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

    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著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前“第三種人”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汶，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隻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麽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麵卻包藏著“死之說教者”，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麵。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隻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一九三四年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一 關於中國的火

    希臘人所用的火，聽說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但中國的卻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發見——或者該說是發明罷。因為並非偷兒，所以拴在山上，給老雕去啄的災難是免掉了，然而也沒有普洛美修斯那樣的被傳揚，被崇拜。

    中國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隨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

    自從燧人氏發見，或者發明了火以來，能夠很有味的吃火鍋，點起燈來，夜裏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罷，同時也開始了火災，故意點上火，燒掉那有巢氏所發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現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該被忘卻的。即使傷了食，這回是屬於神農氏的領域了，所以那神農氏，至今還被人們所記得。至於火災，雖然不知道那發明家究竟是什麽人，但祖師總歸是有的，於是沒有法，隻好漫稱之曰火神，而獻以敬畏。看他的畫像，是紅麵孔，紅胡須，不過祭祀的時候，卻須避去一切紅色的東西，而代之以綠色。他大約像西班牙的牛一樣，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

    他因此受著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

    然而，在人世間，倒似乎因了他們而熱鬧。賽會也隻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卻沒有。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了災還要來表感謝之意，雖然未免有些出於意外，但若不祭，據說是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對於火神，就是對於人，有時也一樣的這麽辦，我想，大約也是禮儀的一種罷。

    其實，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燒飯來，卻也許更有趣。外國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無論查檢怎樣的曆史，總尋不出燒飯和點燈的人們的列傳來。在社會上，即使怎樣的善於燒飯，善於點燈，也毫沒有成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燒書，至今還儼然做著名人，至於引為希特拉燒書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於開電燈，烤麵包罷，那麽，要在曆史上尋一點先例，恐怕可就難了。但是，幸而那樣的事，是不會哄動一世的。

    燒掉房子的事，據宋人的筆記說，是開始於蒙古人的。因為他們住著帳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這是誑話。蒙古人中，懂得漢文的很少，所以不來更正的。其實，秦的末年就有著放火的名人項羽在，一燒阿房宮，便天下聞名，至今還會在戲台上出現，連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燒以前的阿房宮裏每天點燈的人們，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名姓呢？

    現在是爆裂彈呀，燒夷彈呀之類的東西已經做出，加以飛機也很進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麽，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從遠處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樣，而那火光，便令人以為是光明。

    二 關於中國的王道

    在前年，曾經拜讀過中裏介山氏的大作《給支那及支那國民的信》。隻記得那裏麵說，周漢都有著侵略者的資質。而支那人都謳歌他，歡迎他了。連對於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謳歌了。隻要那侵略，有著安定國家之力，保護民生之實，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於是對於支那人的執迷不悟之點，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滿洲出版的雜誌上，是被譯載了的，但因為未曾輸入中國，所以像是回信的東西，至今一篇也沒有見。隻在去年的上海報上所載的胡適博士的談話裏，有的說，“隻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徹底停止侵略，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不消說，那不過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覺得好像是對於那信的答複。

    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是胡適博士給中國之所謂王道所下的定義，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話的罷。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有曆史癖和考據癖”的胡博士，該是不至於不知道的。

    不錯，中國也有過謳歌了元和清的人們，但那是感謝火神之類，並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證據。如果給與一個暗示，說是倘不謳歌，便將更加虐待，那麽，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還可以使人們來謳歌。四五年前，我曾經加盟於一個要求自由的團體，而那時的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還覺得不滿麽？那可連現在所給與著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當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時候，我一麵佩服著陳氏的精通王道的學識，一麵有時也不免想，真該是謳歌三民主義的。然而，現在是已經太晚了。

    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漢的高祖，據曆史家說，是龍種，但其實是無賴出身，說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對的。至於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國，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時的民眾的聲音，現在已經沒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確曾大大的宣傳過那王道，但先生們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並且周遊曆國，有所活動，所以恐怕是為了想做官也難說。說得好看一點，就是因為要“行道”，倘做了官，於行道就較為便當，而要做官，則不如稱讚周朝之為便當的。然而，看起別的記載來，卻雖是那王道的祖師而且專家的周朝，當討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非拖開不可；紂的軍隊也加反抗，非使他們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著是殷民又造了反，雖然特別稱之曰“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但總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種什麽破綻似的。好個王道，隻消一個頑民，便將它弄得毫無根據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國特產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這兩件在中國終於都沒有。據長久的曆史上的事實所證明，則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孟子生於周季，所以以談霸道為羞，倘使生於今日，則跟著人類的智識範圍的展開，怕要羞談王道的罷。

    三 關於中國的監獄

    我想，人們是的確由事實而從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發生變化的。從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許多年間，專以代聖賢立言的“製藝”這一種煩難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國打了敗仗，這才省悟了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留學生到西洋，開設兵器製造局，作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這還不夠，是在和日本打了敗仗之後，這回是竭力開起學校來。於是學生們年年大鬧了。從清朝倒掉，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時候起，才又省悟了這錯誤，作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麽也沒有了。

    在中國，國粹式的監獄，是早已各處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點西洋式，即所謂文明式的監獄。那是為了示給旅行到此的外國人而建造，應該與為了和外國人好互相應酬，特地派出去，學些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的。托了這福，犯人的待遇也還好，給洗澡，也給一定分量的飯吃，所以倒是頗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兩三禮拜前，政府因為要行仁政了，還發過一個不準克扣囚糧的命令。從此以後，可更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則因為好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的，所以不但禁錮犯人，此外還有給他吃苦的職掌。擠取金錢，使犯人的家屬窮到透頂的職掌，有時也會兼帶的。但大家都以為應該。如果有誰反對罷，那就等於替犯人說話，便要受惡黨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進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該放犯人回家一趟，給以解決性欲的機會的，頗是人道主義氣味之說的官吏。其實，他也並非對於犯人的性欲，特別表著同情，不過因為總不愁竟會實行的，所以也就高聲嚷一下，以見自己的作為官吏的存在。然而輿論頗為沸騰了。有一位批評家，還以為這麽一來，大家便要不怕牢監，高高興興的進去了，很為世道人心憤慨了一下。受了所謂聖賢之教那麽久，竟還沒有那位官吏的圓滑，固然也令人覺得誠實可靠，然而他的意見，是以為對於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卻也因此可見了。

    從別一條路想，監獄確也並非沒有不像以“安全第一”為標語的人們的理想鄉的地方。火災極少，偷兒不來，土匪也一定不來搶。即使打仗，也決沒有以監獄為目標，施行轟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釋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沒有的。當福建獨立之初，雖有說是釋放犯人，而一到外麵，和他們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們倒反而失蹤了的謠言，然而這樣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過的。總而言之，似乎也並非很壞的處所。隻要準帶家眷，則即使不是現在似的大水、饑荒、戰爭、恐怖的時候，請求搬進去住的人們，也未必一定沒有的。於是虐待就成為必不可少了。

    牛蘭夫婦，作為赤化宣傳者而關在南京的監獄裏，也絕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麽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知道中國的監獄的精神的緣故。有一位官員詫異的說過：他自己不吃，和別人有什麽關係呢？豈但和仁政並無關係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於監獄有益的。甘地的把戲，倘不挑選興行場，就毫無成效了。

    然而，在這樣的近於完美的監獄裏，卻還剩著一種缺點。至今為止，對於思想上的事，都沒有很留心。為要彌補這缺點，是在近來新發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裏，施著教育。我還沒有到那裏麵去反省過，所以並不知道詳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將三民主義時時講給犯人聽，使他反省著自己的錯誤。聽人說，此外還得做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終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夠格，也還是非反省到死則不可。現在是進去的也有，出來的也有，因為聽說還得添造反省院，可見還是進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爾也可以遇見，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將力氣使盡了罷。那前途，是在沒有希望這一麵的。

    答國際文學社問

    原問——

    一、蘇聯的存在與成功，對於你怎樣？（蘇維埃建設的十月革命，對於你的思想的路徑和創作的性質，有什麽改變？）

    二、你對於蘇維埃文學的意見怎樣？

    三、在資本主義的各國，什麽事件和種種文化上的進行，特別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麽，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但在創作上，則因為我不在革命的旋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處去考察，所以我大約仍然隻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

    二、我隻能看別國——德國、日本——的譯本。我覺得現在的講建設的，還是先前的講戰鬥的——如《鐵甲列車》、《毀滅》、《鐵流》等——於我有興趣，並且有益。我看蘇維埃文學，是大半因為想紹介給中國，而對於中國，現在也還是戰鬥的作品更為緊要。

    三、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群眾。

    《草鞋腳》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小引

    在中國，小說是向來不算文學的。在輕視的眼光下，自從十八世紀末的《紅樓夢》以後，實在也沒有產生什麽較偉大的作品。小說家的侵入文壇，僅是開始“文學革命”運動，即一九一七年以來的事。自然，一方麵是由於社會的要求的，一方麵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

    但這新的小說的生存，卻總在不斷的戰鬥中。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隻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於是就遇到保守家們的迫壓和陷害。大約十年之後，階級意識覺醒了起來，前進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學者，而迫害也更加厲害，禁止出版，燒掉書籍，殺戮作家，有許多青年，竟至於在黑暗中，將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這一本書，便是十五年來的，“文學革命”以後的短篇小說的選集。因為在我們還算是新的嚐試，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見它恰如壓在大石下麵的植物一般，雖然並不繁榮，它卻在曲曲折折地生長。

    至今為止，西洋人講中國的著作，大約比中國人民講自己的還要多。不過這些總不免隻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國有一句古諺，說：“肺腑而能語，醫師麵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說話，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罷，然而，也一定能有醫師所診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實是十分真實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魯迅記於上海。

    論“舊形式的采用”

    “舊形式的采用”的問題，如果平心靜氣的討論起來，在現在，我想是很有意義的，但開首便遭到了耳耶先生的筆伐。“類乎投降”，“機會主義”，這是近十年來“新形式的探求”的結果，是克敵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幹不淨。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為他同時也在譯《藝術底內容和形式》，一經登完，便會洗淨他激烈的責罰；而且有幾句話也正確的，是他說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舊形式的采用機械的地分開。

    不過這幾句話已經可以說是常識；就是說內容和形式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已經是常識；還有，知道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當然是常識。舊形式為什麽隻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卻指為“為整個（！）舊藝術捧場”——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幹，和“整個”捧來是不同的，前進的藝術家不能有這思想（內容）。然而他會想到采取舊藝術，因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以為藝術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像鼻子發癢的人，隻要打出噴嚏來就渾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新思想（內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舊形式的采取，這采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在我看來，是既沒有將內容和形式機械的地分開，更沒有看得《姊妹花》叫座，於是也來學一套的投機主義的罪案的。

    自然，舊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須說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須藝術學徒的努力的實踐，但理論家或批評家是同有指導，評論，商量的責任的，不能隻斥他交代未清之後，便可逍遙事外。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采取什麽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跡，我們無從目睹了，但還能知道大抵以故事為題材，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和明快，宋的院畫，萎靡柔媚之處當舍，周密不苟之處是可取的，米點山水，則毫無用處。後來的寫意畫（文人畫）有無用處，我此刻不敢確說，恐怕也許還有可用之點的罷。這些采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

    隻是上文所舉的，亦即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都是消費的藝術。它一向獨得有力者的寵愛，所以還有許多存留。但既有消費者，必有生產者，所以一麵有消費者的藝術，一麵也有生產者的藝術。古代的東西，因為無人保護，除小說的插畫以外，我們幾乎什麽也看不見了。至於現在，卻還有市上新年的花紙，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連環圖畫。這些雖未必是真正的生產者的藝術，但和高等有閑者的藝術對立，是無疑的。但雖然如此，它還是大受著消費者藝術的影響，例如在文學上，則民歌大抵脫不開七言的範圍，在圖畫上，則題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經加以提煉，成為明快，簡捷的東西了。這也就是蛻變，一向則謂之“俗”。注意於大眾的藝術家，來注意於這些東西，大約也未必錯，至於仍要加以提煉，那也是無須贅說的。

    但中國的兩者的藝術，也有形似而實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畫的滿幅雲煙，是豪華的裝璜，花紙也有一種硬填到幾乎不見白紙的，卻是惜紙的節儉；唐伯虎畫的細腰纖手的美人，是他一類人們的欲得之物，花紙上也有這一種，在賞玩者卻隻以為世間有這一類人物，聊資博識，或滿足好奇心而已。為大眾的畫家，都無須避忌。

    至於謂連環圖畫不過圖畫的種類之一，與文學中之有詩歌，戲曲，小說相同，那自然是不錯的。但這種類之別，也仍然與社會條件相關聯，則我們隻要看有時盛行詩歌，有時大出小說，有時獨多短篇的史實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與內容相關聯。現在社會上的流行連環圖畫，即因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著眼於此，因而加以導引，正是前進的藝術家的正確的任務；為了大眾，力求易懂，也正是前進的藝術家正確的努力。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而且，這工作是決不如旁觀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罷，當然不會就是很高的藝術。藝術的前進，還要別的文化工作的協助，某一文化部門，要某一專家唱獨腳戲來提得特別高，是不妨空談，卻難做到的事，所以專責個人，那立論的偏頗和偏重環境的是一樣的。

    （五月二日。）

    連環圖畫瑣談

    “連環圖畫”的擁護者，看現在的議論，是“啟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圖右史”，現在隻剩下一句話，看不見真相了，宋元小說，有的是每頁上圖下說，卻至今還有存留，就是所謂“出相”；明、清以來，有卷頭隻畫書中人物的，稱為“繡像”。有畫每回故事的，稱為“全圖”。那目的，大概是在誘引未讀者的購讀，增加閱讀者的興趣和理解。

    但民間另有一種《智燈難字》或《日用雜字》，是一字一像，兩相對照，雖可看圖，主意卻在幫助識字的東西，略加變通，便是現在的《看圖識字》。文字較多的是《聖諭像解》，《二十四孝圖》等，都是借圖畫以啟蒙，又因中國文字太難，隻得用圖畫來濟文字之窮的產物。

    “連環圖畫”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燈難字》的功效的，倘要啟蒙，實在也是一種利器。

    但要啟蒙，即必須能懂。懂的標準，當然不能俯就低能兒或白癡，但應該著眼於一般的大眾，譬如罷，中國畫是一向沒有陰影的，我所遇見的農民，十之九不讚成西洋畫及照相，他們說：人臉那有兩邊顏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畫，是觀者作為站在一定之處的，但中國的觀者，卻向不站在定點上，所以他說的話也是真實。那麽，作“連環圖畫”而沒有陰影，我以為是可以的；人物旁邊寫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於表示做夢從人頭上放出一道毫光來，也無所不可。觀者懂得了內容之後，他就會自己刪去幫助理解的記號。這也不能謂之失真，因為觀者既經會得了內容，便是有了藝術上的真，倘必如實物之真，則人物隻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沒有和地球一樣大小的紙張，地球便無法繪畫。

    艾思奇先生說：“若能夠觸到大眾真正的切身問題，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這話也並不錯。不過要商量的是怎樣才能夠觸到，觸到之法，“懂”是最要緊的，而且能懂的圖畫，也可以仍然是藝術。

    （五月九日。）

    儒術

    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麵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傳》這樣說——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作，文證具在清淩廷堪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誌》，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嚐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於《元史》《張德輝》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並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於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餘闕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並不冷落。同書《送範立中赴襄陽詩序》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製。郡中衣冠之族，惟範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讚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於吏者數等，而究亦勝於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讚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弨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

    “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於金元而準，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準。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麽？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看圖識字》

    凡一個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會踏進久經忘卻了的孩子世界的邊疆去，想到月亮怎麽會跟著人走，星星究竟是怎麽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是好像魚之在水，遊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為難，非上陸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時怎麽講得清楚呢，家境還不算精窮，當然還不如給一點所謂教育，首先是識字。上海有各國的人們，有各國的書鋪，也有各國的兒童用書。但我們是中國人，要看中國書，識中國字。這樣的書也有，雖然紙張、圖畫、色彩、印訂，都遠不及別國，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給孩子買來的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國難後第六版”的《看圖識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麽惡濁，但這且也不管他。圖畫又多麽死板，這且也不管他。出版處雖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圖上有蠟燭，有洋燈，卻沒有電燈；有朝靴，有三鑲雲頭鞋，卻沒有皮鞋。跪著放槍的，一腳拖地；站著射箭的，兩臂不平，他們將永遠不能達到目的，更壞的是連釣竿、風車、布機之類，也和實物有些不同。

    我輕輕的歎了一口氣，記起幼小時候看過的《日用雜字》來。這是一本教育婦女婢仆，使她們能夠記帳的書，雖然名物的種類並不多，圖畫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潑，也很像。為什麽呢？就因為作畫的人，是熟悉他所畫的東西的，一個“蘿卜”，一隻雞，在他的記憶裏並不含胡，畫起來當然就切實。現在我們隻要看《看圖識字》裏所畫的生活狀態——洗臉，吃飯，讀書——就知道這是作者意中的讀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狀態，是在租界上租一層屋，裝了全家，既不闊綽，也非精窮的，埋頭苦幹一日，才得維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學校，自己須穿長衫，用盡心神，撐住場麵，又那有餘力去買參考書，觀察事物，修煉本領呢？況且，那書的末葉上還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即西曆一九○八年，雖是前年新印，書卻成於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無生氣，正也不足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麵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所以給兒童看的圖書就必須十分慎重，做起來也十分煩難。即如《看圖識字》這兩本小書，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有。其實是，倘不是對於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知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

    然而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作一個蠢才，什麽都不放在眼裏。即使因為時勢所趨，隻得施一點所謂教育，也以為隻要付給蠢才去教就足夠。於是他們長大起來，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們一樣了。

    然而我們這些蠢才，卻還在變本加厲的愚弄孩子。隻要看近兩三年的出版界，給“小學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別的多就知道。中國突然出了這許多“兒童文學家”了麽？我想：是並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麽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征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裏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征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隻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隻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隻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裏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麽，否則太不“摩登”了。我隻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麽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麽，怎麽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汙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隻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隻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隻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隻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麽，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六月四日。）

    隔膜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獄，到清朝末年才被從新提起。最起勁的是“南社”裏的有幾個人，為被害者輯印遺集；還有些留學生，也爭從日本搬回文證來。待到孟森的《心史叢刊》出，我們這才明白了較詳細的狀況，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

    這一兩年來，故宮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夠令人敬服，但它卻印給了我們一種好書，曰《清代文字獄檔》，去年已經出到八輯。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門，而最有趣的，則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馮起炎注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

    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縣的生員，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在這裏犯不上抄錄，惟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一大段，卻是十分特別的——

    “又，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嚐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這何嚐有絲毫惡意？不過著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實結局卻不大好，署直隸總督袁守侗擬奏罪名是“閱其呈首，膽敢於聖主之前，混講經書，而呈尾措詞，尤屬狂妄。核其情罪，較衝突儀仗為更重。馮起炎一犯，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俟部複到日，照例解部刺字發遣。”這位才子，後來大約終於單身出關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雖然沒有這麽風雅，但並非反動的還不少。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運命大概很悲慘，不是淩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

    凡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們覺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憐。但再來一想，事情是並不這麽簡單的。這些慘案的來由，都隻為了“隔膜”。

    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奴隸隻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嘴裏卻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裏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了，計劃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為們的上書，才又衝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

    施蟄存先生在《文藝風景》創刊號裏，很為“忠而獲咎”者不平，就因為還不免有些“隔膜”的緣故。這是《顏氏家訓》或《莊子》、《文選》裏所沒有的。

    （六月十日。）

    《木刻紀程》小引

    中國木刻圖畫，從唐到明，曾經有過很體麵的曆史。但現在的新的木刻，卻和這曆史不相幹。新的木刻，是受了歐洲的創作木刻的影響的。創作木刻的紹介，始於朝花社，那出版的《藝苑朝華》四本，雖然選擇印造，並不精工，且為藝術名家所不齒，卻頗引起了青年學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國最初的木刻講習會。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鈴社，曾印《木鈴木刻集》兩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畫》一輯。有無名木刻社，曾印《木刻集》。但木鈴社早被毀滅，後兩社也未有繼續或發展的消息。前些時在上海還剩有M.K.木刻研究社，是一個曆史較長的小團體，曾經屢次展覽作品，並且將出《木刻畫選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員多遭捕逐，木版也為工部局所沒收了。

    據我們所知道，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一個研究木刻的團體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個人。如羅清楨，已出《清楨木刻集》二輯；如又村，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連環圖。這是都值得特記的。

    而且仗著作者曆來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見其優良，現在不但已得中國讀者的同情，並且也漸漸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雖然還未堅實，但總之，是要跨出去了。不過，同時也到了停頓的危機。因為倘沒有鼓勵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於自足。本集即願做一個木刻的路程碑，將自去年以來，認為應該流布的作品，陸續輯印，以為讀者的綜觀，作者的借鏡之助。但自然，隻以收集所及者為限，中國的優秀之作，是決非盡在於此的。

    別的出版者，一方麵還正在紹介歐美的新作，一方麵則在複印中國的古刻，這也都是中國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麵也是一條路。如果作者都不斷的奮發，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會知道上文所說，實在不僅是一種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鐵木藝術社記。

    難行和不信

    中國的“愚民”——沒有學問的下等人，向來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無端的問他多少年紀，什麽意見，兄弟幾個，家景如何，他總是支吾一通之後，躲了開去。有學識的大人物，很不高興他們這樣的脾氣。然而這脾氣總不容易改，因為他們也實在從經驗而來的。

    假如你被誰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點小當，譬如罷，中國是改革過的了，孩子們當然早已從“孟宗哭竹”“王祥臥冰”的教訓裏蛻出，然而不料又來了一個嶄新的“兒童年”，愛國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筆，或者用舌，不怕勞苦的來給他們教訓。一個說要用功，古時候曾有“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誌士；一個說要愛國，古時候曾有十幾歲突圍請援，十四歲上陣殺敵的奇童。這些故事，作為閑談來聽聽是不算很壞的，但萬一有誰相信了，照辦了，那就會成為乳臭未幹的吉訶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見四號鉛字的螢火蟲，那豈是一件容易事？但這還隻是不容易罷了，倘去鑿壁，事情就更糟，無論在哪裏，至少是挨一頓罵之後，立刻由爸爸媽媽賠禮，雇人去修好。

    請援，殺敵，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國，都是三四十歲的人們所做的。他們那裏的兒童，著重的是吃，玩，認字，聽些極普通，極緊要的常識。中國的兒童給大家特別看得起，那當然也很好，然而出來的題目就因此常常是難題，仍如飛劍一樣，非上武當山尋師學道之後，決計沒法辦。到了二十世紀，古人空想中的潛水艇，飛行機，是實地上成功了，但《龍文鞭影》或《幼學瓊林》裏的模範故事，卻還有些難學。我想，便是說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罷。

    所以聽的人也不相信。我們聽了千多年的劍仙俠客，去年到武當山去的隻有三個人，隻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見。古時候也許還要多，現在是有了經驗，不大相信了，於是照辦的人也少了。——但這是我個人的推測。

    不負責任的，不能照辦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少；利己損人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遠害的塹壕，也是使他們成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這脾氣的也不但是“愚民”，雖是說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別人的，現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將他的錢試買各種股票，分存許多銀行一樣，其實是那一麵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買《小學大全》記

    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於清朝禁書，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於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節前，在四馬路一帶閑逛，竟無意之間買到了一種，曰《小學大全》，共五本，價七角，看這名目，是不大有人會歡迎的，然而，卻是清朝的禁書。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銓，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還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這部書便成於兩年之後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後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也曾進呈，終於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欽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銓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麵拿辦，一麵就查抄，這並非著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並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於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銓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書和別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並無什麽幹礙之作。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等再三審訊之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銓著加恩免其淩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並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銓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隻絞殺了一個人，比起別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卻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字。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於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裏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著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誤解。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銓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憤而快人心。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將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後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卻於用他的“醜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勁的。現在抄三條在下麵——

    “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誌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幹的麽？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並沒有見過他的麵。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將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麽？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誌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係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還有一件要緊事是銷毀和他有關的書。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

    但我所得的《小學大全》，卻是光緒二十二年開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統丁巳”（實是中華民國六年）重校的遺老本，有張錫恭跋雲：“世風不古若矣，願讀是書者，有以轉移之。……”又有劉安濤跋雲：“晚近淩夷，益加甚焉，異言喧豗，顯與是書相悖，一唱百和，……馴致家與國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來先聖先賢蒙以養正之遺意，掃地盡矣。剝極必複，天地之心見焉。……”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麵卻也使昧於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銷毀”的書，雖遺老也不複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從新奉為寶典了。這莫非也是“剝極必複”麽？恐怕是遺老們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罷。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製”，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麵，積極的一麵，則如欽定四庫全書，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鑒》，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隻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麵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

    現在這影響好像是淡下去了，遺老們的重刻《小學大全》，就是一個證據，但也可見被愚弄了的性靈，又終於並不清醒過來。近來明人小品，清代禁書，市價之高，決非窮讀書人所敢窺

    自然，這決不及賞玩性靈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點演成了現在的所謂性靈的曆史，卻也十分有益的。

    (七月十日。）

    韋素園墓記

    韋君素園之墓。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嗚呼，宏才遠誌，厄於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叢蕪，友靜農，霽野立表；魯迅書。

    憶韋素園君

    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裏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著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汙了賞鑒家的眼目。

    現在有幾個朋友要紀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我隻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豫備室裏遇見了一個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紹介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裏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裏計畫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紹介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峰一口答應了，於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麽雄心和大誌，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誌，卻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著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著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麽？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碎了自己的心。

    這裏有一點小例子。——我們是隻有小例子的。

    那時候，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閑們的迫壓，我已經逃到廈門，但北京的狐虎之威還正是無窮無盡。段派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林素園，帶兵接收學校去了，演過全副武行之後，還指留著的幾個教員為“共產黨”。這個名詞，一向就給有些人以“辦事”上的便利，而且這方法，也是一種老譜，本來並不希罕的。但素園卻好像激烈起來了，從此以後，他給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惡“素園”兩字而不用，改稱為“漱園”。同時社內也發生了衝突，高長虹從上海寄信來，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講一句話。我一聲也不響。於是在《狂飆》上罵起來了，先罵素園，後是我。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卻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要在廈門的我去下判斷，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個團體，雖是小小的文學團體罷，每當光景艱難時，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這也並不希罕。然而素園卻很認真，他不但寫信給我，敘述著詳情，還作文登在雜誌上剖白。在“天才”們的法庭上，別人剖白得清楚的麽？——我不禁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想到他隻是一個文人，又生著病，卻這麽拚命的對付著內憂外患，又怎麽能夠持久呢。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卻也相當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啟封了，忽封忽啟，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麽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麵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麽？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隻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麵的麽？……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誌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麽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沉鬱的眼光，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我隻能將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F.van Eeden），紹介了愛倫堡（I.E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它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於這一次，那麽，素園，從此別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魯迅記。

    憶劉半農君

    這是小峰出給我的一個題目。

    這題目並不出得過分。半農去世，我是應該哀悼的，因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這是十來年前的話了，現在呢，可難說得很。

    我已經忘記了怎麽和他初次會麵，以及他怎麽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後，由蔡孑民先生或陳獨秀先生去請來的，到了之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

    但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進行之際，心口並不相應，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刀，他是決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緣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所謂親近，不過是多談閑天，一多談，就露出了缺點。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像到處都這麽的亂說，使有些“學者”皺眉。有時候，連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於寫稿，但試去看舊報去，很有幾期是沒有他的。那些人們批評他的為人，是：淺。

    不錯，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

    但這些背後的批評，大約是很傷了半農的心的，他的到法國留學，我疑心大半就為此。我最懶於通信，從此我們就疏遠起來了。他回來時，我才知道他在外國鈔古書，後來也要標點《何典》，我那時還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說了幾句老實話，事後，才知道半農頗不高興了，“駟不及舌”，也沒有法子。另外還有一回關於《語絲》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會上見過一回麵，那時候，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談了。

    近幾年，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將他忘卻；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蜜斯”之類，卻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歎。我想，假如見麵，而我還以老朋友自居，不給一個“今天天氣……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許會弄到衝突罷。

    不過，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後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嚇了他一下，不敢來了。這使我很慚愧，因為我到北平後，實在未曾有過訪問半農的心思。

    現在他死去了，我對於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八月一日。）

    答曹聚仁先生信

    聚仁先生：

    關於大眾語的問題，提出得真是長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開過口。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卻依然如故。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拚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為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麽一回事），而且要分為多少區，每區又分為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為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方言一定不夠，就隻好采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它已經采用著新字匯，我想，這就是“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匯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可以辦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眾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試用廣東話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為講話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的大眾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

    四、在鄉僻處啟蒙的大眾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麵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罷，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罵罵，有時佩服，有時讚歎，因為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義。如果也照樣的寫著“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麽都要媽的了。”那麽於大眾有什麽益處呢？

    五、至於已有大眾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為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為“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卻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敘事中，因為說“打”，工人也一樣的能夠懂。有些人以為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

    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為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是（一）製定羅馬字拚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采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眾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眾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麵，是立論極高，使大眾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麵，借此攻擊他當麵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專此布複，即頌

    時綏。

    迅上。八月二日。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準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裏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不過不會說還好，一會說，就使我覺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敵人。

    他有時對於我很不滿，有一回，當麵對我說：“我做起爸爸來，還要好……”甚而至於頗近於“反動”，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這種爸爸，什麽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話。做兒子時，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幹二淨了。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麽壞的父親，雖然有時也要罵，甚至於打，其實是愛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如果真的是一個“什麽爸爸”，他還敢當麵發這樣反動的宣言麽？

    但那健康和活潑，有時卻也使他吃虧，九一八事件後，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罵了好幾回，還挨過一次打——自然是並不重的。這裏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話：近一年多以來，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

    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裏的有些人，都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裏給他照過一張相，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裏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麵貌很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

    為了這事，我曾經想了一想。

    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師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後，他就瞪了眼睛，

    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爸爸”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臉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麵罵我“什麽東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

    但中國一般的趨勢，卻隻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麵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麵……凡是屬於“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於稱之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曆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複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隻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裏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隻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摹仿”的。“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麽？否則，隻不過是一個“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這裏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八月七日。）

    門外文談

    一 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隻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麵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

    閑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幹，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隻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麵，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麽？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麽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麽的不同的。那麽，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隻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

    二 字是什麽人造的？

    字是什麽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隻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隻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隻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隻是這麽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麽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夥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

    三 字是怎麽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麽，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隻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隻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隻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

    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麽有閑，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麽一個奇跡，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麵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麵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麵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麽，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 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說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隻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麽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隻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隻得來“象意”，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寜可”的寜，卻又得在碗下麵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它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麽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寶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鬆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麵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隻好躊躕一下了。

    五 古時候言文一致麽？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麽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麽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麽，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

    一麵是——

    一尺布，尚可縫；

    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麵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麵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 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麽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麽，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麽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 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麽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麽，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麽，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麽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麽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麽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麵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 怎麽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製，隻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麵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拚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隻有二十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 ch goz，“他是工人”是Tau sh gungr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隻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隻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麽窮鄉僻壤去了。

    那麽，隻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拚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閑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 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麵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們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隻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麵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

    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麽一堆古怪成績麽？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麽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 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隻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麵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麽，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嚐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

    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麽？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閑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蓮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鬆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著戲玩。先是甲扮武鬆，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隻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鬆，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 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麵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嚐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隻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麽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麽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麽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哪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匯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隻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 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隻好拉纖；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麽看風看水，目的隻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今年的尊孔，是民國以來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來的，幾乎全都施展出來了。上海的華界雖然接近夷（亦作彝）場，也聽到了當年孔子聽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八月三十日的《申報》報告我們說——

    “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廟舉行孔誕紀念會，到黨政機關，及各界代表一千餘人。有大同樂會演奏中和韶樂二章，所用樂器因欲擴大音量起見，不分古今，凡屬國樂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種。其譜一仍舊貫，並未變動。聆其節奏，莊嚴肅穆，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如親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也。……”

    樂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蓋和周朝的韶樂，該已很有不同。但為“擴大音量起見”，也隻能這麽辦，而且和現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聖之時者也”，“亦即聖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魚翅燕窩味，樂器大約決非“共四十種”不可；況且那時候，中國雖然已有外患，卻還沒有夷場。

    不過因此也可見時勢究竟有些不同了，縱使“擴大音量”，終於還擴不到鄉間，同日的《中華日報》上，就記著一則頗傷“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的體麵的新聞，最不湊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

    “（寧波通訊）餘姚入夏以來，因天時亢旱，河水幹涸，住民飲料，大半均在河畔開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爭先後，而起衝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裏之朗霞鎮後方屋地方，居民楊厚坤與姚士蓮，又因爭井水，發生衝突，互相加毆。姚士蓮以煙筒頭猛擊楊頭部，楊當即昏倒在地。繼姚又以木棍石塊擊楊中要害，竟遭毆斃。迨鄰近聞聲施救，楊早已氣絕。而姚士蓮見已闖禍，知必不能免，即乘機逃避……”

    聞韶，是一個世界，口渴，是一個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個世界，口渴而爭水，又是一個世界。自然，這中間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無以養君子”，到底還不可任憑他們互相打死，渴死的。

    聽說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經是寶貝，為了喝水，要用血去換。“我國民族性”是“酷愛和平”的，想必不至於如此。但餘姚的實例卻未免有點怕人，所以我們除食肉者聽了而不知肉味的“韶樂”之外，還要不知水味者聽了而不想水喝的“韶樂”。

    （八月二十九日。）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隻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隻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麽？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隻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複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曆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幸，就隻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隻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製度有什麽關係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麽，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麵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隻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麽久。

    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裏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讚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九月二十四日。）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我們總自誇著“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誇了，隻希望著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誇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於是有人慨歎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後來信“國聯”，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隻能說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後，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一個轉身，也許能夠隻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條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漸玄虛起來了。信“地”和“物”，還是切實的東西，國聯就渺茫，不過這還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賴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虛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時就找不出分明的結果來，它可以令人更長久的麻醉著自己。

    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

    “自欺”也並非現在的新東西，現在隻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嚐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麵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麵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以眼還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於‘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重讀了莎士比亞的《凱撒傳》。這一讀是頗有關係的，結果使我們能夠拜讀他從讀舊書而來的新文章：《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眾》（見《文藝風景》創刊號）。

    這個劇本，杜衡先生是“曾經用兩個月的時間把它翻譯出來過”的，就可見讀得非常子細。他告訴我們：“在這個劇裏，莎氏描寫了兩個英雄——凱撒，和……勃魯都斯。……還進一步創造了兩位政治家（煽動家）——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麵上顯得那麽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但最後的勝利卻屬於安東尼，而“很明顯地，安東尼底勝利是憑借了群眾底力量”，於是更明顯地，即使“甚至說，群眾是這個劇底無形的主腦，也不嫌太過”了。

    然而這“無形的主腦”是怎樣的東西呢？杜衡先生在敘事和引文之後，加以結束——決不是結論，這是作者所不願意說的——道——

    “在這許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記把群眾表現為一個力量的；不過，這力量隻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底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家所控製著，所操縱著。……自然，我們不能貿然地肯定這是群眾底本質，但是我們倘若說，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群眾這樣看法的，大概不會有什麽錯誤吧。這看法，我知道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眾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至於我，說實話，我以為對這些問題的判斷，是至今還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詞。……”

    杜衡先生是文學家，所以這文章做得極好，很謙虛。假如說，“媽的群眾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據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現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現在是“這位偉大的劇作者”莎士比亞老前輩“把群眾這樣看法的”，您以為怎麽樣呢？“巽語之言，能無說乎”，至少也得客客氣氣的搔一搔頭皮，如果你沒有翻譯或細讀過莎劇《凱撒傳》的話——隻得說，這判斷，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於是我們都不負責任，單是講莎劇。莎劇的確是偉大的，僅就杜衡先生所紹介的幾點來看，它實在已經打破了文藝和政治無關的高論了。群眾是一個力量，但“這力量隻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據莎氏的表現，至少，他們就將“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況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判斷了。一本《凱撒傳》，就是作政論看，也是極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卻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眾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自然，在杜衡先生，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應該愛惜這一位以《凱撒傳》給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斷了那一種“朋友們”，卻未免太不顧事實了。現在不但施蟄存先生已經看見了蘇聯將要排演莎劇的“醜態”（見《現代》九月號），便是《資本論》裏，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嚐說他有罪麽？將來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來證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責莎士比亞的迷信一樣，會特地“吊民伐罪”，和杜衡先生一般見識的。

    況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寫給心情和他兩樣的人們來讀的，因為會看見《文藝風景》這一本新書的，當然決不是懷著“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書，可也就不至於隻看一本《文藝風景》了，講莎劇的書又很多，涉獵一點，心情就不會這麽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動家）所煽動。那些“朋友們”除注意作者的時代和環境而外，還會知道《凱撒傳》的材料是從布魯特奇的《英雄傳》裏取來的，而且是莎士比亞從作喜劇轉入悲劇的第一部；作者這時是失意了。為什麽事呢，還不大明白。但總之，當判斷的時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簡單。

    單是對於“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眾”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兩樣的就有的是。現在隻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國的顯斯妥夫（Lev Shestov）先生的見解，而且是結論在這裏罷——

    “在《攸裏烏斯凱撒》中活動的人，以上之外，還有一個。那是複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說‘群眾’。莎士比亞之被稱為寫實家，並不是無意義的。無論在那一點，他決不阿諛群眾，做出凡俗的性格來。他們輕薄，胡亂，殘酷。今天跟在彭貝的戰車之後，明天喊著凱撒之名，但過了幾天，卻被他的叛徒勃魯都斯的辯才所惑，其次又讚成安東尼的攻擊，要求著剛才的紅人勃魯都斯的頭了。人往往憤慨著群眾之不可靠。但其實，豈不是正有適用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來的正義的法則的事在這裏嗎？劈開底來看，群眾原是輕蔑著彭貝、凱撒、安東尼、辛那之輩的，他們那一麵，也輕蔑著群眾。今天凱撒握著權力，凱撒萬歲。明天輪到安東尼了，那就跟在他後麵罷。隻要他們給飯吃，給戲看，就好。他們的功績之類，是用不著想到的。他們那一麵也很明白，施與些像個王者的寬容，借此給自己收得報答。在擁擠著這些滿是虛榮心的人們的連串裏，間或夾雜著勃魯都斯那樣的廉直之士，是事實。然而誰有從山積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來的閑工夫呢？群眾，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從群眾看來，不過是餘興。在其間，正義就占了勝利，而幕也垂下來了。”（《莎士比亞〔劇〕中的倫理的問題》）

    這當然也未必是正確的見解，顯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說他是哲學家或文學家。不過便是這一點點，就很可以看見雖然同是從《凱撒傳》來看它所表現的群眾，結果卻已經和杜衡先生有這麽的差別。而且也很可以推見，正不會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眾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亞發愁。彼此其實都很明白：“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麵上顯得那麽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就是在那時候的群眾，也“不過是餘興”而已。

    （九月三十日。）

    說“麵子”

    “麵子”，是我們在談話裏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

    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裏，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隻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麵子；他既然沒有麵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麵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這是不是事實，我斷不定，但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麵子”給我們。

    但“麵子”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胡塗。它像是很有好幾種的，每一種身份，就有一種“麵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麵去了，即失了麵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臉”。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麵子”，或曰“露臉”。而“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並不算什麽，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才成為“丟臉”。但車夫也並非沒有“臉”，不過這時不算“丟”，要給老婆踢了一腳，就躺倒哭起來，這才成為他的“丟臉”。這一條“丟臉”律，是也適用於上等人的。這樣看來，“丟臉”的機會，似乎上等人比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車夫偷一個錢袋，被人發見，是失了麵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仿佛也不見得怎樣“丟臉”，況且還有“出洋考察”，是改頭換麵的良方。

    誰都要“麵子”，當然也可以說是好事情，但“麵子”這東西，卻實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報》就告訴我們一條新聞：滬西有業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出殯，邀開“貰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麵，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十人，各執鐵棍，據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白衣是親族有服者所穿的，現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並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麵”，演成這樣的大戰了。這時候，好像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麵子”，而自己成了什麽，卻可以完全不管。這類脾氣，是“紳商”也不免發露的：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勸進表中為“有麵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萬民傘上為“有麵子”。

    所以，要“麵子”也可以說並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並非說，人應該“不要臉”。現在說話難，如果主張“非孝”，就有人會說你在煽動打父母，主張男女平等，就有人會說你在提倡亂交——這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況且，“要麵子”和“不要臉”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笑話麽？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誇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麽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麵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麵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麽？

    在上海，“吃外國火腿”雖然還不是“有麵子”，卻也不算怎麽“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於“有麵子”。

    中國人要“麵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麵子”是“圓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穀川如是閑說“盜泉”雲：“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也說穿了“今之君子”的“麵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運命

    有一天，我坐在內山書店裏閑談——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閑談的，我的可憐的敵對的“文學家”，還曾經借此竭力給我一個“漢奸”的稱號，可惜現在他們又不堅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歲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還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個，所以想結婚是很困難的。這自然是一種迷信，但日本社會上的迷信也還是真不少。

    我問：可有方法解除這夙命呢？回答是：沒有。

    接著我就想到了中國。

    許多外國的中國研究家，都說中國人是定命論者，命中注定，無可奈何；就是中國的論者，現在也有些人這樣說。但據我所知道，中國女性就沒有這樣無法解除的命運。“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總有法子想，就是所謂“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結婚，製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種命，說是要連克五六個丈夫的罷，那就早有道士之類出場，自稱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個男人，畫上符咒，和這命的女人一同行“結儷之禮”後，燒掉或埋掉，於是真來訂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個，毫無危險了。

    中國人的確相信運命，但這運命是有方法轉移的。所謂“沒有法子”，有時也就是一種另想道路——轉移運命的方法。等到確信這是“運命”，真真“沒有法子”的時候，那是在事實上已經十足碰壁，或者恰要滅亡之際了。運命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的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麵想玩弄他，也尊後妃，但一麵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作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麵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隻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言蜜語。風水，符咒，拜禱……偌大的“運命”，隻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並不注定。

    我們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這麽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於是他說，這用種種方法之後所得的結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連必須用種種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們來，卻似乎並不這樣想。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並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但我以為信運命的中國人而又相信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不過現在為止，是在用迷信來轉移別的迷信，所以歸根結蒂，並無不同，以後倘能用正當的道理和實行——科學來替換了這迷信，那麽，定命論的思想，也就和中國人離開了。

    假如真有這一日，則和尚、道士、巫師、星相家、風水先生……的寶座，就都讓給了科學家，我們也不必整年的見神見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臉譜臆測

    對於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征主義，或中國戲裏有無象征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異’，金表‘神靈’之類，實與西洋的白表‘純潔清淨’，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並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征”，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

    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卻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奸詐，紅表忠勇之類，是隻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並不象征奸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於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隻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帶假麵的，這假麵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征，一麵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定。古代的假麵和現在的打臉的關係，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係，那麽，“白表奸詐”之類，就恐怕隻是人物的分類，卻並非象征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但自然和現在的“相麵”不同，並非從氣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壞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種意見的，我們在現在，還常聽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體的表現，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隻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麽都做得出，於是白就表了奸詐。紅表忠勇，是從關雲長的“麵如重棗”來的。“重棗”是怎樣的棗子，我不知道，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衰弱，麵皮也容易發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種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於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場上馳驅，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麵去戰鬥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優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麽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台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麽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誇大化，漫畫化，甚而至於到得後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離得很遠，好像象征手法了。

    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並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構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種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隨便翻翻

    我想講一點我的當作消閑的讀書——隨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會受害也說不定的。

    我最初去讀書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讀的是《鑒略》，桌上除了這一本書和習字的描紅格，對字（這是做詩的準備）的課本之外，不許有別的書。但後來竟也慢慢的認識字了，一認識字，對於書就發生了興趣，家裏原有兩三箱破爛書，於是翻來翻去，大目的是找圖畫看，後來也看看文字。這樣就成了習慣，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麽，總要拿來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讀幾葉內容，到得現在，還是如此，不用心，不費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書籍之後，覺得疲勞的時候，也拿這玩意來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確能夠恢複疲勞。

    倘要騙人，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現在有一些老實人，和我閑談之後，常說我書是看得很多的，略談一下，我也的確好像書看得很多，殊不知就為了常常隨手翻翻的緣故，卻並沒有本本細看。還有一種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庫書目提要》，倘還怕繁，那麽，《簡明目錄》也可以，這可要細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過許多書。不過我也曾用過正經工夫，如什麽“國學”之類，請過先生指教，留心過學者所開的參考書目。結果都不滿意。有些書目開得太多，要十來年才能看完，我還疑心他自己就沒有看；隻開幾部的較好，可是這須看這位開書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塗蟲，那麽，開出來的幾部一定也是極頂胡塗書，不看還好，一看就胡塗。

    我並不是說，天下沒有指導後學看書的先生，有是有的，不過很難得。

    這裏隻說我消閑的看書——有些正經人是反對的，以為這麽一來，就“雜”！“雜”，現在又算是很壞的形容詞。但我以為也有好處。譬如我們看一家的陳年賬簿，每天寫著“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魚五十文，醬油一文”，就知先前這幾個錢就可買一天的小菜，吃夠一家；看一本舊曆本，寫著“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這麽多的禁忌。看見了宋人筆記裏的“食菜事魔”，明人筆記裏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嗬，原來‘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書，都是些那時的名人軼事，某將軍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飯，某先生體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聞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婦產生人麵蛇，毫無益處的也有。這時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這是幫閑文士所做的書。凡幫閑，他能令人消閑消得最壞，他用的是最壞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誘過去，那就墜入陷阱，後來滿腦子是某將軍的飯量，某先生的體重，蜈蚣精和人麵蛇了。

    講扶乩的書，講婊子的書，倘有機會遇見，不要皺起眉頭，顯示憎厭之狀，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已經過時的書，也用一樣的辦法。例如楊先生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來，他的思想是活著的，現在意見和他相近的人們正多得很。這也有一點危險，也就是怕被它誘過去。治法是多翻，翻來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較，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鄉下人常常誤認一種硫化銅為金礦，空口是和他說不明白的，或者他還會趕緊藏起來，疑心你要白騙他的寶貝。但如果遇到一點真的金礦，隻要用手掂一掂輕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隨便翻翻”是用各種別的礦石來比的方法，很費事，沒有用真的金礦來比的明白，簡單。我看現在青年的常在問人該讀什麽書，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而且一識得真金，一麵也就真的識得了硫化銅，一舉兩得了。

    但這樣的好東西，在中國現有的書裏，卻不容易得到。我回憶自己的得到一點知識，真是苦得可憐。幼小時候，我知道中國在“盤古氏開辟天地”之後，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歲，又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裏，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我久不看現行的曆史教科書了，不知道裏麵怎麽說；但在報章雜誌上，卻有時還看見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過去了，原沒有什麽大關係，但也許正有著大關係，而且無論如何，總是說些真實的好。所以我想，無論是學文學的，學科學的，他應該先看一部關於曆史的簡明而可靠的書。但如果他專講天王星，或海王星，蝦蟆的神經細胞，或隻詠梅花，叫妹妹，不發關於社會的議論，那麽，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為懂一點日本文，在用日譯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國社會史》應應急的，都比我曆來所見的曆史書類說得明確。前一種中國曾有譯本，但隻有一本，後五本不譯了，譯得怎樣，因為沒有見過，不知道，後一種中國倒先有譯本，叫作《中國社會發展史》，不過據日譯者說，是多錯誤，有刪節，靠不住的。

    我還在希望中國有這兩部書。又希望不要一哄而來，一哄而散，要譯，就譯他完；也不要刪節，要刪節，就得聲明，但最好還是譯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讀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拿破侖與隋那

    我認識一個醫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擊，有一回，自解自歎道：要得稱讚，最好是殺人，你把拿破侖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

    我想，這是真的。拿破侖的戰績，和我們什麽相幹呢，我們卻總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於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隸，我們卻還恭維成吉思；從現在的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災星。

    但我們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總有幾個疤，這就是種過牛痘的痕跡，是使我們脫離了天花的危症的。自從有這種牛痘法以來，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雖然有些人大起來也還是去給英雄們做炮灰，但我們有誰記得這發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

    這看法倘不改變，我想，世界是還要毀壞，人們也還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答《戲》周刊編者信

    魯迅先生鑒：

    《阿Q》的第一幕已經登完了，搬上舞台實驗雖還不是馬上可以做到，但我們的準備工作是就要開始發動了。我們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剛登完的時候先發表一點意見，一方麵對於我們的公演準備或者也有些幫助，另方麵本刊的叢書計劃一實現也可以把你的意見和《阿Q》劇本同時付印當作一篇序。這是編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讀者和演出的同誌們的要求。祝健！

    編者。

    編輯先生——

    在《戲》周刊上給我的公開信，我早看見了；後來又收到郵寄的一張周刊，我知道這大約是在催促我的答複。對於戲劇，我是毫無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複，是一聲也不響。但如果先生和讀者們都肯豫先了解我不過是一個外行人的隨便談談，那麽，我自然也不妨說一點我個人的意見。

    《阿Q》在每一期裏，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斷斷續續的看過，也陸陸續續的忘記了。現在回憶起來，隻記得那編排，將《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進去，以顯示未莊或魯鎮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說的紹興話，我卻有許多地方看不懂。

    現在我自己想說幾句的，有兩點——

    一，未莊在那裏？《阿Q》的編者已經決定：在紹興。我是紹興人，所寫的背景又是紹興的居多，對於這決定，大概是誰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得很。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護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這脾氣。那時我想，假如寫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情是出在某處的罷，那麽，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處人卻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卻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閑氣——《閑話揚州》是最近的例子。為了醫病，方子上開人參，吃法不好，倒落得滿身浮腫，用蘿卜子來解，這才恢複了先前一樣的瘦，人參白買了，還空空的折貼了蘿卜子。人名也一樣，古今文壇消息家，往往以為有些小說的根本是在報私仇，所以一定要穿鑿書上的誰，就是實際上的誰。為免除這些才子學者們的白費心思，另生枝節起見，我就用“趙太爺”，“錢大爺”，是《百家姓》上最初的兩個字；至於阿Q的姓呢，誰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時還是發生了謠言。還有排行，因為我是長男，下有兩個兄弟，為豫防謠言家的毒舌起見，我的作品中的壞腳色，是沒有一個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麵所說那樣的苦心，並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滅各種無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較能集中，發揮得更強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國的譯本，卻將這極要緊的一句刪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曆來的批評家，是沒有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這回編者的對於主角阿Q所說的紹興話，取了這樣隨手胡調的態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為俗塵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紹興也好。於是跟著起來的是第二個問題——

    二，阿Q該說什麽話？這似乎無須問，阿Q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紹興，他當然該說紹興話。但是第三個疑問接著又來了——

    三，《阿Q》是演給那裏的人們看的？倘是演給紹興人看的，他得說紹興話無疑。紹興戲文中，一向是官員秀才用官話，堂倌獄卒用土話的，也就是生，旦，淨大抵用官話，醜用土話。我想，這也並非全為了用這來區別人的上下，雅俗，好壞，還有一個大原因，是警句或煉話，譏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於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話，使本地的看客們能夠徹底的了解。那麽，這關係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實，倘使演給紹興的人們看，別的腳色也大可以用紹興話，因為同是紹興話，所謂上等人和下等人說的也並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簡，語助詞和感歎詞少，後者句子長，語助詞和感歎詞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話，可以冗長到一倍。但如演給別處的人們看，這劇本的作用卻減弱，或者簡直完全消失了。據我所留心觀察，凡有自以為深通紹興話的外縣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標點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樣，並不怎麽懂得的；至於北方或閩粵人，我恐怕他聽了之後，不會比聽外國馬戲裏的打諢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這三件寶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過也是作家的棺材釘，會將他釘死。譬如現在的中國，要編一本隨時隨地，無不可用的劇本，其實是不可能的，要這樣編，結果就是編不成。所以我以為現在的辦法，隻好編一種對話都是比較的容易了解的劇本，倘在學校之類這些地方扮演，可以無須改動，如果到某一省縣，某一鄉村裏麵去，那麽，這本子就算是一個底本，將其中的說白都改為當地的土話，不但語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變換，使看客覺得更加切實。譬如罷，如果這演劇之處並非水村，那麽，航船可以化為大車，七斤也可以叫作“小辮兒”的。

    我的意見說完了，總括一句，不過是說，這劇本最好是不要專化，卻使大家可以活用。

    臨末還有一點尾巴，當然決沒有叭兒君的尾巴的有趣。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過還是非說不可。記得幾個月之前，曾經回答過一個朋友的關於大眾語的質問，這信後來被發表在《社會月報》上了，末了是楊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紹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說我已經和楊邨人先生調和，並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國人之富於調和性。這一回，我的這一封信，大約也要發表的罷，但我記得《戲》周刊上已曾發表過曾今可葉靈鳳兩位先生的文章；葉先生還畫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還沒有在上茅廁時候用盡，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買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紹伯先生的判決所震懾，這回是應該不敢再寫什麽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隻是在這裏要順便聲明：我並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豫先知道，所以對於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這倒並非個人的事情，因為現在又到了紹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時候，我若不聲明，則我所說過的各節，縱非買辦意識，也是調和論了，還有什麽意思呢？

    專此布複，即請

    文安。

    魯迅。十一月十四日。

    寄《戲》周刊編者信

    編輯先生：

    今天看《戲》周刊第十四期，《獨白》上“抱憾”於不得我的回信，但記得這信已於前天送出了，還是病中寫的，自以為巴結得很，現在特地聲明，算是討好之意。

    在這周刊上，看了幾個阿Q像，我覺得都太特別，有點古裏古怪。我的意見，以為阿Q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遊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從洋車夫和小車夫裏麵，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來的，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隻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這是一種黑色的，半圓形的東西，將那帽邊翻起一寸多，戴在頭上的；上海的鄉下，恐怕也還有人戴。

    報上說要圖畫，我這裏有十張，是陳鐵耕君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請寄回。他是廣東人，所用的背景有許多大約是廣東。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這四幅，比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遠於事實，那時那裏有摩托車給阿Q坐呢？該是大車，有些地方叫板車，是一種馬拉的四輪的車，平時是載貨物的。但紹興也並沒有這種車，我用的是那時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紹興，其實並未見過這樣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Q正傳》上說：“小D大約是小董罷？”並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來，和阿Q一樣。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上。十一月十八日。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一

    當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從合作改為剿滅之後，有人說，國民黨先前原不過利用他們的，北伐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剿滅是豫定的計劃。但我以為這說的並不是真實。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力者，是願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後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據，因為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於使他們去練習做剿滅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為中國隻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願意。為什麽呢？她舍不得住著的老房子，養著的雞和狗。劉先生隻好去懇求上帝，設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於並沒有變化。假使共產主義國裏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讚成的。然而後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於是才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於是許多青年們，共產主義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這些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處用自己的血來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權力者們的錯誤。權力者們的先前的錯誤，是受了他們的欺騙的，所以必得用他們的血來洗幹淨。然而另有許多青年們，卻還不知底細，在蘇聯學畢，騎著駱駝高高興興的由蒙古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旅行者還曾經看得酸心，她說，他們竟不知道現在在祖國等候他們的，卻已經是絞架。

    不錯，是絞架。但絞架還不算壞，簡簡單單的隻用絞索套住了頸子，這是屬於優待的。而且也並非個個走上了絞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心的懺悔，能懺悔的人，精神是極其崇高的。

    二

    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為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麵被指為共產黨，就是罪人，因此極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後的結論是：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黨。於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麵，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裏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於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於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並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得取同一的行為，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鬥爭，卻該和白色的無產階級鬥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斡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為了撲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隻好順風轉舵，改為對於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願，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準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隻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眾”，手裏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隻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裏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麽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於是別一方麵，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於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麽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於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

    至於對於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於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並不為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隻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塗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時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黨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麵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裏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後，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裏麵。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Gorky），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綏拉斐摩維支（Serafimovich），辛克萊（Upton Sinclair），甚而至於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羅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

    這真使出版家很為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毀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為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為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誌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采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後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為各方麵所滿足，當即被采用了，雖然並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誌檢查處，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塗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於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為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準談階級鬥爭，卻並不說世界上並無階級鬥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鬥爭，都是馬克斯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準談，為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誌，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準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隻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麵前說昏話，是弗理契（Friche），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於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裏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腳，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著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隻看見刊物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鬥。

    （十一月二十一日。）

    關於新文字

    ——答問

    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沒有知道拚音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當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難明確的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羅馬字拚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

    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費時一二十年，終於學不會的也多得很。最近，宣傳古文的好處的教授，竟將古文的句子也點錯了，就是一個證據——他自己也沒有懂。不過他們可以裝作懂得的樣子，來胡說八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麵，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隻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拚音字來，要大家容易學，也就是更容易教訓，並且延長他們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還很繁瑣，因為學者總忘不了官話，四聲，以及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需有學者的氣息。這回的新文字卻簡易得遠了，又是根據於實生活的，容易學，有用，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現在正在中國試驗的新文字，給南方人讀起來，是不能全懂的。現在的中國，本來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所以必須另照各地方的言語來拚，待將來再圖溝通。反對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將這當作一個大缺點，以為反而使中國的文字不統一了，但他卻抹殺了方塊漢字本為大多數中國人所不識，有些知識階級也並不真識的事實。

    然而他們卻深知道新文字對於勞苦大眾有利，所以在彌漫著白色恐怖的地方，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殘的。現在連並非新文字，而隻是更接近口語的“大眾語”，也在受著苛酷的壓迫和摧殘。中國的勞苦大眾雖然並不識字，但特權階級卻還嫌他們太聰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們的思索機關呢，例如用飛機擲下炸彈去，用機關槍送過子彈去，用刀斧將他們的頸子砍斷，就都是的。

    （十二月九日。）

    病後雜談

    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麽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於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著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隻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誌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隻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裏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於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為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隻是沉吟著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於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於“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著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讚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為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隻好歎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麵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裏呐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麽，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隻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於“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幹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麽，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了。這關鍵，隻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著，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被稱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隻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娵隅躍清池”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麵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裏的是《蜀碧》。

    這是蜀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都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裏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隻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裏麵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麵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式，見於屈大均的《安龍逸史》，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禦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了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裏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於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裏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著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裏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閑漁閑閑錄》，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麽忌諱。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隻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著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裏麵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麽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於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複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於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於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儀”還缺著末筆。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隻著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於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為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為這是因為“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並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麵說過的《蜀龜鑒》，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讚”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豳，雅終《召旻》，托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蔑以加茲；生逢 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裏尋出閑適來。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麵卻刻著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

    這真是天大的本領！那死似的鎮靜，又將我的氣悶打破了。

    我放下書，合了眼睛，躺著想想學這本領的方法，以為這和“君子遠庖廚也”的法子是大兩樣的，因為這時是君子自己也親到了庖廚裏。瞑想的結果，擬定了兩手太極拳。一，是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了然，仿佛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二，是對於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後成自然。第一種的名稱不大好聽，第二種卻也是卻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並不諱言的。這都是大道。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彼此說謊，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換一句話說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惡俗人的“道破”。其實，“君子遠庖廚也”就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觳觫，於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後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衝突，於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了。彼此說謊也決不是傷雅的事情，東坡先生在黃州，有客來，就要客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姑妄言之！”至今還算是一件韻事。

    撒一點小謊，可以解無聊，也可以消悶氣；到後來，忘卻了真，相信了謊。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來。永樂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頗以為不大好的。尤其是對於他的慘殺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殺的還有鐵鉉，景清剝皮，鐵鉉油炸，他的兩個女兒則發付了教坊，叫她們做婊子。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說，後來二女獻詩於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了。

    這真是“曲終奏雅”，令人如釋重負，覺得天皇畢竟聖明，好人也終於得救。她雖然做過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詩的才女，她父親又是大忠臣，為夫的士人，當然也不算辱沒。但是，必須“浮光掠影”到這裏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樂的上諭，有些是凶殘猥褻，將張獻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和你聯了宗罷。尚饗！”的名文，和他的比起來，真是高華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雜誌，那就會覺得永樂皇帝決不像一位愛才憐弱的明君。況且那時的教坊是怎樣的處所？罪人的妻女在那裏是並非靜候嫖客的，據永樂定法，還要她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裏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為多數男性所淩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所以，現在成了問題的“守節”，在那時，其實是隻準“良民”專利的特典。在這樣的治下，這樣的地獄裏，做一首詩就能超生的麽？

    我這回從杭世駿的《訂訛類編》（續補卷上）裏，這才確切的知道了這佳話的欺騙。他說：

    “……考鐵長女詩，乃吳人範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雲：‘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鬟半

    《國朝文纂》我沒有見過，鐵氏次女的詩，杭世駿也並未尋出根底，但我以為他的話是可信的，——雖然他敗壞了口口相傳的韻事。況且一則他也是一個認真的考證學者，二則我覺得凡是得到大殺風景的結果的考證，往往比表麵說得好聽，玩得有趣的東西近真。

    首先將範昌期的詩嫁給鐵氏長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誰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罷了，一經杭世駿道破，再去看時，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確是詠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現任官妓的口吻。不過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關於鐵氏二女的撒謊，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殺掠，滿清焚屠之際，也還會有人單單捧出什麽烈女絕命，難婦題壁的詩詞來，這個豔傳，那個步韻，比對於華屋丘墟，生民塗炭之慘的大事情還起勁。到底是刻了一本集，連自己們都附進去，而韻事也就完結了。

    我在寫著這些的時候，病是要算已經好了的了，用不著寫遺書。但我想在這裏趁便拜托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後，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麽記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鬥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於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於我死人，於讀者活人，都無益處，就是對於作者，其實也並無益處，挽聯做得好，也不過挽聯做得好而已。

    現在的意見，我以為倘有購買那些紙墨白布的閑錢，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於大家很有益處的。但是要認真，用點工夫，標點不要錯。

    (十二月十一日。）

    病後雜談之餘

    ——關於“舒憤懣”

    一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閑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著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著這“流賊”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閑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

    那時我毫無什麽曆史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隻以為流賊尚可，皇帝卻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閑錄》，好像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記得《匯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麽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它放在“存目”裏，那麽，《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的，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麽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著，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閨秘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卻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時，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卻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卻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弇州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著，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君臣之間的問答，竟是這等口吻，不見舊記，恐怕是萬想不到的罷。但其實，這也僅僅是一時的一例。自有曆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覺得義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記載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戶，罷教坊，停女樂的故事之後，作一結語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後晉高祖，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為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為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雲‘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雲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關因革者如此。”

    這一段結語，有兩事使我吃驚。第一事，是寬假奴隸的皇帝中，漢人居很少數。但我疑心俞正燮還是考之未詳，例如金元，是並非厚待奴隸的，隻因那時連中國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隸，從征服者看來，並無高下，即所謂“一視同仁”，於是就好像對於先前的奴隸加以寬假了。第二事，就是這自有曆史以來的虐政，竟必待滿洲的清才來廓清，使考史的儒生，為之拍案稱快，自比於漢儒的“舒憤懣”——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們之所謂“不亦快哉！”然而解放樂戶卻是真的，但又並未“廓清”，例如紹興的惰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不過已有報酬，這一點，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後，我久不回到紹興去了，不知道他們怎樣，推想起來，大約和三十年前是不會有什麽兩樣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卻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於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文字獄的血跡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凶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隻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麵，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這兩句，奉官命改為“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旺盛，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腳。最初啟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叢書》裏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卻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這一定是四庫本刪改了的；現在連影宋本的《茅亭客話》也已出版，更足據為鐵證，不過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琳琅秘室叢書》我是在圖書館裏看的，自己沒有，現在去買起來又嫌太貴，因此也舉不出實例來。但還有比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陸續出版的《四部叢刊續編》自然應該說是一部新的古董書，但其中卻保存著滿清暗殺中國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為清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刪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為惜紙墨汁，現在隻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裏——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鬥，令自舂為米，得一鬥八升，用為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隻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複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據此一條，可見俞正燮入金朝於仁君之列，是不確的了，他們不過是一掃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為奴隸，而自己則是主子。但是，這校勘，是用清朝的書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庫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確鑿，還有一部也是《四部叢刊續編》裏的影舊抄本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在這裏，卷末就有單將《負薪對》一篇和四庫本相對比，以見一斑的實證，現在摘錄幾條在下麵，大抵非刪則改，語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說之，已在對金人戰栗，囁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

    舊抄本                            四庫本

    金賊以我疆埸之臣無           金人擾我疆埸之地，

    狀，斥堠不明，遂豕突河       邊城斥堠不明，遂長驅河北，

    北，蛇結河東。               盤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為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卻虜梟將，             以百騎卻遼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

    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號，       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嚴，

    顧弗之懼哉！                顧弗之懼哉！

    我取而殲焉可也。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於            太宗時，女真困於契

    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      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

    亦卑恭甚矣。不謂敢

    睨中國之地於今日也。          禍一至於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於胡            忍棄上皇之子於異

    虜乎？                      地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

    並鬥爭，是其犬羊狺吠

    咋齧之性也。唯其富者

    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

    大小見於史冊者百十，

    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

    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 （無）

    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

    是無天道也。

    褫中國之衣冠，複           遂其報複之心，肆其

    夷狄之態度。               淩侮之意。

    取故相家孫女姊妹，         故相家皆攜老繈幼，

    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     棄其籍而去，焚掠之餘，

    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即此數條，已可見“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的淫掠是諱的；“夷狄”當然要諱，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為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但是，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讀者不自改，尚存舊文，使我們至今能夠看見晁氏的真麵目，在現在說起來，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憤懣”的了。

    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三

    對於清朝的憤懣的從新發作，大約始於光緒中，但在文學界上，我沒有查過以誰為“禍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滿的驍將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書》的未改訂本中，還承認滿人可以主中國，稱為“客帝”，比於嬴秦的“客卿”。但是，總之，到光緒末年，翻印的不利於清朝的古書，可是陸續出現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說，在再版的《訄書》裏，“刪而存此篇”；後來這書又改名為《檢論》，我卻不知道是否還是這辦法。留學日本的學生們中的有些人，也在圖書館裏搜尋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獻。那時印成一大本的有《漢聲》，是《湖北學生界》的增刊，麵子上題著四句集《文選》句：“抒懷舊之積念，發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來了，第四句是“振大漢之天聲”。無古無今，這種文獻，倒是總要在外國的圖書館裏抄得的。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麽是滿漢，隻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麽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獄的事情卻一向沒有聽到過，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隻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給我指明長毛之可惡的倒是幾位讀書人；我家裏有幾部縣誌，偶然翻開來看，那時殉難的烈士烈女的名冊就有一兩卷，同族裏的人也有幾個被殺掉的，後來封了“世襲雲騎尉”，我於是確切的認定了長毛之可惡。然而，真所謂“心事如波濤”罷，久而久之，由於自己的閱曆，證以女工的講述，我竟決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長毛呢，還是“短毛”和“花綠頭”了。我真很羨慕“四十而不惑”的聖人的幸福。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醜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隻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耍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隻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裏，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象，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

    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這一句話，現在是早不聽見了，那意思，似乎也不過說人頭上生著豬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國人自己一鬥嘴，便彼此互罵為“豬玀”的，還要客氣得遠。不過那時的青年，好像涵養工夫沒有現在的深，也還未懂得“幽默”，所以聽起來實在覺得刺耳。而且對於擁有二百餘年曆史的辮子的模樣，也漸漸的覺得並不雅觀，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來拖在背後，真好像做著好給別人來拔著牽著的柄子。對於它終於懷了惡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為拿了什麽地方的東西，迷了什麽斯基的理論的。（這兩句，奉官諭改為“不足怪的”。）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發，一半給了理發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隻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麽？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隻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麽；大則指為“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麽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麽，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卻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為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發，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麵，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卻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言行一致”，當然是很有價值的，現在之所謂文學家裏，也還有人以這一點自豪，但他們卻不知道他們一剪辮子，價值就會集中在腦袋上。軒亭口離紹興中學並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卻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雙十，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麽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麵就摩著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頌革命功德，以“舒憤懣”，那麽，我首先要說的就是剪辮子。

    四

    然而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波，那就是張勳的“複辟”，一不小心，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於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焰萬丈。幸而不幾天就失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分開，披落，燙卷……

    張勳的姓名已經暗淡，“複辟”的事件也逐漸遺忘，我曾在《風波》裏提到它，別的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注意。現在是，連辮子也日見稀少，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外國人的資格了。

    我也愛看繪畫，尤其是人物。國畫呢，方巾長袍，或短褐椎結，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洋畫呢，歪臉漢子，肥腿女人，也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這回見了幾幅鋼筆畫和木刻的阿Q像，這才算遇到了在藝術上的辮子，然而是沒有一條生得合式的。想起來也難怪，現在的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生下來已是民國，就是三十歲的，在辮子時代也不過四五歲，當然不會深知道辮子的底細的了。

    那麽，我的“舒憤懣”，恐怕也很難傳給別人，令人一樣的憤激，感慨，歡喜，憂愁的罷。

    （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後雜談》裏說到鐵氏二女的詩。據杭世駿說，錢謙益編的《列朝詩集》裏是有的，但我沒有這書，所以隻引了《訂訛類編》完事。今天《四部叢刊續編》的明遺民彭孫貽《茗齋集》出版了，後附《明詩鈔》，卻有鐵氏長女詩在裏麵。現在就照抄在這裏，並將範昌期原作，與所謂鐵女詩不同之處，用括弧附注在下麵，以便比較。照此看來，作偽者實不過改了一句，並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教坊獻詩

    教坊脂粉（落籍）洗鉛華，一片閑（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空）有恨，故園歸去已（卻）無家。雲鬟半挽（

    但俞正燮《癸巳類稿》又據茅大芳《希董集》，言“鐵公妻女以死殉”；並記或一說雲，“鐵二子，無女。”那麽，連鐵鉉有無女兒，也都成為疑案了。兩個近視眼論扁額上字，辯論一通，其實連扁額也沒有掛，原也是能有的事實。不過鐵妻死殉之說，我以為是粉飾的。《弇州史料》所記，奏文與上諭具存，王世貞明人，決不敢捏造。

    倘使鐵鉉真的並無女兒，或有而實已自殺，則由這虛構的故事，也可以窺見社會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難者家族中，無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殺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鐵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淪教坊，終覺於心不安，所以還是和尋常女子不同，因獻詩而配了士子。這和小生落難，下獄挨打，到底中了狀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記。）

    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

    夫激蕩之會，利於乘時，勁風盤空，輕蓬振翮，故以豪傑稱一時者多矣，而品節卓異之士，蓋難得一。盧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義方，長懷大願，秉性寬厚，立行貞明。躬居山曲，設校授徒，專心一誌，啟迪後進，或有未諦，循循誘之，曆久不渝，惠流遐邇。又不泥古，為學日新，作時世之前驅，與童冠而俱邁。爰使舊鄉丕變，日見昭明，君子自強，永無意必。而韜光裏巷，處之怡然。此豈輇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秋，年屆七十，含和守素，篤行如初。門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潛德，亦報師恩雲爾。銘曰：

    華土奧衍，代生英賢，或居或作，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於中天。海濤外薄，黃神徙倚，巧黠因時，

    會稽後學魯迅謹撰。

    阿金

    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

    她是一個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國人叫阿媽，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國人。

    她有許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陸續到她窗下來，“阿金，阿金！”的大聲的叫，這樣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頗有幾個姘頭；她曾在後門口宣布她的主張：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

    不過這和我不相幹。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後門，斜對著我的前門，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來，我總受些影響，有時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時竟會在稿子上寫一個“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進出，必須從她家的曬台下走過，而她大約是不喜歡走樓梯的，竹竿，木板，還有別的什麽，常常從曬台上直摔下來，使我走過的時候，必須十分小心，先看一看這位阿金可在曬台上麵，倘在，就得繞遠些。自然，這是大半為了我的膽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錢；但我們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國人，被打得頭破血出，固然不成問題，即使死了，開同鄉會，打電報也都沒有用的，——況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

    半夜以後，是別一種世界，還剩著白天脾氣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經三點半鍾了，我在譯一篇東西，還沒有睡覺。忽然聽得路上有人低聲的在叫誰，雖然聽不清楚，卻並不是叫阿金，當然也不是叫我。我想：這麽遲了，還有誰來叫誰呢？同時也站起來，推開樓窗去看去了，卻看見一個男人，望著阿金的繡閣的窗，站著。他沒有看見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關窗退回的時候，斜對麵的小窗開處，已經現出阿金的上半身來，並且立刻看見了我，向那男人說了一句不知道什麽話，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揮，那男人便開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麽錯事似的，書譯不下去了，心裏想：以後總要少管閑事，要煉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炸彈落於側而身不移！……

    但在阿金，卻似乎毫不受什麽影響，因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過這是晚快邊才得到的結論，所以我真是負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這時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時又討厭了她的大聲會議，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來，四圍的空氣也變得擾動了，她就有這麽大的力量。這種擾動，我的警告是毫無效驗的，她們連看也不對我看一看。有一回，鄰近的洋人說了幾句洋話，她們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來了，用腳向各人亂踢，她們這才逃散，會議也收了場。這踢的效力，大約保存了五六夜。

    此後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擾動又廓張了開去，阿金和馬路對麵一家煙紙店裏的老女人開始奮鬥了，還有男人相幫。她的聲音原是響亮的，這回就更加響亮，我覺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間門麵以外的人們聽見。不一會，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論戰的將近結束的時候當然要提到“偷漢”之類，那老女人的話我沒有聽清楚，阿金的答複是：

    “你這老×沒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這恐怕是實情，看客似乎大抵對她表同情，“沒有人要”的老×戰敗了。這時踱來了一位洋巡捕，反背著兩手，看了一會，就來把看客們趕開；阿金趕緊迎上去，對他講了一連串的洋話。洋巡捕注意的聽完之後，微笑的說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並不去捉老×，又反背著手，慢慢的踱過去了。這一場巷戰就算這樣的結束。但是，人間世的糾紛又並不能解決得這麽幹脆，那老×大約是也有一點勢力的。第二天早晨，那離阿金家不遠的也是外國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來。後麵追著三個彪形大漢。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約他被他們誘出外麵，又給人堵住後門，退不回去，所以隻好逃到他愛人這裏來了。愛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H.Ibsen）戲劇裏的彼爾幹德，就是失敗之後，終於躲在愛人的裙邊，聽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無情，也沒有魄力。獨有感覺是靈的，那男人剛要跑到的時候，她已經趕緊把後門關上了。那男人於是進了絕路，隻得站住。這好像也頗出於彪形大漢們的意料之外，顯得有些躊躕；但終於一齊舉起拳頭，兩個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給了三拳，仿佛也並不怎麽重，一個在他臉上打了一拳，卻使它立刻紅起來。這一場巷戰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觀戰者也不多，勝敗兩軍，各自走散，世界又從此暫時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為我曾經聽人說過：所謂“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

    但是，過了幾天，阿金就不再看見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複。補了她的缺的是一個胖胖的，臉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氣的娘姨，已經二十多天，還很安靜，隻叫了賣唱的兩個窮人唱過一回“奇葛隆冬強”的《十八摸》之類，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餘閑，享點清福，誰也沒有話說的。隻可惜那時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連阿金的愛人也在內，保不定什麽時候又會發生巷戰。但我卻也叨光聽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聲，覺得很自然，比絞死貓兒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遠。

    阿金的相貌是極其平凡的。所謂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難記住，不到一個月，我就說不出她究竟是怎麽一副模樣來了。但是我還討厭她，想到“阿金”這兩個字就討厭；在鄰近鬧嚷一下當然不會成什麽深仇重怨，我的討厭她是因為不消幾日，她就動搖了我三十年來的信念和主張。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裏，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現在阿金卻以一個貌不出眾，才不驚人的娘姨，不用一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一裏，假使她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後，皇太後，那麽，其影響也就可以推見了：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卻為了區區一個阿金，連對於人事也從新疑惑起來了，雖然聖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見阿金的偉力，和我的滿不行。我不想將我的文章的退步，歸罪於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議論，也很近於遷怒，但是，近幾時我最討厭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條路，卻是的確的。

    願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國女性的標本。

    (十二月二十一日。)

    論俗人應避雅人

    這是看了些雜誌，偶然想到的——

    濁世少見“雅人”，少有“韻事”。但是，沒有濁到徹底的時候，雅人卻也並非全沒有，不過因為“傷雅”的人們多，也累得他們“雅”不徹底了。

    道學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見不仁不恕的人們，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賢，而做官的時候，不能不給無告的官妓吃板子。新月社的作家們是最憎惡罵人的，但遇見罵人的人，就害得他們不能不罵。林語堂先生是佩服“費厄潑賴”的，但在杭州賞菊，遇見“口裏含一枝蘇俄香煙，手裏夾一本什麽斯基的譯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無精打彩，愁眉不展，憂國憂家”（詳見《論語》五十五期）的樣子，麵目全非了。

    優良的人物，有時候是要靠別種人來比較，襯托的，例如上等與下等，好與壞，雅與俗，小器與大度之類。沒有別人，即無以顯出這一麵之優，所謂“相反而實相成”者，就是這。但又須別人湊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幫閑，也至少不可說破，逼得好人們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的，但禰正平天天上門來罵他，他也隻好生起氣來，送給黃祖去“借刀殺人”了。禰正平真是“咎由自取”。

    所謂“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羅帳，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覺和吃飯，和俗人究竟也沒有什麽大不同；就是肚子裏盤算些掙錢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絕無其事。但他的出眾之處，是在有時又忽然能夠“雅”。倘使揭穿了這謎底，便是所謂“殺風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帶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無此輩，何至於此呢？所以錯處總歸在俗人這方麵。

    譬如罷，有兩位知縣在這裏，他們自然都是整天的辦公事，審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夠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應該加以恭維，天地之間這才會有雅人，會有韻事。如果你不恭維，還可以；一皺眉，就俗；敢開玩笑，那就把好事情都攪壞了。然而世間也偏有狂夫俗子；記得在一部中國的什麽古“幽默”書裏，有一首“輕薄子”詠知縣老爺公餘探梅的七絕——

    紅帽哼兮黑帽嗬，風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首開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爺。

    這真是惡作劇，將韻事鬧得一塌胡塗。而且他替梅花所說的話，也不合式，它這時應該一聲不響的，一說，就“傷雅”，會累得“老爺”不便再雅，隻好立刻還俗，賞吃板子，至少是給一種什麽罪案的。為什麽呢？就因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處了。

    小心謹慎的人，偶然遇見仁人君子或雅人學者時，倘不會幫閑湊趣，就須遠遠避開，愈遠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著和他們口頭大不相同的臉孔和手段。晦氣的時候，還會弄到盧布學說的老套，大吃其虧。隻給你“口裏含一枝蘇俄香煙，手裏夾一本什麽斯基的譯本”，倒還不打緊，——然而險矣。

    大家都知道“賢者避世”，我以為現在的俗人卻要避雅，這也是一種“明哲保身”。

    （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記

    第一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是應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寫的，原是日文，即於是年三月，登在《改造》上，改題為《火，王道，監獄》。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種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隻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三位所主編的雜誌《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於《準風月談》的後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H.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會月報》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的文章為證——

    調和

    紹伯

    ——讀《社會月報》八月號

    “中國人是善於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於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著一種同仇敵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著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後來又聽得廣東A君告訴我在兩廣戰爭後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昵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爭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也作如是觀。老百姓整千整萬地做了炮灰，各國資本家卻可以聚首一堂舉著香檳相視而笑。什麽“軍閥主義”、“民主主義”都成了騙人的話。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爭鬥”，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爭鬥”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著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後者的例子可求之於《社會月報》。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誌了。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眾語特輯”的八月號。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

    （關於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隻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匯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眾許多話“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確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眾語去的作品”。但讀了最後楊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裏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還是“歸”到都會裏“來”揚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於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於開鑼以後“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別是大眾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隻好改日再談了。

    關於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周刊編者的信》裏，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投稿的，每天登一節。但不知道為什麽，第一節被刪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刪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麵問我道：“你在說什麽呀？”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麽。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可見這時我們的“上峰”正在主張求神拜佛。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聊以存一時之風尚耳。

    《臉譜臆測》是寫給《生生月刊》的，奉官諭：不準發表。我當初很覺得奇怪，待到領回原稿，看見用紅鉛筆打著杠子的處所，才明白原來是因為得罪了“第三種人”老爺們了。現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紅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戲〉周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於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複。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看了就嗬嗬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

    不過向《戲》周刊編者去“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並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同誌，而田漢同誌也就是紹伯先生。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寫給《現代中國》（China Today）的，不知由何人所譯，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後來又由英文轉譯，載在德文和法文的《國際文學》上。

    《病後雜談》是向《文學》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號上登了出來時，隻剩下第一段了。後有一位作家，根據了這一段評論我道：魯迅是讚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檢查官的刪削。可見文藝上的暗殺政策，有時也還有一些效力的。

    《病後雜談之餘》也是向《文學》的投稿，但不知道為什麽，檢查官這回卻古裏古怪了，不說不準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刪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聽說還是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必須改為《病後餘談》，小注“關於舒憤懣”這一句也不準有；改動的兩處，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刪掉的五處，則仍以黑點為記，讀者試一想這些諱忌，是會覺得很有趣的。隻有不準說“言行一致”雲雲，也許莫明其妙，現在我應該指明，這是因為又觸犯了“第三種人”了。

    《阿金》是寫給《漫畫生活》的；然而不但不準登載，聽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裏去了。這真是不過一篇漫談，毫無深意，怎麽會惹出這樣大問題來的呢，自己總是參不透。後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再看下去，就又發見了許多紅杠子，現在改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邊。

    看了杠子，有幾處是可以悟出道理來的。例如“主子是外國人”，“炸彈”，“巷戰”之類，自然也以不提為是。但是我總不懂為什麽不能說我死了“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的緣由，莫非官意是以為我死了會開同鄉會的麽？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編訖記。

    且介亭雜文二集

    序言

    昨天編完了去年的文字，取發表於日報的短論以外者，謂之《且介亭雜文》；今天再來編今年的，因為除做了幾篇《文學論壇》，沒有多寫短文，便都收錄在這裏麵，算是《二集》。

    過年本來沒有什麽深意義，隨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決不會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過給人事借此時時算有一個段落，結束一點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經年終，我的兩年以來的雜文，也許還不會集成這一本。

    編完以後，也沒有什麽大感想。要感的感過了，要寫的也寫過了，例如“以華製華”之說罷，我在前年的《自由談》上發表時，曾大受傅公紅蓼之流的攻擊，今年才又有人提出來，卻是風平浪靜。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這才大家默默無言，然而為時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寧可如邵洵美輩的《人言》之所說：“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

    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為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報告著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的。在今年，為了內心的冷靜和外力的迫壓，我幾乎不談國事了，偶爾觸著的幾篇，如《什麽是諷刺》，如《從幫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別的作者的遭遇，大約也是如此的罷，而天下太平，直到華北自治，才見有新聞記者懇求保護正當的輿論。我的不正當的輿論，卻如國土一樣，仍在日即於淪亡，但是我不想求保護，因為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單將這些文字，過而存之，聊作今年筆墨的記念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魯迅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一九三五年

    葉紫作《豐收》序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曆過，最好是經曆過。詰難者問：那麽，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麽？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曆，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麵。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隻，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這算什麽本領，這算什麽創造？

    地球上不隻一個世界，實際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兩界還利害。這一世界中人，會輕蔑，憎惡，壓迫，恐怖，殺戮別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寫不出，於是他自稱“第三種人”，他“為藝術而藝術”，他即使寫了出來，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騙人罷！你們的眼睛在那裏呢？

    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麽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卻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它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嚐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這裏的六個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卻是極平常的事情。因為極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關係。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曆，卻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曆，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為藝術而藝術”，是辦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這樣的藝術，一點用不著誰來發愁。

    這就是偉大的文學麽？不是的，我們自己並沒有這麽說。“中國為什麽沒有偉大文學產生？”我們聽過許多指導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獨獨忘卻了一方麵的對於作者和作品的摧殘。“第三種人”教訓過我們，希臘神話裏說什麽惡鬼有一張床，捉了人去，給睡在這床上，短了，就拉長他，太長，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評就是這樣的床，弄得他們寫不出東西來了。現在這張床真的擺出來了，不料卻隻有“第三種人”睡得不長不短，剛剛合式。仰麵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裏，天下真會有這等事。

    但我們卻有作家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不但為一大群中國青年讀者所支持，當《電網外》在《文學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題目發表後，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複：文學是戰鬥的！

    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魯迅記於上海。

    隱士

    隱士，曆來算是一個美名，但有時也當作一個笑柄。最顯著的，則有刺陳眉公的“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的詩，至今也還有人提及。我以為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一方麵，是“自視太高”，於是別方麵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從此口舌也多起來了。

    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一到掛上隱士的招牌，則即使他並不“飛去飛來”，也一定難免有些表白，張揚；或是他的幫閑們的開鑼喝道——隱士家裏也會有幫閑，說起來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換飯的時候，那是立刻就有幫閑的，這叫作“啃招牌邊”。這一點，也頗為非隱士的人們所詬病，以為隱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則隱士之闊綽可想了。其實這也是一種“求之太高”的誤解，和硬要有名的隱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悠哉遊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吸煙品茗，吟詩作文的閑暇？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自然，他並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並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

    所以我們倘要看看隱君子風，實際上也隻能看看這樣的隱君子，真的“隱君子”是沒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棟，但我們可能找出樵夫漁父的著作來？他們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魚。至於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麽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遊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嚐捏過釣竿或斧頭柄。要在他們身上賞鑒隱逸氣，我敢說，這隻能怪自己胡塗。

    登仕，是啖飯之道，歸隱，也是啖飯之道。假使無法啖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飛去飛來”，正是因為要“隱”，也就是因為要啖飯；肩出“隱士”的招牌來，掛在“城市山林”裏，這就正是所謂“隱”，也就是啖飯之道。幫閑們或開鑼，或喝道，那是因為自己還不配“隱”，所以隻好揩一點“隱”油，其實也還不外乎啖飯之道。漢唐以來，實際上是入仕並不算鄙，隱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窮。必須欲“隱”而不得，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詩人左偃，自述他悲慘的境遇道：“謀隱謀官兩無成”，是用七個字道破了所謂“隱”的秘密的。

    “謀隱”無成，才是淪落，可見“隱”總和享福有些相關，至少是不必十分掙紮謀生，頗有悠閑的餘裕。但讚頌悠閑，鼓吹煙茗，卻又是掙紮之一種，不過掙紮得隱藏一些。雖“隱”，也仍然要啖飯，所以招牌還是要油漆，要保護的。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的一夥的，則雖千裏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於宇宙之滅亡者，也就為了這緣故。其實連和蒼蠅也何嚐有什麽相關。

    明白這一點，對於所謂“隱士”也就毫不詫異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招貼即扯”

    工愁的人物，真是層出不窮。開年正月，就有人怕罵倒了一切古今人，隻留下自己的沒意思。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過這等事，這才叫作希奇，但實際上並沒有，將來大約也不會有。豈但一切古今人，連一個人也沒有罵倒過。凡是倒掉的，決不是因為罵，卻隻為揭穿了假麵。揭穿假麵，就是指出了實際來，這不能混謂之罵。

    然而世間往往混為一談。就以現在最流行的袁中郎為例罷，既然肩出來當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議論這招牌，怎樣撕破了衣裳，怎樣畫歪了臉孔。這其實和中郎本身是無關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為徒子徒孫們的手筆。然而徒子徒孫們就以為罵了他的中郎爺，憤慨和狼狽之狀可掬，覺得現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時代更狂妄了。但是，現在的袁中郎臉孔究竟畫得怎樣呢？時代很近，文證具存，除了變成一個小品文的老師，“方巾氣”的死敵而外，還有些什麽？

    和袁中郎同時活在中國的，無錫有一個顧憲成，他的著作，開口“聖人”，閉口“吾儒”，真是滿紙“方巾氣”。而且疾惡如仇，對小人決不假借。他說：“吾聞之：凡論人，當觀其趨向之大體。趨向苟正，即小節出入，不失為君子；趨向苟差，即小節可觀，終歸於小人。又聞：為國家者，莫要於扶陽抑陰，君子即不幸有詿誤，當保護愛惜成就之；小人即小過乎，當早排絕，無令為後患。……”（《自反錄》）推而廣之，也就是倘要論袁中郎，當看他趨向之大體，趨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講空話，作小品文，因為他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麵在。正如李白會做詩，就可以不責其喝酒，如果隻會喝酒，便以半個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孫自命，那可是應該趕緊將他“排絕”的。

    中郎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麵麽？有的。萬曆三十七年，顧憲成辭官，時中郎“主陝西鄉試，發策，有‘過劣巢由’之語。監臨者問‘意雲何？’袁曰：‘今吳中大賢亦不出，將令世道何所倚賴，故發此感爾。’”（《顧端文公年譜》下）中郎正是一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人物的人，讚《金瓶梅》，作小品文，並不是他的全部。

    中郎之不能被罵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畫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蟲們的永久的巢穴了。

    （一月二十六日。）

    書的還魂和趕造

    把大部的叢書印給讀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現在。缺點是因為部頭大，所以價錢貴。好處是把研究一種學問的書匯集在一處，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尋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單本小種的著作在裏麵，使它不易於滅亡。但這第二種好處，是也靠著部頭大，價錢貴，人們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點的。

    但叢書也有蠹蟲。從明末到清初，就時有欺人的叢書出現。那方法之一，是刪削內容，輕減刻費，而目錄卻有一大串，使購買者隻覺其種類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題，別立名目，甚至另題撰人，使購買者隻覺其收羅之廣。如《格致叢書》、《曆代小史》、《五朝小說》、《唐人說薈》等，就都是的。現在是大抵消滅了，隻有末一種化名為《唐代叢書》，有時還在流毒。

    然而時代改變，新花樣也要跟著出來了。

    推測起新花樣來：其一，是豫先設定一種叢書的大名，羅列目錄，大如宇宙，微至蒼蠅身上的細菌，無所不包，這才分頭覓人，托他譯作，限定時日，必須完工，雖然譯作者未必定是專家，但總之有許多手同時在稿紙上寫字，於是不必窮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製也就出現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舊譯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雖曾流行，而現在卻已經過了時候，於是聚在一起，略加類別，開成一串五花八門的目錄，而一大部煌煌巨製也就出現了。

    出版者是明白讀者們的心想的，有些讀者們，苦於不知道什麽是必要的書，所以往往以為被選進叢書裏的，總該是必要的書籍；而且叢書裏的一本，價錢也比單行本便宜，所以看起來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們愛好整齊的心情。本數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滿幾書架，規模不大的圖書館有這幾部，館員就省下時常留心選購新書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購買者們的經濟狀況的，他深知道現在他們手頭已沒有這許多錢，所以這些書一定是廉價，使他們拚命的辦出來，或者是分期豫約，使他們逐漸的繳進去。

    匯印新作，當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須是精粹的本子，這才可以救讀者們的智識的饑荒。就是重印舊作，也並不算壞，不過這舊作必須已是一種帶著文獻性的本子，這才足供讀者們的研究。如果僅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棧房角落的存書，改換新裝，招搖過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誘人，使讀者化去不少的錢，實際上卻不過得到一大堆廢物，這惡影響之在讀書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於文化的前進的人，對於這些書應該加以檢討！

    （二月十五日。）

    漫談“漫畫”

    孩子們吵架，有一個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鉛筆了——在牆壁上寫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這和政治之類是毫不相幹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畫也一樣，住家的恨路人到對門來小解，就在牆上畫一個烏龜，題幾句話，也不能叫它作“漫畫”。為什麽呢？就因為這和被畫者的形體或精神，是絕無關係的。

    漫畫的第一件緊要事是誠實，要確切的顯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態，也就是精神。

    漫畫是Karikatur的譯名，那“漫”，並不是中國舊日的文人學士之所謂“漫題”“漫書”的“漫”。當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揮而就的，但因為發芽於誠實的心，所以那結果也不會僅是嬉皮笑臉。這一種畫，在中國的過去的繪畫裏很少見，《百醜圖》或《三十六聲粉鐸圖》庶幾近之，可惜的是不過戲文裏的醜腳的摹寫；羅兩峰的《鬼趣圖》，當不得已時，或者也就算進去罷，但它又太離開了人間。

    漫畫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誇張”，但又不是胡鬧。無緣無故的將所攻擊或暴露的對象畫作一頭驢，恰如拍馬家將所拍的對象做成一個神一樣，是毫沒有效果的，假如那對象其實並無驢氣息或神氣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驢氣息，那就糟了，從此之後，越看越像，比讀一本做得很厚的傳記還明白。關於事件的漫畫，也一樣的。所以漫畫雖然有誇張，卻還是要誠實。“燕山雪花大如席”，是誇張，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著一點誠實在裏麵，使我們立刻知道燕山原來有這麽冷。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變成笑話了。

    “誇張”這兩個字也許有些語病，那麽，說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個事件或人物的特點固然使漫畫容易顯出效果來，但廓大了並非特點之處卻更容易顯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長的，他本身就有漫畫相了，再給他禿頭，近視眼，畫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長些，總可以使讀者發笑。但一位白淨苗條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設法，有些漫畫家畫作一個髑髏或狐狸之類，卻不過是在報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畫家卻不用這呆法子，他用廓大鏡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膚的褶皺，看見了這些褶皺中間的粉和泥的黑白畫。這麽一來，漫畫稿子就成功了，然而這是真實，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鏡去照照去。於是她也隻好承認這真實，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但這種漫畫，在中國是很難生存的。我記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學家說過，他最討厭論人用顯微鏡。

    歐洲先前，也並不兩樣。漫畫雖然是暴露，譏刺，甚而至於是攻擊的，但因為讀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畫家的筆鋒的所向，往往隻在那些無拳無勇的無告者，用他們的可笑，襯出雅人們的完全和高尚來，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Francisco de Goya）和法國的陀密埃（Honoré Daumier）那樣的漫畫家，到底還是不可多得的。

    （二月二十八日。）

    漫畫而又漫畫

    德國現代的畫家格羅斯（George Grosz），中國已經紹介過好幾回，總可以不算陌生人了。從有一方說，他也可以算是漫畫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線的。

    他在中國的遭遇，還算好，翻印的畫雖然製版術太壞了，或者被縮小，黑線白地卻究竟還是黑線白地。不料中國“文藝”家的腦子今年反常了，在掛著“文藝”招牌的雜誌上紹介格羅斯的黑白畫，線條都變了雪白；地子呢，有藍有紅，真是五顏六色，好看得很。

    自然，我們看石刻的拓本，大抵是黑地白字的。但翻印的繪畫，卻還沒有見過將青綠山水變作紅黃山水，水墨龍化為水粉龍的大改造。有之，是始於二十世紀過了三十五年的上海的“文藝”家。我才知道畫家作畫時候的調色，配色之類，都是多事。一經中國“文藝”家的手，全無問題，——嗡，嗡，隨隨便便。

    這些翻印的格羅斯的畫是有價值的，是漫畫而又漫畫。

    （二月二十八日。）

    《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

    一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了，作品也隻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隻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裏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麵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Andreev）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以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麵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麽小說的作家。

    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餘；或者過於巧合，在一刹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

    俞平伯的《花匠》以為人們應該屏絕矯揉造作，任其自然，羅家倫之作則在訴說婚姻不自由的苦痛，雖然稍嫌淺露，但正是當時許多智識青年們的公意；輸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不過還沒有想到《人民之敵》和《社會柱石》。楊振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泛敬熙並且裝著笑容，揭露了好學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災難。但究竟因為是上層的智識者，所以筆墨總不免伸縮於描寫身邊瑣事和小民生活之間。後來，歐陽予倩致力於劇本去了；葉紹鈞卻有更遠大的發展。汪敬熙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創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選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終於沒有自覺，或者忘卻了先前的奮鬥，以為他自己的作品，是並無“什麽批評人生的意義的”了。序中有雲——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著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我隻求描寫的忠實，不攙入絲毫批評的態度。雖然一個人敘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

    “因為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麽批評人生的意義。我隻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於這些種經驗有什麽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楊振聲的文筆，卻比《漁家》更加生發起來，但恰與先前的戰友汪敬熙站成對蹠：他“要忠實於主觀”，要用人工來製造理想的人物。而且憑自己的理想還怕不夠，又請教過幾個朋友，刪改了幾回，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說《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說實話的是曆史家，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曆史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曆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與意誌去補天然之缺陷。”

    他先決定了“想把天然藝術化”，唯一的方法是“說假話”，“說假話的才是小說家”。於是依照了這定律，並且博采眾議，將《玉君》創造出來了，然而這是一定的：不過一個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們此後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終於，《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複歸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誌，也以雖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卻至今還未出版的“名著紹介”收場；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孑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創作衰歇了，為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卻還有著為人生的文學的一群，不過也崛起了為文學的文學的一群。這裏應該提起的，是彌灑社。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彌灑》（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彌灑臨凡曲》）告訴我們說——

    “我們乃是藝文之神；

    我們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為而生：

    …………

    我們一切作為隻知順著我們的Inspiration！”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頁上便分明的標出了這是“無目的無藝術觀不討論不批評而隻發表順靈感所創造的文藝作品的月刊”，即是一個脫俗的文藝團體的刊物。但其實，是無意中有著假想敵的。陳德征的《編輯餘談》說：“近來文學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謂文學研究者，所謂文人，都不免帶有幾分販賣者底色彩！這是我們所深惡而且深以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討伐“壟斷文壇”者的大軍一鼻孔出氣的檄文。這時候，凡是要獨樹一幟的，總打著憎惡“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誠然大抵很致力於優美，要舞得“翩躚回翔”，唱得“宛轉抑揚”，然而所感覺的範圍卻頗為狹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在這刊物上，作為小說作者而出現的，是胡山源、唐鳴時、趙景沄、方企留、曹貴新、錢江春和方時旭，卻隻能數作速寫的作者。從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實踐宣言，籠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櫻桃花下》（第一期），卻正如這麵的過度的睡覺一樣，顯出那麵的病的神經過敏來了。“靈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趙景沄的《阿美》，雖然簡單，雖然好像不能“無所為”，卻強有力的寫出了連敏感的作者們也忘卻了的“丫頭”的悲慘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發祥於上海的淺草社，其實也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團體，但他們的季刊，每一期都顯示著努力：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裏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韓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華、林如稷、徐丹歌，顧

    “而且我要你們一齊都證實……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時覺醒起來的智識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熱烈，然而悲涼的。即使尋到一點光明，“徑一周三”，卻更分明的看見了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又是“世紀末”的果汁：王爾德（Oscar Wilde），尼采（Fr.Nietzsche），波特萊爾（Ch.Baudelaire），安特萊夫（L.Andreev）們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還要在絕處求生，此外的許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發朱顏，卻唱著飽經憂患的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雖是馮至的飾以詩情，莎子的托辭小草，還是不能掩飾的。凡這些，似乎多出於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難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見了。

    不過這群中的作者們也未嚐自餒。陳煒謨在他的小說集《爐邊》的“Proem”裏說：

    “但我不要這樣；生活在我還在剛開頭，有許多命運的猛獸正在那邊張牙舞爪等著我在。可是這也不用怕。人雖不必去崇拜太陽，但何至於懦怯得連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禿筆不會寫在破紙上麽？若幹年之後，回想此時的我，即不管別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罷，如果值得憶念的地方便應該憶念。……”

    自然，這仍是無可奈何的自慰的傷心之言，但在事實上，沉鍾社卻確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紮得最久的團體。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話，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鍾”的鑄造者，死也得在水底裏用自己的腳敲出洪大的鍾聲。然而他們並不能做到，他們是活著的，時移世易，百事俱非；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卻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隻剩下一片茫茫白地，於是也隻好在風塵

    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並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裏，才見以衝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於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隻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

    馮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筆名，發表於上海創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後》（並在《卷施》內）的精粹的名文，雖嫌過於說理，卻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隻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直後，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遂不得不複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和“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中的主角，或誇耀其頹唐，或衒鬻其才緒，是截然兩樣的。然而也可以複歸於平安。陸侃如在《卷施》再版後記裏說：“‘淦’訓‘沈’，取《莊子》‘陸沈’之義。現在作者思想變遷，故再版時改署沅君。……隻因作者秉性疏懶，故托我代說。”誠然，三年後的《春痕》，就隻剩了散文的斷片了，更後便是關於文學史的研究。這使我又記起匈牙利的詩人彼兌菲（Petfi.Sándor）題B.Sz.夫人照像的詩來——

    “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於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裏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

    我並不是說：苦惱是藝術的淵源，為了藝術，應該使作家們永久陷在苦惱裏。不過在彼兌菲的時候，這話是有些真實的；在十年前的中國，這話也有些真實的。

    三

    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至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晨報副刊》，後來是《京報副刊》露出頭角來了，然而都不是怎麽注重文藝創作的刊物，它們在小說一方麵，隻紹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黎錦明、黃鵬基、尚鉞、向培良。

    蹇先艾的作品是簡樸的，如他在小說集《朝霧》裏說——

    “……我已經是滿過二十歲的人了，從老遠的貴州跑到北京來，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時間不能說不長，怎樣混過的，並自身都茫然不知。是這樣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發模糊消淡起來，像朝霧似的，嫋嫋的飄失，我所感到的隻有空虛與寂寞。這幾個歲月，除近兩年信筆塗鴉的幾篇新詩和似是而非的小說之外，還做了什麽呢？每一回憶，終不免有點淒寥撞擊心頭。所以現在決然把這個小說集付印了，……借以紀念從此闊別的可愛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們肯毅然光顧，或者從中間也尋得出一點幼稚的風味來罷？……”

    誠然，雖然簡樸，或者如作者所自謙的“幼稚”，但很少文飾，也足夠寫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寫的範圍是狹小的，幾個平常人，一些瑣屑事，但如《水葬》，卻對我們展示了“老遠的貴州”的鄉間習俗的冷酷，和出於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

    這時——一九二四年——偶然發表作品的還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前者大約並不是向來留心創作的人，那《戎馬聲中》，卻拉雜的記下了遊學的青年，為了炮火下的故鄉和父母而驚魂不定的實感。後者的《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以後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裏麵的身體和靈魂。

    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麵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G.Brandes）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隻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隻見隱現著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許欽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為《故鄉》，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自招為鄉土文學的作者，不過在還未開手來寫鄉土文學之前，他卻已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他隻好回憶《父親的花園》，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園，因為回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隻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較為舒適，也更能自慰的——

    “父親的花園最盛的幾年距今已有幾時，已難確切的計算。當時的盛況雖曾照下一像，如今掛在父親的房裏，無奈為時已久，那時鄉間的攝影又很幼稚，現已模胡莫辨了。掛在它旁邊的芳姊的遺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親題在像上的字句卻很明白：‘性既執拗，遇複可憐，一朝痛割，我獨何堪！’

    “…………

    “我想父親的花園就是能夠重行種起種種的花來，那時的盛況總是不能恢複的了，因為已經沒有了芳姊。”

    無可奈何的悲憤，是令人不得不舍棄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棄，沒有法，就再尋得冷靜和詼諧來做悲憤的衣裳；裹起來了，聊且當作“看破”。並且將這手段用到描寫種種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為故意的冷靜，所以也刻深，而終不免帶著令人疑慮的嬉笑。“雖有忮心，不怨飄瓦”，冷靜要死靜；包著憤激的冷靜和詼諧，是被觀察和被描寫者所不樂受的，他們不承認他是一麵無生命，無意見的鏡子。於是他也往往被排進諷刺文學作家裏麵去，尤其是使女士們皺起了眉頭。

    這一種冷靜和詼諧，如果滋長起來，對於作者本身其實倒是危險的。他也能活潑的寫出民間生活來，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見。

    看王魯彥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題材和筆致，似乎也是鄉土文學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許欽文是極其兩樣的。許欽文所苦惱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親的花園”，他所煩冤的卻是離開了天上的自由的樂土。他聽得“秋雨的訴苦”說——

    “地太小了，地太髒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討厭。人人隻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愛美。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隻有仇恨。你們人類，夜間像豬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著，白天像狗一般的爭鬥著，撕打著……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為什麽不應該哭呢？在野蠻的世界上，讓野獸們去生活著罷，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離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

    這和愛羅先珂（V.Eroshenko）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極其兩樣。那是地下的土撥鼠，欲愛人類而不得，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間而不能。他隻好將心還給母親，才來做“人”，騙得母親的微笑。秋天的雨，無心的“人”，和人間社會是不會有情愫的。要說冷靜，這才真是冷靜；這才能夠和“托爾斯小”的無抵抗主義一同抹殺“牛克斯”的鬥爭說；和“達我文”的進化說一並嘲弄“克魯屁特金”的互助論；對專製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詼諧之筆出之的，但也因為太冷靜了，就又往往化為冷話，失掉了人間的詼諧。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還不盡的，《柚子》一篇，雖然為湘中的作者所不滿，但在玩世的衣裳下，還閃露著地上的憤懣，在王魯彥的作品裏，我以為倒是最為熱烈的的了。

    我所說的這湘中的作家是黎錦明，他大約是自小就離開了故鄉的。在作品裏，很少鄉土氣息，但蓬勃著楚人的敏感和熱情。他一早就在《社交問題》裏，對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論者擲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式的投槍；但也能精致而明麗的說述兒時的“輕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布告不滿於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說——

    “在北京生活的人們，如其有靈魂，他們的靈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罷，自然，《烈火》即在這情形中寫成，當我去年春時來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變了，對於它，隻有遺棄的一念。……”

    他判過去的生活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為童

    《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著重於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的老手居多。淩叔華的小說，卻發祥於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複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現，這其實不過是不滿於《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群，另設《莽原》周刊，卻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奔走最力者為高長虹，中堅的小說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尚鉞、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為編輯的。但聲援的很不少，在小說方麵，有文炳、沅君、霽野、靜農、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時所紹介的新作品，是描寫著鄉下的沉滯的氛圍氣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鎮上的黃昏》。

    但不久這莽原社內部衝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飆社。所謂“狂飆運動”，那草案其實是早藏在長虹的衣袋裏麵的，常要乘機而出，先就印過幾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間的《京報副刊》上發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還帶著並不自滿的聲音——

    “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闃寂無聊的長夜嗬！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們，都沉沉的睡著了。

    於是有幾個人，從黑暗中醒來，便互相呼喚著：

    ——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

    ——是嗬，我們要起來了。我們呼喚著，使一切不安於期待的人們也起來罷。

    ——若是晨光終於不來，那麽，也起來罷。我們將點起燈來，照耀我們幽暗的前途。

    ——軟弱是不行的，睡著希望是不行的。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我們並不懼怯，也不躲避。

    這樣呼喚著，雖然是微弱的罷，聽嗬，從東方，從西方，從南方，從北方，隱隱的來了強大的應聲，比我們更要強大的應聲。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將來，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周刊便叫作《狂飆》。”

    不過後來卻日見其自以為“超越”了。然而擬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於使周刊難以存在，可記的也仍然隻是小說方麵的黃鵬基、尚鉞，——其實是向培良一個作者而已。

    黃鵬基將他的短篇小說印成一本，稱為《荊棘》，而第二次和讀者相見的時候，已經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曉暢的主張文學不必如奶油，應該如刺，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剛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學》（《莽原》周刊二十八期）裏，說明了“文學絕不是無聊的東西”，“文學家並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鮫人”。他說——

    “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荊棘。因為在一片沙漠裏，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荊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於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結構，的練句，的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感覺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真的文學家……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們怎樣充實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樣抓著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飭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裏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確和他的主張並不怎麽背馳，他用流利而詼諧的言語，暴露，描畫，諷刺著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識者層。他或者裝著傻子，說出青年的思想來，或者化為渝腿，跑進闊佬們的家裏去。但也許因為力求生動，流利的緣故罷，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結末的特地裝置的滑稽，也往往毀損掉全篇的力量。諷刺文學是能死於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荊棘》卷首）道：“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於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那可大有徘徊之狀了。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尚鉞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著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可惜的是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為公和為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於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裏。

    向培良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

    “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的來源罷！”

    的確，作者向我們敘述著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借著羈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並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隻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內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麽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於過去的

    “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卻終於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麵，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紹介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下麵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惡——

    “為什麽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裏麵遊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裏麵，我隻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於是提著我的棍走了。”

    在這裏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尼采教人們準備著“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於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Nihilist）。巴劄羅夫（Bazarov）是相信科學的；他為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並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成為沙寧（Sanin）之徒，隻好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但狂飆社卻似乎僅止於“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就隻有向培良的這響亮的戰叫，說明著半綏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惡”的前途。

    未名社卻相反，主持者韋素園，是寧願作為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學的譯述。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麵，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霽野，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真如數著每一片葉的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台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為了韋素園的獎勸，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隻得動手了。《地之子》的後記裏自己說——

    “那時我開始寫了兩三篇，預備第二年用。素園看了，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麵努力，並且舉了許多作家的例子。其實在我倒不大樂於走這一條路。人間的酸辛和淒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麽？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

    此後還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裏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而且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

    五

    臨末，是關於選輯的幾句話——

    一、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裏麵的，始終都是豆。大約集成時本已各個不同，後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在這裏，一九二六年後之作即不錄，此後的作者的作風和思想等，也不論。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編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發表過的初期的文章，集子裏有時卻不見，恐怕是自己不滿，刪去了。但我間或仍收在這裏麵，因為我以為就是聖賢豪傑，也不必自慚他的童年；自慚，倒是一個錯誤。

    三、自編的集子裏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發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這當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這裏卻有時采了初稿，因為我覺得加了修飾之後，也未必一定比質樸的初稿好。

    以上兩點，是要請作者原諒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種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說集當然也不少，但見聞有限，自不免有遺珠之憾。至於明明見了集子，卻取舍失當，那就即使並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來勉強辯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寫訖。

    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

    這也並非自己的發見，是在內山書店裏聽著漫談的時候拾來的，據說：像日本人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聽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裏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為少有的，雲。

    接收了這一個結論之後，就時時令人覺得很不錯。例如關於中國人，也就是這樣的。明治時代的支那研究的結論，似乎大抵受著英國的什麽人做的《支那人氣質》的影響，但到近來，卻也有了麵目一新的結論了。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和浙江方麵，大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現的一個證據。然而廣東和北京等處，因為竹少，所以並不怎麽吃竹筍。倘到窮文人的家裏或者寓裏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也不過用著兩角錢一塊的家夥。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了，所以觀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麽適當的結論來。於是這一回，是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謎的國度”了。

    據我自己想：隻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罷，中國向西洋派遣過許多留學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並不怎樣喜歡研究西洋，於是提出了關於中國文學的什麽論文，使那邊的學者大吃一驚，得了博士的學位，回來了。然而因為在外國研究得太長久，忘記了中國的事情，回國之後，就隻好來教授西洋文學。他一看見本國裏乞丐之多，非常詫異，慨歎道：他們為什麽不去研究學問，卻自甘墮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實在是無可救藥的。

    不過這是極端的例子。倘使長久的生活於一地方，接觸著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觸，感得了那精神，認真的想一想，那麽，對於那國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罷。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於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於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著一種異彩嗎？自己也常常去聽漫談，其實負有捧場的權利和義務的，但因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幾句壞話在這裏。其一，是有多說中國的優點的傾向，這是和我的意見相反的，不過著者那一麵，也自有他的意見，所以沒有法子想。還有一點，是並非壞話也說不定的，就是讀起那漫文來，往往頗有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而這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歸根結蒂，也還是結論。幸而卷末沒有明記著“第幾章：結論”，所以仍不失為漫談，總算還好的。

    然而即使力說是漫談，著者的用心，還是在將中國的一部分的真相，紹介給日本的讀者的。但是，在現在，總依然是因了各種的讀者，那結果也不一樣罷。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新近的報章上，雖然又在竭力的說著“親善”呀，“提攜”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將說些什麽話，但總而言之，現在卻不是這時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還要有意思一點罷。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魯迅記於上海。

    “尋開心”

    我有時候想到，忠厚老實的讀者或研究者，遇見有兩種人的文章，他是會吃冤枉苦頭的。一種，是古裏古怪的詩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幾年前的所謂未來派的作品。這些大概是用怪字麵，生句子，沒意思的硬連起來的，還加上好幾行很長的點線。作者本來就是亂寫，自己也不知道什麽意思。但認真的讀者卻以為裏麵有著深意，用心的來研究它，結果是到底莫名其妙，隻好怪自己淺薄。假如你去請教作者本人罷，他一定不加解釋，隻是鄙夷的對你笑一笑。這笑，也就愈見其深。

    還有一種，是作者原不過“尋開心”，說的時候本來不當真，說過也就忘記了。當然和先前的主張會衝突，當然在同一篇文章裏自己也會衝突。但是你應該知道作者原以為作文和吃飯不同，不必認真的。你若認真的看，隻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語堂先生為什麽會稱讚《野叟曝言》。不錯，這一部書是道學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結晶，和“性靈”緣分淺得很，引了例子比較起來，當然會顯出這稱讚的出人意外。但其實，恐怕語堂先生之憎“方巾氣”，談“性靈”，講“瀟灑”，也不過對老實人“尋開心”而已，何嚐真知道“方巾氣”之類是怎麽一回事；也許簡直連他所稱讚的《野叟曝言》也並沒有怎麽看。所以用本書和他那別的主張來比較研究，是永久不會懂的。自然，兩麵非常不同，這很清楚，但怎麽竟至於稱讚起來了呢，也還是一個“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為有些事情萬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實，我們隻要知道語堂先生那時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過稱讚《金瓶梅》的事實，就什麽駭異之意也沒有了。

    還有一個例子。如讀經，在廣東，聽說是從燕塘軍官學校提倡起來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學校用的《經訓讀本》出版，給五年級用的第一課，卻就是“孔子謂曾子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那麽，“為國捐軀”是“孝之終”麽？並不然，第三課還有“模範”，是樂正子春述曾子聞諸夫子之說雲：“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

    還有一個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中華日報》上。那地方記的有“北平大學教授兼女子文理學院文史係主任李季穀氏”讚成《一十宣言》原則的談話，末尾道：“為複興民族之立場言，教育部應統令設法標榜嶽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氣節之名臣勇將，俾一般高官戎將有所法式雲”。

    凡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歸之”和將來的臨陣衝突，或者查查嶽武穆們的事實，看究竟是怎樣的結果，“複興民族”了沒有，那你一定會被捉弄得發昏，其實也就是自尋煩惱。語堂先生在暨南大學講演道：“……做人要正正經經，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業，……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尋開心，……”（據《芒種》本）這雖然聽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實是很可以啟發人的神智的：這“玩玩笑笑，尋開心”，就是開開中國許多古怪現象的鎖的鑰匙。

    （三月七日。）

    非有複譯不可

    好像有人說過，去年是“翻譯年”；其實何嚐有什麽了不起的翻譯，不過又給翻譯暫時洗去了惡名卻是真的。

    可憐得很，還隻譯了幾個短篇小說到中國來，創作家就出現了，說它是媒婆，而創作是處女。在男女交際自由的時候，誰還喜歡和媒婆周旋呢，當然沒落。後來是譯了一點文學理論到中國來，但“批評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現了，說是“硬譯”，“死譯”，“好像看地圖”，幽默家還從他自己的腦子裏，造出可笑的例子來，使讀者們“開心”，學者和大師們的話是不會錯的，“開心”也總比正經省力，於是乎翻譯的臉上就被他們畫上了一條粉。

    但怎麽又來了“翻譯年”呢，在並無什麽了不起的翻譯的時候？不是誇大和開心，它本身就太輕飄飄，禁不起風吹雨打的緣故麽？

    於是有些人又記起了翻譯，試來譯幾篇。但這就又是“批評家”的材料了，其實，正名定分，他是應該叫作“嘮叨家”的，是創作家和批評家以外的一種，要說得好聽，也可以謂之“第三種”。他像後街的老虔婆一樣，並不大聲，卻在那裏嘮叨，說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譯完了嗎，你們隻在譯別人已經譯過的，有的還譯過了七八次。

    記得中國先前，有過一種風氣，遇見外國——大抵是日本——有一部書出版，想來當為中國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報上登出廣告來，說“已在開譯，請萬勿重譯為幸”。他看得譯書好像訂婚，自己首先套上約婚戒指了，別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譯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約的居多；不過別人卻也因此不敢譯，新婦就在閨中老掉。這種廣告，現在是久不看見了，但我們今年的嘮叨家，卻正繼承著這一派的正統。他看得翻譯好像結婚，有人譯過了，第二個便不該再來碰一下，否則，就仿佛引誘了有夫之婦似的，他要來嘮叨，當然囉，是維持風化。但在這嘮叨裏，他不也活活的畫出了自己的猥瑣的嘴臉了麽？

    前幾年，翻譯的失了一般讀者的信用，學者和大師們的曲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譯本身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常有胡亂動筆的譯本。不過要擊退這些亂譯，誣賴，開心，嘮叨，都沒有用處，唯一的好方法是又來一回複譯，還不行，就再來一回。譬如賽跑，至少總得有兩個人，如果不許有第二人入場，則先在的一個永遠是第一名，無論他怎樣蹩腳。所以譏笑複譯的，雖然表麵上好像關心翻譯界，其實是在毒害翻譯界，比誣賴，開心的更有害，因為他更陰柔。

    而且複譯還不止是擊退亂譯而已，即使已有好譯本，複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後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種近於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語跟著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複譯本的，七八次何足為奇，何況中國其實也並沒有譯過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經有，中國的新文藝倒也許不至於現在似的沉滯了。

    （三月十六日。）

    論諷刺

    我們常不免有一種先入之見，看見諷刺作品，就覺得這不是文學上的正路，因為我們先就以為諷刺並不是美德。但我們走到交際場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見這樣的事實，是兩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彎腰拱手，滿麵油晃晃的正在開始他們的扳談——

    “貴姓？……”

    “敝姓錢。”

    “哦，久仰久仰！還沒有請教台甫……”

    “草字闊亭。”

    “高雅高雅。貴處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極了，這真是……”

    誰覺得奇怪呢？但若寫在小說裏，人們可就會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諷刺。有好些直寫事實的作者，就這樣的被蒙上了“諷刺家”——很難說是好是壞——的頭銜。例如在中國，則《金瓶梅》寫蔡禦史的自謙和恭維西門慶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還有《儒林外史》寫範舉人因為守孝，連象牙筷子也不肯用，但吃飯時，他卻“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裏”，和這相似的情形是現在還可以遇見的；在外國，則如近來已被中國讀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韋素園譯，在《未名叢刊》中）裏的大小官吏，《鼻子》（許遐譯，在《譯文》中）裏的紳士，醫生，閑人們之類的典型，是雖在中國的現在，也還可以遇見的。這分明是事實，而且是很廣泛的事實，但我們皆謂之諷刺。

    人大抵願意有名，活的時候做自傳，死了想有人分訃文，做行實，甚而至於還“宣付國史館立傳”。人也並不全不自知其醜，然而他不願意改正，隻希望隨時消掉，不留痕跡，剩下的單是美點，如曾經施粥賑饑之類，卻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實何嚐不知道有些肉麻，不過他又知道說過就完，“本傳”裏決不會有，於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記了下來，不給它消滅，他可要不高興了。於是乎挖空心思的來一個反攻，說這些乃是“諷刺”，向作者抹一臉泥，來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們也每不免來不及思索，跟著說，“這些乃是諷刺呀！”上當真可是不淺得很。

    同一例子的還有所謂“罵人”。假如你到四馬路去，看見雉妓在拖住人，倘大聲說：“野雞在拉客”，那就會被她罵你是“罵人”。罵人是惡德。於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壞的一方麵了，你壞，對方可就好。但事實呢，卻的確是“野雞在拉客”，不過隻可心裏知道，說不得，在萬不得已時，也隻能說“姑娘勒浪做生意”，恰如對於那些彎腰拱手之輩，做起文章來，是要改作“謙以待人，虛以接物”的。——這才不是罵人，這才不是諷刺。

    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從“別字”說開去

    自從議論寫別字以至現在的提倡手頭字，其間的經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並沒有說什麽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麽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幾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先生的《活字與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他在那裏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該”，但我“曲為之辯，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為“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為“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於“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極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別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像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別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麵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標之法。至於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別字微有不同。（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吃了萬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該的，在考卷裏發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像得了什麽寶貝一樣。況且（二）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含胡胡，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麽，他隻要能築堤造路，治河導淮就盡夠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於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於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於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隻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又受著纏不清的障害，至今沒有完。還記得提倡白話的時候，保守者對於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對於這些打著古文旗子的敵軍，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要不然，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還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為別字辯護，戰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為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為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別字。這確是轟毀舊營壘的利器。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辯文的白不白——但“尋開心”者除外——字的別不別了，因為這會引到今文《尚書》，骨甲文字去，麻煩得很。這就是改革者的勝利——至於這改革的損益，自然又作別論。

    陳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這決戰之後，重整陣容的最穩的方法，他已經不想從根本上斤斤計較字的錯不錯，即別不別了。他隻問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錯。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大綱》來做自己的代表——

    “……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別字，也是不該。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裏所說的‘幹父之蠱’。縱使不能，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再加許多別字呢？古人寫的別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別省別縣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後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種大障礙嗎？……”

    這頭幾句，恕我老實的說罷，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們先不問有沒有法子強人改正，自己先來改正一部古書試試罷，第一個問題是拿什麽做“正字”，《說文》，金文，骨甲文，還是簡直用陳先生的所謂“活字”呢？縱使大家願意依，主張者自己先就沒法改，不能“幹父之蠱”。所以陳先生的代表的接著的主張是已經錯定了的，就一任他錯下去，但是錯不得添，以免將來破壞文字的統一。是非不談，專論利害，也並不算壞，但直白的說起來，卻隻是維持現狀說而已。

    維持現狀說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讚成者也不會少，然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為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的現狀，直至遼遠的將來，一切都和太古無異。以文字論，則未有文字之時，就不會象形以造“文”，更不會孳乳而成“字”，篆決不解散而為隸，隸更不簡單化為現在之所謂“真書”。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為死水，縱不幹涸，也必腐敗的。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斷沒有這樣的事。回複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事也是沒有的，隻可權大小。況且我們的方塊字，古人寫了別字，今人也寫別字，可見要寫別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別字病將與方塊字本身並存，除了改革這方塊字之外，實在並沒有救濟的十全好方法。

    複古是難了，何先生也承認。不過現狀卻也維持不下去，因為我們現在一般讀書人之所謂“正字”，其實不過是前清取士的規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謂“翰苑分書”的《字學舉隅》中，但二十年來，在不聲不響中又有了一點改變。從古訖今，什麽都在改變，但必須在不聲不響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礙，維持現狀說來了，複古說也來了。這些說頭自然也無效。但一時不失其為一種窒礙卻也是真的，它能夠使一部分的有誌於改革者遲疑一下子，從招潮者變為乘潮者。

    我在這裏，要說的隻是維持現狀說聽去好像很穩健，但實際上卻是行不通的，史實在不斷的證明著它隻是一種“並無其事”：僅在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

    愛倫堡（Ilia Ehrenburg）論法國的上流社會文學家之後，他說，此外也還有一些不同的人們：“教授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著，實驗X光線療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奮身去救自己的夥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麵。……一方麵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麵卻是荒淫與無恥。”

    這末兩句，真也好像說著現在的中國。然而中國是還有更其甚的呢。手頭沒有書，說不清見於那裏的了，也許是已經漢譯了的日本箭內亙氏的著作罷，他曾經一一記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樣為蒙古人所淫殺，俘獲，踐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卻仍舊向殘山剩水間的黎民施威，在殘山剩水間行樂；逃到那裏，氣焰和奢華就跟到那裏，頹靡和貪婪也跟到那裏。“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著行在賣酒醋。”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

    人民在欺騙和壓製之下，失了力量，啞了聲音，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麽？百姓就隻好永遠鉗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但也許不能開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論，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雅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拳變，八國聯軍，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曆史的著作，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莫談國事”，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

    我們的學者也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閑之輩征服了的。近如東三省被占之後，聽說北平富戶，就不願意關外的難民來租房子，因為怕他們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義軍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斃土匪，蒸骨驗屍，阮玲玉自殺，姚錦屏化男的能夠聳動大家的耳目罷？“一方麵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麵卻是荒淫與無恥。”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還是時代太近，還未湮沒的緣故，我卻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國民族，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但這書卻於“心的征服”有礙。心的征服，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明曾以黨獄替滿清鉗口。這書當然不容於滿洲帝國，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於中華民國。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

    好書為什麽倒會不容於中華民國呢？那當然，上麵已經說過幾回了——

    “一方麵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麵卻是荒淫與無恥！”

    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讀者是決不和我計較這些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魯迅讀畢記。

    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我覺得中國有時是極愛平等的國度。有什麽稍稍顯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長刀來削平它。以人而論，孫桂雲是賽跑的好手，一過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較的有成績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氣吃下三瓶安眠藥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來。但這捧了起來，卻不過為了接著摔得粉碎。大約還有人記得“美人魚”罷，簡直捧得令觀者發生肉麻之感，連看見姓名也會覺得有些滑稽。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裏。”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隻好自己吃安眠藥片。

    在所謂文壇上當然也不會有什麽兩樣：翻譯較多的時候，就有人來削翻譯，說它害了創作；近一兩年，作短文的較多了，就又有人來削“雜文”，說這是作者的墮落的表現，因為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戲劇，所以不入文藝之林，他還一片婆心，勸人學學托爾斯泰，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去。這一流論客，在禮儀上，別人當然不該說他是“昏蛋”的。批評家嗎？他謙虛得很，自己不承認。攻擊雜文的文字雖然也隻能說是雜文，但他又決不是雜文作家，因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墮落。如果恭維他為詩歌小說戲劇之類的偉大的創作者，那麽，恭維者之為“昏蛋”也無疑了。歸根結底，不是東西而已。不是東西之談也要算是“人言”，這就使弱者覺得倒是安眠藥片較為可愛的緣故。不過這並非戰死。問是有人要問的：給誰害死的呢？種種議論的結果，凶手有三位：曰，萬惡的社會；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藥片。完了。

    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麽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見一種叫作Tsa–wen的東西。這真要使有誌於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並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梯子。托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麽大學的講義之後，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隻知道這樣的寫起來，於大家有益。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他隻為了米麥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點不虧心的糊口之資，曆史上有沒有“鄉下人列傳”或“泥水匠列傳”，他向來就並沒有想到。如果他隻想著成什麽所謂氣候，他就先進大學，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變居士或隱逸去了。曆史上很尊隱逸，《居士傳》不是還有專書嗎，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引為正宗，我們也就奉之為寶貝，《紅樓夢》、《西廂記》之類，在文學史上竟和《詩經》、《離騷》並列了。雜文中之一體的隨筆，因為有人說它近於英國的Essay，有些人也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寓言和演說，好像是卑微的東西，但伊索和契開羅，不是坐在希臘羅馬文學史上嗎？雜文發展起來，倘不趕緊削，大約也未必沒有擾亂文苑的危險。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個好消息。但這一段話，我是和不是東西之流開開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熱剌剌的覺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進的雜文作者，倒決不計算著這些。

    其實，近一兩年來，雜文集的出版，數量並不及詩歌，更其趕不上小說，慨歎於雜文的泛濫，還是一種胡說八道。隻是作雜文的人比先前多幾個，卻是真的，雖然多幾個，在四萬萬人口裏麵，算得什麽，卻就要誰來疾首蹙額？中國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國有一點生氣；用比喻說：此之謂“虎倀”。

    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驚人集》，我隻見過一篇自序；書呢，不知道那裏去了。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夠出版，也給中國的著作界豐富一點。我不管這本書能否入於文藝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詩來比一比：“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地獄鄹氏邑，宅接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猶與夢時同。”這是《唐詩三百首》裏的第一首，是“文學概論”詩歌門裏的所謂“詩”。但和我們不相幹，那裏能夠及得這些雜文的和現在切貼，而且生動，潑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對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攪亂你們的文苑，至少，是將不是東西之流的唾向雜文的許多唾沫，一腳就踏得無蹤無影了，隻剩下一張滿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臉。

    這嘴臉當然還可以嘮叨，說那一首“夫子何為者”並非好詩，並且時代也過去了。但是，文學正宗的招牌呢？“文藝的永久性”呢？

    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隻我一個，因為它“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極高興為這本集子作序，並且借此發表意見，願我們的雜文作家，勿為虎倀所迷，以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費買安眠藥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記於上海之卓麵書齋。

    人生識字胡塗始

    中國的成語隻有“人生識字憂患始”，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們常常給我好教訓，其一是學話。他們學話的時候，沒有教師，沒有語法教科書，沒有字典，隻是不斷的聽取，記住，分析，比較，終於懂得每個詞的意義，到得兩三歲，普通的簡單的話就大概能夠懂，而且能夠說了，也不大有錯誤。小孩子往往喜歡聽人談天，更喜歡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於一同吃點心，但也為了愛熱鬧，尤其是在研究別人的言語，看有什麽對於自己有關係——能懂，該問，或可取的。

    我們先前的學古文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師並不講解，隻要你死讀，自己去記住，分析，比較去。弄得好，是終於能夠有些懂，並且竟也可以寫出幾句來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為通，別人也以為通了，但一看底細，還是並不怎麽通，連明人小品都點不斷的，又何嚐少有？人們學話，從高等華人以至下等華人，隻要不是聾子或啞子，學不會的是幾乎沒有的，一到學文，就不同了，學會的恐怕不過極少數，就是所謂學會了的人們之中，請恕我坦白的再來重複的說一句罷，大約仍然胡胡塗塗的還是很不少。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為我們雖然拚命的讀古文，但時間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說話，整天的可以聽見；而且所讀的書，也許是《莊子》和《文選》呀，《東萊博議》呀，《古文觀止》呀，從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讀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駁雜，腦子給古今各種馬隊踐踏了一通之後，弄得亂七八遭，但蹄跡當然是有些存留的，這就是所謂“有所得”。這一種“有所得”當然不會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自己本是胡塗的，寫起文章來自然也胡塗，讀者看起文章來，自然也不會倒明白。然而無論怎樣的胡塗文作者，聽他講話，卻大抵清楚，不至於令人聽不懂的——除了故意大顯本領的講演之外。因此我想，這“胡塗”的來源，是在識字和讀書。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會用些書本子上的詞匯的。雖然並非什麽冷僻字，或者連讀者也並不覺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細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說道，“您老的文章裏，說過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怎麽一副樣子呀？您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鉤出一點輪廓來給我看看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恨無地洞可鑽。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麽樣子，這形容詞，是從舊書上鈔來的，向來就並沒有弄明白，一經切實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瓏”，“蹣跚”，“囁嚅”……之類，還多得很。

    說是白話文應該“明白如話”，已經要算唱厭了的老調了，但其實，現在的許多白話文卻連“明白如話”也沒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隻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至於舊語的複活，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須選擇，二須有字典以確定所含的意義，這是另一問題，在這裏不說它了。

    （四月二日。）

    文人相輕

    老是說著同樣的一句話是要厭的。在所謂文壇上，前年嚷過一回“文人無行”，去年是鬧了一通“京派和海派”，今年又出了新口號，叫作“文人相輕”。

    對於這風氣，口號家很憤恨，他的“真理哭了”，於是大聲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輕蔑。“輕蔑”，他是最憎惡的，但因為他們“相輕”，損傷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風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隻好施行輕蔑術了。自然，這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古聖人的良法，但“相輕”的惡弊，可真也不容易除根。

    我們如果到《文選》裏去找詞匯的時候，大概是可以遇著“文人相輕”這四個字的，拾來用用，似乎也還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先生已經在《自由談》（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謂“文人相輕”者，是“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凡所指摘，僅限於製作的範圍。一切別的攻擊形體，籍貫，誣賴，造謠，以至施蟄存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這樣的呀”，或魏金枝先生式的“他的親戚也和我一樣了呀”之類，都不在內。倘把這些都作為曹丕所說的“文人相輕”，是混淆黑白，真理雖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壇的黑暗的。

    我們如果到《莊子》裏去找詞匯，大概又可以遇著兩句寶貝的教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記住了來作危急之際的護身符，似乎也不失為漂亮。然而這是隻可暫時口說，難以永遠實行的。喜歡引用這種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遠，更甚於叭兒之與老聃，這裏不必說它了。就是莊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裏，曆舉了別人的缺失，以他的“無是非”輕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嗎？要不然，一部《莊子》，隻要“今天天氣哈哈哈……”七個字就寫完了。

    但我們現在所處的並非漢魏之際，也不必恰如那時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凡批評家的對於文人，或文人們的互相評論，各各“指其所短，揚其所長”固可，即“掩其所短，稱其所長”亦無不可。然而那一麵一定得有“所長”，這一麵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輕”這一個模模胡胡的惡名所嚇昏，對於充風流的富兒，裝古雅的惡少，銷淫書的癟三，無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說或不屑說，那麽，這是怎樣的批評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輕”不可的！

    （四月十四日。）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師曾經大大的奚落了一頓海派小醜，海派小醜也曾經小小的回敬了幾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灘上的風波，總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當。我也曾經略略的趕了一下熱鬧，在許多唇槍舌劍中，以為那時我發表的所說，倒也不算怎麽分析錯了的。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亦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過一整年帶點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說的並不圓滿。目前的事實，是證明著京派已經自己貶損，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裏抬高，不但現身說法，演述了派別並不專與地域相關，而且實踐了“因為愛他，所以恨他”的妙語。當初的京海之爭，看作“龍虎鬥”固然是錯誤，就是認為有一條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為現在已經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過黃鱔田雞，炒在一起的蘇式菜——“京海雜燴”來了。

    實例，自然是瑣屑的，而且自然也不會有重大的例子。舉一點罷。一、是選印明人小品的大權，分給海派來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選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說是冒牌的，這回卻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題簽，所以的確是正統的衣缽。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頭，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開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東西，和純粹海派自說是自掏腰包來辦的出產品頗有區別的。要而言之：今兒和前兒已不一樣，京海兩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這裏要附帶一點聲明：我是故意不舉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來的。先前，曾經有人用過“某”字，什麽緣故我不知道。但後來該刊的一個作者在該刊上說，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為這是因為不替它來作廣告。這真是聰明的好朋友，不愧為“熟悉商情”。由此啟發，子細一想，他的話實在千真萬確：被稱讚固然可以代廣告，被罵也可以代廣告，張揚了榮是廣告，張揚了辱又何嚐非廣告。例如罷，甲乙決鬥，甲贏，乙死了，人們固然要看殺人的凶手，但也一樣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屍，如果用蘆席圍起來，兩個銅板看一下，準可以發一點小財的。我這回的不說出這刊物的名目來，主意卻正在不替它作廣告，我有時很不講陰德，簡直要妨礙別人的借死屍斂錢。然而，請老實的看官不要立刻責備我刻薄。他們那裏肯放過這機會，他們自己會敲了鑼來承認的。

    聲明太長了一點了。言歸正傳。我要說的是直到現在，由事實證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來根柢上並不是奚落，倒是路遠迢迢的送來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實本領的，法郎士做過一本《泰綺思》，中國已有兩種譯本了，其中就透露著這樣的消息。他說有一個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亞曆山大府的名妓泰綺思，是一個貽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們，也給自己積無量功德。事情還算順手，泰綺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毀壞了她在俗時候的衣飾。但是，奇怪得很，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獨房裏繼續修行時，卻再也靜不下來了，見妖怪，見裸體的女人。他急遁，遠行，然而仍然沒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為其實愛上了泰綺思，所以神魂顛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卻還是硬要當他聖僧，到處跟著他祈求，禮拜，拜得他“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他終於決計自白，跑回泰綺思那裏去，叫道“我愛你！”然而泰綺思這時已經離死期不遠，自說看見了天國，不久就斷氣了。

    不過京海之爭的目前的結局，卻和這一本書的不同，上海的泰綺思並沒有死，她也張開兩條臂膊，叫道“來

    《泰綺思》的構想，很多是應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說的，倘有嚴正的批評家，以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實本領”，我也不想來爭辯。但我覺得自己卻真如那本書裏所寫的愚民一樣，在沒有聽到“我愛你”和“來

    到這裏又要附帶一點聲明：我舉出《泰綺思》來，不過取其事跡，並非處心積慮，要用妓女來比海派的文人。這種小說中的人物，是不妨隨意改換的，即改作隱士、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類，都無不可。況且泰綺思其實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時是潑剌的活，出家後就刻苦的修，比起我們的有些所謂“文人”，剛到中年，就自歎道“我是心灰意懶了”的死樣活氣來，實在更其像人樣。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寧可向潑剌的妓女立正，卻不願意和死樣活氣的文人打棚。

    至於為什麽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來

    （四月十四日。）

    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滬，出納圖書，既勤且謹，兼修繪事，斐然有成。中遭艱巨，篤行靡改，扶危濟急，公私兩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歸國休養，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藥石無靈，終以不起，年僅二十有八。嗚呼，昊天難測，蕙荃早摧，曄曄青春，永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會稽魯迅撰。

    弄堂生意古今談

    “薏米杏仁蓮心粥！”

    “玫瑰白糖倫教糕！”

    “蝦肉餛飩麵！”

    “五香茶葉蛋！”

    這是四五年前，閘北一帶弄堂內外叫賣零食的聲音，假使當時記錄了下來，從早到夜，恐怕總可以有二三十樣。居民似乎也真會化零錢，吃零食，時時給他們一點生意，因為叫聲也時時中止，可見是在招呼主顧了。而且那些口號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從“晚明文選”或“晚明小品”裏找過詞匯的呢，還是怎麽的，實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鄉下人，一聽到就有饞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蓮心粥”，這是新鮮到連先前的夢裏也沒有想到的。但對於靠筆墨為生的人們，卻有一點害處，假使你還沒有練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鬧得整天整夜寫不出什麽東西來。

    現在是大不相同了。馬路邊上的小飯店，正午傍晚，先前為長衫朋友所占領的，近來已經大抵是“寄沉痛於幽閑”；老主顧呢，坐到黃包車夫的老巢的粗點心店裏麵去了。至於車夫，那自然隻好退到馬路邊沿餓肚子，或者幸而還能夠咬侉餅。弄堂裏的叫賣聲，說也奇怪，竟也和古代判若天淵，賣零食的當然還有，但不過是橄欖或餛飩，卻很少遇見那些“香豔肉感”的“藝術”的玩意了。嚷嚷呢，自然仍舊是嚷嚷的，隻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約決不會停止的。然而現在卻切實了不少：麻油，豆腐，潤發的刨花，曬衣的竹竿；方法也有改進，或者一個人賣襪，獨自作歌讚歎著襪的牢靠。或者兩個人共同賣布，交互唱歌頌揚著布的便宜。但大概是一直唱著進來，直達弄底，又一直唱著回去，走出弄外，停下來做交易的時候，是很少的。

    偶然也有高雅的貨色：果物和花。不過這是並不打算賣給中國人的，所以他用洋話：

    “Ringo，Banana，Appulu–u，Appulu–u–u！”

    “Hana呀Hana–a–a！Ha–a–na–a–a！”

    也不大有洋人買。

    間或有算命的瞎子，化緣的和尚進弄來，幾乎是專攻娘姨們的，倒還是他們比較的有生意，有時算一命，有時賣掉一張黃紙的鬼畫符。但到今年，好像生意也清淡了，於是前天竟出現了大布置的化緣。先隻聽得一片鼓鈸和鐵索聲，我正想做“超現實主義”的語錄體詩，這麽一來，詩思被鬧跑了，尋聲看去，原來是一個和尚用鐵鉤鉤在前胸的皮上，鉤柄係有一丈多長的鐵索，在地上拖著走進弄裏來，別的兩個和尚打著鼓和鈸。但是，那些娘姨們，卻都把門一關，躲得一個也不見了。這位苦行的高僧，竟連一個銅子也拖不去。

    事後，我探了探她們的意見，那回答是：“看這樣子，兩角錢是打發不走的。”

    獨唱，對唱，大布置，苦肉計，在上海都已經賺不到大錢，一麵固然足征洋場上的“人心澆薄”，但一麵也可見隻好去“複興農村”了，唔。

    （四月二十三日。）

    不應該那麽寫

    凡是有誌於創作的青年，第一個想到的問題，大概總是“應該怎樣寫？”現在市場上陳列著的“小說作法”，“小說法程”之類，就是專掏這類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像沒有效，從“小說作法”學出來的作者，我們至今還沒有聽到過。有些青年是設法去問已經出名的作者，那些答案，還很少見有什麽發表，但結果是不難推想而知的：不得要領。這也難怪，因為創作是並沒有什麽秘訣，能夠交頭接耳，一句話就傳授給別一個的，倘不然，隻要有這秘訣，就真可以登廣告，收學費，開一個三天包成文豪學校了。以中國之大，或者也許會有罷，但是，這其實是騙子。

    在不難推想而知的種種答案中，大概總該有一個是“多看大作家的作品”。這恐怕也很不能滿文學青年的意，因為太寬泛，茫無邊際——然而倒是切實的。凡是已有定評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說明著“應該怎樣寫”。隻是讀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領悟。因為在學習者一方麵，是必須知道了“不應該那麽寫”，這才會明白原來“應該這麽寫”的。

    這“不應該那麽寫”，如何知道呢？惠列賽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裏，答複著這問題——

    “應該這麽寫，必須從大作家們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領會。那麽，不應該那麽寫這一麵，恐怕最好是從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學習了。在這裏，簡直好像藝術家在對我們用實物教授。恰如他指著每一行，直接對我們這樣說——‘你看——哪，這是應該刪去的。這要縮短，這要改作，因為不自然了。在這裏，還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顯豁些。’”

    這確是極有益處的學習法，而我們中國卻偏偏缺少這樣的教材。近幾年來，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學者的著述或日記。也許是因為向來崇尚“一揮而就”，“文不加點”的緣故罷，又大抵是全本幹幹淨淨，看不出苦心刪改的痕跡來。取材於外國呢，則即使精通文字，也無法搜羅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種本子的。

    讀書人家的子弟熟悉筆墨，木匠的孩子會玩斧鑿，兵家兒早識刀槍，沒有這樣的環境和遺產，是中國的文學青年的先天的不幸。

    在沒奈何中，想了一個補救法：新聞上的記事，拙劣的小說，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寫成一部文藝作品的，不過那記事，那小說，卻並非文藝——這就是“不應該這樣寫”的標本。隻是和“應該那樣寫”，卻無從比較了。

    （四月二十三日。)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告著因為日本的湯島，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於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裏麵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於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卻好像連形象也成為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於是儒者們也終於隻好采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態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卻也會間或遇見的。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裏的插畫；一次是梁啟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著一把劍，或者腋下挾著一枝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鍾，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於逃走的了。

    後來我曾到山東旅行。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著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於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著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麽也不知道，於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著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麽，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於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別》，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裏。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謅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裏，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裏的什麽地方其名為“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禦茶之水的孔廟裏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裏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麽？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於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並不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隻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隻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麵係著冠纓，一麵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消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裏的肉醬雲。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蘇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麽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麽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複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製。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餘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麵複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麽《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於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五六年前，曾經因為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裏，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但是聖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裏去了。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著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裏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麽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著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雖是“愚民”，卻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

    ——答文學社問

    這試題很難解答。

    因為唐代傳奇，是至今還有標本可見的，但現在之所謂六朝小說，我們所依據的隻是從《新唐書藝文誌》以至清《四庫書目》的判定，有許多種，在六朝當時，卻並不視為小說。例如《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搜神記》、《續齊諧記》等，直至劉昫的《唐書經籍誌》，還屬於史部起居注和雜傳類裏的。那時還相信神仙和鬼神，並不以為虛造，所以所記雖有仙凡和幽明之殊，卻都是史的一類。

    況且從晉到隋的書目，現在一種也不存在了，我們已無從知道那時所視為小說的是什麽，有怎樣的形式和內容。現存的惟一最早的目錄隻有《隋書經籍誌》，修者自謂“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誌錄”，也許尚存王儉《今書七誌》，阮孝緒《七錄》的痕跡罷，但所錄小說二十五種中，現存的卻隻有《燕丹子》和劉義慶撰《世說》合劉孝標注兩種了。此外，則《郭子》、《笑林》、殷芸《小說》、《水飾》，及當時以為隋代已亡的《青史子》、《語林》等，還能在唐宋類書裏遇見一點遺文。

    單從上述這些材料來看，武斷的說起來，則六朝人小說，是沒有記敘神仙或鬼怪的，所寫的幾乎都是人事；文筆是簡潔的；材料是笑柄，談資；但好像很排斥虛構，例如《世說新語》說裴啟《語林》記謝安語不實，謝安一說，這書即大損聲價雲雲，就是。

    唐代傳奇文可就大兩樣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隨便驅使；文筆是精細，曲折的，至於被崇尚簡古者所詬病；所敘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瀾，不止一點斷片的談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顯示著這事跡的虛構，以見他想象的才能了。

    但六朝人也並非不能想象和描寫，不過他不用於小說，這類文章，那時也不謂之小說。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陶潛的《桃花源記》，其實倒和後來的唐代傳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聖賢高士傳讚》（今僅有輯本），葛洪的《神仙傳》，也可以看作唐人傳奇文的祖師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傳》，李肇為之讚，這就是嵇康的《高士傳》法；陳鴻《長恨傳》置白居易的長歌之前，元稹的《鶯鶯傳》既錄《會真詩》，又舉李公垂《鶯鶯歌》之名作結，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記》。

    至於他們之所以著作，那是無論六朝或唐人，都是有所為的。《隋書經籍誌》抄《漢書藝文誌》說，以著錄小說，比之“詢於芻蕘”，就是以為雖然小說，也有所為的明證。不過在實際上，這有所為的範圍卻縮小了。晉人尚清談，講標格，常以寥寥數言，立致通顯，所以那時的小說，多是記載畸行雋語的《世說》一類，其實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門書。唐以詩文取士，但也看社會上的名聲，所以士子入京應試，也須豫先幹謁名公，呈獻詩文，冀其稱譽，這詩文叫作“行卷”。詩文既濫，人不欲觀，有的就用傳奇文，來希圖一新耳目，獲得特效了，於是那時的傳奇文，也就和“敲門磚”很有關係。但自然，隻被風氣所推，無所為而作者，卻也並非沒有的。

    （五月三日。）

    什麽是“諷刺”？

    ——答文學社問

    我想：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麵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群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但這麽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譬如罷，洋服青年拜佛，現在是平常事，道學先生發怒，更是平常事，隻消幾分鍾，這事跡就過去，消滅了。但“諷刺”卻是正在這時候照下來的一張相，一個撅著屁股，一個皺著眉心，不但自己和別人看起來有些不很雅觀，連自己看見也覺得不很雅觀；而且流傳開去，對於後日的大講科學和高談養性，也不免有些妨害。倘說，所照的並非真實，是不行的，因為這時有目共睹，誰也會覺得確有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認這是真實，失了自己的尊嚴。於是挖空心思，給起了一個名目，叫作“諷刺”。其意若曰：它偏要提出這等事，可見也不是好貨。

    有意的偏要提出這等事，而且加以精煉，甚至於誇張，卻確是“諷刺”的本領。同一事件，在拉雜的非藝術的記錄中，是不成為諷刺，誰也不大會受感動的。例如新聞記事，就記憶所及，今年就見過兩件事。其一，是一個青年，冒充了軍官，向各處招搖撞騙，後來破獲了，他就寫懺悔書，說是不過借此謀生，並無他意。其二，是一個竊賊招引學生，教授偷竊之法，家長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裏了，他還上門來逞凶。較可注意的事件，報上是往往有些特別的批評文字的，但對於這兩件，卻至今沒有說過什麽話，可見是看得很平常，以為不足介意的了。然而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Swift）或果戈理（N.Gogol）的手裏，我看是準可以成為出色的諷刺作品的。在或一時代的社會裏，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於作諷刺。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為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裏。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諷刺作者出現的時候，這一群卻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筆墨所能救了，所以這努力大抵是徒勞的，而且還適得其反，實際上不過表現了這一群的缺點以至惡德，而對於敵對的別一群，倒反成為有益。我想：從別一群看來，感受是和被諷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們會覺得“暴露”更多於“諷刺”。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隻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五月三日。）

    論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是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後，發見於她的遺書中的話。這哄動一時的事件，經過了一通空論，已經漸漸冷落了，隻要《玲玉香消記》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殺事件一樣，完全煙消火滅。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裏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

    這句話，開初是也曾惹起一點小風波的。有評論者，說是使她自殺之咎，可見也在日報記事對於她的訴訟事件的張揚；不久就有一位記者公開的反駁，以為現在的報紙的地位，輿論的威信，可憐極了，那裏還有絲毫主宰誰的運命的力量，況且那些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絕非捏造的謠言，舊報具在，可以複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聞記者是毫無關係的。

    這都可以算是真實話。然而——也不盡然。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的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鄰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麽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前兩種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所以我們且不要高談什麽連自己也並不了然的社會組織或意誌強弱的濫調，先來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罷，那麽，大概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但新聞記者的辯解，以為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卻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報和小報之間的報章，那社會新聞，幾乎大半是官司已經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點壞習氣，是偏要加上些描寫，對於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種案件，是不會有名公巨卿在內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寫。案中的男人的年紀和相貌，是大抵寫得老實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發揮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就是“豆蔻年華，玲瓏可愛”。一個女孩兒跑掉了，自奔或被誘還不可知，才子就斷定道，“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麽知道？一個村婦再醮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的題目道，“奇淫不減武則天”，這程度你又怎麽知道？這些輕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約是並無什麽影響的，她不識字，她的關係人也未必看報。但對於一個智識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出到社會上了的女性，卻足夠使她受傷，更不必說故意張揚，特別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國的習慣，這些句子是搖筆即來，不假思索的，這時不但不會想到這也是玩弄著女性，並且也不會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無論你怎麽描寫，在強者是毫不要緊的，隻消一封信，就會有正誤或道歉接著登出來，不過無拳無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的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麽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那麽，大概就又知她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經說過，現在的報章的失了力量，卻也是真的，不過我以為還沒有到達如記者先生所自謙，竟至一錢不值，毫無責任的時候。因為它對於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幹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采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至於阮玲玉的自殺，我並不想為她辯護。我是不讚成自殺，自己也不豫備自殺的。但我的不豫備自殺，不是不屑，卻因為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在是總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嗬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豫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麽輕而易舉的。倘有誰以為容易麽，那麽，你倒試試看！

    自然，能試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過他不屑，因為他有對於社會的偉大的任務。那不消說，更加是好極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筆記簿，寫下所盡的偉大的任務來，到得有了曾孫的時候，拿出來算一算，看看怎麽樣。

    （五月五日。）

    再論“文人相輕”

    今年的所謂“文人相輕”，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號，掩護著文壇的昏暗，也在給有一些人“掛著羊頭賣狗肉”的。

    真的“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能有多少呢！我們在近凡年所遇見的，有的是“以其所短，輕人所短”。例如白話文中，有些是詰屈難讀的，確是一種“短”，於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語錄，向這一點昂然進攻了，但不久就露出尾巴來，暴露了他連對於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點著破句，“短”得很。有的卻簡直是“以其所短，輕人所長”了。例如輕蔑“雜文”的人，不但他所用的也是“雜文”，而他的“雜文”，比起他所輕蔑的別的“雜文”來，還拙劣到不能相提並論。那些高談闊論，不過是契訶夫（A.Chekhov）所指出的登了不識羞的頂顛，傲視著一切，被輕者是無福和他們比較的，更從什麽地方“相”起？現在謂之“相”，其實是給他們一揚，靠了這“相”，也是“文人”了。然而，“所長”呢？

    況且現在文壇上的糾紛，其實也並不是為了文筆的短長。文學的修養，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裏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如果第三者不以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實是“是”，他所憎的其實該愛來，單用了籠統的“文人相輕”這一句空話，是不能抹殺的，世間還沒有這種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糾紛，但到後來，誰是誰非，孰存孰亡，都無不明明白白。因為還有一些讀者，他的是非愛憎，是比和事老的評論家還要清楚的。

    然而，又有人來恐嚇了。他說，你不怕麽？古之嵇康，在柳樹下打鐵，鍾會來看他，他不客氣，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於是得罪了鍾文人，後來被他在司馬懿麵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無論遇見誰，應該趕緊打拱作揖，讓坐獻茶，連稱“久仰久仰”才是。這自然也許未必全無好處，但做文人做到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麽？況且這位恐嚇家的舉例，其實也是不對的，嵇康的送命，並非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鍾會不去搬是非，也總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不過我在這裏，並非主張文人應該傲慢，或不妨傲慢，隻是說，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隻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並非回避，隻是唱著所是，頌著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五月五日。）

    《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

    木刻的圖畫，原是中國早先就有的東西。唐末的佛像，紙牌，以至後來的小說繡像，啟蒙小圖，我們至今還能夠看見實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來就是大眾的，也就是“俗”的。明人曾用之於詩箋，近乎雅了，然而歸結是有文人學士在它全體上用大筆一揮，證明了這其實不過是踐踏。

    近五年來驟然興起的木刻，雖然不能說和古文化無關，但決不是葬中枯骨，換了新裝，它乃是作者和社會大眾的內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僅有若幹青年們的一副鐵筆和幾塊木板，便能發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現的是藝術學徒的熱誠，因此也常常是現代社會的魂魄。實績具在，說它“雅”，固然是不可的，但指為“俗”，卻又斷乎不能。這之前，有木刻了，卻未曾有過這境界。

    這就是所以為新興木刻的緣故，也是所以為大眾所支持的原因。血脈相通，當然不會被漠視的。所以木刻不但淆亂了雅俗之辨而已，實在還有更光明，更偉大的事業在它的前麵。

    曾被看作高尚的風景和靜物畫，在新的木刻上是減少了，然而看起出品來，這二者反顯著較優的成績。因為中國舊畫，兩者最多，耳濡目染，不覺見其久經攝取的所長了，而現在最需要的，也是作者最著力的人物和故事畫，卻仍然不免有些遜色，平常的器具和形態，也間有不合實際的。由這事實，一麵固足見古文化之裨助著後來，也束縛著後來，但一麵也可見入“俗”之不易了。

    這選集，是聚全國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這是開始，不是成功，是幾個前哨的進行，願此後更有無盡的旌旗蔽空的大隊。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記。

    文壇三戶

    二十年來，中國已經有了一些作家，多少作品，而且至今還沒有完結，所以有個“文壇”，是毫無可疑的。不過搬出去開博覽會，卻還得顧慮一下。

    因為文字的難，學校的少，我們的作家裏麵，恐怕未必有村姑變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古時候聽說有過一麵看牛牧羊，一麵讀經，終於成了學者的人的，但現在恐怕未必有。——我說了兩回“恐怕未必”，倘真有例外的天才，尚希鑒原為幸。要之，凡有弄弄筆墨的人們，他先前總有一點憑借：不是祖遺的正在少下去的錢，就是父積的還在多起來的錢。要不然，他就無緣讀書識字。現在雖然有了識字運動，我也不相信能夠由此運出作家來。所以這文壇，從陰暗這方麵看起來，暫時大約還要被兩大類子弟，就是“破落戶”和“暴發戶”所占據。

    已非暴發，又未破落的，自然也頗有出些著作的人，但這並非第三種，不近於甲，即近於乙的，至於掏腰包印書，仗奩資出版者，那是文壇上的捐班，更不在本論範圍之內。所以要說專仗筆墨的作者，首先還得求之於破落戶中。他先世也許暴發過，但現在是文雅勝於算盤，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見世態的炎涼，人生的苦樂，於是真的有些撫今追昔，“纏綿悱惻”起來。一歎天時不良，二歎地理可惡，三歎自己無能。但這無能又並非真無能，乃是自己不屑有能，所以這無能的高尚，倒遠在有能之上。你們劍拔弩張，汗流浹背，到底做成了些什麽呢？惟我的頹唐相，是“十年一覺揚州夢”，惟我的破衣上，是“襟上杭州舊酒痕”，連懶態和汙漬，也都有曆史的甚深意義的。可惜俗人不懂得，於是他們的傑作上，就大抵放射著一種特別的神彩，是：“顧影自憐”。

    暴發戶作家的作品，表麵上和破落戶的並無不同。因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銅臭，這才爬上一向為破落戶所主宰的文壇來，以自附於“風雅之林”，又並不想另樹一幟，因此也決不標新立異。但仔細一看，卻是屬於別一本戶口冊上的；他究竟顯得淺薄，而且裝腔，學樣。房裏會有斷句的諸子，看不懂；案頭也會有石印的駢文，讀不斷。也會嚷“襟上杭州舊酒痕”呀，但一麵又怕別人疑心他穿破衣，總得設法表示他所穿的乃是筆挺的洋服或簇新的綢衫；也會說“十年一覺揚州夢”的，但其實倒是並不揮霍的好品行，因為暴發戶之於金錢，覺得比懶態和汙漬更有曆史的甚深的意義。破落戶的頹唐，是掉下來的悲聲，暴發戶的做作的頹唐，卻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擬到和破落戶的傑作幾乎相同，但一定還差一塵：他其實並不“顧影自憐”，倒在“沾沾自喜”。

    這“沾沾自喜”的神情，從破落戶的眼睛看來，就是所謂“小家子相”，也就是所謂“俗”。風雅的定律，一個人離開“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識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對，就俗；富家兒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詩，又做不好，就俗了。這在文壇上，向來為破落戶所鄙棄。

    然而破落戶到了破落不堪的時候，這兩戶卻有時可以交融起來的。如果誰有在找“詞匯”的《文選》，大可以查一查，我記得裏麵就有一篇彈文，所彈的乃是一個敗落的世家，把女兒嫁給了暴發而冒充世家的滿家子：這就足見兩戶的怎樣反撥，也怎樣的聯合了。文壇上自然也有這現象；但在作品上的影響，卻不過使暴發戶增添一些得意之色，破落戶則對於“俗”變為謙和，向別方麵大談其風雅而已：並不怎麽大。

    暴發戶爬上文壇，固然未能免俗，曆時既久，一麵持籌握算，一麵誦詩讀書，數代以後，就雅起來，待到藏書日多，藏錢日少的時候，便有做真的破落戶文學的資格了。然而時勢的飛速的變化，有時能不給他這許多修養的工夫，於是暴發不久，破落隨之，既“沾沾自喜”，也“顧影自憐”，但卻又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確信，可又還沒有配得“顧影自憐”的風姿，僅存無聊，連古之所謂雅俗也說不上了。向來無定名，我姑且名之為“破落暴發戶”罷。這一戶，此後是恐怕要多起來的。但還要有變化：向積極方麵走，是惡少；向消極方麵走，是癟三。

    使中國的文學有起色的人，在這三戶之外。

    （六月六日。）

    從幫忙到扯淡

    “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於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麽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隻在弄臣之例。不滿於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麵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麽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誌，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誌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隻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

    《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

    聽到了拙著《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本譯《支那小說史》已經到了出版的機運，非常之高興，但因此又感到自己的衰退了。

    回憶起來，大約四五年前罷，增田涉君幾乎每天到寓齋來商量這一本書，有時也縱談當時文壇的情形，很為愉快。那時候，我是還有這樣的餘暇，而且也有再加研究的野心的。但光陰如駛，近來卻連一妻一子，也將為累，至於收集書籍之類，更成為身外的長物了。改訂《小說史略》的機緣，恐怕也未必有。所以恰如準備輟筆的老人，見了自己的全集的印成而高興一樣，我也因而高興的罷。

    然而，積習好像也還是難忘的。關於小說史的事情，有時也還加以注意，說起較大的事來，則有今年已成故人的馬廉教授，於去年翻印了清平山堂殘本，使宋人話本的材料更加豐富；鄭振鐸教授又證明了《四遊記》中的《西遊記》是吳承恩《西遊記》的摘錄，而並非祖本，這是可以訂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說的，那精確的論文，就收錄在《痀僂集》裏。還有一件，是《金瓶梅詞話》被發見於北平，為通行至今的同書的祖本，文章雖比現行本粗率，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的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作的書。

    但我卻並不改訂，目睹其不完不備，置之不問，而隻對於日本譯的出版，自在高興了。但願什麽時候，還有補這懶惰之過的時機。

    這一本書，不消說，是一本有著寂寞的運命的書。然而增田君排除困難，加以翻譯，賽棱社主三上於菟吉氏不顧利害，給它出版，這是和將這寂寞的書帶到書齋裏去的讀者諸君，我都真心感謝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燈下，魯迅。

    “題未定”草（一至三）

    一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著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裏麵摸一個急於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躕”，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確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吃。《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麽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線、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裏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裏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麽的。嗚呼，——這裏隻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它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裏，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著，走為上著”，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為這倒不算什麽，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裏麵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家夥。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麵也自然隻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幹的：硬著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麽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裏，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於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麵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麽“冤沉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它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著，想打盹，筆一在手，麵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麽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裏，是隻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隻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麽，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麵，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隻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隻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卻還是使用的，因為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曆史地’為形容詞，‘曆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為‘快地的來’？此類把戲，隻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采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為“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裏隻有幾個洋教堂，裏麵想必各有幾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隻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著許多洋人，因此有著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家夥，專用於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裏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閑，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製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色，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卻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仆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裏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著“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係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曆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眾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裏——

    “……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製，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於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於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麽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於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於“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著“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裏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不過後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寧可有未“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國卻確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為時已久，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但後來卻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於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於民國的“勤工儉學”。學英語最早，一為了商務，二為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為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軍不過將軍艦送人，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隻知漢文的林紓，連紹介最大的“已經聞名”的莎士比亞的幾篇劇本的，也有待於並不專攻英文的田漢。這緣故，可真是非“在於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於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恒心，誌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德、法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極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雲：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驚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驚拒，豈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雲：“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

    （六月十日。）

    名人和名言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他舉出：第一道是說“要做白話由於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說“要白話做好，先須文言弄通”。十年之後，才來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為你們說文言難，白話更難。理由是現在的口頭語，有許多是古語，非深通小學就不知道現在口頭語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寫錯。……”

    太炎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現在的口頭語，並非一朝一夕，從天而降的語言，裏麵當然有許多是古語，既有古語，當然會有許多曾見於古書，如果做白話的人，要每字都到《說文解字》裏去找本字，那的確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難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從提倡白話以來，主張者卻沒有一個以為寫白話的主旨，是在從“小學”裏尋出本字來的，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誠然，如太炎先生說：“乍見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應人之稱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們即使知道了這兩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還是用“好呀”或“是唉”。因為白話是寫給現代的人們看，並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起古人於地下，看了不懂，我們也毫不畏縮。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為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了。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願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一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曆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後，卻覺得必須有相當的警戒。因為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社會上崇敬名人，於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奉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於是乎就悖起來了。其實，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麽樣呢，我不知道。隻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悳’，從‘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商界的名人稱讚畫家，說他“精研六法”。……

    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德國的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Virschow），是醫學界的泰鬥，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Haeckel）說，很給了大眾不少壞影響。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於是自視甚高，以為他所不解的，此後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於上帝了。現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Fabre），也頗有這傾向。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於昆蟲界。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於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餘了。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於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並非無故。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麽，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為利害，這還是科舉的餘波。那時候，儒生在私塾裏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績如何呢，不待我多說。

    這病根至今還沒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滿天飛”之概。我想，自此以後，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的，名人的話並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分別名人之所以名，是由於那一門，而對於他的專門以外的縱談，卻加以警戒。蘇州的學子是聰明的，他們請太炎先生講國學，卻不請他講簿記學或步兵操典，——可惜人們卻又不肯想得更細一點了。

    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於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於我的所說，可是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也。

    （七月一日。）

    “靠天吃飯”

    “靠天吃飯說”是我們中國的國寶。清朝中葉就有《靠天吃飯圖》的碑，民國初年，狀元陸潤庠先生也畫過一張：一個大“天”字，末一筆的尖端有一位老頭子靠著，捧了碗在吃飯。這圖曾經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許還有收藏的。

    而大家也確是實行著這學說，和圖不同者，隻是沒有碗捧而已。這學說總算存在著一半。

    前一月，我們曾經聽到過嚷著“旱象已成”，現在是梅雨天，連雨了十幾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並無颶風暴雨，卻又到處發現水災了。植樹節所種的幾株樹，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去今已遠，靠天而竟至於不能吃飯，大約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罷。到底還是做給俗人讀的《幼學瓊林》聰明，曰：“輕清者上浮而為天”，“輕清”而又“上浮”，怎麽一個“靠”法。

    古時候的真話，到現在就有些變成謊話。大約是西洋人說的罷，世界上窮人有份的，隻有日光空氣和水。這在現在的上海就不適用，賣心賣力的被一天關到夜，他就曬不著日光，吸不到好空氣；裝不起自來水的，也喝不到幹淨水。報上往往說：“近來天時不正，疾病盛行”，這豈隻是“天時不正”之故，“天何言哉”，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為了一塘水，爭奪起來比我們這裏的才子爭奪愛人還激烈，他們要拚命，決不肯做一首“阿呀詩”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博士，不是從甘肅敦煌的沙裏掘出了許多古董麽。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區，靠天的結果，卻被天風吹了沙埋沒了。為製造將來的古董起見，靠天確也是一種好方法，但為活人計，卻是不大值得的。

    一到這裏，就不免要說征服自然了，但現在談不到，“帶住”可也。

    （七月一日。）

    幾乎無事的悲劇

    果戈理（Nikolai Gogol）的名字，漸為中國讀者所認識了，他的名著《死魂靈》的譯本，也已經發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譯文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總算借此知道了從第二至六章，一共寫了五個地主的典型，諷刺固多，實則除一個老太婆和吝嗇鬼潑留希金外，都各有可愛之處，至於寫到農奴，卻沒有一點可取了，連他們誠心來幫紳士們的忙，也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當時的紳士們很不滿意，一定的照例的反擊，是說書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並不知道大俄羅斯地主的情形。這是說得通的，作者是烏克蘭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時也簡直和書中的地主的意見相類似。然而即使他並不知道大俄羅斯的地主的情形罷，那創作出來的腳色，可真是生動極了，直到現在，縱使時代不同，國度不同，也還使我們象是遇見了有些熟識的人物。諷刺的本領，在這裏不及談，單說那獨特之處，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的顯出當時地主的無聊生活。例如第四章裏的羅士特來夫，是地方惡少式的地主，趕熱鬧，愛賭博，撒大謊，要恭維，——但挨打也不要緊。他在酒店裏遇到乞乞科夫，誇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過狗耳朵之後，還要摸鼻子——

    “乞乞科夫要和羅士特來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會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著說。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頭，拿手來呀！’因為要不使他掃興，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子，於是說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這種莽撞而沾沾自喜的主人，和深通世故的客人的圓滑的應酬，是我們現在還隨時可以遇見的，有些人簡直以此為一世的交際術。“不是平常的鼻子”，是怎樣的鼻子呢？說不明的，但聽者隻要這樣也就足夠了。後來又同到羅士特來夫的莊園去，曆覽他所有的田產和東西——

    “還去看克理米亞的母狗，已經瞎了眼，據羅士特來夫說，是就要倒斃的。兩年以前，卻還是一條很好的母狗。大家也來察看這母狗，看起來，它也確乎瞎了眼。”

    這時羅士特來夫並沒有說謊，他表揚著瞎了眼的母狗，看起來，也確是瞎了眼的母狗。這和大家有什麽關係呢，然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卻確是嚷鬧，表揚，誇示著這一類事，又竭力證實著這一類事，算是忙人和誠實人，在過了他的整一世。

    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於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於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

    聽說果戈理的那些所謂“含淚的微笑”，在他本土，現在是已經無用了，來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別的地方，也依然有用，因為其中還藏著許多活人的影子。況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麵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淚的微笑”，倘傳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讀者的臉上，也就成為健康：這是《死魂靈》的偉大處，也正是作者的悲哀處。

    （七月十四日。）

    三論“文人相輕”

    《芒種》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是為以前的《文學論壇》上的《再論“文人相輕”》而發的。他先給了原則上的幾乎全體的讚成，說，“人應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中間雖說“凡人在落難時節……能與猿鶴為伍，自然最好，否則與鹿豕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萬沒有辦法的時候，至於躺在破廟角裏，而與麻瘋病菌為伍，倘然我的體力，尚能為自然的抗禦，因而不至毀滅以死，也比被實際上也做著騙子屠夫的所誘殺臠割，較為心願。”看起來好像有些微辭，但其實說的是他的憎惡騙子屠夫，遠在猿鶴以至麻瘋病菌之上，和《論壇》上所說的“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話，也並不兩樣。至於說：“平心而論，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確論。”則在近來的莊子道友中，簡直是鶴立雞群似的卓見了。

    然而魏先生的大論的主旨，並不專在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難定，於是愛憎就為難。因為“譬如有一種人，……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無是非之分。……於是其所謂‘是’，不免似是而實非了。”但“至於非中之是，它的是處，正勝過於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的。到這地步，我們的文人就隻好吞吞吐吐，假揩眼淚了。“似是之非”其實就是“非”，倘使已經看穿，不是隻要給以熱烈的憎惡就成了嗎？然而“天下的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又不得不愛護“非中之是”，何況還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細的方法，於是就不適用了。天下何嚐有黑暗，據物理學說，地球上的無論如何的黑暗中，不是總有X分之一的光的嗎？看起書來，據理就該看見X分之一的字的，——我們不能論明暗。

    這並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卻正走到“無是非”的結論的。他終於說：“總之，文人相輕，不外乎文的長短，道的是非，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則空談是非，何補於事！已而已而，手無寸鐵的人嗬！”人無全德，道無大成，剛說過“非中之是”，勝過“似是之非”，怎麽立刻又變成“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鐵，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擊，怎麽同時又說是“手無寸鐵”了呢？這可見要抬舉“非中之是”，卻又不肯明說，事實上是怎樣的難，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舉了許多對手的“排擠”，“大言”，“賣友”的惡諡，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無阻，卻還是覺得“手無寸鐵”，歸根結蒂，掉進“無是非”說的深坑裏，和自己以為“原非確論”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說成了“朋友”——這裏不說“門閥”——了。

    況且，“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結論而言，就先沒有動筆的必要。不過要說結果，這無須動筆的動筆，卻還是有戰鬥的功效的，中國的有些文人一向謙虛，所以有時簡直會自己先躺在地上，說道，“倘然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論戰中的了，卻又立刻肩出一麵“小民”旗來，推得幹幹淨淨，連肋骨在那裏也找不到了。論“文人相輕”竟會到這地步，這真是叫作到了末路！

    （七月十五日。）

    【備考】：

    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

    魏金枝

    人應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但天下的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除了是非之外，還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這當口，我們的好惡，便有些為難了。

    譬如有一種人，他們借著一個好看的幌子，做其為所欲為的勾當，不論是非，無分好惡，一概置之在所排擠之列，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無是非之分。但他還要大言不慚，自以為是。於是其所謂“是”，不免似是而實非了。這是我們在談話是非之前，所應最先將它分辯明白的。次則以趣觀之，往往有些具著兩張麵孔的人，對於腰骨硬朗的，他會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對於下一點的，也會裝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給你當頭一腳，拒之千裏之外。其時是非，便會煞時分手，各歸其主，因之好惡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時際，要談是非，就得易地而處，平心而論，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確論。

    至於非中之是，它的是處，正勝過於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凡人在落難時節，沒有朋友，沒有六親，更無是非天道可言，能與猿鶴為伍，自然最好，否則與鹿豕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萬沒有辦法的時候，至於躺在破廟角裏，而與麻瘋病菌為伍，倘然我的體力，尚能為自然的抗禦，因而不至毀滅以死，也比被實際上也做著騙子屠夫的所誘殺臠割，較為心願。所以，倘然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來那般似是的人，還在那裏大登告白，說是“少卿教匈奴為兵”，那個意思，更為凶惡，為他營業，賣他朋友，甚而至於陷井下石，望人萬劫不複，那層似是的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麽呢？

    總之，文人相輕，不外乎文的長短，道的是非，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則空談是非，何補於事！已而已而，手無寸鐵的人嗬！

    （七月一日，《芒種》第八期。）

    四論“文人相輕”

    前一回沒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裏，還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文章。他以為現在“往往有些具著兩張麵孔的人”，重甲而輕乙；他自然不至於主張文人應該對誰都打拱作揖，連稱久仰久仰的，隻因為乙君原是大可欽敬的作者。所以甲乙兩位，“此時此際，要談是非，就得易地而處”，甲說你的甲話，乙呢，就覺得“非中之是，……正勝過於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把“門閥”留給甲君，自去另找講交道的“朋友”，即使沒有，竟“與麻瘋病菌為伍，……也比被實際上也做著騙子屠夫的所誘殺臠割，較為心願”了。

    這擁護“文人相輕”的情境，是悲壯的，但也正證明了現在一般之所謂“文人相輕”，至少，是魏先生所擁護的“文人相輕”，並不是因為“文”，倒是為了“交道”。朋友乃五常之一名，交道是人間的美德，當然也好得很。不過騙子有屏風，屠夫有幫手，在他們自己之間，卻也叫作“朋友”的。

    “必也正名乎”，好名目當然也好得很。隻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著美德。“翻手為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這是李太白先生罷，就早已“感慨係之矣”，更何況現在這洋場——古名“彝場”——的上海。最近的《大晚報》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在通知我們要在上海交朋友，說話先須漂亮，這才不至於吃虧，見麵第一句，是“格位（或‘迪個’）朋友貴姓？”此時此際，這“朋友”兩字中還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說下去，就要一步緊一步的顯出愛憎和取舍，即決定共同玩花樣，還是用作“阿木林”之分來了。“朋友，以義合者也。”古人確曾說過的，然而又有古人說：“義，利也。”嗚呼！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時會遇見幾個人蹲在地上賭錢，莊家隻是輸，押的隻是贏，然而他們其實是莊家的一夥，就是所謂“屏風”——也就是他們自己之所謂“朋友”——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熱，也來出手，然後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來，他們又覺得你並非蠢才，隻因為好奇，未必來上當，就會說：“朋友，管自己走，沒有什麽好看。”這是一種朋友，不妨害騙局的朋友。荒場上又有變戲法的，石塊變白鴿，壇子裝小孩，本領大抵不很高強，明眼人本極容易看破，於是他們就時時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這並非在要求撒錢，是請托你不要說破。這又是一種朋友，是不戳穿戲法的朋友。把這些識時務的朋友穩住了，他才可以掏呆朋友的腰包；或者手執花槍，來趕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窺探底細的傻子，惡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們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還要危險。現在有許多文章裏，不是常在很親熱的叫著“小朋友，小朋友”嗎？這是因為要請他做未來的主人公，把一切擔子都擱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買兒童畫報，雜誌，文庫之類，據說否則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們所占領的文壇上，當然不至於有這麽彰明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麵大叫朋友，一麵卻要他悄悄的納錢五塊，買得“自己的園地”，才有發表作品的權利的“交道”，可也不見得就不會出現的。

    （八月十三日。）

    五論“文人相輕”——明術

    “文人相輕”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話。如果自己是這局麵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輕則是輕人，他決不用這對等的“相”字。但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卻也可以拿這四個字來遮掩一下。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戰術，所以這口訣還被有一些人所寶愛。

    不過這是後來的話。在先，當然是“輕”。

    “輕”之術很不少。粗糙的說：大略有三種。一種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裏，然後來拖敵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見你也是畜生了”的法子。這形容自然未免過火一點，然而較文雅的現象，文壇上卻並不怎麽少見的。埋伏之法，是甲乙兩人的作品，思想和技術，分明不同，甚而至於相反的，某乙卻偏要設法表明，說惟獨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補救之法，是某乙的缺點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說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備，而且自己也正從某甲那裏學了來的。此外，已經把別人評得一錢不值了，臨末卻又很謙虛的聲明自己並非批評家，凡有所說，也許全等於放屁之類，也屬於這一派。

    一種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麵把不利於自己的批評，統統謂之“漫罵”，一麵又竭力宣揚自己的好處，準備跨過別人。但這方法比較的麻煩，因為除“辟謠”之外，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觀的，所以做這些文章時，自己得另用一個筆名，或者邀一些“講交道”的“朋友”來互助。不過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會變成保駕的打手或抬駕的轎夫，而使那“朋友”會變成這一類人物的，則這禦駕一定不過是有些手勢的花花公子，抬來抬去，終於脫不了原形，一年半載之後，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麽花頭去，而且打手轎夫，要而言之，也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飽滿，是沒法維持的。如果能用死轎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來抬，再請一位活名人喝道，自然較為輕而易舉，但看過去的成績和效驗，可也並不見佳。

    還有一種是自己連名字也並不拋頭露麵，隻用匿名或由“朋友”給敵人以“批評”——要時髦些，就可以說是“批判”。尤其要緊的是給與一個名稱，像一般的“諢名”一樣。因為讀者大眾的對於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評”或“批判”者同仇敵慨的，一篇文章，縱使題目用頭號字印成，他們也不大起勁，現在製出一個簡括的諢名，就可以比較的不容易忘記了。在近十年來的中國文壇上，這法術，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卻很小。

    法術原是極利害，極致命的法術。果戈理誇俄國人之善於給別人起名號——或者也是自誇——說是名號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著你走，怎麽擺也擺不脫。這正如傳神的寫意畫，並不細畫須眉，並不寫上名字，不過寥寥幾筆，而神情畢肖，隻要見過被畫者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誰；誇張了這人的特長——不論優點或弱點，卻更知道這是誰。可惜我們中國人並不怎樣擅長這本領。起源，是古的。從漢末到六朝之所謂“品題”，如“關東觥觥郭子橫”，“五經紛綸井大春”，就是這法術，但說的是優點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條好漢都有諢名，也是這一類，不過著眼多在形體，如“花和尚魯智深”和“青麵獸楊誌”，或者才能，如“浪裏白跳張順”和“鼓上蚤時遷”等，並不能提挈這人的全般。直到後來的訟師，寫狀之際，還常常給被告加上一個諢名以見他原是流氓地痞一類，然而不久也就拆穿西洋鏡，即使毫無才能的師爺，也知道這是不足注意的了。現在的所謂文人，除了改用幾個新名詞之外，也並無進步，所以那些“批判”，結果還大抵是徒勞。

    這失敗之處，是在不切帖。批評一個人，得到結論，加以簡括的名稱，雖隻寥寥數字，卻很要明確的判斷力和表現的才能的。必須切帖，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離，這才會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現在卻大抵隻是漫然的抓了一時之所謂惡名，摔了過去：或“封建餘孽”，或“布爾喬亞”，或“破鑼”，或“無政府主義者”，或“利己主義者”等等；而且怕一個不夠致命，又連用些什麽“無政府主義封建餘孽”或“布爾喬亞破鑼利己主義者”；怕一人說沒有力，約朋友各給他一個；怕說一回還太少，一年內連給他幾個：時時改換，個個不同。這舉棋不定，就因為觀察不精，因而品題也不確，所以即使用盡死勁，流完大汗，寫了出去，也還是和對方不相幹，就是用漿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脫落了。汽車夫發怒，便罵洋車夫阿四一聲“豬玀”，頑皮孩子高興，也會在賣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畫一個烏龜，雖然也許博得市儈們的一笑，但他們是決不因此就得“豬玀阿四”或“烏龜阿五”的諢名的。此理易明：因為不切帖。

    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是指做“載飛載鳴”的文章和抱住《文選》尋字匯的人們的，而某一種人確也是這一流，形容愜當，所以這名目的流傳也較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沒有什麽還留在大家的記憶裏了。到現在，和這八個字可以匹敵的，或者隻好推“洋場惡少”和“革命小販”了罷。前一聯出於古之“京”，後一聯出於今之“海”。

    創作難，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諢名也不易。假使有誰能起顛撲不破的諢名的罷，那麽，他如作評論，一定也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倘弄創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所以，連稱號或諢名起得不得法，也還是因為這班“朋友”的不“文”。——“再亮些！”

    （八月十四日。）

    “題未定”草（五）

    五

    Ｍ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閑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於還有“生腦膜炎”之類的惡消息。這時候，我就得預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於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二、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誌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擱起，並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卻也許會去撥一撥誰的下巴：這於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

    Ｍ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隻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隻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裏，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舍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於是便有許多人跟著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著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態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模仿的（其實是隻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於熱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於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隻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於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確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卻永遠是不正確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為什麽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群中並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為什麽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我們為什麽不直接的了解？為什麽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態度？為什麽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著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著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紮克，我們也號；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紮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紮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對於那些所謂‘文學遺產’，我們並不要求那些跟著人家對喊‘文學遺產’的人們擔負把那些‘文學遺產’送給中國的‘大眾’的責任。可是我們卻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產’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並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隻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確太落後。法國有紀德和巴爾紮克，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著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隨”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但是，並不“追隨”的叫喊其實是也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隻看了一麵，各罵了一麵，獨跳猶可，並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為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致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為他是“預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紹介紀德，巴爾紮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紮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照這“預言”看起來，“直接了解”的張露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別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裏提出作家來。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落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為追隨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說得遠一些罷，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

    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隻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卻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於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卻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這也並非怕有“奴性”，隻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於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說我是“張露薇的追隨者的作家”的。但對於綏拉菲摩維支的祝賀日，我卻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於想到，還不如測定為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卻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隻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菲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著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群，有這麽相近，卻又有這麽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裏，自以為總算又鉤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藝“預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

    (八月十六日。)

    論毛筆之類

    國貨也提倡得長久了，雖然上海的國貨公司並不發達，“國貨城”也早已關了城門，接著就將城牆撤去，日報上卻還常見關於國貨的專刊。那上麵，受勸和挨罵的主角，照例也還是學生，兒童和婦女。

    前幾天看見一篇關於筆墨的文章，中學生之流，很受了一頓訓斥，說他們十分之九，是用鋼筆和墨水的，這就使中國的筆墨沒有出路。自然，倒並不說這一類人就是什麽奸，但至少，恰如摩登婦女的愛用外國脂粉和香水似的，應負“入超”的若幹的責任。

    這話也並不錯的。不過我想，洋筆墨的用不用，要看我們的閑不閑。我自己是先在私塾裏用毛筆，後在學校裏用鋼筆，後來回到鄉下又用毛筆的人，卻以為假如我們能夠悠悠然，洋洋焉，拂硯伸紙，磨墨揮毫的話，那麽，羊毫和鬆煙當然也很不壞。不過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寫得多，可就不成功了，這就是說，它敵不過鋼筆和墨水。譬如在學校裏抄講義罷，即使改用墨盒，省去臨時磨墨之煩，但不久，墨汁也會把毛筆膠住，寫不開了，你還得帶洗筆的水池，終於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擺開“文房四寶”。況且毛筆尖觸紙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細，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勞，越寫越慢。閑人不要緊，一忙，就覺得無論如何，總是墨水和鋼筆便當了。

    青年裏麵，當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掛一枝萬年筆，做做裝飾的人，但這究竟是少數，使用者的多，原因還是在便當。便於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決非勸諭，譏刺，痛罵之類的空言所能製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勸那些坐汽車的人，在北方改用騾車，在南方改用綠呢大轎試試看。如果說這提議是笑話，那麽，勸學生改用毛筆呢？現在的青年，已經成了“廟頭鼓”，誰都不妨敲打了。一麵有繁重的學科，古書的提倡，一麵卻又有教育家喟然興歎，說他們成績壞，不看報紙，昧於世界的大勢。

    但是，連筆墨也乞靈於外國，那當然是不行的。這一點，卻要推前清的官僚聰明，他們在上海立過製造局，想造比筆墨更緊要的器械——雖然為了“積重難返”，終於也造不出什麽東西來。歐洲人也聰明，金雞那原是斐洲的植物，因為去偷種子，還死了幾個人，但竟偷到手，在自己這裏種起來了，使我們現在如果發了瘧疾，可以很便當的大吃金雞那霜丸，而且還有“糖衣”，連不愛服藥的嬌小姐們也吃得甜蜜蜜。製造墨水和鋼筆的法子，弄弄到手，是沒有偷金雞那子那麽危險的。所以與其勸人莫用墨水和鋼筆，倒不如自己來造墨水和鋼筆；但必須造得好，切莫“掛羊頭賣狗肉”。要不然，這一番工夫就又是一個白費。

    但我相信，凡有毛筆擁護論者大約也不免以我的提議為空談：因為這事情不容易。這也是事實；所以典當業隻好呈請禁止奇裝異服，以免時價早晚不同，筆墨業也隻好主張吮墨舐毫，以免國粹漸就淪喪。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然而這辦法卻是沒有好結果的，不是無效，就是使一部分青年又變成舊式的斯文人。

    （八月二十三日。）

    逃名

    就在這幾天的上海報紙上，有一條廣告，題目是四個一寸見方的大字——

    “看救命去！”

    如果隻看題目，恐怕會猜想到這是展覽著外科醫生對重病人施行大手術，或對淹死的人用人工呼吸，救助觸礁船上的人員，挖掘崩壞的礦穴裏麵的工人的。但其實並不是。還是照例的“籌賑水災遊藝大會”，看陳皮梅沈一呆的獨腳戲，月光歌舞團的歌舞之類。誠如廣告所說，“化洋五角，救人一命，……一舉兩得，何樂不為”，錢是要拿去救命的，不過所“看”的卻其實還是遊藝，並不是“救命”。

    有人說中國是“文字國”，有些像，卻還不充足，中國倒該說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遊戲國”，一切總愛玩些實際以上花樣，把字和詞的界說，鬧得一團糟，弄到暫時非把“解放”解作“孥戮”，“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搗一場小亂子，就是偉人，編一本教科書，就是學者，造幾條文壇消息，就是作家。於是比較自愛的人，一聽到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駭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實是愛名的，逃的是這一團糟的名，不願意醬在那裏麵。

    天津《大公報》的副刊《小公園》，近來是標榜了重文不重名的。這見識很確當。不過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當然為了作品好，不是為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張上，卻發表了很有意思的“許多前輩作家附在來稿後麵的叮囑”：

    “把我這文章放在平日，我願意那樣，我驕傲那樣。我和熟人的名字並列得厭倦了，我願著擠在虎生生的新人群裏，因為許多時候他們的東西來得還更新鮮。”

    這些“前輩作家”們好像都撒了一點謊。“熟”，是不至於招致“厭倦”的。我們一離乳就吃飯或麵，直到現在，可謂熟極了，卻還沒有厭倦。這一點叮囑，如果不是編輯先生玩的雙簧的花樣，也不是前輩作家玩的借此“返老還童”的花樣，那麽，這所證明的是：所謂“前輩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盜名的，因此使別一批羞與為伍，覺得和“熟人的名字並列得厭倦”，決計逃走了。

    從此以後，他們隻要“擠在虎生生的新人群裏”就舒舒服服，還是作品也就“來得還更新鮮”了呢，現在很難測定。逃名，固然也不能說是豁達，但有去就，有愛憎，究竟總不失為潔身自好之士。《小公園》裏，已經有人在現身說法了，而上海灘上，卻依然有人在“掏腰包”，造消息，或自稱“言行一致”，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屍搭台，或請現存古人喝道，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辭典中，定為“中國作家”，或自編自己的作品入畫集裏，名曰“現代傑作”——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

    作家一排一排的坐著，將來使人笑，使人怕，還是使人“厭倦”呢？——現在也很難測定。但若據“前車之鑒”，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大約也還不免於“悲夫”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今年文壇上的戰術，有幾手是恢複了五六年前的太陽社式，年紀大又成為一種罪狀了，叫作“倚老賣老”。

    其實呢，罪是並不在“老”，而在於“賣”的，假使他在叉麻醬，念彌陀，一字不寫，就決不會惹青年作家的口誅筆伐。如果這推測並不錯，文壇上可又要增添各樣的罪人了，因為現在的作家，有幾位總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點特產的贈品，有的賣富，說賣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詩思不過在太太的奩資中，就有幫閑的來說這人是因為得不到這樣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隻好說葡萄酸。有的賣窮，或賣病，說他的作品是挨餓三天，吐血十口，這才做出來的，所以與眾不同。有的賣窮和富，說這刊物是因為受了文閥文僚的排擠，自掏腰包，忍痛印出來的，所以又與眾不同。有的賣孝，說自己做這樣的文章，是因為怕父親將來吃苦的緣故，那可更了不得，價值簡直和李密的《陳情表》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銜煙鬥，穿洋服，唉聲歎氣，顧影自憐，老是記著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兒，這裏和“賣老”相對，姑且叫他“賣俏”罷。

    不過中國的社會上，“賣老”的真也特別多。女人會穿針，有什麽希奇呢，一到一百多歲，就可以開大會，穿給大家看，順便還捐錢了。說中國人“起碼要學狗”，倘是小學生的作文，是會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幾十年，新聞上就大登特登，還用方體字標題道：“皤然一老蒞故都，吳稚暉語妙天下”；勸人解囊賑災的文章，並不少見，而文中自述年紀曰：“餘年九十六歲矣”者，卻隻有馬相伯先生。但普通都不謂之“賣”，另有極好的稱呼，叫作“有價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這法律在文壇上已經好幾年了，不過或者指為落伍，或者說是把持，……總沒有指出明白的壞處。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發了要點，是在“賣”他的“老”。

    那就不足慮了，很容易掃蕩。中國各業，多老牌子，文壇卻並不然，創作了幾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業，或者教書，或者卷逃，或者經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見了。“老”在那裏的原已寥寥無幾，真有些像耆英會裏的一百多歲的老太婆，居然會活到現在，連“民之父母”也覺得希奇古怪。而且她還會穿針，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頭巷尾弄得鬧嚷嚷。然而呀了，這其實是為了奉旨旌表的緣故，如果一個十六七歲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針來，看的人也決不會少的。

    誰有“賣老”的嗎？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過中國的文壇雖然幼稚，昏暗，卻還沒有這麽簡單；讀者雖說被“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但有辨別力的也不少，而且還在多起來。所以專門“賣老”，是不行的，因為文壇究竟不是養老堂，又所以專門“賣俏”，也不行的，因為文壇究竟也不是妓院。二賣俱非，由非見是，混沌之輩，以為兩傷。

    （九月十二日。）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別一些作者搖頭歎氣了，以為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閑適，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隻好“愕然見南山”了。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閑，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於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麽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牌，卻無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於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麵都不是好東西。這裏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種爭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等於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麽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隻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

    “這種鬥爭”，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製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鬥爭’。）”雲。

    於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製之筆，定兩造為醜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並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麽“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隻“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嚐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隻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於文壇，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麵自幹之感。到這裏來一個“然而”罷，轉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並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擬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於相打，他們並不都成為醜角，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終於不成為醜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現在也不算是醜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憐”得很，誠然，但這不隻是文壇可憐，也是時代可憐，而且這可憐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內。凡有可憐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憐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於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塚中，怎麽會有生人氣？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麽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麵等於二加二，一麵等於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麵較“是”，那一麵較“非”來。

    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彼兌飛說得好：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裏霸著：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

    蕭紅作《生死場》序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後來仗著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閑。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裏罷，就是一個這麽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麽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複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裏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紮，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隻為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為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驛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為居於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為“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著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裏，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裏的居人，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麽，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麵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紮的力氣。

    魯迅。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為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到了關於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說一兩句話的時候了。說什麽呢？他太偉大了，而自己卻沒有很細心的讀過他的作品。

    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岩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著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為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卻常常想廢書不觀。

    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這倫勃羅梭式的說明，在現今的大多數的國度裏，恐怕實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們的讚許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製時代的神經病者，倘若誰身受了和他相類的重壓，那麽，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著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於是愛他起來的罷。

    不過作為中國的讀者的我——卻還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在中國，君臨的是“禮”，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從，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堅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歲的所謂節婦身上，也許偶然可以發見罷，但在一般的人們，卻沒有。忍從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為恐怕也還是虛偽。因為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偽，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壓迫者，卻是道德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終於也並不隻成了說教或抗議就完結。因為這是當不住的忍從，太偉大的忍從的緣故。人們也隻好帶著罪業，一直闖進但丁的天國，在這裏這才大家合唱著，再來修練天人的功德了。隻有中庸的人，固然並無墮入地獄的危險，但也恐怕進不了天國的罷。

    （十一月二十日。）

    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

    日記或書信，是向來有些讀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托，於是害得名人連寫日記和信也不敢隨隨便便。晉人寫信，已經得聲明“匆匆不暇草書”，今人作日記，竟日日要防傳鈔，來不及出版。王爾德的自述，至今還有一部分未曾公開，羅曼羅蘭的日記，約在死後十年才可發表，這在我們中國恐怕辦不到。

    不過現在的讀文人的非文學作品，大約目的已經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較的歐化了的：遠之，在鉤稽文壇的故實，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後者似乎要居多數。因為一個人的言行，總有一部分願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卻不然。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於是尺牘就有了出路。這並非等於窺探門縫，意在發人的陰私，實在是因為要知道這人的全般，就是從不注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

    就是在《文學概論》上有了名目的創作上，作者本來也掩不住自己，無論寫的是什麽，這個人總還是這個人，不過加了些藻飾，有了些排場，仿佛穿上了製服。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不過也不能十分當真。有些作者，是連賬簿也用心機的，叔本華記賬就用梵文，不願意別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編這部書，我想是為了顯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奧如叔本華先生者，中國還未必有。隻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寫信，總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經：這是要請編者讀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魯迅記於上海閘北之且介亭。

    雜談小品文

    自從“小品文”這一個名目流行以來，看看書店廣告，連信劄，論文，都排在小品文裏了，這自然隻是生意經，不足為據。一般的意見，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並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條幾何定理不過數十字，一部《老子》隻有五千言，都不能說是小品。這該像佛經的小乘似的，先看內容，然後講篇福。講小道理，或沒道理，而又不是長篇的，才可謂之小品。至於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謂之“短文”，短當然不及長，寥寥幾句，也說不盡森羅萬象，然而它並不“小”。

    《史記》裏的《伯夷列傳》和《屈原賈誼列傳》除去了引用的騷賦，其實也不過是小品，隻因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見，所以沒有人來選出，翻印。由晉至唐，也很有幾個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詩，卻確是我所謂的小品。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據說“抒寫性靈”是它的特色。那時有一些人，確也隻能夠抒寫性靈的，風氣和環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隻能有這樣的意思，寫這樣的文章。雖說抒寫性靈，其實後來仍落了窠臼，不過是“賦得性靈”，照例寫出那麽一套來。當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難，後來是身曆了危難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時也夾著感憤，但在文字獄時，都被銷毀，劈板了，於是我們所見，就隻剩了“天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靈。

    這經過清朝檢選的“性靈”，到得現在，卻剛剛相宜，有明末的灑脫，無清初的所謂“悖謬”，有國時是高人，沒國時還不失為逸士。逸士也得有資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責任：現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實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過“高人兼逸士夢”恐怕也不長久。近一年來，就露了大破綻，自以為高一點的，已經滿紙空言，甚而至於胡說八道，下流的卻成為打諢，和猥鄙醜角，並無不同，主意隻在挖公子哥兒們的跳舞之資，和舞女們爭生意，可憐之狀，已經下於五四運動前後的的鴛鴦蝴蝶派數等了。

    為了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謂“珍本”的事。有些論者，也以為可慮。我卻覺得這是並非無用的。原本價貴，大抵無力購買，現在隻用了一元或數角，就可以看見現代名人的祖師，以及先前的性靈，怎樣疊床架屋，現在的性靈，怎樣看人學樣，啃過一堆牛骨頭，即使是牛骨頭，不也有了識見，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騙去了嗎？

    不過“珍本”並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為它無聊，沒有人要看，這才日就滅亡，少下去；因為少，所以“珍”起來。就是舊書店裏必討大價的所謂“禁書”，也並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奮起的作品，清初，單為了作者也會禁，往往和內容簡直不相幹。這一層，卻要讀者有選擇的眼光，也希望識者給相當的指點的。

    （十二月二日。）

    “題未定”草（六至九）

    六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蟄存先生曾在什麽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著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隻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著一個“銷”字，“銷”者，銷毀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麽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麽特別糟蹋了紙墨。至於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著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麽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麽，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隻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裏的《述行賦》（也見於《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於台榭兮，民露處而寢濕，委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為“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誌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隻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裏，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於昏聵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隻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並不錯，那麽，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徹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嚐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為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為陳跡，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惄然憂之，以為足煽複古之焰。我卻沒有這麽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裏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並非他的什麽“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為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裏仍得舉，因為寫到這裏，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於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隻顧空麵子的缺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為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卻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於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隻要數學家就行，樂府就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裏，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髁。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禦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雲：“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王且詢。則含血前。淰禦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尊原本﹚那麽，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尚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詢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詢。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它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裏，有這樣的句子：

    “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征。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征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裏隻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征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麽會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幹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裏，也還是以“魏征傷亡作”為穩當。

    我在這裏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七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於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幹，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為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為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為它對於我啟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峰青’所表現的是永恒。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麵。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遊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裏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麽；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峰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裏麵？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麽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於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之類，就往往為人所稱道。因為眼前不見，而遠處卻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隻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裏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眾生擾攘，而眉宇間卻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這裏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隻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裏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裏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於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於人一樣。至於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為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著眼睛，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為也許有些因為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於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於大煞風景，但有時卻自以為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麽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幹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裏，閃閃的發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啟示。這啟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於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幹幹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隻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隻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於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胡，不過這含胡，卻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峰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麽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於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於是應該再來看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隻有一部《大曆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卻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人柳，相見卻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為題目，又因為省試，所以隻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隻主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曆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淩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義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隻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麵看作者的文章，一麵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麽要說那些話……現在采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隻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卻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隻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麽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隻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隻要一想連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麽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為“愛惜”。集子裏麵，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胡須；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謾罵誣蔑的文章，以為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群，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它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曆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麽，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隻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為明槍，但又說這是因為被誣為“假想敵”的報複。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它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隻剩了一麵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著空中發瘋。我嚐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棱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麵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為此後該有博采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群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隻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著“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書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盡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麵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為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為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為群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裏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雲：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凶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鍾，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群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嚐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雲：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麵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麽，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敘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隻有幾個書呆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論新文字

    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係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隻有羅馬字拚音。這拚法的保守者用來打擊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說它方法太簡單，有許多字很不容易分別。

    這確是一個缺點。凡文字，倘若容易學，容易寫，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煩難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卻總不免比較的煩難。羅馬字拚音能顯四聲，拉丁化字不能顯，所以沒有“東”“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顯“東”“

    主張羅馬字拚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拚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這一點，就可以補它的不精密的缺點而有餘了，何況後來還可以憑著實驗，逐漸補正呢。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複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劃，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麵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床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遊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拉丁化卻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眾是有聯係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係密，倘要大家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獲切要的知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隻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麽《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死魂靈百圖》小引

    果戈理開手作《死魂靈》第一部的時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離現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還是不幸呢，其中的許多人物，到現在還很有生氣，使我們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讀者，也覺得仿佛寫著自己的周圍，不得不歎服他偉大的寫實的本領。不過那時的風尚，卻究竟有了變遷，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現在雖然小異大同，而閨秀們的高髻圓裙，則已經少見；那時的時髦的車子，並非流線形的摩托卡，卻是三匹馬拉的篷車，照著跳舞夜會的所謂眩眼的光輝，也不是電燈，隻不過許多插在多臂燭台上的蠟燭：凡這些，倘使沒有圖畫，是很難想像清楚的。

    關於《死魂靈》的有名的圖畫，據裏斯珂夫說，一共有三種，而最正確和完備的是阿庚的百圖。這圖畫先有七十二幅，未詳何年出版，但總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現在也快要九十年；後來即成為難得之品，新近蘇聯出版的《文學辭典》裏，曾采它為插畫，可見已經是有了定評的文獻了。雖在它的本國，恐怕也隻能在圖書館中相遇，更何況在我們中國。今年秋末，孟十還君忽然在上海的舊書店裏看到了這畫集，便像孩子望見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號，總算弄到手裏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圖完備，還增加了收藏家藹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並那時的廣告畫和第一版封紙上的小圖各一幅，共計一百零五圖。

    這大約是十月革命之際，俄國人帶了逃出國外來的；他該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終於隻好拿它來換衣食之資；在中國，也許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來，對己對人，說不定都是一種罪業，所以現在就設法來翻印這一本書，除紹介外國的藝術之外，第一，是在獻給中國的研究文學，或愛好文學者，可以和小說相輔，所謂“左圖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紀上半的俄國中流社會的情形，第二，則想獻給插畫家，借此看看別國的寫實的典型，知道和中國向來的“出相”或“繡像”有怎樣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處；同時也以慰售出這本畫集的人，將他的原本化為千萬，廣布於世，實足償其損失而有餘，一麵也庶幾不枉孟十還君的一番奔走呼號之苦。對於木刻家，卻恐怕並無大益，因為這雖說是木刻，但畫者一人，刻者又別一人，和現在的自畫自刻，刻即是畫的創作木刻，是已經大有差別的了。

    世間也真有意外的運氣。當中文譯本的《死魂靈》開始發表時，曹靖華君就寄給我一卷圖畫，也還是十月革命後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這正是裏斯珂夫所說的梭可羅夫畫的十二幅。紙張雖然頗為破碎，但圖像並無大損，怕它由我而亡，現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圖之後，於是俄國藝術家所作的最寫實，而且可以互相補助的兩種《死魂靈》的插畫，就全收在我們的這一本集子裏了。

    移譯序文和每圖的題句的，也是孟十還君的勞作；題句大概依照譯本，但有數處不同，現在也不改從一律；最末一圖的題句，不見於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記乞乞科夫免罪以後的事，這是那時俄國文藝家的習尚：總喜歡帶點教訓的。至於校印裝製，則是吳朗西君和另外幾位朋友們所經營。這都應該在這裏聲明謝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魯迅。

    後記

    這一本的編輯的體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著寫作的時候。凡在刊物上發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經過官廳的檢查，大約總不免有些刪削，不過我懶於一一校對，加上黑點為記了。隻要看過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話。

    被全篇禁止的有兩篇：一篇是《什麽是諷刺》，為文學社的《文學百題》而作，印出來時，變了一個“缺”字；一篇是《從幫忙到扯淡》，為《文學論壇》而作，至今無蹤無影，連“缺”字也沒有了。

    為了寫作者和檢查者的關係，使我間接的知道了檢查官，有時頗為佩服。他們的嗅覺是很靈敏的。我那一篇《從幫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導什麽兒童年，婦女年，讀經救國，敬老正俗，中國本位文化，第三種人文藝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從已經不會幫忙，隻能扯淡這方麵看起來，確也應該禁止的，因為實在看得太明，說得太透。別人大約也和我一樣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學家做了檢查官的風傳，致使蘇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報》上發表了這樣的公開信：

    “《火炬》編輯先生大鑒：

    頃讀本月四日貴刊《文學評論》專號，載署名聞問君的《文學雜談》一文，中有——

    ‘據道路傳聞蘇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彈冠入××（照錄原文）會消息，可知文藝雖不受時空限製，卻頗受（大洋）限製了。’等語，聞之不勝憤慨。汶於近數年來，絕未加入任何會工作，並除以編輯《現代雜誌》及賣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組織之分文薪金。所謂入××會雲雲，雖經×報謠傳，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態度公允見稱之貴刊，亦複信此讕言，披諸報端，則殊有令人不能已於言者，汶為愛護貴刊起見，用特申函奉達，尚祈將原書賜登最近貴刊，以明真相是幸。專此敬頌

    編安。

    蘇汶（杜衡）謹上。十二月五日。”

    一來就說作者得了不正當的錢是近來文壇上的老例，我被人傳說拿著盧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後，這才將盧布說取消，換上了“親日”的更加新鮮的罪狀。我是一向不“為愛護貴刊起見”的，所以從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來越濫，竟謠到蘇汶先生頭上去了，可見謠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經驗說起來，檢查官之“愛護”“第三種人”，卻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寫的文章，有兩篇冒犯了他們，一篇被刪掉（《病後雜談之餘》），一篇被禁止（《臉譜臆測》）了。也許還有類於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為“入××（照錄原文）會”了罷。這真應該“不勝憤慨”，沒有受慣奚落的作家，是無怪其然的。

    然而在對於真的造謠，毫不為怪的社會裏，對於真的收賄，也就毫不為怪。如果收賄會受製裁的社會，也就要製裁妄造收賄的謠言的人們。所以用造謠來傷害作家的期刊，它隻能作報銷，在實際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寫的，現在自己譯出，並且對於中國的讀者，還有應該說明的地方——

    一、《活中國的姿態》的序文裏，我在對於“支那通”加以譏刺，且說明日本人的喜歡結論，語意之間好像笑著他們的粗疏。然而這脾氣是也有長處的，他們的急於尋求結論，是因為急於實行的緣故，我們不應該笑一笑就完。

    二、《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在六月號的《改造》雜誌上發表的，這時我們的“聖裔”，正在東京拜他們的祖宗，興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譯出，載於《雜文》雜誌第二號（七月），現在略加改定，轉錄在這裏。

    三、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裏，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複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穀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裏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穀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隻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裏去了。

    四、《關於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應三笠書房之托而作的，是寫給讀者看的紹介文，但我在這裏，說明著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

    臨末我還要記念

    近兩年來，又時有前進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現在不大寫文章，並聲明他們的失望，我的隻能令青年失望，是無可置辯的，但也有一點誤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裏的最末一篇止，共曆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那麽，所謂“現在不大寫文章”，其實也並非確切的核算。而且這些前進的青年，似乎誰都沒有注意到現在的對於言論的迫壓，也很是令人覺得詫異的。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

    自然，這情形是極不容易明了的，因為倘一公開，作家要怕受難，書店就要防封門，然而如果自己和出版界有些相關，便可以感覺到這裏麵的一部分消息。現在我們先來回憶一下已往的公開的事情。也許還有讀者記得，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報》上，曾經登有一則這樣的新聞——

    中央黨部禁止新文藝作品

    滬市黨部於上月十九日奉中央黨部電令、派員挨戶至各新書店、查禁書籍至百四十九種之多、牽涉書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經市黨部審查準予發行、或內政部登記取得著作權、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致引起上海出版業之恐慌、由新書業組織之中國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集議、於二月二十五日推舉代表向市黨部請願結果、蒙市黨部俯允轉呈中央、將各書重行審查、從輕發落、同日接中央複電、允予照準、惟各書店於複審期內、須將被禁各書、一律自動封存、不再發賣、茲將各書店被禁書目、分錄如次：

    出版界不過是借書籍以貿利的人們，隻問銷路，不管內容，存心“反動”的是很少的，所以這請願頗有了好結果，為“體恤商艱”起見，竟解禁了三十七種，應加刪改，才準發行的是二十二種，其餘的還是“禁止”和“暫緩發售”。這中央的批答和改定的書目，見於《出版消息》第三十三期（四月一日出版）——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批答執字第一五九二號

    （呈為奉令禁毀大宗刊物附奉說明書懇請轉函中宣會重行審核從輕處置以恤商艱由）

    呈件均悉查此案業準

    中央宣傳委員會公函並決定辦法五項

    一、平林泰子集等三十種，早經分別查禁有案，應切實執行前令，嚴予禁毀，以絕流傳。

    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三十種內容，宣傳普羅文藝，或挑撥階級鬥爭，或詆毀黨國當局，應予禁止發售。

    三、浮士德與城等三十一種，或係介紹普羅文學理論，或係新俄作品，或含有不正確意識者，頗有宣傳反動嫌疑。在剿匪嚴重時期內，應暫禁發售。

    四、創造十年等二十二種，內容間有詞句不妥，或一篇一段不妥，應刪改，或抽去後方，準發售。

    五、聖徒等三十七種，或係戀愛小說，或係革命以前作品，內容均尚無礙。對於此三十七種書籍之禁令，準予暫緩執行。用特分別開列各項書名單函達查照、轉飭遵照等由，合仰該書店等，遵照中央決定各點並單開各種刊物，分別繳毀停售具報，毋再延誤。是為至要件存，此批。

    “附抄發各項書名單一份”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常務委員 吳醒亞

    潘公展

    童行白

    先後查禁有案之書目（略）

    這樣子，大批禁毀書籍的案件總算告一段落，書店也不再開口了。

    然而還剩著困難的問題：書店是不能不陸續印行新書和雜誌的，所以還是永遠有陸續被扣留，查禁，甚而至於封門的危險。這危險，首先於店主有虧，那就當然要有補救的辦法。不多久，出版界就有了一種風聞——真隻是一種隱約的風聞——

    不知道何月何日，黨官，店主和他的編輯，開了一個會議，討論善後的方法。著重的是在新的書籍雜誌出版，要怎樣才可以免於禁止。聽說這時就有一位雜誌編輯先生某甲，獻議先將原稿送給官廳，待到經過檢查，得了許可，這才付印，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別的編輯們好像也無人反對，這提議完全通過了。散出的時候，某甲之友也是編輯先生的某乙，很感動的向或一書店代表道：“他犧牲了個人，總算保全了一種雜誌！”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約是以為這種獻策，頗於名譽有些損害的。其實這不過是神經衰弱的憂慮。即使沒有某甲先生的獻策，檢查書報是總要實行的，不過用了別一種緣由來開始，況且這獻策在當時，人們不敢縱談，報章不敢記載，大家都認某甲先生為功臣，於是也就是虎須，誰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過交頭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於名譽無關。

    總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到底在上海出現了，於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字第……號”字樣，說明著該抽去的已經抽去，該刪改的已經刪改，並且保證著發賣的安全——不過也並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刪剩的東西，書店改名《拾零集》，是經過檢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沒收。這種亂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現象，並不足怪，但我想，也許是還帶著一點私仇，因為杭州省黨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複旦大學畢業生許紹棣老爺之流，而當《語絲》登載攻擊複旦大學的來函時，我正是編輯，開罪不少。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也是浙江省黨部發起的，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總算黨恩高厚。

    至於審查員，我疑心很有些“文學家”，倘不，就不能做得這麽令人佩服。自然，有時也刪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為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氣，是雖是文學家也很難脫體的，而且這也不算是惡德。還有一個原因，則恐怕是在飯碗。要吃飯也決不能算是惡德，但吃飯，審查的文學家和被審查的文學家卻一樣的艱難，他們也有競爭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會被搶去了飯碗，所以必須常常有成績，就是不斷的禁，刪，禁，刪，第三個禁，刪。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曾經看見一個西洋人從旅館裏出來，幾輛洋車便向他飛奔而去，他坐了一輛，走了。這時忽然來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車夫的頭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車上的照會。我知道這是車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為什麽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為西洋人隻有一個，當然隻能坐一輛，他也並沒有爭。後來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訴我，說巡捕是每月總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懶惰，於飯碗頗有礙。真犯罪的不易得，就隻好這麽創作了。我以為審查官的有時審得古裏古怪，總要在稿子上打幾條紅杠子，恐怕也是這緣故。倘使真的這樣，那麽，他們雖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訶夫選集”做成“殘山剩水”，我也還是諒解的。

    這審查辦得很起勁，據報上說，官民一致滿意了。九月二十五日的《中華日報》雲——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會工作緊張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自在滬成立以來、迄今四閱月、審查各種雜誌書籍、共計有五百餘種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員審查字在十萬以上、審查手續、異常迅速、雖洋洋巨著、至多不過二天、故出版界鹹認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該會審查標準、如非對黨對政府絕對顯明不利之文字、請其刪改外、餘均一秉大公、無私毫偏袒、故數月來相安無事、過去出版界、因無審查機關、往往出書以後，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審查會成立後、此種事件、已不再發生矣、聞中央方麵、以該會工作成績優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種組織、有增加內部工作人員計劃、以便利審查工作雲。

    如此善政，行了還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閑話皇帝》事件。大約是受了日本領事的警告罷，那雷厲風行的辦法，比對於“反動文字”還要嚴：立刻該報禁售，該社封門，編輯者杜重遠已經自認該稿未經審查，判處徒刑，不準上訴的了，卻又革掉了七位審查官，一麵又往書店裏大搜涉及日本的舊書，牆壁上貼滿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顯出孤苦零丁模樣，據說：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傳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不見了，拿了稿子，竟走投無路。

    那麽，不是還我自由，飄飄然了麽？並不是的。未有此會以前，出版家倒還有一點自己的脊梁，但已有此會而不見之後，卻真覺得有些搖搖擺擺。大抵的農民，都能夠自己過活，然而奧國和俄國解放農奴時，他們中的有些人，卻哭起來了，因為失了依靠，不知道自己怎麽過活。況且我們的出版家並非單是“失了依靠”，乃是遇到恢複了某甲先生獻策以前的狀態，又會扣留，查禁，封門，危險得很。而且除怕被指為“反動文字”以外，又得怕違反“敦睦邦交令”了。已被“訓”成軟骨症的出版界，又加上了一副重擔，當局對於內交，又未必肯怎麽“敦睦”，而“禮讓為國”，也急於“體恤商艱”，所以我想，自有“審查會”而又不見之後，出版界的一大部份，倒真的成了孤哀子了。

    所以現在的書報，倘不是先行接洽，特準激昂，就隻好一味含胡，但求無過，除此之外，是依然會有先前一樣的危險，挨到木棍，撕去照會的。

    評論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評近三年來的文壇。即使批評了，也很難中肯。

    我在這一年中，日報上並沒有投稿。凡是發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這是帶著枷鎖的跳舞，當然隻足發笑的。但在我自己，卻是一個紀念，一年完了，過而存之，長長短短，共四十七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寫訖。

    且介亭雜文末編

    一九三六年

    文人比較學

    齊物論

    《國聞周報》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國學珍本叢書》的誤用引號，錯點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編”的施蟄存先生來答複了，承認是為了“養生主”，並非“修兒孫福”，而且該承認就承認，該辨解的也辨解，態度非常磊落。末了，還有一段總辨解雲：

    “但是雖然失敗，雖然出醜，幸而並不能算是造了什麽大罪過。因為充其量還不過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書來，到底並沒有出賣了別人的靈魂與血肉來為自己的‘養生主’，如別的一些文人們也。”

    中國的文人們有兩“些”，一些，是“充其量還不過印出了一些草率的書來”的，“別的一些文人們”，卻是“出賣了別人的靈魂與血肉來為自己的‘養生主’”的，我們隻要想一想“別的一些文人們”，就知道施先生不但“並不能算是造了什麽大罪過”，其實還能夠算是修了什麽“兒孫福”。

    但一麵也活活的畫出了“洋場惡少”的嘴臉——不過這也並不是“什麽大罪過”，“如別的一些文人們也”。

    大小奇跡

    何幹

    元旦看報，《申報》的第三麵上就見了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這回是“羅家倫先生選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奮鬥》（A.Hitler：My Battle），遂“摘錄羅先生序”雲：

    “希特拉之崛起於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希特拉《我之奮鬥》一書係為其黨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以此書列為星期標準書至為適當。”

    但即使不看譯本，僅“由此處入手”，也就可以認識三種小“奇跡”，其一，是堂堂的一個國立中央編譯館，竟在百忙中先譯了這一本書；其二，是這“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的東西，卻須從英文轉譯；其三，堂堂的一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卻不過“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

    真是奇殺人哉！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

    凱綏勖密特（Kaethe Schmidt）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於東普魯士的區匿培克（Koenigsberg）。她的外祖父是盧柏（Julius Rupp），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協會的創立者。父親原是候補的法官，但因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見，沒有補缺的希望了，這窮困的法學家便如俄國人之所說：“到民間去”，做了木匠，一直到盧柏死後，才來當這教區的首領和教師。他有四個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凱綏的藝術的才能。凱綏先學的是刻銅的手藝，到一八八五年冬，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學的柏林，向斯滔發培倫（Stauffer Bern）去學繪畫。後回故鄉，學於奈台（Neide），為了“厭倦”，終於向閔興的哈台列克（Herterich）那裏去學習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爾珂勒惠支（Karl Kollwitz）結婚，他是一個開業的醫生，於是凱綏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間住下，這才放下繪畫，刻起版畫來。待到孩子們長大了，又用力於雕刻。一八九八年，製成有名的《織工一揆》計六幅，取材於一八四四年的史實，是與先出的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的劇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萊親》，零一年刻《斷頭台邊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連續版畫《農民戰爭》七幅，獲盛名，受VillaRomana獎金，得遊學於意大利。這時她和一個女友由佛羅棱薩步行而入羅馬，然而這旅行，據她自己說，對於她的藝術似乎並無大影響。一九○九年作《失業》，一○年作《婦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為題材的小圖。

    世界大戰起，她幾乎並無製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兒子以義勇兵死於弗蘭兌倫（Flandern）戰線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選為普魯士藝術學院會員，這是以婦女而入選的第一個。從一九年以來，她才仿佛從大夢初醒似的，又從事於版畫了，有名的是這一年的紀念裏勃克內希（Liebknecht）的木刻和石刻，二二至二三年的木刻連續畫《戰爭》，後來又有三幅《無產者》，也是木刻連續畫。一九二七年為她的六十歲紀念，霍普德曼那時還是一個戰鬥的作家，給她書簡道：“你的無聲的描線，侵人心髓，如一種慘苦的呼聲：希臘和羅馬時候都沒有聽到過的呼聲。”法國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則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的最偉大的詩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用了陰鬱和纖穠的同情，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裏了。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沉默的聲音。”然而她在現在，卻不能教授，不能作畫，隻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兒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兒子像那父親一樣，也是一個醫生。

    在女性藝術家之中，震動了藝術界的，現代幾乎無出於凱綏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讚美，或者攻擊，或者又對攻擊給她以辯護。誠如亞斐那留斯（Ferdinand-Avenarius）之所說：“新世紀的前幾年，她第一次展覽作品的時候，就為報章所喧傳的了。從此以來，一個說，‘她是偉大的版畫家’；人就過作無聊的不成話道：‘凱綏珂勒惠支是屬於隻有一個男子的新派版畫家裏的’。別一個說：‘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家’，第三個卻道：‘她是悲觀的困苦的畫手’。而第四個又以為‘是一個宗教的藝術家’。要之：無論人們怎樣地各以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來解釋這藝術，怎樣地從中隻看見一種的意義——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沒有忘記她。誰一聽到凱綏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見這藝術。這藝術是陰鬱的，雖然都在堅決的動彈，集中於強韌的力量，這藝術是統一而單純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們中國，紹介的還不多，我隻記得在已經停刊的《現代》和《譯文》上，各曾刊印過她的一幅木刻，原畫自然更少看見；前四五年，上海曾經展覽過她的幾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國所複製的作品，據我所見，以《凱綏珂勒惠支畫帖》（Kaethe Kollwitz Mappe，Herausgegeben Von Kunstwart Kunstwart–Verlag，Muenchen，1927）為最佳，但後一版便變了內容，憂鬱的多於戰鬥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數較多的，則有《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Das Kaethe Kollwitz Werk，Carl Reisner Verlag，Dresden，1930），隻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紮，聯合和奮起。此後又出了一本新集（Das Neue K.Kollwitz Werk 1933），卻更多明朗之作了。霍善斯坦因（Wilhelm Hausenstein）批評她中期的作品，以為雖然間有鼓動的男性的版畫，暴力的恐嚇，但在根本上，是和頗深的生活相聯係，形式也出於頗激的糾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緊握著世事的形相。永田一修並取她的後來之作，以這批評為不足，他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和裏培爾曼（Max Liebermann）不同，並非隻覺得題材有趣，來畫下層世界的；她因為被周圍的悲慘生活所動，所以非畫不可，這是對於榨取人類者的無窮的“憤怒”。“她照目前的感覺，——永田一修說——描寫著黑土的大眾。她不將樣式來範圍現象。時而見得悲劇，時而見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無論她怎樣陰鬱，怎樣悲哀，卻決不是非革命。她沒有忘卻變革現社會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脫離了悲劇的，或者英雄的，陰暗的形式。”

    而且她不但為周圍的悲慘生活抗爭，對於中國也沒有像中國對於她那樣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間，六個青年作家遇害之後，全世界的進步的文藝家聯名提出抗議的時候，她也是署名的一個人。現在，用中國法計算作者的年齡，她已屆七十歲了，這一本書的出版，雖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為她作一個小小的記念的罷。

    選集所取，計二十一幅，以原版拓本為主，並複製一九二七年的印本畫帖以足之。以下據亞斐那留斯及第勒（Louise Diel）的解說，並略參己見，為目錄——

    （1）《自畫像》（Selbstbild）。石刻，製作年代未詳，按《作品集》所列次序，當成於一九一○年頃；據原拓本，原大34×30cm。這是作者從許多版畫的肖像中，自己選給中國的一幅，隱然可見她的悲憫，憤怒和慈和。

    （2）《窮苦》（Not）。石刻，原大15×15cm。據原版拓本，後五幅同。這是有名的《織工一揆》（Ein Weberaufstand）的第一幅，一八九八年作。前四年，霍普德曼的劇本《織匠》始開演於柏林的德國劇場，取材是一八四四年的勖列濟安（Schlesien）麻布工人的蜂起，作者也許是受著一點這作品的影響的，但這可以不必深論，因為那是劇本，而這卻是圖畫。我們借此進了一間窮苦的人家，冰冷，破爛，父親抱一個孩子，毫無方法的坐在屋角裏，母親是愁苦的，兩手支頭，在看垂危的兒子，紡車靜靜的停在她的旁邊。

    （3）《死亡》（Tod）。石刻，原大22×18cm。同上的第二幅，還是冰冷的房屋，母親疲勞得睡去了，父親還是毫無方法的，然而站立著在沉思他的無法。桌上的燭火尚有餘光，“死”卻已經近來，伸開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張得極大，在凝視我們，他要生存，他至死還在希望人有改革運命的力量。

    （4）《商議》（Beratung）。石刻，原大27×17cm。同上的第三幅。接著前兩幅的沉默的忍受和苦惱之後，到這裏卻現出生存競爭的景象來了。我們隻在黑暗中看見一片桌麵，一隻杯子和兩個人，但為的是在商議摔掉被踐踏的運命。

    （5）《織工隊》（Weberzug）。銅刻，原大22×29cm。同上的第四幅。隊伍進向吮取脂膏的工場，手裏捏著極可憐的武器，手臉都瘦損，神情也很頹唐，因為向來總餓著肚子。隊伍中有女人，也疲憊到不過走得動；這作者所寫的大眾裏，是大抵有女人的。她還背著孩子，卻伏在肩頭睡去了。

    （6）《突擊》（Sturm）。銅刻，原大24×29cm。同上的第五幅。工場的鐵門早經鎖閉，織工們卻想用無力的手和可憐的武器，來破壞這鐵門，或者是飛進石子去。女人們在助戰，用痙攣的手，從地上挖起石塊來。孩子哭了，也許是路上睡著的那一個。這是在六幅之中，人認為最好的一幅，有時用這來證明作者的《織工》，藝術達到怎樣的高度的。

    （7）《收場》（Ende）。銅刻，原大24×30cm。同上的第六和末一幅。我們到底又和織工回到他們的家裏來，織機默默的停著，旁邊躺著兩具屍體，伏著一個女人；而門口還在抬進屍體來。這是四十年代，在德國的織工的求生的結局。

    （8）《格萊親》（Gretchen）。一八九九年作石刻；據畫帖，原大未詳。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有浮士德愛格萊親，誘與通情，有孕；她在井邊，從女友聽到鄰女被情人所棄，想到自己，於是向聖母供花禱告事。這一幅所寫的是這可憐的少女經過極狹的橋上，在水裏幻覺的看見自己的將來。她在劇本裏，後來是將她和浮士德所生的孩子投在水裏淹死，下獄了。原石已破碎。

    （9）《斷頭台邊的舞蹈》（Tanz Um Die Guillotine）。一九○一年作，銅刻；據畫帖，原大未詳。是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一種情景：斷頭台造起來了，大家圍著它，吼著“讓我們來跳加爾瑪弱兒舞罷！”（Dansons La Carmagnole！）的歌，在跳舞。不是一個，是為了同樣的原因而同樣的可怕了的一群。周圍的破屋，像積疊起來的困苦的峭壁，上麵隻見一塊天。狂暴的人堆的臂膊，恰如淨罪的火焰一般，照出來的隻有一個陰暗。

    （10）《耕夫》（Die Pflueger）。原大31×45cm。這就是有名的曆史的連續畫《農民戰爭》（Bauernkrieg）的第一幅。畫共七幅，作於一九○四至○八年，都是銅刻。現在據以影印的也都是原拓本。“農民戰爭”是近代德國最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以一五二四年頃，起於南方，其時農民都在奴隸的狀態，被虐於貴族的封建的特權；瑪丁路德既提倡新教，同時也傳播了自由主義的福音，農民就覺醒起來，要求廢止領主的苛例，發表宣言，還燒教堂，攻地主，擾動及於全國。然而這時路德卻反對了，以為這種破壞的行為，大背人道，應該加以鎮壓，諸侯們於是放手的討伐，恣行殘酷的複仇，到第二年，農民就都失敗了，境遇更加悲慘，所以他們後來就稱路德為“撒謊博士”。這裏刻劃出來的是沒有太陽的天空之下，兩個耕夫在耕地，大約是弟兄，他們套著繩索，拉著犁頭，幾乎爬著的前進，像牛馬一般，令人仿佛看見他們的流汗，聽到他們的喘息。後麵還該有一個扶犁的婦女，那恐怕總是他們的母親了。

    （11）《淩辱》（Vergewaltigt）。同上的第二幅；原大35×53cm。男人們的受苦還沒有激起變亂，但農婦也遭到可恥的淩辱了；她反縛兩手，躺著，下頦向天，不見臉。死了，還是昏著呢，我們不知道。隻見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躪，顯著曾經格鬥的樣子，較遠之處，卻站著可愛的小小的葵花。

    （12）《磨鐮刀》（Beim Dengeln）。同上的第三幅，原大30×30cm。這裏就出現了飽嚐苦楚的女人，她的壯大粗糙的手，在用一塊磨石，磨快大鐮刀的刀鋒，她那小小的兩眼裏，是充滿著極頂的憎惡和憤怒。

    （13）《圓洞門裏的武裝》（Bewaffnung In Einem Gewoelbe）。同上的第四幅，原大50×33cm。大家都在一個陰暗的圓洞門下武裝了起來，從狹窄的戈諦克式階級蜂湧而上：是一大群拚死的農民。光線愈高愈少；奇特的半暗，陰森的人相。

    （14）《反抗》（Losbruch）。同上的第五幅，原大51×50cm。誰都在草地上沒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卻是一個女人，從全體上洋溢著複仇的憤怒。她渾身是力，揮手頓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還好像天上的雲，也應聲裂成片片。她的姿態，是所有名畫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個。也如《織工一揆》裏一樣，女性總是參加著非常的事變，而且極有力，這也就是“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的精神。

    （15）《戰場》（Schlachtfeld）。同上的第六幅，原大41×53cm。農民們打敗了，他們敵不過官兵。剩在戰場上的是什麽呢？幾乎看不清東西。隻在隱約看見屍橫遍野的黑夜中，有一個婦人，用風燈照出她一隻勞作到滿是筋節的手，在觸動一個死屍的下巴。光線都集中在這一小塊上。這，恐怕正是她的兒子，這處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現在流著的卻不是汗而是鮮血了。

    （16）《俘虜》（Die Gefangenen）。同上的第七幅，原大33×42cm。畫裏是被捕的孑遺，有赤腳的，有穿木鞋的，都是強有力的漢子，但竟也有兒童，個個反縛兩手，禁在繩圈裏。他們的運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各人的神氣，有已絕望的，有還是倔強或憤怒的，也有自在沉思的，卻不見有什麽萎靡或屈服。

    （17）《失業》（Arbeitslosigkeit）。一九○九年作，銅刻；據畫帖，原大44×54cm。他現在閑空了，坐在她的床邊，思索著——然而什麽法子也想不出。那母親和睡著的孩子們的模樣，很美妙而崇高，為作者的作品中所罕見。

    （18）《婦人為死亡所捕獲》（Frau Vom Tod Gepackt），亦名《死和女人》（Tod Und Weib）。一九一○年作，銅刻；據畫帖，原大未詳。“死”從她本身的陰影中出現，由背後來襲擊她，將她纏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無法叫回他自己的慈愛的母親。一轉眼間，對麵就是兩界。“死”是世界上最出眾的拳師，死亡是現社會最動人的悲劇，而這婦人則是全作品中最偉大的一人。

    （19）《母與子》（Mutter Und Kind）。製作年代未詳，銅刻；據畫帖，原大19×13cm。在《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中所見的百八十二幅中，可指為快樂的不過四五幅，這就是其一。亞斐那留斯以為從特地描寫著孩子的呆氣的側臉，用光亮襯托出來之處，頗令人覺得有些忍俊不禁。

    （20）《麵包！》（Brot！）。石刻，製作年代未詳，想當在歐洲大戰之後；據原拓本，原大30×28cm。饑餓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親的的心的。這裏是孩子們徒然張著悲哀，而熱烈地希望著的眼，母親卻隻能彎了無力的腰。她的肩膀聳了起來，是在背人飲泣。她背著人，因為肯幫助的和她一樣的無力，而有力的是橫豎不肯幫助的。她也不願意給孩子們看見這是剩在她這裏的僅有的慈愛。

    （21）《德國的孩子們餓著！》（Deutschlands Kinder Hungern！）。石刻，製作年代未詳，想當在歐洲大戰之後，據原拓本，原大43×29cm。他們都擎著空碗向人，瘦削的臉上的圓睜的眼睛裏，炎炎的燃著如火的熱望。誰伸出手來呢？這裏無從知道。這原是橫幅，一麵寫著現在作為標題的一句，大約是當時募捐的揭帖。後來印行的，卻隻存了圖畫。作者還有一幅石刻，題為《決不再戰！》（Nie Wieder Krieg！），是略早的石刻，可惜不能搜得；而那時的孩子，存留至今的，則已都成了二十以上的青年，可又將被驅作兵火的糧食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魯迅。

    難答的問題

    何幹

    大約是因為經過了“兒童年”的緣故罷，這幾年來，向兒童們說話的刊物多得很，教訓呀，指導呀，鼓勵呀，勸諭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兒童的人，是看了要頭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報》的《兒童專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對兒童講“武訓先生”。它說他是一個乞丐，自己吃臭飯，喝髒水，給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錢，卻把它儲起來。隻要有人給他錢，甚至他可以跪下來的”。

    這並不算什麽特別。特別的是他得了錢，卻一文也不化，終至於開辦了一個學校。

    於是這篇《武訓先生》的作者提出一個問題來道：

    “小朋友！你念了上麵的故事，有什麽感想？”

    我真也極願意知道小朋友將有怎樣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麵的故事的人，是一個乞丐，或者比乞丐景況還要好，那麽，他大約要自愧弗如，或者憤慨於中國少有這樣的乞丐。然而小朋友會怎樣感想呢，他們恐怕隻好圓睜了眼睛，回問作者道：

    “大朋友！你講了上麵的故事，是什麽意思？”

    登錯的文章

    何幹

    印給少年們看的刊物上，現在往往見有描寫嶽飛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這兩位，是給中國人掙麵子的，但來做現在的少年們的模範，卻似乎迂遠一點。

    他們倆，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將，倘使少年們受了感動，要來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學校卒業之後，或進大學，再應文官考試，或進陸軍學校，做到將官，於是武的呢，準備被十二金牌召還，死在牢獄裏；文的呢，起兵失敗，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麽樣呢？有曆史在，恕不多談。

    不過這兩位，卻確可以勵現任的文官武將，愧前任的降將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為辦給大人老爺們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麽一來，卻錯登在少年讀物上麵了，要不然，作者是決不至於如此低能的。

    記蘇聯版畫展覽會

    我記得曾有一個時候，我們很少能夠從本國的刊物上，知道一點蘇聯的情形。雖是文藝罷，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學者們，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樣，不但決不沾手，離得還遠呢，卻已經皺起了鼻子。近一兩年可不同了，自然間或還看見幾幅從外國刊物上取來的諷刺畫，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紹介著建設的成績，令人抬起頭來，看見飛機，水閘，工人住宅，集體農場，不再專門兩眼看地，惦記著破皮鞋搖頭歎氣了。這些紹介者，都並非有所謂可怕的政治傾向的人，但決不幸災樂禍，因此看得鄰人的平和的繁榮，也就非常高興，並且將這高興來分給中國人。我以為為中國和蘇聯兩國起見，這現象是極好的，一麵是真相為我們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麵是不再誤解，而且證明了我們中國，確有許多“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必說真話的人們。

    但那些紹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畫展覽會，卻將藝術直接陳列在我們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幾個是由於作品的複製，姓名已為我們所熟識的，但現在才看到手製的原作，使我們更加覺得親密。

    版畫之中，木刻是中國早已發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從新興起的是取法於歐洲，與古代木刻並無關係。不久，就遭壓迫，又缺師資，所以至今不見有特別的進步。我們在這會裏才得了極好，極多的模範。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內戰時期，就改革木刻，從此不斷的前進的巨匠法複爾斯基（V.Favorsky），和他的一派兌內加（A.Deineka），岡察洛夫（A.Goncharov），葉卡斯托夫（G.Echeistov），畢珂夫（M.Pikov）等，他們在作品裏各各表現著真摯的精神，繼起者怎樣照著導師所指示的道路，卻用不同的方法，使我們知道隻要內容相同，方法不妨各異，而依傍和模仿，決不能產生真藝術。

    兌內加和葉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國未曾紹介過的，可惜這裏也很少，和法複爾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諾夫（P.Pavlinov）的木刻，我們隻見過一幅，現在卻彌補了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的木刻能夠幸而寄到中國，翻印紹介了的也隻有一幅，到現在大家才看見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會鼓動我們的青年的熱情，而注意於背景和細致的表現，也將使觀者得到裨益。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尚高簡，變成空虛，這弊病還常見於現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裏，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爾建造》（Dneprostroy），是驚起這種懶惰的空想的警鍾。至於畢斯凱萊夫（N.Piskarev），則恐怕是最先紹介到中國來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鐵流》的插畫，早為許多青年讀者所欣賞，現在才又見了《安娜加裏尼娜》的插畫，——他的刻法的別一端。

    這裏又有密德羅辛（D.Mitrokhin），希仁斯基（L.Khizhinsky），莫察羅夫（S.Mochalov），都曾為中國豫先所知道，以及許多第一次看見的藝術家，是從十月革命前已經有名，以至生於二十世紀初的青年藝術家的作品，都在向我們說明通力合作，進向平和的建設的道路。別的作者和作品，展覽會的說明書上各有簡要說明，而且臨末還揭出了全體的要點：“一般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對於現實主義的根本的努力”，在這裏也無須我贅說了。

    但我們還有應當注意的，是其中有烏克蘭、喬其亞、白俄羅斯的藝術家的作品，我想，倘沒有十月革命，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們見麵，也未必會得出現的。

    現在，二百餘幅的作品，是已經燦爛的一同出現於上海了。單就版畫而論，使我們看起來，它不像法國木刻的多為纖美，也不像德國木刻的多為豪放；然而它真摯，卻非固執，美麗，卻非淫豔，愉快，卻非狂歡，有力，卻非粗暴；但又不是靜止的，它令人覺得一種震動——這震動，恰如用堅實的步法，一步一步，踏著堅實的廣大的黑土進向建設的路的大隊友軍的足音。

    附記：會中的版畫，計有五種。一木刻，一膠刻（目錄譯作“油布刻”，頗怪），看名目自明。兩種是用強水浸蝕銅版和石版而成的，譯作“銅刻”和“石刻”固可，或如目錄，譯作“蝕刻”和“石印”亦無不可。還有一種Monotype，是在版上作畫，再用紙印，所以雖是版畫，卻隻一幅的東西，我想隻好譯作“獨幅版畫”。會中的說明書上譯作“摩諾”，還不過等於不譯，有時譯為“單型學”，卻未免比不譯更難懂了。其實，那不提撰人的說明，是非常簡而得要的，可惜譯得很費解，如果有人改譯一遍，即使在閉會之後，對於留心版畫的人也還是很有用處的。

    （二月十七日。）

    我要騙人

    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麵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罷，但我想，卻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為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為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閘北被暗殺了。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裏，非常之冷靜，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了，隻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著犬吠。然而過了兩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著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於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隻因為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並未加入“愚民”這一夥裏。但這並非為了聰明，卻隻因為懶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日本那一麵，好像是喜歡稱為“事變”似的——的火線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又拿著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那裏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為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道這秘密。其實，是在下著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卻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的確。中國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並不是因為懷著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為了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章，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和從不見有記著交換俘虜的事，至今想起來，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現在單是這模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

    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裏散悶去。一到那裏，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為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她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讚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隻要拿著這收條，就無論到那裏，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於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鬆的走進裏麵了。

    看了什麽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為著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進了靜悄悄的環境。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現，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麽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國有著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著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為後來隻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怒不肯要。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槍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卷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著，卻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躕，答道真有的罷。

    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卻不舒服。好像是又以為孩子和老人不同，騙她是不應該似的，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於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鍾。到門外去看了一下。

    已經連人影子也看不見。隻在一家的簷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閑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著的材料多得很，可見他並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吃了。算是給他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說過：“幹下去的（曾經積水的）車轍裏的鮒魚，彼此用唾沫相濕，用濕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忘卻的好。”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卻。而我，卻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麽，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著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麽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台上，都閃爍著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了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麵寫著漫無條理的文章，一麵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二月二十三日。）

    《譯文》複刊詞

    先來引幾句古書，——也許記的不真確，——莊子曰：“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

    《譯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出世的。那時候，鴻篇巨製如《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庫》之類，還沒有誕生，所以在這青黃不接之際，大約可以說是仿佛戈壁中的綠洲，幾個人偷點餘暇，譯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讀者，也大家看看，自尋一點樂趣，也希望或者有一點益處，——但自然，這決不是江湖之大。

    不過這與世無爭的小小的期刊，終於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終刊號”和大家告別了。雖然不過野花小草，但曾經費過不少移栽灌溉之力，當然不免私心以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氣和慰安：這是許多讀者用了筆和舌，對於《譯文》的憑吊。

    我們知道感謝，我們知道自勉。

    我們也不斷的希望複刊。但那時風傳的關於終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雖然大抵是“傳播文化”的，而“折本”卻是“傳播文化”的致命傷，所以荏苒半年，簡直死得無藥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說這才起了動搖，得到再造的運會，再和大家相見了。

    內容仍如創刊時候的《前記》裏所說一樣：原料沒有限製；門類也沒有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圖畫，也有和文字有關係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沒有關係的，那就算是我們貢獻給讀者的一點小意思。

    這一回，將來的運命如何呢？我們不知道。但今年文壇的情形突變，已在宣揚寬容和大度了，我們真希望在這寬容和大度的文壇裏，《譯文》也能夠托庇比較的長生。

    （三月八日。）

    白莽作《孩兒塔》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還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瀝瀝，深夜獨坐，聽得令人有些淒涼，也因為午後得到一封遠道寄來的信，要我給白莽的遺詩寫一點序文之類；那信的開首說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罷。……”——這就使我更加惆悵。

    說起白莽來，——不錯，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經寫過一篇《為了忘卻的記念》，要將他們忘卻。他們就義了已經足有五個年頭了，我的記憶上，早又蒙上許多新鮮的血跡；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像活著一樣，熱天穿著大棉袍，滿臉油汗，笑笑的對我說道：“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來的。前兩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幹涉我，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錯的，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長，終於和他成了殊途同歸的兄弟；他卻叫徐白，較普通的筆名是殷夫。

    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麽，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類的義務。我所惆悵的是我簡直不懂詩，也沒有詩人的朋友，偶爾一有，也終至於鬧開，不過和白莽沒有鬧，也許是他死得太快了罷。現在，對於他的詩，我一句也不說——因為我不能。

    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

    那一世界裏有許多許多人，白莽也是他們的亡友。單是這一點，我想，就足夠保證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類。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魯迅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這一卷裏，幾乎全是關於文學的論說；隻有《現實》中的五篇，是根據了雜誌《文學的遺產》撰述的，再除去兩篇序跋，其餘就都是翻譯。

    編輯本集時，所據的大抵是原稿；但《綏拉菲摩維支〈鐵流〉序》，卻是由排印本收入的。《十五年來的書籍版畫和單行版畫》一篇，既係摘譯，又好像曾由別人略加改易，是否合於譯者本意，已不可知，但因為關於藝術的隻有這一篇，所以仍不汰去。

    《冷淡》所據的也是排印本，本該是收在《高爾基論文拾補》中的，可惜發見得太遲一點，本書已將排好了，因此隻得附在卷末。

    對於文辭，隻改正了幾個顯然的筆誤和補上若幹脫字；至於因為斷續的翻譯，遂使人地名的音譯字，先後不同，或當時缺少參考書籍，注解中偶有未詳之處，現在均不訂正，以存其真。

    關於搜羅文稿和校印事務種種，曾得許多友人的協助，在此一並誌謝。

    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編者。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一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卻名自己的小兒子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話可說而退雲。

    其實，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名孩子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卻是下賤之流。讀書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這和名孩子為阿貓阿狗，完全是一樣的意思：容易養大。

    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為師，也就是舍給寺院了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拜師是否要贄見禮，或者布施什麽的呢，我完全不知道。隻知道我卻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我也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侄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卻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為“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卻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篩，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麵一本書，下麵一卷畫，左右綴著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胡的東西的。因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麵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著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卻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為“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須的，他卻有兩綹下垂的小胡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念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焰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念經，因為是住持，隻管著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發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著一塊牌位，用金字寫著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不想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麵的時候，她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著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不過我的師母在戀愛故事上，卻有些不平常。“戀愛”，這是現在的術語，那時我們這偏僻之區隻叫作“相好”。《詩經》雲，“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離文武周公的時候不怎麽久就有了的，然而後來好像並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話。這且不管它罷。總之，聽說龍師父年青時，是一個很漂亮而能幹的和尚，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台替他們去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尚是隻應該念經拜懺的，台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眾我寡”，他隻好退走，一麵退，一麵一定追，逼得他又隻好慌張的躲進一家人家去。而這人家，又隻有一位年青的寡婦。以後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總而言之，她後來就是我的師母。

    自從《宇宙風》出世以來，一向沒有拜讀的機緣，近幾天才看見了“春季特大號”。其中有一篇銖堂先生的《不以成敗論英雄》，使我覺得很有趣，他以為中國人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話，說中國民族富於同化力，所以遼、金、元、清都並不曾征服中國。其實無非是一種惰性，對於新製度不容易接收罷了”。我們怎樣來改悔這“惰性”呢，現在姑且不談，而且正在替我們想法的人們也多得很。我隻要說那位寡婦之所以變了我的師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敗論英雄”。鄉下沒有活的嶽飛或文天祥，所以一個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頭中，從戲台逃下，也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失敗的英雄。她不免發現了祖傳的“惰性”，崇拜起來，對於追兵，也像我們的祖先的對於遼、金、元、清的大軍似的，“不承認成功的英雄”了。在曆史上，這結果是正如銖堂先生所說：“乃是中國的社會不樹威是難得帖服的”，所以活該有“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時的鄉下人，卻好像並沒有“樹威”，走散了，自然，也許是他們料不到躲在家裏。

    因此我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的孩子，舍在寺裏，或是賣在寺裏的；其餘的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和尚的兒子做小和尚，我那時倒並不覺得怎麽稀奇。大師兄隻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對我守著秘密，這一點，就可見他的道行遠不及我的師父，他的父親了。而且年齡都和我相差太遠，我們幾乎沒有交往。

    三師兄比我恐怕要大十歲，然而我們後來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擔心。還記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經，想來未必深通什麽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囟門上，放上兩排艾絨，同時燒起來，我看是總不免要叫痛的，這時善男信女，多數參加，實在不大雅觀，也失了我做師弟的體麵。這怎麽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樣。然而我的師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說戒律，不談教理，隻在當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師兄去，厲聲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許哭，不許叫，要不然，腦袋就炸開，死了！”這一種大喝，實在比什麽《妙法蓮花經》或《大乘起信論》還有力，誰高興死呢，於是儀式很莊嚴的進行，雖然兩眼比平時水汪汪，但到兩排艾絨在頭頂上燒完，的確一聲也不出。我噓一口氣，真所謂“如釋重負”，善男信女們也個個“合十讚歎，歡喜布施，頂禮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為和尚，正和我們在家人行過冠禮，由童子而為成人相同。成人願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為和尚隻記得釋迦牟尼或彌勒菩薩，乃是未曾拜和尚為師，或與和尚為友的世俗的謬見。寺裏也有確在修行，沒有女人，也不吃葷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師兄即是其一，然而他們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總是鬱鬱不樂，他們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動他就不高興，令人不敢親近他。所以我所熟識的，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吃葷的和尚。

    我那時並不詫異三師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樣的女人。人也許以為他想的是尼姑罷，並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當。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這“相思”或“單相思”——即今之所謂“單戀”也——的媒介的是“結”。我們那裏的闊人家，一有喪事，每七日總要做一些法事，有一個七日，是要舉行“解結”的儀式的，因為死人在未死之前，總不免開罪於人，存著冤結，所以死後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這天拜完經懺的傍晚，靈前陳列著幾盤東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盤，是用麻線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兩頭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結式之類的複雜的，頗不容易解開的結子。一群和尚便環坐桌旁，且唱且解，解開之後，錢歸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結也從此完全消失了。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誰都這樣辦，並不為奇，大約也是一種“惰性”。不過解結是並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測，個個解開的，倘有和尚以為打得精致，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的大袖裏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結，到地獄裏去吃苦。這種寶結帶回寺裏，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鑒賞，恰如我們的或亦不免偏愛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樣。當鑒賞的時候，當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結子的是誰呢，男人不會，奴婢不會，有這種本領的，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沒有文學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謂“時涉遐想”起來，至於心理狀態，則我雖曾拜和尚為師，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細。隻記得三師兄曾經不得已而分給我幾個，有些實在打得精奇，有些則打好之後，浸過水，還用剪刀柄之類砸實，使和尚無法解散。解結，是替死人設法的，現在卻和和尚為難，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麽意思。這疑問直到二十年後，學了一點醫學，才明白原來是給和尚吃苦，頗有一點虐待異性的病態的。深閨的怨恨，會無線電似的報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學先生可還沒有料到這一層。

    後來，三師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還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嚴守秘密，道行遠不及他的父親了。這時我也長大起來，不知道從那裏，聽到了和尚應守清規之類的古老話，還用這話來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點不窘，立刻用“金剛怒目”式，向我大喝一聲道：

    “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那裏來！？”

    這真是所謂“獅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啞口無言，我的確早看見寺裏有丈餘的大佛，有數尺或數寸的小菩薩，卻從未想到他們為什麽有大小。經此一喝，我才澈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薩的來源，不再發生疑問。但要找尋三師兄，從此卻艱難了一點，因為這位出家人，這時就有了三個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弟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卻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四月一日。）

    續記

    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個不相識者由漢口寄來的信，自說和白莽是同濟學校的同學，藏有他的遺稿《孩兒塔》，正在經營出版，但出版家有一個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於原稿，因為紙張零碎，不寄來了，不過如果要看的話，卻也可以補寄。其實，白莽的《孩兒塔》的稿子，卻和幾個同時受難者的零星遺稿，都在我這裏，裏麵還有他親筆的插畫，但在他的朋友手裏別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於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兩年來，大開了印賣遺著的風氣，雖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這已不是先前的所謂“骸骨的迷戀”，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餘光，想用“死諸葛嚇走生仲達”。我不大佩服這些活家夥。可是這一回卻很受了感動，因為一個人受了難，或者遭了冤，所謂先前的朋友，一聲不響的固然有，連趕緊來投幾塊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屬於勝利者一方麵的，也並不算怎麽希罕；至於抱守遺文，曆多年還要給它出版，以盡對於亡友的交誼者，以我之孤陋寡聞，可實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瀝，愴然有懷，便力疾寫了一點短文，到第二天付郵寄去，因為恐怕連累付印者，所以不題他的姓名；過了幾天，才又投給《文學叢報》，因為恐怕妨礙發行，所以又隱下了詩的名目。

    此後不多幾天，看見《社會日報》，說是善於翻戲的史濟行，現又化名為齊涵之了。我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騙，因為漢口的發信者，署名正是齊涵之。他仍在玩著騙取文稿的老套，《孩兒塔》不但不會出版，大約他連初稿也未必有的，不過知道白莽和我相識，以及他的詩集的名目罷了。

    至於史濟行和我的通信，卻早得很，還是八九年前，我在編輯《語絲》，創造社和太陽社聯合起來向我圍剿的時候，他就自稱是一個藝術專門學校的學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現了，投稿是幾則當時所謂革命文豪的劣跡，信裏還說這類文稿，可以源源的寄來。然而《語絲》裏是沒有“劣跡欄”的，我也不想和這種“作家”往來，於是當時即加以拒絕。後來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謠言，或者忽又化為“天行”（《語絲》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別一人）或“史岩”，卑詞征求我的文稿，我總給他一個置之不理。這一回，他在漢口，我是聽到過的，但不能因為一個史濟行在漢口，便將一切漢口的不相識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雖以多疑為忠厚長者所詬病，但這樣多疑的程度是還不到的。不料人還是大意不得，偶不疑慮，偶動友情，到底成為我的弱點了。

    今天又看見了所謂“漢出”的《人間世》的第二期，卷末寫著“主編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兒塔〉》在。但卷端又聲明著下期要更名為《西北風》了，那麽，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陣《西北風》裏。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題目是《日譯本〈中國小說史略〉序》。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寫的，這裏卻不知道何人所譯，僅止一頁的短文，竟充滿著錯誤和不通，但前麵卻附有一行聲明道：“本篇原來是我為日譯本《支那小說史》寫的卷頭語……”乃是模擬我的語氣，冒充我自己翻譯的。翻譯自己所寫的日文，竟會滿紙錯誤，這豈不是天下的大怪事麽？

    中國原是“把人不當人”的地方，即使無端誣人為投降或轉變，國賊或漢奸，社會上也並不以為奇怪。所以史濟行的把戲，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聲明的，隻在請讀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兒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這希望，因為這是我先受了欺騙，一轉而成為我又欺騙了讀者的。

    最後，我還要添幾句由“多疑”而來的結論：即使真有“漢出”《孩兒塔》，這部詩也還是可疑的。我從來不想對於史濟行的大事業講一句話，但這回既經我寫過一篇序，且又發表了，所以在現在或到那時，我都有指明真偽的義務和權利。

    （四月十一日。）

    寫於深夜裏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中國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麵，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創刊不久便被禁止的雜誌《北鬥》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畫，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Kaethe Kollwitz）的木刻連續畫《戰爭》的第一幅，題目叫作《犧牲》；也是她的版畫紹介進中國來的第一幅。

    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紀念。他是我的學生和朋友，一同紹介外國文藝的人，尤喜歡木刻，曾經編印過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雖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為了什麽，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龍華和別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槍斃。當時的報章上毫無記載，大約是不敢，也不能記載，然而許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間了，因為這是常有的事。隻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為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偶然看到德國書店的目錄上有這幅《犧牲》，便將它投寄《北鬥》了，算是我的無言的紀念。然而，後來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覺得所含的意義的，不過他們大抵以為紀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這時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集正在由歐洲走向中國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懇的紹介者卻早已睡在土裏了，我們連地點也不知道。好的，我一個人來看。這裏麵是窮困，疾病，饑餓，死亡……自然也有掙紮和爭鬥，但比較的少；這正如作者的自畫像，臉上雖有憎惡和憤怒，而更多的是慈愛和悲憫的相同。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的母親的心的圖像。這類母親，在中國的指甲還未染紅的鄉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說做母親的隻愛不中用的兒子，但我想，她是也愛中用的兒子的，隻因為既然強壯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孩子去了。

    現在就有她的作品的複印二十一幅，來作證明；並且對於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又有這樣的益處的——

    一、近五年來，木刻已頗流行了，雖然時時受著迫害。但別的版畫，較成片段的，卻隻有一本關於卓倫（Anders Zorn）的書。現在所介紹的全是銅刻和石刻，使讀者知道版畫之中，又有這樣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畫之類更加普遍，而且看見和卓倫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內容。

    二、沒有到過外國的人，往往以為白種人都是對人來講耶穌道理或開洋行的，鮮衣美食，一不高興就用皮鞋向人亂踢。有了這畫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實許多地方都還存在著“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氣的朋友，而且還有為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

    三、現在中國的報紙上多喜歡登載張口大叫著的希特拉像，當時是暫時的，照相上卻永久是這姿勢，多看就令人覺得疲勞。現在由德國藝術家的畫集，卻看見了別一種人，雖然並非英雄，卻可以親近，同情，而且愈看，而愈覺得美，愈覺得有動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後的滿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後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國式計算起來，她是七十歲了，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紀念。作者雖然現在也隻能守著沉默，但她的作品，卻更多的在遠東的天下出現了。是的，為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二 略論暗暗的死

    這幾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個人是極其慘苦的事。

    中國在革命以前，死囚臨刑，先在大街上通過，於是他或呼冤，或罵官，或自述英雄行為，或說不怕死。到壯美時，隨著觀看的人們，便喝一聲采，後來還傳述開去。在我年青的時候，常聽到這種事，我總以為這情形是野蠻的，這辦法是殘酷的。

    新近在林語堂博士編輯的《宇宙風》裏，看到一篇銖堂先生的文章，卻是別一種見解。他認為這種對死囚喝采，是崇拜失敗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的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來成功的帝王，欲維持幾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殘害幾萬幾十萬無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時的懾服”。

    殘害了幾萬幾十萬人，還隻“能博得一時的懾服”，為“成功的帝王”設想，實在是大可悲哀的：沒有好法子。不過我並不想替他們劃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眾說話，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誇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隻以為“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於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殺人的，他隻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調笑。到得就要失敗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財產的數目和安放的處所；再下去，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殺人。這時他也如銖堂先生一樣，覺得民眾自有好惡，不論成敗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種秘密法，是即使沒有策士的獻議，也總有一時要采用的，也許有些地方還已經采用。這時街道文明了，民眾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卻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於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曆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三 一個童話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ZZ”，有為紀念海涅（H.Heine）死後八十年，勃萊兌勒（Willi Bredel）所作的《一個童話》，很愛這個題目，也來寫一篇。

    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都是強敵了，拚音字好像機關槍，木刻好像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地麵上也不能走了，總得在空中飛來飛去；而且皮膚的抵抗力也衰弱起來，一有要緊的事情，就傷風，同時還傳染給大臣們，一齊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於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裏麵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槍斃”；“托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雲：“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雲：“為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牆”；“道德”條下注雲：“不準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條下注雲：“放大水入田地裏，用飛機載炸彈向‘匪賊’頭上擲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采訪了現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隻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夠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犯人，在開庭時候是決不抗辯的，因為壞人才愛抗辯，一辯即不免“從嚴辦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人，是決不上訴的，因為壞人才愛上訴，一上訴即不免“從嚴辦理”。

    有一天的早晨，許多軍警圍住了一個美術學校。校裏有幾個中裝和西裝的人在跳著，翻著，尋找著，跟隨他們的也是警察，一律拿著手槍。不多久，一位西裝朋友就在寄宿舍裏抓住了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的肩頭。

    “現在政府派我們到你們這裏來檢查，請你……”

    “你查罷！”那青年立刻從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條箱來。

    這裏的青年是積多年的經驗，已頗聰明了的，什麽也不敢有。但那學生究竟隻有十八歲。終於被在抽屜裏，搜出幾封信來了，也許是因為那些信裏麵說到他的母親的困苦而死，一時不忍燒掉罷。西裝朋友便子子細細的一字一字的讀著，當讀到“……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吃去了，天下無數無數的母親也會被吃去的……”的時候，就把眉頭一揚，摸出一枝鉛筆來，在那些字上打著曲線，問道：

    “這是怎麽講的？”

    “……”

    “誰吃你的母親？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嗎？我們吃你的母親？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為槍彈，打了過去的樣子。

    “那裏！……這……那裏！……這……”青年發急了。

    但他並不把眼珠射出去，隻將信一折，塞在衣袋裏；又把那學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鐵流》、《靜靜的頓河》，剪貼的報，都放在一處，對一個警察說：

    “我把這些交給你！”

    “這些東西裏有什麽呢，你拿去？”青年知道這並不是好事情。

    但西裝朋友隻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順手一指，對別一個警察命令道：

    “我把這個交給你！”

    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門口去了。門外還有兩個年紀相仿的學生，背脊上都有一隻勇壯巨大的手在抓著。旁邊圍著一大層教員和學生。

    四 又是一個童話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後，拘留所裏開審了。一間陰暗的小屋子裏，上麵坐著兩位老爺，一東一西。東邊的一個是馬褂，西邊的一個是西裝，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樂天派，錄口供的。警察吆喝著連抓帶拖的弄進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來，蒼白臉，髒衣服，站在下麵。馬褂問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之後，就又問道：

    “你是木刻研究會的會員麽？”

    “是的。”

    “誰是會長呢？”

    “Ch……正的，H……副的。”

    “他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都被學校開除了，我不曉得。”

    “你為什麽要鼓動風潮呢，在學校裏？”

    “阿！……”青年隻驚叫了一聲。

    “哼。”馬褂隨手拿出一張木刻的肖像來給他看，“這是你刻的嗎？”

    “是的。”

    “刻的是誰呢？”

    “是一個文學家。”

    “他叫什麽名字？”

    “他叫盧那卻爾斯基。”

    “他是文學家？——他是那一國人？”

    “我不知道！”這青年想逃命，說謊了。

    “不知道？你不要騙我！這不是露西亞人嗎？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亞紅軍軍官嗎？我在露西亞的革命史上親眼看見他的照片的呀！你還想賴？”

    “那裏！”青年好像頭上受到了鐵椎的一擊，絕望的叫了一聲。

    “這是應該的，你是普羅藝術家，刻起來自然要刻紅軍軍官呀！”

    “那裏……這完全不是……”

    “不要強辯了，你總是‘執迷不悟’！我們很知道你在拘留所裏的生活很苦。但你得從實說來，好使我們早些把你送給法院判決。——監獄裏的生活比這裏好得多。”

    青年不說話——他十分明白了說和不說一樣。

    “你說，”馬褂又冷笑了一聲，“你是CP，還是CY？”

    “都不是的。這些我什麽也不懂！”

    “紅軍軍官會刻，CP，CY就不懂了？人這麽小，卻這樣的刁頑！去！”於是一隻手順勢向前一擺，一個警察很聰明而熟練的提著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寫到這裏，似乎有些不像童話了。但如果不稱它為童話，我將稱它為什麽呢？特別的隻在我說得出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實的信

    “敬愛的先生：

    你問我出了拘留所以後的事情麽，我現在大略敘述在下麵——

    在當年的最後一月的最後一天，我們三個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開檢查庭。這檢察官的審問很特別，隻問了三句：

    ‘你叫什麽名字？’——第一句；

    ‘今年你幾歲？’——第二句；

    ‘你是那裏人？’——第三句。

    開完了這樣特別的庭，我們又被法院解到了軍人監獄。有誰要看統治者的統治藝術的全般的麽？那隻要到軍人監獄裏去。他的虐殺異己，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時局一緊張，就拉出一批所謂重要的政治犯來槍斃，無所謂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於危急的時候，曾在三刻鍾之內，打死了二十二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也槍斃了不少。刑場就是獄裏的五畝大的菜園，囚犯的屍體，就靠泥埋在菜園裏，上麵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

    約莫隔了兩個半月的樣子。起訴書來了。法官隻問我們三句話，怎麽可以做起訴書的呢？可以的！原文雖然不在手頭，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條目已經忘記了——

    ‘……Ch……H……所組織之木刻研究會，係受共黨指揮，研究普羅藝術之團體也。被告等皆為該會會員，……核其所刻，皆為紅軍軍官及勞動饑餓者之景象，借以鼓動階級鬥爭而示。無產階級必有專政之一日。……’

    之後，沒有多久，就開審判庭。庭上一字兒坐著老爺五位，威嚴得很。然而我倒並不怎樣的手足無措，因為這時我的腦子裏浮出了一幅圖畫，那是陀密埃（Honoré Daumier）的《法官》，真使我讚歎！

    審判庭開後的第八日，開最後的判決庭，宣判了。判決書上所開的罪狀，也還是起訴書上的那麽幾句，隻在它的後半段裏，有——

    ‘核其所為，當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條，刑法第×百×十×條第×款，各處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不無可憫，特依××法第×千×百×十×條第×款之規定，減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於判決書送到後十日以內，不服上訴……’雲雲。

    我還用得到‘上訴’麽？‘服’得很！反正這是他們的法律！

    總結起來，我從被捕到放出，竟遊曆了三處殘殺人民的屠場。現在，我除了感激他們不砍我的頭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幾多的知識。單在刑罰一方麵，我才曉得現在的中國有：一、抽藤條，二、老虎凳，都還是輕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鐵杠放在他的腿彎上，兩頭站上彪形大漢去，起先兩個，逐漸加到八人；四、跪火鏈，是把燒紅的鐵鏈盤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還有一種叫‘吃’的，是從鼻孔裏灌辣椒水，火油，醋，燒酒……六、還有反綁著犯人的手，另用細麻繩縛住他的兩個大拇指，高懸起來，吊著打，我叫不出這刑罰的名目。

    我認為最慘的還是在拘留所裏和我同櫳的一個年青的農民。老爺硬說他是紅軍軍長，但他死不承認。嗬，來了，他們用縫衣針插在他的指甲縫裏，用榔頭敲進去。敲進去了一隻，不承認，敲第二隻，仍不承認，又敲第三隻……第四隻……終於十隻指頭都敲滿了。直到現在，那青年的慘白的臉，凹下的眼睛，兩隻滿是鮮血的手，還時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難於忘卻！使我苦痛！……

    然而，入獄的原因，直到我出來之後才查明白。禍根是在我們學生對於學校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於訓育主任，而他卻是省黨部的政治情報員。他為了要鎮壓全體學生的不滿，就把僅存的三個木刻研究會會員，抓了去做示威的犧牲了。而那個硬派盧那卻爾斯基為紅軍軍官的馬褂老爺，又是他的姐夫。多麽便利嗬！

    寫完了大略，抬頭看看窗外，一地慘白的月色，心裏不禁漸漸地冰涼了起來。然而我自信自己還並不怎樣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涼起來了……

    願你的身體康健！

    人凡。四月四日，後半夜。”

    （附記：從《一個童話》後半起至篇末止，均據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記》。四月七日。）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軍發表了一篇小品，題目是《大連丸上》，記著一年多以前，他們夫婦倆怎樣幸而走出了對於他們是荊天棘地的大連——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才又從凍結裏蠕活過來。

    “‘啊！祖國！’

    “我們夢一般這樣叫了！”

    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係。那麽，且慢“從凍結裏蠕活過來”罷。三月裏，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

    “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誰說的呢？就是“有人”。為什麽呢？因為這部《八月的鄉村》“裏麵有些還不真實”。然而我的傳話是“真實”的。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壇》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為證——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麵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於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麽沒有人指出呢？”

    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須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裏，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麽，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卻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為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於來做低能兒的幸福的時期。

    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來做小說了，卻“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聽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不來指出“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豐富了自己以後”，再來做“正確的批評”。但我以為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製造或將要製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可惜的是這麽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麽“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

    況且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並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卻知道夠不夠真實。而且要作家進步，也無須靠“正確”的批評，因為在沒有人指出《八月的鄉村》的技巧上，內容上的“許多問題”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經斷定了：“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或豫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

    到這裏，就是坦克車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

    到這裏，我又應該補敘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題目，是：《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

    題目很有勁。作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但卻實行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發表時，這才解除它的任務，而《八月的鄉村》也許再有些生機。因為這種模模胡胡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於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但我以為同時可也萬萬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並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

    （四月十六日。）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這一卷所收的，都是文學的作品：詩，劇本，小說。也都是翻譯。

    編輯時作為根據的，除《克裏慕薩慕京的生活》的殘稿外，大抵是印本。隻有《沒工夫唾罵》曾據譯者自己校過的印本改正幾個錯字。高爾基的早年創作也因為得到原稿校對，補入了幾條注釋，所可惜的是力圖保存的《第十三篇關於列爾孟托夫的小說》的原稿終被遺失，印本上雖有可疑之處，也無從質證，而且連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樣了。

    譯者采擇翻譯的底本，似乎並無條理。看起來：大約一是先要能夠得到，二是看得可以發表，這才開手來翻譯。而且有時也許還因了插圖的引動，如雷赫台萊夫（B.A.Lekhterev）和巴爾多（R.Barto）的繪畫，都曾為譯者所愛玩，觀最末一篇小說之前的小引，即可知。所以這裏就不顧體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圖畫，也全數插入，——這，自然想借以增加讀者的興趣，但也有些所謂“懸劍空壟”的意思的。至於關於辭句的辦法，卻和上卷悉同，茲不贅。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編者。

    《出關》的“關”

    我的一篇曆史的速寫《出關》在《海燕》上一發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評，但大抵自謙為“讀後感”。於是有人說：“這是因為作者的名聲的緣故”。話是不錯的。現在許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沒有這麽的受批評家注意，偶或為讀者所發現，銷上一二千部，便什麽“名利雙收”呀，“不該回來”呀，“嘰哩咕嚕”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還有活氣，一定要弄到此後一聲不響，這才算天下太平，文壇萬歲。然而別一方麵，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臉了，他戟指大叫道：“我們中國有半個托爾斯泰沒有？有半個歌德沒有？”慚愧得很，實在沒有。不過其實也不必這麽激昂，因為從地殼凝結，漸有生物以至現在，在俄國和德國，托爾斯泰和歌德也隻有各一個。

    我並沒有遭著這種打擊和恫嚇，是萬分幸福的，不過這回卻想破了向來對於批評都守緘默的老例，來說幾句話，這也並無他意，隻以為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判作者的權利，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咱們也不妨談一談而已。

    看所有的批評，其中有兩種，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縮得更小，或者簡直封閉了。

    一種，是以為《出關》在攻擊某一個人。這些話，在朋友閑談，隨意說笑的時候，自然是無所不可的，但若形諸筆墨，昭示讀者，自以為得了這作品的魂靈，卻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媽媽。她是隻知道，也隻愛聽別人的陰私的。不幸我那《出關》並不合於這一流人的胃口，於是一種小報上批評道：“這好像是在諷刺傅東華，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見並不“是在諷刺傅東華”了，這不是該從別處著眼了麽？然而他因此又覺得毫無意味，一定要實在“是在諷刺傅東華”，這才嚐出意味來。

    這種看法的人們，是並不很少的，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卻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但小說裏麵，並無實在的某甲或某乙的麽？並不是的。倘使沒有，就不成為小說。縱使寫的是妖怪，孫悟空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裏，豬八戒高老莊招親，在人類中也未必沒有誰和他們精神上相像。有誰相像，就是無意中取誰來做了模特兒，不過因為是無意中，所以也可以說是誰竟和書中的誰相像。我們的古人，是早覺得做小說要用模特兒的，記得有一部筆記，說施耐庵——我們也姑且認為真有這作者罷——請畫家畫了一百零八條梁山泊上的好漢，貼在牆上，揣摩著各人的神情，寫成了《水滸》。但這作者大約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倆，而不知道畫家的能力，以為他倒能憑空創造，用不著模特兒來作標本了。

    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這比較的易於描寫，但若在書中是一個可惡或可笑的角色，在現在的中國恐怕大抵要認為作者在報個人的私仇——叫作“個人主義”，有破壞“聯合戰線”之罪，從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裏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但因為“雜取種種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數，更能招致廣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後一法的，當初以為可以不觸犯某一個人，後來才知道倒觸犯了一個以上，真是“悔之無及”，既然“無及”，也就不悔了。況且這方法也和中國人的習慣相合，例如畫家的畫人物，也是靜觀默察，爛熟於心，然後凝神結想，一揮而就，向來不用一個單獨的模特兒的。

    不過我在這裏，並不說傅東華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兒，他一進小說，是有代表一種人物的資格的；我對於這資格，也毫無輕視之意，因為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隻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幹了。例如《紅樓夢》裏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隻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隻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裏：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

    還有一種，是以為《出關》乃是作者的自況，自況總得占點上風，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說得最淒慘的是邱韻鐸先生——

    “……至於讀了之後，留在腦海裏的影子，就隻是一個全身心都浸淫著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覺著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跟著我們的作者。要是這樣，那麽，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魯迅先生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是不在這裏的。……”（《每周文學》的《海燕讀後記》）

    這一來真是非同小可，許多人都“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前麵一個老子，青牛屁股後麵一個作者，還有“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還有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竟一窠蜂似的湧“出關”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隻是一個全身心都浸淫著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會不再出關，回上海請我們吃飯，出題目征集文章，做道德五百萬言的了。

    所以我現在想站在關口，從老子的青牛屁股後麵，挽留住“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以及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首先是請不要“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因為“本意是不在這裏”，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沒說出在那裏，也許看不出在那裏。倘是前者，真是“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倘因後者，那麽，卻是我的文字壞，不夠分明的傳出“本意”的緣故。現在略說一點，算是敬掃一回兩月以前“留在腦海裏的影子”罷——

    老子的西出函穀，為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說》中，但我也並不信為一定的事實。至於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卻是我的意見：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卻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老則是“無為而無不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要無所不為，就隻好一無所為，因為一有所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無不為”了。我同意於關尹子的嘲笑：他是連老婆也娶不成的。於是加以漫畫化，送他出了關，毫無愛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這樣的淒慘，我想，這大約一定因為我的漫畫化還不足夠的緣故了，然而如果更將他的鼻子塗白，是不隻“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隻好這樣子。

    再引一段邱韻鐸先生的獨白——

    “……我更相信，他們是一定會繼續地運用他們的心力和筆力，傾注到更有利於社會變革方麵，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加強起來，同時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轉為有利的力量，以聯結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

    一為而“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僅次於“無為而無不為”一等，我“們”是沒有這種玄妙的本領的，然而我“們”和邱先生不同之處卻就在這裏，我“們”並不“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卻會“真切地感覺著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的關鍵也在這裏。他起了有利於老子的心思，於是不禁寫了“巨大無比”的抽象的封條，將我的無利於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閉了。但我疑心：邱韻鐸先生以及像邱韻鐸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也許倒隻在這裏的。

    （四月三十日。）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一 來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Reds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麵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Reds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隻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為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製，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複，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順頌

    健康！

    陳×× 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麵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麽？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麵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幹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麵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麽？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複。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隻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麽什麽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誌，是自以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裏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

    大安。

    魯迅。 六月九日。

    （這信由先生口授，O.V.筆寫。）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病中答訪問者，O.V.筆錄

    “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著；到現在更具體底地，更實際鬥爭底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著，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著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起爛縵的花來罷。因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曆來的反對法西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楊。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胡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胡塗的昏蟲。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頭昏，渾亂。

    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我們的創作也常現出近於出題目做八股的弱點。所以我想現在應當特別注意這點：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隻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它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幹，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卻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闊佬，什麽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無需在作品的後麵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麵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著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六月十日。）

    《蘇聯版畫集》序

    ——前大半見上麵《記蘇聯版畫展覽會》，而將《附記》刪去，再後便接下文：

    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間，蘇聯版畫展覽會在上海開會的時候，我寫來登在《申報》上麵的。這展覽會對於中國給了不少的益處；我以為因此由幻想而入於腳踏實地的寫實主義的大約會有許多人，良友圖書公司要印一本畫集，我聽了非常高興，所以當趙家璧先生希望我參加選擇和寫作序文的時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應了：這是我所願意做，也應該做的。

    參加選擇繪畫，尤其是版畫，我是踐了夙諾的，但後來卻生了病，纏綿月餘，什麽事情也不能做了，寫序之期早到，我卻還連拿一張紙的力量也沒有。停印等我，勢所不能，隻好仍取舊文，印在前麵，聊以塞責。不過我自信其中之所說也還可以略供參考，要請讀者見恕的是我竟偏在這時候生病，不能寫出一點新的東西來。

    這一個月來，每天發熱，發熱中也有時記起了版畫。我覺得這些作者，沒有一個是瀟灑，飄逸，伶俐，玲瓏的。他們個個如廣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時簡直顯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後，開山的大師就忍饑，鬥寒，以一個廓大鏡和幾把刀，不屈不撓的開拓了這一部門的藝術。這回雖然已是複製了，但大略尚存，我們可以看見，有那一幅不堅實，不懇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我希望這集子的出世，對於中國的讀者有好影響，不但可見蘇聯的藝術的成績而已。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魯迅述，許廣平記。

    捷克譯本

    記得世界大戰之後，許多新興的國家出現的時候，我們曾經非常高興過，因為我們自己也是曾被壓迫，掙紮出來的人民。捷克的興起，自然為我們所大歡喜；但是奇怪，我們又很疏遠，例如我，就沒有認識過一個捷克人，看見過一本捷克書，前幾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鋪裏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們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記得。但以現在的一般情況而言，這並不算壞事情，現在各國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為了交情太好了的緣故。自然，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隻有用文藝來溝通，可惜走這條道路的人，曆來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譯者竟將首先來試盡這任務的光榮，加在我這裏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夠橫在捷克的讀者的眼前，這在我，實在比譯成通行很廣的別國語言更高興。我想，我們兩國，雖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為我們都走過艱難的道路，現在還在走，一麵尋求著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魯迅。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賣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讚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為主體的，但其成為主體，並不由於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曆史，而是由於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鬥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為主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隻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者；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為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麽？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於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為，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隻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異於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為伍，而不屑與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事而隻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為什麽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麽？）為此小故，遽拒一個人於千裏之外，我實以為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並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拙譯《斯太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後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敬頌

    痊安。

    懋庸上。 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裏發表了，因為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並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它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就也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麽？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內而後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裏，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卻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壞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於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麽“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麽？）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讚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於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過，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麽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麵上扮著“革命”的麵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隻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於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願來斷定他們是什麽人，但倘使他們真的誌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於“文藝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為它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卻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派別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氣。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於加入者的資格就限製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著“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於“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講的話，並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製定了加入的限製與條件。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讚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豫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後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麵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著，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麽“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裏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於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卻並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關係。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於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隻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為什麽這是“標新立異”？你們從那裏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並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也並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裏是並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號之關係。——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隻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隻在它有沒有錯誤。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麽它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號，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麽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並不相幹的。這裏的“大眾”，即照一向的“群眾”，“民眾”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眾”這意思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利益。我以為這兩個口號的並存，不必像辛人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讚成人們以各種的限製加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為“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麽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為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盡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為“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為生，但盡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著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閑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譯過幾章《死魂靈》，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此外，也並未到過鹹肉莊或賭場，並未出席過什麽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著，以及助長什麽惡劣傾向。難道因為我生病麽？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隻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隻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發表了O.V.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O.V.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於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麽？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內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麽？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複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於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誌和別的幾種譯書為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麽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為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於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並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為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並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嚐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著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麽便是“諂”，怎麽便是對於我的“效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於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諂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著什麽，來斷定和諂佞於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並未實見的徐懋庸，對於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於極點了。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麽，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不是隻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諂”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裏麵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麵前，就附著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衣缽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嚐一麵，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隻在爭座位，鬥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胡塗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裏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諂，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並不急於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為什麽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於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麽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麵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

    半夏小集

    一

    A：你們大家來品評一下罷，B竟蠻不講理的把我的大衫剝去了！

    B：因為A還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剝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還不屑剝呢。

    A：不過我自己卻以為還是穿著好……

    C：現在東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隻嚷你自己的大衫，你這利己主義者，你這豬玀！

    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B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侶，這昏蛋！

    二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麽，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三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四

    這是明亡後的事情。

    凡活著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的逸民。後來自己壽終林下，兒子已不妨應試去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於默默抗戰的烈士，卻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

    五

    A：B，我們當你是一個可靠的好人，所以幾種關於革命的事情，都沒有瞞了你。你怎麽竟向敵人告密去了？

    B：豈有此理！怎麽是告密！我說出來，是因為他們問了我呀。

    A：你不能推說不知道嗎？

    B：什麽話！我一生沒有說過謊，我不是這種靠不住的人！

    六

    A：阿呀，B先生，三年不見了！你對我一定失望了罷？……

    B：沒有的事……為什麽？

    A：我那時對你說過，要到西湖上去做二萬行的長詩，直到現在，一個字也沒有，哈哈哈！

    B：哦，……我可並沒有失望。

    A：您的“世故”可是進步了，誰都知道您記性好，“責人嚴”，不會這麽隨隨便便的，您現在也學會了說謊。

    B：我可並沒有說謊。

    A：那麽，您真的對我沒有失望嗎？

    B：唔，無所謂失不失望，因為我根本沒有相信過你。

    七

    莊生以為“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死後的身體，大可隨便處置，因為橫豎結果都一樣。

    我卻沒有這麽曠達。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

    養肥了獅虎鷹隼，它們在天空，岩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群癩皮狗，隻會亂鑽，亂叫，可多麽討厭！

    八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為《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著輕蔑什麽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裏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九

    作為缺點較多的人物的模特兒，被寫入一部小說裏，這人總以為是晦氣的。

    殊不知這並非大晦氣，因為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裏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

    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簍，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寫小說的，便回避我，我常想這樣的勸止他，但可惜我的毒還不到這程度。

    “這也是生活”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到得大病初愈，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麵前有一把圓椅，坐著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著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有一個親戚的孩子，高中畢了業，卻隻好到襪廠裏去做學徒，心情已經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幾乎一年到頭，並無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對他的哥哥道：“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他從此就站不起來，送回家裏，躺著，不想飲食，不想動彈，不想言語，請了耶穌教堂的醫生來看，說是全體什麽病也沒有，然而全體都疲乏了。也沒有什麽法子治。自然，連接而來的是靜靜的死。我也曾經有過兩天這樣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確什麽欲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幹，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欲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才能覺得疲勞，才需要休息。

    象心縱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嗬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記得前年，也在病後，做了一篇《病後雜談》，共五節，投給《文學》，但後四節無法發表，印出來隻剩了頭一節了。雖然文章前麵明明有一個“一”字，此後突然而止，並無“二”“三”，仔細一想是就會覺得古怪的，但這不能要求於每一位讀者，甚而至於不能希望於批評家。於是有人據這一節，下我斷語道：“魯迅是讚成生病的。”現在也許暫免這種災難了，但我還不如先在這裏聲明一下：“我的話到這裏還沒有完。”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裏，我醒來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為什麽？……”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為我在講昏話。

    “因為我要過活。你懂得麽？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麵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它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卻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侖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卻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於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著了腳，即以為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卻是不錯的。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為了不給我開電燈，我對於廣平很不滿，見人即加以攻擊；到得自己能走動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臥病期中，全是精華的刊物已經出得不少了，有些東西，後麵雖然仍舊是“美容妙法”，“古木發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麵卻總有一點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

    尤可驚服的是先前用《禦香縹緲錄》，把清朝的宮廷講得津津有味的《申報》上的《春秋》，也已經時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點滴》裏，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的。但倘使我一麵這樣想，一麵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勁咽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咚的響它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為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卻立刻又會高高興興的把這西瓜吃下，成為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麽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說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麵吃，一麵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隻覺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卻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吃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鬥起來就和喉幹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卻是不相幹。這樣整天哭喪著臉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麽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八月二十三日。）

    立此存照（一）

    曉角

    海派《大公報》的《大公園地》上，有《非廣漫話》，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題為《太學生應試》，雲：

    “這次太學生應試，國文題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理科的是《擬南粵王複漢文帝書》，並把漢文帝遺南粵王趙佗書的原文附在題後。也許這個試題，對於現在的異動，不無見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學生對於這兩個策論式的命題，很有些人摸不著頭腦。有一位太學生在試卷上大書：‘漢文帝三字仿佛故識，但不知係漢高祖幾代賢孫，答南粵王趙他，則素昧生平，無從說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見。’某試官見此生誤佗為他，輒批其後雲：‘漢高文帝爸，趙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來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題後，並未作文，僅書‘若見美人甘下拜，凡聞過失要回頭’一聯，擲筆出場而去。某試官批雲：‘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臨考試而動愛美之興，幸該生尚能懸崖勒馬，否則應打竹板四十，趕出場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資談助者。”

    寥寥三百餘字耳，卻已將學生對於舊學之空疏和官師態度之浮薄寫盡，令人覺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者，誠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國文亦良難：漢若無趙他，中華民國亦豈得有“太學生”哉。

    立此存照（二）

    曉角

    《申報》（八月九日）載本地人盛阿大，有一養女，名杏珍，年十六歲，於六日忽然失蹤，盛在家檢點衣物，從杏珍之箱篋中發現他人寄與之情書一封，原文雲：

    “光陰如飛的過去了，倏忽已六個月半矣，在此過程中，很是覺得悶悶的，然而細想真有無窮快樂在眼前矣，細算時日，不久快到我們的時候矣，請萬事多多秘密為要，如有東西，有機會拿來，請你愛惜金錢，不久我們需要金錢應用，幸勿浪費，是幸，你的身體愛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開門，我多看見你芳影，很是快活，請你勿要想念，再會吧，日健，愛書，”

    盛遂將信呈交捕房，不久果獲誘拐者雲雲。

    案這種事件，是不足為訓的。但那一封信，卻是十足道地的語錄體情書，置之《宇宙風》中，也堪稱佳作，可惜林語堂博士竟自赴美國講學，不再顧念中國文風了。

    現在錄之於此，以備他日作《中國語錄體文學史》者之采擇，其作者，據《申報》雲，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號協盛水果店夥無錫項三寶也。

    死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著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著有二大主題支配著，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為什麽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裏，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卻還沒有感到這麽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卻還不失為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卻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為死後就去輪回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回，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麽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麵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麽體麵，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為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就穿著叫化子或是遊泳家的衣服的麽？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回，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著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卻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麵化為居士，準備成佛，一麵自然也主張讀經複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著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為死後也超出了輪回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回，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隻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吃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麽，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隻要很閑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沉木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為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為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麵也為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複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麽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麽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著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麽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著，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煉到“心如古井”，就隻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隻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隻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著，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隻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卻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女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說的罷：“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這對於我們紹興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但其實，是並不的確的；這地方，無論為那一樣都可以用。

    不過一般的紹興人，並不像上海的“前進作家”那樣憎惡報複，卻也是事實。單就文藝而言，他們就在戲劇上創造了一個帶複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就是“女吊”。我以為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於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我已經在《朝花夕拾》裏得了紹介給全國讀者的光榮了，這回就輪到別一種。

    “女吊”也許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話，隻好說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實，在平時，說起“吊死鬼”，就已經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為投繯而死者，向來以婦人女子為最多。有一種蜘蛛，用一枝絲掛下自己的身體，懸在空中，《爾雅》上已謂之“蜆，縊女”，可見在周朝或漢朝，自經的已經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時不稱它為男性的“縊夫”或中性的“縊者”。不過一到做“大戲”或“目連戲”的時候，我們便能在看客的嘴裏聽到“女吊”的稱呼。也叫作“吊神”。橫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號的，我還沒有發見過第二位，則其受民眾之愛戴也可想。但為什麽這時獨要稱她“女吊”呢？很容易解：因為在戲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現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紹興，那時沒有達官顯宦，所以未聞有專門為人（堂會？）的演劇。凡做戲，總帶著一點社戲性，供著神位，是看戲的主體，人們去看，不過叨光。但“大戲”或“目連戲”所邀請的看客，範圍可較廣了，自然請神，而又請鬼，尤其是橫死的怨鬼。所以儀式就更緊張，更嚴肅。一請怨鬼，儀式就格外緊張嚴肅，我覺得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許我在別處已經寫過，“大戲”和“目連”，雖然同是演給神、人、鬼看的戲文，但兩者又很不同。不同之點：一在演員，前者是專門的戲子，後者則是臨時集合的Amateur——農民和工人；一在劇本，前者有許多種，後者卻好歹總隻演一本《目連救母記》。然而開場的“起殤”，中間的鬼魂時時出現，收場的好人升天，惡人落地獄，是兩者都一樣的。

    當沒有開場之前，就可看出這並非普通的社戲，為的是台兩旁早已掛滿了紙帽，就是高長虹之所謂“紙糊的假冠”，是給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內行人，緩緩的吃過夜飯，喝過茶，閑閑而去，隻要看掛著的帽子，就能知道什麽鬼神已經出現，因為這戲開場較早，“起殤”在太陽落盡時候，所以飯後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會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殤”者，紹興人現已大抵誤解為“起喪”，以為就是召鬼，其實是專限於橫死者的。《九歌》中的《國殤》雲：“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當然連戰死者在內。明社垂絕，越人起義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稱為叛賊，我們就這樣的一同招待他們的英靈。在薄暮中，十幾匹馬，站在台下了；戲子扮好一個鬼王，藍麵鱗紋，手執鋼叉，還得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的孩子都可以應募。我在十餘歲時候，就曾經充過這樣的義勇鬼，爬上台去，說明誌願，他們就給在臉上塗上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擁上馬，疾馳到野外的許多無主孤墳之處，環繞三匝，下馬大叫，將鋼叉用力的連連刺在墳墓上，然後拔叉馳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聲，將鋼叉一擲，釘在台板上。我們的責任，這就算完結，洗臉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頓竹篠（這是紹興打孩子的最普通的東西），一以罰其帶著鬼氣，二以賀其沒有跌死，但我卻幸而從來沒有被覺察，也許是因為得了惡鬼保佑的緣故罷。

    這一種儀式，就是說，種種孤魂厲鬼，已經跟著鬼王和鬼卒，前來和我們一同看戲了，但人們用不著擔心，他們深知道理，這一夜決不絲毫作怪。於是戲文也接著開場，徐徐進行，人事之中，夾以出鬼：火燒鬼，淹死鬼，科場鬼（死在考場裏的），虎傷鬼，……孩子們也可以自由去扮，但這種沒出息鬼，願意去扮的並不多，看客也不將它當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時分——“跳”是動詞，意義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鬆緊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涼的喇叭來，中央的橫梁上，原有一團布，也在這時放下，長約戲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們都屏著氣，台上就闖出一個不穿衣褲，隻有一條犢鼻褌，麵施幾筆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徑奔懸布，像蜘蛛的死守著蛛絲，也如結網，在這上麵鑽，掛。他用布吊著各處：腰，脅，胯下，肘彎，腿彎，後項窩……一共七七四十九處。最後才是脖子，但是並不真套進去的，兩手扳著布，將頸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連戲時，獨有這一個腳色須特請專門的戲子。那時的老年人告訴我，這也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也許會招出真的“男吊”來。所以後台上一定要扮一個王靈官，一手捏訣，一手執鞭，目不轉睛的看著一麵照見前台的鏡子。倘鏡中見有兩個，那麽，一個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將假鬼打落台下。假鬼一落台，就該跑到河邊，洗去粉墨，擠在人叢中看戲，然後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會在戲台上吊死；洗得慢，真鬼也還會認識，跟住他。這擠在人叢中看自己們所做的戲，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遊曆一樣，也正是一種缺少不得的過渡儀式。

    這之後，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涼的喇叭；少頃，門幕一掀，她出場了。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發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一個全台，內行人說：這是走了一個“心”字。為什麽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隻知道她何以要穿紅衫。看王充的《論衡》，知道漢朝的鬼的顏色是紅的，但再看後來的文字和圖畫，卻又並無一定顏色，而在戲文裏，穿紅的則隻有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為她投繯之際，準備作厲鬼以複仇，紅色較有陽氣，易於和生人相接近，……紹興的婦女，至今還偶有搽粉穿紅之後，這才上吊的。自然，自殺是卑怯的行為，鬼魂報仇更不合於科學，但那些都是愚婦人，連字也不認識，敢請“前進”的文學家和“戰鬥”的勇士們不要十分生氣罷。我真怕你們要變呆鳥。

    她將披著的頭發向後一抖，人這才看清了臉孔：石灰一樣白的圓臉，漆黑的濃眉，烏黑的眼眶，猩紅的嘴唇。聽說浙東的有幾府的戲文裏，吊神又拖著幾寸長的假舌頭，但在紹興沒有。不是我袒護故鄉，我以為還是沒有好；那麽，比起現在將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時式打扮來，可以說是更徹底，更可愛。不過下嘴角應該略略向上，使嘴巴成為三角形：這也不是醜模樣。假使半夜之後，在薄暗中，遠處隱約著一位這樣的粉麵朱唇，就是現在的我，也許會跑過去看看的，但自然，卻未必就被誘惑得上吊。她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於發出悲哀的聲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身楊家女，

    嗬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這一句，也還是剛從克士那裏聽來的。但那大略，是說後來去做童養媳，備受虐待，終於弄到投繯。唱完就聽到遠處的哭聲，這也是一個女人，在銜冤悲泣，準備自殺。她萬分驚喜，要去“討替代”了，卻不料突然跳出“男吊”來，主張應該他去討。他們由爭論而至動武，女的當然不敵，幸而王靈官雖然臉相並不漂亮，卻是熱烈的女權擁護家，就在危急之際出現，一鞭把男吊打死，放女的獨去活動了。老年人告訴我說：古時候，是男女一樣的要上吊的，自從王靈官打死了男吊神，才少有男人上吊；而且古時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處，都可以吊死的，自從王靈官打死了男吊神，致命處才隻在脖子上。中國的鬼有些奇怪，好像是做鬼之後，也還是要死的，那時的名稱，紹興叫作“鬼裏鬼”。但男吊既然早被王靈官打死，為什麽現在“跳吊”，還會引出真的來呢？我不懂這道理，問問老年人，他們也講說不明白。

    而且中國的鬼還有一種壞脾氣，就是“討替代”，這才完全是利己主義；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們相處的。習俗相沿，雖女吊不免，她有時也單是“討替代”，忘記了複仇。紹興煮飯，多用鐵鍋，燒的是柴或草，煙煤一厚，火力就不靈了，因此我們就常在地上看見刮下的鍋煤。但一定是散亂的，凡村姑鄉婦，誰也決不肯省些力，把鍋子伏在地麵上，團團一刮，使煙煤落成一個黑圈子。這是因為吊神誘人的圈套，就用煤圈煉成的緣故。散掉煙煤，正是消極的抵製，不過為的是反對“討替代”，並非因為怕她去報仇。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複的毒心，也決無被報複的恐懼，隻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麵東西的秘密。

    （九月十九——二十日。）

    立此存照（三）

    曉角

    飽暖了的白人要搔癢的娛樂，但菲洲食人蠻俗和野獸影片已經看厭，我們黃臉低鼻的中國人就被搬上銀幕來了。於是有所謂“辱華影片”事件，我們的愛國者，往往勃發了義憤。

    五六年前罷，因為《月宮盜寶》這片子，和範朋克大鬧了一通，弄得不歡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沒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實是蒙古王子，和我們不相幹；而故事是出於《天方夜談》的，也怪不得隻是演員非導演的範朋克。

    不過我在這裏，也並無替範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車》事件，卻比《盜寶》案切實得多了。我情願做一回“文剪公”，因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刪節了怕會索然無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內《大公俱樂部》上所載的，蕭運先生的《馮史丹堡過滬再誌》：

    “這幾天，上海的電影界，忙於招待一位從美國來的貴賓，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導演約瑟夫馮史丹堡（Josef Von Sternberg），當一些人在熱烈地歡迎他的時候，同時有許多人在向他攻擊，因為他是辱華片《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的導演人，他對於我國曾有過重大的侮蔑。這是令人難忘的一回事！

    “說起《上海快車》，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當一二八戰事之後，一般人的敵愾心理還很敏銳，所以當這部歪曲了事實的好萊塢出品在上海出現時，大家不由都一致發出憤慨的呼聲，像曇花一現地，這部影片隻映了兩天，便永遠在我國人眼前消滅了。到了五年後的今日，這部片子的導演人還不能避免輿論的譴責。說不定經過了這回教訓之後，馮史丹堡會明白，無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車》的時候，馮史丹堡對於中國，可以說一點印象沒有，中國是怎樣的，他從來不曉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辯護，這回侮辱中國，並非有意如此。但是現在，他到過中國了，他看過中國了，如果回好萊塢之後，他再會製出《上海快車》那樣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時對人說他對中國的印象很好，希望他這是真話。”（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這天的《大公報》，而在《戲劇與電影》上，登有棄揚先生的《藝人訪問記》雲：

    “以《上海快車》一片引起了中國人注意的導演人約瑟夫馮史登堡氏，無疑，從這次的旅華後，一定會獲得他的第二部所謂辱華的題材的。

    “‘中國人沒有自知，《上海快車》所描寫的，從此次的來華，益給了我不少證實……’不像一般來華的訪問者，一到中國就改變了他原有的論調；馮史登堡氏確有著這樣一種雋然的藝術家風度，這是很值得我們的敬佩的”。

    （中略。）

    “沒有極正麵去抗議《上海快車》這作品，隻把他在美時和已來華後，對中日的感想來問了。

    “不立刻置答，繼而莞然地說：

    “‘在美時和已來華後，並沒有什麽不同，東方風味確然兩樣，日本的風景很好，中國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華了，蘇州太舊，神秘的情調，確實是有的。許多訪問者都以《上海快車》事來質問我，實際上，不必掩飾是確有其事的。現在是更留得了一個真切的印象。……我不帶攝影機，但我的眼睛，是不會叫我忘記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數年前南京中山路，為了招待外賓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來他不但並不改悔，倒更加堅決了，怎樣想著，便怎麽說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麵的蠻風，我同意記者之所說：“值得我們的敬佩。”

    我們應該有“自知”之明，也該有知人之明：我們要知道他並不把中國的“輿論的譴責”放在心裏，我們要知道中國的輿論究有多大的權威。

    “但是現在，他到過中國了，看過中國了”，“他在上海時對人說他對中國的印象很好”，據《訪問記》，也確是“真話”。不過他說“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國人，中國的地方，從他們看來，和人們已經幾乎並無關係了。

    況且我們其實也並無什麽好的人事給他看。我看過關於馮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閱前一天的，十九日的報紙，也沒有什麽體麵事，現在就剪兩條電報在這裏：

    “（北平十八日中央社電）平九一八紀念日，警憲戒備極嚴，晨六時起，保安偵緝兩隊全體出動，在各學校公共場所衝要街巷等處配置一切，嚴加監視，所有軍警，並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氣頗呈緊張，但在平安中渡過。”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時專電）本日傍晚，豐台日軍突將二十九軍駐防該處之馮治安部包圍，勒令繳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軍已自北平增兵赴豐台，詳況不明。查月來日方迭請宋哲元部將馮部撤退，宋迄未允。”

    跳下一天，二十日的報上的電報：

    “（豐台十九日同盟社電）十八日之豐台事件，於十九日上午九時半圓滿解決，同時日本軍解除包圍形勢，集合於車站前大坪，中國軍亦同樣整列該處，互釋誤會。”

    再下一天，二十一日報上的電報：

    “（北平二十日中央社電）豐台中日軍誤會解決後，雙方當局為避免今後再發生同樣事件，經詳細研商，決將兩軍調至較遠之地方，故我軍原駐豐台之二營五連，已調駐豐台迤南之趙家村，駐豐日軍附近，已無我軍蹤跡矣。”

    我不知道現在馮史丹堡在那裏，倘還在中國，也許要錯認今年為“誤會年”，十八日為“學生造反日”的罷。

    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隻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胡塗，誤認他為肥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像肥胖，並非浮腫；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別的好浮腫，與眾不同。如果有人，當麵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並不“好”，病而已矣。那麽，他就失望，含羞，於是成怒，罵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又希望他畏懼主人的憤怒和罵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於是他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著了。

    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紮，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立此存照（四）

    曉角

    近年的期刊有《越風》，撰人既非全是越人，所談也非盡屬越事，殊不知其命名之所以然。自然，今年是必須痛罵貳臣和漢奸的，十七期中，有高越天先生作的《貳臣漢奸的醜史和惡果》，第一節之末雲：

    明朝頗崇氣節，所以亡國之際，忠臣義烈，殉節不屈的多不勝計，實為我漢族生色。但是同時漢奸貳臣，卻也不少，最大漢奸吳三桂，貳臣洪承疇，這兩個沒廉恥的東西，我們今日聞名，還須掩鼻。其實他們在當時昧了良心努力討好清廷，結果還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漢奸的下場尚且如此，許多次等漢奸，結果自更屬可慘。……”

    後又據《雪庵絮墨》，述清朝對於開創功臣，皆配享太廟，然無漢人之耿精忠、尚可喜、吳三桂、洪承疇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之《貳臣傳》之首，於是誡曰：

    “似這樣丟臉的事情，我想不獨含怨泉下的洪經略要大吃一驚，凡一班吃裏爬外，槍口向內的狼鼠之輩，讀此亦當憬然而悟矣。”

    這種訓誡，是反問不得的。倘有不識時務者問：“如果那時並不‘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漢人也配享太廟，洪承疇不入《貳臣傳》，則將如何？”我覺得頗費唇舌。

    因為衛國和經商不同，值得與否，並不是第一著也。

    立此存照（五）

    曉角

    《社會日報》久不載《藝人膩事》了，上海《大公報》的《本埠增刊》上，卻載起《文人膩事》來。“文”“膩”兩音差多，事也並不全“膩”，這真叫作“一代不如一代”。但也常有意外的有趣文章，例如九月十五日的《張資平在女學生心中》條下，有記的是：

    “他雖然是一個戀愛小說作家，而他卻是一個頗為精明方正的人物。並沒有文學家那一種浪漫熱情不負責任的習氣，他之精明強幹，恐怕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個來吧。胖胖的身材，矮矮的個子，穿著一身不合身材的西裝，襯著他一付團團的黝黑的麵孔，一手裏經常的夾著一個大皮包，大有洋行大板公司經理的派頭，可是，他的大皮包內沒有支票帳冊，隻有戀愛小說的原稿與大學裏講義。”

    原意大約是要寫他的“頗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畫出了開樂群書店賺錢時代的張資平老板麵孔。最妙的是“一手裏經常夾著一個大皮包”，但其中“隻有戀愛小說的原稿與大學裏講義”：都是可以賺錢的貨色，至於“沒有支票帳冊”，就活畫了他用不著記帳，和開支票付錢。所以當書店關門時，老板依然“一付團團的黝黑的麵孔”，而有些賣稿或抽板稅的作者，卻成了一付尖尖的晦氣色的麵孔了。

    立此存照（六）

    曉角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新正，張獻忠之一股陷安徽之巢縣，秀水人沈國元在彼地，被斫不死，改名常，字存仲，作《再生紀異錄》。今年春，上虞羅振常重校印行，改名《流寇陷巢記》，多此一改，怕是生意經了。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元宵夜，月光澄湛，皎如白日。邑前居民神堂火起，嚴大尹拜滅之；戒市人勿張燈。時餘與友人薛希珍楊子喬同步街頭，各有憂色，蓋以賊鋒甚銳，毫無防備，城不可守也。街談巷議，無不言賊事，各以‘來了’二字，互相驚怖。及賊至，果齊聲呼‘來了來了’：非市讖先兆乎？”

    《熱風》中有《來了》一則，臆測而已，這卻是具象的實寫；而賊自己也喊“來了”，則為《熱風》作者所沒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賊”即民耳，故逃與追不同，而所喊的話如一：易地則皆然。

    又雲：

    “二十二日，……餘……匿金身後，即聞有相攜而蹶者，有痛楚而呻者，有繈負而至者，一聞賊來，無地可入，真人生之絕境也。及賊徜徉而前，僅一人提刀斫地示威耳；有猛犬逐之，竟懼而走。……”

    非經宋、元、明三朝的壓迫，殺戮和麻醉，不能到這田地。民覺醒於四年前之春，而宋、元、明、清之教養亦醒矣。

    立此存照（七）

    曉角

    近來的日報上作興附“專刊”，有講醫藥的，有講文藝的，有談跳舞的；還有“大學生專刊”，“中學生專刊”，自然也有“小學生”和“兒童專刊”；隻有“幼稚園生專刊”和“嬰兒專刊”，我還沒有看見過。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看《申報》，遇到了《兒童專刊》，其中有一篇叫作《救救孩子！》，還有一篇“兒童作品”，教小朋友不要看無用的書籍，如果有工夫，“可以看些有用的兒童刊物，或則看看星期日《申報》出版的《兒童專刊》，那是可以增進我們兒童知識的”。

    在手裏的就是這《兒童專刊》，立刻去看第一篇。果然，發見了不忍刪節的應時的名文：

    小學生們應有的認識

    夢蘇

    最近一個月中，四川的成都，廣東的北海，湖北的漢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連續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僑民及水兵的被人殺害，國交顯出分外嚴重的不安。

    小朋友對於這種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於我們民族前途的關係是極大的。

    國際的交涉，在非常時期，做國民的不可沒有抗敵禦侮的精神；但國交尚在常態的時期，卻絕對不可有傷害外僑的越軌行動。倘若以個人的私忿，而殺害外僑，這比較殺害自國人民，罪加一等。因為被殺害的雖然是絕少數人，但會引起別國的誤會，加重本國外交上的困難；甚至發生意外的糾紛，把整個民族複興運動的步驟亂了。這種少數人無意識的軌外行動，實是國法的罪人，民族的敗類。我們當引為大戒。要知道這種舉動，和戰士在戰爭時的殺敵致果，功罪是絕對相反的。

    小朋友們！試想我們住在國外的僑民，倘使被別國人非法殺害，雖然我們沒有兵艦派去登陸保僑，小題大做：我們政府不會提出嚴厲的要求，得不到絲毫公道的保障；但總禁不住我們同情的憤慨。

    我們希望別國人民敬視我們的華僑，我們也當敬視任何的外僑；使傷害外僑的非法行為以後不再發生。這才是大國民的風度。

    這“大國民的風度”非常之好，雖然那“總禁不住”“同情的憤慨”，還嫌過激一點，但就大體而言，是極有益於敦睦邦交的。不過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卻還“希望”我們對於自己，也有這“大國民的風度”，不要把自國的人民的生命價值，估計得隻值外僑的一半，以至於“罪加一等”。主殺奴無罪，奴殺主重辦的刑律，自從民國以來（嗚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經廢止了麽？

    真的要“救救孩子”。這“於我們民族前途的關係是極大的！”

    而這也是關於我們的子孫。大朋友，我們既然生著人頭，努力來講人話罷！

    （九月二十七日。）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於是有人慨歎，以為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歎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麵——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螭鬽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誌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誌。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誌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係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後，先生亦漸為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铓。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於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於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於期刊的鬥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於《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願為弟子者綦眾，至於倉皇製《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鬥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序

    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候，喧傳有好幾位名人都要譯《資本論》，自然依據著原文，但有一位還要參照英、法、日、俄各國的譯本。到現在，至少已經滿六年，還不見有一章發表，這種事業之難可想了。對於蘇聯的文學作品，那時也一樣的熱心，英譯的短篇小說集一到上海，恰如一胛羊肉墜入狼群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則化為“飛腳阿息普”，或則化為“飛毛腿奧雪伯”；然而到得第二本英譯《蔚藍的城》輸入的時候，誌士們卻已經沒有這麽起勁，有的還早覺得“伊凡”“彼得”，還不如“一洞”“八索”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並不一哄而起的人，當時好像落後，但因為也不一哄而散，後來卻成為中堅。靖華就是一聲不響，不斷的翻譯著的一個。他二十年來，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煙袋》和《四十一》，出了《鐵流》以及其他單行小冊很不少，然而不尚廣告，至今無煊赫之名，且受擠排，兩處受封鎖之害。但他依然不斷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譯作，而他的譯作，也依然活在讀者們的心中。這固然也因為一時自稱“革命作家”的過於吊兒郎當，終使堅實者成為碩果，但其實卻大半為了中國的讀書界究竟有進步，讀者自有確當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騙了。

    靖華是未名社中之一員；未名社一向設在北京，也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尚叫囂的小團體。但還是遭些無妄之災，而且遭得頗可笑。它被封閉過一次，是由於山東督軍張宗昌的電報，聽說發動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後來沒有事，啟封了。出盤之後，靖華譯的兩種小說都積在台靜農家，又和“新式炸彈”一同被收沒，後來雖然證明了這“新式炸彈”其實隻是製造化裝品的機器，書籍卻仍然不發還，於是這兩種書，遂成為天地之間的珍本。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圖書館被焚毀，梁實秋教授掌青島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除，以及未名社的橫禍，我那時頗覺得北方官長，辦事較南方為森嚴，元朝分奴隸為四等，置北人於南人之上，實在並非無故。後來知道梁教授雖居北地，實是南人，以及靖華的小說想在南邊出版，也曾被錮多日，就又明白我的決論其實是不確的了。這也是所謂“學問無止境”罷。

    但現在居然已經得到出版的機會，閑話休題，是當然的。言歸正傳：則這是合兩種譯本短篇小說集而成的書，刪去兩篇，加入三篇，以篇數論，有增無減。所取題材，雖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見水閘建築，不見集體農場，但在蘇聯，還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從我們中國人看來，也全是親切有味的文章。至於譯者對於原語的學力的充足和譯文之可靠，是讀書界中早有定論，不待我多說的了。

    靖華不厭棄我，希望在出版之際，寫幾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體力衰憊，不能為文，以上雲雲，幾同塞責。然而靖華的譯文，豈真有待於序，此後亦如先前，將默默的有益於中國的讀者，是無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機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魯迅記於上海且介亭之東南角。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寫完題目，就有些躊躕，怕空話多於本文，就是俗語之所謂“雷聲大，雨點小”。

    做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後，好像還可以寫一點閑文，但已經沒有力氣，隻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覺醒來，日報已到，拉過來一看，不覺自己摩一下頭頂，驚歎道：“二十五周年的雙十節！原來中華民國，已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豈不快哉！”但這“快”是迅速的意思。後來亂翻增刊，偶看見新作家的憎惡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頂澆半瓢冷水。自己心裏想：老人這東西，恐怕也真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罷，性情即日見乖張，二十五年而已，卻偏喜歡說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著什麽；而且這摩一下頭頂的手勢，也實在可以說是太落伍了。

    這手勢，每當驚喜或感動的時候，我也已經用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猶言“辮子究竟剪去了”，原是勝利的表示。這種心情，和現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著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隻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是曾經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跡，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它的。張勳來也好，段祺瑞來也好，我真自愧遠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當我還是孩子時，那時的老人指教我說：剃頭擔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掛頭的。滿人入關，下令拖辮，剃頭人沿路拉人剃發，誰敢抗拒，便砍下頭來掛在旗竿上，再去拉別的人。那時的剃發，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確是氣悶的，但掛頭故事卻並不引起我的驚懼，因為即使我不高興剃發，剃頭人不但不來砍下我的腦袋，還從旗竿鬥裏摸出糖來，說剃完就可以吃，已經換了懷柔方略了。見慣者不怪，對辮子也不覺其醜，何況花樣繁多，以姿態論，則辮子有鬆打，有緊打，辮線有三股，有散線，周圍有看發（即今之“劉海”），看發有長短，長看發又可打成兩條細辮子，環於頂搭之周圍，顧影自憐，為美男子；以作用論，則打架時可拔，犯奸時可剪，做戲的可掛於鐵竿，為父的可鞭其子女，變把戲的將頭搖動，能飛舞如龍蛇，昨在路上，看見巡捕拿人，一手一個，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則一把辮子，至少十多個，為治民計，也極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謂“海禁大開”，士人漸讀洋書，因知比較，縱使不被洋人稱為“豬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辮，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覺得毫無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這是縱使生於民國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於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自然，排滿的學說和辮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是早經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實際上感到不便的，卻是那辮子。

    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於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我第一次所經曆的是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的英勇的青年，不覺肅然起敬。但聽下去，到得他說“我在這裏罵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裏罵吳稚暉”，聽講者一陣大笑的時候，就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臉。“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後。吳稚暉在東京開會罵西太後，是眼前的事實無疑，但要說這時西太後也正在北京開會罵吳稚暉，我可不相信。講演固然不妨夾著笑罵，但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不過吳先生這時卻正在和公使蔡鈞大戰，名馳學界，白紗布下麵，就藏著名譽的傷痕。不久，就被遞解回國，路經皇城外的河邊時，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撈起，押送回去了。這就是後來太炎先生和他筆戰時，文中之所謂“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麵目上露”。其實是日本的禦溝並不狹小，但當警官護送之際，卻即使並未“麵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撈起的。這筆戰愈來愈凶，終至夾著毒詈，今年吳先生譏刺太炎先生受國民政府優遇時，還提起這件事，這是三十餘年前的舊賬，至今不忘，可見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叢書》內，卻都不收錄這些攻戰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虜，而服膺於幾個清儒，殆將希縱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

    剪掉辮子，也是當時一大事。太炎先生去發時，作《解辮發》，有雲——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餘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強鄰，戮使略賈，四維交攻。憤東胡之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涔涔曰，餘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違咫尺，弗能剪除，餘之罪也。將薦紳束發，以複近古，日既不給，衣又不可得。於是曰，昔祁班孫、釋隱玄，皆以明氏遺老，斷發以歿。《春秋穀梁傳》曰：‘吳祝發’，《漢書嚴助傳》曰：‘越

    文見於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書》中，後經更定，改名《檢論》時，也被刪掉了。我的剪辮，卻並非因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斷發文身”，今特效之，以見先民儀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歸根結蒂，隻為了不便：一不便於脫帽，二不便於體操，三盤在囟門上，令人很氣悶。在事實上，無辮之徒，回國以後，默然留長，化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黃克強在東京作師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發，也未嚐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惟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