瘩來。但也有竟在門口坐著躺著，不想爬起，雖然浸得油汪汪的，卻毫無一個疙瘩的人，可惜我去問他，他們都瞠著眼不說話。我不知道他們是不聽見呢還是不懂，不願意說呢還是無話可談。

    我於是跌上前去，去問那些正在亂跌的人們。其中的一個道：

    “這就是罰智識的，因為智識是罪惡，贓物……。我們還算是輕的呢。你在陽間的時候，怎麽不昏一點？……”他氣喘籲籲的斷續的說。

    “現在昏起來罷。”

    “遲了。”

    “我聽得人說，西醫有使人昏睡的藥，去請他注射去，好麽？”

    “不成，我正因為知道醫藥，所以在這裏跌，連針也沒有了。”

    “那麽……有專給人打嗎啡針的，聽說多是沒智識的人……我尋他們去。”

    在這談話時，我們本已滑跌了幾百交了。我一失望，便更不留神，忽然將頭撞在白豆稀薄的地麵上。地麵很硬，跌勢又重，我於是胡裏胡塗的發了昏……

    阿！自由！我忽而在平野上了，後麵是那城，前麵望得見公寓。我仍然胡裏胡塗的走，一麵想：我的妻和兒子，一定已經上京了，他們正圍著我的死屍哭呢。我於是撲向我的軀殼去，便直坐起來，他們嚇跑了，後來竭力說明，他們才了然，都高興得大叫道：你還陽了，嗬呀！我的老天爺哪……

    我這樣胡裏胡塗的想時，忽然活過來了……

    沒有我的妻和兒子在身邊，隻有一個燈在桌上，我覺得自己睡在公寓裏。間壁的一位學生已經從戲園回來，正哼著“先帝爺唉唉唉”哩，可見時候是不早了。

    這還陽還得太冷靜，簡直不像還陽，我想，莫非先前也並沒有死麽？

    倘若並沒死，那麽，朱朗翁也就並沒有做閻羅王。

    解決這問題，用智識究竟還怕是罪惡，我們還是用感情來決一決罷。

    （十月二十三日。）

    事實勝於雄辯

    西哲說：事實勝於雄辯。我當初很以為然，現在才知道在我們中國，是不適用的。

    去年我在青雲閣的一個鋪子裏買過一雙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鋪子去照樣的買一雙。

    一個胖夥計，拿出一雙鞋來，那鞋頭又尖又淺了。

    我將一隻舊式的和一隻新式的都排在櫃上，說道：

    “這不一樣……”

    “一樣，沒有錯。”

    “這……”

    “一樣，您瞧！”

    我於是買了尖頭鞋走了。

    我順便有一句話奉告我們中國的某愛國大家，您說，攻擊本國的缺點，是拾某國人的唾餘的，試在中國上，加上我們二字，看看通不通。

    現在我敬謹加上了，看過了，然而通的。

    您瞧！

    （十一月四日。）

    一九二二年

    估《學衡》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報副刊》上看見式芬先生的雜感，很詫異天下竟有這樣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這地步，還來同《學衡》諸公談學理。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準，隻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說：“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載道”，卻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看罷，諸公怎麽說——

    《弁言》雲：“雜誌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於“雜誌邇例”的宣言，並為一談，太汗漫了。《評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說：“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來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來呢？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卻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曆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Pia of Uto，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於古未聞“睹史之陀”，在今不雲“寧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國學摭譚》中說：“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搢紳先生難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為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搢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搢紳先生也難言之呢？推度情理，當從後說，然而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黃帝”而並不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嚐“難言之”。難道太史公在漢朝，竟應該算是下等社會中人麽？

    《記白鹿洞談虎》中說：“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詼噱之類也。”姑不論其“能”“健”“談”“稱”，床上安床，“抉噬之狀”，終於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詼噱”，也可謂太遠於事情。倘使但“資詼噱”，則先前的聞而色變者，簡直是呆子了。《記》又雲：“倀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麽，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見。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雖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複，而且“之下”二字沒有著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嶽全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為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說：這是“掛腳韻”。押韻至於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的“六麻”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采集植物遊記》，連題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務，並非漫遊，所以古人作記，務與遊不並舉，地與遊才相連。匡廬峨眉，山也，則曰紀遊，采硫訪碑，務也，則曰日記。雖說采集時候，也兼遊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裏，一列舉便不“古”了。例如這記中也說起吃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遊食眠記》。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毛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托，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了。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隻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為俄國歌劇團

    我不知道，——其實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這樣說，——俄國歌劇團何以要離開他的故鄉，卻以這美妙的藝術到中國來博一點茶水喝。你們還是回去罷！

    我到第一舞台看俄國的歌劇，是四日的夜間，是開演的第二日。

    一入門，便使我發生異樣的心情了：中央三十多人，旁邊一大群兵，但樓上四五等中還有三百多的看客。

    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說：我似乎住在沙漠裏了。

    是的，沙漠在這裏。

    沒有花，沒有詩，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藝術，而且沒有趣味，而且至於沒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麽一個怯弱的人嗬。這時我想：倘使我是一個歌人，我的聲音怕要銷沉了罷。

    沙漠在這裏。

    然而他們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誠實的，而且勇猛的。

    流動而且歌吟的雲……

    兵們拍手了，在接吻的時候——兵們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時候。

    非兵們也有幾個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時候，而一個最響，超出於兵們的。

    我是怎麽一個褊狹的人嗬。這時我想：倘使我是一個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豎琴，沉默了我的歌聲罷。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沙漠在這裏，恐怖的……

    然而他們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誠實的，而且勇猛的。

    你們漂流轉徙的藝術者，在寂寞裏歌舞，怕已經有了歸心了罷。你們大約沒有複仇的意思，然而一回去，我們也就被複仇了。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這裏。

    嗚呼！這便是我對於沙漠的反抗之歌，是對於相識以及不相識的同感的朋友的勸誘，也就是為流轉在寂寞中間的歌人們的廣告。

    （四月九日。）

    無題

    私立學校遊藝大會的第二日，我也和幾個朋友到中央公園去走一回。

    我站在門口帖著“昆曲”兩字的房外麵，前麵是牆壁，而一個人用了全力要從我的背後擠上去，擠得我喘不出氣。他似乎以為我是一個沒有實質的靈魂了，這不能不說他有一點錯。

    回去要分點心給孩子們，我於是乎到一個製糖公司裏去買東西。買的是“黃枚朱古律三文治”。

    這是盒子上寫著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氣味了。然而不的，用英文，不過是Chocolate apricot sandwich。

    我買定了八盒這“黃枚朱古律三文治”，付過錢，將他們裝入衣袋裏。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橫溢了，於是看見那公司的夥計正摣開了五個指頭，罩住了我所未買的別的一切“黃枚朱古律三文治”。

    這明明是給我的一個侮辱！然而，其實，我可不應該以為這是一個侮辱，因為我不能保證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紛亂中永遠不被偷。也不能證明我決不是一個偷兒，也不能自己保證我在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決沒有偷竊的事。

    但我在那時不高興了，裝出虛偽的笑容，拍著這夥計的肩頭說：

    “不必的，我決不至於多拿一個……”

    他說：“那裏那裏……”趕緊掣回手去，於是慚愧了。這很出我意外，——我預料他一定要強辯，——於是我也慚愧了。

    這種慚愧，往往成為我的懷疑人類的頭上的一滴冷水，這於我是有損的。

    夜間獨坐在一間屋子裏，離開人們至少也有一丈多遠了。吃著分剩的“黃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幾頁托爾斯泰的書，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著人類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以震其艱深”

    上海租界上的“國學家”，以為做白話文的大抵是青年，總該沒有看過古董書的，於是乎用了所謂“國學”來嚇呼他們。

    《時報》上載著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說：

    “新學家薄國學為不足道故為鉤輈格磔之文以震其艱深也一讀之欲嘔再讀之昏昏睡去矣”

    領教。我先前隻以為“鉤輈格磔”是古人用他來形容鷓鴣的啼聲，並無別的深意思；虧得這《文字感想》，才明白這是怪鷓鴣啼得“艱深”了，以此責備他的。但無論如何，“艱深”卻不能令人“欲嘔”，聞鷓鴣啼而嘔者，世固無之，即以文章論，“粵若稽古”，注釋紛紜，“絳即東雍”，圈點不斷，這總該可以算是艱深的了，可是也從未聽說，有人因此反胃。嘔吐的原因決不在乎別人文章的“艱深”，是在乎自己的身體裏的，大約因為“國學”積蓄得太多，筆不及寫，所以湧出來了罷。

    “以震其艱深也”的“震”字，從國學的門外漢看來也不通，但也許是為手民所誤的，因為排字印報也是新學，或者也不免要“以震其艱深”。

    否則，如此“國學”，雖不艱深，卻是惡作，真是“一讀之欲嘔”，再讀之必嘔矣。

    國學國學，新學家既“薄為不足道”，國學家又道而不能亨，你真要道盡途窮了！

    （九月二十日。）

    所謂“國學”

    現在暴發的“國學家”之所謂“國學”是甚麽？

    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小說出版。

    商人遺老們的印書是書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書籍而在古董。遺老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獲利。還有茶商、鹽販，本來是不齒於“士類”的，現在也趁著新舊紛擾的時候，借刻書為名，想挨進遺老、遺少的“士林”裏去。他們所刻的書都無民國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質，至少每本兩三元，綿連，錦帙，古色古香，學生們是買不起的。這就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決不肯放過學生們的錢的，便用壞紙、惡墨別印什麽“菁華”、什麽“大全”之類來搜括。定價並不大，但和紙、墨一比較卻是大價了。至於這些“國學”書的校勘，新學家不行，當然是出於上海的所謂“國學家”的了，然而錯字迭出，破句連篇（用的並不是新式圈點），簡直是拿少年來開玩笑。這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洋場上的往古所謂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鴛鴦”誠然做過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場以來，從沒有人稱這些文章（？）為國學，他們自己也並不以“國學家”自命的。現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開，也學了鹽販、茶商，要憑空挨進“國學家”隊裏去了。然而事實很可慘，他們之所謂國學，是“拆白之事各處皆有而以上海一隅為最甚（中略）餘於課餘之暇不惜浪費筆墨編纂事實作一篇小說以餉閱者想亦閱者所樂聞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從略，以省排工，閱者諒之。）

    “國學”乃如此而已乎？

    試去翻一翻曆史裏的《儒林》和《文苑傳》罷，可有一個將舊書當古董的鴻儒，可有一個以拆白餉閱者的文士？

    倘說，從今年起，這些就是“國學”，那又是“新”例了。你們不是講“國學”的麽？

    兒歌的“反動”

    一 兒歌

    胡懷琛

    “月亮！月亮！

    還有半個那裏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麽？”

    “當鏡子照。”

    二 反動歌

    小孩子

    天上半個月亮，

    我道是“破鏡飛上天”，

    原來卻是被人偷下地了。

    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鏡子了！

    可是我見過圓的方的長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寶相花式的鏡子矣，

    沒有見過半月形的鏡子也。

    我於是乎很不有趣也！

    謹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輒敢妄行詰難，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讀原詩，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為“兩半個都那裏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當不以鄙言為河漢也。夏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謹注。

    （十月九日。）

    “一是之學說”

    我從《學燈》上看見駁吳宓君《新文化運動之反應》這一篇文章之後，才去尋《中華新報》來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長文，該有一萬多字罷，——而且還有作者吳宓君的照相。記者又在論前介紹說，“涇陽吳宓君美國哈佛大學碩士現為國立東南大學西洋文學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學得其神髓而國學複涵養甚深近主撰學衡雜誌以提倡實學為任時論崇之”。

    但這篇大文的內容是很簡單的。說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當思以博大之眼光。寬宏之態度。肆力學術。深窺精研。觀其全體。而貫通澈悟。然後平情衡理。執中馭物。造成一是之學說。融合中西之精華。以為一國一時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本其偏激之主張。佐以宣傳之良法。……加之喜新盲從者之多。”便忽而聲勢浩大起來。殊不知“物極必反。理有固然。”於是“近頃於新文化運動懷疑而批評之書報漸多”了。這就謂之“新文化運動之反應”。然而“又所謂反應者非反抗之謂……讀者幸勿因吾論列於此。而遂疑其為不讚成新文化者”雲。

    反應的書報一共舉了七種，大體上都是“執中馭物”，宣傳“正軌”的新文化的。現在我也來紹介一回：一《民心周報》、二《經世報》、三《亞洲學術雜誌》、四《史地學報》、五《文哲學報》、六《學衡》、七《湘君》。

    此外便是吳君對於這七種書報的“平情衡理”的批評（？）了。例如《民心周報》，“自發刊以至停版。除小說及一二來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謂新式標點。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時。亦可謂砥柱中流矣。”至於《湘君》之用白話及標點，卻又別有道理，那是“《學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話及英文標點。《湘君》求文藝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話及新式標點”的。總而言之，主張偏激，連標點也就偏激，那白話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話，離通妥就很遠；而我的標點則是“英文標點”。

    但最“貫通澈悟”的是拉《經世報》來做“反應”，當《經世報》出版的時候，還沒有“萬惡孝為先”的謠言，而他們卻早已發過許多崇聖的高論，可惜現在從日報變了月刊，實在有些萎縮現象了。至於“其於君臣之倫。另下新解”，“《亞洲學術雜誌》議其牽強附會。必以君為帝王”，實在並不錯，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應”，而吳君又以為“則過矣”，那可是自己“則過矣”了。因為時代的關係，那時的君，當然是帝王而不是大總統。又如民國以前的議論，也因為時代的關係，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國粹學報》便是其一，而吳君卻怪他談學術而兼涉革命，也就是過於“融合”了時間的先後的原因。

    此外還有一個太沒見識處，就是遺漏了《長青》、《紅》、《快活》、《禮拜六》等近頃風起雲湧的書報，這些實在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反應”，而且說“通妥白話”的。

    （十一月三日。）

    不懂的音譯

    一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於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極正當、極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於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麽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卻又有伏在暗地裏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秘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裏”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靴、獅子、葡萄、蘿卜、佛、伊犁等……都毫不為奇的使用，而獨獨對於幾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憐。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並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Kropotkin。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我已經記不清是Dostoievski呢，還是Tolstoi了。

    這“屠介納夫”和“郭歌裏”，雖然古雅趕不上“柯伯堅”，但於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裏所有的字，卻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尚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真所謂“人心不古”麽？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麽音便怎麽譯，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即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Ku，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為Ｋ和Ku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

    而中國卻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Kuropatkin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麵目來頂替了。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為“國學家”的對於譯音也加以嘲笑，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麽辦呢？我想，這隻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為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裏的《巡按使》，都題為“洋鬼子著”；下策是，隻好將外國人名改為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之類，例如進化論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的則為黃三太。

    倘不能，則為自命為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裏來了。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這些譯音，並不比“屠介納夫”之類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為有三處地方，是這樣的稱呼；即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他們也仍然還是這樣的稱呼。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裏，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絕口不提，或但雲“得於華夏”，或改為“獲之於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納夫”的國文，因為單用些“鴛鴦”“蝴蝶”這些字樣，實在是不夠敷衍的。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萬一發達起來，則敢請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為國學家“所能廁足其間者也”的了。

    但我於序文裏所謂三處中的“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才明白二是“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德”。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十一月六日。）

    對於批評家的希望

    前兩三年的書報上，關於文藝的大抵隻有幾篇創作（姑且這樣說）和翻譯，於是讀者頗有批評家出現的要求，現在批評家已經出現了，而且日見其多了。

    以文藝如此幼稚的時候，而批評家還要發掘美點，想扇起文藝的火焰來，那好意實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則歎息現代作品的淺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則歎息現代作品之沒有血淚，那是怕著作界複歸於輕佻。雖然似乎微辭過多，其實卻是對於文藝的熱烈的好意，那也實在是很可感謝的。

    獨有靠了一兩本“西方”的舊批評論，或則撈一點頭腦板滯的先生們的唾餘，或則仗著中國固有的什麽天經地義之類的，也到文壇上來踐踏，則我以為委實太濫用了批評的權威。試將粗淺的事來比罷：譬如廚子做菜，有人品評他壞，他固不應該將廚刀、鐵釜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來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卻可以有幾條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沒有“嗜痂之癖”，沒有喝醉了酒，沒有害著熱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對於文藝批評家的希望卻還要小。我不敢望他們於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因為這事情是頗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過願其有一點常識，例如知道裸體畫和春畫的區別，接吻和性交的區別，屍體解剖和戮屍的區別，出洋留學和“放諸四夷”的區別，筍和竹的區別，貓和老虎的區別，老虎和番菜館的區別……。更進一步，則批評以英、美的老先生學說為主，自然是悉聽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兩國；看不起托爾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調查一點他的行實，真看過幾本他所做的書。

    還有幾位批評家，當批評譯本的時候，往往詆為不足齒數的勞力，而怪他何不去創作。創作之可尊，想來翻譯家該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於翻譯者，一定因為他隻能翻譯，或者偏愛翻譯的緣故。所以批評家若不就事論事，而說些應當去如此如彼，是溢出於事權以外的事，因為這類言語，是商量、教訓而不是批評。現在還將廚子來比，則吃菜的隻要說出品味如何就盡夠，若於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縫或造房子，那是無論怎樣的呆廚子，也難免要說這位客官是痰迷心竅的了。

    （十一月九日。）

    反對“含淚”的批評家

    現在對於文藝的批評日見其多了，是好現象；然而批評日見其怪了，是壞現象，愈多反而愈壞。

    我看了很覺得不以為然的是胡夢華君對於汪靜之君《蕙的風》的批評，尤其覺得非常不以為然的是胡君答複章鴻熙君的信。

    一、胡君因為《蕙的風》裏有一句“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樣的罪：這是鍛煉周納的。《金瓶梅》卷首誠然有“意中人”三個字，但不能因為有三個字相同，便說這書和那書是一模樣。例如胡君要青年去懺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說是一部“改過的書”，若因為這一點意思偶合，而說胡君的主張也等於《金瓶梅》，我實在沒有這樣的粗心和大膽。我以為中國之所謂道德家的神經，自古以來，未免過敏而又過敏了，看見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見一個“瞟”字，便即穿鑿到別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卻未必都如此不淨；倘竟如此不淨，則即使“授受不親”，後來也就會“瞟”，以至於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時便是一部《禮記》，也即等於《金瓶梅》了，又何有於《蕙的風》？

    二、胡君因為詩裏有“一個和尚悔出家”的話，便說是誣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釋迦牟尼佛：這是近於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數來恫嚇，失了批評的態度的。其實一個和尚悔出家，並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沒有一個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國豈不是常有酒肉和尚，還俗和尚麽？非“悔出家”而何？倘說那些是壞和尚，則那詩裏的便是壞和尚之一，又何至誣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這正如胡君說一本詩集是不道德，並不算誣蔑了普天下的詩人。至於釋迦牟尼，可更與文藝界“風馬牛”了，據他老先生的教訓，則做詩便犯了“綺語戒”，無論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報，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說汪君的詩比不上歌德和雪利，我以為是對的。但後來又說，“論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為世詬病，正無可諱。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歲以後懺悔的歌德，我們也知道麽？”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Goethe，則我敢替他呼幾句冤，就是他並沒有“一生而十九娶”，並沒有“為世詬病”，並沒有“五十歲以後懺悔”。而且對於胡君所說的“自‘耳食’之風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為國人所知，無識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複可笑！”這一段話，也要請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過了五十歲，倘沒有，則即使用了胡君的論調來裁判，似乎也還不妨做“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的詩，因為以歌德為例，也還沒有到“懺悔”的時候。

    臨末，則我對於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對於他們隻有不可思議的眼淚！”“我還想多寫幾句，我對於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議的淚已盈眶了”這一類話，實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作家的眼淚，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卻是汙點。胡君的眼淚的確灑得非其地，非其時，未免萬分可惜了。

    起稿已完，才看見《青光》上的一段文章，說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覷的差別意見。我在這文章裏正用君，但初意卻不過貪圖少寫一個字，並非有什麽《春秋》筆法。現在聲明於此，卻反而多寫了許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即小見大

    北京大學的反對講義收費風潮，芒硝火焰似的起來，又芒硝火焰似的消滅了，其間就是開除了一個學生馮省三。

    這事很奇特，一回風潮的起滅，竟隻關於一個人。倘使誠然如此，則一個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許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無呢。

    現在講義費已經取消，學生是得勝了，然而並沒有聽得有誰為那做了這次的犧牲者祝福。

    即小見大，我於是竟悟出一件長久不解的事來，就是：三貝子花園裏麵，有謀刺良弼和袁世凱而死的四烈士墳，其中有三塊墓碑，何以直到民國十一年還沒有人去刻一個字。

    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隻有“散胙”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一九二四年

    望勿“糾正”

    汪原放君已經成了古人了，他的標點和校正小說，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於作者和讀者的。誰料流弊卻無窮，一班效顰的便隨手拉一部書，你也標點，我也標點，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結果隻是糟蹋了書。

    《花月痕》本不必當作寶貝書，但有人要標點付印，自然是各隨各便。這書最初是木刻的，後有排印本；最後是石印，錯字很多，現在通行的多是這一種。至於新標點本，則陶樂勤君序雲：“本書所取的原本，雖屬佳品，可是錯誤尚多。餘雖都加以糾正，然失檢之處，勢必難免。……”我隻有錯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對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頁，便覺得還是石印本好，因為陶君於石印本的錯字多未糾正，而石印本的不錯字兒卻多糾歪了。

    “釵黛直是個子虛烏有，算不得什麽。……”

    這“直是個”就是“簡直是一個”之意，而糾正本卻改作“真是個”，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頭上包著縐帕……突見癡珠，便含笑低聲說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實何苦呢？’

    “……癡珠笑道：‘往後再商量罷。’……”

    他們倆雖然都淪落，但其時卻沒有什麽大悲哀，所以還都笑。而糾正本卻將兩個“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們一見就哭，看眼淚似乎太不值錢，況且“含哭”也不成話。

    我因此想到一種要求，就是印書本是美事，但若自己於意義不甚了然時，不可便以為是錯的，而奮然“加以糾正”，不如“過而存之”，或者倒是並不錯。

    我因此又起了一個疑問，就是有些人攻擊譯本小說“看不懂”，但他們看中國人自作的舊小說，當真看得懂麽？

    （一月二十八日。）

    這一篇短文發表之後，曾記得有一回遇見胡適之先生，談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還以為我那“成了古人”雲雲，是說他做過許多工作，已足以表見於世的意思。這實在使我“誠惶誠恐”，因為我本意實不如此，直白地說，就是說已經“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時候，我才知這先前所聽到的竟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謠言。現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謝我的粗疏之罪，並且將舊文的第一句訂正，改為：“汪原放君未經成了古人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熱頭痛之際，書。

    華蓋集

    題記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麽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麽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曆大苦惱，嚐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隻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鑊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隻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隻好“以待來年”。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麽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

    然而隻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回卻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裏麵。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

    一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不是“思黛兒”，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卻和中國一樣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卻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談到Gorky，大概是稱他“吾家rky”的了。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時候，咱們學化學，在書上很看見許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據說是原質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屬”或“非金屬”的，那一邊大概是譯音。但是，

    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辟才胡同、乃茲府、丞相胡同、協資廟、高義伯胡同、貴人關，但探起底細來，據說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繩匠胡同、蠍子廟、狗尾巴胡同、鬼門關，字麵雖然改了，涵義還依舊。這很使我失望；否則，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為“弩理”，或是“努禮”，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不必再愁什麽了。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麽人愁著，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

    （二月十日。）

    青年必讀書

    ——應《京報副刊》的征求

    忽然想到（一至四）

    一

    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對於人的肌肉，他確是看過，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沒有細考校，所以亂成一片，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錄》說人骨，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老仵作之談，也有不少胡說。然而直到現在，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後者還是檢驗的南針：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相傳古人壯健，堯舜時代蓋未必有；現在假定為起於二千年前罷。我幼時曾經牙痛，曆試諸方，隻有用細辛者稍有效，但也不過麻痹片刻，不是對症藥。至於拔牙的所謂“離骨散”，乃是理想之談，實際上並沒有。西法的牙醫一到，這才根本解決了；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又每每隻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複漸漸地靠不住起來。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別人想出來了，卻又不肯好好地學：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

    康聖人主張跪拜，以為“否則要此膝何用”。走時的腿的動作，固然不易於看得分明，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時候的膝的曲直，則不可謂非聖人之疏於格物也。身中間脖頸最細，古人則於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則於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聖人精到，後人之愛不忍釋，實非無因。所以僻縣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嚴時亦嚐恢複殺頭，雖延國粹於一脈乎，而亦不可謂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著《苦悶的象征》的排印樣本時，想到一些瑣事——

    我於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總喜歡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時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來，卻大抵一篇一篇擠得很緊，並不依所注的辦。查看別的書，也一樣，多是行行擠得極緊的。

    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麽，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仿佛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

    或者也許以這樣的為質樸罷。但質樸是開始的“陋”，精力彌滿，不惜物力的。現在的卻是複歸於陋，而質樸的精神已失，所以隻能算窳敗，算墮落，也就是常談之所謂“因陋就簡”。在這樣“不留餘地”空氣的圍繞裏，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

    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往往夾雜些閑話或笑談，使文章增添活氣，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不易於疲倦。但中國的有些譯本，卻將這些刪去，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語，使他複近於教科書。這正如折花者，除盡枝葉，單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氣卻滅盡了。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上述的那兩樣，固然是比牛毛還細小的事，但究竟是時代精神表現之一端，所以也可以類推到別樣。例如現在器具之輕薄草率（世間誤以為靈便），建築之偷工減料，辦事之敷衍一時，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於同一病源的。即再用這來類推更大的事，我以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

    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麽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為誠然。後來自己看起來，明白了：何嚐如此。

    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麵的月光，隻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凶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凶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麽？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伶俐人實在伶俐，所以，決不攻難古人，搖動古例的。古人做過的事，無論什麽，今人也都會做出來。而辯護古人，也就是辯護自己。況且我們是神州華胄，敢不“繩其祖武”麽？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複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麽？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麽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複著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麽？

    （二月十六日。）

    通訊

    一

    旭生先生：

    前天收到《猛進》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來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來的。無論是誰寄的，總之，我謝謝。

    那一期裏有論市政的話，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幹的事來。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裏，這裏有所謂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麽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隻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著別的房屋的將來。我不知道什麽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曆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麽？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

    魯迅。三月十二日。

    魯迅先生：

    你所說底“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誠哉是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人類思想裏麵，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聽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

    你所說底“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實在是最痛心的話。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麵看，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還可以證明人心的沒有全死。可是這裏需要有分別，必需要是一種不平的呼聲，不管是冷嘲或熱罵，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證驗。如果不是這樣，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文章裏麵，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說的寫的怎麽樣好聽，那人心已經全死，亡國不亡國，倒是第二個問題。

    “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裏麵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這樣一來，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一種消閑的良友，與思想的進步上，總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給適之先生略談幾句，他說現在我們辦月刊很難，大約每月出八萬字，還屬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萬字，就幾乎不可能。我說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萬字才出，有七八萬就出七八萬，即使再少一點，也未嚐不可，要之有它總比沒有它好的多。這是我第一個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現在的《第一小報》，似乎就是這一類的。這個報我隻看見三兩期，當然無從批評起，但是我們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總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這種小報總要記清是為民眾和小學校的學生看的。所以思想雖需要極新，話卻要寫得極淺顯。所有專門術語和新名詞，能躲避到什麽步田地躲到什麽步田地。《第一小報》對於這一點，似還不很注意。這樣良好的通俗小日報，是我第二種的希望。拉拉雜雜寫來，漫無倫敘。你的意思以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給我的信早看見了，但因為瑣瑣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現在才能作答。

    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確是極好的事，字數的多少，倒不算什麽問題。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假使還是這幾個人，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訂的各周刊之類。況且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很容易變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在現在，我倒隻希望這類的小刊物增加，隻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將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聯合戰線，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來，那當然又作別論。

    通俗的小日報，自然也緊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來卻很難。我們隻要將《第一小報》與《群強報》之類一比，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要收獲失敗無疑。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報》卻向他們去講“常識”，豈非悖謬。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睽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但這類人才，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會有的。我想，現在沒奈何，也隻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一麵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曆史通知過我們，清兵入關，禁纏足，要垂辮，前一事隻用文告，到現在還是放不掉，後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在還在拖下來。

    單為在校的青年計，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要淺顯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國現在的科學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過於高深，於是就很枯燥。現在要Brehm的講動物生活，Fabre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並且插許多圖畫的；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至於作文者，我以為隻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藝書，就夠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裏麵情形怎樣。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就是從“青年必讀書”事件以來，很收些讚同和嘲罵的信，凡讚同者，都很坦白，並無什麽恭維。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麽“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麵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麽室什麽宮裏，豈不可惜。隻要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隻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就會日上，而月刊也辦成了。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隻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麵具來。

    魯迅。三月二十九日。

    魯迅先生：

    你看出什麽“踱進研究室”，什麽“搬入藝術之宮”，全是“一種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發現。我實在告訴你說：我近來看見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極了。看見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話（見《語絲》第二十期），好像大熱時候，吃一盤冰激零，不曉得有多麽痛快。總之這些字全是一種圈套，大家總要相戒，不要上他們的當才好。

    我好像覺得通俗的科學雜誌並不是那樣容易的，但是我對於這個問題完全沒有想，所以對於它覺暫且無論什麽全不能說。

    我對於通俗的小日報有許多的話要說，但因為限於篇幅，止好暫且不說。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東西，專論這件事，到那時候，還要請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

    論辯的魂靈

    二十年前到黑市，買得一張符，名叫“鬼畫符”。雖然不過一團糟，但帖在壁上看起來，卻隨時顯出各樣的文字，是處世的寶訓，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買得一張符，也是“鬼畫符”。但帖了起來看，也還是那一張，並不見什麽增補和修改。今夜看出來的大題目是“論辯的魂靈”；細注道：“祖傳老年中年青年‘邏輯’扶乩滅洋必勝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今謹摘錄數條，以公同好——

    “洋奴會說洋話。你主張讀洋書，就是洋奴，人格破產了！受人格破產的洋奴崇拜的洋書，其價值從可知矣！但我讀洋文是學校的課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對者，即反對政府也。無父無君之無政府黨，人人得而誅之。”

    “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麽？為什麽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隻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麽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自由結婚未免太過激了。其實，我也並非老頑固，中國提倡女學的還是我第一個。但他們卻太趨極端了，太趨極端，即有亡國之禍，所以氣得我偏要說‘男女授受不親’。況且，凡事不可過激；過激派都主張共妻主義的。乙讚成自由結婚，不就是主張共妻主義麽？他既然主張共妻主義，就應該先將他的妻拿出來給我們‘共’。”

    “丙講革命是為的要圖利：不為圖利，為什麽要講革命？我親眼看見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現金抬進門。你說不然，反對我麽？那麽，你就是他的同黨。嗚呼，黨同伐異之風，於今為烈，提倡歐化者不得辭其咎矣！”

    “丁犧牲了性命，乃是鬧得一塌糊塗，活不下去了的緣故。現在妄稱誌士，諸君切勿為其所愚。況且，中國不是更壞了麽？”

    “戊能算什麽英雄呢？聽說，一聲爆竹，他也會吃驚。還怕爆竹，能聽槍炮聲麽？怕聽槍炮聲，打起仗來不要逃跑麽？打起仗來就逃跑的反稱英雄，所以中國糟透了。”

    “你自以為是‘人’，我卻以為非也。我是畜類，現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類的爹爹，當然也就是畜類了。”

    “勿用驚歎符號，這是足以亡國的。但我所用的幾個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筆來，取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利格言二句雲：

    ‘中學為體西學用，

    不薄今人愛古人。’”

    犧牲謨

    ——“鬼畫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

    “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來我們還是同誌。我開初疑心你是一個乞丐，心裏想：好好的一個漢子，又不衰老，又非殘疾，為什麽不去做工，讀書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責備賢者’的神色來，請你不要見氣，我們的心實在太坦白了，什麽也藏不住，哈哈！可是，同誌，你也似乎太……。

    “哦哦！你什麽都犧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麽都犧牲，為同胞，為國家。我向來一心要做的也就是這件事。你不要看得我外觀闊綽，我為的是要到各處去宣傳。社會還太勢利，如果像你似的隻剩一條破褲，誰肯來相信你呢？所以我隻得打扮起來，寧可人們說閑話，我自己總是問心無愧。正如‘禹入裸國亦裸而遊’一樣，要改良社會，不得不然，別人那裏會懂得我們的苦心孤詣。但是，朋友，你怎麽竟奄奄一息到這地步了？

    “哦哦！已經九天沒有吃飯？！這真是清高得很哪！我隻好五體投地。看你雖然怕要支持不下去，但是——你在曆史上一定成名，可賀之至哪！現在什麽‘歐化’‘美化’的邪說橫行，人們的眼睛隻看見物質，所缺的就是你老兄似的模範人物。你瞧，最高學府的教員們，也居然一麵教書，一麵要起錢來，他們隻知道物質，中了物質的毒了。難得你老兄以身作則，給他們一個好榜樣看，這於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的。你想，現在不是還嚷著什麽教育普及麽？教育普及起來，要有多少教員，如果都像他們似的定要吃飯，在這四郊多壘時候，那裏來這許多飯？像你這樣清高，真是濁世中獨一無二的中流砥柱：可敬可敬！你讀過書沒有？如果讀過書，我正要創辦一個大學，就請你當教務長去。其實你隻要讀過‘四書’就好，加以這樣品格，已經很夠做‘莘莘學子’的表率了。

    “不行？沒有力氣？可惜可惜！足見一麵為社會做犧牲，一麵也該自己講講衛生。你於衛生可惜太不講究了。你不要以為我的胖頭胖臉是因為享用好，我其實是專靠衛生，尤其得益的是精神修養，‘君子憂道不憂貧’呀！但是，我的同誌，你什麽都犧牲完了，究竟也大可佩服，可惜你還剩一條褲，將來在曆史上也許要留下一點白璧微瑕……。

    “哦哦，是的。我知道，你不說也明白：你自然連這褲子也不要，你何至於這樣地不徹底；那自然，你不過還沒有犧牲的機會罷了。敝人向來最讚成一切犧牲，也最樂於‘成人之美’況且我們是同誌，我當然應該給你想一個完全辦法，因為一個人最緊要的是‘晚節’，一不小心，可就前功盡棄了！

    “機會湊得真好：舍間一個小鴉頭，正缺一條褲……。朋友，你不要這麽看我，我是最反對人身買賣的，這是最不人道的事。但是，那女人是在大旱災時候留下的，那時我不要，她的父母就會把她賣到妓院裏去。你想，這何等可憐。我留下她，正為的講人道。況且那也不算什麽人身買賣，不過我給了她父母幾文，她的父母就把自己的女兒留在我家裏就是了。我當初原想將她當作自己的女兒看，不，簡直當作姊妹，同胞看；可恨我的賤內是舊式，說不通。你要知道舊式的女人頑固起來，真是無法可想的，我現在正在另外想點法子……。

    “但是，那娃兒已經多天沒有褲子了，她是災民的女兒。我料你一定肯幫助的。我們都是‘貧民之友’嗬。況且你做完了這一件事情之後，就是全始全終；我保你將來銅像巍巍，高入雲表，嗬，一切貧民都鞠躬致敬……。

    “對了，我知道你一定肯，你不說我也明白。但你此刻且不要脫下來。我不能拿了走：我這副打扮，如果手上拿一條破褲子，別人見了就要詫異，於我們的犧牲主義的宣傳會有妨礙的。現在的社會還太胡塗，——你想，教員還要吃飯，——那裏能懂得我們這純潔的精神呢，一定要誤解的。一經誤解，社會恐怕要更加自私自利起來，你的工作也就‘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了，朋友。

    “你還能勉強走幾步罷？不能？這可叫人有點為難了，——那麽，你該還能爬？好極了！那麽，你就爬過去。你趁你還能爬的時候趕緊爬去，萬不要‘功虧一簣’。但你須用趾尖爬，膝髁不要太用力；褲子擦著沙石，就要更破爛，不但可憐的災民的女兒受不著實惠，並且連你的精神都白扔了。先行脫下了也不妥當，一則太不雅觀，二則恐怕巡警要幹涉，還是穿著爬的好。我的朋友，我們不是外人，肯給你上當的麽？舍間離這裏也並不遠，你向東，轉北，向南，看路北有兩株大槐樹的紅漆門就是。你一爬到，就脫下來，對號房說：這是老爺叫我送來的，交給太太收下。你一見號房，應該趕快說，否則也許將你當作一個討飯的，會打你。唉唉，近來討飯的太多了，他們不去做工，不去讀書，單知道要飯。所以我的號房就借痛打這方法，給他們一個教訓，使他們知道做乞丐是要給人痛打的，還不如去做工讀書好……。

    “你就去麽？好好！但千萬不要忘記：交代清楚了就爬開，不要停在我的屋界內。你已經九天沒有吃東西了，萬一出了什麽事故，免不了要給我許多麻煩，我就要減少許多寶貴的光陰，不能為社會服務。我想，我們不是外人，你也決不願意給自己的同誌許多麻煩的，我這話也不過姑且說說。

    “你就去罷！好，就去！本來我也可以叫一輛人力車送你去，但我知道用人代牛馬來拉人，你一定不讚成的，這事多麽不人道！我去了。你就動身罷。你不要這麽萎靡不振，爬呀！朋友！我的同誌，你快爬呀，向東呀！……”

    戰士和蒼蠅

    Schopenhauer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

    正因為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三月二十一日。）

    夏三蟲

    夏天近了，將有三蟲：蚤，蚊，蠅。

    假如有誰提出一個問題，問我三者之中，最愛什麽，而且非愛一個不可，又不準像“青年必讀書”那樣的繳白卷的。我便隻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來吮血，雖然可惡，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針叮進皮膚，自然還可以算得有點徹底的，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卻使人覺得討厭。如果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它充饑的理由，那可更其討厭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總時時刻刻想要逃走。其實，在山林間，上有鷹鸇，下有虎狼，何嚐比在人手裏安全。為什麽當初不逃到人類中來，現在卻要逃到鷹鸇虎狼間去？或者，鷹鸇虎狼之於它們，正如跳蚤之於我們罷。肚子餓了，抓著就是一口，決不談道理，弄玄虛。被吃者也無須在被吃之前，先承認自己之理應被吃，心悅誠服，誓死不二。人類，可是也頗擅長於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們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絕頂聰明。

    蒼蠅嗡嗡地鬧了大半天，停下來也不過舐一點油汗，倘有傷痕或瘡癤，自然更占一些便宜；無論怎麽好的，美的，幹淨的東西，又總喜歡一律拉上一點蠅矢。但因為隻舐一點油汗，隻添一點醃臢，在麻木的人們還沒有切膚之痛，所以也就將它放過了。中國人還不很知道它能夠傳播病菌，捕蠅運動大概不見得興盛。它們的運命是長久的；還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幹淨的東西上拉了蠅矢之後，似乎還不至於欣欣然反過來嘲笑這東西的不潔：總要算還有一點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獸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蟲，值得師法的地方也多著哪。

    （四月四日。）

    忽然想到（五至六）

    五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為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後，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為；有者，“富有天下”，為者，“貴為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我想：誠然。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於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應該的，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麽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麽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沒出息的劉邦卻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為羨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趕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的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隻想不再裝死而已，欲望也並不甚奢。

    現在，可喜我已經大了，這大概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無論用了怎樣古怪的“邏輯”。

    我於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麽，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後已”，豈不痛哉！

    我於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準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耳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製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才漸近於正經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四月十四日。）

    六

    外國的考古學者們聯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國的學者們也早已口口聲聲的叫著“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長城久成廢物，弱水也似乎不過是理想上的東西。老大的國民盡鑽在僵硬的傳統裏，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於是外麵的生力軍很容易地進來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至於他們的曆史，那自然都沒我們的那麽古。

    可是我們的古也就難保，因為土地先已危險而不安全。土地給了別人，則“國寶”雖多，我覺得實在也無處陳列。

    但保古家還在痛罵革新，力保舊物地幹：用玻璃板印些宋版書，每部定價幾十幾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漢時已入中國，其古色古香為何如哉！買集些舊書和金石，是劬古愛國之士，略作考證，趕印目錄，就升為學者或高人。而外國人所得的古董，卻每從高人的高尚的袖底裏共清風一同流出。即不然，歸安陸氏的皕宋，濰縣陳氏的十鍾，其子孫尚能世守否？

    現在，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他們活有餘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並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

    中國廢止讀經了，教會學校不是還請腐儒做先生，教學生讀“四書”麽？民國廢去跪拜了，猶太學校不是偏請遺老做先生，要學生磕頭拜壽麽？外國人辦給中國人看的報紙，不是最反對五四以來的小改革麽？而外國總主筆治下的中國小主筆，則倒是崇拜道學，保存國粹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總讀過古書，“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該不能說是禽獸行為罷。那麽，棄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麽？

    （四月十八日。）

    雜感

    人們有淚，比動物進化，但即此有淚，也就是不進化，正如已經隻有盲腸，比鳥類進化，而究竟還有盲腸，終不能很算進化一樣。凡這些，不但是無用的贅物，還要使其人達到無謂的滅亡。

    現今的人們還以眼淚贈答，並且以這為最上的贈品，因為他此外一無所有。無淚的人則以血贈答，但又各各拒絕別人的血。

    人大抵不願意愛人下淚。但臨死之際，可能也不願意愛人為你下淚麽？無淚的人無論何時，都不願意愛人下淚，並且連血也不要：他拒絕一切為他的哭泣和滅亡。

    人被殺於萬眾聚觀之中，比被殺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快活，因為他可以妄想，博得觀眾中的或人的眼淚。但是，無淚的人無論被殺在什麽所在，於他並無不同。

    殺了無淚的人，一定連血也不見。愛人不覺他被殺之慘，仇人也終於得不到殺他之樂：這是他的報恩和複仇。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製定的死刑。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

    但厭惡現世的人們還住著。這都是現世的仇

    先前，也曾有些願意活在現世而不得的人們，沉默過了，呻吟過了，歎息過了，哭泣過了，哀求過了，但仍然願意活在現世而不得，因為他們忘卻了憤怒。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孩子們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們瞪眼，並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為憤怒隻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生，——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無論愛什麽，——飯、異性、國、民族、人類等等，——隻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但太覺疲勞時，也無妨休息一會罷；但休息之後，就再來一回罷，而且兩回，三回……。血書，章程，請願，講學，哭，電報，開會，挽聯，演說，神經衰弱，則一切無用。

    血書所能掙來的是什麽？不過就是你的一張血書，況且並不好看。至於神經衰弱，其實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當作寶貝了，我的可敬愛而討厭的朋友呀！

    我們聽到呻吟，歎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麽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豫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那時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靈魂要離開肉體的就要離開了！……

    （五月五日。）

    北京通信

    蘊儒、培良兩兄：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為它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從有著很古的曆史的中州，傳來了青年的聲音，仿佛在豫告這古國將要複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麽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麵是深淵，荊棘，狹穀，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麽，我隻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中國古來，一向是最注重於生存的，什麽“知命者不立於岩牆之下”咧，什麽“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麽“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咧，竟有父母願意兒子吸鴉片的，一吸，他就不至於到外麵去，有傾家蕩產之虞了。可是這一流人家，家業也決不能長保，因為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後來，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為我們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緣故。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卻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著，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麵，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麽？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幹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裏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監獄裏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麵並不比獄裏安全。

    北京暖和起來了；我的院子裏種了幾株丁香，活了；還有兩株榆葉梅，至今還未發芽，不知道他是否活著。

    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許多學生被打傷了；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其實，隻要聽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為加了強力的迫壓，遂鬧出開會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麽？

    夜深了，就此擱筆，後來再談罷。

    魯迅。五月八日夜。

    導師

    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麽？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尚，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丘之貉”，人們現在卻向他聽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傳，豈不可笑！

    但是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時，別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鬥。

    有些青年似乎也覺悟了，我記得《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時，曾有一位發過牢騷，終於說：隻有自己可靠！我現在還想鬥膽轉一句，雖然有些殺風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隻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但我們究竟還有一點記憶，回想起來，怎樣的“今是昨非”嗬，怎樣的“口是心非”嗬，怎樣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嗬。我們還沒有正在餓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飯，正在窮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錢，正在性欲旺盛時遇見異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話不宜講得太早，否則，倘有記性，將來想到時會臉紅。

    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麽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麽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五月十一日。）

    長城

    偉大的長城！

    這工程，雖在地圖上也還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識的人們，大概都知道的罷。

    其實，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嚐擋得住。現在不過一種古跡了，但一時也不會滅盡，或者還要保存它。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

    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

    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

    （五月十一日。）

    忽然想到（七至九）

    七

    大約是送報人忙不過來了，昨天不見報，今天才給補到，但是奇怪，正張上已經剪去了兩小塊；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麵有一篇武者君的《溫良》，又使我記起往事，我記得確曾用了這樣一個糖衣的毒刺贈送過我的同學們。現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發見了兩樣東西了：凶獸和羊。但我以為這不過發見了一部分，因為大道上的東西還沒有這樣簡單，還得附加一句，是：凶獸樣的羊，羊樣的凶獸。

    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凶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因此，武者君誤認為兩樣東西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隻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斤鬥麽？在學校裏，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麽？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麽區分！

    我還記得中國的女人是怎樣被壓製，有時簡直並羊而不如。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麽？不是利用了外麵正有別的學潮的時候，和一些狐群狗黨趁勢來開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學生們麽？而幾個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生長的男人們，此時卻在異性的飯碗化身的麵前搖尾，簡直並羊而不如。羊，誠然是弱的，但還不至於如此，我敢給我所敬愛的羊們保證！

    但是，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隻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麽東西進去，隻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那麽，無論什麽魔鬼，就都隻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裏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報》的“顯微鏡”下有這樣的一條——

    “某學究見某報上載教育總長‘章士釘’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聖人之徒也，豈能為吾儕衛古文之道者乎！’”

    因此想起中國有幾個字，不但在白話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幾乎不用。其一是這誤印為“釘”的“釗”字，還有一個是“淦”字，大概隻在人名裏還有留遺。我手頭沒有《說文解字》，釗字的解釋完全不記得了，淦則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們現在要敘述船漏水，無論用怎樣古奧的文章，大概總不至於說“淦矣”了罷，所以除了印張國淦、孫嘉淦或新淦縣的新聞之外，這一粒鉛字簡直是廢物。

    至於“釗”，則化而為“釘”還不過一個小笑話；聽說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錕做總統的時代（那時這樣寫法就要犯罪），要辦李大釗先生，國務會議席上一個閣員說：“隻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個安分的人，什麽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劍？！”於是乎辦定了，因為這位“大劍”先生已經用名字自己證實，是“大刀王五”一流人。

    我在Ｎ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因這“釗”字碰過幾個小釘子，但自然因為我自己不“安分”。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見了一個同學叫“沈釗”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白自己的不識字。於是我們一見麵就譏笑他，就叫他為“沈鈞”，並且由譏笑而至於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迭連記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但開除在我們那個學校裏並不算什麽大事件，大堂上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裏的校長這才威風呢，——但那時的名目卻叫作“總辦”的，資格又須是候補道。

    假使那時也像現在似的專用高壓手段，我們大概是早經“正法”，我也不會還有什麽“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來很有“懷古”的傾向，例如這回因為一個字，就會露出遺老似的“緬懷古昔”的口吻來。

    （五月十三日）

    九

    記得有人說過，回憶多的人們是沒出息的了，因為他眷念從前，難望再有勇猛的進取；但也有說回憶是最為可喜的。前一說忘卻了誰的話，後一說大概是A.Franco罷，——都由他。可是他們的話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來，研究起來，一定可以消費許多功夫；但這都聽憑學者們去幹去，我不想來加入這一類高尚事業了，怕的是毫無結果之前，已經“壽終正寢”。（是否真是壽終，真在正寢，自然是沒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寫得好看一點。）我能謝絕研究文藝的酒筵，能遠避開除學生的飯局，然而閻羅大王的請帖，大概是終於沒法“謹謝”的，無論你怎樣擺架子。好，現在是並非眷念過去，而是遙想將來了，可是一樣的沒出息。管他娘的，寫下去——

    不動筆是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我近來才知道；可是動筆的九成九是為自己來辯護，則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這樣。所以，現在要寫出來的，也不過是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記得一年或兩年之前，蒙你賜書，指摘我在《阿Ｑ正傳》中寫捉拿一個無聊的阿Ｑ而用機關槍，是太遠於事理。我當時沒有答複你，一則你信上不寫住址，二則阿Ｑ已經捉過，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熱鬧，共同證實了。

    但我前幾天看報章，便又記起了你。報上有一則新聞，大意是學生要到執政府去請願，而執政府已於事前得知，東門上添了軍隊，西門上還擺起兩架機關槍，學生不得入，終於無結果而散雲。你如果還在北京，何妨遠遠地——愈遠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兩架，那麽，我就“振振有辭”了。

    夫學生的遊行和請願，由來久矣。他們都是“鬱鬱乎文哉”，不但絕無炸彈和手槍，並且連九節鋼鞭，三尖兩刃刀也沒有，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掩月刀乎？至多，“懷中一紙書”而已，所以向來就沒有鬧過亂子的曆史。現在可是已經架起機關槍來了，而且有兩架！

    但阿Ｑ的事件卻大得多了，他確曾上城偷過東西，未莊也確已出了搶案。那時又還是民國元年，那些官吏，辦事自然比現在更離奇。先生！你想：這是十三年前的事嗬。那時的事，我以為即使在《阿Ｑ正傳》中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至於“言過其實”的罷。

    請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國,我的一個朋友從印度回來，說，那地方真古怪，每當自己走過恒河邊，就覺得還要防被捉去殺掉而祭天。我在中國也時時起這一類的恐懼。普通認為romantic的，在中國是平常事；機關槍不裝在土穀祠外，還裝到那裏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魯迅上。

    “碰壁”之後

    我平日常常對我的年青的同學們說：古人所謂“窮愁著書”的話，是不大可靠的。窮到透頂，愁得要死的人，那裏還有這許多閑情逸致來著書？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候補的餓殍在溝壑邊吟哦；鞭撲底下的囚徒所發出來的不過是直聲的叫喊，決不會用一篇妃紅儷白的駢體文來訴痛苦的。所以待到磨墨吮筆，說什麽“履穿踵決”時，腳上也許早經是絲襪；高吟“饑來驅我去……”的陶征士，其時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並無叫喚！

    華夏大概並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迭的黑雲，其中有故鬼、新鬼、遊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我裝作無所聞見模樣，以圖欺騙自己，總算已從地獄中出離。

    打門聲一響，我又回到現實世界了。又是學校的事。我為什麽要做教員？！想著走著，出去開門，果然，信封上首先就看見通紅的一行字：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我本就怕這學校，因為一進門就覺得陰慘慘，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錯覺。後來看到楊蔭榆校長《致全體學生公啟》裏的“須知學校猶家庭，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亦當體貼尊長之心”的話，就恍然了，原來我雖然在學校教書，也等於在楊家坐館，而這陰慘慘的氣味，便是從“冷板凳”裏出來的。可是我有一種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討苦吃的根苗，就是偶爾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後，即又有疑問發生：這家族人員——校長和學生——的關係是怎樣的，母女，還是婆媳呢？

    想而又想，結果毫無。幸而這位校長宣言多，竟在她《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裏獲得正確的解答了。曰，“與此曹子勃谿相向”，則其為婆婆無疑也。

    現在我可以大膽地用“婦姑勃谿”這句古典了。但婆媳吵架，與西賓又何幹呢？因為究竟是學校，所以總還是時常有信來，或是婆婆的，或是媳婦的。我的神經又不強，一聞打門而悔做教員者以此，而且也確有可悔的理由。

    這一年她們的家務簡直沒有完，媳婦兒們不佩服婆婆做校長了，婆婆可是不歇手。這是她的家庭，怎麽肯放手呢？無足怪的。而且不但不放，還趁“五七”之際，在什麽飯店請人吃飯之後，開除了六個學生自治會的職員，並且發表了那“須知學校猶家庭”的名論。

    這回抽出信紙來一看，是媳婦兒們的自治會所發的，略謂：

    “旬餘以來，校務停頓，百費待興，若長此遷延，不特虛擲數百青年光陰，校務前途，亦岌岌不可終日。……”

    底下是請教員開一個會，出來維持的意思的話，訂定的時間是當日下午四點鍾。

    “去看一看罷。”我想。

    這也是我的一種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討苦吃的根苗；明知道無論什麽事，在中國是萬不可輕易去“看一看”的，然而終於改不掉，所以謂之“病”。但是，究竟也頗熟於世故了，我想後，又立刻決定，四點太早，到了一定沒有人，四點半去罷。

    四點半進了陰慘慘的校門，又走進教員休息室。出乎意料之外！除一個打盹似的校役以外，已有兩位教員坐著了。一位是見過幾麵的；一位不認識，似乎說是姓汪，或姓王，我不大聽明白，——其實也無須。

    我也和他們在一處坐下了。

    “先生的意思以為這事情怎樣呢？”這不識教員在招呼之後，看住了我的眼睛問。

    “這可以由各方麵說……。你問的是我個人的意見麽？我個人的意見，是反對楊先生的辦法的……。”

    糟了！我的話沒有說完，他便將他那靈便小巧的頭向旁邊一搖，表示不屑聽完的態度。但這自然是我的主觀；在他，或者也許本有將頭搖來搖去的毛病的。

    “就是開除學生的罰太嚴了。否則，就很容易解決。……”我還要繼續說下去。

    “嗡嗡。”他不耐煩似的點頭。

    我就默然，點起火來吸煙卷。

    “最好是給這事情冷一冷……。”不知怎的他又開始發表他的“冷一冷”學說了。

    “嗡嗡。瞧著看罷。”這回是我不耐煩似的點頭，但終於多說了一句話。

    我點頭訖，瞥見坐前有一張印刷品，一看之後，毛骨便悚然起來。文略謂：

    “……第用學生自治會名義，指揮講師職員，召集校務維持討論會，……本校素遵部章，無此學製，亦無此辦法，根本上不能成立。……而自鬧潮以來……不能不籌正當方法，又有其他校務進行，亦待大會議決，茲定於（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時，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重要問題。務懇大駕蒞臨，無任盼禱！”

    署名就是我所視為畏途的“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但下麵還有一個“啟”字。我這時才知道我不該來，也無須“蒞臨”太平湖飯店，因為我不過是一個“兼任教員”。然而校長為什麽不製止學生開會，又不預先否認，卻要叫我到了學校來看這“啟”的呢？我憤然地要質問了，舉目四顧，兩個教員，一個校役，四麵磚牆帶著門和窗門，而並沒有半個負有答複的責任的生物。“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學校”雖然能“啟”，然而是不能答的。隻有默默地陰森地四周的牆壁將人包圍，現出險惡的顏色。

    我感到苦痛了，但沒有悟出它的原因。

    可是兩個學生來請開會了；婆婆終於沒有露麵。我們就走進會場去，這時連我已經有五個人；後來陸續又到了七八人。於是乎開會。

    “為幼稚者”仿佛不大能夠“體貼尊長之心”似的，很訴了許多苦然而我們有什麽權利來幹預“家庭”裏的事呢？而況太平湖飯店裏又要“解決種種重要問題”了！但是我也說明了幾句我所以來校的理由，並要求學校當局今天縮頭縮腦辦法的解答。然而，舉目四顧，隻有媳婦兒們和西賓，磚牆帶著門和窗門，而並沒有半個負有答複的責任的生物！

    我感到苦痛了，但沒有悟出它的原因。

    這時我所不識的教員和學生在談話了；我也不很細聽。但在他的話裏聽到一句“你們做事不要碰壁”，在學生的話裏聽到一句“楊先生就是壁”，於我就仿佛見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

    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其時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群童養媳。……

    這一種會議是照例沒有結果的，幾個自以為大膽的人物對於婆婆稍加微辭之後，即大家走散。我回家坐在自己的窗下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而陰慘慘的顏色卻漸漸地退去，回憶到碰壁的學說，居然微笑起來了。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牆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飯店之宴已近闌珊，大家都已經吃到冰其淋，在那裏“冷一冷”了罷……。

    我於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曆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裏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汙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麽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但是織芳來訪我了。

    我們閑談之間，他也忽而發感慨——

    “中國什麽都黑暗，誰也不行，但沒有事的時候是看不出來的。教員咧，學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個學校，一有事故，教員也不見了，學生也慢慢躲開了；結局隻剩下幾個傻子給大家做犧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後，又是這樣的學校，躲開的也出來了，不見的也露臉了，‘地球是圓的’咧，‘蒼蠅是傳染病的媒介’咧。又是學生咧，教員咧，烘烘烘……。”

    從不像我似的常常“碰壁”的青年學生的眼睛看來，中國也就如此之黑暗麽？然而他們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殺戮了！

    （五月二十一日夜。）

    並非閑話

    凡事無論大小，隻要和自己有些相幹，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裏擔任一點鍾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三四天之後，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著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麽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麽？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麽？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讚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麽“琴心是否女士”問題，我於是心血來潮，忽而想：又搗什麽鬼，裝什麽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著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係；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裏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於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後，風潮還是拖延著，而且展開來，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就在《閑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隻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後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這才文思泉湧的罷，可是《閑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後做而移在前麵，也未可知。那麽，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閑話”。

    《閑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所以他隻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啟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隻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歎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為胡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麵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瀅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閑話》之後，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常”聽到這樣的流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閑話》的前半，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為“臭毛廁”，主張“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了。為什麽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現在我來補摘幾句，並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校員若幹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嘩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

    《閑話》裏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為“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裏並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麽要緊，局外人那裏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卻究竟在“飯店召集教員”之後，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瀅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後，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麽打掃得幹淨？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麽？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聖的，打掃夫又怎麽動手？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於打掃幹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麵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

    （五月三十日。）

    我的“籍”和“係”

    雖然因為我勸過人少——或者竟不——讀中國書，曾蒙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先生賜信要我搬出中國去，但是我終於沒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國人，讀過中國書的，因此也頗知道些處世的妙法。譬如，假使要掉文袋，可以說說“桃紅柳綠”，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認的，誰也不會說你錯。如果論史，就讚幾句孔明，罵一通秦檜，這些是非也早經論定，學述一回決沒有什麽差池；況且秦太師的黨羽現已半個無存，也可保毫無危險。至於近事呢，勿談為佳，否則連你的籍貫也許會使你由可“尊敬”而變為“可惜”的。

    我記得宋朝是不許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們的“祖製”，隻可惜終於不能堅持。至於“某籍”人說不得話，卻是我近來的新發見。也還是女師大的風潮，我說了幾句話。但我先要聲明，我既然說過，頗知道些處世的妙法，為什麽又去說話呢？那是，因為，我是見過清末搗亂的人，沒有生長在太平盛世，所以縱使頗有些涵養工夫，有時也不免要開口，客氣地說，就是大不“安分”的。於是乎我說話了，不料陳西瀅先生早已常常聽到一種“流言”，那大致是“女師大的風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現在我一說話，恰巧化“暗”為“明”，就使這常常聽到流言的西瀅先生代為“可惜”，雖然他存心忠厚，“自然還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無奈“流言”卻“更加傳布得厲害了”，這怎不使人“懷疑”呢？自然是難怪的。

    我確有一個“籍”，也是各人各有一個的籍，不足為奇。但我是什麽“係”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係”，也非“交通係”，真不知怎麽一回事。隻好再精查，細想；終於也明白了，現在寫它出來，庶幾乎免得又有“流言”，以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為應付某國某君的囑托，我正寫了一點自己的履曆，第一句是“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一家姓周的家裏”，這裏就說明了我的“籍”。但自從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後，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幾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係講師”，這大概就是我的“係”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這樣的一個“係”。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確的，至於“挑剔風潮”這一種連字麵都不通的陰謀，我至今還不知道是怎樣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則立刻犯了嫌疑，至於使和我毫不相幹的人如西瀅先生者也來代為“可惜”呢？那麽，如果流言說我正在鑽營，我就得自己鎖在房裏了；如果流言說我想做皇帝，我就得連忙自稱奴才了。然而古人卻確是這樣做過了，還留下些什麽“空穴來風，桐乳來巢”的鬼格言。可惜我總不耐煩敬步後塵；不得已，我隻好對於無論是誰，先奉還他無端送給我的“尊敬”。

    其實，現今的將“尊敬”來布施和拜領的人們，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當。我們的乏的古人想了幾千年，得到一個製馭別人的巧法：可壓服的將他壓服，否則將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種壓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說，你應該這樣，倘不，我要將你摔下來了。求人尊敬的可憐蟲於是默默地坐著；但偶然也放開喉嚨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呀！”“猗歟休哉呀！”聽眾遂亦同聲讚歎道，“對呀對呀，可敬極了呀！”這樣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為有趣。

    從此這一個辦法便成為八麵鋒，殺掉了許多乏人和白癡，但是穿了聖賢的衣冠入殮。可憐他們竟不知道自己將褒貶他的人們的身價估得太大了，反至於連自己的原價也一同失掉。

    人類是進化的，現在的人心，當然比古人的高潔；但是“尊敬”的流毒，卻還不下於流言，尤其是有誰裝腔作勢，要來將這撒去時，更足使乏人和白癡惶恐。我本來也無可尊敬；也不願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時候，又被人摔下來。更明白地說罷：我所憎惡的太多了，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這才還有點像活在人間；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於我倒是一個冷嘲，使我對於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麽，則使我感到將要嘔噦似的惡心。然而無論如何，“流言”總不能嚇啞我的嘴……。

    （六月二日晨。）

    咬文嚼字（三）

    自從世界上產生了“須知學校猶家庭”的名論之後，頗使我覺得驚奇，想考查這家庭的組織。後來，幸而在《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中，發見了“與此曹子勃谿相向”這一句話，才算得到一點頭緒：校長和學生的關係是“猶”之“婦姑”。於是據此推斷，以為教員都是雜湊在楊府上的西賓，將這結論在《語絲》上發表。“可惜”！昨天偶然在《晨報》上拜讀“該校哲教係教員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見書投寄本報”的話，這才知道我又錯了，原來都是弟兄，而且現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兒子阿丕和阿植似的。

    但是，尚希原諒，我於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隻因為我不想圈，並非文章壞。

    據考據家說，這曹子建的《七步詩》是假的。但也沒有什麽大相幹，姑且利用它來活剝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燼你熟了，正好辦教席！

    （六月五日。）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十

    無論是誰，隻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麽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卻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著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著偽文明的破產。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並非到現在才將假麵具揭下來。隻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卻罷了。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隻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

    但英國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們已經看見各國無黨派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大表同情於中國的《致中國國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國就有培那特蕭（Bernard Shaw），中國的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國則巴爾布斯（Henri Barbusse），中國也曾譯過他的作品。他的母親卻是英國人；或者說，因此他也富有實行的質素，法國作家所常有的享樂的氣息，在他的作品中是絲毫也沒有的。現在都出而為中國鳴不平了，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的品性，我們可學的地方還多著，——但自然除了捕頭，商人，和看見學生的遊行而在屋頂拍手嘲笑的娘兒們。

    我並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倘有敵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麽呢？辯誣之後，不過想得點輕微的補償；那辦法雖說有十幾條，總而言之，單是“不相往來”，成為“路人”而已。雖是對於本來極密的友人，怕也不過如此罷。

    然而將實話說出來，就是：因為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為一體，而我們隻抓得了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如果我們永遠隻有公道，就得永遠著力於辯誣，終身空忙碌。這幾天有些紙貼在牆上，仿佛叫人勿看《順天時報》似的。我從來就不大看這報，但也並非“排外”，實在因為它的好惡，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間有很確，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將強。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來磨練。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隻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曆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隻是試練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

    但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麵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 急不擇言

    “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人的真麵目顯露了！那麽，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

    自家相殺和為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為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

    我們確有點慌亂了，反基督教的叫喊的尾聲還在，而許多人已頗佩服那教士的對於上海事件的公證；並且還有去向羅馬教皇訴苦的。一流血，風氣就會這樣的轉變。

    2 一致對外

    甲：“喂，乙先生！你怎麽趁我忙亂的時候，又將我的東西拿走了？現在拿出來，還我罷！”

    乙：“我們要一致對外！這樣危急時候，你還隻記得自己的東西麽？亡國奴！”

    3 “同胞同胞！”

    我願意自首我的罪名：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極少的幾個錢，可是本意並不在以此救國，倒是為了看見那些老實的學生們熱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給他們碰釘子。

    學生們在演講的時候常常說，“同胞，同胞！……”但你們可知道你們所有的是怎樣的“同胞”，這些“同胞”是怎樣的心麽？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說出之前，募捐的人們大概就不知道。我的近鄰有幾個小學生，常常用幾張小紙片，寫些幼稚的宣傳文，用他們弱小的腕，來貼在電杆或牆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見多被撕掉了。雖然不知道撕的是誰，但未必是英國人或日本人罷。

    “同胞，同胞！……”學生們說。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為“排貨”複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要中國好起來，還得做別樣的工作。

    這回在北京的演講和募捐之後，學生們和社會上各色人物接觸的機會已經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幹留心各方麵的人，將所見，所受，所感的都寫出來，無論是好的，壞的，像樣的，丟臉的，可恥的，可悲的，全給它發表，給大家看看我們究竟有著怎樣的“同胞”。

    明白以後，這才可以計畫別樣的工作。

    而且也無須掩飾。即使所發見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即使所發見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鬥的。

    而且也無須掩飾了，外國人的知道我們，常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試舉一個極近便的例，則中國人自編的《北京指南》，還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確！

    4 斷指和暈倒

    又是砍下指頭，又是當場暈倒。

    斷指是極小部分的自殺，暈倒是極暫時中的死亡。我希望這樣的教育不普及；從此以後，不再有這樣的現象。

    5 文學家有什麽用？

    因為滬案發生以後，沒有一個文學家出來“狂喊”，就有人發了疑問了，曰：“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

    今敢敬謹答曰：文學家除了謅幾句所謂詩文之外，實在毫無用處。”

    中國現下的所謂文學家又作別論；即使是真的文學大家，然而卻不是“詩文大全”，每一個題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會在萬籟無聲時大呼，也會在金鼓喧闐中沉默。Leonardo da Vinci非常敏感，但為要研究人的臨死時的恐怖苦悶的表情，卻去看殺頭。中國的文學家固然並未狂喊，卻還不至於如此冷靜。況且有一首《血花繽紛》，不是早經發表了麽？雖然還沒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評。

    文學家也許應該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總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漢口的犧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幹幹淨淨，詩文卻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還要感動別人，啟發後人。

    這倒是文學家的用處。血的犧牲者倘要講用處，或者還不如做文學家。

    6 “到民間去”

    但是，好許多青年要回去了。

    從近時的言論上看來，舊家庭仿佛是一個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過在事實上，卻似乎還不失為到底可愛的東西，比無論什麽都富於攝引力。兒時的釣遊之地，當然很使人懷念的，何況在和大都會隔絕的城鄉中，更可以暫息大半年來努力向上的疲勞呢。

    更何況這也可以算是“到民間去”。

    但從此也可以知道：我們的“民間”怎樣；青年單獨到民間時，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時又怎樣？

    將這經曆牢牢記住，倘將來從民間來，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的時候，回憶起來，就知道自己是在說真還是撒誑。

    那麽，就許有若幹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裏萌芽。

    7 魂靈的斷頭台

    近年以來，每個夏季，大抵是有槍階級的打架季節，也是青年們的魂靈的斷頭台。

    到暑假，畢業的都走散了，升學的還未進來，其餘的也大半回到家鄉去。各樣同盟於是暫別，喊聲於是低微，運動於是銷沉，刊物於是中輟。好像炎熱的巨刃從天而降，將神經中樞突然斬斷，使這首都忽而成為屍骸。但獨有狐鬼卻仍在死屍上往來，從從容容地豎起它占領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氣爽時節，青年們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經新陳代謝。他們在未曾領略過的首善之區的使人健忘的空氣中，又開始了新的生活，正如畢業的人們在去年秋天曾經開始過的新的生活一般。

    於是一切古董和廢物，就都使人覺得永遠新鮮；自然也就覺不出周圍是進步還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見的是鬼還是人。不幸而又有事變起來，也隻得還在這樣的世上，這樣的人間，仍舊“同胞同胞”的叫喊。

    8 還是一無所有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著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吃盡，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麵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六月十八日。）

    補白

    一

    “公理戰勝”的牌坊，立在法國巴黎的公園裏不知怎樣，立在中國北京的中央公園裏可實在有些希奇，——但這是現在的話。當時，市民和學生也曾遊行歡呼過。

    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勝之林者，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誇工人在歐戰的勞績。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戰勝也忘卻了，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炮，也隻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然而敗於金，敗於元，敗於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裏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麽？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嶽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麽？卻答道，“有天靈蓋”！

    自宋以來，我們終於隻有天靈蓋而已，現在又發現了一種“民氣”，更加玄虛飄渺了。

    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結果也隻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我近來也頗覺“心上有杞天之慮”，怕中國更要複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煙筒，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並不說中國人頑固，因為我相信，鴉片和撲克是不會在排斥之列的。況且愛國之士不是已經說過，馬將牌已在西洋盛行，給我們複了仇麽？

    愛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話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

    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

    我不以為自承無力，是比自誇愛和平更其恥辱。

    （六月二十三日。）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現在大可以改稱“平民”了罷；在實際上，也確有許多人已經如此。彼一時，此一時，清朝該去考秀才，捐監生，現在就隻得進學校。“平民”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地位也高起來了，以此自居，大概總可以從別人得到和先前對於“上等人”一樣的尊敬，時勢雖然變遷，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倘遇見這樣的平民，必須恭維他，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像先前下等人的對於貴人一般。否則，你就會得到罪名，曰：“驕傲”，或“貴族的”。因為他已經是平民了。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非驕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蠍，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嗬。”

    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大捕黨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狀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殊覺費解。）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興旺，這才被尊稱為“老太爺”；有人給“孫少爺”去說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神主入祠的時候，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之後，這才冷落起來。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裏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謨哈默德。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隻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隻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月球隻一麵對著太陽，那一麵我們永遠不得見。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隱匿了黑的一麵。譬如說到家族親舊，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慈呀，愛呀，悌呀，……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禮門呀，義宗呀，……至於諢名，卻藏在活人的心中，隱僻的書上，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蕭曹遺筆》裏就有著不少慣用的惡

    親戚類

    孽親 梟親 獸親 鱷親 虎親 歪親

    尊長類

    鱷伯 虎伯（叔同）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類

    悖男 惡侄 孽侄 悖孫 虎孫 梟甥

    孽甥 悖妾 潑媳 梟弟 惡婿 凶奴

    其中沒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為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麽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往日看《鬼穀子》，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麽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複，不失其度”這一段裏的一句“雖覆能複”很有些可怕。但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鬼穀子》自然是偽書，決非蘇秦、張儀的老師所作；但作者也決不是“小人”，倒是一個老實人。宋的來鵠已經說“捭闔飛箝，今之常態，不讀鬼穀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們常用，不以為奇，作者知道了一點，便筆之於書，當作秘訣，可見稟性純厚，不但手段，便是心裏的機詐也並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裏當寶貝麽？

    鬼穀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否則，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說，而鉤出別人來說；或者並不必鉤出別人來說，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這末後的妙法，知者不言，書上也未見，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於老在燈下編《莽原》，做《補白》了。

    但各種小縱橫，我們總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親，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就都是這“覆”“複”作用；化數百元錢，請一回酒，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也還是這頑意兒。然而真如來鵠所說，現在的人們是已經“是乃天授，非人力也”的；倘使要看了《鬼穀子》才能，就如拿著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三

    離五卅事件的發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樣。聰明的批評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鍾熱度”說來了罷，雖然也有過例外：曾將湯爾和先生的大門“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鍾之久”。（見六月二十三日《晨報》。）有些學生們也常常引這“五分熱”說自誡，仿佛早經覺到了似的。

    但是，中國的老先生們——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不知怎的總有一種矛盾的意見，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時又看得太高。婦孺是上不了場麵的；然而一麵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於還想借此結識一個闊親家，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什麽木蘭從軍，緹縈救父，更其津津樂道，以顯示自己倒是一個死不掙氣的瘟蟲。對於學生也是一樣，既要他們“莫談國事”，又要他們獨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們無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裏，國民十之九是學生，但在中國，自然還是一個特別種類。雖是特別種類，卻究竟是“束發小生”，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遊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倘若民眾並沒有可燃性，則火花隻能將自身燒完，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暫時引得幾個人閑看，而終於毫不相幹，那熱鬧至多也不過如“打門”之久。誰也不動，難道“小生”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造兵艦，糊飛機，活擒番將，平定番邦麽？所以這“五分熱”是地方病，不是學生病。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倘在別的有活力，有生氣的國度裏，現象該不至於如此的。外人不足責，而本國的別的灰冷的民眾，有權者，袖手旁觀者，也都於事後來嘲笑，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

    但是，別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別論，便是真誠的學生們，我以為自身卻有一個頗大的錯誤，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開首太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飛得太高，墮在現實上的時候，傷就格外沉重了；力氣用得太驟，歇下來的時候，身體就難於動彈了。為一般計，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人力”，倒較為切實可靠罷。

    現在，從讀者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為有些有誌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七月八日。）

    答KS君

    KS兄：

    我很感謝你的殷勤的慰問，但對於你所憤慨的兩點和幾句結論，我卻並不謂然，現在略說我的意見——

    第一，章士釗將我免職，我倒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他那對於學校的手段，我也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因為我本就沒有預期章士釗能做出比現在更好的事情來。我們看曆史，能夠據過去以推知未來，看一個人的已往的經曆，也有一樣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種無端的迷信，將章士釗當作學者或智識階級的領袖看，於是從他的行為上感到失望，發生不平，其實是作繭自縛；他這人本來就隻能這樣，有著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誤謬。使我較為感到有趣的倒是幾個向來稱為學者或教授的人們，居然也漸次吞吞吐吐地來說微溫話了，什麽“政潮”咧，“黨”咧，仿佛他們都是上帝一樣，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誰知道人世上並沒有這樣一道矮牆，騎著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麽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但終於使我覺得有趣的是蒙著公正的皮的醜態，又自己開出帳來發表了。仿佛世界上還有光明，所以即便費盡心機，結果仍然是一個瞞不住。

    第二，你這樣注意於《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時，我想，大約章士釗還不過熟讀了幾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剝，看去還近於清通。至於這一回，卻大大地退步了，關於內容的事且不說，即以文章論，就比先前不通得多，連成語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況”之類。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後來又念了幾篇駢文，沒有融化，而急於撏扯，所以弄得文字龐雜，有如泥漿混著沙礫一樣。即如他那《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中有雲，“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為政而人人悅之亦無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筆了。但比起何栻《齊薑醉遣晉公子賦》的“公子固翩翩絕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來，就顯得字句和聲調都怎樣陋弱可哂。何栻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釗的文章更於何處討生活呢？況且，前載公文，接著就是通信，精神雖然是自己廣告性的半官報，形式卻成了公報尺牘合璧了，我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實在沒有過這樣滑稽體式的著作。這種東西，用處隻有一種，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會的暗角落裏，有著怎樣灰色的人們，以為現在是攀附顯現的時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來開口。至於別的用處，我委實至今還想不出來。倘說這是複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隻見得複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說，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因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鬥。倘要開頭，他們還得有一個更通古學，更長古文的人，才能勝對壘之任，單是現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牘和遊談的堆積，紙張雖白，圈點雖多，是毫無用處的。

    魯迅。 八月二十日。

    “碰壁”之餘

    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的一封信，無名小

    陳西瀅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閑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嗬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至於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上才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在，卻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為學潮的，到他眼睛裏就等於“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

    據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不過見麵兩次”，但卻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腳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於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為不過是教一兩點鍾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後”，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表的偉論。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接著又是西瀅先生的《閑話》：“現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現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為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正如人們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一樣，也有各式各樣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國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講冷話的人說起來，也許以為意在於一個女性。然而侮蔑若幹女性的事，有時也就可以說意在於一個女性。偏執的弗羅特先生宣傳了“精神分析”之後，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隻要並非自以為還鑽在外套裏的不顯本相的腳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中國人是“聖之時者也”教徒，況且活在二十世紀了。有華道理，有洋道理，輕重當然是都隨意而無不合於道的：重男輕女也行，重女輕男也行，為了一個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輕若幹女性也行，為了一個男人而輕若幹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從西瀅先生看出底細之後，除了啞吧或半陰陽，就都墜入弗羅特先生所掘的陷坑裏去了。

    自己墜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還要帶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風潮，從有些眼睛看來，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為竟占去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如“報紙的篇幅”“青年的時間”之類，所以，連《現代評論》的“篇幅”和西瀅先生的時間也被拖累著占去一點了，而尤其罪大惡極的是觸犯了什麽“重男輕女”重女輕男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瀅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過去了的。

    我看，奧國的學者實在有些偏激，弗羅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讓誰站在超人間的上帝的地位上。還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他的痛罵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長，學生，同鄉，親戚，愛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鄉，簡直連自己的媽都罵在內。這實在和弗羅特說一樣，都使人難於利用。不知道咱們的教授或學者們，可有方法補救沒有？但是，我要先報告一個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槍自殺了。這已經有劉百昭率領打手痛打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的“毛丫頭”一般“痛快”，他的話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罷。

    還有一個好消息。“毛丫頭”打出之後，張崧年先生引“羅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於不免隻有武力可以解決也！”（《京副》二五○號）又據楊蔭榆女士、章士釗總長者流之所說，則搗亂的“毛丫頭”是極少數，可見中國的聰明人還多著哩，這是大可以樂觀的。

    忽而想談談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經有兩次被封為“學者”，而發表之後，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後，我在《莽原》上發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腳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為因失了“區區全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汙”的嫌疑雲。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於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卻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同時發表了我的罪狀，接著就將這體麵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複，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據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簽事，今據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隻要看我免職之後，就頗有些人在那裏鑽謀補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至於又有些人以為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慷他人之慨”了罷，因為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後，我隻在答KS君信裏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要“人格卑汙”了。然而別一論客卻道是並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故，平時回護我的大抵願我設法應付，甚至於暫圖苟全。平時憎惡我的卻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為什麽呢？自然是專為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

    夠了，我其實又何嚐“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牆”罷了。

    （九月十五日。）

    並非閑話（二）

    向來聽說中國人具有大國民的大度，現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們要說得好，那麽，就說好清淨，有誌氣罷。所以總願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愛見別的東西共存。行了幾年白話，弄古文的人們討厭了；做了一點新詩，吟古詩的人們憎惡了；做了幾首小詩，做長詩的人們生氣了；出了幾種定期刊物，連別的出定期刊物的人們也來詛咒了：太多，太壞，隻好做將來被淘汰的資料。

    中國有些地方還在“溺女”，就因為豫料她們將來總是沒出息的。可惜下手的人們總沒有好眼力，否則並以施之男孩，可以減少許多單會消耗食糧的廢料。

    但是，歌頌“淘汰”別人的人也應該先行自省，看可有怎樣不滅的東西在裏麵，否則，即使不肯自殺，似乎至少也得自己打幾個嘴巴。然而人是總是自以為是的，這也許正是逃避被淘汰的一條路。相傳曾經有一個人，一向就以“萬物不得其所”為宗旨的，平生隻有一個大願，就是願中國人都死完，但要留下他自己，還有一個女人和一個賣食物的。現在不知道他怎樣，久沒有聽到消息了，那默默無聞的原因，或者就因為中國人還沒有死完的緣故罷。

    據說，張歆海先生看見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於是三四十個人，後來就有百餘人，都跟在他們後麵喊“打！打！”，美國兵卻終於安然的走到東交民巷口了，還回頭“笑著嚷道：‘來呀！來呀！’說也奇怪，這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鍾便居然沒有影蹤了！”

    西瀅先生於是在《閑話》中斥之曰：“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

    這樣的中國人真應該受“呸！”他們為什麽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來說是“拳匪”。但人們那裏顧忌得許多，終於不打，“怯”是無疑的。他們所有的不是拳頭麽？

    但不知道他們可曾等候美國兵走進了東交民巷之後，遠遠地吐了唾沫？《現代評論》上沒有記載，或者雖然“怯”，還不至於“卑劣”到那樣罷。

    然而美國兵終於走進東交民巷口了，毫無損傷，還笑嚷著“來呀來呀”哩！你們還不怕麽？你們還敢說“打！打！宣戰！宣戰！”麽？這百餘人，就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

    “這樣的中國人，呸！呸！！！”

    更可悲觀的是現在“造謠者的卑鄙齷齪更遠過於章炳麟”，真如《閑話》所說，而且隻能“匿名的在報上放一兩枝冷箭”。而且如果“你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麽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報不顧利害的專論是非，自然免不了誹謗叢生，謠諑蜂起。”這確是近來的實情。即如女師大風潮，西瀅先生就聽到關於我們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樣的“流言”，是那幾個“卑鄙齷齪更遠過於章炳麟”者所造。還有女生的罪狀，已見於章士釗的呈文，而那些作為根據的“流言”，也不知道是那幾個“卑鄙齷齪”且至於遠不如畜類者所造。但是學生卻都被打出了，其時還有人在酒席上得意。——但這自然也是“謠諑”。

    可是我倒也並不很以“流言”為奇，如果要造，就聽憑他們去造去。好在中國現在還不到“群眾專製”的時候，即使有幾十個人，隻要“無權勢”者叫一大群警察，雇些女流氓，一打，就打散了，正無須乎我來為“被壓迫者”說什麽“公平話”。即使說，人們也未必盡相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有些“公平話”總還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飯”填出來的。不過事過境遷，“酒飯”已經消化，吸收，隻剩下似乎毫無緣故的“公平話”罷了。倘使連酒飯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國也還要光明些。

    但是，這也不足為奇的。不是上帝，那裏能夠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評。人自以為“公平”的時候，就已經有些醉意了。世間都以“黨同伐異”為非，可是誰也不做“黨異伐同”的事。現在，除了瘋子，倘使有誰要來接吻，人大約總不至於倒給她一個嘴巴的罷。

    （九月十九日。）

    十四年的“讀經”

    自從章士釗主張讀經以來，論壇上又很出現了一些論議，如謂經不必尊，讀經乃是開倒車之類。我以為這都是多事的，因為民國十四年的“讀經”，也如民國前四年，四年，或將來的二十四年一樣，主張者的意思，大抵並不如反對者所想像的那麽一回事。

    尊孔，崇儒，專經，複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來總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節勵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現在麽？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曆史上裝不下去了；那麽，去翻專誇本地人物的府縣誌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隻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裏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還有，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麽？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

    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載質”的最巧玩藝兒，經上都有，我讀熟過的。隻有幾個胡塗透頂的笨牛，真會誠心誠意地來主張讀經。而且這樣的腳色，也不消和他們討論。他們雖說什麽經，什麽古，實在不過是空嚷嚷。問他們經可是要讀到像顏回、子思、孟軻、朱熹、秦檜（他是狀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錕；古可是要複到像清、（即所謂“本朝”）元、金、唐、漢、禹、湯、文、武、周公、無懷氏、葛天氏？他們其實都沒有定見。他們也知不清顏回以至曹錕為人怎樣，“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過像蒼蠅們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況且既然是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則決無鑽營，取巧，獻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會闊氣；他的主張，自然也決不會發生什麽效力的。

    至於現在的能以他的主張，引起若幹議論的，則大概是闊人。闊人決不是笨牛，否則，他早已伏處牖下，老死田間了，現在豈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時候麽？則其所以得闊之道，居然可知。他們的主張，其實並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張，是所謂別有用意；反對者們以為他真相信讀經可以救國，真是“謬以千裏”了！

    我總相信現在的闊人都是聰明人；反過來說，就是倘使老實，必不能闊是也。至於所掛的招牌是佛學，是孔道，那倒沒有什麽關係。總而言之，是讀經已經讀過了，很悟到一點玩意兒，這種玩意兒，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裏就有的。此後的書本子裏還隨時可得。所以他們都比不識字的節婦、烈女、華工聰明；甚而至於比真要讀經的笨牛還聰明。何也？曰：“學而優則仕”故也。倘若“學”而不“優”，則以笨牛沒世，其讀經的主張，也不為世間所知。

    孔子豈不是“聖之時者也”麽，而況“之徒”呢？現在是主張“讀經”的時候了。武則天做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多數主義雖然現稱過激派，如果在列寧治下，則共產之合於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據出來的。但幸而現在英國和日本的力量還不弱，所以，主張親俄者，是被盧布換去了良心。

    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誑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幹時候，自然被忘得幹幹淨淨，隻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況且即使將來沒有“正人君子”之稱，於目下的實利又何損哉？

    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抗議的諸公倘若不明乎此，還要正經老實地來評道理，談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氣，也要將你們歸入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類裏去了。

    以這樣文不對題的話來解釋“儼乎其然”的主張，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話，因為我也是從“讀經”得來的。我幾乎讀過十三經。

    衰老的國度大概就免不了這類現象。這正如人體一樣，年事老了，廢料愈積愈多，組織間又沉積下礦質，使組織變硬，易就於滅亡。一麵，則原是養衛人體的遊走細胞（Wanderzelle）漸次變性，隻顧自己，隻要組織間有小洞，它便鑽，蠶食各組織，使組織耗損，易就於滅亡。俄國有名的醫學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給他別立了一個名目：大嚼細胞（Fresserzelle）。據說，必須撲滅了這些，人體才免於老衰；要撲滅這些，則須每日服用一種酸性劑。他自己就實行著。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幹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單是妄行的是可與論議的，故意妄行的卻無須再與談理。惟一的療救，是在另開藥方：酸性劑，或者簡直是強酸劑。

    不提防臨末又提到了一個俄國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盧布了罷。我現在鄭重聲明：我沒有收過一張紙盧布。因為俄國還未赤化之前，他已經死掉了，是生了別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實驗的藥的有效與否這問題無幹。

    （十一月十八日。）

    評心雕龍

    甲  A——a——a——ch！

    乙 你搬到外國去！並且帶了你的家眷！你可是黃帝子孫？中國話裏歎聲盡多，你為什麽要說洋話？敝人是不怕的，敢說：要你搬到外國去！

    丙 他是在罵中國，奚落中國人，替某國間接宣傳咱們中國的壞處。他的表兄的侄子的太太就是某國人。

    丁 中國話裏這樣的歎聲倒也有的，他不過是自然地喊。但這就證明了他是一個死屍！現在應該用表現法；除了表現地喊，一切聲音都不算聲音。這“A——a——a”倒也有一點成功了，但那“ch”就沒有味。——自然，我的話也許是錯的；但至少我今天相信我的話並不錯。

    戊 那麽，就須說“嗟”，用這樣“引車賣漿者流”的話，是要使自己的身分成為下等的。況且現在正要讀經了……。

    己 胡說！說“唉”也行。但可恨他竟說過好幾回，將“唉”都“壟斷”了去，使我們沒有來說的餘地了。

    庚 曰“唉”乎？予蔑聞之。何也？噫嘻嗎呢為之障也。

    辛 然哉！故予素主張而文言者也。

    壬 嗟夫！餘曩者之曾為白話，蓋痰迷心竅者也，而今悔之矣。

    癸 他說“呸”麽？這是人格已經破產了！我本就看不起他，正如他的看不起我。現在因為受了庚先生幾句搶白，便“呸”起來；非人格破產是甚麽？我並非讚成庚先生，我也批評過他的。可是他不配“呸”庚先生。我就是愛說公道話。

    子 但他是說“噯”。

    醜 你是他一黨！否則，何以替他來辯？我們是青年，我們就有這個脾氣，心愛吹毛求疵。他說“呸”或說“噯”，我固然沒有聽到；但即使他說的真是“噯”，又何損於癸君的批評的價值呢。可是你既然是他的一黨，那麽，你就也人格破產了！

    寅 不要破口就罵。滿口謾罵，不成其為批評，Gentleman決不如此。至於說批評全不能罵，那也不然。應該估定他的錯處，給以相當的罵，像塾師打學生的手心一樣，要公平。罵人，自然也許要得到回報的，可是我們也須有這一點不怕事的膽量：批評本來是“精神的冒險”呀！

    卯 這確是一條熹微翠樸的硬漢！王九媽媽的崚嶒小提囊，杜鵑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兒。滃然“哀哈”之藍縷的蒺藜，劣馬樣兒。這口風一滑溜，凡有緋剛的評論都要逼得翹辮兒了。

    辰 並不是這麽一回事。他是竊取著外國人的聲音，翻譯著。喂！你為什麽不去創作？

    巳 那麽，他就犯了罪了！研究起來，字典上隻有“Ach”，沒有什麽“A——a——a——ch”。我實在料不到他竟這樣杜撰。所以我說：你們都得買一本字典，坐在書房裏看看，這才免得為這類腳色所欺。

    午 他不再往下說，他的話流產了。

    未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流產也，豈非因為急於出風頭之故麽？所以我奉勸今之青年，安分守己，切莫動彈，庶幾可以免於流產，……

    申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誤譯也，還不是因為不買字典之故麽？且夫……

    酉這實在“唉”得不行！中國之所以這樣“世風日下”，就是他說了“唉”的緣故。但是諸位在這裏，我不妨明說，三十年前，我也曾經“唉”過的，我何嚐是木石，我實在是開風氣之先。後來我覺得流弊太多了，便絕口不談此事，並且深惡而痛絕之。並且到了今年，深悟讀經之可以救國，並且深信白話文之應該廢除。但是我並不說中國應該守舊……。

    戌 我也並且到了今年，深信讀經之可以救國……。

    亥 並且深信白話文之應當廢除……。

    （十一月十八日。）

    這個與那個

    一 讀經與讀史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豈但“讀”而已矣哉，據說還可以“救國”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也許是確鑿的罷，然而甲午戰敗了，——為什麽獨獨要說“甲午”呢，是因為其時還在開學校，廢讀經以前。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麽，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

    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琅秘室叢書》中的兩種《茅亭客話》，一是宋本，一是四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裏麵也不敢說什麽。據說，字裏行間是也含著什麽褒貶的，但誰有這麽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看宋事，《三朝北盟匯編》已經變成古董，太貴了，新排印的《宋人說部叢書》卻還便宜。明事呢，《野獲編》原也好，但也化為古董了，每部數十元；易於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匯編》，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幹。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帶著她孫女兒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後日的豐姿，也隻要看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帳的用處就在此。

    但我並不說古來如此，現在遂無可為，勸人們對於“過去”生敬畏心，以為它已經鑄定了我們的運命。Le Bon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誠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類究竟進化著。又據章士釗總長說，則美國的什麽地方已在禁講進化論了，這實在是嚇死我也，然而禁隻管禁，進卻總要進的。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十二月八日。）

    二 捧與挖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力，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才安心了。壓不下時，則於是乎捧，以為抬之使高，饜之使足，便可以於己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捧闊老，捧戲子，捧總長之類；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嚐“讀經”的，則凡有捧的行為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凶惡的，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刺蝟呀似的駭人的畜類；觀音菩薩倒還可愛，然而那是從印度輸入的，並非我們的“國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後，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因為人心本來不易饜足。然而，人們終於至今沒有悟，還以捧為苟安之一道。

    記得有一部講笑話的書，名目忘記了，也許是《笑林廣記》罷，說，當一個知縣的壽辰，因為他是子年生，屬鼠的，屬員們便集資鑄了一個金老鼠去作賀禮。知縣收受之後，另尋了機會對大眾說道：明年又恰巧是賤內的整壽；她比我小一歲，是屬牛的。其實，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決不敢想金牛。一送開手，可就難於收拾了，無論金牛無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會屬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內，似乎不近情理罷，但這是我替他設想的法子罷了，知縣當然別有我們所莫測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Ｓ城，來了一個都督。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嚐“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於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幾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當初自然是防其潰決，所以壅上一點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於是就“搶堤”咧，“護堤”咧，“嚴防決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當初見河水泛濫，不去增堤，卻去挖底，我以為決不至於這樣。

    有貪圖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給。那麽，此輩也就連生日都未必做了。單是省卻拜壽，已經是一件大快事。

    中國人的自討苦吃的根苗在於捧，“自求多福”之道卻在於挖。其實，勞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從惰性太多的人們看來，卻以為還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 最先與最後

    《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於“不為最先，不恥最後”。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很有理。因為假若一開首便拚命奔馳，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隻適用於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卻奉為人的處世金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徑取，就隻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是一大堆群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對於“鍥而不舍”的人們也一樣。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敵國的開戰，挾有仇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罵，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卻盡跑，盡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麽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四 流產與斷種

    近來對於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下一個“流產”的惡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麽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麽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麽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麽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麽，他是保守派麽？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著哩，——隻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麽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著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麽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於後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麵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見他們心底裏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坐著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卻終於不至；不生育，不流產而等待一個英偉的寧馨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於什麽也沒有。

    倘以為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為流產究竟比不生產還有望，因為這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著能夠生產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並非閑話（三）

    西瀅先生這回是義形於色，在《現代評論》四十八期的《閑話》裏很為被書賈擅自選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質上損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賤名也忝列於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飯之後，寫一點自己的所感罷。至於捏筆的“動機”，那可大概是“不純潔”的。記得幼小時候住在故鄉，每看見紳士將一點騙人的自以為所謂恩惠，頒給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謝時，則斥之曰“不識抬舉！”我的父祖是讀書的，總該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從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氣，不但恩惠，連吊慰都不很願意受，老實說罷：我總疑心是假的。這種疑心，大約就是“不識抬舉”的根苗，或者還要使寫出來的東西“不純潔”。

    我何嚐有什麽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雖然明知道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麽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複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麽“藝術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狸貓充太子。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他媽的，書賈怎麽偷，文士怎麽說，都不再來提心吊膽。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讚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為的是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

    那麽，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麽？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調。被擠著，還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麽？倘能，那簡直是神仙了。我並沒有在呂純陽祖師門下投誠過。

    但寫出以後，卻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為，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便完事，管他媽的”了。誰有心腸來管這些無聊的後事呢？所以雖然有什麽選家在那裏放出他那偉大的眼光，選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給他一個不管。其實，要管也無從管起的。我曾經替人代理過一回收版稅的譯本，打聽得賣完之後，向書店去要錢，回信卻道，舊經理人已經辭職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罷；我們可是不知道。這書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車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對於這等選本，私心卻也有“竊以為不然”的幾點，一是原本上的錯字，雖然一見就明知道是錯的，他也照樣錯下去；二是他們每要發幾句偉論，例如什麽主義咧，什麽意思咧之類，大抵是我自己倒覺得並不這樣的事。自然，批評是“精神底冒險”，批評家的精神總比作者會先一步的，但在他們的所謂死屍上，我卻分明聽到心搏，這真是到死也說不到一塊兒，此外，倒也沒有什麽大怨氣了。

    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為我不靠賣文營生。在中國，駢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不能創作而嫉妒別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將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碰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隻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有些人以為我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它吸煙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於先裝鬼臉去嚇書坊老板，然後和他接洽。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筋肉也都爛盡了，那裏還有吃飯的肚子。

    所以我總用別的道兒謀生；至於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才有，則和什麽高超的“煙士披離純”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係，也就可想而知。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別的道兒謀生，則心誌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產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於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並不很“幹著種種無聊的事”，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的待定稿，藏之名山。而馬克思的《資本論》，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等，都不是啜末加加啡，吸埃及煙卷之後所寫的。除非章士釗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人員，以及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作者，於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將來會做出超倫軼群的古奧漂亮作品。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麽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於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麽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麽“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呀這些話。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瀅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閑話》上發表出來；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幹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裏散布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

    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裏，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為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抬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

    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為容易聯想到明季的製藝的選家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嚐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隻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DF先生提議過，以為該有人搜羅了各處的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裏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裏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麽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隻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禦前侍衛，托爾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隻為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麵暗護此人，一麵又中傷他人，卻又不明明白白地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著自己，卻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了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蜮伎倆”，其實世間何嚐真有鬼蜮，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隻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於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麽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閑話，臨了，便回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觀北大

    因為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征發，我於是總得對於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紀念來說幾句話。

    據一位教授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鍾的講師”是不配與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鍾的講師。但這些名論，隻好請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麽，也就算了，人那裏顧得這些事。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麽？就是北大派！怎麽樣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為謠我怎樣，我便怎樣的。我的辦法也並不一律。譬如前次的遊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籲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之照著謠言做去，是以專檢自己所願意者為限的。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麽，被派進這派裏去，也還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麵：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眾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來“作之師”，並且分送金款以來，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裏做總長，本相卻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

    （十二月十三日。）

    碎話

    如果隻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也好，今日這麽說明日那麽說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腦裏想，在自己的宅子裏說；或者和情人談談也不妨，橫豎她總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沒有第三者與聞其事。隻是，假使不自珍惜，陸續發表出來，以“領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稱這些為“思想”或“公論”之類，卻難免有多少老實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變遷，原是反足以見學者文人們進步之神速的；況且文壇上本來就“隻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既不幸而為庸人，則給天才做一點犧牲，也正是應盡的義務。誰叫你不能研究或創作的呢？亦惟有活該吃苦而已矣！

    然而，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論宏議。從庸人一方麵看起來，卻不免覺得此說雖合乎理而反乎情；因為“螻蟻尚且貪生”，也還是古之明訓。所以雖然是庸人，總還想活幾天，樂一點。無奈愛管閑事是他們吃苦的根苗，坐在家裏好好的，卻偏要出來尋導師，聽公論了。學者文人們正在一日千變地進步，大家跟在他後麵；他走的是小彎，你走的是大彎，他在圓心裏轉，你卻必得在圓周上轉，汗流浹背而終於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數計龜卜而後知的。

    什麽事情都要幹，幹，幹！那當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買了手槍，就必要深悔前非，更進而悟到救國必先求學。這當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說呢，就遵諭鑽進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發見了一顆新彗星，或者知道了劉歆並非劉向的兒子之後，跳出來救國時，先覺者可是“杳如黃鶴”了，尋來尋去，也許會在戲園子裏發見。你不要再菲薄那“小東人嗯嗯！哪，唉唉唉！”罷：這是藝術。聽說“人類不僅是理智的動物”，必須“種種方麵有充分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學者之在戲園，乃是“在感情方麵求種種的美”。“束發小生”變成先生，從研究室裏鑽出，救國的資格也許有一點了，卻不料還是一個精神上種種方麵沒有充分發達的畸形物，真是可憐可憐。

    那麽，立刻看夜戲，去求種種的美去，怎麽樣？誰知道呢。也許學者已經出戲園，學說也跟著長進（俗稱改變，非也）了。

    叔本華先生以厭世名一時，近來中國的紳士們卻獨獨賞識了他的《婦人論》。的確，他的罵女人雖然還合紳士們的脾胃，但別的話卻實在很有些和我們不相宜的。即如《讀書和書籍》那一篇裏，就說，“我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複了這人的心的過程。……然而本來底地說起來，則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場了。”但是我們的學者文人們卻正需要這樣的戰場——未經老練的青年的腦髓。但也並非在這上麵和別的強敵戰鬥，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義”之手批“公理”之頰——說得俗一點，自己打嘴巴。作了這樣的戰場者，怎麽還能明白是怎麽一回事。

    這一月來，不知怎的又有幾個學者文人或批評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們在上月底才從娘胎鑽出，毫不知道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師大學生一歸她們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為例，說張胡子或李胡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學生占據了二三千學生的北大”。如果這樣，北大學生確應該群起而將女師大撲滅，以免張胡或李胡援例，確保母校的安全。但我記得北大剛舉行過二十七周年紀念，那建立的曆史，是並非由章士釗將張胡或李胡將要率領的二百學生拖出，然後，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這樣的比附，簡直是在青年的腦上打滾。夏間，則也可以稱為“挑剔風潮”。但也許批評界有時也是“隻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正如天才之在文壇一樣的。

    學者文人們最好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權，月月，時時，自己和自己戰，——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為例，誤以為連一點“閑話”也講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公理”的把戲

    自從去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於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的事；迨教育總長章士釗複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複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我敢特地聲明：並不是全體！——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為非，複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曆的。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以歌頌功德。但這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抑或真以他為“公理”或“道義”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複校以後，所謂“公理”等件，我卻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的席上找到了。

    據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於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番菜館開會。請吃飯的，去吃飯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與我相幹，雖然也令我記起楊蔭榆也愛在太平湖飯店請人吃飯的舊事。但使我留心的是，從這飯局裏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從這會又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聲勢浩大，據說是“而於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雲。他們之所謂“暴徒”，蓋即劉百昭之所謂“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從局外人看來，不過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師大維持會員之一，又是女師大教員，人格所關，當然有抗議的權利。豈但抗議？“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狀，竟至於斯，則雖報以惡聲，亦不為過。但也無須如此，隻要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麽東西，就盡夠了。報上和函上有名單：

    除了萬裏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櫃，以及董子鶴輩為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教長兼農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誌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麽，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閑話》的西瀅，丁燮林即做過《一隻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即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雖然他們那時並沒有開什麽“公理”會。但他們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職員錄》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據的是民國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於女子大學，據說多人的意見，以為女師大教員多係北大兼任，有附屬於北大之嫌。虧它征得這麽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的。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攬大權；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講師不宜與聞校事來箝製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為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附屬於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力來殲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順天時報》的記者倘竟不知，可謂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亂黑白，那就有挑撥對於北大懷著惡感的人物，將那惡感蔓延於女師大之嫌，居心可謂卑劣。但我們國內戰爭，尚且常有日本浪人從中作祟，使良民愈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一校女生和幾個教員之被誣蔑。我們也隻得自責國人之不爭氣，竟任這樣的報紙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傑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雲“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雲雲”，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麽？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讚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於“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而非流氓的啟事也沒有見，卻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那麽，對於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麽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於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西瀅是曾在《現代評論》（三十八）的《閑話》裏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在卻簽名於什麽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變。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麽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理什麽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卻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隻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代評論》（五十三）上，自詡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而忘卻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廁”，並且署名於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陳源不就是西瀅麽？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麽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後來連對於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愧於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於“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複呢？雖然報複的事，並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後援”者為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為著“道義”，而坦白的態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擷英館裏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投畀有北”的了。這算得什麽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並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嚐在給泰戈爾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於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於不知什麽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於有些人的口頭的鳥“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於此。

    （十二月十八日。）

    這回是“多數”的把戲

    《現代評論》五五期《閑話》的末一段是根據了女大學生的宣言，說女師大學生隻有二十個，別的都已進了女大，就深悔從前受了“某種報紙的催眠”。幸而見了宣言，這才省悟過來了，於是發問道：“要是二百人（按據雲這是未解散前的數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樣？難道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招了幾個新生也去恢複麽？我們不免要奇怪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麽呢？”

    這當然要為夏間並不維持女師大而現在則出而維持“公理”的陳源教授所不解的。我雖然是女師大維持會的一個委員，但也知道別一種可解的辦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邊跑，維持會早該趨奉章士釗！

    我也是“四五十歲的人愛說四五歲的孩子話”，而且愛學奴才話的，所以所說的也許是笑話。但是既經說開，索性再說幾句罷：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維持會員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個人偏不要維持便怎樣？……

    我想這些妙問，大概是無人能答的。這實在問得太離奇，雖是四五歲的孩子也不至於此，——我們不要小覷了孩子。人也許能受“某種報紙的催眠”，但也因人而異，“某君”隻限於“某種”；即如我，就決不受《現代評論》或“女大學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閑話》之後，便撫心自問：“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那可真要連自己也奇怪起來，立刻對章士釗的木主肅然起敬了。但幸而連陳源教授所據為典要的《女大學生二次宣言》也還說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麽“杞天之慮”。

    記得“公理”時代（可惜這黃金時代竟消失得那麽快），不是有人說解散女師大的是章士釗，女大乃另外設立，所以石駙馬大街的校址是不該歸還的麽？自然，或者也可以這樣說。但我卻沒有被其催眠，反覺得這道理比滿洲人所說的“亡明者闖賊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的話還可笑。從表麵上看起來，滿人的話，倒還算順理成章，不過也隻能騙順民，不能騙遺民和逆民，因為他們知道此中的底細。我不聰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騙者，因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國人。

    然而“要是”女師大學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樣呢？其實，“要是”章士釗再做半年總長，或者他的走狗們作起祟來，宗帽胡同的學生縱不至於“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脅到隻剩一個或不剩一個，也正是意中事。陳源教授畢竟是“通品”，雖是理想也未始沒有實現的可能。那麽，怎麽辦呢？我想，維持。那麽，“目的究竟是什麽呢？”我想，就用一句“閑話”來答複：“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幾句公平話”。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隱忽現一樣，“少數”的時價也四季不同的。楊蔭榆時候多數不該“壓迫”少數，現在是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了。你說多數是不錯的麽，可是俄國的多數主義現在也還叫作過激黨，為大英，大日本和咱們中華民國的紳士們所“深惡而痛絕之”。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雖然多數，也得算作例外的罷。

    “要是”帝國主義者搶去了中國的大部分，隻剩了一二省，我們便怎樣？別的都歸了強國了，少數的土地，還要維持麽？！明亡以後，一點土地也沒有了，卻還有竄身海外，誌在恢複的人。凡這些，從現在的“通品”看來，大約都是謬種，應該派“在德國手格盜匪數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劉百昭去剿滅他們的罷。

    “要是”真如陳源教授所言，女師大學生隻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還有二十人。這足可使在章士釗門下暗作走狗而臉皮還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學者們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後記

    本書中至少有兩處，還得稍加說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話，是出於ZM君登在《京報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的。其時我正因為回答“青年必讀書”，說“不能作文算什麽大不了的事”，很受著幾位青年的攻擊。ZM君便發表了我在講堂上口說的話，大約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給我解圍。現在就鈔一點在下麵——

    “讀了許多名人學者給我們開的必讀書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動我的是魯迅先生的兩句附注，……因這幾句話，又想起他所講的一段笑話來。他似乎這樣說：“‘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譬如鷹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鷹；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貓……。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時候，他並不說什麽；等到擺出詩人麵孔，飲酒唱歌，那已經是兵敗勢窮，死日臨頭了。最近像吳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賦彼其詩”，齊燮元先生的“放下槍枝，拿起筆幹”，更是明顯的例了。’”

    二、近幾年來，常聽到人們說學生囂張，不單是老先生，連剛出學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員的也往往這麽說。但我卻並不覺得這樣。記得革命以前，社會上自然還不如現在似的憎惡學生，學生也沒有目下一般馴順，單是態度，就顯得桀傲，在人叢中一望可知。現在卻差遠了，大抵長袍大袖，溫文爾雅，正如一個古之讀書人。我也就在一個大學的講堂上提起過，臨末還說：其實，現在的學生是馴良的，或者竟可以說是太馴良了……。武者君登在《京報副刊》（約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溫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時所說的這幾句話。我因此又寫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舉的例，一是前幾年被稱為“賣國賊”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學唾罵，二是當時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正被同性的校長使男職員威脅。我的對於女師大風潮說話，這是第一回，過了十天，就“碰壁”；又過了十天，陳源教授就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流言”，過了半年，據《晨報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發表的陳源教授給徐誌摩“詩哲”的信，則“捏造事實傳布流言”的倒是我了。真是世事白雲蒼狗，不禁感慨係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戲》中說楊蔭榆女士“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那地點是錯誤的，後來知道那時的請客是西長安街的西安飯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們“碰壁”的那天，這才換了地方，“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重要問題。”請客的飯館是那一個，和緊要關鍵原沒有什麽大相幹，但從“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的所謂“文士”學者之流看來，也許又是“捏造事實”，而且因此就證明了凡我所說，無一句真話，甚或至於連楊蔭榆女士也本無其人，都是我憑空結撰的了。這於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趕緊訂正於此，庶幾“收之桑榆”雲。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畢記。仍在綠林書屋之東壁下。

    華蓋集續編

    小引

    還不滿一整年，所寫的雜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麽多了。秋來住在海邊，目前隻見雲水，聽到的多是風濤聲，幾乎和社會隔絕。如果環境沒有改變，大概今年不見得再有什麽廢話了罷。燈下無事，便將舊稿編集起來；還豫備付印，以供給要看我的雜感的主顧們。

    這裏麵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借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麵上撥它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麽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

    從一月以來的，大略都在內了；隻刪去了一篇。那是因為其中開列著許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征同意，所以不好擅自發表。

    書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卻依舊，就還叫《華蓋集》。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隻得添上兩個字：“續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記於廈門。

    一九二六年

    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

    1

    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瀅）教授要不管閑事了；這豫言就見於《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閑話》裏。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麽，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麽大了，竟不知道陽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幾坐彩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閑事，有人管閑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閑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為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裏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為，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那自然是頗近於管閑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夠“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閑事了。因為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於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於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著，非以其“閑”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雇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在我們是閑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裏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麽？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為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麽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我大約因為在講什麽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於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幹？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裏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裏去。管到“鄰貓生子”，很有人以為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裏，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為天下本無所謂閑事，隻因為沒有這許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於是便隻好抓一點來管。為什麽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為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誌；小則，因為是同學，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麽，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了然，或者其實了然，而故意裝癡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閑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了。幸而陰曆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2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隻要一看見封麵上畫著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閑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閑話”，因為它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為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裏麵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燉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麽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裏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雲。這“我們”裏麵，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釗，因為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裏“幾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眾“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像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麽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為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著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裏，托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隻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著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餘。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隻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裏，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隻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麽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閑話’便沒有什麽可幹”，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為什麽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夠用。陳源教授就舉著一個例：“就以‘四書’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注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考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煙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注疏或理論，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為“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發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誌》，《隋書經籍誌》之類，也隻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卻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隻得這樣就算了，因為即使要“抱”，卻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罷。

    完

    現在不高興寫下去了，隻好就此完結。總之：將《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遍，就覺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見有一回廣告上所開列的作者的名單。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誌摩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氏的《壓迫》呀，陶孟和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發表而必須我們的玄孫才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時，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卻看見灰色了，於是乎拋開。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著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周，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有趣的消息

    雖說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們卻還向這裏跑；老年們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別處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轉回來了，仿佛倒是北京還很有什麽可以留戀。厭世詩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係之矣”，然而他總活著；連祖述釋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勖本華爾也不免暗地裏吃一種醫治什麽病症的藥，不肯輕易“涅槃”。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當然不過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學者之流也何嚐不這樣。所不同的，隻是他總有一麵辭嚴義正的軍旗，還有一條尤其義正辭嚴的逃路。真的，倘不這樣，人生可真要無聊透頂，無話可說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貴起來；自己的“區區僉事”，又因為“妄有主張”，被章士釗先生革掉了。向來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來夫的話來說，是“沒有花，沒有詩”，就隻有百物昂貴。然而也還是“妄有主張”，沒法回頭；倘使有一個妹子，如《晨報副刊》上所豔稱的“閑話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聲音正如“銀鈴之響於幽穀”，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許可以借此撥轉馬頭，躲到別墅裏去研究漢朝人所做的《四書》注疏和理論去。然而，惜哉，沒有這樣的好妹子；“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連有一個那樣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靈均。我的終於“妄有主張”，或者也許是無可推托之故罷。然而這關係非同小可，將來怕要遭殃了，因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報應的。

    話要回到釋迦先生的教訓去了，據說：活在人間，還不如下地獄的穩妥。做人有“作”就是動作（＝造孽），下地獄卻隻有“報”（＝報應）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獄的原因，而下地獄倒是出地獄的起點。這樣說來，實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這自然也隻限於“有根”（據說，這是“一句天津話”）的大人物，我卻不大相信這一類鬼畫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裏，枯燥當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態，除了百物昂貴之外，究竟還是五花八門，創造藝術的也有，製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為北京的緣故，也就是人們總還要奔湊聚集的緣故。可惜的是隻有一些小玩意，老實一點的朋友就難於給自己豎起一杆辭嚴義正的軍旗來。

    我一向以為下地獄的事，待死後再對付，隻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於是便不免於有時得罪人，有時則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但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當然要受報，那也隻好準備著，因為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的是更不能豎起辭嚴義正的軍旗來的。其實，這裏也何嚐沒有國家大事的消息呢，“關外戰事不日將發生”呀，“國軍一致擁段”哪，有些報紙上都用了頭號字煌煌地排印著，可以刺得人們頭昏，但於我卻都沒有什麽鳥趣味。人的眼界之狹是不大有藥可救的，我近來覺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見那在德國手格盜匪若幹人，在北京率領三河縣老媽子一大隊的武士劉百昭校長居然做駢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學，教部備員，多藝之譽愧不如人，審美之情差堪自信”，還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實在沒有料想到。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閑事的“學者”，今年不管閑事了，在年底結清帳目的辦法，原來不止是掌櫃之於流水簿，也可以適用於“正人君子”的行為的。或者，“阿哥！”這一聲叫，正在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間十二點鍾罷。

    但是，這些趣味，刹那間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變動，也誠然是可恨。我想，照著境遇，思想言行當然要遷移，一遷移，當然會有所以遷移的道理。況且世界上的國慶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們的軍旗，是全都早經豎定了的。前人之勤，後人之樂，要做事的時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時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殺的時候我是關龍逄，要殺人的時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勃朗寧夫婦豈不是講戀愛的模範麽，勖本華爾和尼采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歸根結蒂，如果楊蔭榆或章士釗可以比附到猶太人特萊孚斯去，則他的篾片就可以等於左拉等輩了。這個時候，可憐的左拉要被中國人背出來；幸而楊蔭榆或章士釗是否等於特萊孚斯，也還是一個大疑問。

    然而事情還沒有這麽簡單，中國的壞人（如水平線下的文人和學棍學匪之類），似乎將來要大吃其苦了，雖然也許要在身後，像下地獄一般。但是，深謀遠慮的人，總還以從此小心，不要多說為穩妥。你以為“閑話先生”真是不管閑事了麽？並不然的。據說他是要“到那天這班出鋒頭的人們脫盡了銳氣的日子，我們這位閑話先生正在從容的從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著他那枝從鐵杠磨成的繡針，諷刺我們情急是多麽不經濟的一個態度，反麵說隻有無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憑證”。（《晨報副刊》一四二三）

    後出者勝於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墮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論，也是由裸體而用會陰帶或圍裙，於是有衣裳，袞冕。我們將來的天才卻特異的，別人係了圍裙狂跳時，他卻躲在繡房裏刺繡，——不，磨繡針。待到別人的圍裙全數破舊，他卻穿了繡花衫子站出來了。大家隻好說道“阿！”可憐的性急的野蠻人，竟連圍裙也不知道換一條，怪不得銳氣終於脫盡；脫盡猶可，還要看那“笑吟吟”的“諷刺”的“天才”臉哩，這實在是對於靈魂的鞭責，雖說還在遼遠的將來。

    還有更可怕的，是我們風聞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發表一部著作。內容如何，隻有百年後的我們的曾孫或玄孫們知道罷了，但幸而在《現代評論增刊》上提前發表了幾節，所以我們竟還能“管中窺豹”似的，略見這一部新書的大概。那是講“現代教育界的特色”的，連教員的“兼課”之多也說在內。他問：“我的議論太悲觀，太刻薄，太荒誕嗎？我深願受這個批評，假使事實可以證明。”這些批評我們且俟之百年之後，雖然那時也許無從知道事實；典籍呢，大概也隻有“笑吟吟的”佳作留傳。要是當真這樣，那大半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後人總不至於以為刻薄罷。但我們也難於懸揣，不過就今論今，似乎頗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意了。人們不逢如此盛事者，蓋已將二千四百年雲。

    總之：百年以內，將有陳源教授的許多（？）書，百年以後，將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書出現。內容雖然不知道怎樣，但據目下所走漏的風聲看起來，大概總是諷刺“那班出鋒頭的人們”，或“馳驅九城”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歎，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厲害：它立了地獄之說，借著和尚，尼姑，念佛老嫗的嘴來宣揚，恐嚇異端，使心誌不堅定者害怕。那訣竅是在說報應並非眼前，卻在將來百年之後，至少也須到銳氣脫盡之時。這時候你已經不能動彈了，隻好聽別人擺布，流下鬼淚，深悔生前之妄出鋒頭；而且這時候，這才認識閻羅大王的尊嚴和偉大。

    這些信仰，也許是迷信罷，但神道設教，於“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還是不無裨益。況且，未能將壞人“投界豺虎”於生前，當然也隻好口誅筆伐之於身後，孔子一車兩馬，倦遊各國以還，抽出鋼筆來作《春秋》，蓋亦此誌也。

    但是，時代遷流了，到現在，我以為這些老玩意，也隻好騙騙極端老實人。連鬧這些玩意兒的人們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況所謂壞人們。得罪人要受報應，平平常常，並不見得怎樣奇特，有時說些宛轉的話，是姑且客氣客氣的，何嚐想借此免於下地獄。這是無法可想的，在我們不從容的人們的世界中，實在沒有那許多工夫來擺臭紳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與其說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紀的剖撥戮屍，倒不如馬上就給他一個嘴巴。至於將來，自有後起的人們，決不是現在人即將來所謂古人的世界，如果還是現在的世界，中國就會完！

    （一月十四日。）

    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麽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幹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麽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隻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麵上看隻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些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麽，社會不是改進了麽？並不，我雖然也是被

    所以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隻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複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麽，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係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隻“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隻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麽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古書與白話

    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什麽，在我們的“古”裏竟無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會長進，到現在仍是說非“讀破幾百卷書者”即做不出好白話文，於是硬拉吳稚暉先生為例。可是竟又會有“肉麻當有趣”，述說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實吳先生的“用講話體為文”，即“其貌”也何嚐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不是“縱筆所之，輒數萬言”麽？其中自然有古典，為“黃口小兒”所不知，尤有新典，為“束發小生”所不曉。清光緒末，我初到日本東京時，這位吳稚暉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鈞大戰了，其戰史就有這麽長，則見聞之多，自然非現在的“黃口小兒”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辭用典，有許多地方是惟獨熟於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夠了然，從青年看來，第一是驚異於那文辭的滂沛。這或者就是名流學者們所認為長處的罷，但是，那生命卻不在於此。甚至於竟和名流學者們所拉攏恭維的相反，而在自己並不故意顯出長處，也無法滅去名流學者們的所謂長處；隻將所說所寫，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梁，或者竟並不想到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梁。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裏，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隻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著腸子裏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裏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不朽之大業”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黃口小兒”們還要看什麽《甲寅》之流，也未免過於可慘罷，即使它“自從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

    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為深知，最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發小生”，也何至於說，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雖然據說美國的某處已經禁講進化論了，但在實際上，恐怕也終於沒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一點比喻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吃羊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裏稱綿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卻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群，悉依它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卻隻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它。

    這樣的山羊我隻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麵，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它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群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群眾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為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也就難於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隻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麵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了，隻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麽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著，逃著，喊著，奔突著，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它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隻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Schopenhauer先生曾將紳士們比作豪豬，我想，這實在有些失體統。但在他，自然是並沒有什麽別的惡意的，不過拉扯來作一個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裏有著這樣意思的話：有一群豪豬，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體溫來禦寒冷，緊靠起來了，但它們彼此即刻又覺得刺的疼痛，於是乎又離開。然而溫暖的必要，再使它們靠近時，卻又吃了照樣的苦。但它們在這兩種困難中，終於發見了彼此之間的適宜的間隔，以這距離，它們能夠過得最平安。人們因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處，又因為各有可厭的許多性質和難堪的缺陷，再使他們分離。他們最後所發見的距離，——使他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Keep you distance”。

    但即使這樣叫，恐怕也隻能在豪豬和豪豬之間才有效力罷，因為它們彼此的守著距離，原因是在於痛而不在於叫的。假使豪豬們中夾著一個別的，並沒有刺，則無論怎麽叫，它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說：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並非庶人不得接近豪豬，卻是豪豬可以任意刺著庶人而取得溫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隻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刺，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又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

    這些豪豬們，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來抵禦的，但至少必須拚出背一條豪豬社會所製定的罪名：“下流”或“無禮”。

    （一月二十五日。）

    不是信

    一個朋友忽然寄給我一張《晨報副刊》，我就覺得有些特別，因為他是知道我懶得看這種東西的。但既然特別寄來了，姑且看題目罷：《關於下麵一束通信告讀者們》。署名是：誌摩。哈哈，這是寄來和我開玩笑的，我想；趕緊翻轉，便是幾封信，這寄那，那寄這，看了幾行，才知道似乎還是什麽“閑話……閑話”問題。這問題我僅知道一點兒，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即西瀅先生的信，說及我“捏造的事實，傳布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不禁好笑；人就苦於不能將自己的靈魂砍成醬，因此能有記憶，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記得首先根據了“流言”，來判決楊蔭榆事件即女師大風潮的，正是這位西瀅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發行的《現代評論》上。我不該生長“某籍”又在“某係”教書，所以也被歸入“暗中挑剔風潮”者之列，雖然他說還不相信，不過覺得可惜。在這裏聲明一句罷，以免讀者的誤解：“某係”雲者，大約是指國文係，不是說研究係。那時我見了“流言”字樣，曾經很憤然，立刻加以駁正，雖然也很自愧沒有“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不料過了半年，這些“流言”卻變成由我傳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說聰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說這回的所謂“流言”，並非關於“某籍某係”的，乃是關於不信“流言”的陳源教授的了，則我實在不知道陳教授有怎樣的被捏造的事實和流言在社會上傳布。說起來慚愧煞人，我不赴宴會，很少往來，也不奔走，也不結什麽文藝學術的社團，實在最不合式於做捏造事實和傳布流言的樞紐。隻是弄弄筆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為根據，故意給它傳布開來，雖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無關大體的事；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例如對於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其間竟隔了幾乎有兩年。——但這自然是隻對於看過《熱風》的讀者說的。

    這幾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隻等於曇花一現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沒有將我“流”進去，不過在後屁股的《西瀅致誌摩》是附帶的對我的專論，雖然並非一案，卻因為親屬關係而滅族，或文字獄的株連一般。滅族呀，株連呀，又有點“刑名師爺”口吻了，其實這是事實，法家不過給他起了一個名，所謂“正人君子”是不肯說的，雖然不妨這樣做。此外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後來卻說乙製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隻有兩個字：“反噬”。嗚呼，這實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語說，“察見淵魚者不祥”，所以“刑名師爺”總沒有好結果，這是我早經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給我《晨報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來刺激我，譏諷我，通知我的，還是要我也說幾句話呢？終於不得而知。好，好在現在正須還筆債，就用這一點事來搪塞一通罷，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魯迅致□□》，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嚐願意發表；無論怎麽說，糞坑也好，毛廁也好，決定與“人氣”無關。即不然，也是因為生氣發熱，被別人逼成的，正如別的副刊將被《晨報副刊》“逼死”一樣。我的鏡子真可恨，照出來的總是要使陳源教授嘔吐的東西，但若以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沒有什麽要緊的，不過總得替□□想一想。現在不是要談到《西瀅致誌摩》麽，那可是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暫時再也看不見“笑吟吟”。至少，一關涉陳源兩個字，你總不免要被公理家認為“某籍”，“某係”，“某黨”，“嘍羅”，“重女輕男”……等；而且還得小心記住，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無辜，《魯迅致□□》決計不用，所以一直寫到這裏，還沒有題目，且待寫下去看罷。

    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麽？那封信裏舉的卻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於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並且偶見於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為中立，其實卻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等關係，甚至於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麽，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為公論。至於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吃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吃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吃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隻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麽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隻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著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是沒法補救，除非我真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了他們是親戚並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為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隻要看自己憤然於“流言”中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的說“叭兒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著他自己，在那裏“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它的主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為這足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裏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隻有專講上帝，才可以免於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隻是暴戾之氣，還是讓它盡量發出來罷，“一群悻悻的狗”，在後麵也好，在對麵也好。我也知道將什麽之氣都放在心裏，臉上筆下卻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麽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真麵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我卻輕輕地改為“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洞的，我卻與陳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為“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為“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發表的文章裏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台，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裏附帶地聲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舉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隻是他“隻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隻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隻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麵的；中國這麵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麽時候才有。但欠帳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隻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為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隻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

    第四種的罪案是……。陳源教授說，“好了，不舉例了。”為什麽呢？大約是因為“本來已經說不勝說”，或者是在矯正“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誰的理由大”的惡習之故罷，所以就用三個例來概其全般，正如中國戲上用四個兵卒來象征十萬大軍一樣。此後，就可以結束，漫罵——“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稱，但我不知道，隻好暫用這加於“下流”人等的行為上的話——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標本，刪之可惜，扯下來粘在後麵罷——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麵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麵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幸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隻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裏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麵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我也笑，但牙卻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裏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麽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也給他嚐嚐這滋味。不過雖然對於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就說明是指徐誌摩先生，《我的籍和係》和《並非閑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至於署名，則去年以來隻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教育部僉事”五字刪去，因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卻又變了“暫署僉事”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為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隻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於以我去年的免官為“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於“流言”，則先已說過，正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裏的生活即不利於作“捏……言”的樞紐。剩下的隻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著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麵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隻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於《閑話》，說是“整大本的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卻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隻回敬他一通罵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卻改為“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仿佛比自謙為“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裏；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餘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曆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曆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曆史有幾點近似便是“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隻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好在鹽穀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穀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將五百餘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卻道“選譯”。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但我還要對於“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的，似乎並不是我。因為我於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著他的真本領。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並且因為自己爬著。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著，卻以為被我“罵”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後也保不定。彼此迎麵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並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曆來隱藏蘊蓄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並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裏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於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為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麵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別有慧心，那裏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仿佛“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於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也沒有希望國民軍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複辟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麵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惡心”，對於“孤桐先生”也一樣。要在我的麵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別的麵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著。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裏麵，到外國去炸大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為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鏤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並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儕於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而我“下台”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並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麵孔”了麽？這是以文才和麵孔言；至於從別一方麵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歎，這就是說：錢的來源。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於國庫的麽？在曹錕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別。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別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裏，是到了曹錕賄選前後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曹錕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於待到那“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這當然是因為有適宜的麵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嘍。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於他的麵孔，卻連我也並沒有什麽大“惡心”，而且仿佛還覺得有趣。這一類的麵孔，隻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前麵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為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複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我還不能“帶住”

    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上滿載著一些東西，現在有人稱它為“攻周專號”，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兒，倒可以看見紳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將這事結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開場白，徐誌摩“詩哲”接後段，一唱一和，甩道“帶住！讓我們對著混鬥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了。還“聲明一句，本刊此後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雲。

    他們的什麽“閑話……閑話”問題，本與我沒有什麽鳥相幹，“帶住”也好，放開也好，拉攏也好，自然大可以隨便玩把戲。但是，前幾天不是因為“令兄”關係，連我的“麵孔”都攻擊過了麽？我本沒有去“混鬥”，倒是株連了我。現在我還沒有怎樣開口呢，怎麽忽然又要“帶住”了？從紳士們看來，這自然不過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語”，正無須“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實也並沒有“跳到半天空”，隻是還不能這樣地謹聽指揮，你要“帶住”了，我也就“帶住”。

    對不起，那些文字我無心細看，“詩哲”所說的要點，似乎是這樣鬧下去，要失了大學教授的體統，丟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的醜，使學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煩了。可憐可憐，有臭趕緊遮起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有這麽多的醜可丟，有那麽多的醜怕丟麽？用紳士服將“醜”層層包裹，裝著好麵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導師麽？中國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要並無偽飾，——倘沒有，也得少有偽飾的導師。倘有戴著假麵，以導師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來，否則，便將它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後可以談後話。這時候，即使隻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醜得要使人“惡心”，卻是真麵目。略一揭開，便又趕忙裝進緞子盒裏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鑽石，也可以猜作糞土，縱使外麵滿貼著好招牌，法蘭斯呀，蕭伯訥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勸我“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還一句紳士話罷：盛意可感。書是讀過的，不止十年，氣也養過的，不到十年，可是讀也讀不好，養也養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認為應當“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時本已不必溫言勸諭，說什麽“弄到人家無故受累”，難道真以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這樣巨罰之後，還要我叩謝天恩麽？還有，李教授以為我“東方文學家的風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總要寫到露骨到底，才盡他的興會。”我自己的意見卻絕不同。我正因為生在東方，而且生在中國，所以“中庸”“穩妥”的餘毒，還淪肌浹髓，比起法國的勃羅亞——他簡直稱大報的記者為“蛆蟲”——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使我自慚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為例罷：一，因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學家，不很“打筆墨官司”的，所以隻要可以不提，便不提；隻因為要回敬貴會友一杯酒，這才說出“兼差”的事來。二，關於兼差和薪水一節，已在《語絲》（六五）上答複了，但也還沒有“寫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麵。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麵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隻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隻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詩哲”為援助陳源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卻隻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沒有細看，說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並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為沒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可就容易辦了。隻要不再串戲，不再擺臭架子，忘卻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裏去，除下假麵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夠了！

    （二月三日。）

    送灶日漫筆

    坐聽著遠遠近近的爆竹聲，知道灶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於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著一種糖，有柑子那麽大小，在我們那裏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而於活人卻隻好請吃飯。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吃飯，尤其是請吃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隻是北京的飯店那麽多，飯局那麽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談風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麽？不盡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隻因為公論和請帖之間看不出蛛絲馬跡，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卻以為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於情麵而偏過去了，在這裏正有著人氣息。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麵的。何謂情麵？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麵者，麵情之謂也。”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麽，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說什麽。在現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後的公評，酒後的宏議，也何嚐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卻一定上當，——但這也不能獨歸罪於公論家，社會上風行請吃飯而諱言請吃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

    記得好幾年前，是“兵諫”之後，有槍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時候，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他們那裏是會議呢，在酒席上，在賭桌上，帶著說幾句就決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論不發源於酒飯說”之騙的一個，所以永遠是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會出現呢，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飯為重的老實人，卻是的確也有的，要不然，中國自然還要壞。有些會議，從午後二時起，討論問題，研究章程，此問彼難，風起雲湧，一直到七八點，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氣愈大了，議論愈糾紛了，章程愈渺茫了，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後才散罷，但終於一哄而散，無結果。這就是輕視了吃飯的報應，六七點鍾時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對於本身和別人的警告，而大家誤信了吃飯與講公理無關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采，宣言也——連草稿都沒有。

    但我並不說凡有一點事情，總得到什麽太平湖飯店、擷英番菜館之類裏去開大宴；我於那些店裏都沒有股本，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麽多的錢。我不過說，發議論和請吃飯，現在還是有關係的；請吃飯之於發議論，現在也還是有益處的；雖然，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

    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的青年們進一個忠告，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時候不要開得太長，倘若時候已晚了，那麽，買幾個燒餅來吃了再說。這麽一辦，總可以比空著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果，容易得收場。

    膠牙餳的強硬辦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樣，用之於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於給他醉飽一次，使他自己不開口，卻不是膠住他。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對鬼神卻總有些特別，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說起來也奇怪，灶君竟至於到了現在，還仿佛沒有省悟似的。

    道士們的對付“三屍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沒有做過道士，詳細是不知道的，但據“耳食之言”，則道士們以為人身中有三屍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時，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這實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封神傳演義》常說的“三屍神暴躁，七竅生煙”的三屍神，也就是這東西。但據說要抵製他卻不難，因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隻要這一日不睡覺，他便無隙可乘，隻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裏，再看明年的機會了。連膠牙餳都沒得吃，他實在比灶君還不幸，值得同情。

    三屍神不上天，罪狀都放在肚子裏；灶君雖上天，滿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麵前含含胡胡地說了一通，又下來了。對於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點也聽不懂，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我們今年當然還是一切照舊，天下太平。

    我們中國人對於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於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隻是不肯說；你一說，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為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於淺薄。

    （二月五日。）

    談皇帝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凶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於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麽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個老仆婦，告訴過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對付皇帝的方法。她說——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龍位上，一不高興，就要殺人；不容易對付的。所以吃的東西也不能隨便給他吃，倘是不容易辦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時辦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辦不到，他就生氣，殺人了。現在是一年到頭給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為難。但是倘說是波菜，他又要生氣的，因為這是便宜貨，所以大家對他就不稱為波菜，另外起一個名字，叫作‘紅嘴綠鸚哥’。”

    在我的故鄉，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紅，正如鸚哥的嘴一樣。

    這樣的連愚婦人看來，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並不，她以為要有的，而且應該聽憑他作威作福。至於用處，仿佛在靠他來鎮壓比自己更強梁的別人，所以隨便殺人，正是非備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須侍奉呢？可又覺得有些危險了，因此隻好又將他練成傻子，終年耐心地專吃著“紅嘴綠鸚哥”。

    其實利用了他的名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和我那老仆婦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過一則又要他弱，一則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聖君”來行道也就是這玩意，因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為要便於操縱，所以又要他頗老實，聽話。

    皇帝一自覺自己的無上威權，這就難辦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鬧起來，還說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於是聖人之徒也隻好請他吃“紅嘴綠鸚哥”了，這就是所謂“天”。據說天子的行事，是都應該體帖天意，不能胡鬧的；而這“天意”也者，又偏隻有儒者們知道著。

    這樣，就決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請教他們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鬧起來了。你對他說“天”麽，他卻道，“我生不有命在天？！”豈但不仰體上天之意而已，還逆天，背天，“射天”，簡直將國家鬧完，使靠天吃飯的聖賢君子們，哭不得，也笑不得。

    於是乎他們隻好去著書立說，將他罵一通，豫計百年之後，即身歿之後，大行於時，自以為這就了不得。

    但那些書上，至多就止記著“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無花的薔薇

    1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

    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為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也還是愛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勖本華爾先生忽然合於我們國度裏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出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床……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於這樣。

    3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麽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裏。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隻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麵皮鼓得急繃繃，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曆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5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麵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歎。

    所以，如果活著，隻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為此征文，徐誌摩先生於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麽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麽？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裏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7

    誌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晨副》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誌摩，郭沫若，鬱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誌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麵，就是在體製方麵，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8

    誌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隻《呐喊》集裏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卻沒有。”（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9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嚐研究過什麽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麽？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麽？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幹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隻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無花的薔薇之二

    1

    英國勃爾根貴族曰：“中國學生隻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卻孔子之教。英帝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詛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黨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雲：“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種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聽眾……質問何所據而雲然；博士語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通真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使生孔子於耶穌之前，則“忘卻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據而雲然”者，當然都受著盧布的驅使無疑了。

    2

    西瀅教授曰：“聽說在‘聯合戰線’中，關於我的流言特別多，並且據說我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紙上到也不大見。”（《現代》六十五。）

    該教授去年是隻聽到關於別人的流言的，卻由他在紙上發表；據說今年卻聽到關於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紙上發表。“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實在特別荒唐，可見關於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為關於別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據說“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他的什麽《甲寅》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氣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

    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氣？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寫什麽“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麵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5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6

    中國隻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隻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7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8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麽相幹？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死地”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仆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隻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複蘇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為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曆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即不容易為“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為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著，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在我麵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汙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裏，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裏，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誌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並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麵。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三月二十五日。）

    可慘與可笑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裏大抵含著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裏，就藏著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裏麵，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嗬！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但從別一方麵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於《京報》。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裏，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記念劉和珍君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麽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幹，但在生者，卻大抵隻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隻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隻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麽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麵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複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隻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隻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汙……。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麽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空談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隻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麽陰毒與凶殘。能逆料的，大概隻有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麽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麽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群眾領袖的錯處，隻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隻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閑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誌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麽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隻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誌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誌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幹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麽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麽近，而四烈士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

    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麽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如此“討赤”

    京津間許多次大小戰爭，戰死了不知多少人，為“討赤”也；執政府前開排槍，打死請願者四十七，傷百餘，通緝“率領暴徒”之徐謙等人五，為“討赤”也；奉天飛機三臨北京之空中，擲下炸彈，殺兩婦人，傷一小黃狗，為“討赤”也。

    京津間戰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兩婦人和被炸傷之一小黃狗，是否即“赤”，尚無“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於府前槍殺之四十七人，則第一

    “明令”已雲有“誤傷”矣；京師地方檢察廳公函又雲“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之行為”矣；而國務院會議又將“從優擬恤”矣。然則徐謙們所率領的“暴徒”那裏去了呢？他們都有符咒，能避槍炮的麽？

    總而言之：“討”則“討”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論。歸根結蒂，“烈士”落葬，徐謙們逃亡，兩個俄款委員會委員出缺。六日《京報》雲：“昨日九校教職員聯席會議代表在法政大學開會，查良釗主席，先報告前日因俄款委員會改組事，與教長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發言，略雲，政府此次擬以外教財三部事務官接充委員，同人應絕對反對，並非反對該項人員人格，實因俄款數目甚大，中國教育界仰賴甚深……。”

    又有一條新聞，題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員會”雲。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於“中國教育界”良非淺鮮也。“從優擬恤”，誰曰不宜！？

    而今而後，庶幾“中國教育界”中，不至於再稱異己者為“盧布黨”歟？

    （四月六日。）

    無花的薔薇之三

    1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現代評論》七十一，《閑話》。）

    這多麽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為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種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仿佛日見其光怪陸離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2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種特別流行於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 Quijote看遊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發匠來檢查；理發匠選出幾部好的留下來，其餘的便都燒掉了。

    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種。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裏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麵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離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於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曆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於是甲校更正，說並未搜檢；乙校更正，說並無此項書籍雲。

    4

    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於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

    5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這時還點綴著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遊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於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裏麵是什麽大英雄得勝之後，必須廓清邪說，誅戮異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卻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萬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確鑿的。

    6

    在報章的角落裏常看見對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於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新的薔薇

    ——然而還是無花的

    因為《語絲》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嗡嗡，——不見得罷。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學者們怕要說。

    ——好！那麽，由它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者們的話。

    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於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麽？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麽？我的話不就等於他們的話了麽？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於一個人和一番話了麽？

    公理是隻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為之憤慨：“……至於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國國旗，以為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

    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麽，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裏，至今還沒有跟著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卻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嗬！”

    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卻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於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來華的時候，“有些誌士”卻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為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

    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清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

    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吃飯；如果大師兄有靈，必將爽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款……。

    （五月二十三日。）

    再來一次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隻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嗬，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嚐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裏，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麽奚落他。現在我在此隻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那“動機”，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裏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麽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麽，“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閑話》所謂“有些誌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為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1879）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題要，這樣說：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裏偷閑。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多識舊書肆中人，因托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告我已在廠甸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隻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躇，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隻能讓汪原放，做序隻能推胡適之，出版隻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麽呢？隻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炮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著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麽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廣告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淒然，因為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為“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歎過了，還講身分麽？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於那些戴著麵具的紳士，卻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於誇張的廣告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廣告也何足為奇？然而呀，這裏用得著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讚成之望，去年在什麽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廣告。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隻知道裏麵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兼差又沒有。那麽，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麽？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隻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麽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幹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幹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隻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卻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為《何典》的廣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

    馬上日記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麵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劄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麵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Ａ信；Ｂ來。三月三日雨，收Ｃ校薪水Ｘ元，複Ｄ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Ｂ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隻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複，或者何時答複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債放在外麵，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麽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麵。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跡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著，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誌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著試試。什麽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麵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為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卻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著實為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麽“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著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為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麵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麽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仿佛有點多事似的。因為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隻好將這作為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卻不然，倒是因為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吃東西吃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隻好聽憑敝胃隱隱地痛著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麽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經忠告過Ｇ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Ｇ先生卻似乎以為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麽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隻是他們的本意卻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隻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

    前幾天和季茀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隻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著向什麽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Dr.H.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裏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Sirup Simpel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為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為問題了，因為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托Fraeulein H．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它幾天。但是，第二瓶卻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它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卻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隻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麽都可疑。呂端大事不胡塗，猶言小事不妨胡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卻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胡盧，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隻有一日分的藥，卻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吃藥也那麽蹭蹬，病卻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Ｈ就攻擊我頭發長，說為什麽不趕快去剪發。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著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隻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簍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裏，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為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雲。唐傅奕考核道經眾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香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雲。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麽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麽忙，又穿著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嚐是“方”的，卻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吃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為什麽叫它“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為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麽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麽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著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著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著兵，有的背著紮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著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著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製服，汗流滿麵的漢子從外麵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著一把小紙片，但卻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恒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麽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麵正有一群人圍著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麽？”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隻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隻有帳桌上坐著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幹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卻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發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麵走，一麵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麽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麽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麵嚐了一嚐。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讚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它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著說。

    “回見。不喝水麽？”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隻要走十幾步，到對麵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Ｌ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Ｌ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才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麽遠，走路又這麽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鍾，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麽一個人，要在這裏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鍾，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鍾才回來哩，你三點鍾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鍾，隻好決計去訪Ｃ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Ｃ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吃午飯。於是請我吃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卻吃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吃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吃飽了就講閑話，直到五點鍾。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方，種著許多樹。一株頻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Ｃ君說，那是在等候頻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頻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麵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啟程後，張其鍠曾為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為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著的兩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

    馬上支日記

    前幾天會見小峰，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峰憮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裏麵去……。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麽呢？——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於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麽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麽？因為《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就實行了，於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隻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Ｓ州，那客店裏的蠅群卻著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它們先追逐著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它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著，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卻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麽“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麽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又看見幾條《茶香室叢鈔》式的東西。已經團入字紙簍裏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在這裏罷——

    宋洪邁《夷堅甲誌》十四雲：“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雲，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岩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

    宋莊季裕《雞肋編》中雲：“浙人以鴨兒為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隻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為諱者，蓋為是耳，不在於無氣也。”案《水滸傳》敘鄆哥向武大索麥稃，“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怎地棧得肥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雲：“餘童丱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峰，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真偽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於不談。隻記得一件：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說畢，合座為之“歡然”雲。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隻好曬死罷了。即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即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裏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才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呆坐著，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人倘能夠“超然象外”，看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清福。我對於報章，向來就不是博覽家，然而這半年來，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遠之，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陳源教授的《閑話》；近之，則如丁文江督辦（？）的自稱“書呆子”演說，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問，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但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卻又相去不可以道裏計。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讚成槍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明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麽？所以三一八慘案，即等於以赤討赤，無論那一麵，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隻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著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大意是日本稱油為“阿蒲拉”（Abura），油的顏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至於“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真確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卻，隻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隻是上卷。但這考據究竟還過於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閑看。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於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因為或種限製，隻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才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隻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於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汗流浹背。隻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於體麵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常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麵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麵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麵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麵”。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出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麵，心有不平而怯於報複，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著中國人之所謂“體麵”或“麵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為這也是關於“華人”的體麵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著“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幹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麽，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幹，這一出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著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麽保存國故，什麽振興道德，什麽維持公理，什麽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麵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隻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出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於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嚐有這麽一個“黨”；隻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卻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複歸那出於自由意誌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隻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麽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隻在他們這麽想，便這麽說，這麽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麽想，卻是那麽說，在後台這麽做，到前台又那麽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麵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麵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托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閭邱辨囿》。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麵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麽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國旗呢？……於是，不想什麽，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裏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雇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我於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才明白了：“長”，是確有價值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隻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閭邱辨囿》。

    也還是因為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為那裏麵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我於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隻有《禮記》裏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裏的一張禦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隻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閭邱辨囿》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隻好拉倒了。

    近年嚐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ｎ。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蔥蒜和雜合麥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隻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衛生，第一而第ｎ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闊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麽吃，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安岡氏的論中國菜，所引據的是威廉士的《中國》（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樂而淫風熾盛》這一篇中。其中有這麽一段——

    “這好色的國民，便在尋求食物的原料時，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為目的。從國外輸入的特殊產物的最多數，就是認為含有這種效能的東西。……在大宴會中，許多菜單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為含有或種特殊的強壯劑底性質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對於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但看到這裏卻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闊人誠然很多淫昏，但還不至於將肴饌和壯陽藥並合。“紂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

    安岡氏又自己說——

    “筍和支那人的關係，也與蝦正相同。彼國人的嗜筍，可謂在日本人以上。雖然是可笑的話，也許是因為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

    會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寶貴的，所以曾有“會稽竹箭”的話。然而寶貴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於戰鬥，並非因為它“挺然翹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筍；因為多，那價錢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鄉，就吃了十多年筍，現在回想，自省，無論如何，總是絲毫也尋不出吃筍時，愛它“挺然翹然”的思想的影子來。因為姿勢而想像它的效能的東西是有一種的，就是肉蓯蓉，然而那是藥，不是菜。總之，筍雖然常見於南邊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頭的電幹和屋裏的柱子一般，雖“挺然翹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沒有什麽關係的。

    然而洗刷了這一點，並不足證明中國人是正經的國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可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岡氏又說，“去今十餘年前，有……稱為《留東外史》這一種不知作者的小說，似乎是記事實，大概是以惡意地描寫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為目的的。然而通讀全篇，較之攻擊日本人，倒是不識不知地將支那留學生的不品行，特地費了力招供出來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這是真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為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止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隻是經曆了幾回中宴會，吃些燕窩魚翅。現在回想，宴中宴後，倒也並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著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欲有關係的；不但從他，我在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為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的錯雜，宛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裏，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又並非將由蠻野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蠻野，假如比前者為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麵製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麵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奸淫擄掠，做著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為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吃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著鮮血的肉類……。

    正午，照例要吃午飯了，討論中止。菜是：幹菜，已不“挺然翹然”的，筍幹，粉絲，醃菜。對於紹興，陳源教授所憎惡的是“師爺”和“刀筆吏的筆尖”，我所憎惡的是飯菜。《嘉泰會稽誌》已在石印了，但還未出版，我將來很想查一查，究竟紹興遇著過多少回大饑饉，竟這樣地嚇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專喜歡儲藏幹物品。有菜，就曬幹；有魚，也曬幹；有豆，又曬幹；有筍，又曬得它不像樣；菱角是以富於水分，肉嫩而脆為特色的，也還要將它風幹……。聽說探險北極的人，因為隻吃罐頭食物，得不到新東西，常常要生壞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幹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峰信並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裏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曆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戰國遊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曆來“流言”的製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麵實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畢，寄給小峰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著，仿佛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卻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個行人唱著戲文走過去，餘音嫋嫋，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裏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於古小說的判決卻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隻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於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嶽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著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須的白麵書生，或者還穿著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著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著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台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嚐嚐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麽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夥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夥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於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夥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著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托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才決計在暑假中將它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為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仇。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於是隻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卻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沉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床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讜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麽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馬上日記之二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閑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Boris Pili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卻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隻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跡。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著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Blasco Ibáez），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z），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卻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為著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卻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於《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裏培進司基（U.Libodinsky），日本卻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周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為祖師，我們的文人卻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為“頻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麽，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曆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麵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著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托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著，開拓著自己的生活，唱著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隻掛著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隻得將寶藏著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吃得很徹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隻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吃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於因此逡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卻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吃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於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隻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卻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著，使它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隻好不作聲，而且這時才記起她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吃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裏稱為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吃，北京卻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係著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吃煮白菜，則即使不至於稱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麵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著，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吃的，一麵想，一麵吃，不料這樣就吃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為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A.J.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著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於“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為是。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於“學理和事實”有妨。

    記“發薪”

    下午，在中央公園裏和Ｃ君做點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報，說，部裏今天發給薪水了，計三成；但必須本人親身去領，而且須在三天以內。

    否則？

    否則怎樣，他卻沒有說。但這是“洞若觀火”的，否則，就不給。隻要有銀錢在手裏經過，即使並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總愛逞逞威風

    的，要不然，他們也許要覺到自己的無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當鋪卻用這樣的勢利臉和高櫃台；明明用銀元去換銅元，錢攤卻帖著“收買現洋”的紙條，隱然以“買主”自命。錢票當然應該可以到負責的地方去換現錢，而有時卻規定了極短的時間，還要領簽，排班，等候，受氣；軍警督壓著，手裏還有國粹的皮鞭。

    不聽話麽？不但不得錢，而且要打了！

    我曾經說過，中華民國的官，都是平民出身，並非特別種族。雖然高尚的文人學士或新聞記者們將他們看作異類，以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從我這幾年的經驗看來，卻委實不很特別，一切脾氣，卻與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經手銀錢的時候，也還是照例有一點借此威風一下的嗜好。

    “親領”問題的曆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但曆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並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張“親領”的是“索薪會”——嗚呼，這些專門名詞，恕我不暇一一解釋了，而且紙張也可惜。——的驍將，晝夜奔走，向國務院呼號，向財政部坐討，一旦到手，對於沒有一同去索的人的無功受祿，心有不甘，用此給吃一點小苦頭的。其意若曰，這錢是我們討來的，就同我們的一樣；你要，必得到這裏來領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親自送到受惠者的家裏去的麽？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現在是無論怎麽“索”，早已一文也不給了，如果偶然“發薪”，那是意外的上頭的嘉惠，和什麽“索”絲毫無關。不過臨時發布“親領”命令的施主卻還有，隻是已非善於索薪的驍將，而是天天“畫到”，未曾另謀生活的“不貳之臣”了。所以，先前的“親領”是對於沒有同去索薪的人們的罰，現在的“親領”是對於不能空著肚子，天天到部的人們的罰。

    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總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近來有幾個心懷叵測的名人間接忠告我，說我去年作文，專和幾個人鬧意見，不再論及文學藝術，天下國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曆其境的小事，尚且參不透，說不清，更何況那些高尚偉大，不甚了然的事業？我現在隻能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至於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

    總之，我以為現在的“親領”主張家，已頗不如先前了，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謂“每況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騷如方玄綽者，似乎也已經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報，便走出公園，跳上車，徑奔衙門去。

    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的。到裏麵，不見什麽人，因為辦公時間已經改在上午，大概都已親領了回家了。覓得一位聽差，問明了“親領”的規則，是先到會計科去取得條子，然後拿了這條子，到花廳裏去領錢。

    就到會計科，一個部員看了一看我的臉，便翻出條子來。我知道他是老部員，熟識同人，負著“驗明正身”的重大責任的；接過條子之後，我便特別多點了兩個頭，以表示告別和感謝之至意。

    其次是花廳了，先經過一個邊門，隻見上帖紙條道：“丙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滿百元”。我看自己的條子上，寫的是九十九元，心裏想，這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同時便直撞進去。看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說道這“不滿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並不在這裏，是在裏間。

    就到裏間，那裏有兩張大桌子，桌旁坐著幾個人，一個熟識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條子去，簽了名，換得錢票，總算一帆風順。這組的旁邊還坐著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監督者，因為他敢於解開了官紗——也許是紡綢，我不大認識這些東西。——小衫，露著胖得擁成折迭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過了折疊往下流。

    這時我無端有些感慨，心裏想，大家現在都說“災官”“災官”，殊不知“心廣體胖”的還不在少呢。便是兩三年前教員正嚷索薪的時候，學校的教員豫備室裏也還有人因為吃得太飽了，咳的一聲，胃中的氣體從嘴裏反叛出來。

    走出外間，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還在，便拉住他發牢騷。

    “你們怎麽又鬧這些玩藝兒了？”我說。

    “這是他的意思……。”他和氣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麽辦呢？放在門板上抬來麽？”

    “他說：這些都另法辦理。……”

    我是一聽便了然的，隻是在“門——衙門之門——外漢”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點注解。這所謂“他”者，是指總長或次長而言。此時雖然似乎所指頗蒙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實，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許又要更蒙朧。總而言之，薪水既經到手，這些事便應該“適可而止，毋貪心也”的，否則，怕難免有些危機。即如我的說了這些話，其實就已經不大妥。

    於是我退出花廳，卻又遇見幾個舊同事，閑談了一回。知道還有“戊組”，是發給已經死了的人的薪水的，這一組大概無須“親領”。又知道這一回提出“親領”律者，不但“他”，也有“他們”在內。所謂“他們”者，粗粗一聽，很像“索薪會”的頭領們，但其實也不然，因為衙門裏早就沒有什麽“索薪會”，所以這一回當然是別一批新人物了。

    我們這回“親領”的薪水，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的。因此，事前就有了兩種學說。一，即作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發給。然而還有新來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於是第二種新學說自然起來：不管先前，隻作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發給。不過這學說也不大妥，隻是“不管先前”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這個辦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經營過。去年章士釗將我免職之後，自以為在地位上已經給了一個打擊，連有些文人學士們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人，看過“滿床滿桌滿地”的德文書的，即刻又悟到我單是拋了官，還不至於一敗塗地，因為我還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於是他們的司長劉百昭便在部務會議席上提出，要不發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為何月的薪水。這辦法如果實行，我的受打擊是頗大的，因為就受著經濟的迫壓。然而終於也沒有通過。那致命傷，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劉百昭們又不肯自稱革命黨，主張不管什麽，都從新來一回。

    所以現在每一領到政費，所發的也還是先前的錢；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間卻在，實在也有些難於說是現今不在，連那時的曾經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學說起來，總得采納一點，這采納一點，也就是調和一些。因此，我們這回的收條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錢的數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這麽一來，既然並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點錢，可謂比較的周到。於我是無益也無損，隻要還在北京，拿得出“正身”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裏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隻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於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裏麵坐著幾個人物，外麵掛著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裏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後，人不見了，接著連招牌也不見了；於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

    但現在卻還的確收了九十九元，對於生活又較為放心，趁閑空來發一點議論再說。

    （七月二十一日。）

    記談話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裏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為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周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它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於冷靜，過於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著熱烈的希望，發揮著豐富的感情的。在這一次談話裏，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麽，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為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為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培良〕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裏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麽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曆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裏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麽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忒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裏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於“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隻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著的德文書裏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裏文學書多得很，為什麽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將它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誌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誌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幹。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為不受上司的辱罵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裏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著。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於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贍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複仇了，一切是仇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盡然。我的家裏還住著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隻好逃進城裏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隻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它。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麽會裏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麽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隻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曆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隻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隻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周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是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裏，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上海通信

    小峰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麽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製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麽？”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裏來演說，“使之聞之”。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麽？然而自己隻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槍，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裏（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念念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麽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隻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隻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著槍，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群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槍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槍階級”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鍾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才遇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閑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裏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複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於是隻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訖記。）

    華蓋集續編的續編

    在廈門島的四個月，隻做了幾篇無聊文字，除去最無聊者，還剩六篇，稱為《華蓋集續編的續編》，總算一年中所作的雜感全有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魯迅記。

    廈門通信

    H.M.兄：

    我到此快要一個月了，懶在一所三層樓上，對於各處都不大寫信。這樓就在海邊，日夜被海風呼呼地吹著。海濱很有些貝殼，檢了幾回，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四圍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鋪，隻有一家，買點罐頭食物和糕餅，掌櫃的是一個女人，看年紀大概可以比我長一輩。

    風景一看倒不壞，有山有水。我初到時，一個同事便告訴我：山光海氣，是春秋早暮都不同。還指給我石頭看：這塊像老虎，那塊像癩蝦蟆，那一塊又像什麽什麽……。我忘記了，其實也不大相像。我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但好幾天，卻忘不掉鄭成功的遺跡。離我的住所不遠就有一道城牆，據說便是他築的。一想到除了台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台灣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謂“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才亡的，這一年，那“仁皇帝”們便修補“十三經”和“二十一史”的刻板。現在呢，有些國民巴不得讀經；殿板“二十一史”也變成了寶貝，古董藏書家不惜重資，購藏於家，以貽子孫雲。然而鄭成功的城卻很寂寞，聽說城腳的沙，還被人盜運去賣給對麵鼓浪嶼的誰，快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見許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張著帆駛向鼓浪嶼去，大約便是那賣沙的同胞。

    周圍很靜；近處買不到一種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時也覺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見灰煙瘴氣的《現代評論》。這不知是怎的，有那麽許多正人君子，文人學者執筆，竟還不大風行。

    這幾天我想編我今年的雜感了。自從我寫了這些東西，尤其是關於陳源的東西以後，就很有幾個自稱“中立”的君子給我忠告，說你再寫下去，就要無聊了。我卻並非因為忠告，隻因環境的變遷，近來竟沒有什麽雜感，連結集舊作的事也忘卻了。前幾天的夜裏，忽然聽到梅蘭芳“藝員”的歌聲，自然是留在留聲機裏的，像粗糙而鈍的針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於是我就想到我的雜感，大約也刺得佩服梅“藝員”的正人君子們不大舒服罷，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雜感是印在紙上的，不會振動空氣，不願見，不翻他開來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來哄騙我。我願意我的東西躺在小攤上，被願看的買去，卻不願意受正人君子賞識。世上愛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歡曼陀羅花或無名小草的，朋其還將霸王鞭種在茶壺裏當盆景哩。不過看看舊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給我抄一點麽？

    此時又在發風，幾乎日日這樣，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時也偶然去散步，在叢葬中，這是Borel講廈門的書上早就說過的：中國全國就是一個大墓場。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寫先妣某而沒有兒子的姓名的；有頭上橫寫著地名的；還有刻著“敬惜字紙”四字的，不知道叫誰敬惜字紙。這些不通，就因為讀了書之故。假如問一個不識字的人，墳裏的人是誰，他道父親；再問他什麽名字，他說張二；再問他自己叫什麽，他說張三。照直寫下來，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寫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塗，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的，從元朝到清朝就終於沒有了局。

    我還同先前一樣；不過太靜了，倒是什麽也不想寫。

    魯迅。九月二十三日。

    廈門通信（二）

    小峰兄：

    《語絲》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許多信件一同收到，在這裏是常有的事，大約每星期有兩回。我看了這兩期的《語絲》特別喜歡，恐怕是因為他們已經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罷。在中國，幾個人組織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實在是不容易的。

    我雖然在這裏，也常想投稿給《語絲》，但是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一莖半葉。現在隻是編講義。為什麽呢？這是你一定了然的：為吃飯。吃了飯為什麽呢？倘照這樣下去，就是為了編講義。吃飯是不高尚的事，我倒並不這樣想。然而編了講義來吃飯，吃了飯來編講義，可也覺得未免近於無聊。別的學者們教授們又作別論，從我們平常人看來，教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

    忽然記起一件事來了，還是夏天罷，《現代評論》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說過：因為罵人的小報流行，正經的文章沒有人看，也不能印了。我很佩服這些學者們的大才。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調查一下，他們有多少正經文章的稿子“藏於家”，給我開一個目錄？但如果是講義，或者什麽民法八萬七千六百五十四條之類，那就不必開，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園兄的信，說北京已經結冰了。這裏卻還隻穿一件夾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先生的什麽“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等類妙文，拿到這裏來就完全是“無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卻並不離披，景象大概還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門前有一株不認識的植物，開著秋葵似的黃花。我到時就開著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開起的；現在還開著；還有未開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麽時候才肯開完。“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我近來很有些怕敢看他了。還有雞冠花，很細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紅紅黃黃地永是這樣一盆一盆站著。

    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為不但是滿眼隻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怕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看桃花，你想夠多麽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車輪般大，也隻能在初上去的時候，暫時吃驚，決不會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然而荷葉卻早枯了；小草也有點萎黃。這些現象，我先前總以為是所謂“嚴霜”之故，於是有時候對於那“廩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擊。然而這裏卻沒有霜，也沒有雪，凡萎黃的都是“壽終正寢”，怪不得別個。嗚呼，牢騷材料既被減少，則又有何話之可說哉！

    現在是連無從發牢騷的牢騷，也都發完了。再談罷。從此要動手編講義。

    魯迅。十一月七日。

    《阿Q正傳》的成因

    在《文學周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為然，至今也還不以為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麽話要說，也沒有什麽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呐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麽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隻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麽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呐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隻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為我想做什麽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為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為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為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隻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為“開心話”的了，每周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裏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閑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麵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隻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呐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隻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隻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隻得做，心裏想著“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為難……。”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周一周挨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隻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隻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為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麽？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讚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麽，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佛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卻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卻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裏槍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槍，一共打了七槍。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麽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群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槍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麽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槍，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刀鍘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麵——

    ▲杜小拴子刀鍘餘人槍斃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鍘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衝北，對著已備好的刑桌前站著。……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著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麵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鍘，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槍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後麵，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麽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著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著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著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曆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麽好……。

    至於《阿Q正傳》的譯本，我隻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麽。隻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十二月三日，在廈門寫。）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

    闊別了多年的SF君，忽然從日本東京寄給我一封信，轉來轉去，待我收到時，去發信的日子已經有二十天了。但這在我，卻真如空穀裏聽到跫然的足音。信函中還附著一片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的記載，是德富蘇峰氏糾正我那《小說史略》的謬誤的。

    凡一本書的作者，對於外來的糾正，以為然的就遵從，以為非的就緘默，本不必有一一說明下筆時是什麽意思，怎樣取舍的必要。但蘇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經記》的收藏者，那措辭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來說幾句話。

    首先還得翻出他的原文來——

    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蘇峰生

    頃讀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有雲：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雲“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為宋時臨安書鋪，世因以為宋刊，然逮於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這倒並非沒有聊加辯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經記》者，實是我的成簣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經詩話》的袖珍本，則是故三浦觀樹將軍的珍藏。這兩書，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紅葉廣知於世，從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書中的高山寺的印記，又看高山寺藏書目錄，都證明著如此。

    這不但作為宋槧的稀本；作為宋代所著的說話本（日本之所謂言文一致體），也最可珍重的的罷。然而魯迅氏卻輕輕地斷定道，“此書或為元人撰，未可知矣。”過於太早計了。

    魯迅氏未見這兩書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見，則其為宋槧，決不容疑。其紙質，其墨色，其字體，無不皆然。不僅因為張家是宋時的臨安的書鋪。

    加之，至於成簣堂的《取經記》，則有著可以說是宋版的特色的闕字。好個羅振玉氏，於此早已覺到了。

    皆（三浦本，成簣堂本）為高山寺舊藏。而此本（成簣堂藏《取經記》）刊刻尤精，書中

    羅振玉氏對於此，曾這樣說。宋代平話，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宋人平話之傳於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因為是斯學界中如此重要的書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無用之業罷。

    總之，蘇峰氏的意思，無非在證明《三藏取經記》等是宋槧。其論據有三——

    一 紙墨字體是宋；

    二 宋諱缺筆；

    三 羅振玉氏說是宋刻。

    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於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錯誤，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卻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後麵就有羅跋，正不必再求之於《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我所謂“世因以為宋刊”，即指羅跋而言。現在蘇峰氏所舉的三證中，除紙墨因確未目睹，無從然否外，其餘二事，則那時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來了。

    某朝諱缺筆是某朝刻本，是藏書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訣，隻要稍看過幾部舊書的人，大抵知道的。何況缺筆的

    羅氏的論斷，在日本或者很被引為典據罷，但我卻並不盡信奉，不但書跋，連書畫金石的題跋，無不皆然。即如羅氏所舉宋代平話四種中，《宣和遺事》我也定為元人作，但這並非我的輕輕斷定，是根據了明人胡應麟氏所說的。而且那書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話都有，也不盡是“平話”。

    我的看書，和藏書家稍不同，是不盡相信缺筆，抬頭，以及羅氏題跋的。因此那時便疑；隻是疑，所以說“或”，說“未可知”。我並非想要唐突宋槧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過輕疑而已，至於“輕輕地斷定”，則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後，就成為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為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為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雜入一點滑稽輕薄的論調，每容易迷眩一般讀者，使之失去冷靜，墜入彀中，所以我便譯出，並略加說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

    《新女性》八月號登有“狂飆社廣告”，說：“狂飆運動的開始遠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文學家合辦《莽原》……茲為大規模地進行我們的工作起見於北京出版之《烏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種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籌辦《狂飆叢書》及一篇幅較大之刊物”雲雲。我在北京編輯《莽原》《烏合叢書》《未名叢刊》三種出版物，所用稿件，皆係以個人名義送來；對於狂飆運動，向不知是怎麽一回事：如何運動，運動甚麽。今忽混稱“合辦”，實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聲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則假借虛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業經先有陳源在《現代評論》上，近有長虹在《狂飆》上，迭加嘲罵，而狂飆社一麵又錫以第三頂“紙糊的假冠”，真是頭少帽多，欺人害己，雖“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得又來特此聲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驅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譯名。此等名號，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別有作用，本人事前並不知情，事後亦未嚐高興。倘見者因此受愚，概寫本人無涉。

    廈門通信（三）

    小峰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兩篇，想已到。其實這一類東西，本來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則因為這裏有幾個少年希望我耍幾下，二則正苦於沒有文章做，所以便寫了幾張，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點批評廈門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沒有做，言語不通，又不知各種底細，從何說起。例如這裏的報紙上，先前連日鬧著“黃仲訓霸占公地”的筆墨官司，我至今終於不知道黃仲訓何人，曲折怎樣，如果竟來批評，豈不要笑斷真的批評家的肚腸。但別人批評，我是不妨害的。以為我不準別人批評者，誣也；我豈有這麽大的權力。不過倘要我做編輯，那麽，我以為不行的東西便不登，我委實不大願意做一個莫名其妙的什麽運動的傀儡。

    前幾天，卓治睜大著眼睛對我說，別人胡罵你，你要回罵。還有許多人要看你的東西，你不該默不作聲，使他們迷惑。你現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聽了又打了一個寒噤，和先前聽得有人說青年應該學我的多讀古文時候相同。嗚呼，一戴紙冠，遂成公物，負“幫忙”之義務，有回罵之必須，然則固不如從速坍台，還我自由之為得計也。質之高明，未識以為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廈門大學的職務，我已經都稱病辭去了。百無可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幾個學生向我訴苦，說他們是看了廈門大學革新的消息而來的，現在不到半年，今天這個走，明天那個走，叫他們怎麽辦？這實在使我夾脊梁發冷，啞口無言。不料“思想界權威者”或“思想界先驅者”這一頂“紙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誤人子弟。幾回廣告（卻並不是我登的），將他們從別的學校裏騙來，而結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萬分抱歉。我很惋惜沒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記事，將學生們攔住。“見麵時一談，不見時一戰”哲學，似乎有時也很是誤人子弟的。

    你大約還不知道底細，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確想在這裏住兩年，除教書之外，還希望將先前所集成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鉤沈》印出。這兩種書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請你印。因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無疑，惟有有錢的學校才合適。及至到了這裏，看看情形，便將印《漢畫象考》的希望取消，並且自己縮短年限為一年。其實是已經可以走了，但看著語堂的勤勉和為故鄉做事的熱心，我不好說出口。後來豫算不算數了，語堂力爭；聽說校長就說，隻要你們有稿子拿來，立刻可以印。於是我將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約至多十分鍾罷，拿回來了，從此沒有後文。這結果，不過證明了我確有稿子，並不欺騙。那時我便將印《古小說鉤沈》的意思也取消，並且自己再縮短年限為半年。語堂是除辦事教書之外，還要防暗算，我看他在不相幹的事情上，弄得力盡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開會議，連國學院的周刊也幾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長的意思，卻要添顧問，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顧問，據說是所以連絡感情的。我真不懂廈門的風俗，為什麽研究國學，就會傷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顧問的繩，將他絡住？聯絡感情法我沒有研究過；兼士又已辭職，所以我決計也走了。現在去放假不過三星期，本來暫停也無妨，然而這裏對於教職員的薪水，有時是錙銖必較的，離開學校十來天也想扣，所以我不想來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經出題考試，作一結束了。閱卷當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請暫勿寄來，待我有了駐足之所，當即函告，那時再寄罷。

    臨末，照例要說到天氣。所謂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評家指為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聲明：並非如此。天氣，確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黃得多；然而我那門前的秋葵似的黃花卻還在開著，山裏也還有石榴花。蒼蠅不見了，蚊子間或有之。

    夜深了，再談罷。

    魯迅。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覺醒來，聽到柝聲，已經是五更了。這是學校的新政，上月添設，更夫也不止一人。我聽著，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聲調最分明地可以區別的有兩種——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聲調也有派別，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並以奉告，當作一件新聞。

    海上通信

    小峰兄：

    前幾天得到來信，因為忙於結束我所擔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現在總算離開廈門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麽海上。總之一麵是一望汪洋，一麵卻看見島嶼。但毫無風濤，就如坐在長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顛簸自然是有的，不過這在海上就算不得顛簸；陸上的風濤要比這險惡得多。

    同艙的一個是台灣人，他能說廈門話，我不懂；我說的藍青官話，他不懂。他也能說幾句日本話，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於是乎隻好筆談，才知道他是絲綢商。我於絲綢一無所知，他於絲綢之外似乎也毫無意見。於是乎他隻得睡覺，我就獨霸了電燈寫信了。

    從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閑空，給《唐宋傳奇集》做一篇後記，準備付印，不料現在又隻得擱起來。至於《野草》，此後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省得人來謬托知己，舐皮論骨，什麽是“入於心”的。但要付印，也還須細看一遍，改正錯字，頗費一點工夫。因此一時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才上船，因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後來是等船。在最後的一星期中，住著實在很為難，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隻以為要飯碗不容易，現在才知道不要飯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辭職時，是說自己生病，因為我覺得無論怎樣的暴主，還不至於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並非氣厥病，也不至於牽連了別人。不料一部分的青年不相信，給我開了幾次送別會，演說，照相，大抵是逾量的優禮，我知道有些不妥了，連連說明：我是戴著“紙糊的假冠”的，請他們不要惜別，請他們不要憶念。但是，不知怎地終於發生了改良學校運動，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長罷免大學秘書劉樹杞博士。

    聽說三年前，這裏也有一回相類的風潮，結果是學生完全失敗，在上海分立了一個大夏大學。那時校長如何自衛，我不得而知；這回是說我的辭職，和劉博士無幹，乃是胡適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所以走掉的。這話就登在鼓浪嶼的日報《民鍾》上，並且已經加以駁斥。但有幾位同事還大大地緊張起來，開會提出質問；而校長卻答複得很幹脆：沒有說這話。有的還不放心，更給我放散別種的謠言，要減輕“排擠說”的勢力。真是“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如果我安心在廈門大學吃飯，或者沒有這些事的罷，然而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長林文慶博士是英國籍的中國人，開口閉口，不離孔子，曾經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可惜名目我忘記了。聽說還有一本英文的自傳，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在正做著《人種問題》。他待我實在是很隆重，請我吃過幾回飯；單是餞行，就有兩回。不過現在“排擠說”倒衰退了；前天所聽到的是他在宣傳，我到廈門，原是來搗亂，並非豫備在廈門教書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沒有辭掉。

    現在我沒有到北京，“位置說”大概又要衰退了罷，新說如何，可惜我已在船上，不得而知。據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見其深重的，因為中國向來就是“當麵輸心背麵笑”，正不必“新的時代”的青年才這樣。對麵是“吾師”和“先生”，背後是毒藥和暗箭，領教了已經不隻兩三次了。

    新近還聽到我的一件罪案，是關於集美學校的。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現在因為反對校長，鬧了風潮了。先前，那校長葉淵定要請國學院裏的人們去演說，於是分為六組，每星期一組，凡兩人。第一次是我和語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書來迎接。此公和我談起，校長的意思是以為學生應該專門埋頭讀書的。我就說，那麽我卻以為也應該留心世事，和校長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罷。他卻道不妨，也可以說說。於是第二天去了，校長實在沉鷙得很，殷勤勸我吃飯。我卻一麵吃，一麵愁。心裏想，先給我演說就好了，聽得討厭，就可以不請我吃飯；現在飯已下肚，倘使說話有背謬之處，適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後講演，我說的是照例的聰明人不能做事，因為他想來想去，終於什麽也做不成等類的話。那時校長坐在我背後，我看不見。直到前幾天，才聽說這位葉淵校長也說集美學校的鬧風潮，都是我不好，對青年人說話，那裏可以說人是不必想來想去的呢。當我說到這裏的時候，他還在後麵搖搖頭。

    我的處世，自以為退讓得盡夠了，人家在辦報，我決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開會，我決不自己去演說。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須任憑我說一點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寧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但這裏卻必須我開口說話，而話又須合於校長之意。我不是別人，那知道別人的意思呢？“先意承誌”的妙法，又未曾學過。其被搖頭，實活該也。

    但從去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壞，或者是進步了。雖或受著各方麵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著一點沉重了。這是我經曆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才獲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隻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場。海上的月色是這樣皎潔；波麵映出一大片銀鱗，閃爍搖動；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溫柔。我不信這樣的東西是會淹死人的。但是，請你放心，這是笑話，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還毫沒有跳海的意思。

    魯迅。一月十六夜，海上。(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