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

    題辭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複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於是隻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話，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裏，編完那年那時為止的雜感集後，寫在末尾的，現在便取來作為一九二七年的雜感集的題辭。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魯迅校訖記。

    一九二七年

    黃花節的雜感

    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裏“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麽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為尋些材料，好發議論起見，隻得查《辭源》。書裏麵有是有的，可不過是：

    “黃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數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於此。”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於我並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從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的例子推想起來，當時大概有若幹人痛惜，若幹人快意，若幹人沒有什麽意見，若幹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接著便將被人們忘卻。久受壓製的人們，被壓製時隻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隻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卻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於是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這於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麽，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隻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於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卻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麽“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並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吊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卻覺得大家對於節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黃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複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幸福的花果，為著後來的人們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略論中國人的臉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隻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隻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象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徒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麽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隻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麽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麵的事。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麽。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麽。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麽，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種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隻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隻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隻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四月六日。）

    革命時代的文學

    ——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麽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麽。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呐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麽益處呢？

    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隻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麽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麽人類成了人，猴子終於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於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麽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麽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麵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麽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複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複仇的文學，然而他的恢複，是靠著歐洲大戰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隻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麵對於舊製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麵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麽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麵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麵看見舊的製度滅亡了，所以唱起挽歌來。但是懷舊，唱挽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挽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製度挽歌，對新製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隻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讚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於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麽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裏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一出戲裏，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腳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隻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隻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隻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隻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隻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隻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讚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

    張秀哲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勞動問題》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讚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的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隻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隻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麽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魯迅識於廣州中山大學。

    略談香港

    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閑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幹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麽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裏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幹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雲。

    ▲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於是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裏被抽藤條。“司”當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甚麽。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這□□□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顏之推以為學鮮卑語，彈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帶著書籍的人也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文件”的。這“危險”的界說，我不知其詳。總之一有嫌疑，便麻煩了。人先關起來，書去譯成英文，譯好之後，這才審判。而這“譯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記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時，裁判就用翻譯。一個和尚去告狀追債，而債戶商同通事，將他的狀子改成自願焚身了。官說道好；於是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Ｘ司”所不悅，他們是的確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

    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Ｘ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搬出中山大學之後，那邊的《工商報》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已經逃走。後來，則在《循環日報》上，以講文學為名，提起我的事，說我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現在則“到了漢口”。我知道這種宣傳有點危險，意在說我先是研究係的好友，現是共產黨的同道，雖不至於“槍終路寢”，益處大概總不會有的，晦氣點還可以因此被關起來。

    便寫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循環世界》裏，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來多嘴。但其中有關於我的三點，我自己比較的清楚些，可以請為更正，即：

    “一，我從來沒有做過《晨報副刊》的‘特約撰述員’。

    “二，陳大悲被攻擊後，我並未停止投稿。

    “三，我現仍在廣州，並沒有‘到了漢口’。”

    從發信之日到今天，算來恰恰一個月，不見登出來。“總之你是這樣的：因為我說你是這樣”罷。幸而還有內地的《語絲》；否則，“十二藤”，“□□□”，那裏去訴苦！

    我現在還有時記起那一位船上的廣東朋友，雖然神經過敏，但怕未必是無病呻吟。他經驗多。

    若夫“香江”（案：蓋香港之雅稱）之於國粹，則確是正在大振興而特振興。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環日報》“昨日下午督憲府茶會”條下，就說：

    “（上略）賴濟熙太史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容緩視，若不貫徹進行，深為可惜，（中略）周壽臣爵士亦演說漢文之宜見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係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後督憲以華語演說，略謂華人若不通漢文為第一可惜，若以華人而中英文皆通達，此後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學漢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閑視之雲雲。（下略）”

    我又記得還在報上見過一篇“金製軍”的關於國粹的演說，用的是廣東話，看起來頗費力；又以為這“金製軍”是前清遺老，遺老的議論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會它了。現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這“金製軍”原來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國人也。大驚失色，趕緊跳起來去翻舊報。運氣，在六月二十八日這張《循環日報》上尋到了。因為這是中國國粹不可不振興的鐵證，也是將來“中國國學振興史”的貴重史料，所以毫不刪節，並請廣東朋友校正誤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選》句，因為不能懸揣“金製軍”究竟如何說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貼於下，加以略注，希《語絲》記者以國學前途為重，予以排印，至紉公誼：

    ▲六月二十四號督轅茶會金製軍演說詞

    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學業，周爵紳，賴太史，今日已經發揮盡致，毋庸我詳細再講咯，我對於呢件事，覺得有三種不能不辦嘅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談談，（第一）係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香港地方，華人居民，最占多數，香港大學學生，華人子弟，亦係至多，如果在呢間大學，徒然側重外國科學文字，對於中國曆代相傳嘅大道宏經，反轉當作等閑，視為無足輕重嘅學業，豈唔係一件大憾事嗎，所以為香港中國居民打算，為大學中國學生打算，呢一科實在不能不辦，（第二）係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中國事物文章，原本有極可寶貴嘅價值，不過因為文字過於艱深，所以除嘵書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極高嘅人以外，能夠領略其中奧義嘅，實在很少，為呢個原故，近年中國學者，對於（整理國故）嘅聲調已經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國大陸相離，僅僅隔一衣帶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國學科，能夠設立完全，將來集合一班大學問嘅人，將向來所有困難，一一加以整理，為後生學者，開條輕便嘅路途，豈唔係極安慰嘅事咩，所以為中國發揚國光計，呢一科更不能不辦，（第三）就係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中國通商以來，華人學習語言文字，成通材嘅，雖然項背相望，但係外國人精通漢學，同埋中國人精通外國科學，能夠用中國言語文字翻譯介紹各國高深學術嘅，仍然係好少，呢的豈係因外國人，同中國外洋留學生，唔願學華國文章，不過因中國文字語言，未曾用科學方法整理完備，令到呢兩班人，抱一類（可望而不可即）之歎

    略注：

    這裏的括弧，間亦以代曲鉤之用。爵紳蓋有爵的紳士，不知其詳。呢＝這。而家＝而今。嘅＝的。係＝是。唔＝無，不。嘵＝了。同埋＝和。咩＝呢。

    注畢不免又要發感慨了。《漢風雜誌》我沒有拜讀過；但我記得一點舊事。前清光緒末年，我在日本東京留學，親自看見的。那時的留學生中，很有一部分抱著革命的思想，而所謂革命者，其實是種族革命，要將土地從異族的手裏取得，歸還舊主人。除實行之外，有些人是辦報，有些人是鈔舊書。所鈔的大抵是中國所沒有的禁書，所講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書，因為是《湖北學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漢聲》，那封麵上就題著四句古語：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這是明明白白，叫我們想想漢族繁榮時代，和現狀比較一下，看是如何，——必須“光複舊物”。說得露骨些，就是“排滿”；推而廣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後，竟變成在香港大學保存國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浹”的標語了。我實在想不到這四句“集《文選》句”，竟也會被外國人所引用。

    這樣的感慨，在現今的中國，發起來是可以發不完的。還不如講點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餘興”。從予先生在《一般》雜誌（目錄上說是獨逸）上批評我的小說道：“作者的筆鋒……並且頗多詼諧的意味，所以有許多小說，人家看了，隻覺得發鬆可笑。換言之，即因為此故，至少是使讀者減卻了不少對人生的認識。”悲夫，這“隻覺得”也！但我也確有這種的毛病，什麽事都不能正正經經。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發到底。隻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為整年的發感慨，倘是假的，豈非無聊？倘真，則我早已感憤而死了，那裏還有議論。我想，活著而想稱“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為有趣，想要介紹的也不過是一個廣告。港報上頗多特別的廣告，而這一個最奇。我第一天看《循環日報》，便在第一版上看見的了，此後每天必見，我每見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終於想不通是怎麽一回事：

    （七月十一日於廣州東堤。）

    讀書雜談

    ——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裏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麽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麽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隻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麽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麽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裏，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隻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裏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幹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裏研究的，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麽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遊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隻限於文學方麵，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曆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嚐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麽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麽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裏麵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麽，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裏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煩的衒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麽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嚐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麽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隻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隻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隻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裏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曆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麽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隻好先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通信

    小峰兄：

    收到了幾期《語絲》，看見有《魯迅在廣東》的一個廣告，說是我的言論之類，都收集在內，後來的另一廣告上，卻變成“魯迅著”了。我以為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麽“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隻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麽？

    沒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罷。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秀才了麽？然而不得已，也隻好起承轉合，上台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鍾為限。可是心裏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歎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還有一層，我凡有東西發表，無論講義，演說，是必須自己看過的。但那時太忙，有時不但稿子沒有看，連印出了之後也沒有看。這回變成書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終於不明白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裏麵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我也不想拿什麽費話來搗亂，但以我們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許我實行下列三樣——

    一，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二，將廣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這樣一來，就隻剩了別人所編的別人的文章，我當然心安理得，無話可說了。但是，還有一層，看了《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後麵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為“魯迅在廣東”。

    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沒有作品。

    至於那時關於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罷。我還記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體似的對我說道：“又在恭維你了！看見了麽？”我總點點頭，說，“看見了。”談下去，他照例說，“在西洋，文學是隻有女人看的。”我也點點頭，說，“大概是的罷。”心裏卻想：戰士和革命者的虛銜，大約不久就要革掉了罷。

    照那時的形勢看來，實在也足令認明了我的“紙糊的假冠”的才子們生氣。但那形勢是另有緣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談。現在所要說的，隻是報上所表見的，乃是一時的情形；此刻早沒有假冠了，可惜報上並不記載。但我在廣東的魯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寫一點出來，給憎惡我的先生們平平心——

    一，“戰鬥”和“革命”，先前幾乎有修改為“搗亂”的趨勢，現在大約可以免了。但舊銜似乎已經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書，已經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題簽，已經撤換。

    三，報上說我已經逃走；或者說我到漢口來了。寫信去更正，就沒收。

    四，有一種報上，竭力不使它有“魯迅”兩字出現，這是由比較兩種報上的同一記事而知道的。

    五，一種報上，已給我另定了一種頭銜，曰，雜感家。評論是“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此外別無可稱。”然而他希望我們和《現代評論》合作。為什麽呢？他說：“因為我們細考兩派文章思想。初無什麽大別。”（此刻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轉錄上海的《學燈》的。原來如此，無怪其然。寫完之後，追注。）

    六，一個學者，已經說是我的文字損害了他，要將我送官了，先給我一個命令道：“暫勿離粵，以俟開審！”

    阿呀，仁兄，你看這怎麽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縲絏之憂”了。“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這樣僥幸的事罷，唉唉，嗚呼！

    但那是其實沒有什麽的，以上雲雲，真是“小病呻吟”。我之所以要聲明，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以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揮“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幾位青年，納罕我為什麽近來不開口。你看，再開口，豈不要永“勿離粵，以俟開審”了麽？語有之曰：是非隻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此之謂也。

    我所遇見的那些事，全是社會上的常情，我倒並不覺得怎樣。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幾個同我來的學生，至今還找不到學校進，還在顛沛流離。我還要補足一句，是：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認得。所以有一個，曾得到他的同鄉的忠告道：“你以後不要再說你是魯迅的學生了罷。”在某大學裏，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為“語絲派”；和我認識，就要被叫為“魯迅派”的。

    這樣子，我想，已經夠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還要聲明一句，這是一部分的人們對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還和我來往，或要我寫字或講演的人，偶然也仍舊有的。

    《語絲》我仍舊愛看，還是他能夠破破我的岑寂。但據我看來，其中有些關於南邊的議論，未免有一點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頗以“正人君子”之南下為奇，殊不知《現代》在這裏，一向是銷行很廣的。相距太遠，也難怪。我在廈門，還隻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此以後，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之分。一直到近來，才知道非共產黨而稱為什麽Y什麽Y的，還不止一種。我又仿佛感到有一個團體，是自以為正統，而喜歡監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監督之列，有時遇見盤問式的訪問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們。但是否的確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說不出名目，因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沒有聽到過的。

    以上算是牢騷。但我覺得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你知道苦了罷？你改悔不改悔？”大約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對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問的。我的仁兄，你也許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複：“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雞的雞冠似的彩色的變換，在“以俟開審”之暇，隨便看看，實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沒有？一群正人君子，連拜服“孤桐先生”的陳源教授即西瀅，都舍棄了公理正義的棧房的東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服務”了。《民報》的廣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權威”兩個字，當時陳源教授多麽挖苦呀。這回我看見《閑話》出版的廣告，道：“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尤其不可不讀《閑話》！”這真使我覺得飄飄然，原來你不必“請君入甕”，自己也會爬進來！

    但那廣告上又舉出一個曾經被稱為“學棍”的魯迅來，而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這“文藝批評界的權威”並列，卻確乎給了我一個不小的打擊。我立刻自覺：阿呀，痛哉，又被釘在木板上替“文藝批評界的權威”做廣告了。兩個“權威”，一個假的和一個真的，一個被“權威”挖苦的“權威”和一個挖苦“權威”的“權威”。嗬嗬！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魯迅。九，三。

    答有恒先生

    有恒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淩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淩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麽？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自己是一個……。是什麽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嚐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麽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麽，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麽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隻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麽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係”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麽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麽？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裏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麽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麽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隻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麽“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嚐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麽？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麵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麵。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麽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麽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麵掙紮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辭“大義”

    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麵碰壁，隻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閑話》，這本《閑話》的廣告裏有下麵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裏，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大義麽，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麽“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麵罷。不過我沒有這麽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麽“戰略”，因為我未見廣告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廣告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反“漫談”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為《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 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 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 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讚成者，所以再作馮婦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麽，他為什麽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麽叫“做”？

    我得到這一種徹底的學識，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請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於是聽話的屬員，便紛紛大上其條陳。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麽聰明，心裏疑惑：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來，我“上去”（這是專門術語，小官進去見大官也）的時候，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談話之間，也常聽到“我還要看條陳去”，“我昨天晚上看條陳”等類的話。那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從他的條陳桌旁走開，跨出門檻，不知怎的忽蒙聖靈啟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來他的“做官課程表”上，有一項是“看條陳”的。因為要“看”，所以要“條陳”。為什麽要“看條陳”？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還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塗！

    “於我來了一道光”，從此以後，我自己覺得頗聰明，近於老官僚了。後來終於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條陳”和“辦教育”，事同一例，都應該隻照字麵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書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還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點的當局，恐怕連“看漫談”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還是沒有關係的。

    （九月四日。）

    憂“天乳”

    《順天時報》載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歐陽曉瀾女士不許剪發之女生報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興歎之概雲雲。是的，情形總要到如此，她不能別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為還有光明。不過也太嫌“新”一點。

    男男女女，要吃這前世冤家的頭發的苦，是隻要看明末以來的陳跡便知道的。我在清末因為沒有辮子，曾吃了許多苦，所以我不讚成女子剪發。北京的辮子，是奉了袁世凱的命令而剪的，但並非單純的命令，後麵大約還有刀。否則，恐怕現在滿城還拖著。女子剪發也一樣，總得有一個皇帝（或者別的名稱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雖然如此，有許多還是不高興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載，也就忘其所以了；兩年以後，便可以到大家以為女人不該有長頭發的世界。這時長發女生，即有“望洋興歎”之憂。倘隻一部分人說些理由，想改變一點，那是曆來沒有成功過。

    但現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張女子剪發的，可惜據地不堅。同是一處地方，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剪，短了殺。這幾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時期，尤其是女性。報載有一處是鼓吹剪發的，後來別一軍攻入了，遇到剪發女子，即慢慢拔去頭發，還割去兩乳……。這一種刑罰，可以證明男子短發，已為全國所公認。隻是女人不準學。去其兩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學男子也。以此例之，歐陽曉瀾女士蓋尚非甚嚴歟？

    今年廣州在禁女學生束胸，違者罰洋五十元。報章稱之曰“天乳運動”。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為憾。公文上不見“雞頭肉”等字樣，蓋殊不足以饜文人學士之心。此外是報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議論。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終古。

    我曾經也有過“杞天之慮”，以為將來中國的學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須雇乳娘。但僅隻攻擊束胸是無效的。第一，要改良社會思想，對於乳房較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裝，將上衣係進裙裏去。旗袍和中國的短衣，都不適於乳的解放，因為其時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會不會乳大忽而算作犯罪，無處投考？我們中國在中華民國未成立以前，是隻有“不齒於四民之列”者，才不準考試的。據理而言，女子斷發既以失男女之別，有罪，則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別，當有功。但天下有許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爭的，總要上諭，或者指揮刀。

    否則，已經有了“短發犯”了，此外還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許還有“天足犯”。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我們如果不談什麽革新、進化之類，而專為安全著想，我以為女學生的身體最好是長發，束胸，半放腳（纏過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腳）。因為我從北而南，所經過的地方，招牌旗幟，盡管不同，而對於這樣的女人，卻從不聞有一處仇視她的。

    （九月四日。）

    革“首領”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麵做教授，一麵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裏“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裏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閑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裏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麽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閑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閑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

    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

    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閑話》！”

    這很像“詩哲”徐誌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但，隻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裏從何提起。隻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仿佛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本來在房裏麵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準做“權威”，隻準做“前驅”，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曆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隻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閑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麽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隻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隻有一本《閑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誌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閑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誌摩，……麵前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麵的目的地”之類。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麽“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談“激烈”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嚐“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裏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於心。為什麽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這裏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製度了罷。至於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麽寶貴生命，思患豫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願意吃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咀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謹案：箱也）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翻譯員擇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擇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後來因為被告供稱書係朋友托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雲。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後，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咀”，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獨對於友邦，竟敢用“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為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於中文書籍，未嚐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範。他不但興過幾回“文字獄”，大殺叛徒，且於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複古”及友邦之讚助“複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琅秘室叢書》裏，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闊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卻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隻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括蔞塗麵，……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異於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淩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嚐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裏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複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矩”之道。即：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歎也夫”，是“循規蹈矩”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歎也夫”則瘟頭瘟腦，即使全國一同歎氣，其結果也不過是歎氣，於“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後隻做“可歎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準其歎氣，乃是對於古人的優待，不適用於今人的。因為奴才都歎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必須要如羅素所稱讚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

    但我還要給自己解釋幾句：我雖然對於“笑嘻嘻”仿佛有點微詞，但我並非意在鼓吹“階級鬥爭”，因為我知道我的這一篇，杭州轎夫是不會看見的，況且，“討赤”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轎，足見以抬轎為苦境，也不獨“亂黨”為然。而況我的議論，其實也不過“可歎也夫”乎哉！

    現在的書籍往往“激烈”，古人的書籍也不免有違礙之處。那麽，為中國“保存國粹”者，怎麽辦呢？我還不大明白。僅知道澳門是正在“征詩”，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孔殷）評閱”，取錄二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 良時厚意願得常。。。

    陵鬆萬章發文彩。。。 百年貴壽齊輝光。。。

    這是從香港報上照抄下來的，一連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這詩大約還有一種“格”，如“嵌字格”之類，但我是外行，隻好不談。所給我益處的，是我居然從此悟出了將來的“國粹”，當以詩詞駢文為正宗。史學等等，恐怕未必發達。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師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獨詩詞駢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駢文入神的饒漢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為之慨歎，而“狂徒”又須挨罵了。

    日本人拜服駢文於北京，“金製軍”“整理國故”於香港，其愛護中國，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然而裁厘加稅，大家都不讚成者何哉？蓋厘金乃國粹，而關稅非國粹也。“可歎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歎氣既完，還不想睡。重吟“征詩”，莫名其妙，稿有餘紙，因錄“江霞公太史”評語，俾讀者鹹知好處，但圈點是我僭加的——

    “以謝啟為題，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詩十九首中字，複嵌全限內字。首二句是賦，三句是興，末句是興而比。步驟井然，舉重若輕，絕不吃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屬巧中生巧，難上加難。至其胎息之高古，意義之純粹，格調之老蒼，非寢饋漢魏古詩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廣州。）

    扣絲雜感

    以下這些話，是因為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鍾》。甚至於日本文的《斯文》，裏麵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遊記傳奇》，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於《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後來多從市上的書鋪裏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於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於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為裏麵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隻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並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裏。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裏的時候是出版後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裏麵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劄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隻有《閑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隻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於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麽？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於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於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麵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麵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裏麵“嚴辦！嚴辦！”這才庶幾免於罪戾。至於什麽“諷刺”，“幽默”，“反語”，“閑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於是討厭，於是生氣，於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麽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語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麽，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於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隻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毀。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仿佛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嗬。我的《西遊記傳奇》嗬。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複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於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板約：別的不管，隻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裏，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麵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床上吸煙卷——彩鳳牌——了。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麽大關係了。

    那麽，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隻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鬱達夫先生，說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麽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隻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麵的檢查員雲雲，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裏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棱鏡呢，還是凸麵或凹麵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麵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麵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讚成。直要待到蔡鬆坡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出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誌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隻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複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麵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幹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製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麽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裏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裏，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公理”之所在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這是我去年說過的話，而今年確也還是如此。然而我雖然一無所有，尋求是還在尋求的，正如每個窮光棍，大抵不會忘記銀錢一樣。

    話也還沒有說完。今年，我竟發見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說發見，隻可以說證實。北京中央公園裏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麵刻著四個大字道，“公理戰勝”麽？——Yes，就是這個。

    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戰勝”，也就是“戰勝者有公理”。

    段執政有衛兵，“孤桐先生”秉政，開槍打敗了請願的學生，勝矣。於是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們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執政退隱，“孤桐先生”“下野”之後，——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那裏去了呢？槍炮戰勝了投壺，阿！有了，在南邊了。於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於是乎“正人君子”們又和久違的“公理”相見了。

    《現代評論》的一千元津貼事件，我一向沒有插過嘴，而“主將”也將我拉在裏麵，亂罵一通，——大約以為我是“首領”之故罷。橫豎說也被罵，不說也被罵，我就回敬一杯，問問你們所自稱為“現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變計，另外運動，收受了新的戰勝者的津貼沒有？

    還有一問，是：“公理”幾塊錢一斤？

    可惡罪

    這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隻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

    譬如，有人覺得一個人可惡，要給他吃點苦罷，就有這樣的法子。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麽，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CP或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麽，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則隻好尋些別的事由，訴諸法律了。但這比較地麻煩。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為“可惡的人”。

    （九，十四。）

    “意表之外”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詫異我為什麽不說話，我已經去信公開答複了。還有一層沒有說。這也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的雜感常不免於罵。但今年發見了，我的罵對於被罵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來做廣告，顯而易見，不消說了。還有：

    1.天下以我為可惡者多，所以有一個被我所罵的人要去運動一個以我為可惡的人，隻要攤出我的雜感來，便可以做他們的“蘭譜”，“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了。“咱們一夥兒”。

    2.假如有一個人在辦一件事，自然是不會好的。但我一開口，他卻可以歸罪於我了。譬如辦學校罷，教員請不到，便說：這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學生鬧一點小亂子罷，又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他倒幹幹淨淨。

    我又不學耶穌，何苦替別人來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也許後來還要開開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說過的“主將”之類以外，新的都不再說出他的真姓名，隻叫“一個人”，“某學者”，“某教授”，“某君”。這麽一來，他利用的時候便至少總得費點力，先須加說明。

    你以為“罵”決非好東西罷，於有些人還是有利的。人類究竟是可怕的東西。就是能夠咬死人的毒蛇，商人們也會將它浸在酒裏，什麽“三蛇酒”，“五蛇酒”，去賣錢。

    這種辦法實在比“交戰”厲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寫雜感。但再來一回罷，寫“不敢寫雜感”的雜感。

    新時代的放債法

    還有一種新的“世故”。

    先前，我總以為做債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錢的，近來才知道無須。在“新時代”裏，有一種精神的資本家。

    你倘說中國像沙漠罷，這資本家便乘機而至了，自稱是噴泉。你說社會冷酷罷，他便自說是熱；你說周圍黑暗罷，他便自說是太陽。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豈但拿去而已哉。他還潤澤，溫暖，照臨了你。因為他是噴泉，熱，太陽嗬！

    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點產業，那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麽呢？因為倘若他一提倡共產，你的產業便要充公了，但他沒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現在的產業。那自然是他賞賜你的。

    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麽呢？因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到五體投地。他隻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說“來！”所以你得有現在的愛人。那自然也是他賞賜你的。

    這又是一宗恩典。

    還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裏來的時候，還每回帶來一擔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擔——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為你沒有精神的眼睛——經過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擔……

    阿阿！這又是一宗大恩典。

    於是乎是算賬了。不得了，這麽雄厚的資本，還不夠買一個靈魂麽？但革命家是客氣的，無非要你報答一點，供其使用——其實也不算使用，不過是“幫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幫忙”，當然，罪大惡極了。先將忘恩負義之罪，布告於天下。而且不但此也，還有許多罪惡，寫在賬簿上哩，一旦發布，你便要“身敗名裂”了。想不“身敗名裂”麽，隻有一條路，就是趕快來“幫忙”以贖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見了“新時代的新青年”的身邊藏著這許多賬簿，而他們自己對於“身敗名裂”又懷著這樣天大的恐慌。

    於是乎又得新“世故”：關上門，塞好酒瓶，捏緊皮夾。這倒於我很保存了一些潤澤，光和熱——我是隻看見物質的。

    （九，十四。）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著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曆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麵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誌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曆史，在曆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麽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麵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其中於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麵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麵三種書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麵，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麽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裏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麽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麽便說甚麽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麵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裏麵，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裏麵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麵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麵，政治方麵不甚得誌，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麵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裏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隻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麽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借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隻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鍾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裏麵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雲：“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隻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裏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麽，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誌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裏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係，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裏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裏麵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麽進我的褲子中來？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裏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裏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麽，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麽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麽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劄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嚐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裏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鍾會。鍾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麵，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麵，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裏，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麽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曆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小雜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世間大抵隻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

    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們之所謂複古，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幹年前，並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隻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麵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隻覺得他們吵鬧。

    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準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產黨。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麽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幹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創作總根於愛。

    楊朱無書。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隻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九月二十四日。）

    再談香港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麽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隻書箱在統艙裏，六隻書箱和衣箱在房艙裏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曆，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捆紮，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隻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隻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麽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製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裏麵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裏隻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自然打開來，於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後，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淩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隻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於是一箱書籍，經他攪鬆之後，便高出箱麵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可以不看麽？”我低聲說。

    “給我十塊錢。”他也低聲說。他懂得我的話的。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鍾。可惜我一元的鈔票隻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麵上，他如法泡製，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麵“查關”，一麵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麵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隻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隻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麵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劄，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後，也就放下了。此後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於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籲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裏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托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裏等我了。床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並不看名刺，隻將裏麵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仿佛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裏麵都是衣服，隻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裏，卻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後，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裏麵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麵搜衣箱，一麵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裏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裏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卻變了毀壞。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君送我的裝著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鑽了一個洞。一麵鑽，一麵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幾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後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著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著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麽？”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著麽？”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於是抽出一枝來，嗅著。後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隻了。這時卻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隻裏並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極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於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裏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後伸手接過去，在第二隻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並不將錢帶走，卻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著餅類的壇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著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後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壇中，這才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裏，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並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後，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淩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雲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後來的毀壞，卻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隻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製服的口袋裏，沉墊墊地，確是易為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隻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才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附送的圖畫，本來包著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拋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於是先將第一隻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著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捆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裏不畫著查過的符號麽？”

    “那麽，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夥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後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隻見桌子上聚集著幾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家夥，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卻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閑靜了，茶房和我閑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於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鴉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胡須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於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裏也未曾想到的。

    的確，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雖隻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幹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革命文學

    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裏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國的霍普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麵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隻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麵，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麵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麵無敵軍，後麵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麵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麽事件，用的是什麽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隻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裏，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寧和梭波裏終於不是革命文學家。為什麽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塵影》題辭

    在我自己，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許多為愛的獻身者，已經由此得死。在其先，玩著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遊戲，以愉快和滿意，以及單是好看和熱鬧，贈給身在局內而旁觀的人們；但同時也給若幹人以重壓。

    這重壓除去的時候，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

    在異性中看見愛，在百合花中看見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婦人的魂靈中看見拜金主義，世界現在常為受機關槍擁護的仁義所治理，在此時此地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委實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塵影》所齎來的，卻是重壓。

    現在的文藝，是往往給人不舒服的，沒有法子。要不然，隻好使自己逃出文藝，或者從文藝推出人生。

    誰更為仁義和鈔票寫照，為三道血的“難看”傳神呢？我看見一篇《塵影》，它的愉快和重壓留與各色的人們。

    然而在結末的“塵影”中卻又給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將小寶留下，不告訴我們後來是得死，還是得生。作者不願意使我們太受重壓罷。但這是好的，因為我覺得中國現在是進向大時代的時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魯迅記於上海。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我所要說的幾句話

    陶元慶君繪畫的展覽，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記得那時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麵免得流於玄虛，則就是：民族性。

    我覺得我的話在上海也沒有改正的必要。

    中國現今的一部分人，確是很有些苦悶。我想，這是古國的青年的遲暮之感。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麵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裏。於是覺醒，掙紮，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我要範圍說得小一點：文藝之業。倘使中國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錯，則這樣的情形我以為也是對的。

    然而現在外麵的許多藝術界中人，已經對於自然反叛，將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藝史界中人，則舍了用慣的向來以為是“永久”的舊尺，另以各時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來量各時代各民族的藝術，於是向埃及墳中的繪畫讚歎，對黑人刀柄上的雕刻點頭，這往往使我們誤解，以為要再回到舊日的桎梏裏。而新藝術家們勇猛的反叛，則震驚我們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們是遲暮了，並未參與過先前的事業，於是有時就不過敬謹接收，又成了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這兩重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麵，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

    我於藝術界的事知道得極少，關於文字的事較為留心些。就如白話，從中，更就世所謂“歐化語體”來說罷。有人斥道：你用這樣的語體，可惜皮膚不白，鼻梁不高呀！誠然，這教訓是嚴厲的。但是，皮膚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歐文，不是歐化語體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嗬嗎呢”，並且一句裏用許多的“的”字，這才是為世詬病的今日的中國的我輩。

    但我並非將歐化文來比擬陶元慶君的繪畫。意思隻在說：他並非“之乎者也”，因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為他究竟是中國人。所以，用密達尺來量，是不對的，但也不能用什麽漢朝的慮傂尺或清朝的營造尺，因為他又已經是現今的人。我想，必須用存在於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裏的尺來量，這才懂得他的藝術。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魯迅於上海記。

    盧梭和胃口

    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連在和“民約”沒有什麽關係的中華民國，也難免這一幕了。

    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愛彌爾》中文譯本的序文上，就說——

    “……本書的第五編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張非但不徹底，而且不承認女子的人格，與前四編的尊重人類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來，他對於人類正當的主張，可說隻樹得一半……。”

    然而複旦大學出版的《複旦旬刊》創刊號上梁實秋教授的意思，卻“稍微有點不同”了。其實豈但“稍微”而已耶，乃是“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唯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因為那是“根據於男女的性質與體格的差別而來”的。而近代生物學和心理學研究的結果，又證明著天下沒有兩個人是無差別。怎樣的人就該施以怎樣的教育。所以，梁先生說——

    “我覺得‘人’字根本的該從字典裏永遠注銷，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為‘人’字的意義太糊塗了。聰明絕頂的人，我們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樣的叫做人，弱不禁風的女子，叫做人，粗橫強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裏麵的三流九等，無一非人。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觀念，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人類的差別。近代所謂的男女平等運動，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男女的差別。人格是一個抽象名詞，是一個人的身心各方麵的特點的總和。人的身心各方麵的特點既有差別，實即人格上亦有差別。所謂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認一個人特有的人格，盧梭承認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盧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殺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於是勢必至於得到這樣的結論——

    “……正當的女子教育應該是使女子成為完全的女子。”

    那麽，所謂正當的教育者，也應該是使“弱不禁風”者，成為完全的“弱不禁風”，“蠢笨如牛”者，成為完全的“蠢笨如牛”，這才免於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經從字典裏永遠注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暫且使用——的人格了。盧梭《愛彌爾》前四編的主張不這樣，其“無一是處”，於是可以算無疑。

    但這所謂“無一是處”者，也隻是對於“聰明絕頂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卻是“正當”的教育。因為看了這樣的議論，可以使他更漸近於完全“蠢笨如牛”。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這種議論還是不會完結的。為什麽呢？一者，因為即使知道說“自然的不平等”，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積漸的人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為凡有學說，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則容納之，且從而宣揚之”也。

    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談亞諾德，今年大談白璧德，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罷。

    許多問題大抵發生於“胃口”，胃口的差別，也正如“人”字一樣的——其實這兩字也應該呈請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國的Upton Sinelair的，以尊重另一種人格罷——

    “無論在那一個盧梭的批評家，都有首先應該解決的唯一的問題。為什麽你和他吵鬧的？要為他的到達點的那自由、平等、調協開路麽？還是因為畏懼盧梭所發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對於他取了為父之勞的個人主義運動的全體懷疑，將我們帶到子女服從父母，奴隸服從主人，妻子服從丈夫，臣民服從教皇和皇帝，大學生毫不發生疑問，而佩服教授的講義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麽？

    “阿嶷夫人曰：‘最後的一句，好像是對於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

    “‘奇怪呀，’她的丈夫說。‘斯人也而有斯姓也……那一定是上帝的審判了。’”

    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錯誤，因為我是從日本文重譯的。書的原名是Mammonart，在California的Pasadena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們自己弄來看去罷。Mammon是希臘神話裏的財神，art誰都知道是藝術。可以譯作“財神藝術”罷。日本的譯名是“拜金藝術”，也行。因為這一個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沒有下令頒行，字典裏也大概未曾注入，所以姑且在這裏加一點解釋。

    （十二，二一。）

    文學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對人講文學，以為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例如英國，莎士比亞和別的一兩個人所寫的是永久不變的人性，所以至今流傳，其餘的不這樣，就都消滅了雲。

    這真是所謂“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越說我越胡塗”了。英國有許多先前的文章不流傳，我想，這是總會有的，但竟沒有想到它們的消滅，乃因為不寫永久不變的人性。現在既然知道了這一層，卻更不解它們既已消滅，現在的教授何從看見，卻居然斷定它們所寫的都不是永久不變的人性了。

    隻要流傳的便是好文學，隻要消滅的便是壞文學；搶得天下的便是王，搶不到天下的便是賊。莫非中國式的曆史論，也將溝通了中國人的文學論歟？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變的麽？

    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來的人，……如果生物真會進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變。不說類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氣，我們大約就很難猜得著的，則我們的脾氣，恐怕未來的人也未必會明白。要寫永久不變的人性，實在難哪。

    譬如出汗罷，我想，似乎於古有之，於今也有，將來一定暫時也還有，該可以算得較為“永久不變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長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這問題倘不先行解決，則在將來文學史上的位置，委實是“岌岌乎殆哉”。

    聽說，例如英國，那小說，先前是大抵寫給太太小姐們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紀後半，受了俄國文學的影響，就很有些臭汗氣了。那一種的命長，現在似乎還在不可知之數。

    在中國，從道士聽論道，從批評家聽談文，都令人毛孔痙攣，汗不敢出。然而這也許倒是中國的“永久不變的人性”罷。

    （二七，一二，二三。）

    文藝和革命

    歡喜維持文藝的人們，每在革命地方，便愛說“文藝是革命的先驅”。

    我覺得這很可疑。或者外國是如此的罷；中國自有其特別國情，應該在例外。現在妄加編排，以質同誌——

    1.革命軍。先要有軍，才能革命，凡已經革命的地方，都是軍隊先到的：這是先驅。大軍官們也許到得遲一點，但自然也是先驅，無須多說。

    （這之前，有時恐怕也有青年潛入宣傳，工人起來暗助，但這些人們大抵已經死掉，或則無從查考了，置之不論。）

    2.人民代表。軍官們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群集車站歡迎，手執國旗，嘴喊口號，“革命空氣，非常濃厚”：這是第二先驅。

    3.文學家。於是什麽革命文學，民眾文學，同情文學，飛騰文學都出來了，偉大光明的名稱的期刊也出來了，來指導青年的：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緊——第三先驅。

    外國是革命軍興以前，就有被迫出國的盧梭，流放極邊的珂羅連珂……。

    好了。倘若硬要樂觀，也可以了。因為我們常聽到所謂文學家將要出國的消息，看見新聞上的記載，廣告；看見詩；看見文。雖然尚未動身，卻也給我們一種“將來學成歸國，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誰都願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夜零點一分五秒。）

    談所謂“大內檔案”

    所謂“大內檔案”這東西，在清朝的內閣裏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裏塞了十多年，誰也一聲不響。自從曆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咷之聲，仿佛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前幾年，我也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隨時發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論檔案的售出》，蔣彝潛先生做的。

    我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仆仆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隻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於意雲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蔣先生是例外，我看並非遺老，隻因為sentimental一點，所以受了羅振玉輩的騙了。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說這不是寶貝的麽？

    那麽，這不是好東西麽？不好，怎麽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呢？我想，這是誰也要發的質問。

    答曰：唯唯，否否。這正如敗落大戶家裏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為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為是敗落大戶家裏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況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個垃圾箱，裏麵都是住戶所棄的無用的東西，但我看見早上總有幾個背著竹籃的人，從那裏麵一片一片，一塊一塊，檢了什麽東西去了，還有用。更何況現在的時候，皇帝也還尊貴，隻要在“大內”裏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這真是說也不信，雖然在民國。

    “大內檔案”也者，據深通“國朝”掌故的羅遺老說，是他的“國朝”時堆在內閣裏的亂紙，大家主張焚棄，經他力爭，這才保留下來的。但到他的“國朝”退位，民國元年我到北京的時候，它們已經被裝為八千（？）麻袋，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裏了，的確滿滿地埋滿了大半亭子。其時孔廟裏設了一個曆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先生。“籌備處”雲者，即裏麵並無“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卻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們發生了一點關係，眼見它們的升沉隱顯。可氣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後來看見外麵的議論說得天花亂墜起來，也頗想做幾句記事，敘出我所目睹的情節。可是膽子小，因為牽涉著的闊人很有幾個，沒有敢動筆。這是我的“世故”，在中國做人，罵民族，罵國家，罵社會，罵團體，……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個人，有名有姓。廣州的一種期刊上說我隻打叭兒狗，不罵軍閥。殊不知我正因為罵了叭兒狗，這才有逃出北京的運命。泛罵軍閥，誰來管呢？軍閥是不看雜誌的，就靠叭兒狗嗅，候補叭兒狗吠。阿，說下去又不好了，趕快帶住。

    現在是寓在南方，大約不妨說幾句了，這些事情，將來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說。但我對於有關麵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將羅馬字來替代。既非歐化，也不是“隱惡揚善”，隻不過“遠害全身”。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為自己在南方，他們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覷他們。他們是突然會在你眼前闊起來的，真是神奇得很。這時候，恐怕就會死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穩當，最好是不說。但我現在來“折衷”，既非不說，而不盡說，而代以羅馬字，——如果這樣還不妥，那麽，也隻好聽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靈！

    卻說這些麻袋們躺在敬一亭裏，就很令曆史博物館籌備處長胡玉縉先生擔憂，日夜提防工役們放火。為什麽呢？這事談起來可有些繁複了。弄些所謂“國學”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書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研舊學，並且博識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裏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毀的辦法。

    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先生。弄些什麽“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隻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曆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黴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F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麽謠言，以為麻袋裏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麽妃的繡鞋和什麽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希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隻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說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於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實錄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Ｙ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Ｃ參事，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Ｆ總長，都“念茲在茲”，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內，其時曆史博物館籌備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T是一個旗人，京腔說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著一本宋版的什麽《司馬法》，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為“保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麽，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說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幹。但究竟還隻一部，外麵說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隻是“部”，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幹了。

    於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著嶄新的洋服。於是濟濟蹌蹌，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說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裏——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睹。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說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隻見一大群破紙寂寞地鋪在地麵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著，拾取些黃綾表簽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麽，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不。Ｆ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況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著，他也就“下野”了。

    這些廢紙從此便又沒有人再提起，直到曆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才又掀起了一陣神秘的風波。

    我的話實在也未免有些煞風景，近乎說，這殘餘的廢紙裏，已沒有什麽寶貝似的。那麽，外麵驚心動魄的什麽唐畫呀，蜀石經呀，宋版書呀，何從而來的呢？我想，這也是別人必發的質問。

    我想，那是這樣的。殘餘的破紙裏，大約總不免有所謂東西留遺，但未必會有蜀刻和宋版，因為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現在好東西的層出不窮者，一，是因為闊人先前陸續偷去的東西，本不敢示人，現在卻得了可以發表的機會；二，是許多假造的古董，都掛了出於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還有，蔣先生以為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來敗去總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從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戰爭，圖書館從未遭過損失。隻當袁世凱稱帝時，曾經幾乎遭一個皇室中人攘奪，然而幸免了。它的厄運，是在好書被有權者用相似的本子來掉換，年深月久，弄得麵目全非，但我不想在這裏多說了。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擬豫言

    ——一九二九年出現的瑣事

    有公民某甲上書，請每縣各設大學一所，添設監獄兩所。被斥。

    有公民某乙上書，請將共產主義者之產業作為公產，女眷作為公妻，以懲一儆百。半年不批。某乙忿而反革命，被好友告發，逃入租界。

    有大批名人學者及文藝家，從外洋回國，於外洋一切政俗學術文藝，皆已比本國者更為深通，受有學位。但其尤為高超者未入學校。

    科學，文藝，軍事，經濟的連合戰線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許多新的期刊出版，本子最長大者，為——

    文藝又複興。文藝真正老複興。宇宙。其大無外。至高無上。太太陽。光明之極。白熱以上。新新生命。新新新生命。同情。正義。義旗。刹那。飛獅。地震。阿呀。真真美善。……等等。

    同日，美國富豪們聯名電賀北京檢煤渣老婆子等，稱為“同誌”，無從投遞，次日退回。

    正月初三，哲學與小說同時滅亡。

    有提倡“一我主義”者，幾被查禁。後來查得議論並不新異，著無庸議，聽其自然。

    有公民某丙著論，謂當“以黨治國”，即被批評家們痛駁，謂“久已如此，而還要多說，實屬不明大勢，昏憒胡塗”。

    謠傳有男女青年四萬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蹤。

    蒙古親近赤俄，公決革出五族，以僑華白俄補缺，仍為“五族共和”，各界提燈慶祝。

    《小說月報》出“列入世界文學兩周年紀念”號，定購全年者，各送優待券一張，購書照定價八五折。

    《古今史疑大全》出版，有名人學者往來信劄函件批語頌辭共二千五百餘封，編者自傳二百五十餘葉，廣告登在《藝術界》，謂所費郵票，即已不貲，其價值可想。

    美國開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評為決非盧梭所及。

    有中國的法斯德挑同情一擔，訪郭沫若，見郭窮極，失望而去。

    有在朝者數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綁票公司股票漲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險，仍舊束胸，家長多被罰洋五十元，國帑更裕。

    有博士講“經濟學精義”，隻用兩句，雲：“銅板換角子，角子換大洋。”全世界敬服。

    有革命文學家將馬克思學說推翻，這隻用一句，雲：“什麽馬克斯牛克斯。”全世界敬服，猶太人大慚。

    新詩“雇人哭喪假哼哼體”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攤，皆寄售《現代評論》。

    赤賊完全消滅，安那其主義將於四百九十八年後實行。

    附錄

    大衍發微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們使衛兵槍殺民眾，通緝五個所謂“暴徒首領”之後，報上還流傳著一張他們想要第二批通緝的名單。對於這名單的編纂者，我現在並不想研究。但將這一批人的籍貫、職務調查開列起來，卻覺得取舍是頗為巧妙的。先開前六名，但所任的職務，因為我見聞有限，所以也許有遺漏：

    一 徐謙（安徽）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委員，中俄大學校長，廣東外交團代表主席。

    二 李大釗（直隸）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校長室秘書。

    三 吳敬恒（江蘇）清室善後委員會監理。

    四 李煜瀛（直隸）俄款委員會委員長，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中法大學代理校長，北大教授。

    五 易培基（湖南）前教育總長，現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

    六 顧兆熊（直隸）俄款委員會委員，北大教務長，北京教育會會長。

    四月九日《京報》雲：“姓名上尚有圈點等符號，其意不明。……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吳稚暉雖列名第三，而僅一點。餘或兩圈一圈或一點，不記其詳。”於是就有人推測，以為吳老先生之所以僅有一點者，因章士釗還想引以為重，以及別的原因雲雲。案此皆未經開列職務，以及未見陳源《閑話》之故也。隻要一看上文，便知道圈點之別，不過表明“差缺”之是否“優美”。監理是點查物件的監督者，又沒有什麽薪水，所以隻配一點；而別人之“差缺”則大矣，自然值得三圈。“不記其詳”的餘人，依此類推，大約即不至於有大錯。將冠冕堂皇的“整頓學風”的盛舉，隻作如是觀，雖然太煞風景，對不住“正人君子”們，然而我的眼光這樣，也就無法可想。再寫下去罷，計開：

    七 陳友仁（廣東）前《民報》英文記者，現《國民新報》英文記者。

    八 陳啟修（四川）中俄大學教務長，北大教授，女師大教授，《國民新報副刊》編輯。

    九 朱家驊（浙江）北大教授。

    十 蔣夢麟（浙江）北大教授，代理校長。

    十一 馬裕藻（浙江）北大國文係主任，師大教授，前女師大總務長現教授。

    十二 許壽裳（浙江）教育部編審員，前女師大教務長現教授。

    十三 沈兼士（浙江）北大國文係教授，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女師大教授。

    十四 陳垣（廣東）前教育次長，現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北大導師。

    十五 馬敘倫（浙江）前教育次長，教育特稅督辦，現國立師範大學教授，北大講師。

    十六 邵振青（浙江）《京報》總編輯。

    十七 林玉堂（福建）北大英文係教授，女師大教務長，《國民新報》英文部編輯，《語絲》撰稿者。

    十八 蕭子升（湖南）前《民報》編輯，教育部秘書，《猛進》撰稿者。

    十九 李玄伯（直隸）北大法文係教授，《猛進》撰稿者。

    二十 徐炳昶（河南）北大哲學係教授，女師大教授，《猛進》撰稿者。

    二十一 周樹人（浙江）教育部僉事，女師大教授，北大國文係講師，中國大學講師，《國副》編輯，《莽原》編輯，《語絲》撰稿者。

    二十二 周作人（浙江）北大國文係教授，女師大教授，燕京大學副教授，《語絲》撰稿者。

    二十三 張鳳舉（江西）北大國文係教授，女師大講師，《國副》編輯，《猛進》及《語絲》撰稿者。

    二十四 陳大齊（浙江）北大哲學係教授，女師大教授。

    二十五 丁維汾（山東）國民黨。

    二十六 王法勤（直隸）國民黨，議員。

    二十七 劉清揚（直隸）國民黨婦女部長。

    二十八 潘廷幹

    二十九 高魯（福建）中央觀象台長，北大講師。

    三十 譚熙鴻（江蘇）北大教授，《猛進》撰稿者。

    三十一 陳彬和（江蘇）前平民中學教務長，前天津南開學校總務長，現中俄大學總務長。

    三十二 孫伏園（浙江）北大講師，《京報副刊》編輯。

    三十三 高一涵（安徽）北大教授，中大教授，《現代評論》撰稿者。

    三十四 李書華（直隸）北大教授，《猛進》撰稿者。

    三十五 徐寶璜（江西）北大教授，《猛進》撰稿者。

    三十六 李麟玉（直隸）北大教授，《猛進》撰稿者。

    三十七 成平（湖南）《世界日報》及《晚報》總編輯，女師大講師。

    三十八 潘蘊巢（江蘇）《益世報》記者。

    三十九 羅敦偉（湖南）《國民晚報》記者。

    四十 鄧飛黃（湖南）《國民新報》總編輯。

    四十一 彭齊群（吉林）中央觀象台科長，《猛進》撰稿者。

    四十二 徐巽（安徽）中俄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長。

    四十三 高穰（福建）律師，曾擔任女師大學生控告章士釗、劉百昭事。

    四十四 梁鼎

    四十五 張平江（四川）女師大學生。

    四十六 薑紹謨（浙江）前教育部秘書。

    四十七 郭春濤（河南）北大學生。

    四十八 紀人慶（雲南）大中公學教員。

    以上隻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抄，還是像九六的製錢似的，這就算是足串了。至於職務，除遺漏外，怕又有錯誤，並且有幾位是為我所一時無從查考的。但即此已經足夠了，早可以看出許多秘密來——

    甲，改組兩個機關：

    1.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

    2.清室善後委員會。

    乙，“掃除”三個半學校：

    1.中俄大學；

    2.中法大學；

    3.女子師範大學；

    4.北京大學之一部分。

    丙，撲滅四種報章：

    1.《京報》；

    2.《世界日報》及《晚報》；

    3.《國民新報》；

    4.《國民晚報》。

    丁，“逼死”兩種副刊：

    1.《京報副刊》；

    2.《國民新報副刊》。

    戊，妨害三種期刊：

    1.《猛進》；

    2.《語絲》；

    3.《莽原》。

    “孤桐先生”是“正人君子”一流人，“黨同伐異”怕是不至於的，“睚眥之怨”或者也未必報。但是趙子昂的畫馬，豈不是據說先對著鏡子，摹仿形態的麽？據上麵的鏡子，從我的眼睛，還可以看見一些額外的形態——

    1.連替女師大學生控告章士釗的律師都要獲罪，上麵已經說過了。

    2.陳源“流言”中的所謂“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數四分之一。

    3.陳源“流言”中的所謂“某係”（案蓋指北大國文係也），計有五人。

    4.曾經發表反章士釗宣言的北大評議員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內。

    5.曾經發表反楊蔭榆宣言的女師大教員七人，有三人在內，皆“某籍”。

    這通緝如果實行，我是想要逃到東交民巷或天津去的；能不能自然是別一問題。這種舉動雖將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卻不願意為要博得這些東西的誇獎，便到“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但這且待後來再說，因為近幾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進者及民眾的首領”一般，“安居在東交民巷裏”了。

    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作的，就登在那年四月的《京報副刊》上，名單即見於《京報》。用“唯飯史觀”的眼光，來探究所以要捉這湊成“大衍之數”的人們的原因，雖然並不出奇，但由今觀之，還覺得“不為無見”。本來是要編入《華蓋集續編》中的，繼而一想，自己雖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許多人，卻還在軍閥勢力之下，何必重印舊帳，使叭兒狗們記得起來呢。於是就抽掉了。但現在情勢，卻已不同，雖然其中已有兩人被殺，數人失蹤，而下通緝令之權，則已非段章諸公所有，他們萬一不慎，倒可以為先前的被緝者所緝了。先前的有幾個被緝者的座前，現在也許倒要有人開單來獻，請緝別人了。《現代評論》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廣告雲：“現在國民政府收複北平，本周刊又有銷行的機會（謹案：妙極）了”了。而浙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字一二六號令，則將《語絲》“嚴行禁止”了。此之所以為革命歟。因見語堂的《翦拂集》內，提及此文，便從小箱子裏尋出，附存於末，以為紀念。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魯迅記。）

    三閑集

    序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誌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於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於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隻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於使我們隻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於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諡。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於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著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於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麽呢。所以隻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裏。至於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麵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麵的，即陰麵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說，就是老譜裏麵的一著。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跡，也沒有懷著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隻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呐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麽大幫助。

    這集子裏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隻有書籍的序引，卻隻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裏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麵，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隻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麵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隻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於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並記。

    一九二七年

    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麽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裏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於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隻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隻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幹，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隻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曆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隻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麽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麽？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複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

    首先來嚐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裏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麽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麵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麽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隻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於古文，何嚐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麽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麽？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籲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隻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麽？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麽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麽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隻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麵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隻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隻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怎麽寫

    ——夜記之一

    寫什麽是一個問題，怎麽寫又是一個問題。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就因為它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子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麽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麽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裏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麵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麽？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隻我獨自倚著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卻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隻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麽哀愁，什麽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裏。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裏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裏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撫摩著蚊喙的傷，直到它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掐，直到它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夠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吃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隻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而況一刀一槍，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它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它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隻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跡永遠鮮活，也隻足證明文人是僥幸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麽”倒也不成什麽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著這麽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那時偶然上街，偶然走進丁卜書店去，偶然看見一疊《這樣做》，便買取了一本。這是一種期刊，封麵上畫著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種偏見，凡書麵上畫著這樣的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為我總疑心它是宣傳品。發抒自己的意見，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伊孛生等輩的作品，我看了倒並不發煩。但對於先有了“宣傳”兩個大字的題目，然後發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卻總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樣，就和雒誦教訓文學的時候相同。但這《這樣做》卻又有些特別，因為我還記得日報上曾經說過，是和我有關係的。也是凡事切己，則格外關心的一例罷，我便再不怕書麵上的騎馬的英雄，將它買來了。回來後一檢查剪存的舊報，還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沒有注明報紙的名目，但不是《民國日報》，便是《國民新聞》，因為我那時所看的隻有這兩種。下麵抄一點報上的話：

    “自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什麽》，《這樣做》兩刊物。聞《這樣做》為革命文學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內容注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南來”了而別人創辦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當初將日報剪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擱下了。現在還記得《做什麽》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麵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才見麵，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麽》反對，或對立的。我拿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裏就這樣說：“在一般CP氣焰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CP，不隻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P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產黨登報聲明。……”那麽，確是如此了。

    這裏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麽這麽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為我新來而且灰色。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於是看目錄。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道：《鬱達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麽要他“休矣”了呢？急於要知道。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罷，我決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次的革命是階級鬥爭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為是民族革命的理論的實現。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適宜於今日等類的話罷，所以便被認為“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麵，談過好幾回，隻覺他穩健和平，不至於得罪於人，更何況得罪於國。怎麽一下子就這麽流於“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壞脾氣，從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做的，於是便不再去尋《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變成看談文學了。我這種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麽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裏麵。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敘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而且敘述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過於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別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得這樣精細？於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討論的。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但隻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於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隻執滯於體裁，隻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於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跡，而不滿於《紅樓夢》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於削足適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誌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決不肯泄，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隻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於是隻得以《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掛礙了。

    一般的幻滅的悲哀，我以為不在假，而在以假為真。記得年幼時，很喜歡看變戲法，猢猻騎羊，石子變白鴿，最末是將一個孩子刺死，蓋上被單，一個江北口音的人向觀眾裝出撒錢模樣道：Huazaa！Huazaa！大概是誰都知道，孩子並沒有死，噴出來的是裝在刀柄裏的蘇木汁，Huazaa一夠，他便會跳起來的。但還是出神地看著，明明意識著這是戲法，而全心沉浸在這戲法中。萬一變戲法的定要做得真實，買了小棺材，裝進孩子去，哭著抬走，倒反索然無味了。這時候，連戲法的真實也消失了。

    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麽，為什麽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為它起先模樣裝得真。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麽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禦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尚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理論講起來，一定該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

    在鍾樓上

    ——夜記之二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裏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誌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麽？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

    “怎麽？……怎麽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麽名字——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著的樓屋裏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著沉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仿佛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麵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著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於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麵保持著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麽？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裏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隻有若幹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於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麵得了這樣的諡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於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餘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係之矣”了。

    關於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麵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麽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裏裝飯吃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拚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於是隻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隻對於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讚成，即等於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著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裏了，也許竟並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鍾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準住的。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裏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麽都不管。隻要可吃的，它就吃，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裏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樓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卻大抵懷著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於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於說是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卻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屍一君就在《新時代》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為然，我們以為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麽？……”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嚐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鍾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為教授，學生以我為先生，廣州人以我為“外江佬”，孤孑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隻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Tiu-na-ma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裏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著一麵罵，一麵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隻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裏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為屋外的電燈幾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於是就仿佛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隻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於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於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遊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隻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遊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鬥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麽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裏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裏，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讚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鍾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於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麽和有限的生命開著玩笑嗬。然而那時卻並無怨尤，隻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對於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並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麵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K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閑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鍾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閑人所造的文化，自然隻適宜於閑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鍾樓，也何嚐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隻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那結論隻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於啼饑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於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於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雲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於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複他‘呐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著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複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著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呐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隻吃一頓飯，有時隻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鍾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於反而擱下了。那兩句話是：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寧和梭波裏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裏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裏可都看不見了。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鍾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隻好是這樣罷。

    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

    來信

    魯迅先生：

    頃發一掛號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學轉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鈔一分奉覽。

    敬請大安。

    頡剛敬上。十六，七，廿四日。

    鈔件

    魯迅先生：

    頡剛不知以何事開罪於先生，使先生對於頡剛竟作如此強烈之攻擊，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見漢口《中央日報副刊》上，先生及謝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對頡剛者，蓋欲伸黨國大義，而頡剛所作之罪惡直為天地所不容，無任惶駭。誠恐此中是非，非筆墨口舌所可明了，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如頡剛確有反革命之事實，雖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則先生等自當負發言之責任。務請先生及謝先生暫勿離粵，以俟開審，不勝感盼。

    敬請大安，謝先生處並候。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廿四日

    回信

    頡剛先生：

    來函謹悉，甚至於嚇得絕倒矣。先生在杭蓋已聞仆於八月中須離廣州之訊，於是頓生妙計，命以難題。如命，則仆尚須提空囊賃屋買米，作窮打算，恭候偏何來遲，提起訴訟。不如命，則先生可指我為畏罪而逃也；而況加以照例之一傳十，十傳百乎哉？但我意早決，八月中仍當行，九月已在滬。江、浙俱屬黨國所治，法律當與粵不異，且先生尚未啟行，無須特別函挽聽審，良不如請即就近在浙起訴，爾時仆必到杭，以負應負之責。倘其典書賣褲，居此生活費綦昂之廣州，以俟月餘後或將提起之訴訟，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報副刊》未見；謝君處恕不代達，此種小傀儡，可不做則不做而已，無他秘計也。此複，順請著安！

    魯迅。

    匪筆三篇

    今之“正人君子”，論事有時喜歡講“動機”。案動機，我自己知道，紹介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傷忠厚的。旅資將盡，非逐食不可了，許多人已知道我將於八月中走出廣州。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謂“學者”的信，說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且叫我“暫勿離粵，以俟開審”。命令被告枵腹恭候於異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開審，真是霸道得可觀。第二天偶在報紙上看見飛天虎寄亞妙信，有“提防劍仔”的話，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獨笑，還想到別的兩篇東西，要執紹介之勞了。這種拉扯牽連，若即若離的思想，自己也覺得近乎刻薄，——但是，由它去罷，好在“開審”時總會結帳的。

    在我的估計上，這類文章的價值卻並不在文人學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後來隻在北京的《平民周刊》上發表過一篇模範監獄裏的一個囚人的自序，其餘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後，不知怎樣了，現在卻還想搜集。要誇大地說起來，則此類文章，於學術上也未始無用；我記得Lombroso所做的一本書——大約是《天才與狂人》，請讀者恕我手頭無書，不能指實——後麵，就附有許多瘋子的作品。然而這種金字招牌，我輩卻無須掛起來。

    這回姑且將現成的三篇介紹，都是從香港《循環日報》上采取的。以其都不是韻文，所以取阮氏《文筆對》之說，名之曰：筆。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無任歡迎。但此後擬不限有韻無韻，並且廓大範圍，並收土匪，騙子，犯人，瘋子等等的創作。但經文人潤色，或擬作贗作者不收。

    其實，古如陳涉帛書，米巫題字，近如義和團傳單，同善社乩筆，也都是這一流。我想，凡見於古書的，也都可以抄出來編為一集，和現在的來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麽不同。

    來件想托北新書局代收，當擇尤發表，——但這是我倘不忙於“以俟開審”或下了牢監的話。否則，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閑話休題，言歸正傳：

    一 撕票布告

    潘平

    廣州佛山缸瓦欄維新碼頭發現爛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蓑衣覆蓋男子屍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隻，白旗一麵，書明雲雲。由六區水警，將該屍艇移泊西醫院附近。驗得該屍頸旁有一槍孔，直貫其鼻，顯係生前轟斃。查死者年約三十歲，乃穿短線衫褲，剪平頭裝者。

    南海紫洞潘平布告。

    為布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祿步共擄得鄉人十餘名，困留月餘，並望贖音。茲提出祿步筍洞沙鄉，姓許名進洪一名，槍斃示眾，以儆其餘。四方君子，特字周知，切勿視財如命！此布。

    （據七月十三日《循環報》。）

    二 致信女某書

    金吊桶

    廣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黃卓生，新會人，日前有行騙陳社恩、黃心、黃作梁夫婦銀錢單據，為警備司令部將其捕獲，又搜獲一封固之信，內空白信箋一張，以火烘之，發現字跡如下：

    今日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呂純陽先師下降，查明汝信女係廣西人。汝今生為人，心善清潔，今天上玉皇賜橫財四千五百兩銀過你，汝信享福養兒育女。但此財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隻中白鴿票七百五十元左右。老來結局有個子，第三位有官星發達，有官太做。但汝終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條命極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橫財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與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無事。若不信解除，汝條命得來十分無夫福無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見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為要可也。汝想得財得子者，為夫福者，有夫權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禮，交合陰陽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順從先生者，汝條命冇好處，無安樂也。……

    （據七月二十六日《循環報》。）

    三 詰妙嫦書

    飛天虎

    香港永樂街如意茶樓女招待妙嫦，年僅雙十，寓永吉街三十號二樓。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時許，散工之後，偕同女侍三數人歸家，道經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漢三四人，要截於途，詰妙嫦曰：汝其為妙玲乎？嫦不敢答，閃避而行。詎大漢不使去，逞凶毆之，凡兩拳，且曰：汝雖不語，固認識汝之麵目者也！嫦被毆，大哭不已，歸家後，以為大漢等所毆者為妙玲，故尚自怨無辜被辱，不料翌早複接恐嚇信一通，按址由郵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毆，確為尋己，乃將事密報偵探，並告以所疑之人，務使就捕雪恨雲。

    亞妙女招待看！啟者：久在如意茶樓，用諸多好言，毆辱我兄弟，及用滾水來陸之兄弟，靈端相勸，置之不理，與續大發雌雄，反口相齒，亦所謂惡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毆打已捶，亦非介意，不過小小之用。刻下限你一星期內答複，妥講此事，若有無答複，早夜出入，提防劍仔，決列對待，及難保性命之虞，勿怪書不在先，至於死地之險也。諸多未及，難解了言，順候，此詢危險。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飛天虎謹。

    （據八月一日《循環報》。）

    某筆兩篇

    昨天又得幸逢了兩種奇特的廣告，仍敢執紹介之勞。標點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該稱什麽筆呢，想了兩天兩夜，沒有好結果。姑且稱為《某筆》，以俟博雅君子教正。

    這回的“動機”比較地近於純正，除希望“有目共賞”外，似乎並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發生了一種妄想。記得前清時，曾有一種專選各種報上較好的論說的，叫作《選報》。現在如有好事之徒，也還可以辦這一類的刊物。每省須有訪員數人，專收該地報上奇特的社論，記事，文藝，廣告等等，匯刊成冊，公之於世。則其顯示各種“社會相”也，一定比遊記之類要深切得多。不知CF男士以為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飯之前。

    其一

    熊仲卿

    （右一則見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環日報》。）

    謹案：以吾所聞，向來或稱世醫，以其數代為醫也；或稱儒醫，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稱官醫，以其亦為官家所雇也；或稱禦醫，以其曾經走進（？）太醫院也。若夫“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而又“兼作良醫”，則誠曠古未有者矣。而五“長”做全，尤為難得雲。

    其二

    征求父母廣告 餘現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純無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繼逝世，餘獨取家資，來學廣州。自思自覺單身兒子，有非常之寂寞。於是自願甘心為人兒子。並自願傾家產而從四方人事而無兒子者。有相當之家庭，且欲兒子者，請來函報告（家庭狀況經濟地位若何），並寫明通訊地址。俟我回複，方接洽麵商。閱報諸君而能介紹我好事成功者，應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當有謝謝。申一○六

    通訊處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餘希成具。

    （右一則見同日廣州《民國日報》。）

    謹案：我輩生當澆漓之世，於“征求伴侶”等類廣告，早經司空見慣，不以為奇。昔讀茅泮林所輯《古孝子傳》，見有三男皆無母，乃共迎養一不相幹之老嫗，當作母親一事，頗以為奇。然那時孝廉方正，可以做官，故尚能疑為別有作用也。而此廣告則挾家資以求親，懸百金而待薦，雒誦之餘，烏能不欣人心之複返於淳古，表而出之，以為留心世道者告，而為打爹罵娘者勸哉？特未知閱報諸君，可知廣州有欲兒子者否？要知道倘為介紹，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謝謝”者也。

    述香港恭祝聖誕

    記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聖誕，香港恭祝，向稱極盛。蓋北方僅得東鄰鼓吹，此地則有港督督率，實事求是，教導有方。僑胞亦知崇拜本國至聖，保存東方文明，故能發揚光大，盛極一時也。今年聖誕，尤為熱鬧，文人雅士，則在陶園雅集，即席揮毫，表示國粹。各學校皆行祝聖禮，往往歡迎各界參觀，夜間或演新劇，或演電影，以助聖興。超然學校每年祝聖，例有新式對聯，貼於門口，而今年所製，尤為高超。今敬謹錄呈，乞昭示內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國主義者：

    乾 男校門聯

    本魯史，作《春秋》，罪齊田恒，地義天經，打倒賊子亂臣，免得赤化宣傳，討父仇孝，共產公妻，破壞綱常倫紀。

    墮三都，出藏甲，誅少正卯，風行雷厲，鏟除貪官悍吏，訓練青年德育，修身齊家，愛親敬長，挽回世道人心。

    坤 女校門聯

    母憑子貴，妻藉夫榮，方今祝聖誠心，正宜遵懍三從，豈可開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誤會自由，趨附潮流成水性。

    男稟乾剛，女占坤順，此際尊孔主義，切勿反違四德，動說有乜所謂，冇乜所謂，至則不知所謂，隨同社會出風頭。

    埋猶言合，乜猶言何，冇猶言無，蓋女子小人，不知雅訓，故用俗字耳。輿論之類，琳琅尤多，今僅將載於《循環日報》者錄出一篇，以見大概：

    孔誕祝聖言感 佩蘅

    金風送爽。涼露驚秋。轉瞬而孔誕時期屆矣。邇來聖教衰落。邪說囂張。禮孔之舉。惟港中人士。猶相沿奉行。至若內地。大多數不甚注意。蓋自新學說出。而舊道德日即於淪亡。自新人物出。而古聖賢胥歸於淘汰。一般學子。崇持列寧馬克斯種種謬說，不惜舉二千年來炳若日星之聖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詆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實則若曹少不更事。鹵莽滅裂。不惜假新學說以便其私圖。而古人之大義微言。儼如肉中刺。眼中釘。必欲拔除之而後快。孔子且在於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誕之可言。嗚呼。長此以往。勢不至等人道於禽獸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經教猶存。當此祝聖時期。濟濟蹌蹌一時稱盛耶。雖然。吾人祝聖。特為此形式上之紀念耳。尤當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倫理。重實行。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由近及遠。由內及外。皆有軌道之可循。天不變道亦不變。自有確鑿之理由在。雖暴民囂張。摧殘聖教。然浮雲之翳。何傷日月之明。吾人當蒙泉剝果之餘。傷今思古。首當發揮大義。羽翼微言。子輿氏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生今之世。群言淆亂。異說爭鳴。眾口鑠金。積非成是。與聖教為難者。向隻楊墨。就貴詞而辟之。為吾道作幹城。樹中流之砥柱。若乎張皇耳目。塗飾儀文。以敷衍為心。作例行之舉。則非吾所望於祝聖諸公也。感而書之如此。

    香港孔聖會則於是日在太平戲院日夜演大堯天班。其廣告雲：

    祝大成之聖節，樂奏鈞天，彰正教於人群，歡騰大地。我國數千年來，崇奉孔教，誠以聖道足以維持風化，挽救人心者也。本會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堯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遊龍戲鳳》。夜通宵先演《六國大封相》及《風流皇後》新劇。查《風流皇後》一劇，情節新奇，結構巧妙。惟此劇非演通宵，不能結局，故是晚經港政府給發數特別執照。演至通宵。……預日沽票處在荷李活道中華書院孔聖會辦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香港孔聖會謹啟。

    《風流皇後》之名，雖欠雅馴，然“子見南子”，《論語》不諱，惟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者，能知此意耳。餘如各種電影，亦複美不勝收，新戲院則演《濟公傳》四集，預告者尚有《齊天大聖大鬧天宮》，新世界有《武鬆殺嫂》，全係國粹，足以發揚國光。皇後戲院之《假麵新娘》雖出鄰邦，然觀其廣告雲：“孔子有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請君今日來看《假麵新娘》，以證孔子之言。然後知聖人一言而為天下法，所以不愧稱為萬世師表也。”則固亦有裨聖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曾聞至聖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愛國劬古之士，當亦必額手遙慶，恨不得受一廛而為氓也。專此布達，即頌輯祺。

    聖誕後一日，華約瑟謹啟。

    吊與賀

    《語絲》在北京被禁之後，一個相識者寄給我一塊剪下的報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國晚報》的《華燈》欄，內容是這樣的：

    吊喪文

    孔伯尼

    頃聞友雲：“《語絲》已停”，其果然歟？查《語絲》問世，三年於斯，素無餘潤，常經風波。以久特聞，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堅壯，豈意中道而崩？“閑話”失慎，“隨感”傷風歟？抑有他故耶？豈明老人再不興風作浪，叛徒首領無從發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餘憤；義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語絲派”已亡，眾怒少息，“擁旗黨”猶在，五色何憂？從此狂瀾平靜，邪說殲絕。有關風化，良匪淺鮮！則《語絲》之停也，豈不懿歟？所惜者餘孽未盡，禍根猶存，複萌故態，誠堪預防！自宜除惡務盡，何容姑息養奸？興仁義師，招撫並用；設文字獄，賞罰分明。打倒異端，懲辦禍首；以安民心，而屬眾望。豈惟功垂不朽；曷止德及黎庶？抑亦國旗為榮耶？效《狂飆》之往例，草《語絲》之哀辭，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朝野君子，乞勿忽之。

    未廢標點，已禁語體之秋，陽曆晦日，杏壇上。

    先前沒有想到，這回卻記得起來了。去年我在廈門島上時，也有一個朋友剪寄我一片報章，是北京的《每日評論》，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陽曆的日子被剪掉了。內容是這一篇：

    挽狂飆

    燕生

    不料我剛作了《讀狂飆》一文之後，《狂飆》疾終於上海正寢的訃聞隨著就送到了。本來《狂飆》的不會長命百歲，是我們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這樣快，卻確乎“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當這與“思想界的權威者”正在宣戰的時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結果，多心的人也許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麵，“這話當然不確”，“不過”自由批評家所走不到的光華書局，“思想界的權威”也許竟能走得到了，於是乎《狂飆》乃停，於是乎《狂飆》乃不得不停。

    但當今之世，權威亦多矣，《狂飆》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歟？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飆》雖停，而長虹終於能安然走到北京，這個，我們倒要向長虹道賀。

    嗚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轟轟烈烈之際，則有五教授慨然署名於擁護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幾何時，而自由批評已成為反動者唯一之口號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隨線裝書以入於毛廁坑中乎！嘻嘻！咄咄！

    《語絲》本來並非選定了幾個人，加以恭維或攻擊或詛咒之後，便將作者和刊物的榮枯存滅，都推在這幾個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這回的禁終於燕京北寢的訃聞，卻“也許”不“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麵”去了罷。誠然，我亦覺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

    但是，這個，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國旗道賀。

    十二月四日，於上海正寢。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朧

    舊曆和新曆的今年似乎於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著刺激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期刊便紛紛而出了。他們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將內容壓殺。連產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紮和突變來。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他們先前在做什麽，為什麽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隻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將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眾”。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後，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禮”。一到將來，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於是在這裏留著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並無瓜葛，走向大眾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裏也就留著一點朦朧。於是想要朦朧而終於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於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便在最革命的國度裏，文藝方麵也何嚐不帶些朦朧。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著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汙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狀”，卻隻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麵亦正受著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麵”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隻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複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著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裏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攫。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踏踏主義，什麽什麽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眾日日顯得著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產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裏，卻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為看準了將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倘幫強者，寧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著，跑過去了。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產階級根性，拉“大眾”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

    倘若難於“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產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產者自己來寫；無論出身是什麽階級，無論所處是什麽環境，隻要“以無產階級的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鬥爭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

    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裏的小資產階級。……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

    我們的批判者才將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眾”的時候，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並且似乎要將我擠進“資產階級”去（因為“有閑就是有錢”雲），我倒頗也覺得危險了。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這才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於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閑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總之，最要緊是“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隻是“獲得大眾”便算完事了。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裏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那成仿吾的“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因為我記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冷靜”並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著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閑暇”也有三個了。倘有四個，連《小說舊聞鈔》也不寫，或者隻有兩個，見得比較地忙，也許可以不至於被“奧伏赫變”（“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創造派的譯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譯得這麽難寫，在第四階級，一定比照描一個原文難）罷，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個。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現自己”之罪，大約總該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創造派“為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文學是現在最緊要的一點，因為將“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了。

    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為什麽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也很像“有產者差來的蘇秦的遊說”。但當現在“無產者未曾從有產者意識解放以前”，這問題是總須起來的，不盡是資產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因為這極徹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隻好是這樣：

    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隻能“藝術的武器”。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裏去了。但革命的藝術家，也隻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隻能這樣。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閑暇”，能靜聽他們自敘的功勳，那也就成為一樣的戰士了。最後的勝利。然而文藝是還是批判不清的，因為社會有許多層，有先進國的史實在；要取目前的例，則《文化批判》已經拖住Upton Sinclair，《創造月刊》也背了Vigny在“開步走”了。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麵包吃，我便將於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裏，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所怕的隻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麽，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裏，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現在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產階級作家雖然不得已而玩著“藝術的武器”，而有著“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這玩意兒來了，有幾種笑迷迷的期刊便是這。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手裏的“武器的藝術”了罷。那麽，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裏了呢？隻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將來。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看司徒喬君的畫

    我知道司徒喬君的姓名還在四五年前，那時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課，不尋導師，以他自己的力，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

    這些自然應該最會打動南來的遊子的心。在黃埃漫天的人間，一切都成土色，人於是和天然爭鬥，深紅和紺碧的棟宇，白石的欄幹，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襖，紫糖色臉，深而多的臉上的皺紋……。凡這些，都在表示人們對於天然並不降服，還在爭鬥。

    在北京的展覽會裏，我已經見過作者表示了中國人的這樣的對於天然的倔強的魂靈。我曾經得到他的一幅“四個警察和一個女人”。現在還記得一幅“耶穌基督”，有一個女性的口，在他荊冠上接吻。

    這回在上海相見，我便提出質問：

    “那女性是誰？”

    “天使，”他回答說。

    這回答不能使我滿足。

    因為這回我發見了作者對於北方的景物——人們和天然苦鬥而成的景物——又加以爭鬥，他有時將他自己所固有的明麗，照破黃埃。至少，是使我覺得有“歡喜”（Joy）的萌芽，如脅下的矛傷，盡管流血，而荊冠上卻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說——的嘴唇。無論如何，這是勝利。

    後來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風景，熱烈的廣東風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風景相對照，可以知道他揮寫之際，蓋諗熟而高興，如逢久別的故人。但我卻愛看黃埃，因為由此可見這抱著明麗之心的作者，怎樣為人和天然的苦鬥的古戰場所驚，而自己也參加了戰鬥。

    中國全土必須溝通。倘將來不至於割據，則青年的背著曆史而竭力拂去黃埃的中國彩色，我想，首先是這樣的。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夜，於上海。）

    在上海的魯迅啟事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從開明書店轉到M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雲：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別後，多久沒有見麵了。前蒙允時常通訊及指導……。”

    我便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我不到杭州，已將十年，決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別，所以她所看見的，是另一人。兩禮拜前，蒙M女士和兩位曾經聽過我的講義的同學見訪，三麵證明，知道在孤山者，確是別一“魯迅”。但M女士又給我看題在曼殊師墳旁的四句詩：

    “我來君寂居，喚醒誰氏魂？

    飄萍山林跡，待到它年隨公去。

    魯迅遊杭 吊老友

    曼殊句 一，一○，十七年。”

    我於是寫信去打聽寓杭的H君，前天得到回信，說確有人見過這樣的一個人，就在城外教書，自說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銷了八萬部，但自己不滿意，不遠將有更好的東西發表雲雲。

    中國另有一個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魯迅，我是毫沒法子的。但看他自敘，有大半和我一樣，卻有些使我為難。那首詩的不大高明，不必說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說“待到它年隨公去”，也未免太專製。“去”呢，自然總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隨”曼殊，卻連我自己也夢裏都沒有想到過。但這還是小事情，尤其不敢當的，倒是什麽對別人豫約“指導”之類……。

    我自到上海以來，雖有幾種報上說我“要開書店”，或“遊了杭州”。其實我是書店也沒有開，杭州也沒有去，不過仍舊躲在樓上譯一點書。因為我不會拉車，也沒有學製無煙火藥，所以隻好這樣用筆來混飯吃。因為這樣在混飯吃，於是忽被推為“前驅”，忽被擠為“落伍”，那還可以說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個“魯迅”，替我說教，代我題詩，而結果還要我一個人來擔負，那可真不能“有閑，有閑，第三個有閑”，連譯書的工夫也要沒有了。

    所以這回再登一個啟事。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還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些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幹。

    （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文藝與革命

    來信

    魯迅先生：

    在《新聞報》的《學海》欄內，讀到你底一篇《文學和政治的歧途》的講演，解釋文學者和政治者之背離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寧為滿足，這滿足，在感覺銳敏的文學者看去，一樣是胡塗不徹底，表示失望。終於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腳。我覺得這是世界各國成為定例的事實。最近又在《語絲》上讀到《民眾主義和天才》和你底《“醉眼”中的朦朧》兩篇文字，確實提醒了此刻現在做著似是而非的平凡主義和革命文學的迷夢的人們之朦朧不少，至少在我是這樣。

    我相信文藝思潮無論變到怎樣，而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這是不得否認的。這是說，文藝之流，從最初的什麽主義到現在的什麽主義，所寫著的內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練的才技，造成一篇優美無媲的文藝作品，終是一樣。一條長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現的形相，雖然不同，而長江還是一條長江。我們看它那下流的廣大深緩，足以灌田畝，駛巨舶，便忘記了給它形成這廣大深緩的來源，已覺糊塗到透頂。若再斷章取義，說：此刻現在，我們所要的是長江的下流，因為可以利用，增加我們的財富，上流的長江可以不要，有著簡直無用。這是完全以經濟價值去評斷長江本身整個的價值了。這種評斷，出於著眼在經濟價值的商人之口，不足為怪；出於著眼在藝術價值的文藝家之口，未免昏亂至於無可救藥了。因為拿藝術價值去評斷長江之上流，未始沒有意義，或竟比之下流較為自然奇偉，也未可知。

    真與美是構成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的兩大要素。而構成這真與美至於最高等級，便是造成一件藝術品，使它含有最高級的藝術價值，那便非賴最高級的天才不可了。如果這個論斷可以否認，那末我們為什麽稱頌荷馬、但丁、沙士比亞和歌德呢？我們為什麽不能創造和他們同等的文藝作品呢，我們也有觀察現象的眼，有運用文思的腦，有握管伸紙的手？

    在現在，離開人生說藝術，固然有躲在象牙塔裏忘記時代之嫌；而離開藝術說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會運動家的本相，他們無須談藝術了。由此說，熱心革命的人，盡可投入革命的群眾裏去，衝鋒也好，做後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藝作那既穩當又革命的勾當？

    我覺得許多提倡革命文學的所謂革命文藝家，也許是把表現人生這句話誤解了。他們也許以為十九世紀以來的文藝，所表現的都是現實的人生，在那裏麵，含有顯著的時代精神。文藝家自驚醒了所謂“象牙之塔”的夢以後，都應該跟著時代環境奔走；離開時代而創造文藝，便是獨善主義或貴族主義的文藝了。他們看到易卜生之偉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國革命時期內的作家葉遂寧和戈理基們的熱切動人；便以為現在此後的文藝家都須拿當時的生活現象來詛咒，刻劃，予社會以改造革命的機會，使文藝變為民眾的和革命的文藝。生在所謂“世紀末”的現代社會裏麵的人，除非是神經麻木了的，未始不會感到苦悶和悲哀。文藝家終比一般人感覺銳敏一點。擺在他們眼前的既是這麽一個社會，蘊在他們心中的當有怎麽一種情緒呢！他們有表現或刻劃的才技，他們便要如實地寫了出來，便無意地成為這時代的社會的呼聲了。然而他們還是忠於自己，忠於自己的藝術，忠於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稱頌為改革社會的先驅，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稱為人道主義的極致者，還須賴他們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經幾個真知灼見的批評者為之闡揚而後可。然而，真能懂得他們的藝術的，究竟還是少數。至於葉遂寧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說了，戈理基呢，聽人說，已有點灰色了。這且不說。便是以藝術本身而論，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譏笑那不切實的詩人的詩。況且我們以藝術價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還是疑問嗬。

    實在說，文藝家是不會拋棄社會的，他們是站在民眾裏麵的。有一位否認有條件的文藝批評者，對於泰奴（Taine）的時間條件，認為不確，其理由是：文藝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藝家，還是站在那時候，以那時候的生活環境做地盤而出發，所以他畢竟是那時候的民眾之一員，而能在朦朧平安中看出殘缺和破敗。他們便以熟練的才技，寫出這種殘缺和破敗，於藝術上達到高級的價值為止，在他們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在創造時，他們也許隻顧到藝術的精細微妙，並沒想到如何激動民眾，予民眾以強烈的刺激，使他們血脈僨張，而從事於革命。

    我們如果承認藝術有獨立的無限的價值，藝術家有完成藝術本身最終目的之必要，那末我們便不能而且不應該撇開藝術價值去指摘藝術家的態度，這和拿藝術家的現實行為去評斷他的藝術作品者一樣可笑。波特來耳的詩並不因他的狂放而稍減其價值。淺薄者許要咒他為人群的蛇蠍，卻不知道他底厭棄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麵的表白。我們平常譏刺一個人，還須觀察到他的深處，否則便見得浮薄可鄙。至於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標準，既沒有看到他的深處，又拋棄了衡量藝術價值的尺度，便無的放矢地攻刺一個忠於藝術的人，真的糊塗呢還是別有用意！這不過使我們覺到此刻現在的中國文藝界真不值一談，因為以批評成名而又是創造自許的所謂文藝家者，還是這樣地崇奉功利主義嗬！

    我——自然不是什麽文藝家——喜歡讀些高級的文藝作品，頗多古舊的東西，很有人說這是迷舊的時代擯棄者。他們告訴我，現在是民眾文藝當世了，嶄新的專為第四階級玩味的文藝當世了。我為之愕然者久之，便問他們：民眾文藝怎樣寫法？文藝家用什麽手段，使民眾都能玩味？現在民眾文藝已產生了若幹部？革了命之後的民眾能夠賞識所謂民眾文藝者已有幾分之幾？莫非現在有許多新《三字經》，或新《神童詩》出版了麽？我真不知民眾化的文藝如何化法，化在內容呢，那我們本有表現民眾生活的文藝了的；化在技藝上吧，那末一首國民革命歌盡夠充數了，你聽：“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多麽宏壯而明白嗬！我們為什麽還要別的文藝？他們不能明確地回答，而我也糊塗到而今。此刻現在，才從《民眾主義與天才》一文裏得了答案，是：

    “無論民眾藝術如何地主張藝術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藝術作品無論如何自有無限的價值等差，這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所謂普遍性啦，平等性啦這一類話，意思不外乎是說藝術的內容是關於廣眾的民間生活或關於人生的普遍事象，而有這種內容的藝術，始可以供給一般民眾的玩味。藝術備有像這種意味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不待說是不可以否認的，然而藝術作品既有無限的價值等級存在。以上，那些比較高級的藝術品，好，就可以說多少能夠供給一般民眾的玩味，若要說一切人都能夠一樣的精細，一樣的深刻，一樣的微妙——換句話說，絕對平等的來玩味它，那無論如何是不得有的事實。”

    記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最先進的思想隻有站在最高層的先進的少數人能夠了解，等到這種思想透入群眾裏去的時候，已經不是先進的思想了。這些話，是告訴我們芸芸眾生，到底有一大部分感覺不敏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不平等，除了詛咒造物的不公，我們還能怨誰呢？這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人類的演進史，可以一筆抹殺，而革命也不能發生了。世界文化的推進，全賴少數先覺之衝鋒陷陣，如果各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是相等，文化也早就發達到極致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所謂“螺旋式進行”一句話，還不是等於廢話？藝術是文化的一部，文化有進退，藝術自不能除外。民眾化的藝術，以藝術本身有無限的價值等差來說，簡直不能成立。自然，藉文藝以革命這夢囈，也終究是一種夢囈罷了！

    以上是我的意思，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一九二八，三，二五，冬芬。

    回信

    冬芬先生：

    我不是批評家，因此也不是藝術家，因為現在要做一個什麽家，總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評不可，沒有一夥，是不行的，至少，在現在的上海灘上。因為並非藝術家，所以並不以為藝術特別崇高，正如自己不賣膏藥，便不來打拳讚藥一樣。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的人生記錄，人類如果進步，則無論他所寫的是外表，是內心，總要陳舊，以至滅亡的。不過近來的批評家，似乎很怕這兩個字，隻想在文學上成仙。

    各種主義的名稱的勃興，也是必然的現象。世界上時時有革命，自然會有革命文學。世界上的民眾很有些覺醒了，雖然有許多在受難，但也有多少占權，那自然也會有民眾文學——說得徹底一點，則第四階級文學。

    中國的批評界怎樣的趨勢，我卻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隻覺得各專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國、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國尺，或者兼用各種尺。有的說要真正，有的說要鬥爭，有的說要超時代，有的躲在人背後說幾句短短的冷話。還有，是自己擺著文藝批評家的架子，而憎惡別人的鼓吹了創作。倘無創作，將批評什麽呢，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腸的。

    別的此刻不談。現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鬥爭和所謂超時代。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麽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著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社會停滯著，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裏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為這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揭載稿子的機會罷了。

    鬥爭呢，我倒以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為什麽不鬥爭？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著，於是大罵“偏激”之可惡，以為人人應該相愛，現在被一班壞東西教壞了，他們飽人大約是愛餓人的，但餓人卻不愛飽人，黃巢時候，人相食，餓人尚且不愛餓人，這實在無須鬥爭文學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麵應用他，我以為也可以。譬如“宣傳”就是。

    美國的辛克來兒說：一切文藝是宣傳。我們的革命的文學者曾經當作寶貝，用大字印出過；而嚴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隻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麽，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為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稻香村”，“陸稿薦”，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後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後鞋店”裏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又要討厭的。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

    但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又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卻隻在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辭句都推到演員的“昨日的文學家”身上去。那麽，剩下來的思想的內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罷？我給你看兩句馮乃超的劇本的結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兒：我們反抗去！”

    四月四日。魯迅。

    扁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盡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函義。

    於是各各以意為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為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準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顆頭，頭上站著一頭牛，愛呀，海中央的青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等。

    還要由此生出議論來。這個主義好，那個主義壞……等等。

    鄉間一向有一個笑談：兩位近視眼要比眼力，無可質證，便約定到關帝廟去看這一天新掛的扁額。他們都先從漆匠探得字句。但因為探來的詳略不同，隻知道大字的那一個便不服，爭執起來了，說看見小字的人是說謊的。又無可質證，隻好一同探問一個過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麽也沒有。扁還沒有掛哩。”

    我想，在文藝批評上要比眼力，也總得先有那塊扁額掛起來才行。空空洞洞的爭，實在隻有兩麵自己心裏明白。

    （四月十日。）

    路

    又記起了Gogol做的《巡按使》的故事：

    中國也譯出過的。一個鄉間忽然紛傳皇帝使者要來私訪了，官員們都很恐怖，在客棧裏尋到一個疑似的人，便硬拉來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後，那人跑了，而聽說使者真到了，全台演了一個啞口無言劇收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並未派遣。這車夫的本階級意識形態不行，早被別階級弄歪曲了罷。另外有人把握著，但不一定是工人。於是隻好在大屋子裏尋，在客店裏尋，在洋人家裏尋，在書鋪子裏尋，在咖啡館裏尋……。

    文藝家的眼光要超時代，所以到否雖不可知，也須先行擁篲清道，或者傴僂奉迎。於是做人便難起來，口頭不說“無產”便是“非革命”，還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險了。這真要沒有出路。

    現在的人間也還是“大王好見，小鬼難當”的處所，出路是有的。何以無呢？隻因多鬼祟，他們將一切路都要糟蹋了。這些都不要，才是出路。自己坦坦白白，聲明了因為沒法子，隻好暫在炮屁股上掛一掛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野草》序）

    還隻說說，而革命文學家似乎不敢看見了，如果因此覺得沒有了出路，那可實在是很可憐，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動筆了。

    （四月十日。）

    頭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報》上有一篇梁實秋教授的《關於盧騷》，以為引辛克來兒的話來攻擊白璧德，是“借刀殺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於他之攻擊盧騷，理由之二，則在“盧騷個人不道德的行為，已然成為一般浪漫文人行為之標類的代表，對於盧騷的道德的攻擊，可以說即是給一般浪漫的人的行為的攻擊。……”

    那麽，這雖然並非“借刀殺人”，卻成了“借頭示眾”了。假使他沒有成為“一般浪漫文人行為之標類的代表”，就不至於路遠迢迢，將他的頭掛給中國人看。一般浪漫文人，總算害了遙拜的祖師，給了他一個死後也不安靜。他現在所受的罰，是因為影響罪，不是本罪了，可歎也夫！

    以上的話不大“謹飭”，因為梁教授不過要筆伐，並未說須掛盧騷的頭，說到掛頭，是我看了今天《申報》上載湖南共產黨郭亮“伏誅”後，將他的頭掛來掛去，“遍曆長、嶽”，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當局，竟沒有寫了列寧（或者溯而上之，到馬克斯；或者更溯而上之，到黑格爾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狀，一同張貼，以正其影響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評家。

    記得《三國誌演義》記袁術（？）死後，後人有詩歎道：“長揖橫刀出，將軍蓋代雄，頭顱行萬裏，失計殺田豐。”當三個有閑之暇，也活剝一首來吊盧騷：

    “脫帽懷鉛出，先生蓋代窮，頭顱行萬裏，失計造兒童。”

    （四月十日。）

    通信

    來信

    魯迅先生：

    精神和肉體，已被困到這般地步——怕無以複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撐了病體向“你老”作最後的呼聲了！——不，或者說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極明白：你是在給別人安排酒筵，“泡製醉蝦”的一個人。我，就是其間被製的一個！

    我，本來是個小資產階級裏的驕子，溫鄉裏的香花。有吃有著，盡可安閑地過活。隻要夢想著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滿足，委實一無他求。

    《呐喊》出版了，《語絲》發行了（可憐《新青年》時代，我尚看不懂呢），《說胡須》，《論照相之類》一篇篇連續地戟刺著我的神經。當時，自己雖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們的淺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賣，在馬路上呐喊得洋溢，隨了所謂革命的勢力，也奔騰澎湃了。我，確竟被其吸引。當然也因我嫌棄青年的淺薄，且在想自己生命上找一條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認識了人類的欺詐，虛偽，陰險……的本性！果然，不久，軍閥和政客們棄了身上的蒙皮，而顯出本來的猙獰麵目！我呢，也隨了所謂“清黨”之聲而把我一顆沸騰著的熱烈的心清去。當時想：“素以敦厚誠樸”的第四階級，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們，或許尚足為友吧？——唉，真的，“令弟”豈明先生說得是：“中國雖然有階級，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發財”，而且我幾疑置身在紀元前的社會裏了，那種愚蠢比鹿豕還要愚蠢的言動（或者國粹家正以為這是國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於叫我究竟怎麽辦呢？

    利，莫利於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貫穿了我的心，於是乎吐血。轉輾床上不能動已幾個月！

    不錯，沒有希望之人應該死，然而我沒有勇氣，而且自己還年青，僅僅廿一歲。還有愛人。不死，則精神和肉體，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鍾。愛人亦被生活所壓迫著。我自己，薄薄的遺產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對亦徒唏噓！

    不識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這毒藥者是先生，我實完全被先生所“泡製”。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請你指示我所應走的最終的道路。不然，則請你麻痹了我的神經，因為不識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習醫，想必不難“還我頭來”！我將效梁遇春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勸告你的：“你老”現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為軍閥們趕製適口的鮮味，保全幾個像我這樣的青年。倘為生活問題所驅策，則可以多做些“擁護”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貴之不及，“委員”“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請指示我！莫要“為德不卒”！

    或《北新》，或《語絲》上答覆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諒我寫得草率，因病中，乏極！

    一個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書。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當答複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為我不能如你的所囑，不將來信發表。來信的意思，是要我公開答複的，那麽，倘將原信藏下，則我的一切所說，便變成“無題詩N百韻”，令人莫名其妙了。況且我的意見，以為這也不足恥笑。自然，中國很有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雖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雖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當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無以對死者，但一切活著的人，該能原諒的罷，彼此都不過是靠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們隻要用鏡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臉來的。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裏原也藏著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於鼓動青年的樣子。段祺瑞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盧布，闊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鋪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夥的批評家叫好。幾本小說銷到上萬，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於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的。雖然有人指定我為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麽——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並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為下等人勝於上等人，青年勝於老頭子，所以從前並未將我的筆尖的血，灑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關係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隻有一方麵的，本意實在並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裏”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為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並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便輾轉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於是接著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隻有些風聞。我正有些神經過敏，於是覺得正象是“聚而殲旃”，很不免哀痛。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的人道主義”，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產階級根性未除，於心總是戚戚。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確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朧看人生”的緣故。然而那麽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鬥爭”。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我在這裏引出革命文學家來，並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並非我和什麽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麽，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於事實是無幹的。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於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著，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於是從那裏麵擲出無煙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閑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於革命了。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致的。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對於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麵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內疚了。那麽，一切死者，傷者，吃苦者，都和我無關。先前真是擅負責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裏輕鬆了，又有些想活動。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沉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麽沉重。近大半年來，征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裏的批評家，卻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了我的文章，斷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於人，實在沒有什麽影響，——隻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於誣栽我，所以我再從別一麵來想一想。第一，我以為你膽子太大了，別的革命文學家，因為我描寫黑暗，便嚇得屁滾尿流，以為沒有出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講最後的勝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公司一般。而你並不計較這些，偏要向黑暗進攻，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膽，那麽，第二，就是太認真。革命是也有種種的。你的遺產被革去了，但也有將遺產革來的，但也有連性命都革去的，也有隻革到薪水，革到稿費，而倒捐了革命家的頭銜的。這些英雄，自然是認真的，但若較原先更有損了，則我以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還以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釘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勝，則即使失敗，苦痛恐怕會小得多罷。

    那麽，我沒有罪戾麽？有的，現在正有許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學家，用明槍暗箭，在辦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將來我所受的傷的總計，我就劃一部分賠償你的尊“頭”。

    這裏添一點考據：“還我頭來”這話，據《三國誌演義》，是關雲長夫子說的，似乎並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實都是空話。一到先生個人問題的陣營，倒是十分難於動手了，這決不是什麽“前進呀，殺呀，青年嗬”那樣英氣勃勃的文字所能解決的。真話呢，我也不想公開，因為現在還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來信沒有住址，無法答複，隻得在這裏說幾句。第一，要謀生，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蘇俄的學藝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訶德先生》裏，將這手段使一個公爵使用，可見也是貴族的東西，堂皇冠冕。第二，要愛護愛人。這據輿論，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緊，你隻要做幾篇革命文字，主張革命青年不該講戀愛就好了。隻是假如有一個有權者或什麽敵前來問罪的時候，這也許仍要算一條罪狀，你會後悔輕信了我的話。因此，我得先行聲明：等到前來問罪的時候，倘沒有這一節，他們就會找別一條的。蓋天下的事，往往決計問罪在先，而搜集罪狀（普通是十條）在後也。

    先生，我將這樣的話寫出，可以略蔽我的過錯了罷。因為隻這一點，我便可以又受許多傷。先是革命文學家就要哭罵道：“虛無主義者呀，你這壞東西呀！”嗚呼，一不謹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點粉了。趁便先辯幾句罷：無須大驚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壞東西。等到我壞起來，就一定將這些寶貝放在肚子裏，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別人必須做犧牲。

    先生，我也勸你暫時玩玩罷，隨便弄一點糊口之計，不過我並不希望你永久“沒落”，有能改革之處，還是隨時可以順手改革的，無論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這也並非因為你的警告，實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閑暇，即使偶然涉及什麽，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論“動機”或“良心”，卻也許並不這樣的。

    紙完了，回信也即此為止。並且順頌

    痊安，又祝

    令愛人不挨餓。

    魯迅。四月十日。

    太平歌訣

    四月六日的《申報》上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南京市近日忽發現一種無稽謠傳，謂總理墓行將工竣，石匠有攝收幼童靈魂，以合龍口之舉。市民以訛傳訛，自相驚擾，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懸紅布一方，上書歌訣四句，藉避危險。其歌訣約有三種：（一）人來叫我魂，自叫自當承。叫人叫不著，自己頂石墳。（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急早回家轉，免去頂墳壇。（三）你造中山墓，與我何相幹？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當。”（後略）

    這三首中的無論那一首，雖隻寥寥二十字，但將市民的見解：對於革命政府的關係，對於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經寫得淋漓盡致。雖有善於暴露社會黑暗麵的文學家，恐怕也難有做到這麽簡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著，自己頂石墳。”則竟包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傳記和一部中國革命的曆史。

    看看有些人們的文字，似乎硬要說現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不背著這一夥市民進行。雞肋，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就要這樣地牽纏下去。五十一百年後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

    近來的革命文學家往往特別畏懼黑暗，掩藏黑暗，但市民卻毫不客氣，自己表現了。那小巧的機靈和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學家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隻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於是就算超出了時代。

    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罷，被遺棄了的現實的現代，在後麵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實還是同在。你不過閉了眼睛。不過眼睛一閉，“頂石墳”卻可以不至於了，這就是你的“最後的勝利”。

    （四月十日。）

    鏟共大觀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報》上，又有一段《長沙通信》，敘湘省破獲共產黨省委會。“處死刑者三十餘人，黃花節斬決八名”。其中有幾處文筆做得極好，抄一點在下麵：

    “……是日執行之後，因馬（淑純，十六歲；誌純，十四歲）傅（鳳君，二十四歲）三犯，係屬女性，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級，又懸之司門口示眾，往觀者更眾。司門口八角亭一帶，交通為之斷絕。計南門一帶民眾，則看郭亮首級後，又赴教育會看女屍。北門一帶民眾，則在教育會看女屍後，又往司門口看郭首級。全城擾攘，鏟共空氣，為之驟張；直至晚間，觀者始不似日間之擁擠。”

    抄完之後，覺得頗不妥。因為我就想發一點議論，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麵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說，我是隻喜歡冷嘲的），一麵又有人責罰我傳播黑暗，因此咒我滅亡，自己帶著一切黑暗到地底裏去。但我熬不住，——別的議論就少發一點罷，單從“為藝術的藝術”說起來，你看這不過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麽有力。我一讀，便仿佛看見司門口掛著一顆頭，教育會前列著三具不連頭的女屍。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這也許我猜得不對，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許多“民眾”，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著，嚷著……。再添一點蛇足，是臉上都表現著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在我所見的“革命文學”或“寫實文學”中，還沒有遇到過這麽強有力的文學。批評家羅喀綏夫斯奇說的罷：“安特列夫竭力要我們恐怖，我們卻並不怕；契訶夫不這樣，我們倒恐怖了。”這百餘字實在抵得上小說一大堆，何況又是事實。

    且住。再說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們又要責我散布黑暗，阻礙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現在易犯嫌疑，忠實同誌被誤解為共黨，或關或釋的，報上向來常見。萬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這些來，也許未免會短壯士之氣。但是，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隻由於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裏蛀空。這並非指赤化，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麽？倘必須前麵貼著“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雖是投機，成敗之數也不能預卜的。

    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眾，其實還不很管什麽黨，隻要看“頭”和“女屍”。隻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睹或耳聞了好幾次了。

    （四月十日。）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英勇的刊物是層出不窮，“文藝的分野”上的確熱鬧起來了。日報廣告上的《戰線》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戰士。承蒙一個朋友寄給我三本，才得看見了一點槍煙，並且明白弱水做的《談中國現在的文學界》裏的有一粒彈子，是瞄準著我的。為什麽呢？因為先是《“醉眼”中的朦朧》做錯了。據說錯處有三：一是態度，二是氣量，三是年紀。複述易於失真，還是將這粒子彈移置在下麵罷：

    “魯迅那篇，不敬得很，態度太不興了。我們從他先後的論戰上看來，不能不說他的量氣太窄了。最先（據所知）他和西瀅戰，繼和長虹戰，我們一方麵覺得正直是在他這麵，一方麵又覺得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現在又和創造社戰，辭鋒仍是尖酸，正直卻不一定落在他這麵。是的，仿吾和初梨兩人對他的批評是可以有反駁的地方，但這應莊嚴出之，因為他們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冷嘲熱刺，隻有對於冥頑不靈者為必要，因為是不可理喻。對於熱烈猛進的絕對不合用這種態度。他那種態度，雖然在他自己亦許覺得罵得痛快，但那種口吻，適足表出‘老頭子’的確不行吧了。好吧，這事本該是沒有勉強的必要和可能，讓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們不禁想起了五四時的林琴南先生了！”

    這一段雖然並不涉及是非，隻在態度，量氣、口吻上，斷定這“老頭子的確不行”，從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殺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卻很像第三者從旁的批評。從我看來，“尖酸刻薄”之處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會有“老頭子”氣的，這恐怕因為我“冥頑不靈”，不得已而用之的罷，或者便是自己不覺得。不過我要指摘，這位隱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實是創造社那一麵的。我並非說，這些戰士，大概是創造社裏常見他的腳蹤，或在藝術大學裏兼有一隻飯碗，不過指明他們是相同的氣類。因此，所謂《戰線》，也仍不過是創造社的戰線。所以我和西瀅、長虹戰，他雖然看見正直，卻一聲不響，今和創造社戰，便隻看見尖酸，忽然顯戰士身而出現了。其實所斷定的先兩回的我的“正直”，也還是死了已經兩千多年了的老頭子老聃先師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我並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瀅也知道這種戰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讚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

    即使真以為先兩回是正直在我這麵的罷，也還是因為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們同係、同社、同派、同流……。從他們那一麵看來，事情可就兩樣了。我“和西瀅戰”了以後，現代係的唐有壬曾說《語絲》的言論，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和長虹戰”了以後，狂飆派的常燕生曾說《狂飆》的停版，也許因為我的陰謀。但除了我們兩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記得了罷。事不幹己，是很容易滑過去的。

    這次對於創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莊嚴”；即使在我以為是直道而行，他們也仍可認為“尖酸刻薄”。於是“論戰”便變成“態度戰”“量氣戰”“年齡戰”了。但成仿吾輩的對我的“態度”，戰士們雖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這位批評家於《呐喊》出版時，即加以譏刺道：“這回由令弟編了出來，真是好看得多了”。這傳統直到五年之後，再見於馮乃超的論文，說是“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我的主張如何且不論，即使相同，何以說話相同便是“無聊賴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須反對，一個講革命，一個即該講保皇，一個學地理，一個就得學天文麽？還有，我合印一年的雜感為《華蓋集》，另印先前所鈔的小說史料為《小說舊聞鈔》，是並不相幹的。這位成仿吾先生卻加以編排道：“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這使李初梨很高興，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裏，還樂得不可開交道，“他（成仿吾）這段文章，比‘趣味文學’還更有趣些。”但是還不夠，他們因為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因為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還要加注道：“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而這一個“老”的錯處，還給《戰線》上的弱水先生作為“的確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對於創造社，還不至於用了他們的籍貫、家族、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裏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度”問題來了，“量氣”問題也來了，連戰士也以為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為“卑汙”的托爾斯泰，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臣魯迅誠惶誠恐謹呈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才不至於“的確不行”麽？

    至於我是“老頭子”，卻的確是我的不行。“和長虹戰”的時候，他也曾指出我這一條大錯處，此外還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確生過病，這回弱水這一位“小頭子”對於這一節沒有話說，可見有些青年究竟還懷著純樸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將“冷嘲熱刺”的用途，也瓜分開來，給“熱烈猛進的”製定了優待條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經不屬於那一類，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時沒有真上戰線去，受過創傷，倘使身上有了殘疾，那就又添一件話柄，現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這是“不革命”的好處，應該感謝自己的。

    其實這回的不行，還隻是我不行，無關年紀的。托爾斯泰、克羅頗特庚、馬克斯，雖然言行有“卑汙”與否之分，但畢竟都苦鬥了一生，我看看他們的照相，全有大胡子。因為我一個而抹殺一切“老頭子”，大約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國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別，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確乎應該想起來的，他後來真是暮年景象，因為反對白話，不能論戰，便從橫道兒來做一篇影射小說，使一個武人痛打改革者，——說得“美麗”一點，就是神往於“武器的文藝”了。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為人生的藝術，都諱言黑暗，棒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個證明。至於所以不行之故，其關鍵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這一階級將被“奧服赫變”，及早變計，於是歸根結蒂，分明現出Fascisti本相了。但我以為“老頭子”如此，是不足慮的，他總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還像他的東拉西扯。

    又來說話，量氣又太小了，再說下去，就要更小，“正直”豈但“不一定”在這一麵呢，還要一定不在這一麵。而且所說的又都是自己的事，並非“大貧”的民眾……。但是，即使所講的隻是個人的事，有些人固然隻看見個人，有些人卻也看見背景或環境。例如《魯迅在廣東》這一本書，今年戰士們忽以為編者和被編者希圖不朽，於是看得“煩躁”，也給了一點對於“冥頑不靈”的冷嘲。我卻以為這太偏於唯心論了，無所謂不朽，不朽又幹嗎，這是現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會有這一本書，其實不過是要黑字印在白紙上，訂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罷了。無論是怎樣泡製法，所謂“魯迅”也者，往往不過是充當了一種的材料。這種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的創造社也在所不免的。托羅茲基雖然已經“沒落”，但他曾說，不含利害關係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製度的社會裏。我以為他這話卻還是對的。

    （四月十日。）

    革命咖啡店

    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廣告式文字，昨天在報章上看到了，仗著第四個“有閑”，先抄一段在下麵：

    “……但是讀者們，我卻發現了這樣一家我們所理想的樂園，我一共去了兩次，我在那裏遇見了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龔冰廬、魯迅、鬱達夫等。並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那裏高談著他們的主張，有的在那裏默默沉思，我在那裏領會到不少教益呢。……”

    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灼的玻璃招牌，樓上是“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或則高談，或則沉思，麵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農工大眾”，他們喝著，想著，談著，指導著，獲得著，那是，倒也實在是“理想的樂園”。

    何況既喝咖啡，又領“教益”呢？上海灘上，一舉兩得的買賣本來多。大如弄幾本雜誌，便算革命；小如買多少錢書籍，即贈送真絲光襪或請吃冰淇淋——雖然我至今還猜不透那些惠顧的人們，究竟是意在看書呢，還是要穿絲光襪。至於咖啡店，先前隻聽說不過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飽眼福”罷了。誰料這回竟是“名人”，給人“教益”，還演“高談”，“沉思”種種好玩的把戲，那簡直是現實的樂園了。

    但我又有幾句聲明——

    就是：這樣的咖啡店裏，我沒有上去過，那一位作者所“遇見”的，又是別一人。因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總覺得這是洋大人所喝的東西（但這也許是我的“時代錯誤”），不喜歡，還是綠茶好。二、我要抄“小說舊聞”之類，無暇享受這樣樂園的清福。三、這樣的樂園，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這才是天生的文豪，樂園的材料；如我者，在《戰線》上就宣布過一條“滿口黃牙”的罪狀，到那裏去高談，豈不褻瀆了“無產階級文學”麽？還有四、則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隻能在店後門遠處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氣息罷了。你看這裏麵不很有些在前線的文豪麽，我卻是“落伍者”，決不會坐在一屋子裏的。

    以上都是真話。葉靈鳳革命藝術家曾經畫過我的像，說是躲在酒壇的後麵。這事的然否我不談。現在所要聲明的，隻是這樂園中我沒有去，也不想去，並非躲在咖啡杯後麵在騙人。

    杭州另外有一個魯迅時，我登了一篇啟事，“革命文學家”就挖苦了。但現在仍要自己出手來做一回，一者因為我不是咖啡，不願意在革命店裏做裝點；二是我沒有創造社那麽闊，有一點事就一個律師，兩個律師。

    （四月十日。）

    文壇的掌故

    來信

    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為著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囂。”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後，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爭論過。但鬧得並不“囂”，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大約除了成都，別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爭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雙方的主體——讚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著因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產階級的文學。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於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麵的戰爭，便開始攻擊。

    至於兩方麵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為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才有進步，才順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餘孽，帝國主義的爪牙。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為根據的。——可是又無他們的徹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並為一談。——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為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聖不可侵犯。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麵，多為“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係，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願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於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隻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據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麵，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隻算預備將來“文壇的掌故”起見，並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麵的意思。

    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勻。十七年七月八日，於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確切了，是丁丁編的）的餘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至於“囂”與不“囂”，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麵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他們屁股那麵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X（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K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號），才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

    含混地隻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徹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卻確是無產階級文學，至於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爭文學，一講鬥爭，便隻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鬥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並且根據了資產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

    向“革命的智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聲，卻不肯吃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於是不但笑啼俱偽，並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所抄襲來的“陰陽臉”，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地為他們自己寫照，我以為這是很可惜，也覺得頗寂寞的。

    但這是就大局而言，倘說個人，卻也有已經得到好結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開步走”和“打發他們去”》，又改換姓名（石厚生）做了一點《璫魯迅》之後，據日本的無產文藝月刊《戰旗》七月號所載，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溫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沒有），並且在那邊被尊為“可尊敬的普羅塔利亞特作家”，“從支那的勞動者農民所選出的他們的藝術家”了。

    魯迅。 八月十日

    文學的階級性

    來信

    魯迅先生：

    侍桁先生譯林癸未夫著的《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本來這是一篇絕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觀的問題，理論未免是勉強一點，也許是著者的誤解唯物史觀。他說：

    “以這種理由若推論下去，有產者的個人性與無產者的個人性，‘全個’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說不承認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有共同的人性。再換一句話說，有產者與無產者隻是有階級性，而全然缺少個人性的。”

    這是什麽話！唯物史觀的理論，豈是這樣簡單的。它的理論並不否認個人性，因此，也不否認思想、道德、感情、藝術。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藝術，都是受支配於經濟的。林氏的文章是著意於個人性，我們就以個人性而論。譬如農村經濟宗法社會裏拿妻子為男子的財產，但是文化進步到今日的社會，就承認妻子有相當的人格。這個觀念，當然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雖然是共同，卻並非天賦的，仍然逃不了經濟的支配。有產者和無產者物質生活上受經濟的影響而有差等，個人性同樣地受經濟的影響而卻是共同的。並不是有產者和無產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經濟製度的影響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駁唯物史觀，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樣的是圓頂方趾，要吃飯，要睡覺，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而來駁唯物史觀，爽快得多了。

    最後，我須聲明：我是個資本主義製度下的職工。因為是職工，所以學識的譾陋是誰都可以肯定的。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達意和不妥之處。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馬克斯學說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一打仗。

    因為避學者嫌疑起見，以信底形式而寫給魯迅先生。能否發表，是編者的特權了。

    愷良於上海，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回信

    愷良先生：

    我對於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不能說什麽。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論，他將話兩次一換，便成為“隻有”和“全然缺少”，卻似乎決定得太快一點了。大概以弄文學而又講唯物史觀的人，能從基本的書籍上一一鉤剔出來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幾本別人的提要就算。而這種提要，又因作者的學識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階級意識明了銳利起來，就竭力增強階級性說，而別一麵就也容易招人誤解。作為本文根據的林氏別一篇論文，我沒有見，不能說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極端，但中國卻有此例，竟會將個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謂個人性），個人主義即利己主義混為一談，來加以自以為唯物史觀底申斥，倘再有人據此來論唯物史觀，那真是糟糕透頂了。

    來信的“吃飯睡覺”的比喻，雖然不過是講笑話，但脫羅茲基曾以對於“死之恐怖”為古今人所共同，來說明文學中有不帶階級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實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隻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卻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

    有馬克斯學識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讚成的。我隻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麽，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

    魯迅。 八月十日。

    一九二九年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西湖博覽會上要設先烈博物館了，在征求遺物。這是不可少的盛舉，沒有先烈，現在還拖著辮子也說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征求的，末後又有“落伍者的醜史”，卻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於飲水思源以後，再喝一口髒水，曆親芳烈之餘，添嗅一下臭氣似的。

    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醜史”的目錄中，又有“鄒容的事實”，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沒有錯而鄒容不是別一人，那麽，據我所知道，大概是這樣的：

    他在滿清時，做了一本《革命軍》，鼓吹排滿，所以自署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後來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裏了，其時蓋在一九○二年。自然，他所主張的不過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義，當然也不知道共產主義。但這是大家應該原諒他的，因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會才成立。

    聽說中山先生的自敘上就提起他的，開目錄的諸公，何妨於公餘之暇，去查一查呢？

    後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

    （二月十七日。）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文章，文壇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為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是極其少見的。

    但至今，在巍峨燦爛的巨大的紀念碑底的文學之旁，短篇小說也依然有著存在的充足的權利。不但巨細高低，相依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但見全體非常宏麗，眩人眼睛，令觀者心神飛越，而細看一雕闌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卻更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體，感受遂愈加切實，因此那些終於為人所注重了。

    在現在的環境中，人們忙於生活，無暇來看長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說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隻頃刻間，而仍可藉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用數頃刻，遂知種種作風，種種作者，種種所寫的人和物和事狀，所得也頗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這些原因還在外。

    中國於世界所有的大部傑作很少譯本，翻譯短篇小說的卻特別的多者，原因大約也為此。我們——譯者的匯印這書，則原因就在此。貪圖用力少，紹介多，有些不肯用盡呆氣力的壞處，是自問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點隻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的近於不壞的意思。還有，是要將零星的小品，聚在一本裏，可以較不容易於散亡。

    我們——譯者，都是一麵學習，一麵試做的人，雖於這一點小事，力量也還很不夠，選的不當和譯的錯誤，想來是一定不免的。我們願受讀者和批評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朝花社同人識。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麽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於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裏來講幾句，情不可卻，隻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於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麽——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麵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麵，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誌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誌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為什麽呢，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隻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於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裏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製，憤滿人的凶橫，渴望著“光複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並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煉。但後來，詩人葉遂寧，小說家索波裏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這是什麽緣故呢？就因為四麵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來試煉的也並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裏呢，連“頭”也沒有，那裏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麵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於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裏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隻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誌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隻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隻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麵上，畫著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征》的書麵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隻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現在的人們既然神經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準紅了，對於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著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於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才會明白罷。這是帝製時代的事。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麽門外麵，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麽，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日本的雜誌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眾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隻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於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於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為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紹介到中國來；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於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於大家更有益。

    “皇漢醫學”

    革命成功之後，“國術”、“國技”、“國花”、“國醫”鬧得烏煙瘴氣之時，日本人湯本求真做的《皇漢醫學》譯本也將乘時出版了。廣告上這樣說：

    “日醫湯本求真氏於明治三十四年卒業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後應世多年覺中西醫術各有所長短非比較同異舍短取長不可爰發憤學漢醫曆十八年之久匯集吾國曆來諸家醫書及彼邦人士研究漢醫藥心得之作著《皇漢醫學》一書引用書目多至一百餘種旁求博考洵大觀也……”

    我們“皇漢”人實在有些怪脾氣的：外國人論及我們缺點的不欲聞，說好處就相信，講科學者不大提，有幾個說神見鬼的便紹介。這也正是同例，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卒業者何止數千人，做西洋醫學的也有十幾位了，然而我們偏偏刮目於可入《無雙譜》的湯本先生的《皇漢醫學》。

    小朋友梵兒在日本東京，化了四角錢在地攤上買到一部岡千仞作的《觀光紀遊》，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來遊中國的日記。他看過之後，在書頭卷尾寫了幾句牢騷話，寄給我了。來得正好，鈔一段在下麵：

    “二十三日，夢香、竹孫來訪。……夢香盛稱多紀氏醫書。餘曰，‘敝邦西洋醫學盛開，無複手多紀氏書者，故販原板上海書肆，無用陳餘之芻狗也。’曰，‘多紀氏書，發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醫術大開，譯書續出，十年之後，中人爭購敝邦譯書，亦不可知。’夢香默然。餘因以為合信氏醫書（案：蓋指《全體新論》），刻於寧波，寧波距此咫尺，而夢香滿口稱多紀氏，無一語及台信氏者，何故也？……”（卷三《蘇杭日記》下二頁。）

    岡氏於此等處似乎終於不明白。這是“四千餘年古國古”的人民的“收買廢銅爛鐵”脾氣，所以文人則“盛稱多紀氏”，武人便大買舊炮和廢槍，給外國“無用陳餘之芻狗”有一條出路。

    岡氏距明治維新後不久，還有改革的英氣，所以他的日記裏常有好意的苦言。革命底批評家或雲與其看世紀末的煩瑣隱晦沒奈何之言，不如上觀任何民族開國時文字，證以此事，是頗有一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

    大家都說要打俄國，或者“願為前驅”，或者“願作後盾”，連中國文學所賴以不墜的新月書店，也登廣告出賣關於俄國的書籍兩種，則舉國之同仇敵愾也可知矣。自然，大勢如此，執筆者也應當做點應時的東西，庶幾不至於落伍。我於是在七月廿六日《新聞報》的《快活林》裏，遇見一篇題作《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的敘述詳細而昏不可當的文章，可惜限於篇幅，隻能摘抄：

    “……乃嚐讀史至元成吉思汗。起自蒙古。入主中夏。開國以後。奄有欽察阿速諸部。命速不台征蔑裏吉。複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戰至太和嶺。洎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為前驅。隨諸王拔都。皇子貴田。皇侄哥等伐西域。十年乃大舉征俄。直逼耶烈讚城。而陷莫斯科。太祖長子術赤遂於其地即汗位。可謂破前古未有之紀載矣。夫一代之英主。開創之際。戰勝攻取。用其兵威。不難統一區宇。史冊所敘。縱極鋪張。要不過禹域以內。訖無西至流沙。舉朔北遼絕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猶複鼓其餘勇。進逼歐洲內地。而有歐亞混一之勢者。謂非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得乎……”

    那結論是：

    “……質言之。元時之兵鋒。不僅足以扼歐亞之吭。而有席卷包舉之氣象。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勇氣者。固自有在。餘故備述之。以告應付時局而固邊圉者。”

    這隻有這作者“清臒”先生是蒙古人，倒還說得過去。否則，成吉思汗“入主中夏”，術赤在莫斯科“即可汗位”，那時咱們中、俄兩國的境遇正一樣，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為什麽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為自己的先人，仿佛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的呢？

    倘照這樣的論法，俄國人就也可以作“吾國征華史之一頁”，說他們在元代奄有中國的版圖。

    倘照這樣的論法，則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歐、亞混一之勢”，“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後人“之勇氣者”矣。

    嗟乎，赤俄未征，白癡已出，殊“非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也！

    （七月二十八日。）

    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這是一個青年的作者，以一個現代的活的青年為主角，描寫他十年中的行動和思想的書。

    舊的傳統和新的思潮，紛紜於他的一身，愛和憎的糾纏，感情和理智的衝突，纏綿和決撒的迭代，歡欣和絕望的起伏，都逐著這《小小十年》而開展，以形成一部感傷的書，個人的書。但時代是現代，所以從舊家庭所希望的“上進”而渡到革命，從交通不大方便的小縣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從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偉大的社會改革——但我沒有發見其間的橋梁。

    一個革命者，將——而且實在也已經（！）——為大眾的幸福鬥爭，然而獨獨寬恕首先壓迫自己的親人，將槍口移向四麵是敵，但又四不見敵的舊社會；一個革命者，將為人我爭解放，然而當失去愛人的時候，卻希望她自己負責，並且為了革命之故，不願自己有一個情敵，——誌願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處就愈少，可以自解之處也愈多。——終於，則甚至閃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間為惟一的現實一流的陰影。在這裏，是屹然站著一個個人主義者，遙望著集團主義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沒有發見其間的橋梁。

    釋迦牟尼出世以後，割肉喂鷹，投身飼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說教的倒算是大乘，總是發達起來，我想，那機微就在此。

    然而這書的生命，卻正在這裏。他描出了背著傳統，又為世界思潮所激蕩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漸寫來，並無遮瞞，也不裝點，雖然間或有若幹辯解，而這些辯解，卻又正是脫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將為現在作一麵明鏡，為將來留一種記錄，是無疑的罷。多少偉大的招牌，去年以來，在文攤上都掛過了，但不到一年，便以變相和無物，自己告發了全盤的欺騙，中國如果還會有文藝，當然先要以這樣直說自己所本有的內容的著作，來打退騙局以後的空虛。因為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麽意識。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是漸向戰場的一段，無論意識如何，總之，許多青年，從東江起，而上海，而武漢，而江西，為革命戰鬥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著種種的希望，死在戰場上，再看不見上麵擺起來的是金交椅呢還是虎皮交椅。種種革命，便都是這樣地進行，所以掉弄筆墨的，從實行者看來，究竟還是閑人之業。

    這部書的成就，是由於曾經革命而沒有死的青年。我想，活著，而又在看小說的人們，當有許多人發生同感。

    技術，是未曾矯揉造作的。因為事情是按年敘述的，所以文章也傾瀉而下，至使作者在《後記》裏，不願稱之為小說，但也自然是小說。我所感到累贅的隻是說理之處過於多，校讀時刪節了一點，倘使反而損傷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責任。還有好像缺點而其實是優長之處，是語匯的不豐，新文學興起以來，未忘積習而常用成語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亂用誰也不懂的生語如創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藝和大眾隔離，這部書卻加以掃蕩了，使讀者可以更易於了解，然而從中作梗的還有許多新名詞。

    通讀了這部書，已經在一月之前了，因為不得不寫幾句，便憑著現在所記得的寫了這些字。我不是什麽社的內定的“鬥爭”的“批評家”之一員，隻能直說自己所願意說的話。我極欣幸能紹介這真實的作品於中國，還渴望看見“重上征途”以後之作的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於上海，魯迅記。

    柔石作《二月》小引

    衝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沉沉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倒也並非如蜘蛛張網，專一在待飛翔的遊人，但在尋求安靜的青年的眼中，卻化為不安的大苦痛，這大苦痛，便是社會的可憐的椒鹽，和戰士孤兒等輩一同，給無聊的社會一些味道，使他們無聊地持續下去。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幹，弄潮兒則於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裏。他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於矜持，終於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但是，矍曇（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睹宮女們睡態之醜，於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為是醉飽後的嘔吐。那麽，蕭君的決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雖然我還無從明白其前因，是由於氣質的本然，還是戰後的暫時的勞頓。

    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便寫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於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姿態的罷？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魯迅記於上海。

    《小彼得》譯本序

    這連貫的童話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譯本（一九二七年東京曉星閣出版），我選給譯者，作為學習日文之用的。逐次學過，就順手譯出，結果是成了這一部中文的書。但是，凡學習外國文字的，開手不久便選讀童話，我以為不能算不對，然而開手就翻譯童話，卻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譯，令讀者看得費力。這譯本原先就很有這弊病，所以我當校改之際，就大加改譯了一通，比較地近於流暢了。——這也就是說，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處來，也已經是校改者的責任。

    作者海爾密尼亞至爾妙倫（Hermynia Zur Muehlen），看姓氏好像德國或奧國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跡。據同一原譯者所譯的同作者的別一本童話《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書院出版）的序文上說，則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現在似乎專在德國做事，一切戰鬥的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期刊——尤其是專為青年和少年而設的頁子上，總能夠看見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觀察，堅實的文章，足夠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聲者，則大概由於那獨創底的童話雲。

    不消說，作者的本意，是寫給勞動者的孩子們看的，但輸入中國，結果卻又不如此。首先的緣故，是勞動者的孩子們輪不到受教育，不能認識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樣的文章，所以在他們，和這是毫無關係，且不說他們的無錢買書和無暇讀書。但是，即使在受過教育的孩子們的眼中，那結果也還是和在別國不一樣。為什麽呢？第一，還是因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諷刺的話法的缺點，在我們的文章中可以說是幾乎全篇都是。第二，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礦，森林，玻璃廠，染色廠；讀者恐怕大多數都未曾親曆，那麽，印象也當然不能怎樣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者，我想，在這裏，有主張大家的生存權（第二篇），主張一切應該由戰鬥得到（第六篇之末）等處，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話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斕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國僅有幾本這種的童話孤行，而並無基本底，堅實底的文籍相幫的時候。並且，我覺得，第四篇中銀茶壺的話，太富於纖細的，瑣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國現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鳴罷，然而卻應當忽略的。第四，則故事中的物件，在歐美雖然很普通，中國卻縱是中產人家，也往往未曾見過。火爐即是一；水瓶和杯子，則是細頸大肚的玻璃瓶和長圓的玻璃杯，在我們這裏，隻在西洋菜館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艙中，可以見到。破雪草也並非我們常見的植物，有是有的，藥書上稱為“獐耳細辛”（多麽煩難的名目嗬！），是一種毛莨科的小草，葉上有毛，冬末就開白色或淡紅色的小花，來“報告冬天就要收場的好消息”。日本稱為“雪割草”，也為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譯，我曾用在《桃色的雲》上，現在也襲用了，似乎較勝於“獐耳細辛”之古板罷。

    總而言之，這作品一經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種意義，那麽，至多，也許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並未勞動而不忘勤勞大眾的人們的一覽，或者給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們，報告現代勞動者文學界中，有這樣的一位作家，這樣的一種作品罷了。

    原譯本有六幅喬治格羅斯（George Gross）的插圖，現在也加上了，但因為幾從翻印，和中國製版術的拙劣，製版者的不負責任，已經幾乎全失了原作的好處，——尤其是如第二圖，——隻能算作一個空名的紹介。格羅斯是德國人，原屬踏踏主義（Dadaismus）者之一人，後來卻轉了左翼。據匈牙利的批評家瑪載（I.Matza）說，這是因為他的藝術要有內容——思想，已不能被踏踏主義所牢籠的緣故。歐洲大戰時候，大家用毒瓦斯來打仗，他曾畫了一幅諷刺畫，給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嘴上，也蒙上一個避毒的嘴套，於是很受了一場罰，也是有名的事，隻今還頗有些人記得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訖記。

    魯迅。

    流氓的變遷

    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家夥，則都是“天”。

    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於以“死”為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饋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麵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麵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奸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淩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發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麵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中的章秋穀，以為他給妓女吃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杠，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為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憎惡嘲罵的，但隻嘲罵一種人，是做嘲罵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不以不滿於現狀的人為然的，但隻不滿於一種現狀，是現在竟有不滿於現狀者。

    這大約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然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鬥毆犯人的屁股時，皂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道也算犯罪麽？新月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為就是這一個道理。

    但老例，劊子手和皂隸既然做了這樣維持治安的任務，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於還不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麵前顯顯威風，隻要不大妨害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

    現在新月社的批評家這樣盡力地維持了治安，所要的卻不過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決不實現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別一種維持治安法，竟連想也不準想了。從此以後，恐怕要不滿於兩種現狀了罷。

    書籍和財色

    今年在上海所見，專以小孩子為對手的糖擔，十有九帶了賭博性了，用一個銅元，經一種手續，可有得到一個銅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專以學生為對手的書店，所給的希望卻更其大，更其多——因為那對手是學生的緣故。

    書籍用實價，廢去“碼洋”的陋習，是始於北京的新潮社——北新書局的，後來上海也多仿行，蓋那時改革潮流正盛，以為買賣兩方麵，都是誌在改進的人（書店之以介紹文化者自居，至今還時見於廣告上），正不必先定虛價，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騙的把戲。然而將麻雀牌送給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對於這樣簡捷了當，沒有意外之利的辦法，是終於耐不下去的。於是老病出現了，先是小試其技：送畫片。繼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對折，但自然又不是舊法，因為總有一個定期和原因，或者因為學校開學，或者因為本店開張一年半的紀念之類。花色一點的還有贈絲襪，請吃冰淇淋，附送一隻錦盒，內藏十件寶貝，價值不資。更加見得切實，然而確是驚人的，是定一年報或買幾本書，便有得到“勸學獎金”一百元或“留學經費”二千元的希望。洋場上的“輪盤賭”，付給贏家的錢，最多也不過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買書，那“希望”之大，遠甚遠甚。

    我們的古人有言，“書中自有黃金屋”，現在漸在實現了。但後一句，“書中自有顏如玉”呢？

    日報所附送的畫報上，不知為了什麽緣故而登載的什麽“女校高材生”和什麽“女士在樹下讀書”的照相之類，且作別論，則買書一元，贈送裸體畫片的勾當，是應該舉為帶著“顏如玉”氣味的一例的了。在醫學上，“婦人科”雖然設有專科，但在文藝上，“女作家”分為一類卻未免濫用了體質的差別，令人覺得有些特別的。但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麵呆站著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張博士也改弦易轍，去譯《盧騷懺悔錄》，此道遂有中衰之歎了。

    書籍的銷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員賣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給買主又有得到“勸學”，“留學”的款子的希望。

    我和《語絲》的始終

    同我關係較為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曾封我為“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去年，非罵魯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沒落的時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給我兩本中途的《山雨》，打開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和孫伏園君在北京因被晨報館所壓迫，創辦《語絲》，現在自己一做編輯，便在投稿後麵亂加按語，曲解原意，壓迫別的作者了，孫伏園君卻有絕好的議論，所以此後魯迅應該聽命於伏園。這聽說是張孟聞先生的大文，雖然署名是另外兩個字。看來好像一群人，其實不過一兩個，這種事現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並不是壞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麽話可說呢？但是，“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侖呀！”則雖是誌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並非“主將”的事，前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並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於伏園一位的。

    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並沒有什麽稿件，於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據我所聞，則晨報館確有這一種太上作者，但我並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係罷，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說了。

    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兒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地跑到我的寓裏來為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麵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忿，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園為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呐喊”。至於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的是什麽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幾次，而曾將不像名稱的廢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線；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隻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隻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隻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為難，便由於這一點。但是，叱吧兒狗險於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的，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峰和川島，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眾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隻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於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並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於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著對我說道：

    “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麽的。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裏就一麵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於‘呐喊’而終於‘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曆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餘波，從我這裏隻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裏隻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裏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隻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贏餘。於是小峰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尊並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隻好搿住了多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係，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裏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隻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於事務，又看不清那裏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並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七年。

    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以關係而論，我是不應該推托的。於是擔任了。從這時起，我才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隻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裏徑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別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係，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於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確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隻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複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卻有複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於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曆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裏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卻確實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這時又少了幾個了。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著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著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上，就能見“虎標良藥”的招牌。雖是打著“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隻要有那上麵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優，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語絲》初辦的時候，對於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因為是同人雜誌，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為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襪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於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並非惡行，但善後辦法，卻須向《申報》之類，要穩當，則向《醫藥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幾封詰責的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投來的反對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曾盡了我的本分。當襪廠出現時，曾經當麵質問過小峰，回答是“發廣告的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並無答複，但從此以後，廣告卻也不見了。我想，在小峰，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為這時對於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致送稿費，不隻負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並非純粹的同人雜誌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後，我就決計向小峰提議，將《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讚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小峰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於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為什麽，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於《語絲》四年中的瑣事。試將前幾期和近幾期一比較，便知道其間的變化，有怎樣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幾乎不提時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這是因為容易充滿頁數而又可免於遭殃。雖然因為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裏麵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至今尚為舊的和自以為新的人們所憎惡，但這力是屬於往昔的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二一年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M.阿爾誌跋綏夫作中篇小說。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為《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一九二二年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戲曲。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為《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愛羅先珂童話集》（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雲》（俄國V.愛羅先珂作童話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呐喊》（短篇小說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國小說史略》上冊（改訂之北京大學文科講義。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悶的象征》（日本廚川白村作論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印行所同上。後合上冊為一本。）

    一九二五年

    《熱風》（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評。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說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短評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續編》（短評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說舊聞鈔》（輯錄舊文，間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廚川白村作隨筆，選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刊》之一，今歸北新書局。）

    一九二七年

    《墳》（一九○七至二五年的論文及隨筆。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朝華夕拾》（回憶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版被抵押，由北新書局另排印行。）

    《唐宋傳奇集》十卷（輯錄並考正。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八年

    《小約翰》（荷蘭F.望藹覃作長篇童話。未名社印行《未名叢刊》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野草》（散文小詩。北新書局印行。）

    《而已集》（短評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作隨筆，選譯。印行所同上，今絕版。）

    一九二九年

    《壁下譯叢》（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術史潮論》（日本板垣鷹穗作。印行所同上。）

    《蕗穀虹兒畫選》（並譯題詞。朝華社印行《藝苑朝華》之一，今絕版。）

    《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片上伸作。大江書店印行《文藝理論小叢書》之一。）

    《藝術論》（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印行所同上。）

    一九三○年

    《藝術論》（俄國G.蒲力汗諾夫作。光華書局印行《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論文及演說。水沫書店印行同叢書之一。）

    《文藝政策》（蘇聯關於文藝的會議錄及決議。並同上。）

    《十月》（蘇聯A.雅各武萊夫作長篇小說。神州國光社收稿為《現代文藝叢書》之一，今尚未印。）

    一九三一年

    《藥用植物》（日本刈米達夫作。商務印書館收稿，分載《自然界》中。）

    《毀滅》（蘇聯A.法捷耶夫作長篇小說。三閑書屋印行。）

    譯著之外，又有所校勘者，為：

    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並補遺。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叢書堂鈔本，並補遺。未印。）

    所纂輯者，為：

    《古小說鉤沉》三十六卷（輯周至隋散逸小說。未印。）

    謝承《後漢書輯本》五卷（多於汪文台輯本，未印。）

    所編輯者，為：

    《莽原》（周刊。北京《京報》附送，後停刊。）

    《語絲》（周刊。所編為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後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書局印行，後廢刊。）

    《奔流》（自一卷一冊起，至二卷五冊停刊。北新書局印行。）

    《文藝研究》（季刊。隻出第一冊。大江書店印行。）

    所選定，校字者，為：

    《故鄉》（許欽文作短篇小說集。北新書局印行《烏合叢書》之一。）

    《心的探險》（長虹作雜文集。同上。）

    《飄渺的夢》（向培良作短篇小說集。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詩選。北新書局印行。）

    所校訂，校字者，為：

    《蘇俄的文藝論戰》（蘇聯褚沙克等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任國楨譯。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十二個》（蘇聯A.勃洛克作長詩，胡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V.但兼珂等作短篇小說集，董秋芳譯。同上。）

    《勇敢的約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間故事詩，孫用譯。湖風書局印行。）

    《夏娃日記》（美國馬克土溫作小說，李蘭譯。湖風書局印行《世界文學名著譯叢》之一。）

    所校訂者，為：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說。朝華社印行，今絕版。）

    《小小十年》（葉永蓁作長篇小說。春潮書局印行。）

    《窮人》（俄國F.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說，韋叢蕪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黑假麵人》（俄國L.安特來夫作戲曲，李霽野譯。同上。）

    《紅笑》（前人作小說，梅川譯。商務印書館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H.至爾妙倫作童話，許霞譯。朝華社印行，今絕版。）《進化與退化》（周建人所譯生物學的論文選集。光華書局印行。）

    《浮士德與城》（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戲曲，柔石譯。神州國光社印行《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靜靜的頓河》（蘇聯M.唆羅訶夫作長篇小說，第一卷，賀非譯。同上。）

    《鐵甲列車第一四——六九》（蘇聯V.伊凡諾夫作小說，侍桁譯。同上，未出。）

    所印行者，為：

    《士敏土之圖》（德國G.梅斐爾德木刻十幅。珂羅版印。）

    《鐵流》（蘇聯A.綏拉菲摩維支作長篇小說，曹靖華譯。）

    《鐵流之圖》（蘇聯I.畢斯凱萊夫木刻四幅。印刷中，被炸毀。）

    我所譯著的書，景宋曾經給我開過一個目錄，載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但是並不完全的。這回因為開手編集雜感，打開了裝著和我有關的書籍的書箱，就順便另抄了一張書目，如上。

    我還要將這附在《三閑集》的末尾。這目的，是為著自己，也有些為著別人。據書目察核起來，我在過去的近十年中，費去的力氣實在也並不少，即使校對別人的譯著，也真是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決不肯隨便放過，敷衍作者和讀者的，並且毫不懷著有所利用的意思。雖說做這些事，原因在於“有閑”，但我那時卻每日必須將八小時為生活而出賣，用在譯作和校對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沒有休息。倒是近四五年沒有先前那麽起勁了。

    但這些陸續用去了的生命，實不隻成為徒勞，據有些批評家言，倒都是應該從嚴發落的罪惡。做了“眾矢之的”者，也已經四五年，開首是“作惡”，後來是“受報”了，有幾位論客，還幾分含譏，幾分恐嚇，幾分快意的這樣“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卻並不全是這樣想，我以為我至今還是存在，隻有將近十年沒有創作，而現在還有人稱我為“作者”，卻是很可笑的。

    我想，這緣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則在於後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確曾認真譯著，並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的投機。所出的許多書，功罪姑且弗論，即使全是罪惡罷，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塊不小的斑痕，要“一腳踢開”，必須有較大的腿勁。憑空的攻擊，似乎也隻能一時收些效驗，而最壞的是他們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

    但是，試再一檢我的書目，那些東西的內容也實在窮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創作既因為我缺少偉大的才能，至今沒有做過一部長篇；翻譯又因為缺少外國語的學力，所以徘徊觀望，不敢譯一種世上著名的巨製。後來的青年，隻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會跨過的。但僅僅宣傳些在西湖苦吟什麽出奇的新詩，在外國創作著百萬言的小說之類卻不中用。因為言太誇則實難副，誌極高而心不專，就永遠隻能得傳揚一個可驚可喜的消息；然而靜夜一想，自覺空虛，便又不免焦躁起來，仍然看見我的黑影遮，在前麵，好像一塊很大的“絆腳石”了。

    對於為了遠大的目的，並非因個人之利而攻擊我者，無論用怎樣的方法，我全都沒齒無怨言。但對於隻想以筆墨問世的青年，我現在卻敢據幾年的經驗，以誠懇的心，進一個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字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勳業。還有一點，是：不要隻用力於抹殺別個，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而必須跨過那站著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陣的時候，幼稚和淺薄都不要緊，然而也須不斷的（！）生長起來才好。並不明白文藝的理論而任意做些造謠生事的評論，寫幾句閑話便要撲滅異己的短評，譯幾篇童話就想抹殺一切的翻譯，歸根結蒂，於己於人，還都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這也就是所謂“聰明誤”了。

    當我被“進步的青年”們所口誅筆伐的時候，我“還不到五十歲”，現在卻真的過了五十歲了，據盧南（E.Renan）說，年紀一大，性情就會苛刻起來。我願意竭力防止這弱點，因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但燈下獨坐，春夜又倍覺淒清，便在百靜中，信筆寫了這一番話。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魯迅於滬北寓樓記。

    二心集

    序言

    這裏是一九三○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隻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著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隻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麽，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隻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於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裏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隻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麵，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為然的人，隻有這樣才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裏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隻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麵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於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劄，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於墨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隻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於“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嚐動筆，有時也不免於腹誹，“臣罪當誅兮天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禦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於現狀”了，並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於牆”，——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麵是無產階級麽？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隻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麵，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隻有一麵，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自一並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並記。

    一九三○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一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裏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隻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餘的惟一的希望，隻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麽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麽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麵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字旁也有圓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於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雲。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裏，便可以解釋。Proletary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麵，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隻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麵”，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於以現在為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Chemie譯作“舍密學”，讀者必不和埃及的“煉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二

    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隻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製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於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於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誌摩先生的詩，沈從文、淩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麽“爽快”，甚而至於還須伸著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隻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麽區別”。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麽我願意等著，等著，等著。”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裏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麽？”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麽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跡，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於翻譯外國文，語係相近的，也較易於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並不工作沒有什麽區別麽？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於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於《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於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麽“奇跡”，幹什麽“嗎”呢？但有待於“伸出手指”，“硬著頭皮”，於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隻要還有若幹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於我如浮雲”。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於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隻要有些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征》，也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為還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裏，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看起來又何嚐不比“天書”還難呢？

    三

    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文學理論的譯本們，卻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家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說：“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隻能根據我所能了解的一點材料而已。”這就是說：因此而對於這理論的知識，極不完全了。

    但對於這罪過，我們（包含一切“天書”譯者在內，故曰“們”）也隻能負一部分的責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塗或懶惰來負的。“什麽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書我不知道，若夫“婆格達諾夫之類”的三篇論文和托羅茲基的半部《文學與革命》，則確有英文譯本的了。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易解。梁先生對於偉大的無產文學的產生，曾經顯示其“等著，等著，等著”的耐心和勇氣，這回對於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了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塗，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口來，卻很容易咽進冷氣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高文，結論是並無階級性。要抹殺階級性，我以為最幹淨的是吳稚暉先生的“什麽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麽先生的“世界上並沒有階級這東西”的學說。那麽，就萬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卻中了一些“什麽馬克斯”毒了，先承認了現在許多地方是資產製度，在這製度之下則有無產者。不過這“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同情心而又態度偏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爭鬥的欲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裏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嚐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在運動，生物確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鬥爭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製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隻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百五十年，但當不至於以為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為基礎。（但倘說以經濟關係為基礎，那自然是對的。）希臘、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俱非在資產社會，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誤。至於無產者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在實際上，現今正在“辛辛苦苦誠誠實實”想爬上一級去的“無產者”也還多。然而這是還沒有人“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候。一經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一個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於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為統治階級。”但可還有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的“無產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發財的有產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為無產者所嘔吐了，將隻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讚賞而已了。

    那麽，此後如何呢？梁先生以為是不足慮的。因為“這種革命的現象不能是永久的，經過自然進化之後，優勝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占優越的地位，無產的仍是無產者”。但無產階級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勢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勢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這裏麵包括文藝學術”。

    自此以後，這才入了文藝批評的本題。

    四

    梁先生首先以為無產者文學理論的錯誤，是“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麵，”因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這兩字原本有套圈）並沒有兩樣”，例如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戀愛（但所“說的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這些話是矛盾而空虛的。既然文明以資產為基礎，窮人以竭力爬上去為“有出息”，那麽，爬上是人生的要諦，富翁乃人類的至尊，文學也隻要表現資產階級就夠了，又何必如此“過於富同情心”。一並包括“劣敗”的無產者？況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樣表現的呢？譬如原質或雜質的化學底性質，有化合力，物理學底性質有硬度，要顯示這力和度數，是須用兩種物質來表現的，倘說要不用物質而顯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單單“本身”，無此妙法；但一用物質，這現象即又因物質而不同。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麽，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其次，梁先生說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無關。托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然而並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並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終身窮苦的約翰孫博士，誌行吐屬，過於貴族。所以估量文學，當看作品本身，不能連累到作者的階級和身分。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證明文學的無階級性的。托爾斯泰正因為出身貴族，舊性蕩滌不盡，所以隻同情於貧民而不主張階級鬥爭。馬克斯原先誠非無產階級中的人物，但也並無文學作品，我們不能懸擬他如果動筆，所表現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戀愛本身。至於約翰孫博士終身窮苦，而誌行吐屬，過於王侯者，我卻實在不明白那緣故，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文學和他的傳記。也許，他原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然後再爬上貴族階級去，不料終於“劣敗”，連相當的資產也積不起來，所以隻落得擺空架子，“爽快”了罷。

    其次，梁先生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和文學無緣”，但鑒賞力之有無卻和階級無幹，因為“鑒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就是，雖在無產階級裏，也會有這“天生的一種福氣”的人。由我推論起來，則隻要有這一種“福氣”的人，雖窮得不能受教育，至於一字不識，也可以賞鑒《新月》月刊，來作“人性”和文藝“本身”，原無階級性的證據。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這一種福氣的無產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種東西（文藝？）來給他們看，“例如什麽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因為“一般勞工勞農需要娛樂，也許需要少量的藝術的娛樂”的緣故。這樣看來，好像文學確因階級而不同了，但這是因鑒賞力之高低而定的，這種力量的修養和經濟無關，乃是上帝之所賜——“福氣”。所以文學家要自由創造，既不該為皇室貴族所雇用，也不該受無產階級所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這是不錯的，但在我們所見的無產文學理論中，也並未見過有誰說或一階級的文學家，不該受皇室貴族的雇用，卻該受無產階級的威脅，去做謳功頌德的文章，不過說，文學有階級性，在階級社會中，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那些創作，並非別階級的文化罷了。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隻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不，“文章”了。無產文學理論家以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為幫助有產階級的東西，這裏就給了一個極分明的例證。至於成仿吾先生似的“他們一定勝利的，所以我們去指導安慰他們去”，說出“去了”之後，便來“打發”自己們以外的“他們”那樣的無產文學家，那不消說，是也和梁先生一樣地對於無產文學的理論，未免有“以意為之”的錯誤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無產文學理論家以文藝為鬥爭的武器，就是當作宣傳品。他“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我以為這是自擾之談。據我所看過的那些理論，都不過說凡文藝必有所宣傳，並沒有誰主張隻要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誠然，前年以來，中國確曾有許多詩歌小說，填進口號和標語去，自以為就是無產文學。但那是因為內容和形式，都沒有無產氣，不用口號和標語，便無從表示其“新興”的緣故，實際上也並非無產文學。今年，有名的“無產文學底批評家”錢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還在引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以為他推重大眾能解的文學，足見用口號標語之未可厚非，來給那些“革命文學”辯護。但我覺得那也和梁實秋先生一樣，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曲解。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大眾能解的東西，當是指托爾斯泰做了分給農民的小本子那樣的文體，工農一看便會了然的語法，歌調，詼諧。隻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詩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詩中並不用標語和口號，便可明白了。

    最後梁先生要看貨色。這不錯的，是最切實的辦法；但抄兩首譯詩算是在示眾，是不對的。《新月》上就曾有《論翻譯之難》，何況所譯的文是詩。就我所見的而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訶德》，法兌耶夫的《潰滅》，格拉特珂夫的《水門汀》，在中國這十一年中，就並無可以和這些相比的作品。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資產文明的餘蔭，而且衷心在擁護它的作家而言。於號稱無產作家的作品中，我也舉不出相當的成績。但錢杏邨先生也曾辯護，說新興階級，於文學的本領當然幼稚而單純，向他們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爾喬亞”的惡意。這話為農工而說，是極不錯的。這樣的無理要求，恰如使他們凍餓了好久，倒怪他們為什麽沒有富翁那麽肥胖一樣。但中國的作者，現在卻實在並無剛剛放下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都是進過學校的智識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之後，就連先前的文學本領也隨著消失了麽？不會的。俄國的老作家亞曆舍托爾斯泰和威壘賽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還有好作品。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並不在“以文藝為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在“借階級鬥爭為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鬥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之下，於是文學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於文學和鬥爭兩方麵都少關係了。

    但中國目前的一時現象，當然毫不足作無產文學之新興的反證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臨末讓步說，“假如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傳文學喚做無產文學，那總算是一種新興文學，總算是文學國土裏的新收獲，用不著高呼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為文學的領域太大了，新的東西總有它的位置的。”但這好像“中日親善，同存共榮”之說，從羽毛未豐的無產者看來，是一種欺騙。願意這樣的“無產文學者”現在恐怕實在也有的罷，不過這是梁先生所謂“有出息”的要爬上資產階級去的“無產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窮秀才未中狀元時候的牢騷，從開手到爬上以及以後，都決不是無產文學。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藝批評界來比方罷，假如在“人性”的“藝術之宮”（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裏，向南麵擺兩把虎皮交椅，請梁實秋、錢杏邨兩位先生並排坐下，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那情形可真是“勞資”媲美了。

    五

    到這裏，又可以談到我的“硬譯”去了。

    推想起來，這是很應該跟著發生的問題：無產文學既然重在宣傳，宣傳必須多數能懂，那麽，你這些“硬譯”而難懂的理論“天書”，究竟為什麽而譯的呢？不是等於不譯麽？

    我的回答，是：為了我自己，和幾個以無產文學批評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圖“爽快”，不怕艱難，多少要明白一些這理論的讀者。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階級，忽說“布爾喬亞”，有時還升為“封建餘孽”，而且又等於猩猩（見《創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裏，有封建餘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餘孽就是猩猩，卻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據。我於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裏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麵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髒裏去的“報複”。梁先生說“他們要報複！”其實豈隻“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餘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現在是開書鋪，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劇本了，那時他還是革命文學家，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了，在這裏又向誰去輸誠呢。今年，說法又兩樣了，在《拓荒者》和《現代小說》上，都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隻看名目，連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些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隻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然而世間紙張還多，每一文社的人數卻少，誌大力薄，寫不完所有的紙張，於是一社中的職司克敵助友，掃蕩異類的批評家，看見別人來塗寫紙張了，便喟然興歎，不勝其搖頭頓足之苦。上海的《申報》上，至於稱社會科學的翻譯者為“阿狗阿貓”，其憤憤有如此。在“中國新興文學的地位，早為讀者所共知”的蔣光Z先生，曾往日本東京養病，看見藏原惟人。談到日本有許多翻譯太壞，簡直比原文還難讀……他就笑了起來，說：“……那中國的翻譯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人那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變了一半相貌麽？……”（見《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滿於翻譯，尤其是重譯的表示。不過梁先生還舉出書名和壞處，蔣先生卻隻嫣然一笑，掃蕩無餘，真是普遍得遠了。藏原惟人是從俄文直接譯過許多文藝理論和小說的，於我個人就極有裨益。我希望中國也有一兩個這樣的誠實的俄文翻譯者，陸續譯出好書來，不僅自罵一聲“混蛋”就算盡了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然而現在呢，這些東西，梁實秋先生是不譯的，稱人為“阿狗阿貓”的偉人也不譯，學過俄文的蔣先生原是最為適宜的了，可惜養病之後，隻出了一本《一周間》，而日本則早已有了兩種的譯本。中國曾經大談達爾文，大談尼采，到歐戰時候，則大罵了他們一通，但達爾文的著作的譯本，至今隻有一種，尼采的則隻有半部，學英、德文的學者及文豪都不暇顧及，或不屑顧及，拉倒了。所以暫時之間，恐怕還隻好任人笑罵，仍從日文來重譯，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譯本來直譯罷。我還想這樣做，並且希望更多有這樣做的人，來填一填徹底的高談中的空虛，因為我們不能像蔣先生那樣的“好笑起來”，也不該如梁先生的“等著，等著，等著”了。

    六

    我在開頭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這些話，到這裏還應該簡短地補充幾句，就作為本篇的收場。

    《新月》一出世，就主張“嚴正態度”，但於罵人者則罵之，譏人者則譏之。這並不錯，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也是一種“報複”，而非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號合本的廣告上，還說“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除了‘不容忍’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以外），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上兩句也不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開初仍然一貫。然而從這條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這和新月社諸君所喜歡的“穩健”也不能相容了。

    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論”遭了壓迫，照老辦法，是必須對於壓迫者，也加以壓迫的，但《新月》上所顯現的反應，卻是一篇《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先引對方的黨義，次引外國的法律，終引東西史例，以見凡壓迫自由者，往往臻於滅亡：是一番替對方設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嚴正態度”，“以眼還眼”法，歸根結蒂，是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的，倘給有力者打腫了眼，就要破例，隻舉手掩住自己的臉，叫一聲“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習慣與改革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麵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曆，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遊民，公司雇員，竟也常常慨然長歎，或者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幹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夥：“今年仍可以過舊曆年，明年一準過新曆年麽？”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曆年不可。但日曆上，卻誠然刪掉了陰曆，隻存節氣。然而一麵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曆，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誌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幹，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了。

    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為口號是“光複舊物”，就是“複古”，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曆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隻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為大家所不滿了。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曆上不準注陰曆，卻來了陰陽合曆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曆，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為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隻在表麵上浮遊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麵的勇猛和毅力。因為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眾的。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才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為“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製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隻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為葉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為已經為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當過哨兵，（雖然連放槍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歎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後來在《申報》上，卻看見了更嚴厲，更徹底的批評，因是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裏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為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能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厲害，這才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饜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他於革命文藝，就要徹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皺眉，以為不值一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隻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才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徹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麵，——不自覺的假麵。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釘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一，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為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助說；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爭鬥說，反對鬥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卻又化為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裏，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為別的一切，無一相合，於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隻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裏會有十分完全，並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隻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卻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難了，至於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於《小小十年》雖然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於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後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於人生的無聊，想吃些辣椒來開開胃的氣味。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張資平氏據說是“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你們還在“萌芽”，還在“拓荒”，他卻已在收獲了。這就是進步，拔步飛跑，望塵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蹤而往呢，就看見他跑進“樂群書店”中。

    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並且看見女的性欲，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吃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升，何況神仙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獲呀，你明白了沒有？

    還有收獲哩。《申報》報告，今年的大夏學生，敬請“為青年所崇拜的張資平先生”去教“小說學”了。中國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外國史的，國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倫理學的，何況小說先生，當然滿肚子小說學。要不然，他做得出來嗎？我們能保得定荷馬沒有“史詩作法”，沙士比亞沒有“戲劇學概論”嗎？

    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你想女人嗎，不料女人的性欲衝動比你還要強，自己跑來了。朋友，等著罷。但最可憐的是不在上海，隻好遙遙“崇拜”，難以身列門牆的青年，竟不能恭聽這偉大的“小說學”。現在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麵，遙獻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雲。

    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

    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麽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裏，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坐在客廳裏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並不想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不足靠。並且在現在，不帶點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作家或藝術家，就是說工農大眾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裏尼，但墨索裏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裏尼所寵愛的鄧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汙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麽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又如畢力涅、愛倫堡，也都是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種幻想，以為隻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複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還有，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裏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吃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連黑麵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後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眾，隻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

    現在，我說一說我們今後應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麽。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麵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麽，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麵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裏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隻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並且也要做詩，這怎麽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於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擂，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後卻必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隻要能做“起承轉合”，藉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它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裏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麽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於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於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隻因為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隻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隻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我們要批評家

    看大概的情形（我們這裏得不到確鑿的統計），從去年以來，掛著“革命的”的招牌的創作小說的讀者已經減少，出版界的趨勢，已在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最初，青年的讀者迷於廣告式批評的符咒，以為讀了“革命的”創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會，都可以得救，於是隨手拈來，大口吞下，不料許多許多是並不是滋養品，是新袋子裏的酸酒，紅紙包裏的爛肉，那結果，是吃得胸口癢癢的，好像要嘔吐。

    得了這一種苦楚的教訓之後，轉而去求醫於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

    然而，大部分是因為市場的需要，社會科學的譯著又蜂起雲湧了，較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雜陳在書攤上，開始尋求正確的知識的讀者們已經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評家不開口，類似批評家之流便趁勢一筆抹殺：“阿狗阿貓”。

    到這裏，我們所需要的，就隻得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批評家的發生，在中國已經好久了，每一個文學團體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於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體，都說是誌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開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氣。一麵喘著氣，一麵各自以為勝利，唱著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隻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夠。他無聲，但他勝利了。

    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台靜農的《地之子》，葉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劉一夢的《失業以後》，總還是優秀之作。可惜我們的有名的批評家，梁實秋先生還在和陳西瀅相呼應，這裏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懷念了創造社過去的光榮之後，搖身一變而成為“石厚生”，接著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錢杏邨先生近來又隻在《拓荒者》上，攙著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結。每一個文學團體以外的作品，在這樣忙碌或蕭閑的戰場，便都被“打發”或默殺了。

    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於別方麵，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凋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

    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讚成“不滿於現狀”了，但他以為“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為什麽呢？因為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這可是什麽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是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卻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為三民主義者是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收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裏，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麽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一九三○年四月十七日。）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梁實秋先生為了《拓荒者》上稱他為“資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雲《我不生氣》的文章。先據《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頁上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象是無產階級裏的一個”之後，再下“走狗”的定義，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於是又因而發生疑問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麵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隻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麽能知道呢？……”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於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那一篇裏，很巧妙地插進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裏又寫出“到××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卻道學生為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為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讚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杆上寫字和“××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麽，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麵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

    《進化和退化》小引

    這是譯者從十年來所譯的將近百篇的文字中，選出不很專門，大家可看之作，集在一處，希望流傳較廣的本子。一以見最近的進化學說的情形，二以見中國人將來的運命。

    進化學說之於中國，輸入是頗早的，遠在嚴複的譯述赫胥黎《天演論》。但終於也不過留下一個空泛的名詞，歐洲大戰時代，又大為論客所誤解，到了現在，連名目也奄奄一息了。其間學說幾經遷流，兌佛黎斯的突變說興而又衰，蘭麻克的環境說廢而複振，我們生息於自然中，而於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嚐加意。此書首尾的各兩篇，即由新蘭麻克主義立論，可以窺見大概，略彌缺憾的。

    但最要緊的是末兩篇。沙漠之逐漸南徙，營養之已難支持，都是中國人極重要，極切身的問題，倘不解決，所得的將是一個滅亡的結局。可以解中國古史難以探索的原因，可以破中國人最能耐苦的謬說，還不過是副次的收獲罷了。林木伐盡，水澤湮枯，將來的一滴水，將和血液等價，倘這事能為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所記憶，那麽，這書所得的酬報，也就非常之大了。

    然而自然科學的範圍，所說就到這裏為止，那給與的解答，也隻是治水和造林。這是一看好像極簡單、容易的事，其實卻並不如此的。我可以引史沫得列女士在《中國鄉村生活斷片》中的兩段話作證——

    “她（使女）說，明天她要到南苑去運動獄吏釋放她的親屬。這人，同六十個別的鄉人，男女都有，在三月以前被捕和收監，因為當別的生活資料都沒有了以後，他們曾經砍過樹枝或剝過樹皮。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搗亂，因為他們可以賣掉木頭來買糧食。”……

    “南苑的人民，沒有收成，沒有糧食，沒有工做，就讓有這兩畝田又有什麽用處？……一遇到些少的擾亂，就把整千的人投到災民的隊伍裏去。……南苑在那時（軍閥混戰時）除了樹木之外什麽都沒有了，當鄉民一對著樹木動手的時候，警察就把他們捉住並且監禁起來。”（《萌芽月刊》五期一七七頁。）

    所以這樣的樹木保護法，結果是增加剝樹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進沙漠的出現。但這書以自然科學為範圍，所以沒有顧及了。接著這自然科學所論的事實之後，更進一步地來加以解決的，則有社會科學在。

    （一九三○年五月五日）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

    ——夜記之五

    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於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麵，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記得前幾年，《狂飆》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發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於是接著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著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麵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著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於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諡為“文忠”一般。於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隻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傑先生的文章——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並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麵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並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並無什麽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於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麽《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隻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裏，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麽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麽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於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隻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麽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麵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麵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讚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麽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放諸四裔”也不行，這時他不和你來談什麽孟子孔子了。現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不完）

    這是《夜記》之五的小半篇。《夜記》這東西，是我於一九二七年起，想將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留為一集的，那年就發表了兩篇。到得上海，有感於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題為《虐殺》，先講些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俄國皇帝的酷待革命黨之類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我也就借此偷懶。不再寫下去，現在連稿子也不見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個書店去做雜誌的編輯，來托我做點隨隨便便，看起來不大頭痛的文章。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記》，立了這樣的題目。大意是想說，中國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鈔整篇，而須東拉西扯，補綴得看不出縫，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還是等於沒有做，而批評者則謂之好文章或好人。社會上的一切，什麽也沒有進步的病根就在此。當夜沒有做完，睡覺去了。第二天柔石來訪，將寫下來的給他看，他皺皺眉頭，以為說得太嚕蘇一點，且怕過占了篇幅。於是我就約他另譯一篇短文，將這放下了。

    現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經一年有餘了，偶然從亂紙裏檢出這稿子來，真不勝其悲痛。我想將全文補完，而終於做不到，剛要下筆，又立刻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所謂“人琴俱亡”者，大約也就是這模樣的罷。現在隻將這半篇附錄在這裏，以作柔石的記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記。

    一九三一年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

    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上？

    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如下的一段話：

    “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為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麽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於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隻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於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於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於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為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麽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啟上。 一月十九日夜。

    柔石小傳

    柔石，原名平複，姓趙，以一九○一年生於浙江省台州寧海縣的市門頭。前幾代都是讀書的，到他的父親，家景已不能支，隻好去營小小的商業，所以他直到十歲，這才能入小學。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師範學校；一麵為杭州晨光社之一員，從事新文學運動。畢業後，在慈溪等處為小學教師，且從事創作，有短篇小說集《瘋人》一本，即在寧波出版，是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為北京大學旁聽生。

    回鄉後，於一九二五年春，為鎮海中學校務主任，抵抗北洋軍閥的壓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寧海青年，創辦寧海中學，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項，造成校舍；一麵又任教育局局長，改革全縣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鄉村發生暴動。失敗後，到處反動，較新的全被摧毀，寧海中學既遭解散，柔石也單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藝。十二月為《語絲》編輯，又與友人設立朝華社，於創作之外，並致力於紹介外國文藝，尤其是北歐、東歐的文學與版畫，出版的有《朝華》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藝苑朝華》五本。後因代售者不付書價，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年春，自由運動大同盟發動，柔石為發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也為基本構成員之一，盡力於普羅文學運動。先被選為執行委員，次任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五月間，以左聯代表的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畢後，作《一個偉大的印象》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經特別法庭移交龍華警備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槍決，身中十彈。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學上的成績，創作有詩劇《人間的喜劇》，未印，小說《舊時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譯有盧那卡爾斯基的《浮士德與城》，戈理基的《阿爾泰莫諾夫氏之事業》及《丹麥短篇小說集》等。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裏，用我們的同誌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

    我們的勞苦大眾曆來隻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著宰割和滅亡。繁難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智識的青年們意識到自己的前驅的使命，便首先發出戰叫。這戰叫和勞苦大眾自己的反叛的叫聲一樣地使統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進攻，或者製造謠言，或者親作偵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過證明了他們自己是黑暗的動物。

    統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於是一麵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麵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處以死刑，至今並未宣布。這一麵固然在證明他們是在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一麵也在證實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的力量，因為如傳略所羅列，我們的幾個遇害的同誌的年齡、勇氣，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績，已足使全隊走狗不敢狂吠。

    然而我們的這幾個同誌已被暗殺了，這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若幹的損失，我們的很大的悲痛。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卻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群眾的，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我們的同誌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

    現在，軍閥的報告，已說雖是六十歲老婦，也為“邪說”所中，租界的巡捕，雖對於小學兒童，也時時加以檢查；他們除從帝國主義得來的槍炮和幾條走狗之外，已將一無所有了，所有的隻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說——的敵人。而他們的這些敵人，便都在我們的這一麵。

    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曆史的第一頁，是同誌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為美國“新群眾”作

    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製左翼文藝的，隻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隻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這一點，已經由兩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得十分明白。

    前年，最初紹介蒲力汗諾夫（Plekhanov）和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的文藝理論進到中國的時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Prof.Irving Babbitt）的門徒，感覺銳敏的“學者”憤慨，他以為文藝原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無產者倘要創作或鑒賞文藝，先應該辛苦地積錢，爬上資產階級去，而不應該大家渾身襤褸，到這花園中來吵嚷。並且造出謠言，說在中國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人，是得了蘇俄的盧布。這方法也並非毫無效力，許多上海的新聞記者就時時捏造新聞，有時還登出盧布的數目。但明白的讀者們並不相信它，因為比起這種紙上的新聞來，他們卻更切實地在事實上看見隻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者的槍炮。

    統治階級的官僚，感覺比學者慢一點，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壓了。禁期刊，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麵用紅字的，作者是俄國的，綏拉菲摩維支（A.Serafimovitch），伊凡諾夫（V.Ivanov）和奧格涅夫（N.Ognev）不必說了，連契訶夫（A.Chekhov）和安特來夫（L.Andreev）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於是使書店隻好出算學教科書和童話，如Mr.Cat和Miss Rose談天，稱讚春天如何可愛之類——因為至爾妙倫（H.Zur Mühlen）所作的童話的譯本也已被禁止，所以隻好竭力稱讚春天。但現在又有一位將軍發怒，說動物居然也能說話而且稱為Mr.，有失人類的尊嚴了。

    單是禁止，還不是根本的辦法，於是今年有五個左翼作家失了蹤，經家族去探聽，知道是在警備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見，半月以後，再去問時，卻道已經“解放”——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稱——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報章上，絕無記載。接著是封閉曾出新書或代售新書的書店，多的時候，一天五家，——但現在又陸續開張了，我們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惟看書店的廣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漢對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爾特（Oscar Wilde）等人的文章。

    然而統治階級對於文藝，也並非沒有積極的建設。一方麵，他們將幾個書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員趕開，暗暗換上肯聽嗾使的自己的一夥。但這立刻失敗了。因為裏麵滿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威嚴的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討厭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歡去跑跑的還是幾隻閑逛的走狗。這樣子，又怎能使門市熱鬧呢？但是，還有一方麵，是做些文章，印行雜誌，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為止，已將十種。然而這也失敗了。最有妨礙的是這些“文藝”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他們的善於“解放”的名譽，都比“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畫畫，吟詩。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談汽車，卻來對大家唱歌一樣，隻令人覺得非常詫異。

    官僚的書店沒有人來，刊物沒有人看，救濟的方法，是去強迫早經有名，而並不分明左傾的作者來做文章，幫助他們的刊物的流布。那結果，是隻有一兩個胡塗的中計，多數卻至今未曾動筆，有一個竟嚇得躲到不知道什麽地方去了。

    現在他們裏麵的最寶貴的文藝家，是當左翼文藝運動開始，未受迫害，為革命的青年所擁護的時候，自稱左翼，而現在爬到他們的刀下，轉頭來害左翼作家的幾個人。為什麽被他們所寶貴的呢？因為他曾經是左翼，所以他們的有幾種刊物，那麵子還有一部分是通紅的，但將其中的農工的圖，換上了畢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的個個好像病人的圖畫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些讀者們，凡是一向愛讀舊式的強盜小說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說的，倒並不覺得不便。然而較進步的青年，就覺得無書可讀，他們不得已，隻得看看空話很多，內容極少——這樣的才不至於被禁止——的書，姑且安慰饑渴，因為他們知道，與其去買官辦的催吐的毒劑，還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於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卻無論如何，仍在非常熱烈地要求、擁護、發展左翼文藝。

    所以，除官辦及其走狗辦的刊物之外，別的書店的期刊，還是不能不設種種方法，加入幾篇比較的急進的作品去，他們也知道專賣空杯，這生意決難久長。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眾支持，“將來”正屬於這一麵。

    這樣子，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是好像壓於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為農工曆來隻被迫壓，榨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現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像了——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藝家”喜歡。他們以為受教育能到會寫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者應該抱住自己的小資產，現在卻反而傾向無產者，那一定是“虛偽”。惟有反對無產階級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倒是出於“真”心的。“真”比“偽”好，所以他們的對於左翼作家的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便是更好的文藝。

    但是，這用刀的“更好的文藝”，卻在事實上，證明了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著同一的運命，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Passion），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

    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會科學研究會講

    上海過去的文藝，開始的是《申報》。要講《申報》，是必須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記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時的《申報》，還是用中國竹紙的，單麵印，而在那裏做文章的，則多是從別處跑來的“才子”。

    那時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為兩種，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隻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而才子卻此外還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著的古今體詩之類。這是說，才子是公開的看《紅樓夢》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裏也看《紅樓夢》，則我無從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時叫作“洋場”，也叫“夷場”，後來有怕犯諱的，便往往寫作“彝場”——有些才子們便跑到上海來，因為才子是曠達的，那裏都去；君子則對於外國人的東西總有點厭惡，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決不輕易的亂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才子們看來，就是有點才子氣的，所以君子們的行徑，在才子就謂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月傷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時候，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處，樣子很有些像《紅樓夢》，於是他就覺得自己好像賈寶玉；自己是才子，那麽婊子當然是佳人，於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內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軻不遇的才子，受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們又幫申報館印行些明清的小品書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燈謎，有入選的，就用這些書做贈品，所以那流通很廣遠。也有大部書，如《儒林外史》、《三寶太監西洋記》、《快心編》等。現在我們在舊書攤上，有時還看見第一頁印有“上海申報館仿聚珍板印”字樣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書盛行的好幾年，後一輩的才子的心思就漸漸改變了。他們發見了佳人並非因為“愛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隻為的是錢。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才子於是想了種種製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當，還占了她們的便宜，敘述這各種手段的小說就出現了，社會上也很風行，因為可以做嫖學教科書去讀。這些書裏麵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裏得了勝利的英雄豪傑，是才子＋流氓。

    在這之前，早已出現了一種畫報，名目就叫《點石齋畫報》，是吳友如主筆的，神仙人物，內外新聞，無所不畫，但對於外國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畫戰艦罷，是一隻商船，而艙麵上擺著野戰炮；畫決鬥則兩個穿禮服的軍人在客廳裏拔長刀相擊，至於將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畫“老鴇虐妓”、“流氓拆梢”之類，卻實在畫得很好的，我想，這是因為他看得太多了的緣故；就是在現在，我們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畫一般的臉孔。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時務”——這名稱在那時就如現在之所謂“新學”——的人們的耳目。前幾年又翻印了，叫作《吳友如墨寶》，而影響到後來也實在利害，小說上的繡像不必說了，就是在教科書的插畫上，也常常看見所畫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視眼，滿臉橫肉，一副流氓氣。在現在，新的流氓畫家又出了葉靈鳳先生，葉先生的畫是從英國的畢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剝來的，畢亞茲萊是“為藝術的藝術”派，他的畫極受日本的“浮世繪”（Ukiyoe）的影響。浮世繪雖是民間藝術，但所畫的多是妓女和戲子，胖胖的身體，斜視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不過畢亞茲萊畫的人物卻瘦瘦的，那是因為他是頹廢派（Decadence）的緣故。頹廢派的人們多是瘦削的，頹喪的，對於壯健的女人他有點慚愧，所以不喜歡。我們的葉先生的新斜眼畫，正和吳友如的老斜眼畫合流，那自然應該流行好幾年。但他也並不隻畫流氓的，有一個時期也畫過普羅列塔利亞，不過所畫的工人也還是斜視眼，伸著特別大的拳頭。但我以為畫普羅列塔利亞應該是寫實的，照工人原來的麵貌，並不須畫得拳頭比腦袋還要大。

    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在很受著這“才子＋流氓”式的影響，裏麵的英雄，作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頭滑腦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曉得怎樣“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頭少年一樣。看了之後，令人覺得現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說，但也漸漸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則因為總是這一套老調子——妓女要錢，嫖客用手段，原不會寫不完的；二則因為所用的是蘇白，如什麽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類，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們之外，誰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書，卻又出了一本當時震動一時的小說，那就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迦茵小傳》（H.R.Haggard：Joan Haste）。但隻有上半本，據譯者說，原本從舊書攤上得來，非常之好，可惜覓不到下冊，無可奈何了。果然，這很打動了才子佳人們的芳心，流行得很廣很廣。後來還至於打動了林琴南先生，將全部譯出，仍舊名為《迦茵小傳》。而同時受了先譯者的大罵，說他不該全譯，使迦茵的價值降低，給讀者以不快的。於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隻有半部，實非原本殘缺，乃是因為記著迦茵生了一個私生子，譯者故意不譯的。其實這樣的一部並不很長的書，外國也不至於分印成兩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對於婚姻的見解了。

    這時新的才子＋佳人小說便又流行起來，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陰花下，像一對胡蝶，一雙鴛鴦一樣，但有時因為嚴親，或者因為薄命，也竟至於偶見悲劇的結局，不再都成神仙了，——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到了近來是在製造兼可擦臉的牙粉了的天虛我生先生所編的月刊雜誌《眉語》出現的時候，是這鴛鴦蝴蝶式文學的極盛時期。後來《眉語》雖遭禁止，勢力卻並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來，這才受了打擊。這時有伊孛生的劇本的紹介和胡適之先生的《終身大事》的別一形式的出現，雖然並不是故意的，然而鴛鴦蝴蝶派作為命根的那婚姻問題，卻也因此而諾拉（Nora）似的跑掉了。

    這後來，就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的出現。創造社是尊貴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專重自我的，崇創作，惡翻譯，尤其憎惡重譯的，與同時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那出馬的第一個廣告上，說有人“壟斷”著文壇，就是指著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卻也正相反，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是一麵創作，一麵也看重翻譯的，是注意於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的，這些都是小國度，沒有人懂得他們的文字，因此也幾乎全都是重譯的。並且因為曾經聲援過《新青年》，新仇夾舊仇，所以文學研究會這時就受了三方麵的攻擊。一方麵就是創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藝術，那麽看那為人生的藝術的文學研究會自然就是多管閑事，不免有些“俗”氣，而且還以為無能，所以倘被發見一處誤譯，有時竟至於特做一篇長長的專論。一方麵是留學過美國的紳士派，他們以為文藝是專給老爺太太們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爺太太之外，隻配有文人、學士、藝術家、教授、小姐等等，要會說Yes，No，這才是紳士的莊嚴，那時吳苾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為什麽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第三方麵，則就是以前說過的鴛鴦蝴蝶派，我不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麽方法，到底使書店老板將編輯《小說月報》的一個文學研究會會員撤換，還出了《小說世界》，來流布他們的文章。這一種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創造社的這一戰，從表麵看來，是勝利的。許多作品，既和當時的自命才子們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幫助，勢力雄厚起來了。勢力一雄厚，就看見大商店如商務印書館，也有創造社員的譯著的出版，——這是說，郭沫若和張資平兩位先生的稿件。這以來，據我所記得，是創造社也不再審查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的誤譯之處，來作專論了。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敵不過“老上海”的，創造社員在凱歌聲中，終於覺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們的出版者的商品，種種努力，在老板看來，就等於眼鏡鋪大玻璃窗裏紙人的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獨立也活不下去。創造社的人們的去路，自然是在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在廣東，於是也有“革命文學”這名詞的出現，然而並無什麽作品，在上海，則並且還沒有這名詞。

    到了前年，“革命文學”這名目這才旺盛起來了，主張的是從“革命策源地”回來的幾個創造社元老和若幹新份子。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自然是因為由於社會的背景，一般群眾、青年有了這樣的要求。當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跑到實際工作去了，那時還沒有什麽顯著的革命文學運動，到了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戮共產黨及革命群眾，而死剩的青年們再入於被迫壓的境遇，於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才有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麵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雖然其中也有些是舊文人解下指揮刀來重理筆墨的舊業，有些是幾個青年被從實際工作排出，隻好借此謀生，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所以在新份子裏，是很有極堅實正確的人存在的。但那時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劃，很有些錯誤之處的。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地運用了。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麵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隻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於也頹廢得快。倘在文人，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據典。譬如說，要人幫忙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鬧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見一男一女的鄉下人在走路，他就說，“喂，你們這樣子，有傷風化，你們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國法。倘看見一個鄉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說，“喂，這是不準的，你犯了法，該捉到捕房去！”這時所用的又是外國法。但結果是無所謂法不法，隻要被他敲去了幾個錢就都完事。

    在中國，去年的革命文學者和前年很有點不同了。這固然由於境遇的改變，但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裏，還藏著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學”，若斷若續，好像兩隻靠近的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麵。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張十分激烈，以為凡非革命文學，統得掃蕩的人，去年卻記得了列寧愛看岡卻羅夫（I.A.Gontcharov）的作品的故事，覺得非革命文學，意義倒也十分深長；還有最徹底的革命文學家葉靈鳳先生，他描寫革命家，徹底到每次上茅廁時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現在卻竟會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屁股後麵了。

    類似的例，還可以舉出向培良先生來，在革命漸漸高揚的時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還曾經說，青年人不但嗥叫，還要露出狼牙來。這自然也不壞，但也應該小心，因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馴服的時候，是就要變而為狗的，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好壞鬥爭”的武器。狗也是將人分為兩種的，豢養它的主人之類是好人，別的窮人和乞丐在它的眼裏就是壞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這也還不算壞，因為究竟還有一點野性，如果再一變而為吧兒狗，好像不管閑事，而其實在給主子盡職，那就正如現在的自稱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名人們一樣，隻好去點綴大學教室了。

    這樣的翻著筋鬥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A要變B，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於是就變成了B。譬如水的結冰，溫度須到零點，同時又須有空氣的振動，倘沒有這，則即便到了零點，也還是不結冰，這時空氣一振動，這才突變而為冰了。所以外麵雖然好像突變，其實是並非突然的事。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卻並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實。因為這時已經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理論，給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但也正因為更加堅實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因為有了這樣的壓迫和摧殘，就使那時以為左翼文學將大出風頭，作家就要吃勞動者供獻上來的黃油麵包了的所謂革命文學家立刻現出原形，有的寫悔過書，有的是反轉來攻擊左聯，以顯出他今年的見識又進了一步。這雖然並非左聯直接的自動，然而也是一種掃蕩，這些作者，是無論變與不變，總寫不出好的作品來的。

    但現存的左翼作家，能寫出好的無產階級文學來麽？我想，也很難。這是因為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緣故。日本的廚川白村（H.Kuriyakawa）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說：作家之所以描寫，必得是自己經驗過的麽？他自答道，不必，因為他能夠體察。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奸，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裏，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於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著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為致命與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並非要將本階級或資產階級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於他們的不能改良，不能較長久的保持地位，所以從無產階級的見地看來，不過是“兄弟鬩於牆”，兩方一樣是敵對。但是，那結果，卻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為一粒泡沫的。對於這些的作品，我以為實在無須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作者也無須為了將來的名譽起見，自稱為無產階級的作家的。

    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於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為敵人的底細。隨手舉一個例罷，先前的《列寧青年》上，有一篇評論中國文學界的文章，將這分為三派，首先是創造社，作為無產階級文學派，講得很長，其次是語絲社，作為小資產階級文學派，可就說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為資產階級文學派，卻說得更短，到不了一頁。這就在表明：這位青年批評家對於愈認為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麵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麵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我想，這是在現在環境下的作家，隻要努力，還可以做得到的。

    在現在，如先前所說，文藝是在受著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饉狀態。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得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凶到絕頂一樣。

    在一部舊的筆記小說——我忘了它的書名了——上，曾經載有一個故事，說明朝有一個武官叫說書人講故事，他便對他講檀道濟——晉朝的一個將軍，講完之後，那武官就吩咐打說書人一頓，人問他什麽緣故，他說道：“他既然對我講檀道濟，那麽，對檀道濟是一定去講我的了。”現在的統治者也神經衰弱到像這武官一樣，什麽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進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卻用著更厲害的流氓手段：用廣告，用誣陷，用恐嚇；甚至於有幾個文學者還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圖得到安穩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麵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麵的三翻四複的暗探了，較之簡單地用著文藝的鬥爭，就非常費力，而因此也就影響到文藝上麵來。

    現在上海雖然還出版著一大堆的所謂文藝雜誌，其實卻等於空虛。以營業為目的的書店所出的東西，因為怕遭殃，就竭力選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如說“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類，那特色是在令人從頭看到末尾，終於等於不看。至於官辦的，或對官場去湊趣的雜誌呢，作者又都是烏合之眾，共同的目的隻在撈幾文稿費，什麽“英國維多利亞朝的文學”呀，“論劉易士得到諾貝爾獎金”呀，連自己也並不相信所發的議論，連自己也並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說，現在上海所出的文藝雜誌都等於空虛，革命者的文藝固然被壓迫了，而壓迫者所辦的文藝雜誌上也沒有什麽文藝可見。然而，壓迫者當真沒有文藝麽？有是有的，不過並非這些，而是通電、告示、新聞、民族主義的“文學”、法官的判詞等。例如前幾天，《申報》上就記著一個女人控訴她的丈夫強迫雞奸並毆打得皮膚上成了青傷的事，而法官的判詞卻道，法律上並無禁止丈夫雞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膚打得發青，也並不算毀損了生理的機能，所以那控訴就不能成立。現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訴他的女人的“誣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於生理學，卻學過一點，皮膚被打得發青，肺、肝、或腸胃的生理的機能固然不至於毀損，然而發青之處的皮膚的生理的機能卻是毀損了的。這在中國的現在，雖然常常遇見，不算什麽稀奇事，但我以為這就已經能夠很明白的知道社會上的一部分現象，勝於一篇平凡的小說或長詩了。

    除以上所說之外，那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鬧得已經很久了的武俠小說之類，是也還應該詳細解剖的。但現在時間已經不夠，隻得待將來有機會再講了。今天就這樣為止罷。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現在有自以為大有見識的人，在說“為人類的藝術”。然而這樣的藝術，在現在的社會裏，是斷斷沒有的。看罷，這便是在說“為人類的藝術”的人，也已將人類分為對的和錯的，或好的和壞的，而將所謂錯的或壞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現在的藝術，總要一麵得到蔑視、冷遇、迫害，而一麵得到同情、擁護、支持。

    一八藝社也將逃不出這例子。因為它在這舊社會裏，是新的、年青的、前進的。

    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麽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在他們的履曆和作品的題目——故意題得香豔、漂渺、古怪、雄深。連騙帶嚇，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裏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

    自然，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這一麵。

    我的話，也就是隻對這一麵說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答文藝新聞社問

    ——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

    這在一麵，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仆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麵，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九月二十一日。）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麵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麵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

    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著前膛槍或後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隻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勳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隻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麽？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麽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卷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嚐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於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鬥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汙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汙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為帝國主義所宰製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紮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屍，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苟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

    “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裏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裏與阿剌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麽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隻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麽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

    三

    黃震遐先生寫得如此坦白，所說的心境當然是真實的，不過據他小說中所顯示的智識推測起來，卻還有並非不知而故意不說的一點諱飾。這，是他將“法國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國的客軍”了，因此就較遠於“實際描寫”，而且也招來了上節所說的是非。

    但作者是聰明的，他聽過“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談論……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熏陶”，並且考據中外史傳之後，接著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題目的劇詩，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跡，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真正的黃色種。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斡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構成是漢、韃靼、女真、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劃；一路勝下去，可惜後來四種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為白種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罷——

    …………

    恐怖呀，煎著屍體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醜；

    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

    美人螓首變成獰猛的髑髏；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裏蠻爭惡鬥；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穢的惡臭；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鐵蹄踐著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複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於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卻是對著“斡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隻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俄，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在己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異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壞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斡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為未受傅彥長先生的熏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嗎？！

    五

    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軍人的作者還未喊出他勇壯的聲音，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這也是勢所必至，無足詫異的。理想和現實本來易於衝突，理想時已經含了悲哀，現實起來當然就會絕望。於是小勇士們要打仗了——

    “戰啊，下個最後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槍炮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體築一座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腳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蘇鳳：《戰歌》。《民國日報》載。）

    “去，戰場上去，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的肉身好像瘋人，

    我們去把熱血鏽住賊子的槍頭，

    我們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戰場上去。

    憑著我們一股勇氣，

    憑著我們一點純愛的精靈，

    去把仇人驅逐，

    不，去把仇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場去》。《申報》載。）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裏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隻好用“肉體”，用“純愛的精靈”，用“屍體”。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後，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裏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麽，惟一的路也實在隻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誌願，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準備去戰，

    快起來奮鬥，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地在震，

    人在衝，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喲，

    準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給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發揚踔厲，一群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六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熏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衝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裏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於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於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也像對於“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沈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衝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麽，“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沉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泄，於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裏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於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曆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隻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沉滓的泛起

    日本占據了東三省以後的在上海一帶的表示，報章上叫作“國難聲中”。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鬥漂上來，在水麵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現在可以說能打仗的，是要操練久不想起的洋槍了，但也有現在也不想說去打仗的，那就照歐洲大戰時候的德意誌帝國的例，來“頭腦動員”，以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有的去查《唐書》，說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說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記得了文天祥、嶽飛、林則徐，——但自然，更積極的是新的文藝界。

    先說一點另外的事罷，這叫作“和平聲中”。在這樣的聲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據說還告誡青年，教他們要養“力”勿使“氣”。靈藥就有了。第二天在報上便見廣告道：“胡漢民先生說，對日外交，應確定一堅強之原則，並勸勉青年須養力，毋泄氣，養力就是強身，泄氣就是悲觀，要強身袪悲觀，須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這樣的寶貝是什麽呢？是美國的一張舊影片，將探險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兩親家遊非洲》。

    至於真的“國難聲中的興奮劑”呢，那是“愛國歌舞表演”，自己說，“是民族性的活躍，是歌舞界的精髓，促進同胞的努力，達到最後的勝利”的。倘有知道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誰麽？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終於“上海文藝界大團結”了。《草野》（六卷七號）上記著盛況道：“上海文藝界同人，平時很少聯絡，在嚴重時期，除各個參加其他團體的工作外，複由謝六逸、朱應鵬、徐蔚南三人發起，……集會討論。在十月六日下午三點鍾，已陸續到了東亞食堂，……略進茶點，即開始討論，頗多發揮，……最後定名為上海文藝界救國會”雲。

    “發揮”我們還無從知道，僅據眼前的方法看起來，是先看《兩親家遊非洲》以養力，又看“愛國的歌舞表演”以興奮，更看《日本小品文選》和《藝術三家言》並且略進茶點而發揮。那麽，中國就得救了。

    不成。這恐怕不必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囡囡，也未必會相信。沒有法子，隻得再加上兩個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愛國文藝家所主宰的《申報》所發表出來的——

    十月五日的《自由談》裏葉華女士雲：

    “無辦法之國民，如何有有辦法之政府。國聯絕望矣。……際茲一發千鈞，全國國民宜各立所誌，各盡所能，各抒所見，餘也不才，謹以戰犬問題商諸國人。……各犬中，要以德國警犬最稱職，餘極主張吾國可選擇是犬作戰……”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談》裏“甦民自漢口寄”雲：

    “日者寓書滬友王子仲良，間及餘之病狀，而以不能投身義勇軍為憾。王子……竟以靈藥一裹見寄，雲為培生製藥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癆咳血，可一試之。……餘立行試服，則咳果止，兼旬而後，體氣漸複，因念……一旦國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壯誌，滅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連病夫也立刻可以當兵，警犬也將幫同愛國，在愛國文藝家的指導之下，真是大可樂觀，要“滅此朝食”了。隻可惜不必是文學青年，就是文學小囡囡，也會覺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稱為“廣告”的，也都不過是出賣舊貨的新廣告，要趁“國難聲中”或“和平聲中”將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裏的。

    因為要這樣，所以都得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麵來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藝家也有，警犬也有，藥也有……也因為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以腳報國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報》的《自由談》裏，又看見了署名寄萍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其中的一段，我覺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麵：

    “……有一天我們到比利時一個鄉村裏去。許多女人爭著來看我的腳。我伸起腳來給伊們看。才平服伊們好奇的疑竇。一位女人說‘我們也向來不曾見過中國人。但從小就聽說中國人是有尾巴的（即辮發）。都要討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腳。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如今才明白這話不確實。請原諒我們的錯念。’還有一人自以為熟悉東亞情形的。帶著譏笑的態度說。‘中國的軍閥如何專橫。到處鬧的是兵匪。人民過著地獄的生活。’這種似是而非的話。說了一大堆。我說‘此種傳說。全無根據。’同行的某君。也報以很滑稽的話。‘我看你們那裏會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等我們革命成功之後。簡直要把顯微鏡來照你們比利時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們的楊女士雖然用她的尊腳征服了比利時女人，為國增光，但也有兩點“錯念”。其一，是我們中國人的確有過尾巴（即辮發）的，纏過小腳的，討過姨太太的，雖現在也在討。其二，是楊女士的腳不能代表一切中國女人的腳，正如留學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國的女性一般。留學生大多數是家裏有錢，或由政府派遣，為的是將來給家族或國家增光，貧窮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麽能同日而語。所以，雖在現在，其實是纏著小腳，“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女人還不少。

    至於困苦，那是用不著多談，隻要看同一的《申報》上，記載著多少“呼籲和平”的文電，多少募集急賑的廣告，多少兵變和綁票的記事，留學外國的少爺小姐們雖然相隔太遠，可以說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顯微鏡，難道就不能想到用望遠鏡嗎？況且又何必用望遠鏡呢，同一的《楊縵華女士遊歐雜感》裏就又說：

    “……據說使領館的窮困。不自今日始。不過近幾年來。有每況愈下之勢。譬如逢到我國國慶或是重大紀念日。照例須招待外賓。舉行盛典。意思是慶祝國運方興。兼之聯絡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領館必備盛宴。款待上賓。到了去年。為館費支絀。改行茶會。以目前的形勢推測。將後恐怕連茶會都開不成呢。在國際上最講究體麵的。要算日本國。他們政府行政費的預算。寧可特別節省。惟獨於駐外使領館的經費。十分充足。單就這一點來比較。我們已相形見拙了。”

    使館和領事館是代表本國，如楊女士所說，要“慶祝國運方興”的，而竟有“每況愈下之勢”，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人民的過著什麽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國比利時的女人們究竟是單純的，終於請求了原諒，假使她們真“知道立國數千年的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沒有麵子了。

    假如這樣，又怎麽辦呢？我想，也還是“就此一笑而散”罷。

    唐朝的釘梢

    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隨不舍，術語謂之“釘梢”。“釘”者，堅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後也，譯成文言，大約可以說是“追躡”。據釘梢專家說，那第二步便是“扳談”；即使罵，也就大有希望，因為一罵便可有言語來往，所以也就是“扳談”的開頭。我一向以為這是現在的洋場上才有的，今看《花間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那裏麵有張泌的《浣溪紗》調十首，其九雲：

    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回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是，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

    這分明和現代的釘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譯成白話詩，大概可以是這樣：

    夜趕洋車路上飛，

    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顯出腿兒肥，

    亂丟俏眼笑迷迷。

    難以扳談有什麽法子呢？

    隻能帶著油腔滑調且釘梢，

    好像聽得罵道“殺千刀！”

    但恐怕在古書上，更早的也還能夠發見，我極希望博學者見教，因為這是對於研究“釘梢史”的人，極有用處的。

    《夏娃日記》小引

    瑪克土溫（Mark Twain）無須多說，隻要一翻美國文學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紀末至現世紀初有名的幽默家（Humorist）。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開眼笑，就是他那筆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萊門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1835——1910），原是一個領港，在發表作品的時候，便取量水時所喊的訛音，用作了筆名。作品很為當時所歡迎，他即被看作講笑話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遺著《The Mysterious Stranger》一出版，卻分明證實了他是很深的厭世思想的懷抱者了。

    含著哀怨而在嘻笑，為什麽會這樣的？

    我們知道，美國出過亞倫坡（Edgar Allan Poe），出過霍桑（N.Haw-thorne），出過惠德曼（W.Whiteman），都不是這麽表裏兩樣的。然而這是南北戰爭以前的事。這之後，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來，因為這之後，美國已成了產業主義的社會，個性都得鑄在一個模子裏，不再能主張自我了。如果主張，就要受迫害。這時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應該怎樣發揮自己的個性，而是怎樣寫去，才能有人愛讀，賣掉原稿，得到聲名。連有名如荷惠勒（W.D.Howells）的，也以為文學者的能為世間所容，是在他給人以娛樂。於是有些野性未馴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國，如詹謨士（HenryJames），有的講講笑話，就是瑪克土溫。

    那麽，他的成了幽默家，是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著哀怨，含著諷刺，則是不甘於這樣的生活的緣故了。因為這一點點的反抗，就使現在新土地裏的兒童，還笑道：瑪克土溫是我們的。

    這《夏娃日記》（Eve’s Diary）出版於一九○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雖然不過一種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點，敘述裏夾著譏評，形成那時的美國姑娘，而作者以為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臉上的笑影，卻分明是有了年紀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純熟的手腕，令人一時難以看出，仍不失為活潑潑地的作品；又得譯者將豐神傳達，而且樸素無華，幾乎要令人覺得倘使夏娃用中文來做日記，恐怕也就如此一樣：更加值得一看了。

    萊勒孚（Lester Ralph）的五十餘幅白描的插圖，雖然柔軟，卻很清新，一看布局，也許很容易使人記起中國清季的任渭長的作品，但他所畫的是仙俠高士，瘦削怪誕，遠不如這些的健康；而且對於中國現在看慣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圖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處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夜，記。

    新的“女將”

    在上海製圖版，比別處便當，也似乎好些，所以日報的星期附錄畫報呀，書店的什麽什麽月刊畫報呀，也出得比別處起勁。這些畫報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著大人先生們的什麽什麽會開會或閉會的紀念照片而外，還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為什麽要紹介於社會的呢？我們隻要看那說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

    “A女士，B女校皇後，性喜音樂。”

    “C女士，D女校高材生，愛養叭兒狗。”

    “E女士，F大學肄業，為G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裝束：春天都是時裝，緊身窄袖；到夏天，將褲腳和袖子都撤掉了，坐在海邊，叫作“海水浴”，天氣正熱，那原是應該的；入秋，天氣涼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東三省，於是畫報上就出現了白長衫的看護服，或托槍的戎裝的女士們。

    這是可以使讀者喜歡的，因為富於戲劇性。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鄉下的戲台上，往往掛著一副對子，一麵是“戲場小天地”，一麵是“天地大戲場”。做起戲來，因為是鄉下，還沒有《乾隆帝下江南》之類，所以往往是《雙陽公主追狄》，《薛仁貴招親》，其中的女戰士，看客稱之為“女將”。她頭插雉尾，手執雙刀（或兩端都有槍尖的長槍），一出台，看客就看得更起勁。明知不過是做做戲的，然而看得更起勁了。

    練了多年的軍人，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主義者。於是遠路的文人學士，便大談什麽“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流的傳奇式古典，想一聲鑼響，出於意料之外的人物來“為國增光”。而同時，畫報上也就出現了這些傳奇的插畫。但還沒有提起劍仙的一道白光，總算還是切實的。

    但願不要誤解。我並不是說，“女士”們都得在繡房裏關起來；我不過說，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是富於戲劇性的而已。

    還有事實可以證明。一、誰也沒有看見過日本的“懲膺中國軍”的看護隊的照片；二、日本軍裏是沒有女將的。然而確已動手了。這是因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的緣故。

    宣傳與做戲

    就是那剛剛說過的日本人，他們做文章論及中國的國民性的時候，內中往往有一條叫作“善於宣傳”。看他的說明，這“宣傳”兩字卻又不象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對外說謊”的意思。

    這宗話，影子是有一點的。譬如罷，教育經費用光了，卻還要開幾個學堂，裝裝門麵；全國的人們十之九不識字，然而總得請幾位博士，使他對西洋人去講中國的精神文明；至今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殺頭，一麵卻總支撐維持著幾個洋式的“模範監獄”，給外國人看看。還有，離前敵很遠的將軍，他偏要大打電報，說要“為國前驅”。連體操班也不願意上的學生少爺，他偏要穿上軍裝，說是“滅此朝食”。

    不過，這些究竟還有一點影子；究竟還有幾個學堂，幾個博士，幾個模範監獄，幾個通電，幾套軍裝。所以說是“說謊”，是不對的。這就是我之所謂“做戲”。

    但這普遍的做戲，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真的做戲，是隻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複為平常狀態的。楊小樓做《單刀赴會》，梅蘭芳做《黛玉葬花》，隻有在戲台上的時候是關雲長，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並沒有大弊。倘使他們扮演一回之後，就永遠提著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那就實在隻好算是發熱昏了。

    不幸因為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台的時候。例如楊縵華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國比利時女人的“中國女人纏足說”，為麵子起見，用權術來解圍，這還可以說是很該原諒的。但我以為應該這樣就拉倒。現在回到寓裏，做成文章，這就是進了後台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刀；而且又將那文章送到中國的《申報》上來發表，則簡直是提著青龍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裏來了。難道作者真已忘記了中國女人曾經纏腳，至今也還有正在纏腳的麽？還是以為中國人都已經自己催眠，覺得全國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相像的還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知難行難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

    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麽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於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聞：

    “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係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

    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麽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麽。

    為什麽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沈陽事件》。）

    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於“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

    幾條“順”的翻譯

    在這一個多年之中，拚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深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但這三代之中，卻要算趙教授的主張最為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

    “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

    這一條格言雖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對於讀者是有效力的。因為“信而不順”的譯文，一看便覺得費力，要借書來休養精神的讀者，自然就會佩服趙景深教授的格言。至於“順而不信”的譯文，卻是倘不對照原文，就連那“不信”在什麽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來對照的讀者，中國有幾個呢。這時候，必須讀者比譯者知道得更多一點，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錯誤，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則，就隻好胡裏胡塗的裝進腦子裏去了。

    我對於科學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沒有什麽外國書，隻好看看譯本，但近來往往遇見疑難的地方。隨便舉幾個例子罷。《萬有文庫》裏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學淺說》裏，有這樣的一句——

    “最近如尼爾及厄爾兩氏之對於麥……”

    據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個生物學名家Nilsson-Ehle是考驗小麥的遺傳的，但他是一個人而兼兩姓，應該譯作“尼爾生厄爾”才對。現在稱為“兩氏”，又加了“及”，順是順的，卻很使我疑心是別的兩位了。不過這是小問題，雖然，要講生物學，連這些小節也不應該忽略，但我們姑且模模胡胡罷。

    今年的三月號《小說月報》上馮厚生先生譯的《老人》裏，又有這樣的一句——

    “他由傷寒病變為流行性的感冒（Influenza）的重病……”

    這也是很“順”的，但據我所知道，流行性感冒並不比傷寒重，而且一個是呼吸係病，一個是消化係病，無論你怎樣“變”，也“變”不過去的。須是“傷風”或“中寒”，這才變得過去。但小說不比《生物學淺說》，我們也姑且模模胡胡罷。這回另外來看一個奇特的實驗。

    這一種實驗，是出在何定傑及張誌耀兩位合譯的美國Conklin所作的《遺傳與環境》裏麵的。那譯文是——

    “……他們先取出兔眼睛內髓質之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種‘代晶質’，足以透視這種外來的蛋白質精以後，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於受孕之雌兔。雌兔經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們的眼睛或晶體並不見有若何之傷害，並且他們卵巢內所蓄之卵，亦不見有什麽特別之傷害，因為，就他們以後所生的小兔看來，並沒有生而具殘缺不全之眼者。”

    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頗“順”，可以懂得的。但仔細一想，卻不免不懂起來了。一、“髓質之晶體”是什麽？因為水晶體是沒有髓質皮質之分的。二、“代晶質”又是什麽？三、“透視外來的蛋白質”又是怎麽一回事？我沒有原文能對，實在苦惱得很，想來想去，才以為恐怕是應該改譯為這樣的——

    “他們先取兔眼內的製成漿狀（以便注射）的水晶體，注射於家禽，等到家禽感應了這外來的蛋白質（即漿狀的水晶體）而生‘抗晶質’（即抵抗這漿狀水晶體的物質）。然後再取其血清，而注射於懷孕之雌兔。……”

    以上不過隨手引來的幾個例，此外情隨事遷，忘卻了的還不少，有許多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溜過去，或者照樣錯誤地裝在我的腦裏了。但即此幾個例子，我們就已經可以決定，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懂得，那麽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風馬牛

    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大將趙景深先生，近來卻並沒有譯什麽大作，他大抵隻在《小說月報》上，將“國外文壇消息”，來介紹給我們。這自然是很可感謝的。那些消息，是譯來的呢，還是介紹者自去打聽來，研究來的？我們無從捉摸。即使是譯來的罷，但大抵沒有說明出處，我們也無從考查。自然，在主張“順而不信”譯法的趙先生，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貫徹了宗旨。

    然而，疑難之處，我卻還是遇到的。

    在二月號的《小說月報》裏，趙先生將“新群眾作家近訊”告訴我們，其一道：“格羅潑已將馬戲的圖畫故事“A Lay Cop”脫稿。”這是極“順”的，但待到看見了這本圖畫，卻不盡是馬戲。借得英文字典來，將書名下麵注著的兩行英文“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查了一通，才知道原來並不是“馬戲”的故事，而是“做馬戲的戲子們”的故事。這麽一說，自然，有些“不順”了。但內容既然是這樣的，另外也沒有法子想。必須是“馬戲子”，這才會有“Love”。

    《小說月報》到了十一月號，趙先生又告訴了我們“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連最後的一冊《半人半牛怪》（DerZentaur）也已於今年出版”了。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發白，因為這是茄門話，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濟學校也幾乎無處可借，那裏還敢發生什麽貳心。然而那下麵的一個名詞，卻不寫尚可，一寫倒成了疑難雜症。這字大約是源於希臘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們還常常看見用它做畫材的圖畫，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卻是馬，不是牛。牛馬同是哺乳動物，為了要“順”，固然混用一回也不關緊要，但究竟馬是奇蹄類，牛是偶蹄類，有些不同，還是分別了好，不必“出到最後的一冊”的時候，偏來“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後，使我聯想起趙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來了。這很象是直譯或“硬譯”，其實卻不然，也是無緣無故的“牛”了進去的。這故事無須查字典，在圖畫上也能看見。卻說希臘神話裏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歡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間去，和某女士生了一個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卻偏又是一個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後，便將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機會將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滿不知道，有一回，碰著了宙太太的乳頭，便一吸，太太大吃一驚，將他一推，跌落到人間，不但沒有被害，後來還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卻因此一吸，噴了出來，飛散天空，成為銀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實是“神奶路”。但白種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們看慣了罐頭牛奶上的文字，有時就不免於誤譯，是的，這也是無足怪的事。

    但以對於翻譯大有主張的名人，而遇馬發昏，愛牛成性，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翻譯，卻也可當作一點談助。——不過當作別人的一點談助，並且借此知道一點希臘神話而已，於趙先生的“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格言，卻還是毫無損害的。這叫作“亂譯萬歲！”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

    這“順”的翻譯出現的時候，是很久遠了；而且是大文學家和大翻譯理論家，誰都不屑注意的。但因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順譯模範文大成”稿本裏，翻到了這一條，所以就再來一下子。

    卻說這一條，是出在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時報》裏的，在頭號字的《針穿兩手……》這一個題目之下，做著這樣的文章：

    “被共黨捉去以錢贖出由長沙逃出之中國商人，與從者二名，於昨日避難到漢，彼等主仆，均鮮血淋漓，語其友人曰，長沙有為共黨作偵探者，故多數之資產階級，於廿九日晨被捕，予等係於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針穿手，以秤秤之，言時出其兩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鮮血淋漓。……（漢口二日電通電）”

    這自然是“順”的，雖然略一留心，即容或會有多少可疑之點。譬如罷，其一，主人是資產階級，當然要“鮮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總是窮人，為什麽也要一同“鮮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針穿手，以秤秤之”幹什麽，莫非要照斤兩來定罪名麽？但是，雖然如此，文章也還是“順”的，因為在社會上，本來說得共黨的行為是古裏古怪；況且隻要看過《玉曆鈔傳》，就都知道十殿閻王的某一殿裏，有用天秤來秤犯人的辦法，所以“以秤秤之”，也還是毫不足奇。隻有秤的時候，不用稱鉤而用“針”，卻似乎有些特別罷了。

    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種日本文報紙《上海日報》上，也偶然見到了電通社的同一的電報，這才明白《時報》是因為譯者不拘拘於“硬譯”，而又要“順”，所以有些不“信”了。倘若譯得“信而不順”一點，大略是應該這樣的：

    “……彼等主仆，將為恐怖和鮮血所渲染之經驗談，語該地之中國人曰，共產軍中，有熟悉長沙之情形者，……予等係於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時，則在腕上刺孔，穿以鐵絲，數人或數十人為一串。言時即以包著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這才分明知道，“鮮血淋漓”的並非“彼等主仆”，乃是他們的“經驗談”，兩位仆人，手上實在並沒有一個洞。穿手的東西，日本文雖然寫作“針金”，但譯起來須是“鐵絲”，不是“針”，針是做衣服的。至於“以秤秤之”，卻連影子也沒有。

    我們的“友邦”好友，頂喜歡宣傳中國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黨”的；四年以前，將“裸體遊行”說得像煞有介事，於是中國人也跟著叫了好幾個月。其實是，警察用鐵絲穿了殖民地的革命黨的手，一串一串的牽去，是所謂“文明”國民的行為，中國人還沒有知道這方法，鐵絲也不是農業社會的產品。從唐到宋，因為迷信，對於“妖人”雖然曾有用鐵索穿了鎖骨，以防變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幾乎沒有了。文明國人將自己們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國來，不料中國人卻還沒有這樣文明，連上海的翻譯家也不懂，偏不用鐵絲來穿，就隻照閻羅殿上的辦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謠的和幫助造謠的，一下子都顯出本相來了。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十六世紀末尾的時候，西班牙的文人西萬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說叫作《堂吉訶德》，說這位吉先生，看武俠小說看呆了，硬要去學古代的遊俠，穿一身破甲，騎一匹瘦馬，帶一個跟丁，遊來遊去，想斬妖服怪，除暴安良。誰知當時已不是那麽古氣盎然的時候了，因此隻落得鬧了許多笑話，吃了許多苦頭，終於上個大當，受了重傷，狼狽回來，死在家裏，臨死才知道自己不過一個平常人，並不是什麽大俠客。

    這一個古典，去年在中國曾經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這個諡法的名人，似乎還有點很不高興的樣子。其實是，這種書呆子，乃是西班牙書呆子，向來愛講“中庸”的中國，是不會有的。西班牙人講戀愛，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舊教，就燒殺異端，一革命，就搗爛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子，不是總說女人先來引誘他，諸教同源，保存廟產，宣統在革命之後，還許他許多年在宮裏做皇帝嗎？

    記得先前的報章上，發表過幾個店家的小夥計，看劍俠小說入了迷，忽然要到武當山去學道的事，這倒很和“堂吉訶德”相像的。但此後便看不見一點後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許多奇跡，還是不久就又回到家裏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測起來，大約以回了家為合式。

    這以後的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準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隻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隻著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隻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紮在深山中，他們駐紮在真茹鎮；他在磨坊裏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見十二月《申報自由談》）。其苦樂之不同，有如此者，嗚呼！

    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裏麵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要“不用古典”，現在在行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講二十世紀戰事的小說，舊一點的有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棱的《戰爭》，新一點的有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裏麵都沒有這樣的“青年團”，所以他們都實在打了仗。

    《野草》英文譯本序

    馮Y.S.先生由他的友人給我看《野草》的英文譯本，並且要我說幾句話。可惜我不懂英文，隻能自己說幾句。但我希望，譯者將不嫌我隻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陸續發表於期刊《語絲》上的。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

    現在舉幾個例罷。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複仇》第一篇，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臘葉》，是為愛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眾後，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誌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

    後來，我不再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而至於這樣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罷。為譯本而作的序言，也應該在這裏結束了。

    （十一月五日。）

    “智識勞動者”萬歲

    “勞動者”這句話成了“罪人”的代名詞，已經足足四年了。壓迫罷，誰也不響；殺戮罷，誰也不響；文學上一提起這句話，就有許多“文人學士”和“正人君子”來笑罵，接著又有許多他們的徒子徒孫來笑罵。勞動者呀勞動者，真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竟又有人記得你起來。

    不料帝國主義老爺們還嫌黨國屠殺得不趕快，竟來親自動手了，炸的炸，轟的轟。稱“人民”為“反動分子”，是黨國的拿手戲，而不料帝國主義老爺也有這妙法，竟稱不抵抗的順從的黨國官軍為“賊匪”，大加以“膺懲”！冤乎枉哉，這真有些“順”“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慨了！

    於是又記得了勞動者。

    於是久不聽到了的“親愛的勞動者呀！”的親熱喊聲，也在文章上看見了；久不看見了的“智識勞動者”的奇妙官銜，也在報章上發見了；還因為“感於有聯絡的必要”，組織了“協會”，舉了幹事樊仲雲，汪馥泉呀這許多新任“智識勞動者”先生們。

    有什麽“智識”？有什麽“勞動”？“聯絡”了幹什麽？“必要”在那裏？這些這些，暫且不談罷，沒有“智識”的體力勞動者，也管不著的。

    “親愛的勞動者”呀！你們再替這些高貴的“智識勞動者”起來幹一回罷！給他們仍舊可以坐在房裏“勞動”他們那高貴的“智識”。即使失敗，失敗的也不過是“體力”，“智識”還在著的！

    “智識”勞動者萬歲！

    “友邦驚詫”論

    隻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夥。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麵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於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裏，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攢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麽東西！

    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麵具。擺什麽“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隻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借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

    因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無法勸阻”，學生們怎會“無法勸阻”？每月一千八百萬的軍費，四百萬的政費，作什麽用的呀，“軍政當局”呀？

    寫此文後剛一天，就見二十一日《申報》登載南京專電雲：

    “考試院部員張以寬，盛傳前日為學生架去重傷。茲據張自述，當時因車夫誤會，為群眾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並無受傷之事。至行政院某秘書被拉到中大，亦當時出來，更無失蹤之事。”而“教育消息”欄內，又記本埠一小部分學校赴京請願學生死傷的確數，則雲：“中公死二人，傷三十人，複旦傷二人，複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係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氏死一人，傷五人……”可見學生並未如國府通電所說，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而國府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誣陷、殺戮。“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莫名”，隻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

    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假如先生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

    編輯先生：

    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麽？假如先生說“不”，那麽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麽，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答北鬥雜誌社問

    ——創作要怎樣才會好？

    編輯先生：

    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卻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卻，所以隻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麵——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決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

    五、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此複，即請

    編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

    來信

    L.S.先生：

    要這樣冒昧地麻煩先生的心情，是抑製得很久的了，但像我們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會淡漠一個熱忱青年的請教的吧。這樣幾度地思量之後，終於唐突地向你表示我們在文藝上——尤其是短篇小說上的遲疑和猶豫了。

    我們曾手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所采取的題材：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的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下層人物——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欲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劃在創作裏麵，——不知這樣內容的作品，究竟對現時代，有沒有配說得上有貢獻的意義？我們初則遲疑，繼則提起筆又猶豫起來了。這須請先生給我們一個指示，因為我們不願意在文藝上的努力，對於目前的時代，成為白費氣力，毫無意義的。

    我們決定在這一個時代裏，把我們的精力放在有意義的文藝上，借此表示我們應有的助力和貢獻，並不是先生所說的那一輩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便會影響到我們終身的。雖然也曾看見過好些普羅作家的創作，但總不願把一些虛構的人物使其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卻喜歡捉幾個熟悉的模特兒，真真實實地刻劃出來——這脾氣是否妥當，確又沒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維，隻有冒昧地來唐突先生了。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 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先生：

    接到來信後，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頭重眼腫，連一個字也不能寫，近幾天總算好起來了，這才來寫回信。同在上海，而竟拖延到一個月，這是非常抱歉的。

    兩位所問的，是寫短篇小說的時候，取來應用的材料的問題。而作者所站的立場，如信上所寫，則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如果是戰鬥的無產者，隻要所寫的是可以成為藝術品的東西，那就無論他所描寫的是什麽事情，所使用的是什麽材料，對於現代以及將來一定是有貢獻的意義的。為什麽呢？因為作者本身便是一個戰鬥者。

    但兩位都並非那一階級，所以當動筆之先，就發生了來信所說似的疑問。我想，這對於目前的時代，還是有意義的，然而假使永是這樣的脾氣，卻是不妥當的。

    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幹。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裏的沒出息子弟一樣，是一家子裏麵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例如法國的戈兼，痛恨資產階級，而他本身還是一個道道地地資產階級的作家。倘寫下層人物（我以為他們是不會“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罷，所謂客觀其實是樓上的冷眼，所謂同情也不過空虛的布施，於無產者並無補助。而且後來也很難言。例如也是法國人的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讚助，待到勢力一大，覺得於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就變成反動了。但就目前的中國而論，我以為所舉的兩種題材，卻還有存在的意義。如第一種，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其麵具，當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種，則生活狀態，當隨時代而變更，後來的作者，也許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至少也可以作這一時代的記錄。所以對於現在以及將來，還是都有意義的。不過即使“熟悉”，卻未必便是“正確”，取其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

    因此我想，兩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的。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這樣寫去，到一個時候，我料想必將覺得寫完，——雖然這樣的題材的人物，即使幾十年後，還有作為殘滓而存留，但那時來加以描寫刻劃的，將是別一種作者，別一樣看法了。然而兩位都是向著前進的青年，又抱著對於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的意誌，那時也一定能逐漸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識，看見新路的。

    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能寫什麽，就寫什麽，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此複，即頌

    近佳。

    L.S.啟。 十二月二十五日。

    關於翻譯的通信

    來信

    敬愛的同誌：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裏麵的極可紀念的事跡。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係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它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隻是你個人和Z同誌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隻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確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著光明而鬥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隻是“紗籠”（Salon）裏的哈叭狗。現在粗製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機。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麽窮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複雜的關係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還緊緊的束縛著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眾！）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曆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們那裏，是資產階級的文藝複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這件事。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適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於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匯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因此，我們既然進行著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鬥爭，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眾。

    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眾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麽能夠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怎麽能夠“達”！

    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

    寧錯而務順，

    毋拗而僅信！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裏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寧可“錯”一點兒的“順”，那麽，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它的發展。第二，既然要寧可“錯”一點兒，那就是要朦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著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確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我們的勝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誌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

    “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內容的性質，為著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這是隻是個“防禦的戰術”。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反守為攻”。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白話。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為是“順”的翻譯，其實隻是梁啟超和胡適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於大眾仍舊是不“順”的。

    這裏，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確”，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並不就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係、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頡”。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眾造出“罷工”這一個字眼嗎？還有“遊擊隊”，“遊擊戰爭”，“右傾”，“左傾”，“尾巴主義”，甚至於普通的“團結”，“堅決”，“動搖”等等等類……這些說不盡的新的字眼，漸漸的容納到群眾的口頭上的言語裏去了，即使還沒有完全容納，那也已經有了可以容納的可能了。講到新的句法，比較起來要困難一些，但是，口頭上的言語裏麵，句法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的進步。隻要拿我們自己演講的言語和舊小說裏的對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創造，無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著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話文”裏麵，違反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說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夠存在。

    所以說到什麽是“順”的問題，應當說：真正的白話就是真正通順的現代中國文，這裏所說的白話，當然不限於“家務瑣事”的白話，這是說：從一般人的普通談話，直到大學教授的演講的口頭上的白話。中國人現在講哲學，講科學，講藝術……顯然已經有了一個口頭上的白話。難道不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麽，寫在紙上的說話（文字），就應當是這一種白話，不過組織得比較緊湊，比較整齊罷了。這種文字，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對於一般識字很少的群眾，仍舊是看不懂的，因為這種言語，對於一般不識字的群眾，也還是聽不懂的。——可是，第一，這種情形隻限於文章的內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這種文字已經有了生命，它已經有了可以被群眾容納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語。

    所以，書麵上的白話文，如果不注意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著中國白話原來有的公律去創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謂“不順”的方麵去。這是在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時候，完全不顧普通群眾口頭上說話的習慣，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語。

    因此，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我們應當開始一個新的鬥爭。你以為怎麽樣？

    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確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於英、俄、日、德、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樣的直譯，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為著保存原作的精神，並不用著容忍“多少的不順”。相反的，容忍著“多少的不順”（就是不用口頭上的白話），反而要多少的喪失原作的精神。

    當然，在藝術的作品裏，言語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論文要更加來得精細。這裏有各種人不同的口氣，不同的字眼，不同的聲調，不同的情緒，……並且這並不限於對白。這裏，要用窮乏的中國口頭上的白話來應付，比翻譯哲學、科學……的理論著作，還要來得困難。但是，這些困難隻不過愈加加重我們的任務，可並不會取消我們的這個任務的。

    現在，請你允許我提出《毀滅》的譯文之中的幾個問題。我還沒有能夠讀完，對著原文讀的隻有很少幾段。這裏，我隻把茀理契序文裏引的原文來校對一下。（我順著序文裏的次序，編著號碼寫下去，不再引你的譯文，請你自己照著號碼到書上去找罷。序文的翻譯有些錯誤，這裏不談了。）

    （一）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有一種——

    “對於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這種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麽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

    更正確些：

    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

    “渴望著一種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這個渴望是極大的，無論什麽別的願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這種時候，極大多數的幾萬萬人，還不得不過著這種原始的可憐的生活，過著這種無聊得一點兒意思都沒有的生活，——怎麽能夠談得上什麽新的極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愛的始終還是他自己，——他愛他自己的雪白的肮髒的沒有力量的手，他愛他自己的唉聲歎氣的聲音，他愛他

    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為——甚至於那些最可厭惡的行為。”

    （四）“這算收場了，一切都回到老樣子，仿佛什麽也不曾有過，——華理亞想著，——又是舊的道路，仍舊是那一些糾葛——一切都要到那一個地方……可是，我的上帝，這是多麽沒有快樂嗬！”

    （五）“他自己都從沒有知道過這種苦惱，這是憂愁的疲倦的，老

    年人似的苦惱，——他這樣苦惱著的想：他已經二十七歲了，過去的每一分鍾，都不能夠再回過來，重新換個樣子再過它一過，而以後，看來也沒有什麽好的……（這一段，你的譯文有錯誤，也就特別來得“不順”。）現在木羅式加覺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隻是竭力要走上那樣的一條道路，他看起來是一直的明白的正當的道路，像萊奮生、巴克拉諾夫、圖皤夫那樣的人，他們所走的正是這樣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個什麽人在妨礙他走上這樣的道路呢。而因為他無論什麽時候也想不到這個仇敵就在他自己的心裏麵，所以，他想著他的痛苦是因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覺得特別的痛快和傷心。”

    （六）“他隻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這樣正當的人，是不能夠不信任他，不能夠不服從他的。”

    （七）“開始的時候，他對於他生活的這方麵的一些思想，很不願意去思索，然而，漸漸的他起勁起來了，他竟寫了兩張紙……在這兩張紙上，居然有許多這樣的字眼——誰也想不到萊奮生會知道這些字眼的。”（這一段，你的譯文裏比俄文原文多了幾句副句，也許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罷？或者是你把茀理契空出的虛點填滿了？）

    （八）“這些受盡磨難的忠實的人，對於他是親近的，比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更加親近，甚至於比他自己還要親近。”

    （九）“……沉默的，還是潮濕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麥場上的疏遠的人，——這些人，他應當很快就把他們變成功自己的親近的人，像那十八個人一樣，像那不做聲的，在他後麵走著的人一樣。”（這裏，最後一句，你的譯文有錯誤。）

    這些譯文請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對一下，是否是正確的直譯，可以比較得出來的。我的譯文，除出按照中國白話的句法和修辭法，有些比起原文來是倒裝的，或者主詞，動詞，賓詞是重複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譯的。

    這裏，舉一個例：第（八）條“……甚至於比他自己還要親近。”這句話的每一個字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時，這在口頭上說起來的時候，原文的口氣和精神完全傳達得出。而你的譯文：“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有錯誤的（也許是日德文的錯誤。）錯誤是在於：（一）丟掉了“甚至於”這一個字眼；（二）用了中國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夠表現那句話的神氣。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著，仿佛自稱自讚的。對於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麵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於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比較重要的，不僅僅關於翻譯方法的。這就是第（一）條的“新的……人”的問題。

    《毀滅》的主題是新的人的產生。這裏，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個普通的“人”字的單數。不但不是人類，而且不是“人”字的複數。這意思是指著革命，國內戰爭……的過程之中產生著一種新式的人，一種新的“路數”（Type）——文雅的譯法叫做典型，這是在全部《毀滅》裏麵看得出來的。現在，你的譯文，寫著“人類”。萊奮生渴望著一種新的……人類。這可以誤會到另外一個主題。仿佛是一般的渴望著整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而事實上，《毀滅》的“新人”，是當前的戰鬥的迫切的任務：在鬥爭過程之中去創造，去鍛煉，去改造成一種新式的人物，和木羅式加，美諦克等等不同的人物。這可是現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眾之中的骨幹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類，不是籠統的人類，正是群眾之中的一些人，領導的人，新的整個人類的先輩。

    這一點是值得特別提出來說的。當然，譯文的錯誤，僅僅是一個字眼上的錯誤：“人”是一個字眼，“人類”是另外一個字眼。整本的書仍舊在我們麵前，你的後記也很正確的了解到《毀滅》的主題。可是翻譯要精確，就應當估量每一個字眼。

    《毀滅》的出版，始終是值得紀念的。我慶祝你。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而對於翻譯問題，對於一般的言語革命問題，開始一個新的鬥爭。

    J.K.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愛的J.K.同誌：

    看見你那關於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泛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歎氣，甚而至於講冷話。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強聒不舍”雖然是勇壯的行為，但我所奉行的，卻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這一句古老話。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是也無從迎頭痛擊。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麵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麵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眾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眾計劃方法，別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歎著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饑，說得滿紙淒淒慘慘。仿佛惟有他卻是極希望一個筋鬥，工農就都住王宮，吃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對著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麽呢？假如覺得討厭，我想，隻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並且替他叫屈，於是累得他在你的信裏也挨了一頓罵。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為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為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麽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卻從中可以查考。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群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為《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幌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然而嚴又陵自己卻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為“翻譯”，而寫作“侯官嚴複達恉”；序例上發了一通“信達雅”之類的議論之後，結末卻聲明道：“什法師雲，‘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麽，他為什麽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麽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為西洋人隻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鍾——留學生隻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來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別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於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曆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匯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眾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眾，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裏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並不隻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夠。至於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麽，我是至今主張“寧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這裏就來了一個問題：為什麽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倘若永遠用著胡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胡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隻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裏，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啟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群眾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眾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使為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麵，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必須這樣，群眾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什麽人全都懂得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隻有佛教徒的“唵”字，據說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裏麵何嚐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為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並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

    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為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為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麵盡量的輸入，一麵盡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裏。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眾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為民眾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並且更“信”，對於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不過這些隻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於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別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為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麽來。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隻能成為一種特別的白話，或限於某一地方的白話。後一種，某一地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較廣，勢必至於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為特別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我是反對用太限於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別鬧”“別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隻在一處活著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回避的。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盡是采用，例如“林衝笑道：原來，你認得。”和“原來，你認得。——林衝笑著說。”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去有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但中國人對於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沒有法子，現在隻好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裏麵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我將“……甚至於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種譯本的說法的，這恐怕因為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於”這樣能夠簡單而確切地表現這口氣的字眼的緣故，轉幾個彎，就成為這麽拙笨了。二，將“新的……人”的“人”字譯成“人類”，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後的錯誤。萊奮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為目前的戰鬥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卻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譯本是“Mensch”，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於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戰鬥，是為了經過階級鬥爭之後的無階級社會，於是就將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著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將來，並且成為“人們”——人類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為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於讀者，趕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將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送在這裏的讀者們的麵前了。譯的時候和印的時候，頗經過了不少艱難，現在倒也退出了記憶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這兩部小說，雖然粗製，卻並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鬥，實在夠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的所謂“美文”，在這麵前淡到毫無蹤影。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為這隻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紹介，至少在後三年內，有關於內戰時代和建設時代的紀念碑的的文學書八種至十種，此外更譯幾種雖然往往被稱為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裏，壞在那裏，以備對比參考之用，那麽，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了正確的師範了。

    魯迅 一九三一，十二，十八。

    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

    日本 岩崎昶 作

    一 電影與觀眾

    電影的發明，是新的印刷術的起源。曾經借著活字和紙張，而輸運開去，複製出來的思想，是有著使中世的封建底、舊教底社會意識，歸於壞滅的力量的。

    有產者底社會的勃興，宗教改革，那些重大的曆史底契機，由此得了結果了。現在，在思想的輸運上，在觀念形態的決定上，電影所負的任務，就更加積極底，更加意識底了。它是階級社會的擁護，也是新的“宗教改革”。

    這新的印刷術，是由於將運動的照相的一係列，印在Zelluloid的薄膜上而成立的。那活字，並非將概念傳給讀者，卻給以動作和具象。這在直接地是視覺底的這一種意義上，是無上的通俗底的而同時也是感銘底的活字，在原則底地沒有言語這一種意義上，則是國際底活字。作為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的效用，就在這一點。

    當考察作為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之際，比什麽都重大的，是電影和在那影響之下的大眾的關聯。

    我想用了具體底的數目字來描寫它。

    據英國的電影雜誌“The Cinema”所發表的統計，則一星期中的電影看客之數，其非常之多如下。

    亞美利加

    常設館數  一五、○○○

    人口 一○六、○○○、○○○

    每星期的看客數 四七、○○○、○○

    對於人口的比率 四五％

    英吉利

    常設館數 三、八○○

    人口 四四、○○○、○○○

    每星期的看客數 一四、○○○、○○○

    對於人口的比率 三三三％

    德意誌

    常設館數 三、六○○

    人口 六三、○○○、○○○

    每星期的看客數 六、○○○、○○○

    對於人口的比率 一○五％

    （Hans Buchner－Im Banne des Films S.21．）

    又，這些常設館的收容力的總計，是可以看作每日看客數目的平均底數字的，如下表所示——

    常設館與收容力

    常設館數         收容人員

    亞美利加    一五、○○○       八、○○○、○○○

    德意誌      三、六○○        一、五○○、○○○

    英吉利      三、八○○        一、二五○、○○○

    於這些數字，乘以三六五則得

    八、○○○、○○○×三六五＝二、九二○、○○○、○○○（亞美利加）

    一、五○○、○○○×三六五＝五四七、五○○、○○○（德意誌）

    一、二五○、○○○×三六五＝四五六、二五○、○○○（英吉利）

    就可以算作一年間的看客總額的大概。

    但這些數字，還是一九二五年度的調查，若據較新的統計，則世界各國的常設館數，總計約在六萬五千以上。

    內計——

    亞美利加 二○、○○○

    德意誌 四、○○○

    法蘭西 三、○○○

    俄羅斯 一○、○○○

    意大利 二、○○○

    西班牙 二、○○○

    英吉利 四、○○○

    日本 一、一○○

    （Léon Moussinac——Panoramique du Cinéma，P.17）

    由此看來，則美、德、英三國，在常設館數上，顯示著約三成至一成的增加。於看客數，也可以想定為大約同率的增加；於這三國以外的諸國，也可以推為同樣的增加率。

    就是，雖在一九二五年度的統計，一年間的電影看客的總額，就已經到了在亞美利加是約二十九億，在歐羅巴是二十億，在亞細亞、臘丁亞美利加、加拿大、亞非利加等是十億，總計五十九億那樣的好像傳奇的空想底數字了。

    電影所支配的這龐大的觀眾，以及電影形式的直接性，國際性，——就證明著電影在分量上，在實質上，都是用於大眾底宣傳，煽動的絕好的容器。

    二 電影與宣傳

    要正當地認識那作為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的價值，必須知道所謂“宣傳電影”這一句熟語，以及那概念之無意義。

    為了介紹日本的好風景於外國，以招致遊客而作的電影富士山、藝妓、日光、溫泉等等，我們常常稱之為宣傳電影。凡這些，有時是因了教導疾病的預防法，獎勵郵政儲金，勸誘保險之類的目的而照的。那時候，我們便立刻感到裝在那些軟片之中的目的，領會了肺結核之可怕，開始貯金，加入生命保險去。然而利用了公會堂，小學校講堂之類來開演的宣傳電影，往往是不收費用的，既然白給人看，便會立刻發生疑惑，以為來演的那一麵，一定有著白給人看的根由。這種宣傳電影，目的意識就馬上被看透。

    有著衰老而盲目的母親的獨養子一太郎君，得了召集令，將母親放在她的一切衰老和盲目之中，“為了君國”，出征去“膺懲可惡的仇敵”了。勇壯的日章旗，萬歲，一太郎呀！我們往往被給看這種軍國美談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乃是×××電影公司所製的商業電影，當開演時，也並不叨公會堂和小學校講堂的光，收取著有名譽的觀覽費，在普通的常設館裏堂皇地開映。一到這樣，善良而無疑的看客，便不覺得這是宣傳電影了。他們就將自己的付過正當的觀覽費這一個事實，做了那影片並非宣傳電影的證明。其實，單純的看客，是沒有覺到陷於被那巧妙地布置了的宣傳所煽動，所欺騙，然而對於那欺騙，還要付錢的二重欺騙的。

    在市民底的用語慣例上的“宣傳電影”的無意義，大略就如此。為什麽呢，因為沒有目的的電影，因而就不是宣傳電影的電影之類的東西，不過是幻想的緣故。

    我們能夠就現在所製成的一切影片，將那隱微的目的——有時這還未意識底地到了目的地步，止是傾向以至趣味的程度罷了，但那傾向以至趣味，結果也是一個重要的宣傳價值——摘發出來。那或是向帝國主義戰爭的進軍喇叭，或是愛國主義，君權主義的鼓吹，或是利用了宗教的反動宣傳，或是資產者社會的擁護，是對於革命的壓抑，是勞資調和的提倡，是向小市民底社會底無關心的催眠藥，——要之，是隻為了資本主義底秩序的利益，專心安排了的思想底布置。

    在一九二八年，開在墨斯科的中央委員會的席上，關於電影，有了

    “將電影放在勞動者階級的手中，關於蘇維埃教化和文化的進步的任務，作為指導，教育，組織大眾的手段。”

    的決議了。蘇維埃電影的任務，即在在世界的電影市場上，抗拒著資本主義底宣傳的澎湃的波浪，而作×××××宣傳。

    世界現今是正在作為第二次大戰的準備的，觀念形態鬥爭的渦中。而電影，是和那五十九億的看客一同，可以在這鬥爭的秤盤上，加上決定底的重量去的。

    三 電影和戰爭

    資本主義底宣傳電影之中，占著最重要的部門的，是戰爭影片。

    將戰爭收入電影裏去，已經頗早了。當電影剛要脫離繈褓的時候，我們就看見了羅馬、巴比倫、埃及之類的兵卒的打仗。這是那時的電影對於舞台的唯一的長處，為了要使利用了自由的Location（就地攝影）和巨大的Set（場內陳設）和大眾攝影的光景的魅力，發現到最大限度，所以設法出來的。輝煌的古代的鎧甲、環以城垣的都市、神祠、奇怪的偶像、槍、盾、矛、火箭、石弩，這樣異域情調的，而在當時，又是壯麗的布置，便忽然眩惑了對於電影還很幼稚的大眾的眼，正合了時尚了。

    但在初期的這類的戰爭，歸根結蒂，和大排場的馬戲，比武之類的把戲，也並無區別。古代羅馬和凱爾達戈，都不是現代電影看客的祖國。戰爭也不過仗了那動底的煽情底的視覺，使他們興奮，有趣罷了。

    引進近代的戰爭去，而在那裏麵分明地裝入有意識的宣傳底要素的最初的電影製作者，我以為恐怕是葛蕾菲士（D.W.Griffith）罷。他在取材於南北戰爭的《一民族之誕生》（Birth of A Nation），《亞美利加》（America）這些影片上，讚美北軍的英雄主義，將所謂合眾國建國的精神，化為正當，化為美麗了。凡這些，雖不如後出的許多好戰底影片那樣，積極底地鼓吹了對外戰爭，但那目的，則仍在對於國民中有著駁雜分子的人種博物館一般的合眾國和其居民，涵養其確固的國家底概念，愛國心。“十足的亞美利加人”這一句口號，流行起來，成為“亞美利加化”運動的有力的武器，對於從愛爾蘭來的巡警，從昔昔利來的菜商，於黑人，於美洲印第安，也都想印上這臉譜去了。

    “亞美利加化”的曆程，以歐洲大戰的勃發，亞美利加的參戰，以及和這相伴的急速的帝國主義化為契機，而告了完成。

    亞美利加和對德宣戰同時，還必須送一百萬軍隊到法蘭西去，於是開始了速成的募兵，施行了速成的海軍擴張。奏著煽動底的進行曲的軍樂隊，在各處都市的大街上往來，各十字路口帖著傳單，報紙獨於此時候說些“亞美利加市民”的義務。易受煽動的青年們，或者為著不去應募，將被戀人所鄙棄，或者為著對於生活，覺得厭倦，或者又為著“進了海軍去看看世界”，就來當募兵了。當此之際，亞美利加政府之宣傳，也是有史以來的最大規模，而且最見效果的了。

    在這宣傳之戰，充了最主要的腳色的，是新聞和電影。當這時期，在本來的意義上的戰爭電影，這才製作出來了。

    在以根據西班牙的發狂底反對德國者伊本納支（Blasco Ibáez）的原作《默示錄的四騎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我們的海》（Mare Nostrum）為代表作品的戰爭影片上，亞美利加的支配階級便描寫出德國軍隊的如何凶殘，德國潛艇的如何非人道，巧妙地煽動了單純的花旗人。

    然而花旗帝國主義開始呈露它本來的銳鋒，卻在歐戰收場之後，懂得了大眾的軍國化，是應該在平時不斷地安排的時候。

    在一九二○年代的前半，切實地支配了全世界人類的腦子的，首先是活潑潑的戰爭的記憶。於是發生一種欲望，要符世界大戰這一個重大的曆史底事件，在國民底敘事詩的形態上，藝術底地再現出來，正是自然的事。而所作的電影，就切實地傾向大眾的興味和感情上去，也正是自然的事。將這有利的情勢，忽然利用了的，是花旗帝國主義。戰爭的敘事法，便以最為好戰底的煽動企圖，創作出來了。

    戰爭影片的不絕的係列，產生了。《戰地之花》（Big Parade），《飛機大戰》（Wings）以下，許多反動底宣傳影片，列舉名目就不勝其煩。不消說，那些電影是沒有戰時的純粹的煽動影片一般地露骨的，製作之法，是添些樂劇式戀愛的適當的甘甜，以及掩飾些人道主義底的戰爭批評的藥料。弄得易於下咽，使能在較自然，較暗默之中，達到宣傳的目的。但雖然是十分小心的假麵，而其究竟目的之所在，則同是將遮眼的東西給與大眾，使不明帝國主義底戰爭的本質，以及讚美亞美利加軍隊的英雄主義，有時還宣傳軍隊生活的放恣和有趣罷了。（我深惜在這裏沒有揭出這種戰爭影片的完全的目錄，以那代表底的幾個例子，來使我的敘述更加具體起來的紙麵和時間了。但我相信將來會有補正的機會的。）

    就戰爭和電影所曆敘的這些事實，那自然，也決不是惟亞美利加所獨有的特別現象。倒是在別的一切帝國主義強國裏，都在爭先興辦的。德國將《大戰巡洋艦》（Emden）《世界大戰》（Weltkrieg）等呈在我們的眼前，法國是製作了《凡爾登——曆史的幻想》（Verdun——Visiond’histoire）《藹克巴什》（L’Equipage）等，英國則以《黎明》（Dawn），日本則以《炮煙彈雨》，《地球在回旋》和《蔚山洋西的海戰》等，竭力用心於“軍事思想”的普及。

    當敘述完戰爭電影之際，而沒有提及作為幾個例外底現象的反對戰爭的傾向，怕是不妥當的罷。

    我們在《戰地之花》裏，在幾個段落裏，雖然是太感傷底的，然而總算也看見了描寫著詛咒戰爭的心情。那心理，在《戰地鵑聲》（What Price Glory）中，就更為積極底地表白著。但在這些影片上，對於戰爭的確然的批評和態度，並無一定。隻有著和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曾在《從軍夢》（Shoulder Arms）裏，將戰爭化為謔畫了那樣的同一程度的認識。

    和這比較起來，技術上非常卓拔的戰爭影片《帝國旅館》（Hotel Imperial）的導演者Erich Pommer所作的《鐵條網》（Barbed Wire），倘臨末沒有那高唱人類愛的可笑的誇張，則和猛烈地諷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名喜劇《陣後諧兵》（Behind the Front）一同，大概是可以屬於反戰爭電影的範疇的了。

    四 電影與愛國主義

    愛國底宣傳電影，也是世界大戰後的顯著的現象。為什麽呢？因為這種電影，雖有外形上的差違，但終極之點，是在向帝國主義戰爭的意識的準備，鼓舞，在那君權主義上，在那好戰性上，和戰爭影片是本質底地相關聯的。

    那麽，那目的是在那裏呢？

    直接地，是宣傳團體觀念，國旗之尊嚴，間接地，是獎勵暴力，使民心傾向右翼政黨，當和外國爭奪資本市場之際，即刻有軍事行動的事，成為妥當化。

    這種影片的最活潑的影響，大抵見於選舉國會議員，選舉大總統的時期，如德國的國權黨，尤其是能夠仗了愛國主義的電影，博得許多的投票。

    例如叫作《腓立大王》（Fridericus Rex，這在日本，是大加短縮，改題為《萊因悲愴曲》了）的普魯士勃興的曆史影片，是其中的最獲成功的。那正是大戰後的張皇的時代，且正值跟著德國革命的失敗而來的反動的火頭上，這是有產階級的巧妙的宣傳。窮極，餓透了的小市民們，在這影片中，看見精銳的腓立大王的禁軍的行進，看見七年戰爭的冠冕堂皇的勝利，於是想起了往日的皇帝的治世，便在無智的廉價的感激中，鼓掌蹈足，吹起口笛來了。

    接著這個，而國民底英雄俾士麥的傳記，化成電影了，興登堡的傳記，化成電影了。

    《俾士麥》（Bismarck）者，單為了那製作，就設起俾士麥電影公司來，照成了兩部二十餘卷的巨製，凡在這帝國主義底政治家一生中的一切愛國底、煽情底的要素，都一無遺漏地填進在那裏麵。

    《興登堡》（Hindenburg）者，是乘這老將軍當選為大統領——這叨光於影片《腓立大王》和《俾士麥》

    一九二七年春，德意誌國權黨領袖之一，奧古斯德霞爾書店的事實上的所有者福幹培克，乘德國大公司之一烏發公司的財政危機，買進了那股票的過半，坐了烏發公司總經理的交椅了。於是德國的電影事業和那影響力，便全捏在國權黨的手裏。福幹培克立刻在烏發公司的出品計劃上，露骨地顯示了他的政治底主張。那最是世界底的例子，是《世界大戰》（Weltkrieg）的二部作。

    對於這，社會民主黨的內閣便即刻取了牽製底手段。就是，使德意誌銀行來對抗福幹培克，投資於烏發公司。為了使德國的獨占底大電影公司不成為國權黨宣傳機關，這是不得已的方法。

    《世界大戰》

    在表麵上所標榜的，《世界大戰》是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戰爭中所攝的各國（大抵是德法）的照片，憑了純粹的曆史底客觀而編輯的留在軟片上的記錄。

    而且這比起專一描寫本國軍隊的勝利，的勇敢，的愛國的亞美利加式電影來，也真好像近於寫實。然而注意較深的觀察者，卻即刻可以看見。從丹南培克之戰起，常隻將興登堡將軍的勝利，重複地映出了好幾回。而且和寫著“在戰時屢救祖國的將軍，當平和時，也作為大統領而盡力於祖國”等語的字幕一同，這電影也就完結了。[4]

    五 電影和宗教

    通一切時代，宗教一向在供支配階級的禦用，是已經證明了許多次數的。

    這在東洋，則教人以佛教底的忍從和蔑視現世，在西方，則成為基督教底平和主義，想阻止現存的階級社會的積極底改革。

    到二十世紀，宗教雖然已經失卻了昔日的權威和信仰，但倒是因為失卻，所以對於那支配階級的奴仆狀態，也就愈加露骨、故意起來了。

    在物質文明發達較遲的國度中，宗教還有著大大的宣傳煽動力。資本主義於是將宗教和電影相結合，能夠同時利用了。

    例如《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基督教徒》（Christian），《賓漢》（Ben Hur），《萬王之王》（King of Kings），《猶太之王，拿撒勒的耶穌》（I.N.R.I.）之類的基督教宣傳電影，《亞細亞之光》（Die Leuchte Asiens），《大聖日蓮》之類的佛教電影，是和感激之淚一同，從全世界的愚夫愚婦，善男信女的衣袋裏，賺得確實的布施，從商業底方麵看起來，也是利益最多的影片。一切宗派中，羅馬加特力教會是最留意於電影的利用的，每年開一回電影會議，議定著那一年中全世界底宣傳的計劃。

    在我們的周圍，宗教之力早已幾乎視若無物了。至多，也不過本願寺，日蓮宗之流，組織了巡行電影團，竭力想維係些鄉下農民的信仰。然而因此便推定宗教的世界底無力，是不可以的。隻要看在蘇維埃的文化革命的曆程中，還不能放掉對於宗教的鬥爭，而在實行的事實，大概就可以明白其間情勢了。

    六 電影和有產階級

    為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和有產者政府的監視所拘束的現今電影的一切，幾乎都被用於擁護有產階級的事，我相信是已經很明顯了的。

    但在這裏，卻將電影和有產階級的關係，限於較狹的意義，隻來論及直接服役於市民有產階級的光榮和支配的電影這一種。

    這種電影，可以分成三樣概括底區別。

    那第一種，是和封建底，乃至貴族底社會相對抗，而盡謳歌有產階級之勝利的任務的。因此那全部，幾乎都是取材於市民底社會的勃興的曆史影片。××，或者××的野獸底橫暴，在其下嚐著塗炭之苦的農民，工商階級。到影片的第七卷，而有產階級終於蜂起，將電影底的極頂（Climax）和壯大的群集（Mob scene），在這裏大行展開，這是那典型底的結構。但在大多數的影片上，有產階級是決不作為一個階級底總體而蹶起的，大抵由一個（往往是貴族出身，年青，而又眉目秀麗的！）英雄所指導，力點就放在那個人底的英雄主義上。作為那最是性格底的作品，讀者隻要記起《羅賓漢》（Robin Hood），《斯凱拉謨修》（Scaramouche），《定情之夕》（A Night of Love）來，大約就足夠了。在日本的時代劇，尤其是劍劇影片之中，我們也有那不少的例子。

    但是，我們又能夠在那曆史底時代，發見新興有產階級所演的革命的腳色，和現在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其間有很大的類似（Analogie）。倘作者將意識底的強音（Akzent）集中於此的時候，是可以產生優秀的作品的。如《熊的結婚》，《農奴之翼》，《斯各丁城》。《忠次旅行日記》等，便是那僅少的代表。

    第二種，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電影。

    《黨人魂》（Volga Boatman）是當內務省檢閱之際，惹起了大問題，終於遭了警視廳來製限其開映的憂患的影片，但那內容是什麽呢？

    《大暴動》（Tempest；譯者按：在上海映演時，名《狂風暴雨》）也靠了長有數卷的小插畫，這才好容易得以許可開演的影片，然而那所選的是怎樣的主題呢？

    這些影片，是隻在用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為背景這一點上，因而遭了禁止，或重大的刪剪的。但要之，那所描寫，是將無產階級革命當作了無統製的暴民的一揆。無教育而不道德的農民和勞動者，倚恃著多數，攻入貴族的城堡去，破壞家具，××美麗的少女，酗酒，單喜歡流血。那是在無產階級的勝利上，特地蒙上暴虐的假麵，塗些汙泥，使小市民變成反革命起見而作的有產階級的××。我們於此，看見了如擁護有產者社會而設的宣傳電影，卻被×××××××的××所禁止的那種奇怪而且愉快的現象了。

    固然，在《約翰南伊之愛》（Liebe der Jeanne Ney）和《最後的命令》（The Last Command）上，剪去了十月革命，那卻是檢閱者十分做了他所該做的事的。

    最後，就來了以《大都會》（Metropolis；譯者按：在上海映演時，名《科學世界》）為典型的勞資調和電影的一連串。

    關於《大都會》，現在已經無須在這裏縷述了。那是揭著“頭和手之間，非有心髒不可”這標語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宣講著資本家和勞動者可以不由戰爭，但靠相互底的協力與愛，即能建設新社會雲雲的巴培爾塔以前的童話。

    七 電影與小市民

    有產階級的電影底宣傳，一到階級間的對立逐漸鮮明地，決定底地尖銳起來，也就陷在無可避免的絕地裏了。

    在實際上，電影是以大多數的小市民和無產階級為看客的。而他們，小市民和無產階級，早已漸漸地覺察出有產階級的詭計來了。就是，已經注意於“支配階級製作了宣布那服從於己的觀念形態的影片，而以此來做掠取無產者的衣袋的手段”這事實的真相了。

    盧那卡爾斯基關於蘇維埃電影，曾經說明過“拙劣的煽動，卻招致反對的結果”這原則，在這裏，卻被有產者底地應用了。

    露骨的宣傳是停止了。最所希望的，是使電影的看客看不見“階級”這觀念。至少，是坐在銀幕之前的數小時中，使他們忘卻了一切社會底對立。

    這樣子，就產生了小市民的影片。

    在小市民家庭劇中，有兩種特征底的傾向——

    一、是那羅曼主義。

    二、是那弄玄妙（Sophistication）。

    粗粗一看，則現在的電影，尤其是電影劇，乃是寫實主義底的。而且許多人們，都抱著這樣的幻想。但其實，除了極少數的第一流作品以外，一切全沒有什麽現實底的申訴的。

    自然，雖說是羅曼主義，但和給十九世紀時有產階級革命的藝術以特征的那生著火焰之翼的羅曼主義，是不一樣的。這是為了平庸、近視、樂天底的小市民們而設的，也是平庸、近視、樂天底的羅曼主義。這於迭克薩的農民，芝加各的公司人員，亞理梭那的牧童，紐借那的送牛奶人，紐約的速記生，畢茲巴格的野球選手，東京的中學生，橫濱的水手，無不相宜。說起來，就是Ready–made（現成）的羅曼主義。作為那象征底的形相，則有珂林謨亞（Collin Moore），瑙瑪希拉（Norma Shearer），克萊拉寶（Clara Bow），從一九二六年起，順次登場來了。就是那樣程度的羅曼主義。

    每星期薪水（美金）二十五元的大學生出身的公司職員和美爾頓百貨公司的嬌娃的戀愛故事。珂尼愛蘭特。新福特式的跑車。爵茲樂舞。打獵。

    至於這花旗羅曼主義上所必要的此外的布置和氛圍氣，則讀者倘一看“Vanity Fair”的廣告欄，更所希望的，是往就近的電影館，一賞鑒任何的亞美利加影片，大約便能自己領悟的罷。

    讀者必須明白，這小市民底的羅曼主義，是和亞美利加資本主義還在走著上行線的這一個公式底認識，有不可分的關聯的。這事實，在一方麵，是每年將九十億元的國帑，撒在有產階級的懷中，而使發生了叫作所謂“Four Hundreds”的有閑階級，利子生活者的大群。

    而且有閑階級，利子生活者的大群，則使他本身的消費底文化，娛樂機關，極端地發達起來了。而從那消費底文化的母胎中，就醱酵了為一切文化爛熟期之特色的一種像煞有介事，通人趣味，低徊趣味，諷刺，冷嘲等。這過度地洗煉了的生活感情，他們稱之為Sophistication。賣弄巴黎式的Chic，以及花旗式地解釋了的hard-boiled之類的話，都和這相關聯，而為人們所歡喜。

    卓別林在《巴黎一婦人》（A Woman of Paris）裏，居然表現了那Sophistication的模範（Prototype）。劉別謙（Ernst Lubitsch）在《婚姻範圍》（Marriage Circle）裏，表現於一套片子上麵了。蒙太培爾，瑪爾辛克萊兒，泰巴第達賴爾等許多後繼者們，都發揮了電影界的玄妙家腔調。

    但是，亞美利加雖在那一切的資本主義底興隆，但本身之中，卻已經包藏著到底消除不盡的內底矛盾，而在苦悶。消費不能相副的一麵底生產，失了投資市場的大金融資本，荷佛的政府積極底外交，擁抱著五百萬失業者的天國亞美利加，現在是正踏在不可掩飾的階級底對立的頂上了。

    這社會情勢，將怎樣地反映在亞美利加影片之中呢，那是很有興味的將來的問題。

    譯者附記

    這一篇文章的題目，原是《作為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所謂“宣傳、煽動”者，本是指支配階級那一麵而言，和“造反”並無關係。但這些字麵，現在有許多人都不大喜歡，尤其是在支配階級那方麵。那原因，隻要看本文第七章《電影與小市民》的前幾段，就明白了。

    本文又原是《電影和資本主義》中的一部分，但全書尚未完成，這是據發表在《新興藝術》第一、第二號上的初稿譯出來的。作者在篇末有幾句聲明，現在也譯在下麵：

    “我的，《電影和資本主義》，原要接著本稿，更以社會底逃避的電影，無產階級方麵所作的宣傳電影等，作為順次的問題，臻於完成的。但現在，則僅以對於有產階級電影的如上的研究，暫且擱筆。

    “又，本稿不過是對於每一項目，各能寫出獨立的研究那樣的浩瀚的材料，給了極概括底的一瞥，在這一端，是全篇過於常識底了。請許我聲明我自己頗以為憾的事。”

    但我偶然讀到了這一篇，卻覺得於自己很有裨益。上海的日報上，電影的廣告每天大概總有兩大張，紛紛然競誇其演員幾萬人，費用幾百萬，“非常的風情，浪漫，香豔（或哀豔），肉感，滑稽，戀愛，熱情，冒險，勇壯，武俠，神怪……空前巨片”，真令人覺得倘不前去一看，怕要死不瞑目似的。現在用這小鏡子一照，就知道這些寶貝，十之九都可以歸納在文中所舉的某一類，用意如何，目的何在，都明明白白了。但那些影片，本非以中國人為對象而作，所以運入中國的目的，也就和製作時候的用意不同，隻如將陳舊槍炮，賣給武人一樣，多吸收一些金錢而已。而中國人對於這些的見解，當然也和他們的本國人兩樣，隻看廣告中借以吸引看客的句子，便分明可知，於各類影片，大抵都隻見其“非常風情，浪漫，香豔（或哀豔），肉感……”了。然而，冥冥中也還有功效在，看見他們“勇壯武俠”的戰事巨片，不意中也會覺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隻好做奴才，看見他們“非常風情浪漫”的愛情巨片，便覺得太太如此“肉感”，真沒有法子辦——自慚形穢，雖然嫖白俄妓女以自慰，現在是還可以做到的。非洲土人頂喜歡白人的洋槍，美洲黑人常要強奸白人的婦女，雖遭火刑，也不能嚇絕，就因看了他們的實際上的“巨片”的緣故。然而文野不同，中國人是古文明國人，大約隻是心折而不至於實做的了。

    因為自己看過之後，大略發生了如上的感想，因此也想介紹給一部分的讀者，費去許多工夫，譯出來了。原文本是很簡短的，隻因為我於電影一道是門外漢，雖是平常的術語，也須查考，這就比別人煩難得多，即如有幾個題目，便是從去年的舊報上翻出來的，查不到的，則隻好“硬譯”，而且誤譯之處，也恐怕決不能免。但就大體而言，我相信於讀者總可以有一些貢獻。

    去年，美國的“武俠明星”範朋克（Douglas Fairbanks）因為美金積得太多，到東洋來遊曆了。上海有幾個團體便豫備歡迎。中國本來有“捧戲子”的脾氣，加以唐宋以來，偷生的小市民就已崇拜替自己打不平的“劍俠”，於是《七俠五義》，《七劍十八俠》，《荒山怪俠》，《荒林女俠》，……層出不窮；看了電影，就佩服洋《七俠五義》即《三劍客》之類。古洋俠客往矣，隻好佩服扮洋俠客的洋戲子，算是“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正如捧梅蘭芳者，和他所扮的天女，黛玉等輩，決不能說無關一樣，原是不足怪的。但有些人們反對了，說他在演《月宮寶盒》（The Thief of Bagdad）時摔死蒙古太子，辱沒了中國。其實呢，《月宮寶盒》中的英雄，以一偷兒連爬了兩段階級的梯子，終於做了駙馬，正是譯文第七章細注裏所說，要使小市民或無產者“為這飛騰故事所激勵，覺得要誓必盡忠於有產階級”的玩藝，決不是意在辱沒中國的東西。況且故事出於《一千一夜》，範朋克並非作家，也不是導演，我們又不是蒙古太子的子孫或奴才。正不必對於他，為美金而演劇的個人，如此之忿忿。但既然無端忿忿了，這也是中國常有的慣例，不足怪的，——在見慣者。後來範朋克到了，終於有團體要歡迎，然而大碰釘子，“範氏代表謂範氏絕對不允赴公共宴會”，竟不能得到瞻仰洋俠客的光榮。待到範朋克“到日本後，一切遊程，均由日人代為規定，且到東京後，將赴影戲院，與日本民眾相見”（見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申報》），我們這裏的蒙古王孫乃更不勝其沒落之感，上海電影公會有一封宛轉抑揚的信，寄給這“大藝術家”。全文是極有可供研究的處所的，但這裏限於紙麵，隻好摘錄了一點——

    “曾憶《月宮寶盒》劇中，有一蒙古太子，其表演狀態，至為惡劣，足使觀者之未知東方曆史，未悉東方民族性質者，發生不良之印象，而能成為人類相愛進程上絕大之阻礙。因東方中華民國人民之狀態，並不如其所表演之惡劣也。敝會同人，深知電影藝術之能力，轉輾為全世界一切民情風俗智識學問之介紹，換言之，亦能引導全世界人彼此之相愛，及世界人類彼此之相憎。敝會同人以愛先生故，以先生為大藝術家故，願先生為向善之努力，不願先生如他人之對世界為不真實之介紹，而為盛譽之累也。”

    文中說電影對於看客的力量的偉大，是很不錯的，但以為蒙古太子就是“中華民國人民”，卻與反對歡迎者流，同一錯誤。尤其錯誤的是要勸範朋克去引“全世界人彼此之相愛”，忘卻了他是花旗國裏發了財的電影員。因此一念之差，所以竟弄到低聲下氣，托他去紹介真實的“四千餘年曆史文化所訓練的精神”於世界了——

    “敝會同人更敢以經過四千餘年曆史文化訓練之精神，大聲以告先生。我中華人民之尊重美德，深用禮儀，初不異於貴國之人民。更以貴國政府常能於世界國際間主持公道，故為我中華人民所敬愛。先生於此次東遊小住中，想已見到真實之證據。今日我中華政治之狀態，方在革命完成應經曆之過程中，有國內之戰爭，有不安靜之紛擾，然中華人民對於外來賓客如先生者，仍能不忘應有之禮節，表示愛人之風度。此種情形，先生當能於耳目交接之間，為真實之明了。雖間有表示不同之言論者，然此種言論，皆為先生代表以及代表引為己助參加發言者不合禮節隔離人情之宣言及表示所造成。……

    “希望先生於東遊之後，以所得真實之情狀，介紹於貴國之同業，進而介紹於世界，使世界之人類與中華所有四萬萬餘之人民為相愛之親近，勿為相憎之背馳，以形成世界不良之情狀。使我中華人民之敬愛先生，一如敬愛美國之政府。”

    但所說明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咱們蒙古王孫即使國內如何戰爭，紛擾，而對於洋大人是極其有禮的。就是這一點。

    這正是被壓服的古國人民的精神，尤其是在租界上。因為被壓服了，所以自視無力，隻好托人向世界去宣傳，而不免有些諂；但又因為自以為是“經過四千餘年曆史文化訓練”的，還可以托人向世界去宣傳，所以仍然有些驕。驕和諂相糾結的，是沒落的古國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歐美帝國主義者既然用了廢槍，使中國戰爭，紛擾，又用了舊影片使中國人驚異，胡塗。更舊之後，便又運入內地，以擴大其令人胡塗的教化。我想，如《電影和資本主義》那樣的書，現在是萬不可少了！

    （一九三○年一月十六日Ｌ。）

    據一九二八年度的《Film-Daily》及其他的調查，則亞美利加於這數字上，增加2.5％有二萬五百的常設館；日本增加10％成為千二百；德國增加30％成為五千二百六十七（收容座位數一八七六六一）了。而這些，還是除掉了移動電影館，非商業底劇場的數字。

    “我們的影片的祖國底的目的（der vaterlaendische Zweck），也規定了那內麵的結構和事件的時間底限製。所以俾士麥的少年時代，僅占了極簡略的開端。（中略。）而且這故事，是應該以一八七一年的德意誌建國收場的。為什麽呢？就因為跟著發生的國內的紛爭，以及他的退隱，是惹起陰沉的回憶，不使觀者結合，卻使之乖離，有違於這電影全體的祖國底的目的的緣故。這影片的主要部分，是將從一八四七年，俾士麥入了政治底生活的時候起，至一八七一年止，作為一個完成了的戲曲的。

    （下略。）”

    “戰爭是完全可怖的，但我們是認戰爭，因為在戰爭中，再沒有較之辱沒自己的職務，尤為可怖的運命了。我們的青年們，對於戰爭的恐怖，應該以平靜的鎮定和確固的意誌而進行。所以這影片的淒慘的場麵，決不是可以厭惡的東西，卻對於這影片給了意義，增了價值。”

    至於亞美利加，則連在《彼得班》（Peter Pan），《紅皮》（Red Skin）之類的童話和樂劇中，也發見了訓導Stars and Stripes（譯者按：星星和條紋＝花旗）之尊嚴的機會了。

    “（前略）登場人物，是在高大的宮殿裏占著王座的富豪。富豪，是良善的。富豪的女兒，是美的。小市民出身的年青的男子，溜出階級鬥爭的背後，要高升到富豪的家族裏麵去。他就簡單地隻靠了戀愛，走上了一段階級的梯子。為了他和富豪的女兒，常設館的可憐的樂隊，就奏起結婚進行曲來。

    “富豪由此得到恭維。小市民為這飛騰故事所激勵，覺得要誓必盡忠於有產階級。

    “但人們，大部分是無產者的人們，這樣卻還不滿足。

    “沒有破綻的商人，於是來設法。他們便想一切都避開‘階級’這一個觀念。

    “於是家庭劇發生了。那對於階級的對立，是徹頭徹尾，要掩住看客的眼睛，連兩個不同的階級的存在，也避開不寫。將一切問題和傾向，都置之不顧，但竭力將‘謹慎的’小市民的生活，僅在他們的生活圈內，描寫出來。那‘大抵是關於戀愛的柔滑的故事’，或則以母性愛為主題，其中雖一個無產者，一個資本家，也不準登場。隻有小市民階級作為惟一的階級，在獨裁著。（後略）”(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