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調集

    題記

    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裏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為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據說，我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於用語，則是南腔北調。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於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於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裏拿著皮鞭的走過來，便趕緊低下頭去麽？我也毫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幾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著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麵所說的“素描”裏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準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配對。我在私塾裏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幹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麽《偶成》、《漫與》、《作文秘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為訓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過一本《偽自由書》，如果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於是自己覺得笑了一笑。這笑，是有些惡意的，因為我這時想到了梁實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麵做教授，一麵編副刊，一位嘍囉兒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國的門肯（H.L.Mencken）相像，因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每年出一本書就會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麽，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於美國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極不願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據說小人的造謠；不過門肯卻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雖出自徒孫之口，骨子裏卻還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頭一撥，君子就翻一個筋鬥，我覺得我到底也還有手腕和眼睛。

    不過這是小事情。舉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寫的《非所計也》，就好像著了鬼迷，做了惡夢，胡裏胡塗，不久就整兩年。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確也可以使學者們搖頭的，然而隻有這一本，雖然淺薄，卻還借此存留一點遺聞逸事，以中國之大，世變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罷。

    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上者外，幾乎都在這裏麵；書的序跋，卻隻選了自以為還有幾句可取的幾篇。曾經登載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鬥》、《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等，當時是大抵用了別的筆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於上海寓齋記。

    一九三二年

    “非所計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與芳澤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雲。”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麽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也無足怪的。但從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裏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了我們：“錦州三日失守，連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雲：“……前日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國聯”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像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隻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

    也許愛國誌士，又要上京請願了罷。當然，“愛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一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據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然而又要覺悟這說的是真話。

    （一月八日。）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大約總歸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為生了病，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裏放著的一本德國《星期報》（Die Woche）上，看見了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著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著手槍。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裏想，有這樣凶暴麽，覺得好笑罷了。後來看了幾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壞，這才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麽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

    但後來又看見一幅諷刺畫，是英文的，畫著用紙版剪成的工廠、學校、育兒院等等，豎在道路的兩邊，使參觀者坐著摩托車，從中間駛過。這是針對著做旅行記述說蘇聯的好處的作者們而發的，猶言參觀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麽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麵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麽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不過我們中國人實在有一點小毛病，就是不大愛聽別國的好處，尤其是清黨之後，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蘇聯。一提到罷，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盧布。而且宣傳這兩個字，在中國實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樣子了，人們看慣了什麽闊人的通電，什麽會議的宣言，什麽名人的談話，發表之後，立刻無影無蹤，還不如一個屁的臭得長久，於是漸以為凡有講述遠處或將來的優點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談，所謂宣傳，隻是一個為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號。

    自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一類的東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處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卻不多，因為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後來有事實來證明的，這才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國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後來隻有證明這“宣傳”確鑿就是說謊的事實而已，還有一種壞結果，是令人對於凡有記述文字逐漸起了疑心，臨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這影響，報章上說的什麽新舊三都的偉觀，南北兩京的新氣，固然隻要看見標題就覺得肉麻了，而且連講外國的遊記，也竟至於不大想去翻動它。

    但這一年內，也遇到了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一就是這《蘇聯聞見錄》。因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下去很費力，但為了想看看這自說“為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到底看下去了。雖然中間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並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鋪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於人情，生活也不過像了人樣，並沒有什麽希奇古怪。倘要從中獵豔搜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卻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點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像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裸體遊行，後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體遊行，就是但願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據。據這書裏麵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為什麽呢？因為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製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種極平常的事情，是隻有“匪徒”才幹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蘇聯，已在十月革命後十年，所以隻將他們之“能堅苦，耐勞，勇敢與犧牲”告訴我們，而怎樣苦鬥，才能夠得到現在的結果，那些故事，卻講得很少。這自然是別種著作的任務，不能責成作者全都負擔起來，但讀者是萬不可忽略這一點的，否則，就如印度的《譬喻經》所說，要造高樓，而反對在地上立柱，據說是因為他要造的，是離地的高樓一樣。

    我不加戒備的將這讀完了，即因為上文所說的原因。而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麽不行怎麽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麵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一部書，正也轉過來是我的意見的實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魯迅於上海閘北寓樓記。

    我們不再受騙了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它們愈急於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於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它們總是說蘇聯怎麽窮下去，怎麽凶惡，怎麽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麽？正麵之敵的實業黨的首領，不是也隻判了十年的監禁麽？列寧格勒、墨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麽？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讚美他們的作品麽？關於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據烏曼斯基（K.Umansky）說，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覽會就有二十次，列寧格勒兩次（“Neue Kunst in Russland”），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

    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複興的希望的，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於從前，仿佛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

    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但我們也聽到別國的失業者，排著長串向饑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榨取的大羅網之下，排著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麽不好，好像它倒願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它要去懲辦了。

    它一麵去懲辦，一麵來誆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它們死，接著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裏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勝”的牌坊（但後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裏？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麽，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它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於隻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它才睡得著。但我們幹什麽呢？我們還會再被騙麽？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著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麽？隻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著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麵孔。

    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論“第三種人”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我在這裏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於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麽？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麵克服著，一麵進軍著，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著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於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產階級的走狗”麽？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隻從壞處著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曆，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麽？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於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才於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托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於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於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托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裏是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的連環圖畫麽？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氣，才會有工作的勇氣！”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

    “怎麽辦呢”？

    （十月十日。）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裏了。

    自然，這話裏，是埋伏著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卻的確另外聽過采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隻有幾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曆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它能夠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醜的打諢。

    前幾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並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幾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涼”，便以為那是一種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皇宮——我沒有遊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隻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最後之晚餐》，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卻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聖跡圖》，隻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跡，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隻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Gustave Doré），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隻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

    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於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則翻印本就在文明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版畫複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幾幅畫匯成一帖的“連作”（Blattfolge）。這些連作，也有並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幾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麵：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為霍普德曼的《織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種，有題目，無說明——

    一、《農民鬥爭》（Bauernkrieg），金屬版七幅；

    二、《戰爭》（DerKrieg），木刻七幅；

    三、《無產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畫，為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Carl Meffert），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為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Die Jagdnach Zaren von Wera Figner）刻過五幅木版圖，又有兩種連作——

    一、《你的姊妹》（DeineSchwester），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

    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一樣，因為非戰而逃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隻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München），每本三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幾種——

    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

    二、《我的禱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沒字的故事》（Geschichte ohne 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陽》（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

    五、《工作》（Das Werk），木刻，幅數失記；

    六、《一個人的受難》（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是紐約的約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W.Gropper）所畫的書，據趙景深教授說，是《馬戲的故事》，另譯起來，恐怕要“信而不順”，隻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麵——

    “Alay–Oop”（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國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為那作品定價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隻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說明，作者是有名的吉賓斯（Robert Gibbings），限印五百部，英國紳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裏麵了。至於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年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著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

    起應兄：

    前天收到《文學月報》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覺得不足的，並非因為它不及別種雜誌的五花八門，乃是總還不能比先前充實。但這回提出了幾位新的作家來，是極好的，作品的好壞我且不論，最近幾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經排印過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載的趨勢，這麽下去，新的作者要沒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了。現在打破了這局麵，雖然不過是一種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掃去一些沉悶，所以我以為是一種好事情。但是我對於芸生先生的一篇詩，卻非常失望。

    這詩，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別德納衣的諷刺詩而作的。然而我們來比一比罷，別德納衣的詩雖然自認為“惡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過是笑罵。這詩怎麽樣？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罷，開首就是對於姓的開玩笑。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譬如“鐵血”、“病鵑”之類，固不妨由此開一點小玩笑。但姓氏籍貫，卻不能決定本人的功罪，因為這是從上代傳下來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說這話還在四年之前，當時曾有人評我為“封建餘孽”，其實是捧住了這樣的題材，欣欣然自以為得計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過這種風氣，近幾年頗少見了，不料現在竟又複活起來，這確不能不說是一個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結末的辱罵。現在有些作品，往往並非必要而偏在對話裏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並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塗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隻是一種壞脾氣，作者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萬不可再來展開，使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開交。況且既是筆戰，就也如別的兵戰或拳鬥一樣，不妨伺隙乘虛，以一擊製敵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國誌演義》式戰法，至於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Ｑ”式的戰法了。

    接著又是什麽“剖西瓜”之類的恐嚇，這也是極不對的，我想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麵的敵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現在雖然很有什麽“殺人放火”的傳聞，但這隻是一種誣陷。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然而隻要一看別國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成功），並沒有亂殺人；俄國不是連皇帝的宮殿都沒有燒掉麽？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

    自然，中國曆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曆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不過我並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隻是說，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

    剛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寫出寄上，也許於編輯上可供參考。總之，我是極希望此後的《文學月報》上不再有那樣的作品的。

    專此布達，並問

    好。

    魯迅。十二月十日。

    《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並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麽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麽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隻因為成了遊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裏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隻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隻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隻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麽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於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呐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於上海寓居記。

    《兩地書》序言

    這一本書，是這樣地編起來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霽野，靜農，叢蕪三個人署名的信，說漱園於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病歿於北平同仁醫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為他出一本紀念冊，問我這裏可還藏有他的信劄沒有。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因為，首先，我是希望著他能夠全愈的，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其次，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卻有時竟沒有想到，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寫出來的信。

    我的習慣，對於平常的信，是隨覆隨毀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來。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燒毀了兩次。

    五年前，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為捕甲，從甲這裏看見乙的信，於是捕乙，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於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樣難。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隨隨便便，待到一九三○年我簽名於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的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來潮，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這並非為了消滅“謀為不軌”的痕跡，不過以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是很無謂的，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隻要一碰著，就有多麽的可怕。後來逃過了這一關，搬了寓，而信劄又積起來，我又隨隨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的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因此聽說就在找我。自然囉，我隻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當然先將所有信劄完全燒掉了。

    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我就擔心，怕大約未必有，但還是翻箱倒篋的尋了一通，果然無蹤無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這也並非對於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倒是因為那時時間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過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後這些信又在槍炮的交叉火線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點沒有損失。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早經遺失，並不是由於什麽官災兵燹的。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大家決不另眼相看，但若坐過牢監，到過戰場，則即使他是一個萬分平凡的人，人們也總看得特別一點。我們對於這些信，也正是這樣。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幾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覺得他好像有些特別，有些可愛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靜靜的寫字，我們便略照年月，將他編了起來，因地而分為三集，統名之曰《兩地書》。

    這是說：這一本書，在我們自己，一時是有意思的，但對於別人，卻並不如此。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曾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隻是信筆寫來，大背文律，活該進“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麽，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塗得很，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起來，大抵成了夢囈了。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麽，我想，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會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們不然，這就隻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要印，印去就是，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卻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裏，以免誤解。其一，是：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看近來書籍的廣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於革命文學之概，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其中並無革命氣息。其二，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麵的文章，但我也並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胡些，因為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郵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國度裏。但自然，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

    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於我們的信裏，於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麽“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

    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紮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蔑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紮著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漱園和柔石。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記念，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曆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魯迅。

    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它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於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裏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麵，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麵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麵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隻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隻有痛楚，他要掙紮，用不著癢癢的撫摩，隻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麵，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紮；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隻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於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隻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L.Andreev）的作品裏遇到了恐怖，阿爾誌跋綏夫（M.Artsybashev）的作品裏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V.Korolenko）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Maxim Gorky）感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於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著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於紹介者，有的說是為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笑為“破鑼”，有的指為共黨，而實際上的對於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為是秘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隻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裏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後》是不屬於希特拉的

    但一月以前，對於蘇聯的“輿論”，刹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複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並不在這裏。自利者一淹在水裏麵，將要滅頂的時候，隻要抓得著，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於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為“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麵甜嘴蜜舌的主張著“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麵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為“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麽？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複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麽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紮，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曆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

    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三三年

    聽說夢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臨末有《新年的夢想》，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我高興的翻了一下，知道記者先生卻大大的失敗了。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並不如此。這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為權力所及，卻要幹涉的，決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失敗。

    但我們且不去管這改夢案子，隻來看寫著的夢境罷，誠如記者所說，來答複的幾乎全部是智識分子。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許多人夢想著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氣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記者並沒有說）。

    但他後來就有點“癡”起來，他不知從那裏拾來了一種學說，將一百多個夢分為兩大類，說那些夢想好社會的都是“載道”之夢，是“異端”，正宗的夢應該是“言誌”的，硬把“誌”弄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東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爾誌”，而終於讚成曾點者，就因為其“誌”合於孔子之“道”的緣故也。

    其實是記者的所以為“載道”的夢，那裏麵少得很。文章是醒著的時候寫的，問題又近於“心理測驗”，遂致對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適宜於目下自己的職業，地位，身分的夢來（已被刪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樣“載道”，但為將來的好社會“宣傳”的意思，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麽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麵去。

    然而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著將來，而致力於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因為有這事實，這才使許多智識分子不能不說好像“載道”的夢，但其實並非“載道”，乃是給“道”載了一下，倘要簡潔，應該說是“道載”的。

    為什麽會給“道載”呢？曰：為目前和將來的吃飯問題而已。

    我們還受著舊思想的束縛，一說到吃，就覺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沒有輕視對答者諸公的意思的。《東方雜誌》記者在“讀後感”裏，也曾引佛洛伊特的意見，以為“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為夢的根柢——人為什麽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製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於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朱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為忤了罷。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幾文錢，吃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吃飯

    之難，隻注意於性欲。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兒多愛父親，兒子多愛母親，即因為異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麽？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食欲的根柢，實在比性欲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並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因為是醒著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於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著Censors（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極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麵的“標語”正相反。

    時代是這麽變化，飯碗是這樣艱難，想想現在和將來，有些人也隻能如此說夢，同是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人定我為“封建餘孽”或“土著資產階級”，但我自己姑且定為屬於這階級），很能夠彼此心照，然而也無須秘而不宣的。

    至於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隻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範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於山澤，比上麵說過的那些誌向要大得遠，不過這裏不來多說了。

    （一月一日。）

    論“赴難”和“逃難”

    ——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

    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與自罵》，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於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幾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於“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掛著“共和”的假麵，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著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兵們最愛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遊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為什麽呢？因為這時又還掛著“共和”的假麵。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為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幾個盧布送了性命；《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為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於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什麽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煆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人員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據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平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麽？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麽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嗬！事實並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並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麽，“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裏，以圖幸免呢？我想，還是前一著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於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至多，也隻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裏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的虐政，說是不準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嗬。

    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麽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誰都說不出那裏是安穩之處來，因為到處繁殖了獵狗，詩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然則三十六計，固仍以“走”為上計耳。

    總之，我的意見是：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大學生逃了之後，卻應該想想此後怎樣才可以不至於單是逃，脫出詩境，踏上實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為何如？能給在《濤聲》上發表，以備一說否？謹聽裁擇，並請

    文安。

    羅憮頓首。

    一月二十八夜。

    再：頃聞十來天之前，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可見不逃的還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圖反動”，又可見雖“敵人未到”，也大以“逃難”為是也。

    二十九日補記。

    學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報》號外載二十七日北平專電曰：“故宮古物即起運，北寧、平漢兩路已奉令備車，團城白玉佛亦將南運。”

    二十九日號外又載二十八日中央社電傳教育部電平各大學，略曰：“據各報載榆關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經調查確實。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份子，詎容妄自驚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仰該校等迅將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並將下學期上課日期，並報為要。”

    三十日，“墮落文人”周動軒先生見之，有詩歎曰：

    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頭兒誇大口，麵子靠中堅。

    驚擾詎雲妄？奔逃隻自憐：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

    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隻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隻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麵，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裏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麽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麵；我也沒有這麽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麵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麵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隻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麽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麽一個怪名字（怎麽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麽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隻剩了這一點。

    夜裏，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象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裏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裏。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麵，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隻好這麽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麵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裏，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麽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隻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於曆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麵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於隨便談笑，而且還敢於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裏。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麽，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麽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裏，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麵，不知怎麽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複。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於“複”字卻未必有這麽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隻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花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隻有其中的一本《蕗穀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麽？——不至於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麽？……”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於是一麵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麵就拚命的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隻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麵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隻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於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麽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隻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遊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並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隻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嶽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麽“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於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劄，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麵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係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裏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麵。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

    如不能見麵，可將東西

    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麵。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麵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隻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麽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鬥》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隻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隻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隻見過一次麵，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麽，隻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裏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麽隻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隻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二月七——八日。）

    誰的矛盾

    蕭（George Bernard Shaw）並不在周遊世界，是在曆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然而落了第。

    他不願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卻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後，卻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

    他躲來躲去，卻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後，大做一通文章，卻偏要說他自己善於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卻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聽了回答，又鳴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幾句，聽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一同關在牢監裏，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願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遊曆，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於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須發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為“矛盾”的蕭。

    然而我想，還是熬一下子，姑且將這樣的蕭，當作現在的世界的文豪罷，嘮嘮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為給大家可以嘮叨起見，也還是有他在著的好。

    因為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那可不是玩意兒也。

    （二月十九夜。）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我是喜歡蕭的。這並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麽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麽人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麵，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模仿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現在，這蕭就要到中國來，但特地搜尋著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並沒有。

    十六日的午後，內山完造君將改造社的電報給我看，說是去見一見蕭怎麽樣。我就決定說，有這樣地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罷。

    十七日的早晨，蕭該已在上海登陸了，但誰也不知道他躲著的處所，這樣地過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會看見似的。到了午後，得到蔡先生的信，說蕭現就在孫夫人的家裏吃午飯，教我趕緊去。

    我就跑到孫夫人的家裏去。一走進客廳隔壁的一間小小的屋子裏，蕭就坐在圓桌的上首，和別的五個人在吃飯。因為早就在什麽地方見過照相，聽說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電光一般覺得是文豪，而其實是什麽標記也沒有。但是，雪白的須發，健康的血色，和氣的麵貌，我想，倘若作為肖像畫的模範，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簡單。白俄的新聞上，曾經猜有無數的侍者，但隻有一個廚子在搬菜。

    蕭吃得並不多，但也許開始的時候，已經很吃了一通了也難說。到中途，他用起筷子來了，很不順手，總是夾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漸巧妙，終於緊緊的夾住了一塊什麽東西，於是得意的遍看著大家的臉，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這成功。

    在吃飯時候的蕭，我毫不覺得他是諷刺家。談話也平平常常。例如說：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還，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離開不可之類。

    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相。並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裏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體的體操……。

    兩點光景，筆會（Pen Club）有歡迎。也趁了摩托車一同去看時，原來是在叫作“世界學院”的大洋房裏。走到樓上，早有為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裏了。合起圍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幾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兒是全都知道的，至於扮演者，則因為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隻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麽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看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了罷。雲雲。

    大家都哄笑了，大約又以為這是諷刺。

    也還有一點梅蘭芳博士和別的名人的問答，但在這裏，略之。

    此後是將贈品送給蕭的儀式。這是由有著美男子之譽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戲子的臉譜的小模型，收在一個盒子裏。還有一種，聽說是演戲用的衣裳，但因為是用紙包好了的，所以沒有見。蕭很高興的接受了。據張若穀君後來發表出來的文章，則蕭還問了幾句話，張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蕭不聽見雲。但是，我實在也沒有聽見。

    有人問他菜食主義的理由，這時很有了幾個來照照相的人，我想，我這煙卷的煙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麵的屋子去了。

    還有麵會新聞記者的約束，三點光景便又回到孫夫人的家裏來。早有四五十個人在等候了，但放進的卻隻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個文士，新聞記者是中國的六人，英國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還有照相師三四個。

    在後園的草地上，以蕭為中心，記者們排成半圓陣，替代著世界的周遊，開了記者的嘴臉展覽會。蕭又遇到了各色各樣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似乎並不想多話。但不說，記者們是決不幹休的，於是終於說起來了，說得一多，這回是記者那麵的筆記的分量，就漸漸的減少了下去。

    我想，蕭並不是真的諷刺家，因為他就會說得那麽多。

    試驗是大約四點半鍾完結的，蕭好像已經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內山書店裏去了。

    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得遠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聽著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釋，也會由於聽者的耳朵，而變換花樣。例如，關於中國的政府罷，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該挑選自己們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幾個；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的。

    從這一點看起來，蕭就並不是諷刺家，而是一麵鏡。

    但是，在新聞上的對於蕭的評論，大體是壞的。人們是各各去聽自己所喜歡的，有益的諷刺去的，而同時也給聽了自己所討厭的，有損的諷刺。於是就各各用了諷刺來諷刺道，蕭不過是一個諷刺家而已。

    在諷刺競賽這一點上，我以為還是蕭這一麵偉大。

    我對於蕭，什麽都沒有問；蕭對於我，也什麽都沒有問。不料木村君卻要我寫一篇蕭的印象記。別人做的印象記，我是常看的，寫得仿佛一見便窺見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實在佩服其觀察之銳敏。至於自己，卻連相書也沒有翻閱過，所以即使遇見了名人罷，倘要我滔滔的來說印象，可就窮矣了。

    但是，因為是特地從東京到上海來要我寫的，我就隻得寄一點這樣的東西，算是一個對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許霞譯自《改造》四月特輯，更由作者校定。）

    《蕭伯納在上海》序

    現在的所謂“人”，身體外麵總得包上一點東西，綢緞、氈布、紗葛都可以。就是窮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條破褲子；就是被稱為野蠻人的，小肚前後也多有了一排草葉子。要是在大庭廣眾之前自己脫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這就叫作不成人樣子。

    雖然不像樣，可是還有人要看，站著看的也有，跟著看的也有，紳士淑女們一齊掩住了眼睛，然而從手指縫裏偷瞥幾眼的也有，總之是要看看別人的赤條條，卻小心著自己的整齊的衣褲。

    人們的講話，也大抵包著綢緞以至草葉子的，假如將這撕去了，人們就也愛聽，也怕聽。因為愛，所以圍攏來，因為怕，就特地給它起了一個對於自己們可以減少力量的名目曰“諷刺”，稱說這類的話的人曰“諷刺家”。

    伯納蕭一到上海，熱鬧得比泰戈爾還利害，不必說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和穆杭（Paul Morand）了，我以為原因就在此。

    還有一層，是“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但這是英國的事情，古來隻能“道路以目”的人們是不敢的。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聽洋諷刺家來“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還有一層，我在這裏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褲。於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蹩腳願意他主張拿拐杖，癩子希望他讚成戴帽子，塗了脂粉的想他諷刺黃臉婆，民族主義文學者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但結果如何呢？結果隻要看嘮叨的多，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係報、日係報、白俄係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於全都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至於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須多說的，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這跟也跟得長久了，隻在“不抵抗”或“戰略關係”上，這才走在他們軍隊的前麵。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麽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這一本書，也確是重要的文獻。在前三個部門之中，就將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麵鏡裏映出來了。說蕭是凹凸鏡，我也不以為確鑿。

    餘波流到北平，還給大英國的記者一個教訓：他不高興中國人歡迎他。二十日路透電說北平報章多登關於蕭的文章，是“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苦痛性”。胡適博士尤其超脫，說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歡迎。

    “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這真是一麵大鏡子，真是令人們覺得好像一麵大鏡子的大鏡子，從去照或不願去照裏，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著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雖然用筆和舌的還沒有北平的外國記者和中國學者的巧妙，但已經有不少的花樣。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雖有未曾收錄的，或後來發表的東西，大致恐怕總在這譜裏的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燈下，魯迅。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於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麽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氣，是讚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於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先懷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菴先生，他甚至於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於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於低能之談，這裏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裏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於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裏麵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於為裙子所礙，甚至於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於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摩登女郎”之列，於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最後才是“小家碧玉”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於利屣製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於以三寸為度。這麽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癡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於自己在皮鞋裏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複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為什麽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點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裏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以孔子交遊之廣，事實上沒法子隻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麽，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於這麽奢侈的，除了隻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薑食”，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於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裏，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遊曆國，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麵，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麵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裏袋著沉重的麵食，坐在車子裏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薑”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於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於“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雲：“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報》載新聞雲：“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麵，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當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於“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三月四日夜。）

    我怎麽做起小說來

    我怎麽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呐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裏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幹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麽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呐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隻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隻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麽”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隻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麽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隻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隻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隻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Stylist。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隻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拚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麽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麽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關於女人

    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製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嚐是女人！不過，隻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隻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製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麵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裏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麽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幺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共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著，享用著，暢快著，那裏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四月十一日。）

    真假堂吉訶德

    西洋武士道的沒落產生了堂吉訶德那樣的戇大。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看他在黑夜裏仗著寶劍和風車開仗，的確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憐。

    然而這是真正的吉訶德。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種子，卻會愚弄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著堂吉訶德的姿態。《儒林外史》上的幾位公子，慕遊俠劍仙之為人，結果是被這種假吉訶德騙去了幾百兩銀子，換來了一顆血淋淋的豬頭，——那豬算是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於自己愚蠢，而假吉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麽蠢笨，連這點兒手法也看不出來。

    中國現在的假吉訶德們，何嚐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著，每天“殺敵幾百幾千”的亂嚷，還有人“特製鋼刀九十九，去贈送前敵將士”。可是，為著要殺豬起見，又舍不得飛機捐，於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傳，一麵作為節節退卻或者“誘敵深入”的解釋，一麵又借此搜括一些殺豬經費。可惜前有慈禧太後，後有袁世凱，——清末的興複海軍捐建設了頤和園。民四的“反日”愛國儲金，增加了討伐當時革命軍的軍需，——不然的話，還可以說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發明。

    他們何嚐不知道“國貨運動”振興不了什麽民族工業，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氣也透不出，甚麽“國貨”都跳不出這些財神的手掌心。然而“國貨年”是宣布了，“國貨商場”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國全靠一些戴著假麵具的買辦多賺幾個錢。這錢還是從豬狗牛馬身上剝削來的。不聽見“增加生產力”，“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的呼聲麽？原本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豬狗牛馬還是要負“救國責任”！結果，豬肉供給假吉訶德吃，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掛出去，以為“搗亂後方”者戒。

    他們何嚐不知道什麽“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也不會觸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複“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麽祖傳秘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這固有文化本來毫無疑義：是嶽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聽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吃豬肉，而又遠庖廚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麽“學術救國”，引證西哲菲希德之言等類的居心，又何嚐不是如此。

    假吉訶德的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癡假呆當做真癡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憐，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四月十一日。）

    《守常全集》題記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麽，到這裏來幹什麽？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於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段將軍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幾個是我的學生，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隻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知道了這消息之後，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胡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曆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

    這回聽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七年了。這是極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大概總不外乎“危害民國”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七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四省的並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麽，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並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為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後來聽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於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於遺文，我卻很難講什麽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於造橋，炮兵無須分神於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隻收二三折了麽？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係的Ｇ書局出版。我誼不容辭，隻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後來，聽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托Ｃ書局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後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裏存留，記此一件公案。

    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談金聖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

    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於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隻痛恨著一半：不在於“寇”，而在於“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麽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於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齧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後來能夠比較的不複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別的隻在“流”與“坐”，卻並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

    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鬆獨手擒方臘》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價值既遠過於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又論“第三種人”

    戴望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著法國A.E.A.R.（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並且紹介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並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幾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種人”得到對於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並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信裏的必須指出的幾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後，說道——

    “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閑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種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種人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閑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

    這裏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閑者”？據我所知道，卻並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於不明白“為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於一種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鬥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著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為反動，且不隻是“資產階級的幫閑者”了。至於“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並未視同一律。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於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於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極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於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種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於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裏的兩段來——

    “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麽並怎樣會在這裏讚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讚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後，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體，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並沒有這麽積極。中國關於“第三種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匯印了一本專書，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種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麽？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種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後，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於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麽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於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裏無須解答，因為事實具在：我們這裏也曾經有一點表示，但因為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麽“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氣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麽？我以為並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削除的時候，對於“第三種人”的討論，還極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種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為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為，隻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並不超然於政治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為“第三種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種人”，卻還複雜得很。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隻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幾句話裏，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於“軍閥”的內戰，那麽，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後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蜜蜂”與“蜜”

    陳思先生：

    看了《濤聲》上批評《蜜蜂》的文章後，發生了兩個意見，要寫出來，聽聽專家的判定。但我不再來辯論，因為《濤聲》並不是打這類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燒蜂群，另有緣故，並非階級鬥爭的表現，我想，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會於蟲媒花有害，或去害風媒花呢，我想，這也是可能的。

    昆蟲有助於蟲媒花的受精，非徒無害，而且有益，就是極簡略的生物學上也都這樣說，確是不錯的。但這是在常態時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為了采粉或者救饑，在一花上，可以有數匹甚至十餘匹一湧而入，因為爭，將花瓣弄傷，因為餓，將花心咬掉，聽說日本的果園，就有遭了這種傷害的。它的到風媒花上去，也還是因為饑餓的緣故。這時釀蜜已成次要，它們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則，便會“反動”。譬如蟻是養護蚜蟲的，但倘將它們關在一處，又不另給食物，蟻就會將蚜蟲吃掉；人是吃米或麥的，然而遇著饑饉，便吃草根樹皮了。

    中國向來也養蜂，何以並無此弊呢？那是極容易回答的：因為少。近來以養蜂為生財之大道，幹這事的愈多。然而中國的蜜價，遠遜歐、美，與其賣蜜，不如賣蜂。又因報章鼓吹，思養蜂以獲利者輩出，故買蜂者也多於買蜜。因這緣故，就使養蜂者的目的，不在於使釀蜜而在於使繁殖了。但種植之業，卻並不與之俱進，遂成蜂多花少的現象，鬧出上述的亂子來了。

    總之，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及同時開辟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蜂種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是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此信甚希發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專此，順請

    著安。

    羅憮。六月十一日。

    經驗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裏麵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曆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聖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嚐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種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曆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築，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麽一想，這事情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隻好這樣嚐一點，那樣嚐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幹的就無效，有的竟吃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於是知道這是對於某一種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後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後，倒給了後人壞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種壞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於是人們就隻要事不幹己，還是遠遠的站開幹淨。我想，人們在社會裏，當初是並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後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裏，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於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於什麽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它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於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嘻笑的資料。這那裏有“始製文字，乃服衣裳”一樣重要呢，然而這一點點結果，卻是犧牲了一大片地麵，和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換來的。生命，那當然是別人的生命，倘是自己，就得不著這經驗了。所以一切經驗，是隻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決不上別人譏刺我怕死，就去自殺或拚命的當，而必須寫出這一點來，就為此。而且這也是小小的經驗的結果。

    （六月十二日。）

    諺語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閑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專製者的反麵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製時，信奉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勢，足以淩人的時候，他的行為就截然不同，變為“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來，我們常常看見：武將原是練兵打仗的，且不問他這兵是用以安內或攘外，總之他的“門前雪”是治軍，然而他偏來幹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辦學的，無論他成績如何，總之他的“門前雪”是學務，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紹介國醫。小百姓隨軍充伕，童子軍沿門募款。頭兒胡行於上，蟻民亂碰於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各家的瓦上也一團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動了賢人們的心，我記得曾有許多人絮絮叨叨，主張禁止過，後來也確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營山縣長於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為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即於“時艱”有補，卻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學。《漢書》上有一句雲，“口含天憲”，此之謂也。

    某一種人，一定隻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像又在提倡什麽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謠諺並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為了這緣故。古之秀才，自以為無所不曉，於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為真，也就漸漸的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隻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於天下事，那裏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為想“維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筆記罷，他們最以為奇的是什麽館裏的蠟人能夠和活人對麵下棋。南海聖人康有為，佼佼者也，他周遊十一國，一直到得巴爾幹，這才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來了，曰：因為宮牆太矮的緣故。

    （六月十三日。）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文學》第一期的《〈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是很有趣味，很有意義的一篇賬。這《圖書評論》不但是“我們唯一的批評雜誌”，也是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然而文學部分中，關於譯注本的批評卻占了大半，這除掉那《清算》裏所指出的各種之外，實在也還有一個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學術界、文藝界作工的人員，大抵都比他的實力憑空跳高一級。

    校對員一麵要通曉排版的格式，一麵要多認識字，然而看現在的出版物，“己”與“已”，“戮”與“戳”，“剌”與“刺”，在很多的眼睛裏是沒有區別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管，就壓在校對員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為和大家不相幹。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認識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戰慓”為“戰慄”，以“已竟”為“已經”；“非常頑豔”是因妒殺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說這人已有六十多歲了。至於譯注的書，那自然，不是“硬譯”，就是誤譯，為了訓斥與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圖書評論》中文學部分的書數的一半，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為看準了社會上的需要，匆匆的來投機，但一麵也實在為了勝任的人，不肯自貶聲價，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否則，這些譯注者是隻配埋首大學，去謹聽教授們的指示的。隻因為能夠不至於誤譯的人們潔身遠去，出版界上空蕩蕩了，遂使小兵也來掛著帥印，辱沒了翻譯的天下。

    但是，勝任的譯注家那裏去了呢？那不消說，他也跳了一級，做了教授，成為學者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於是隻配做學生的胚子，就乘著空虛，托庇變了譯注者。而事同一律，隻配做個譯注者的胚子，卻踞著高座，昂然說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裏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的就變了中國的嗬斥八極的學者，不也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麽？

    要澄清中國的翻譯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級去，雖然那時候是否真是都能勝任愉快，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

    （七月七日。）

    沙

    近來的讀書人，常常歎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於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嚐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

    那麽，中國就沒有沙麽？有是有的，但並非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

    人們又常常說：“升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並列的，其所以要升官，隻因為要發財，升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並不忠於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並不愛護衙署，頭領下一個清廉的命令，小嘍羅是決不聽的，對付的方法有“朦蔽”。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為“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麽，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於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還有團結的人們在，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的走進來了。

    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變。當這時候，古人曾有兩句極切貼的比喻，叫作“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那些君子們，不是像白鶴的騰空，就如猢猻的上樹，“樹倒猢猻散”，另外還有樹，他們決不會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螻蟻和泥沙，要踐踏殺戮都可以，他們對沙皇尚且不敵，怎能敵得過沙皇的勝者呢？

    然而當這時候，偏又有人搖筆鼓舌，向著小民提出嚴重的質問道：“國民將何以自處”呢，“問國民將何以善其後”呢？忽然記得了“國民”，別的什麽都不說，隻又要他們來填虧空，不是等於向著縛了手腳的人，要求他去捕盜麽？

    但這正是沙皇治績的後盾，是猿鳴鶴唳的尾聲，稱尊肥己之餘，必然到來的末一著。

    （七月十二日。）

    給“文學社”信

    編輯先生：

    《文學》第二號，伍實先生寫的《休士在中國》中，開首有這樣的一段——

    “……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

    是的，見蕭的不隻我一個，但我見了一回蕭，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罵到現在，最近的就是這回因此就並我和梅蘭芳為一談的名文。然而那時是招待者邀我去的。這回的招待休士，我並未接到通知，時間地址，全不知道，怎麽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許有別種的原因，當口誅筆伐之前，似乎也須略加考察。現在並未相告，就責我不到，因這不到，就斷定我看不起黑種。作者是相信的罷，讀者不明事實，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還不相信我竟是這樣一個勢利卑劣的人！

    給我以誣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並不為奇：慣了。但那是小報，有敵人。略具識見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學》是掛著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為什麽無端虛構事跡，大加奚落，至於到這地步呢？莫非缺一個勢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學戲台上跳舞一下，以給觀眾開心，且催嘔吐麽？我自信還不至於是這樣的腳色，我還能夠從此跳下這可怕的戲台。那時就無論怎樣誣辱嘲罵，彼此都沒有矛盾了。

    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這無關政局，決無危險，況且我們原曾相識，見麵時倒是裝作十分客氣的也說不定的。

    臨末，我要求這封信就在《文學》三號上發表。

    魯迅。七月二十九日。

    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麵要求著“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麵，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布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著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麽昏庸的人物嗬。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著翻譯的，例如關於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裏，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蕭伯納是醜角》裏說過——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傑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的信裏，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隻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麵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麽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一個人的受難》序

    “連環圖畫”這名目，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無須更改；但其實是應該稱為“連續圖畫”的，因為它並非“如環無端”，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中國古來的所謂“長卷”，如《長江無盡圖卷》，如《歸去來辭圖卷》，也就是這一類，不過聯成一幅罷了。

    這種畫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績，《死書》所畫冥中的情形，已就是連環圖畫。別的民族，古今都有，無須細述了。這於觀者很有益，因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當時的若幹的情形，不比文辭，非熟習的不能領會。到十九世紀末，西歐的畫家，有許多很喜歡作這一類畫，立一個題，製成畫帖，但並不一定連貫的。用圖畫來敘事，又比較的後起，所作最多的就有麥綏萊勒。我想，這和電影有極大的因緣，因為一麵是用圖畫來替文字的故事，同時也是用連續來代活動的電影。

    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是反對歐戰的一人；據他自己說，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於弗蘭兌倫的勃蘭勘培克（Blankenberghe in Flandern），幼小時候是很幸福的。因為玩的多，學的少。求學時代是在幹德（Gent），在那裏的藝術學院裏學了小半年；後來就漫遊德、英、瑞士、法國去了，而最愛的是巴黎，稱之為“人生的學校”。在瑞士時，常投畫稿於日報上，摘發社會的隱病，羅曼羅蘭比之於陀密埃（Daumier）和戈耶（Goya）。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書籍上的插圖，和全用圖畫來表現的故事。他是酷愛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詭，出於人情，因以收得驚異和滑稽的效果。獨有這《一個人的受難》（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乃是寫實之作，和別的圖畫故事都不同。

    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並無一字的說明。但我們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無所有的屋子裏，一個女子懷著孕了（一），生產之後，即被別人所斥逐，不過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還是她的父親（二），於是她隻好在路上彷徨（三），終於跟了別人；先前的孩子，便進了野孩子之群，在街頭搗亂（四）。稍大，去學木匠，但那麽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勝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條野狗一樣（六）。他為饑餓所逼，就去偷麵包（七），而立刻被維持秩序的巡警所捕獲（八），關進監牢裏去了（九）。罰滿釋出（十），這回卻輪到他在熱鬧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過，終日揮著鶴嘴鋤，是會覺得疲勞的（十三），這時乘機而入的卻是惡友（十四），他受了誘惑，去會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歸途中又悔恨起來（十七），決計進廠做工，而且一早就看書自習（十八）；在這環境裏，這才遇到了真的相愛的同人（十九）。但勞資兩方衝突了，他登高呼號，聯合了工人，和資本家戰鬥（二十），於是奸細窺探於前（二十一），兵警彈壓於後（二十二），奸細又從中離間，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難的“神之子”耶穌像前，這“人之子”就受著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著，等候著兵們的開槍（二十五）！

    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卻受難（Passion）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幾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

    這就是《一個人的受難》中所敘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魯迅記。

    祝《濤聲》

    《濤聲》的壽命有這麽長，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謂作家也者，還有什麽什麽會，標榜著什麽什麽文學，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辦小報，賣消息；消息那裏有這麽多呢，於是造謠言。先前的所謂作家還會聯成黑幕小說，現在是聯也不會聯了，零零碎碎的塞進讀者的腦裏去，使消息和秘聞之類成為他們的全部大學問。這功績的褒獎是稿費之外，還有消息獎，“掛羊頭賣狗肉”也成了過去的事，現在是在“賣人肉”了。

    於是不“賣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們，便成為被賣的貨色。這也是無足奇的，中國是農業國，而麥子卻要向美國定購，獨有出賣小孩，隻要幾百錢一斤，則古文明國中的文藝家，當然隻好賣血，尼采說過：“我愛血寫的書”呀。

    然而《濤聲》尚存，這就是我所謂“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

    這是一種幸運，也是一個缺點。看現在的景況，凡有敕準或默許其存在的，倒往往會被一部分人們搖頭。有人批評過我，說，隻要看魯迅至今還活著，就足見不是一個什麽好人。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現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過誰也沒有記一篇準帳。這事實又教壞了我，因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過給他們大賣消息，大造謠言，說我的被殺，其實是為了金錢或女人關係。所以，名列於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濤聲》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這脾氣和我很相反，並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運而且也是缺點之處，是在總喜歡引古證今，帶些學究氣。中國人雖然自誇“四千餘年古國古”，可是十分健忘的，連民族主義文學家，也會認成吉斯汗為老祖宗，則不宜與之談古也可見。上海的市儈們更不需要這些，他們感到興趣的隻是今天開獎，鄰右爭風；眼光遠大的也不過要知道名公如何遊山，闊人和誰要好之類；高尚的就看什麽學界瑣聞，文壇消息。總之，是已將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這可以使《濤聲》的銷路不見得好，然而一麵也使《濤聲》長壽。文人學士是清高的，他們現在也更加聰明，不再恭維自己的主子，來著痕跡了。他們隻是排好暗箭，拿定糞帚，監督著應該俯伏著的奴隸們，看有誰抬起頭來的，就射過去，灑過去，結果也許會終於使這人被綁架或被暗殺，由此使民國的國民一律“平等”。《濤聲》在銷路上的不大出頭，也正給它逃了暫時的性命，不過，也還是很難說，因為“不測之威”，也是古來就有的。

    我是愛看《濤聲》的，並且以為這樣也就好。然而看近來，不談政治呀，仍談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來，則我的那些忠告，對於“烏鴉為記”的刊物，恐怕也不見得有效。

    那麽，“祝”也還是“白祝”，我也隻好看一張，算一張了。昔人詩曰，“喪亂死多門”，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濤聲》上，果然發出《休刊辭》來，開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繳還登記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我們準備休息一些時了。”……這真是康有為所說似的“不幸而吾言中”，豈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補記。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鬥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麵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裏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種必要的條件，是帶著一點風騷，能受幾句調笑。否則，也會終於引出普通的白眼來。

    慣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覺著這種自己所具的光榮，同時也明白著這種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像一切異性的親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氣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鋪裏購買東西，側著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自然，店員們是能像對於成年的女性一樣，加以調笑的，而她也早明白著這調笑的意義。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們在日報上，確也常常看見誘拐女孩，甚而至於淩辱少女的新聞。

    不但是《西遊記》裏的魔王，吃人的時候必須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類中的富戶豪家，也一向以童女為侍奉，縱欲，鳴高，尋仙，采補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饜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豬芽茶一樣。現在這現象並且已經見於商人和工人裏麵了，但這乃是人們的生活不能順遂的結果，應該以饑民的掘食草根樹皮為比例，和富戶豪家的縱恣的變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國是連少女也進了險境了。

    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體卻還是孩子。俄國的作家梭羅古勃曾經寫過這一種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然而我們中國的作家是另有一種稱讚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

    （八月十二日。）

    上海的兒童

    上海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一帶，因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熱鬧了，店鋪從法租界搬回，電影院早經開始，公園左近也常見攜手同行的愛侶，這是去年夏天所沒有的。

    倘若走進住家的弄堂裏去，就看見便溺器，吃食擔，蒼蠅成群的在飛，孩子成隊的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詈，真是一個亂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進眼簾來的卻隻是軒昂活潑地玩著走著的外國孩子，中國的兒童幾乎看不見了。但也並非沒有，隻因為衣褲郎當，精神萎靡，被別人壓得像影子一樣，不能醒目了。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隻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麵，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嗬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葸退縮，仿佛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麵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現在總算中國也有印給兒童看的畫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兒童，然而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著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於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於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兒童為範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兒童仿效的範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兒童畫罷，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隻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隻顧現在，不想將來，

    “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八月十二日。）

    “論語一年”

    ——借此又談蕭伯納

    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隻好做開去。

    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隻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聖歎，“殺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聖歎並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我們隻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並無什麽瓜葛的。

    況且作者姓氏一大篇，動手者寥寥無幾，乃是中國的古禮。在這種禮製之下，要每月說出兩本“幽默”來，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氣息。這氣息令人悲觀，加以不愛，就使我不大熱心於《論語》了。

    然而，《蕭的專號》是好的。

    它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懷恨，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得起來。憎惡之久，憎惡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證據。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聖”，我們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時代紹介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紹介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

    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嬉笑麽？並不是的。為了他笑中有刺，刺著了別人的病痛麽？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說得很分明：就因為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而蕭是偉大的感歎號（！）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麵子的人種。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一點隱蔽，但並不加上結論，卻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是些什麽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確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著搖搖擺擺的退走，回家去想的餘裕，也就保存了麵子。至於回家之後，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麽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反對的比讚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麵具，闊衣裝，終於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隻有並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這怎麽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壞。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裏的，他卻從大茅廁裏爬出，也是一隻蛆蟲，紹介者胡塗，稱讚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隻蛆蟲，卻還是一隻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裏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麽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麽，——自然，它也是從茅廁裏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它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

    蛆蟲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生物在進化，被達爾文揭發了，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遠祖和猴子是親戚。然而那時的紳士們的方法，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家倒叫達爾文為猴子的子孫。羅廣廷博士在廣東中山大學的“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尚未成功，我們姑且承認人類是猴子的親戚罷，雖然並不十分體麵。但這同是猴子的親戚中，達爾文又不能不說是偉大的了。那理由很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為他以猴子親戚的家世，卻並不忌諱，指出了人們是猴子的親戚來。

    猴子的親戚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達爾文善於研究，卻不善於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笑了小半世。給他來鬥爭的是自稱為“達爾文的咬狗”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辟的文章，東衝西突，攻陷了自以為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的最後的堡壘。現在是指人為狗，變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為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有的在張園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將給闊人開心的吧兒和在雪地裏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別。“幽默處俏皮與正經之間”（語堂語）。不知俏皮與正經之辨，怎麽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莊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與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夢與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莊子曰：“七日而混沌死。”

    這如何容得感歎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準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著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隻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

    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於《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過敏。有版稅的尚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麽？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談不到。將來圓桌會議上也許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賓之間，用不著“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飯，而主人所辦的報章上，已有說應該給他鞭子的了。

    這可見在印度也沒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都已新出，《孝經》是一定就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裏會辦得好；二十五本，已經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小品文的危機

    仿佛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種日報上見到記載著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跡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麽是“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隻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就也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鏽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它們陳列在書房裏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為“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它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紮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隻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幾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幾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為安閑，在客棧裏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癮足心閑，摩挲賞鑒。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衝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麽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裏長城的牆頭，或供在雲岡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撲麵，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於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麽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地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著《六朝文絜》，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麵的樹梢頭。

    但這時卻隻用得著掙紮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隻仗著掙紮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铓。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閑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製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紮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紮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裏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裏拉扯她的生意，隻好塗脂抹粉，在夜裏躄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複。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八月二十七日。）

    九一八

    陰天，晌午大風雨。看晚報，已有紀念這紀念日的文章，用風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報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實，且看看那些記事罷——

    戴季陶講如何救國

    （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國府十八日晨舉行紀念周，到林森、戴季陶、陳紹寬、朱家驊、呂超、魏懷暨國府職員等四百餘人，林主席領導行禮，繼戴講《如何救國》，略謂本日係九一八兩周年紀念，吾人於沉痛之餘，應想法達到救國目的，救國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最近又有所謂航空運動及節約運動，前者之動機在於國防與交通上建設，此後吾人應從根本上設法增強國力，不應隻知向外國購買飛機，至於節約運動須一麵消極的節省消費，一麵積極的將金錢用於生產方麵。在此國家危急之秋，吾人應該各就自己的職務上盡力量，根據總理的一貫政策，來做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

    吳敬恒講紀念意義

    （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時舉行九一八二周年紀念大會，到中委汪兆銘、陳果夫、邵元衝、陳公博、朱培德、賀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員共六百餘人，汪主席，由吳敬恒演講以精誠團結充實國力，為紀念九一八之意義，闡揚甚多，並指正愛國之道，詞甚警惕，至九時始散。

    漢口靜默停止娛樂

    （日聯社）

    漢口十八日——漢口九一八紀念日華街各戶均揭半旗，省市兩黨部上午十時舉行紀念會，各戲院酒館等一律停業，上午十一時全市人民默禱五分鍾。

    廣州禁止民眾遊行

    （路透社）

    廣州十八日——各公署與公共團體今晨均舉行九一八國恥紀念，中山紀念堂晨間行紀念禮，演說者均抨擊日本對華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鳴，以警告民眾，且有飛機於行禮時散發傳單，惟民眾大遊行，為當局所禁，未能實現。

    東京紀念祭及犬馬

    （日聯社）

    東京十八日——東京本日舉行九一八紀念日，下午一時在日比穀公會堂舉行陣亡軍人遺族慰安會，築地本願寺舉行軍馬軍犬軍鴿等之慰靈祭，在鄉軍人於下午六時開大會，靖國神社舉行陣亡軍人追悼會。

    但在上海怎樣呢？先看租界——

    雨絲風片倍覺消沉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絲風片之侵襲，愁雲慘霧之籠罩，更顯黯淡之象，但駕車遍遊全市，則殊難得見九一八特殊點綴，似較諸去年今日，稍覺消沉，但此非中國民眾之已漸趨於麻木，或者為中國民眾已覺悟於過去標語口號之不足恃，隻有埋頭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閘北以及租界區域，情形異常平安，道途之間，除警務當局多派警探在衝要之區，嚴密戒備外，簡直無甚可以紀述者。

    以上是見於《大美晚報》的，很為中國人祝福。至華界情狀，卻須看《大晚報》的記載了——

    今日九一八

    華界戒備

    公安局據密報防反動

    今日為“九一八”，日本侵占東北國難二周年紀念，市公安局長文鴻恩，昨據密報，有反動分子，擬借國難紀念為由秘密召集無知工人，乘機開會，企圖煽惑搗亂秩序等語，文局長核報後，即訓令各區所隊，仍照去年“九一八”實施特別戒備辦法，除通告該局各科處於今晨十時許，在局長辦公廳前召集全體職員，及警察總隊第三中隊警士，舉行“九一八”國難紀念，同時並行紀念周外，並飭督察長李光曾派全體督察員，男女檢查員，分赴中華路，民國路，方浜路，南陽橋，唐家灣，斜橋等處，會同各區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衢，及華租界接壤之處，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中午十一時半至三時，下午三時至六時半，分三班輪流檢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體育場，滬西曹家渡三角場，閘北譚子灣等處，均派大批巡邏警士，禁止集會遊行。製造局路之西，徐家匯區域內主要街道，尤宜特別注意，如遇發生事故，不能製止者，即向麗園路報告市保安處第二團長處置，凡工廠林立處所，加派雙崗駐守，紅色車巡隊，沿城環行駛巡，形勢非常壯嚴。該局偵緝隊長盧英，飭偵緝領班陳光炎，陳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偵緝員，分頭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膠州路及南市公共體育場等處，嚴密暗探反動分子行動，以資防範，而遏亂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兩警務處，亦派中西探員出發搜查，以防反動雲。

    “紅色車”是囚車，中國人可坐，然而從中國人看來，卻覺得“形勢非常壯嚴”雲。記得前兩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所載的《兩年的教訓》裏，有一段說——

    “第二，我們明白誰是友誰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國民族社會黨大會中說：‘德國的仇敵，不在國外，而在國內。’北平整委會主席黃郛說：‘和共抗日之說，實為謬論；剿共和外方為救時救黨上策。’我們卻要說‘民族的仇敵，不僅是帝國主義，而是出賣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走狗們。’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礙在那裏，還有比這過去兩年的事實指示得更明白嗎？”

    現在再來一個切實的注腳：分明的鐵證還有上海華界的“紅色車”！是一天裏的大教訓！

    年年的這樣的情狀，都被時光所埋沒了，今夜作此，算是紀念文，倘中國人而終不至被害盡殺絕，則以貽我們的後來者。

    （是夜，記。）

    偶成

    九月二十日的《申報》上，有一則嘉善地方的新聞，摘錄起來，就是——

    “本縣大窯鄉沈和聲與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綁架而去，勒索三萬元。沈姓家以中人之產，遷延未決。詎料該幫股匪乃將沈和聲父子及蘇境方麵綁來肉票，在丁棚北，北蕩灘地方，大施酷刑。法以布條遍貼背上，另用生漆塗敷，俟其稍幹，將布之一端，連皮揭起，則痛徹心肺，哀號呼救，慘不忍聞。時為該處居民目睹，惻然心傷，盡將慘狀報告沈姓，速即往贖，否則恐無生還，幫匪手段之酷，洵屬駭聞。”

    “酷刑”的記載，在各地方的報紙上是時時可以看到的，但我們隻在看見時覺得“酷”，不久就忘記了，而實在也真是記不勝記。然而酷刑的方法，卻決不是突然就會發明，一定都有它的師承或祖傳，例如這石塘小弟所采用的，便是一個古法，見於士大夫未必肯看，而下等人卻大抵知道的《說嶽全傳》一名《精忠傳》上，是秦檜要嶽飛自認“漢奸”，逼供之際所用的方法，但使用的材料，卻是麻條和魚鰾。我以為生漆之說，是未必的確的，因為這東西很不容易幹燥。

    “酷刑”的發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這是他們唯一的事業，而且也有工夫來考究，這是所以威民，也所以除奸的，然而老子說得好，“為之鬥斛以量之，則並與鬥斛而竊之，……”有被刑的資格的也就來玩一個“剪竊”。張獻忠的剝人皮，不是一種駭聞麽？但他之前已有一位剝了“逆臣”景清的皮的永樂皇帝在。

    奴隸們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隻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

    但是，對於酷刑的效果的意見，主人和奴隸們是不一樣的。主人及其幫閑們，多是智識者，他能推測，知道酷刑施之於敵對，能夠給與怎樣的痛苦，所以他會精心結撰，進步起來。奴才們卻一定是愚人，他不能“推己及人”，更不能推想一下，就“感同身受”。隻要他有權，會采用成法自然也難說，然而他的主意，是沒有智識者所測度的那麽慘厲的。綏拉菲摩維支在《鐵流》裏，寫農民殺掉了一個貴人的小女兒，那母親哭得很淒慘，他卻詫異道，哭什麽呢，我們死掉多少小孩子，一點也沒哭過。他不是殘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會這麽寶貴，他覺得奇怪了。

    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隻知道人們無異於豬狗。

    用奴隸或半奴隸的幸福者，向來隻怕“奴隸造反”，真是無怪的。

    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卻因此更到了末路。在現代，槍斃是早已不足為奇了，梟首陳屍，也隻能博得民眾暫時的鑒賞，而搶劫，綁架，作亂的還是不減少，並且連綁匪也對於別人用起酷刑來了。酷的教育，使人們見酷而不再覺其酷，例如無端殺死幾個民眾，先前是大家就會嚷起來的，現在卻隻如見了日常茶飯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沒有感覺的癩象一樣了，但正因為成了癩皮，所以又會踏著殘酷前進，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還是毫無辦法的。

    （九月二十日。）

    漫與

    地質學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們不大明白了，至於現在，卻總是相差無幾。假使前年是肅殺的秋天，今年就成了淒涼的秋天，那麽，地球的年齡，怕比天文學家所豫測的最短的數目還要短得多多罷。但人事卻轉變得真快，在這轉變中的人，尤其是詩人，就感到了不同的秋，將這感覺，用悲壯的，或淒惋的句子，傳給一切平常人，使彼此可以應付過去，而天地間也常有新詩存在。

    前年實在好像是一個悲壯的秋天，市民捐錢，青年拚命，笳鼓的聲音也從詩人的筆下湧出，仿佛真要“投筆從戎”似的。然而詩人的感覺是銳敏的，他未始不知道國民的赤手空拳，所以隻好讚美大家的殉難，因此在悲壯裏麵，便埋伏著一點空虛。我所記得的，是邵冠華先生的《醒起來罷同胞》（《民國日報》所載）裏的一段——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鼓鼙之聲要在前線，當進軍的時候，是“作氣”的，但尚且要“再而衰，三而竭”，倘在並無進軍的準備的處所，那就完全是“散氣”的靈丹了，倒使別人的緊張的心情，由此轉成弛緩。所以我曾比之於“嚎喪”，是送死的妙訣，是喪禮的收場，從此使生人又可以在別一境界中，安心樂意的活下去。曆來的文章中，化“敵”為“皇”，稱“逆”為“我朝”，這樣的悲壯的文章就是其間的“蝴蝶鉸”，但自然，作手是不必同出於一人的。然而從詩人看來，據說這些話乃是一種“狂吠”。

    不過事實真也比評論更其不留情麵，僅在這短短的兩年中，昔之義軍，已名“匪徒”，而有些“抗日英雄”，卻早已僑寓姑蘇了，而且連捐款也發生了問題。九一八的紀念日，則華界但有囚車隨著武裝巡捕梭巡，這囚車並非“意圖”拘禁敵人或漢奸，而是專為“意圖乘機搗亂”的“反動分子”所豫設的寶座。天氣也真是陰慘，狂風驟雨，報上說是“颶風”，是天地在為中國飲泣，然而在天地之間——人間，這一日卻“平安”的過去了。

    於是就成了雖然有些慘淡，卻很“平安”的秋天，正是一個喪家屆了除服之期的景象。但這景象，卻又與詩人非常適合的，我在《醒起來罷同胞》的同一作家的《秋的黃昏》（九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所載）裏，聽到了幽咽而舒服的聲調——

    “我到了秋天便會傷感；到了秋天的黃昏，便會流淚，我已很感覺到我的傷感是受著秋風的波動而興奮地展開，同時自己又像會發現自己的環境是最適合於秋天，細細地撫摩著秋天在自然裏發出的音波，我知道我的命運使我成為秋天的人。……”

    釘梢，現在中國所流行的，是無賴子對於摩登女郎，和偵探對於革命青年的釘梢，而對於文人學士們，卻還很少見。假使追躡幾月或幾年試試罷，就會看見許多怎樣的情隨事遷，到底頭頭是道的詩人。

    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著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並且不平著，掙紮著，一麵“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複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就因為奴群中有這一點差別，所以使社會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別，而在文學上，就分明的顯現了麻醉的和戰鬥的的不同。

    （九月二十七日。）

    世故三昧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諡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於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幹的女士做了一篇信劄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係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係，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隻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淩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幹，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裏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裏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隻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麽，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幹；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幹”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於世故”，這才真是“深於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裏。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裏，一麵固然顯示著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麵也顯示著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鬥了。責人的“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於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唵！

    （十月十三日。）

    謠言世家

    雙十佳節，有一位文學家大名湯增敭先生的，在《時事新報》上給我們講光複時候的杭州的故事。他說那時杭州殺掉許多駐防的旗人，辨別的方法，是因為旗人叫“九”為“鉤”的，所以要他說“九百九十九”，一露馬腳，刀就砍下去了。

    這固然是頗武勇，也頗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謠言。

    中國人裏，杭州人是比較的文弱的人。當錢大王治世的時候，人民被刮得衣褲全無，隻用一片瓦掩著下部，然而還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並無貳話。不過這出於宋人的筆記，是謠言也說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帶著沒落的闊人，和暮氣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來，卻是事實，苟延殘喘，要大家有剛決的氣魄，難不難。到現在，西子湖邊還多是搖搖擺擺的雅人；連流氓也少有浙東似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軍閥做著後盾，那是也會格外的撒潑的，不過當時實在並無敢於殺人的風氣，也沒有樂於殺人的人們。我們隻要看舉了老成持重的湯蟄仙先生做都督，就可以知道是不會流血的了。

    不過戰事是有的。革命軍圍住旗營，開槍打進去，裏麵也有時打出來。然而圍得並不緊，我有一個熟人，白天在外麵逛，晚上卻自進旗營睡覺去了。

    雖然如此，駐防軍也終於被擊潰，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卻並沒有殺戮。口糧當然取消，各人自尋生計，開初倒還好，後來就遭災。

    怎麽會遭災的呢？就是發生了謠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優遊於西子湖邊，秀氣所鍾，是聰明的，他們知道沒有了糧，隻好做生意，於是賣糕的也有，賣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氣的，並不歧視，生意也還不壞。然而祖傳的謠言起來了，說是旗人所賣的東西，裏麵都藏著毒藥。這一下子就使漢人避之惟恐不遠，但倒是怕旗人來毒自己，並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結果是他們所賣的糕餅小菜，毫無生意，隻得在路邊出賣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窮路絕，就一敗塗地了。這是杭州駐防旗人的收場。

    笑裏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麵害人，一麵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時候無須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來，甲午戰敗，就說是李鴻章害的，因為他兒子是日本的駙馬，罵了他小半世；庚子拳變，又說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為造藥水，就亂殺了一大通。下毒學說起於辛亥光複之際的杭州，而複活於近來排日的時候。我還記得每有一回謠言，就總有誰被誣為下毒的奸細，給誰平白打死了。

    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

    至於用數目來辨別漢、滿之法，我在杭州倒聽說是出於湖北的荊州的，就是要他們數一二三四，數到“六”字，讀作上聲，便殺卻。但杭州離荊州太遠了，這還是一種謠言也難說。

    我有時也不大能夠分清那句是謠言，那句是真話了。

    （十月十三日。）

    關於婦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女子與小人歸在一類裏，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後來的道學先生們，對於母親，表麵上總算是敬重的了，然而雖然如此，中國的為母的女性，還受著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

    辛亥革命後，為了參政權，有名的沈佩貞女士曾經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幾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還有，現在有些太太們，可以和闊男人並肩而立，在碼頭或會場上照一個照相；或者當汽船飛機開始行動之前，到前麵去敲碎一個酒瓶（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說不定，我不知道那詳細）了，也還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樣的職業，除女工，為的是她們工錢低，又聽話，因此為廠主所樂用的不算外，別的就大抵隻因為是女子，所以一麵雖然被稱為“花瓶”，一麵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榮的廣告。男子倘要這麽突然的飛黃騰達，單靠原來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變狗不可。

    這是五四運動後，提倡了婦女解放以來的成績。不過我們還常常聽到職業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的對於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為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

    這是因為她們雖然到了社會上，還是靠著別人的“養”；要別人“養”，就得聽人的嘮叨，甚而至於侮辱。我們看看孔夫子的嘮叨，就知道他是為了要“養”而“難”，“近之”“遠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緣故。這也是現在的男子漢大丈夫的一般的歎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的界限以前，這歎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

    這並未改革的社會裏，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並無兩樣。拿一匹小鳥關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變了，其實還隻是一樣的在給別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聽命於別人。俗語說：“受人一飯，聽人使喚”，就是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別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別，然而地位卻應該同等。必須地位同等之後，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歎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鬥。但我並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槍，或者隻給自己的孩子吸一隻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隻以為應該不自苟安於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鬥。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鬥爭，也還是必要的。

    我沒有研究過婦女問題，倘使必須我說幾句，就隻有這一點空話。

    （十月二十一日。）

    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給人類，總算是犯了天條，貶入地獄。但是，鑽木取火的燧人氏卻似乎沒有犯竊盜罪，沒有破壞神聖的私有財產——那時候，樹木還是無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也被忘卻了，到如今隻見中國人供火神菩薩，不見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薩隻管放火，不管點燈。凡是火著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養起來，希望他少作惡。然而如果他不作惡，他還受得著供養麽，你想？

    點燈太平凡了。從古至今，沒有聽到過點燈出名的名人，雖然人類從燧人氏那裏學會了點火已經有五六千年的時間。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燒了書沒有燒人；項羽入關又放了一把火——燒的是阿房宮不是民房（？——待考）。……羅馬的一個什麽皇帝卻放火燒百姓了；中世紀正教的僧侶就會把異教徒當柴火燒，間或還灌上油。這些都是一世之雄。現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證人。如何能不供養起來。何況現今是進化時代，火神菩薩也代代跨灶的。

    譬如說罷，沒有電燈的地方，小百姓不顧什麽國貨年，人人都要買點洋貨的煤油，晚上就點起來：那麽幽黯的黃澄澄的光線映在紙窗上，多不大方！不準，不準這麽點燈！你們如果要光明的話，非得禁止這樣“浪費”煤油不可。煤油應當扛到田地裏去，灌進噴筒，呼啦呼啦的噴起來……一場大火，幾十裏路的延燒過去，稻禾，樹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會兒都變成飛灰了。還不夠，就有燃燒彈，硫磺彈，從飛機上麵扔下來，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夠燒幾天幾晚。那才是偉大的光明嗬。

    火神菩薩的威風是這樣的。可是說起來，他又不承認：火神菩薩據說原是保佑小民的，至於火災，卻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為非作歹，縱火搶掠。

    誰知道呢？曆代放火的名人總是這樣說，卻未必總有人信。

    我們隻看見點燈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壯的，所以點燈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養。你不見海京伯馬戲團麽：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這年頭的“時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論翻印木刻

    麥綏萊勒的連環圖畫四種出版並不久，日報上已有了種種的批評，這是向來的美術書出版後未能遇到的盛況，可見讀書界對於這書，是十分注意的。但議論的要點，和去年已不同：去年還是連環圖畫是否可算美術的問題，現在卻已經到了看懂這些圖畫的難易了。

    出版界的進行可沒有評論界的快。其實，麥綏萊勒的木刻的翻印，是還在證明連環圖畫確可以成為藝術這一點的。現在的社會上，有種種讀者層，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種種，這四種是供給智識者層的圖畫。然而為什麽有許多地方很難懂得呢？我以為是由於經曆之不同。同是中國人，倘使曾經見過飛機救國或“下蛋”，則在圖上看見這東西，即刻就懂，但若曆來未嚐躬逢這些盛典的人，恐怕隻能看作風箏或蜻蜓罷了。

    有一種自稱“中國文藝年鑒社”，而實是匿名者們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鑒》在它的所謂“鳥瞰”中，曾經說我所發表的《連環圖畫辯護》雖將連環圖畫的藝術價值告訴了蘇汶先生，但“無意中卻把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即是否還成其為大眾藝術的問題忽略了過去，而且這種解答是對大眾化的正題沒有直接意義的”。這真是倘不是能編《中國文藝年鑒》的選家，就不至於說出口來的聰明話，因為我本也“不”在討論將“德國板畫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所辯護的隻是連環圖畫可以成為藝術，使青年藝術學徒不被曲說所迷，敢於創作，並且逐漸產生大眾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編者所希望，“有意的”來說德國板畫是否就是中國的大眾藝術，這可至少也得歸入“低能”一類裏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問：“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呢？那麽，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未來派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該能夠理解一點。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國文藝年鑒》多，也不至於比看一本《西湖十景》少。風俗習慣，彼此不同，有些當然是莫明其妙的，但這是人物，這是屋宇，這是樹木，卻能夠懂得，到過上海的，也就懂得畫裏的電燈，電車，工廠。尤其合式的是所畫的是故事，易於講通，易於記得。古之雅人，曾謂婦人俗子，看畫必問這是什麽故事，大可笑。中國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說不出他以為好的畫的內容來，俗人卻非問內容不可。從這一點看，連環圖畫是宜於俗人的，但我在《連環圖畫辯護》中，已經證明了它是藝術，傷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然而，雖然隻對於智識者，我以為紹介了麥綏萊勒的作品也還是不夠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無字的，總得翻印好幾種，才可以窺見現代外國連環圖畫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畫，也較易近真，有益於觀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了，學外國文學可看原書，學西洋畫卻總看不到原畫。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將一大幅壁畫縮成明信片那麽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關係的，假使我們將象縮小如豬，老虎縮小如鼠，怎麽還會令人覺得原先那種氣魄呢。木刻卻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來，還不至於大相遠。

    但這還僅就紹介給一般智識者的讀者層而言，倘為藝術學徒設想，鋅板的翻印也還不夠。太細的線，鋅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線，也能因強水浸蝕的久暫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細，中國還很少製板適得其宜的名工。要認真，就隻好來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圖》二百五十本，在中國便是首先的試驗。施蟄存先生在《大晚報》附刊的《火炬》上說：“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本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就是在譏笑這一件事。我還親自聽到過一位青年在這“罕見書”邊說，寫著隻印二百五十部，是騙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報少，不過想抬高那書價。

    他們自己沒有做過“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這些笑罵是都無足怪的。我隻因為想供給藝術學徒以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畫來製玻璃版，但製這版，是每製一回隻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須另製，假如每製一幅則隻印一張或多至三百張，製印費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張即需六元，九百張九元，外加紙張費。倘在大書局，大官廳，即使印一萬二千本原也容易辦，然而我不過一個“私人”；並非繁銷書，而竟來“精印”，那當然不免為財力所限，隻好單印一板了。但幸而還好，印本已經將完，可知還有人看見；至於為一般的讀者，則早已用鋅板複製，插在譯本《士敏土》裏麵了，然而編輯兼批評家卻不屑道。

    人不嚴肅起來，連指導青年也可以當作開玩笑，但僅印十來幅圖，認真地想過幾回的人卻也有的，不過自己不多說。我這回寫了出來，是在向青年藝術學徒說明珂羅板一板隻印三百部，是製板上普通的事，並非故意要造“罕見書”，並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為不負責任的話所欺，大家都來製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木刻創作法》序

    地不問東西，凡木刻的圖版，向來是畫管畫，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國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經衰退；清光緒中，英人傅蘭雅氏編印《格致匯編》，插圖就已非中國刻工所能刻，精細的必需由英國運了圖版來。那就是所謂“木口木刻”，也即“複製木刻”，和用在編給印度人讀的英文書，後來也就移給中國人讀的英文書上的插畫，是同類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兒童，見了這些圖，便震驚於它的精工活潑，當作寶貝看。到近幾年，才知道西洋還有一種由畫家一手造成的版畫，也就是原畫，倘用木版，便叫作“創作木刻”，是藝術家直接的創作品，毫不假手於刻者和印者的。現在我們所要紹介的，便是這一種。

    為什麽要紹介呢？據我個人的私見，第一是因為好玩。說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經，但我們鈔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會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掛在牆壁上的畫，那豈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畫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無須乎此的，否則，一張什麽複製縮小的東西，實在遠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費。自然，也許有人要指為“要以‘今雅’立國”的，但比起“古雅”來，不是已有“古”“今”之別了麽？

    第二，是因為簡便。現在的金價很貴了，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畫一幅畫，畫布顏料，就得化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隻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化錢的，隻用幾把刀在木頭上劃來劃去——這也許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樣，可以成為創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創作的歡喜。印了出來，就能將同樣的作品，分給別人，使許多人一樣的受到創作的歡喜。總之，是比別種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

    第三，是因為有用。這和“好玩”似乎有些衝突，但其實也不盡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麽。打馬將恐怕是終於沒有出息的了；用火藥做花炮玩，推廣起來卻就可以造槍炮。大炮，總算是實用不過的罷，而安特萊夫一有錢，卻將它裝在自己的庭園裏當玩藝。木刻原是小富家兒藝術，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裝飾，文學或科學書的插畫上，也就成了大家的東西，是用不著多說的。

    這實在是正合於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

    但是至今沒有一本講說木刻的書，這才是第一本。雖然稍簡略，卻已經給了讀者一個大意。由此發展下去，路是廣大得很。題材會豐富起來的，技藝也會精煉起來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國舊日之所長，還有開出一條新的路徑來的希望。那時作者各將自己的本領和心得，貢獻出來，中國的木刻界就會發生光焰。這書雖然因此要成為不過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夠有曆史上的意義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魯迅記。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聽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並非全沒有，逢蒙殺羿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種古氣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後來的“狀元癮”，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癮”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為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於三四手，於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的有秘法，開點心鋪子的有秘傳，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聽說這還隻授兒婦，不教女兒，以免流傳到別人家裏去。“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並無秘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麽“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仿佛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麽秘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係，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麽，作文真就毫無秘訣麽？卻也並不。我曾經講過幾句做古文的秘訣，是要通篇都有來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麽；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據”。到這樣，便“庶幾乎免於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氣，哈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蒙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了，其實是隻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隻做得一句，所以隻配在雜誌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著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鼃聲，餘分閏位”，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楊雄先生的“蠢迪檢柙”，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有句雲：“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裏，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楊、班並無不合的，錯隻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裏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麽？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醜。但是，“知恥近乎勇”，掩了醜，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發，中年婦人罩上麵紗，就都是蒙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著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借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讚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挽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麵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嗬！？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裏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它“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吃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裏，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著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可貴。譬如到什麽廟裏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裏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抬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裏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裏，成了所講的不但隻是做古文的秘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秘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麽大兩樣，因為它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並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

    （十一月十日。）

    搗鬼心傳

    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氣，愛看古樹發光比大麥開花的多，其實大麥開花他向來也沒有看見過。於是怪胎畸形，就成為報章的好資料，替代了生物學的常識的位置了。最近在廣告上所見的，有像所謂兩頭蛇似的兩頭四手的胎兒，還有從小肚上生出一隻腳來的三腳漢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領是有限的，他無論怎麽怪，怎麽畸，總有一個限製：孿兒可以連背，連腹，連臀，連脅，或竟駢頭，卻不會將頭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駢拇，枝指，缺肢，多乳，卻不會兩腳之外添出一隻腳來，好像“買兩送一”的買賣。天實在不及人之能搗鬼。

    但是，人的搗鬼，雖勝於天，而實際上本領也有限。因為搗鬼精義，在切忌發揮，亦即必須含蓄。蓋一加發揮，能使所搗之鬼分明，同時也生限製，故不如含蓄之深遠，而影響卻又因而模胡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謂“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筆記裏，常說羅兩峰的《鬼趣圖》，真寫得鬼氣拂拂；後來那圖由文明書局印出來了，卻不過一個奇瘦，一個矮胖，一個臃腫的模樣，並不見得怎樣的出奇，還不如隻看筆記有趣。小說上的描摹鬼相，雖然竭力，也都不足以驚人，我覺得最可怕的還是晉人所記的臉無五官，渾淪如雞蛋的山中厲鬼。因為五官不過是五官，縱使苦心經營，要它凶惡，總也逃不出五官的範圍，現在使它渾淪得莫名其妙，讀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過較之寫些“青麵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聰明得遠。

    中華民國人的宣布罪狀大抵是十條，然而結果大抵是無效。古來盡多壞人，十條不過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動是決不會的。駱賓王作《討武曌檄》，那“入宮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這幾句，恐怕是很費點心機的了，但相傳武後看到這裏，不過微微一笑。是的，如此而已，又怎麽樣呢？聲罪致討的明文，那力量往往遠不如交頭接耳的密語，因為一是分明，一是莫測的。我想假使當時駱賓王站在大眾之前，隻是攢眉搖頭，連稱“壞極壞極”，卻不說出其所謂壞的實例，恐怕那效力會在文章之上的罷。“狂飆文豪”高長虹攻擊我時，說道劣跡多端，倘一發表，便即身敗名裂，而終於並不發表，是深得搗鬼正脈的；但也竟無大效者，則與廣泛俱來的“模胡”之弊為之也。

    明白了這兩例，便知道治國平天下之法，在告訴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實的說出何法來。因為一說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與行相對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測。不測的威棱使人萎傷，不測的妙法使人希望——饑荒時生病，打仗時做詩，雖若與治國平天下不相幹，但在莫明其妙中，卻能令人疑為跟著自有治國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卻還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謂妙法，其實不過是毫無方法而已。

    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家庭為中國之基本

    中國的自己能釀酒，比自己來種鴉片早，但我們現在隻聽說許多人躺著吞雲吐霧，卻很少見有人像外國水兵似的滿街發酒瘋。唐、宋的踢球，久已失傳，一般的娛樂是躲在家裏徹夜叉麻雀。從這兩點看起來，我們在從露天下漸漸的躲進家裏去，是無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嚐慨乎言之，曾出一聯，索人屬對，道：“三鳥害人鴉雀鴿”，“鴿”是彩票，雅號獎券，那時卻稱為“白鴿票”的。但我不知道後來有人對出了沒有。

    不過我們也並非滿足於現狀，是身處鬥室之中，神馳宇宙之外，抽鴉片者享樂著幻境，叉麻雀者心儀於好牌。簷下放起爆竹，是在將月亮從天狗嘴裏救出；劍仙坐在書齋裏，哼的一聲，一道白光，千萬裏外的敵人可被殺掉了，不過飛劍還是回家，鑽進原先的鼻孔去，因為下次還要用。這叫做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所以學校是從家庭裏拉出子弟來，教成社會人才的地方，而一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還是“交家長嚴加管束”雲。

    “骨肉歸於土，命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一個人變了鬼，該可以隨便一點了罷，而活人仍要燒一所紙房子，請他住進去，闊氣的還有打牌桌，鴉片盤。成仙，這變化是很大的，但是劉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運動到“拔宅飛升”，連雞犬都帶了上去而後已，好依然的管家務，飼狗，喂雞。

    我們的古今人，對於現狀，實在也願意有變化，承認其變化的，變鬼無法，成仙更佳，然而對於老家，卻總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藥隻做爆竹，指南針隻看墳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現在是火藥蛻化為轟炸彈，燒夷彈，裝在飛機上麵了，我們卻隻能坐在家裏等他落下來。自然，坐飛機的人是頗有了的，但他那裏是遠征呢，他為的是可以快點回到家裏去。

    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總退卻》序

    中國久已稱小說之類為“閑書”，這在五十年前為止，是大概真實的，整日價辛苦做活的人，就沒有工夫看小說。所以凡看小說的，他就得有餘暇，既有餘暇，可見是不必怎樣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經斷之曰：“有閑，即是有錢！”者以此。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製度之下，“閑暇”恐怕也確是一種“富”。但是，窮人們也愛小說，他們不識字，就到茶館裏去聽“說書”，百來回的大部書，也要每天一點一點的聽下去。不過比起整天做活的人們來，他們也還是較有閑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館，那有閑錢做茶錢呢？

    小說之在歐美，先前又何嚐不這樣。後來生活艱難起來了，為了維持，就缺少餘暇，不再能那麽悠悠忽忽。隻是偶然也還想借書來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嘮叨不已，破費工夫，於是就使短篇小說交了桃花運。這一種洋文壇上的趨勢，也跟著古人之所謂“歐風美雨”，衝進中國來，所以“文學革命”以後，所產生的小說，幾乎以短篇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構成巨製，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而且書中的主角也變換了。古之小說，主角是勇將策士，俠盜贓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後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五四”以後的短篇裏卻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因為他們是首先覺到了在“歐風美雨”中的飄搖的，然而總還不脫古之英雄和才子氣。現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飄搖，不再要聽一個特別的人的運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還有誰會轉過臉去呢？他們要知道，感覺得更廣大，更深邃了。

    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顯示著分明的蛻變，人物並非英雄，風光也不旖旎，然而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我以為作者的寫工廠，不及她的寫農村，但也許因為我先前較熟於農村，否則，是作者較熟於農村的緣故罷。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魯迅記。

    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麵，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種雜誌，並且使我看見了楊邨人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著答複。對於這一種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複的必要的，因為它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隻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麽？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麵——

    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

    “讀著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著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確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為什麽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裏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鬥？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麽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記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後，景仰不置，曾為文介紹頌揚，揭登於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於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後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為文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誌家裏開著，我又和先生見麵，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著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為：《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穀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裏頭隻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與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為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後為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並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於《我的種痘》一文裏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兒，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並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為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麽這樣就以為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隻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驚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著我那年老的父親，但並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著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並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麵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與驚訝。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這裏不願有擾清聽。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複的價值的話，就請寄到這裏《文化列車》的編者將它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為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並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並祝

    康健。

    楊邨人謹啟。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並非因為鬼兒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後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為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複的價值的。我並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象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兒子”們的胡說，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這並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兒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於變成廢話了，所以在聽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為什麽是諸葛亮？”這就問得稀奇。李儵先生我曾經見過麵，並非曹聚仁先生，至於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確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為什麽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為答複，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群的蟊賊”的。“為什麽？”——我都由它去。但據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後，我還活著，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裏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鬥？”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誌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於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並未說過人民是阿鬥。現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的旗下，還是什麽“無產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麽？不要再提這些字，怎麽樣呢？

    其次是先生“驚心動魄”於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後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於是就要說到“三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裏，大家閑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隻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幾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裏，明明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著自己的嘴。不過也並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報上登了出來，並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於我的記載多極了，無論為毀為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為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巨款，也沒有遍看各種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為要哄動讀者，會弄些誇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於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鬱達夫先生對於亡兒的記憶，悲哀了起來。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兒，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汙。然而這事實的全出於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邨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為什麽呢？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舔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聖人，為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在《三閑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麽？不但此也，在講演裏，我有時也曾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麽“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淩壓敵手，我接著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麽？

    但為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待，在《新儒林外史》裏，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並無大刀，隻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並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確曾用這筆碰著了先生，不過也隻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並不特別含有報複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掛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隻是陳源教授的餘唾。然而，即使算是我在報複罷，由上麵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於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裏麵去。

    至於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並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為《五講三噓集》，但後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穀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樣辱沒了先生，隻是張若穀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於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麽壞。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並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讚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於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麵，還嫌先生門麵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雇員的看不起小錢店夥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隻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並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並請

    著安。

    魯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偽自由書

    前記

    這一本小書裏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麽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裏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鬱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回避創造社裏的人物。這也不隻因為曆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麵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麵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麽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裏，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裏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裏的第一篇《崇實》；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幹”，有時也用“幹”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麵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呐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麵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隻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製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製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隻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都是做著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於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麽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裏，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於上海寓廬，魯迅記。

    觀鬥

    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

    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閑人們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鬥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東方雜誌》，才知道金華又有鬥牛，不過和西班牙卻兩樣的，西班牙是人和牛鬥，我們是使牛和牛鬥。

    任他們鬥爭著，自己不與鬥，隻是看。

    軍閥們隻管自己鬥爭著，人民不與聞，隻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們玩把戲，隻是看。

    但我們的鬥士，隻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雲。

    “不抵抗”在字麵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製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還是留著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鬥爭下去罷。中國的人口多得很，暫時總有一些孑遺在看著的。但自然，倘要這樣，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不可。

    （一月二十四日。）

    逃的辯護

    古時候，做女人大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麽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

    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為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裏還坐得住麽？

    北平的大學生是知道的，並且有記性，這回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槍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卻發明了一種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這正是這幾年來的教育顯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來罵了。童子軍還在烈士們的挽聯上，說他們“遺臭萬年”。

    但我們想一想罷：不是連語言曆史研究所裏的沒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麽？不是學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備的飛機麽？能用本國的刺刀和槍柄“碰”得瘟頭瘟腦，躲進研究室裏去的，倒能並不瘟頭瘟腦，不被外國的飛機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麽？

    阿彌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崇實

    事實常沒有字麵這麽好看。

    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總算我們是這麽自由地在這裏談著。

    又例如這回北平的遷移古物和不準大學生逃難，發令的有道理，批評的也有道理，不過這都是些字麵，並不是精髓。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禹是一條蟲，那時的話我們且不談罷，至於商周時代，這地方卻確是已經有了的。為什麽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大學生雖然是“中堅分子”，然而沒有市價，假使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裝了箱子，用專車和古物一同運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保險櫃子裏藏起來的。

    但大學生卻多而新，惜哉！

    費話不如少說，隻剝崔顥《黃鶴樓》詩以吊之，曰——

    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複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

    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

    （一月三十一日。）

    電的利弊

    日本幕府時代，曾大殺基督教徒，刑罰很凶，但不準發表，世無知者。到近幾年，乃出版當時的文獻不少。曾見《切利支丹殉教記》，其中記有拷問教徒的情形，或牽到溫泉旁邊，用熱湯澆身；或周圍生火，慢慢的烤炙，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卻將火移遠，改死刑為虐殺了。

    中國還有更殘酷的。唐人說部中曾有記載，一縣官拷問犯人，四周用火遙焙，口渴，就給他喝醬醋，這是比日本更進一步的辦法。現在官廳拷問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遺下的方法，或則是古今英雄，所見略同。曾見一個囚在反省院裏的青年的信，說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髒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釋放亦不免於死雲雲。此人是陸軍學生，不明內髒構造，其實倒掛灌鼻，可以由氣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卻不能進入心中，大約當時因在苦楚中，知覺瞀亂，遂疑為已到心髒了。

    但現在之所謂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殘酷又超出於此種方法萬萬。上海有電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頃又醒，則又受刑。聞曾有連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從此牙齒皆搖動，神經亦變鈍，不能複原。前年紀念愛迪生，許多人讚頌電報電話之有利於人，卻沒有想到同是一電，而有人得到這樣的大害，福人用電氣療病，美容，而被壓迫者卻以此受苦，喪命也。

    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同是一種東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蓋不但電氣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航空救國三願

    現在各色的人們大喊著各種的救國，好像大家突然愛國了似的。其實不然，本來就是這樣，在這樣地救國的，不過現在喊了出來罷了。

    所以銀行家說貯蓄救國，賣稿子的說文學救國，畫畫兒的說藝術救國，愛跳舞的說寓救國於娛樂之中，還有，據煙草公司說，則就是吸吸馬占山將軍牌香煙，也未始非救國之一道雲。

    這各種救國，是像先前原已實行過來一樣，此後也要實行下去的，決不至於五分鍾。

    隻有航空救國較為別致，是應該刮目相看的，那將來也很難預測，原因是在主張的人們自己大概不是飛行家。

    那麽，我們不妨預先說出一點願望來。

    看過去年此時的上海報的人們恐怕還記得，蘇州不是有一隊飛機來打仗的麽？後來別的都在中途“迷失”了，隻剩下領隊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雙拳不敵四手，終於給日本飛機打落，累得他母親從美洲路遠迢迢的跑來，痛哭一場，帶幾個花圈而去。聽說廣州也有一隊出發的，閨秀們還將詩詞繡在小衫上，贈戰士以壯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還沒有到。

    所以我們應該在防空隊成立之前，陳明兩種願望——

    一、路要認清；

    二、飛得快些。

    還有更要緊的一層，是我們正由“不抵抗”以至“長期抵抗”而入於“心理抵抗”的時候，實際上恐怕一時未必和外國打仗，那時戰士技癢了，而又苦於英雄無用武之地，不知道會不會炸彈倒落到手無寸鐵的人民頭上來的？

    所以還得戰戰兢兢的陳明一種願望，是——

    三、莫殺人民！

    （二月三日。）

    不通兩種

    人們每當批評文章的時候，凡是國文教員式的人，大概是著眼於“通”或“不通，”《中學生》雜誌上還為此設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國文其實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馬遷，倘將他的文章推敲起來，無論從文字、文法、修辭的任何一種立場去看，都可以發見“不通”的處所。

    不過現在不說這些；要說的隻是在籠統的一句“不通”之中，還可由原因而分為幾種。大概的說，就是：有作者本來還沒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種種關係，不敢通，或不願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報》的記載“江都清賦風潮”，在《鄉民二度興波作浪》這一個巧妙的題目之下，述陳友亮之死雲：

    “陳友亮見官方軍警中，有攜手槍之劉金發，竟欲奪劉之手槍，當被子彈出膛，飲彈而斃，警察隊亦開空槍一排，鄉民始後退。……”

    “軍警”上麵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類的費話，這裏也且不說。最古怪的是子彈竟被寫得好像活物，會自己飛出膛來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須將上文改作“當被擊斃”，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則將末兩句改為“警察隊空槍亦一齊發聲，鄉民始後退”，這才銖兩悉稱，和軍警都毫無關係。——雖然文理總未免有點希奇。

    現在，這樣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現。不過其實也並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準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緣故。頭等聰明人不談這些，就成了“為藝術的藝術”家；次等聰明人竭力用種種法，來粉飾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義文學”者，但兩者是都屬於自己“不願通”，即“不肯通”這一類裏的。

    （二月三日。）

    【因此引起的通論】：

    “最通的”文藝

    王平陵

    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幹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好久不看見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種富於幽默性的諷刺的味兒，在中國的作家之林，當然還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先生。不過，聽說現在的魯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頭，站在革命的隊伍裏去了。那麽，像他這種有閑階級的幽默的作風，嚴格言之，實在不革命。我以為也應該轉變一下才是！譬如：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麽許多灣兒。在他最近所處的環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頌蘇聯德政的獻詞以外，便沒有更通的文藝的。他認為第三種人不談這些，是比較最聰明的人；民族主義文藝者故意找出理由來文飾自己的不通，是比較次聰明的人。其言可謂盡深刻惡毒之能事。不過，現在最通的文藝，是不是僅有那些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不免還是疑問。如果先生們真是為著解放勞苦大眾而呐喊，猶可說也；假使，僅僅是為著個人的出路，故意製造一塊容易招搖的金字商標，以資號召而已。那麽，我就看不出先生們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們所不齒的第三種人，以及民族主義文藝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實，先生們個人的生活，由我看來，並不比到被你們痛罵的小資作家更窮苦些。當然，魯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數的所謂革命的作家，聽說，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場，拉斐花園裏，可以遇見他們伴著嬌美的愛侶，一麵喝香檳，一麵吃朱古力，興高采烈地跳著狐步舞，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度他們真個消魂的生活。明天起來，寫工人嗬！鬥爭嗬！之類的東西，拿去向書賈們所辦的刊物換取稿費，到晚上，照樣是生活在紅綠的燈光下，沉醉著，歡唱著，熱愛著。像這種優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們還要叫什麽苦，喊什麽冤，你們的貓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勞苦大眾的同情，也許，在先生們自己都不免是絕大的疑問吧！

    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文化的本身上做一點基礎的工夫，就這樣大家空喊一陣口號，糊鬧一陣，我想，把世界上無論那種最新穎最時髦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都是毫無用處。我們承認現在的蘇俄，確實是有了他相當的成功，但，這不是偶然。他們從前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文化的遺產，是多麽豐富，我們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音樂、美術、哲學、科學，那一件不是已經到達國際文化的水準。他們有了這些充實的根基，才能產生現在這些學有根蒂的領袖。我們僅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樹，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萬年，中國還是這樣，也許比現在更壞。

    不錯，中國的文化運動，也已有二十年的曆史了。但是，在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獲到什麽。歐美的名著，在中國是否能有一冊比較可靠的譯本，文藝上的各種派別，各種主義，我們是否都拿得出一種代表作，其他如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創造，是否能有一種值得我們記憶。唉！中國的文化低落到這步田地，還談得到什麽呢！

    要是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如不能從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轉運一些文藝的糧食，多多地樹藝一些文藝的種子，我敢斷言：在現代的中國，決不會產生“最通的”文藝的。

    （二月二十日《武漢日報》的《文藝周刊》。）

    【通論的拆通】：

    官話而已

    家幹

    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論的腔調，就明白是屬於“官方”的。一提起筆，就向上司下屬，控告了兩個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勢。

    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隻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什麽“聽說”，什麽“如果”，說得好不自在。聽了誰說？如果不“如果”呢？“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是那些篇，“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的“所謂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經有人當開學之際，命大學生全體起立，向著鮑羅廷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經有人做過《孫中山與列寧》，說得他們倆真好像沒有什麽兩樣；至於聚斂享樂的人們之多，更是社會上大家周知的事實，但可惜那都並不是我們。平陵先生的“聽說”和“如果”，都成了無的放矢，含血噴人了。

    於是乎還要說到“文化的本身”上。試想就是幾個弄弄筆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監禁，槍斃，失蹤的滅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評，便立刻招來了“聽說”和“如果”的官話，叫作“先生們”，大有一網打盡之概。則做“基本的工夫”者，現在舍官許的“第三種人”和“民族主義文藝者”之外還能靠誰呢？“唉！”

    然而他們是做不出來的。現在隻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物。而平陵先生又責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黨，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話也正是這樣的。

    （七月十九日。）

    賭咒

    “天誅地滅，男盜女娼”——是中國人賭咒的經典，幾乎像詩雲子曰一樣，現在的宣誓，“誓殺敵，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這種成語了。

    但是，賭咒的實質還是一樣，總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見得來誅他，地也不見得來滅他，現在連人參都“科學化地”含起電氣來了，難道“天地”還不科學化麽！至於男盜和女娼，那是非但無害，而且有益：男盜——可以多刮幾層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幾個“裙帶官兒”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說：你這個“盜”和“娼”的解釋都不是古義。我回答說——你知道現在是什麽時代！現在是盜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賭咒也摩登，變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戰略關係

    首都《救國日報》上有句名言：

    “浸使為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以武力製止反對運動，雖流血亦所不辭。”（見《上海日報》二月九日轉載。）

    雖流血亦所不辭！勇敢哉戰略大家也！

    血的確流過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將要流的還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這都是反對運動者的血。為著什麽？為著戰略關係。

    戰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時候，曾經說：“為戰略關係，退守第二道防線，”這樣就退兵；過了兩天又說，為戰略關係，“如日軍不向我軍射擊，則我軍不得開槍，著士兵一體遵照”，這樣就停戰。此後，“第二道防線”消失，上海和議開始，談判，簽字，完結。那時候，大概為著戰略關係也曾經見過血；這是軍機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於親自流過血的雖然知道，他們又已經沒有了舌頭。究竟那時候的敵人為什麽沒有“被誘深入”？

    現在我們知道了：那次敵人所以沒有“被誘深入”者，決不是當時戰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於反對運動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還有個原因：原來英國從中調停——暗地裏和日本有了諒解，說是日本呀，你們的軍隊暫時退出上海，我們英國更進一步來幫你的忙，使滿洲國不至於被國聯否認，——這就是現在國聯的什麽什麽草案，什麽什麽委員的態度。這其實是說，你不要在這裏深入，——這裏是有贓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說。深入還是要深入，不過地點暫時不同。

    因此，“誘敵深入北平”的戰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幾次。

    其實，現在一切準備停當，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學生，也已經各自喬遷。無論是黃麵孔、白麵孔、新大陸、舊大陸的敵人，無論這些敵人要深入到什麽地方，都請深入罷。至於怕有什麽反對運動，那我們的戰略家：“雖流血亦所不辭”！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備考】：

    奇文共賞

    周敬儕

    大人先生們把“故宮古物”看得和命（當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堅決南遷，無非因為“古物”價值不止“連城”，並且容易搬動，容易變錢的原故，這也值得你們大驚小怪，冷嘲熱諷！我正這樣想著的時候，居然從首都一家報紙上見到讚成“古物南遷”的社論；並且建議“武力製止反對”，“流血在所不辭”，請求政府“保持威信”，“貫徹政策！”這樣的宏詞高論，我實在不忍使它湮沒無聞，因特不辭辛苦，抄錄出來，獻給大眾：

    “……北平各團體之反對古物南遷，為有害北平將來之繁榮，此種自私自利完全蔑視國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團體竟敢說出，吾人殊服其厚顏無恥，彼等隻為北平之繁榮，必須以數千年古物冒全被敵人劫奪而去之大危險，所見未免太小，使政府為戰略關係，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聚而殲之，則古物必被敵人劫奪而去，試問將來北平之繁榮何由維持，故不如先行遷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後，再行遷回，北平各團體自私自利，固可惡可恥，其無遠慮，亦可憐也，其反對遷移之又一理由，則謂政府應先顧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實非，蓋放棄一部分土地供敵人一時之占領，以殲滅敵人，然後再行恢複，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棄莫斯科，且將莫斯科燒毀，以困拿破侖，歐戰時，比利時，塞爾維亞，皆放棄全部領土，供敵人蹂躪，卒將強德擊破，蓋領土被占，隻須不與敵人媾和，簽字於割讓條約，則敵人固無如該土何，至於故宮古物，若不遷移，設不幸北平被敵人占領，將古物劫奪而去，試問中國將何法以恢複之，行見中國文明結晶，供敵人戰利品，可恥孰甚，……最後吾人奉告政府，政府遷移古物之政策，既已決定，則不論遇如何阻礙，應求其貫徹，若一經無見識無遠慮之群愚反對，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張嚴責張學良，使以武力製止反對運動，若不得已，雖流血亦所不辭……”

    《申報自由說》

    頌蕭

    蕭伯納未到中國之前，《大晚報》希望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會因此而暫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後，各報由“路透電”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題之曰“宣傳共產”。

    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君甚不像華人，蕭並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為異，問曰，彼等其幼稚至於未識餘乎？”（十一日路透電）

    我們其實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愛吃的是什麽。但對於蕭，——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隻有三四種。

    所以我們不能認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後的思想，也不能深識他遊曆蘇聯以後的思想。但隻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但我所謂偉大的，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隻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並不離開了現在。

    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國地麵，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準想，不敢想。

    又何況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呢？這問題極平常，然而是偉大的。

    此之所以為蕭伯納！

    （二月十五日。）

    【又招惱了大主筆】：

    蕭伯納究竟不凡

    《大晚報》社論

    “你們批評英國人做事，覺得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好，也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壞；可是你們總找不出那一件事給英國人做壞了。他做事多有主義的。他要打你，他提倡愛國主義來；他要搶你，他提出公事公辦的主義；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國主義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義的大道理；他擁護國王，有忠君愛國的主義，可是他要斫掉國王的頭，又有共和主義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責任；可是他總不忘記一個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發生了衝突就要不得了。”

    這是蕭伯納老先生在《命運之人》中批評英國人的尖刻語。我們舉這一個例來介紹蕭先生，要讀者認識大偉人之所以偉大，也自有其秘訣在。這樣子的冷箭，充滿在蕭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於是蕭先生的名言警句，家傳戶誦，而一代文豪也確定了他的偉大。

    借主義，成大名，這是現代學者一時的風尚，蕭先生有嘴說英國人，可惜沒有眼估量自己。我們知道蕭先生是泛平主義的先進，終身擁護這漸進社會主義，他的戲劇、小說、批評、散文中充塞著這種主義的宣傳品，蕭先生之於社會主義，可說是個徹頭徹尾的忠實信徒。然而，我們又知道，蕭先生是銖錙必較的積產專家，是反對慈善事業最力的理論家，結果，他坐擁著百萬巨資麵團團早成了個富家翁。蕭先生唱著平均資產的高調，為被壓迫的勞工鳴不平，向寄生物性質的資產家冷嘲熱諷，因此而贏得全民眾的同情，一書出版，大家搶著買，一劇登場，一百多場做下去，不愁沒有人看，於是蕭先生坐在提倡共產主義的安樂椅裏，笑嘻嘻地自鳴得意，借主義以成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究竟巧妙無窮。

    現在，蕭先生功成名就，到我們窮苦的中國來玩玩了。多謝他提攜後進的熱誠，在香港告訴我們學生道：“二十歲不為赤色革命家，五十歲要成僵石；二十歲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歲可不致落伍。”原來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隻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義本身的價值如何，本來與個人的前途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要在社會裏混出頭，隻求不僵，隻求不落伍，這是現代人立身處世的名言，蕭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們五體投地，真不愧“聖之時者也”的現代孔子了。

    然而，蕭先生可別小看了這老大的中國，像你老先生這樣時髦的學者，我們何嚐沒有。坐在安樂椅裏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麽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戲法已耍得十分純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爾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據我們愚蠢的見解，偉大人格的素質，重要的是個誠字。你信仰什麽主義，就該誠摯地力行，不該張大了嘴唱著好聽。若說，蕭先生和他的同誌，真信仰共產主義的，就請他散盡了家產再說話。可是，話也得說回來，蕭先生散盡了家產，真穿著無產同誌的襤褸裝束，坐著三等艙來到中國，又有誰去睬他呢？這樣一想：蕭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筆】：

    前文的案語

    樂雯

    這種“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秘訣；（二）這秘訣還在於“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為著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蕭伯納不讚成這種“主義”，就不應當坐安樂椅，不應當有家財，讚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

    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讚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麽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於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裏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麽什麽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吃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於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著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曆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

    （《蕭伯納在上海》）

    對於戰爭的祈禱

    ——讀書心得

    熱河的戰爭開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戰爭的結束的“紀念日”，也快到了。“民族英雄”的肖像一次又一次的印刷著，出賣著；而小兵們的血、傷痕、熱烈的心，還要被人糟蹋多少時候？回憶裏的炮聲和幾千裏外的炮聲，都使得我們帶著無可如何的苦笑，去翻開一本無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幾句“警句”的閑書。這警句是：

    “喂，排長，我們到底上哪裏去喲？”——其中的一個問。

    “走吧。我也不曉得。”

    “丟那媽，死光就算了，走什麽！”

    “不要吵，服從命令！”

    “丟那媽的命令！”

    然而丟那媽歸丟那媽，命令還是命令，走也當然還是走，四點鍾的時候，中山路複歸於沉寂，風和葉兒沙沙的響，月亮躲在青灰色的雲海裏，睡著，依舊不管人類的事。

    這樣，十九路軍就向西退去。

    （黃震遐：《大上海的毀滅》。）

    什麽時候“丟那媽”和“命令”不是這樣各歸各，那就得救了。不然呢？還有“警句”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十九路軍打，是告訴我們說，除掉空說以外，還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軍勝利，隻能增加我們苟且，偷安與驕傲的迷夢！

    十九路軍死，是警告我們活得可憐，無趣！

    十九路軍失敗，才告訴我們非努力，還是做奴隸的好！

    （見同書。）

    這是警告我們，非革命，則一切戰爭，命裏注定的必然要失敗。現在，主戰是人人都會的了——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軍的經驗：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勝，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剛剛適宜的辦法是失敗。“民族英雄”對於戰爭的祈禱是這樣的。而戰爭又的確是他們在指揮著，這指揮權是不肯讓給別人的。戰爭，禁得起主持的人預定著打敗仗的計畫麽？好像戲台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台約定了的。嗚呼，我們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從諷刺到幽默

    諷刺家，是危險的。

    假使他所諷刺的是不識字者，被殺戮者，被囚禁者，被壓迫者罷，那很好，正可給讀他文章的所謂有教育的智識者嘻嘻一笑，更覺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現今的諷刺家之所以為諷刺家，卻正在諷刺這一流所謂有教育的智識者社會。

    因為所諷刺的是這一流社會，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覺得好像刺著了自己，就一個個的暗暗的迎出來，又用了他們的諷刺，想來刺死這諷刺者。

    最先是說他冷嘲，漸漸的又七嘴八舌的說他謾罵，俏皮話，刻毒，可惡，學匪，紹興師爺，等等，等等。然而諷刺社會的諷刺，卻往往仍然會“悠久得驚人”的，即使捧出了做過和尚的洋人或專辦了小報來打擊，也還是沒有效，這怎不氣死人也麽哥呢！

    樞紐是在這裏：他所諷刺的是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著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個人，他的諷刺倘存在，你的諷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這樣的可惡的諷刺家，隻好來改變社會。

    然而社會諷刺家究竟是危險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學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時代。人們誰高興做“文字獄”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絕，肚子裏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著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笑笑既不至於得罪別人，現在的法律上也尚無國民必須哭喪著臉的規定，並非“非法”，蓋可斷言的。

    我想：這便是去年以來，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單是“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這情形恐怕是過不長久的，“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於是雖幽默也就免不了改變樣子了，非傾於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

    （三月二日。）

    從幽默到正經

    “幽默”一傾於諷刺，失了它的本領且不說，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來“諷刺”，來陷害了，倘若墮於“說笑話”，則壽命是可以較為長遠，流年也大致順利的，但愈墮愈近於國貨，終將成為洋式徐文長。當提倡國貨聲中，廣告上已有中國的“自造舶來品”，便是一個證據。

    而況我實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規定國民必須哭喪著臉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東省淪陷，舉國騷然，愛國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結果發見了其一是在青年的愛玩樂，學跳舞。當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時候，一個大炸彈拋下來，雖然沒有傷人，冰卻已經炸了一個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關失守，熱河吃緊了，有名的文人學士，也就更加吃緊起來，做挽歌的也有，做戰歌的也有，講文德的也有，罵人固然可惡，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經文章，裝正經臉孔，以補“不抵抗主義”之不足。

    但人類究竟不能這麽沉靜，當大敵壓境之際，手無寸鐵，殺不得敵人，而心裏卻總是憤怒的，於是他就不免尋求敵人的替代。這時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為他這時便被叫作：“陳叔寶全無心肝。”所以知機的人，必須也和大家一樣哭喪著臉，以免於難。“聰明人不吃眼前虧”，亦古賢之遺教也，然而這時也就“幽默”歸天，“正經”統一了剩下的全中國。

    明白這一節，我們就知道先前為什麽無論貞女與淫女，見人時都得不笑不言；現在為什麽送葬的女人，無論悲哀與否，在路上定要放聲大叫。

    這就是“正經”。說出來麽，那就是“刻毒”。

    （三月二日。）

    王道詩話

    《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據說古時候有一隻高飛遠走的鸚哥兒，偶然又經過自己的山林，看見那裏大火，它就用翅膀蘸著些水灑在這山上；人家說它那一點水怎麽救得熄這樣的大火，它說：“我總算在這裏住過的，現在不得不盡點兒心。”（事出《櫟園書影》，見胡適《人權論集》序所引。）鸚鵡會救火，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這是不會沒有報酬的。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價錢不算小，這“叫做”實驗主義。

    但是，這火怎麽救，在《人權論》時期（一九二九——三○年），還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賣價格做出來之後，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報》登載胡博士的談話說：

    “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樣，應當得著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審判……”

    這就清楚得多了！這不是在說“政府權”了麽？自然，博士的頭腦並不簡單，他不至於隻說“一隻手拿著寶劍，一隻手拿著經典！”如什麽主義之類。他是說還應當拿著法律。

    中國的幫忙文人，總有這一套秘訣，說什麽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麽幽默，他教你離得殺豬的地方遠遠的，嘴裏吃得著肉，心裏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

    詩曰：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

    人權王道兩翻新，為感君恩奏聖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先生熟讀聖賢書，君子由來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遠庖廚。

    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

    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

    （三月五日。）

    伸冤

    李頓報告書采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眾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為中國好友，且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才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著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於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係於如何，何時及何人對於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願，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於還會變更其對於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於國聯的忠心，對於日本的苦心？

    為著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複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隻是沒有相當的文件。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複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這裏可以找著“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例如這布告（原文見《申報》三月一日漢口專電）說：“在外資下勞力之勞工，如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應稟請我主管機關代表為交涉或救濟，絕對不得直接交涉，違者拿辦，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種手段，構成嚴重事態者，處死刑。”這是說外國資本家遇見“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可以直接任意辦理，而勞工方麵如此這般者……就要處死刑。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就隻剩得“用國家意識統一了的”勞工了。因為凡是違背這“意識”的，都要請他離開中國的“國家”——到陰間去。李大人難道還能夠說中國當局不是“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麽？

    再則統一這個“統一力量”的，當然是日內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這是李頓大人自己說的。我們這種傾向十二萬分的堅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說：“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誘買勾串，或直受驅使，或假托名義，以圖破壞秩序安寧，與構成其他不利於我國家社會之重大犯行者，殺無赦。”這是保障“日內瓦傾向”的堅決手段，所謂“雖流血亦所不辭”。而且“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為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槍炮的姿勢；最近的熱河事變，中國方麵也同樣的盡在“縮短陣線”。不但如此，中國方麵埋頭剿匪，已經宣誓在一兩個月內肅清匪共，“暫時”不管熱河。這一切都是要證明“日本……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為之焦慮”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無須親自出馬。中國方麵這樣辛苦的忍耐的工作著，無非是為著要感動日本，使它悔悟，達到遠東永久和平的目的，國際資本可以在這裏分工合作。而李頓爵士要還懷疑中國會“變更其傾向”，這就未免太冤枉了。

    總之，“處死刑，殺無赦”，是回答李頓爵士的懷疑的曆史文件。請放心罷，請扶助罷。

    （三月七日。）

    曲的解放

    “詞的解放”已經有過專號，詞裏可以罵娘，還可以“打打麻將”。

    曲為什麽不能解放，也來混賬混賬？不過，“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後台戲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至於平仄不調，聲律乖謬，還在其次。

    《平津會》雜劇

    （生上）：連台好戲不尋常：攘外期間安內忙。隻恨熱湯滾得快，未敲鑼鼓已收場。

    （唱）：

    〔短柱天淨紗〕 熱湯混賬——逃亡！

    裝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 模仿中央榜樣：

    ——整裝西望，

    商量奔向鹹陽。

    （生）：你你你……低聲！你看咱們那湯兒呀，他那裏無心串演，我這裏有口難分，一出好戲，就此糟糕，好不麻煩人也！

    （旦）：那有什麽：再來一出“查辦”好了。咱們一夫一婦，一正一副，也還夠唱的。

    （生）：好罷！（唱）：

    〔顛倒陽春曲〕 人前指定可憎張，

    罵一聲，不抵抗！

    （旦背人唱）： 百忙裏算甚糊塗賬？

    隻不過假裝腔，

    便罵罵又何妨？

    （醜攜包裏急上）： 阿呀呀，噲噲不得了了！

    （旦抱醜介）：我兒呀，你這麽心慌！你應當在前麵多擋這麽幾擋，讓我們好收拾收拾。

    （唱）：

    〔顛倒陽春曲〕 背人摟定可憐湯，

    罵一聲，枉抵抗。

    戲台上露甚慌張相？

    隻不過理行裝，

    便等等又何妨？

    （醜哭介）：你們倒要理行裝！我的行裝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裏介。）

    （旦）：我兒快快走扶桑，

    （生）：雷厲風行查辦忙。

    （醜）：如此犧牲還值得，堂堂大漢有風光。（同下。）

    （三月九日。）

    文學上的折扣

    有一種無聊小報，以登載誣蔑一部分人的小說自鳴得意，連姓名也都給以影射的，忽然對於投稿，說是“如含攻訐個人或團體性質者恕不揭載”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

    凡我所遇見的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人中，往往不滿於中國文章之誇大。這真是雖然研究中國文學，恐怕到死也還不會懂得中國文學的外國人。倘是我們中國人，則隻要看過幾百篇文章，見過十來個所謂“文學家”的行徑，又不是剛剛“從民間來”的老實青年，就決不會上當。因為我們慣熟了，恰如錢店夥計的看見鈔票一般，知道什麽是通行的，什麽是該打折扣的，什麽是廢票，簡直要不得。

    譬如說罷，稱讚貴相是“兩耳垂肩”，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對折，覺得比通常也許大一點，可是決不相信他的耳朵像豬玀一樣。說愁是“白發三千丈”，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二萬扣，以為也許有七八尺，但決不相信它會盤在頂上像一個大草囤。這種尺寸，雖然有些模胡，不過總不至於相差太遠。反之，我們也能將少的增多，無的化有，例如戲台上走出四個拿刀的瘦伶仃的小戲子，我們就知道這是十萬精兵；刊物上登載一篇儼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們就知道字裏行間還有看不見的鬼把戲。

    又反之，我們並且能將有的化無，例如什麽“枕戈待旦”呀，“臥薪嚐膽”呀，“盡忠報國”呀，我們也就即刻會看成白紙，恰如還未定影的照片，遇到了日光一般。

    但這些文章，我們有時也還看。蘇東坡貶黃州時，無聊之至，有客來，便要他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你姑且胡說一通罷。”我們的看，也不過這意思。但又可知道社會上有這樣的東西，是費去了多少無聊的眼力。人們往往以為打牌，跳舞有害，實則這種文章的害還要大，因為一不小心，就會給它教成後天的低能兒的。

    《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聳聽，就是以美詞動聽，於是誇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現在的文人雖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裏卻還埋著老祖宗，所以必須取消或折扣，這才顯出幾分真實。

    “文學家”倘不用事實來證明他已經改變了他的誇大，裝腔，撒謊……的老脾氣，則即使對天立誓，說是從此要十分正經，否則天誅地滅，也還是徒勞的。因為我們也早已看慣了許多家都釘著“假冒王麻子滅門三代”的金漆牌子的了，又何況他連小尾巴也還在搖搖搖呢。

    （三月十二日。）

    迎頭經

    中國現代聖經——迎頭經曰：“我們……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

    傳曰：追趕總隻有向後跟著，普通是無所謂迎頭追趕的。然而聖經決不會錯，更不會不通，何況這個年頭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趕上偏偏說迎頭，向後跟著，那就說不行！

    現在通行的說法是：“日軍所至，抵抗隨之”，至於收複失地與否，那麽，當然“既非軍事專家，詳細計畫，不得而知”。不錯呀，“日軍所至，抵抗隨之”，這不是迎頭趕上是什麽！日軍一到，迎頭而“趕”：日軍到沈陽，迎頭趕上北平；日軍到閘北，迎頭趕上真茹；日軍到山海關，迎頭趕上塘沽；日軍到承德，迎頭趕上古北口……以前有過行都洛陽，現在有了陪都西安，將來還有“漢族發源地”昆侖山——西方極樂世界。至於收複失地雲雲，則雖非軍事專家亦得而知焉，於經有之，曰“不要向後跟著”也。證之已往的上海戰事，每到日軍退守租界的時候，就要“嚴飭所部切勿越界一步”。這樣，所謂迎頭趕上和勿向後跟，都是不但見於經典而且證諸實驗的真理了。右傳之一章。

    傳又曰：迎頭趕和勿後跟，還有第二種的微言大義——

    報載熱河實況曰：“義軍皆極勇敢，認擾亂及殺戮日軍為興奮之事……唯張作相接收義軍之消息發表後，張作相既不親往撫慰，熱湯又停止供給義軍汽油，運輸中斷，義軍大都失望，甚至有認替張作相立功為無謂者。”“日軍既至淩源，其時張作相已不在，吾人聞訊出走，熱湯扣車運物已成目擊之事實，證以日軍從未派飛機至承德轟炸……可知承德實為妥協之放棄。”（張慧衝君在上海東北難民救濟會席上所談。）雖然據張慧衝君所說，“享名最盛之義軍領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吾人之意想”，然而義軍的兵士的確是極勇敢的小百姓。正因為這些小百姓不懂得聖經，所以也不知道迎頭式的策略。於是小百姓自己，就自然要碰見迎頭的抵抗了：熱湯放棄承德之後，北平軍委分會下令“固守古北口，如義軍有欲入口者，即開槍迎擊之”。這是說，我的“抵抗”隻是隨日軍之所至，你要換個樣子去抵抗，我就抵抗你；何況我的退後是預先約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協，那就隻有“不要你向後跟著”而要把你“迎頭趕上”梁山了。右傳之二章。

    詩雲：“惶惶”大軍，迎頭而奔，“嗤嗤”小民，勿向後跟！賦也。

    （三月十四日。）

    這篇文章被檢查員所指摘，經過改正，這才能在十九日的報上登出來了。

    原文是這樣的——

    第三段“現在通行的說法”至“當然既”，原文為“民國廿二年春×三月某日，當局談話曰：‘日軍所至，抵抗隨之……至收複失地及反攻承德，須視軍事進展如何而定，餘。’”又“不得而知”下有注雲：（《申報》三月十二日第三張）。

    第四段“報載熱河……”上有“民國廿二年春×三月”九字。

    （三月十九夜記。）

    “光明所到……”

    中國監獄裏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裏，民權保障同盟曾經提起了這問題。

    但外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就揭載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詳述胡適博士曾經親自看過幾個監獄，“很親愛的”告訴這位記者，說“據他的慎重調查，實在不能得最輕微的證據，……他們很容易和犯人談話，有一次胡適博士還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監獄的情形，他（胡適博士——幹注）說，是不能滿意的，但是，雖然他們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幹注）訴說待遇的惡劣侮辱，然而關於嚴刑拷打，他們卻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

    我雖然沒有隨從這回的“慎重調查”的光榮，但在十年以前，是參觀過北京的模範監獄的。雖是模範監獄，而訪問犯人，談話卻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約三尺，旁邊站一獄卒，時間既有限製，談話也不準用暗號，更何況外國話。

    而這回胡適博士卻“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真是特別之極了。莫非中國的監獄竟已經改良到這地步，“自由”到這地步；還是獄卒給“英國話”嚇倒了，以為胡適博士是李頓爵士的同鄉，很有來曆的緣故呢？

    幸而我這回看見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適博士的題辭：

    “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無新式標點，這是我僭加的——幹注。）

    我於是大徹大悟。監獄裏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於是向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麵。

    但不知這位“光明”回府以後，監獄裏可從此也永遠允許別人用“英國話”和犯人會談否？

    如果不準，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來”了也。

    而這位“光明”又因為大學和庚款委員會的事務忙，不能常跑到“黑暗”裏麵去，在第二次“慎重調查”監獄之前，犯人們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說“英國話”的幸福了罷。嗚呼，光明隻跟著“光明”走，監獄裏的光明世界真是暫時得很！

    但是，這是怨不了誰的，他們千不該萬不該是自己犯了“法”。“好人”就決不至於犯“法”。倘有不信，看這“光明”！

    （三月十五日。）

    止哭文學

    前三年，“民族主義文學”家敲著大鑼大鼓的時候，曾經有一篇《黃人之血》說明了最高的願望是在追隨成吉思皇帝的孫子拔都元帥之後，去剿滅“斡羅斯”。斡羅斯者，今之蘇俄也。那時就有人指出，說是現在的拔都的大軍，就是日本的軍馬，而在“西征”之前，尚須先將中國征服，給變成從軍的奴才。

    當自己們被征服時，除了極少數人以外，是很苦痛的。這實例，就如東三省的淪亡，上海的爆擊，凡是活著的人們，毫無悲憤的怕是很少很少罷。但這悲憤，於將來的“西征”是大有妨礙的。於是來了一部《大上海的毀滅》，用數目字告訴讀者以中國的武力，決定不如日本，給大家平平心；而且以為活著不如死亡（“十九路軍死，是警告我們活得可憐，無趣！”），但勝利又不如敗退（“十九路軍勝利，隻能增加我們苟且，偷安與驕傲的迷夢！”）。總之，戰死是好的，但戰敗尤其好，上海之役，正是中國的完全的成功。

    現在第二步開始了。據中央社消息，則日本已有與滿洲國簽訂一種“中華聯邦帝國密約”之陰謀。那方案的第一條是：“現在世界隻有兩種國家，一種係資本主義，英、美、日、意、法，一種係共產主義，蘇俄。現在要抵製蘇俄，非中日聯合起來……不能成功”雲（詳見三月十九日《申報》）。

    要“聯合起來”了。這回是中日兩國的完全的成功，是從“大上海的毀滅”走到“黃人之血”路上去的第二步。

    固然，有些地方正在爆擊，上海卻自從遭到爆擊之後，已經有了一年多，但有些人民不悟“西征”的必然的步法，竟似乎還沒有完全忘掉前年的悲憤。這悲憤，和目前的“聯合”就大有妨礙的。在這景況中，應運而生的是給人們一點爽利和慰安，好像“辣椒和橄欖”的文學。這也許正是一服苦悶的對症藥罷。為什麽呢？就因為是“辣椒雖辣，辣不死人，橄欖雖苦，苦中有味”的。明乎此，也就知道苦力為什麽吸鴉片。

    而且不獨無聲的苦悶而已，還據說辣椒是連“討厭的哭聲”也可以停止的。王慈先生在《提倡辣椒救國》這一篇名文裏告訴我們說：

    “……還有北方人自小在母親懷裏，大哭的時候，倘使母親拿一隻辣茄子給小兒咬，很靈驗的可以立止大哭……

    “現在的中國，仿佛是一個在大哭時的北方嬰孩，倘使要製止他討厭的哭聲，隻要多多的給辣茄子他咬。”（《大晚報》副刊第十二號）

    辣椒可以止小兒的大哭，真是空前絕後的奇聞，倘是真的，中國人可實在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別“民族”了。然而也很分明的看見了這種“文學”的企圖，是在給人一辣而不死，“製止他討厭的哭聲”，靜候著拔都元帥。

    不過，這是無效的，遠不如哭則“格殺勿論”的靈驗。此後要防的是“道路以目”了，我們等待著遮眼文學罷。

    （三月二十日。）

    【備考】：

    提倡辣椒救國

    王慈

    記得有一次跟著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點心館子裏去，坐定了以後，堂倌跑過來問道：

    “老鄉！吃些什麽東西？”

    “兩盤鍋貼兒！”那位北方朋友用純粹的北方口音說。

    隨著鍋貼兒端來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見那位北方朋友把鍋貼和著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的送進嘴裏去，觸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險般的把一個鍋貼悄悄的蘸上一點兒辣椒，送下肚去，隻覺得舌尖頓時麻木得失了知覺，喉間癢辣得怪難受，眼眶裏不自主湧著淚水，這時，我大大的感覺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見了我這個樣子，大笑了起來，接著他告訴我，北方人的善吃辣椒是出於天性，他們是抱著“飯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吃”的主義的；他們對於辣椒已經是仿佛吸鴉片似的上了癮！還有北方人自小在母親懷裏，大哭的時候，倘使母親拿一隻辣茄子給小兒咬，很靈驗的可以立止大哭……

    現在的中國，仿佛是一個大哭時的北方嬰孩，倘使要製止他討厭的哭聲，隻要多多的給辣茄子他咬。

    中國的人們，等於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吃辣椒是不會興奮的！

    （三月十二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硬要用辣椒止哭】：

    不要亂咬人

    王慈

    當心咬著辣椒

    上海近來多了趙大爺趙秀才一批的人，握了尺棒，拚命想找到“阿Q相”的人來出氣。還好，這一批文人從有色的近視眼鏡裏望出來認為“阿Q相”的，偏偏不是真正的阿Q。

    不知道是什麽來曆的何家幹，看了我的《提倡辣椒救國》（見本刊十二號），認北方小孩的愛嗜辣椒，為“空前絕後”的“奇聞”。倘使我那位北方朋友告訴我，是吹的牛皮，那末，的確可以說空前。而何家幹既不是數千年前的劉伯溫，在某報上做文章，卻是像在造“推背圖”。北方小孩子愛嗜辣椒，若使可以算是“奇聞”，那麽吸鴉片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為什麽也有煙癮呢？

    何家幹既抓不到可以出氣的對象，他在撲了一個空之後，卻還要振振有詞，說什麽：“倘使是真的，中國人可實在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別民族了。”

    敢問何家幹，戴了有色近視眼鏡捧讀《提倡辣椒救國》的時候，有沒有看見“北方”兩個字？（何家幹既把有這兩個字的句子，錄在他的談話裏，顯然的是看到了。）既已看到了，那末，請問斯德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個的日耳曼？亞伯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個的不列顛群島？

    在這裏我真懷疑，何家幹的腦筋，怎的是這麽簡單？會前後矛盾到這個地步！

    趙大爺和趙秀才一類的人，想結黨來亂咬人。我可以先告訴他們：我和《辣椒與橄欖》的編者是素不相識的，我也從沒有寫過《黃人之血》，請何家幹若使一定要咬我一口，我勸他再架一副可以透視的眼鏡，認清了目標再咬。否則咬著了辣椒，哭笑不得的時候，我不能負責。

    （三月二十八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但到底是不行的】：

    這叫作愈出愈奇

    家幹

    斯德丁實在不可以代表整個的日耳曼的，北方也實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國。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卻是事實，也實在沒有法子想。

    吸鴉片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也有煙癮，是的確的。然而嗜辣椒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卻沒有辣椒癮，和嗜醋者的孩子，沒有醋癮相同。這也是事實，無論誰都沒有法子想。

    凡事實，靠發少爺脾氣是還是改不過來的。格裏萊阿說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燒死他，他怕死，將主張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為什麽呢？就因為地球是實在在回旋的緣故。

    所以，即使我不反對，倘將辣椒塞在哭著的北方（！）孩子的嘴裏，他不但不止，還要哭得更加利害的。

    （七月十九日。）

    “人話”

    記得荷蘭的作家望藹覃（F.van 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話《小約翰》裏，記著小約翰聽兩種菌類相爭論，從旁批評了一句“你們倆都是有毒的”，菌們便驚喊道：“你是人麽？這是人話嗬！”

    從菌類的立場看起來，的確應該驚喊的。人類因為要吃它們，才首先注意於有毒或無毒，但在菌們自己，這卻完全沒有關係，完全不成問題。

    雖是意在給人科學知識的書籍或文章，為要講得有趣也往往太說些“人話”。這毛病，是連法布耳（J.H.Fabre）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蟲記》（Souvenirs Entomlogiques），也是在所不免的。隨手抄撮的東西不必說了。近來在雜誌上偶然看見一篇教青年以生物學上的知識的文章，內有這樣的敘述——

    “鳥糞蜘蛛……形體既似鳥糞，又能伏著不動，自己假做鳥糞的樣子。”

    “動物界中，要殘食自己親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要算前麵所說的蜘蛛和現今要說的螳螂了。……”

    這也未免太說了“人話”。鳥糞蜘蛛隻是形體原像鳥糞，性又不大走動罷了，並非它故意裝作鳥糞模樣，意在欺騙小蟲豸。螳螂界中也尚無五倫之說，它在交尾中吃掉雄的，隻是肚子餓了，在吃東西，何嚐知道這東西就是自己的家主公。但經用“人話”一寫，一個就成了陰謀害命的凶犯，一個是謀死親夫的毒婦了。實則都是冤枉的。

    “人話”之中，又有各種的“人話”：有英人話，有華人話。華人話中又有各種：有“高等華人話”，有“下等華人話”。浙西有一個譏笑鄉下女人之無知的笑話——

    “是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婦做事做得正苦，忽而歎道：‘皇後娘娘真不知道多麽快活。這時還不是在床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拿個柿餅來！’”

    然而這並不是“下等華人話”，倒是高等華人意中的“下等華人話”，所以其實是“高等華人話”。在下等華人自己，那時也許未必這麽說，即使這麽說，也並不以為笑話的。

    再說下去，就要引起階級文學的麻煩來了，“帶住”。

    現在很有些人做書，格式是寫給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說的一定是“人話”了。但不知道是那一種“人話”？為什麽不寫給年齡更大的人們？年齡大了就不屑教誨麽？還是青年和少年比較的純厚，容易誆騙呢？

    （三月二十一日。）

    出賣靈魂的秘訣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在，胡適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適博士對症發藥，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

    據博士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頗難消除”，“而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見報載胡適之的最近談話，下同）。這是值得憂慮的：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征服中國麽？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係頭上，”——“日本隻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麵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條陳，那麽，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複：——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於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這“唯一方法”的實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覺悟。如果不覺悟，那又怎麽辦？胡博士回答道：“到無可奈何之時，真的接受一種恥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無可奈何的嗬——因為那時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這始終是中國民族性的汙點，即為日本計，也非萬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準備出席太平洋會議，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國並不是沒有法子的，請接受我們出賣的靈魂罷，何況這並不難，所謂“徹底停止侵略”，原隻要執行“公平的”李頓報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文人無文

    在一種姓“大”的報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張的”在“要求中國有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犯著可詬病的惡癖。”這實在是對透了的。但那“無行”的界說，可又嚴緊透頂了。據說：“所謂無行，並不一定是指不規則或不道德的行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為，也都包括在內。”

    接著就舉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惡癖”的例子，來作中國的有為的青年的殷鑒，一條是“宮地嘉六愛用指爪搔頭發”，還有一條是“金子洋文喜舐嘴唇”。

    自然，嘴唇幹和頭皮癢，古今的聖賢都不稱它為美德，但好像也沒有斥為惡德的。不料一到中國上海的現在，愛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頭發罷，也成了“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為”了。如果不舒服，也隻好熬著。要做有為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了。

    但中國文人的“惡癖”，其實並不在這些，隻要他寫得出文章來，或搔或舐，都不關緊要，“不近人情”的並不是“文人無行”，而是“文人無文”。

    我們在兩三年前，就看見刊物上說某詩人到西湖吟詩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萬字的小說了，但直到現在，除了並未豫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別的大作都沒有出現。

    拾些瑣事，做本隨筆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講一通昏話，稱為評論；編幾張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羅猥談，寫成下作；聚集舊文，印作評傳的是有的。甚至於翻些外國文壇消息，就成為世界文學史家；湊一本文學家辭典，連自己也塞在裏麵，就成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現在到底也都是中國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文人不免無文，武人也一樣不武。說是“枕戈待旦”的，到夜還沒有動身，說是“誓死抵抗”的，看見一百多個敵兵就逃走了。隻是通電宣言之類，卻大做其駢體，“文”得異乎尋常。“偃武修文”，古有明訓，文星全照到營子裏去了。於是我們的“文人”，就隻好不舐嘴唇，不搔頭發，揣摩人情，單落得一個“有行”完事。

    （三月二十八日。）

    【備考】：

    惡癖

    若穀

    “文人無行”久為一般人所詬病。

    所謂“無行”，並不一定是不規則或不道德的行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為，也都包括在內。

    隻要是人，誰都容易沾染不良的習慣，特別是文人，因為專心文字著作的緣故，在日常生活方麵，自然免不了有怪異的舉動，而且，或者也因為工作勞苦的緣故，十人中九人是染著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歡服用刺激神經的興奮劑，卷煙與咖啡，是成為現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現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煙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著各樣的怪奇惡癖。前田河廣一郎愛酒若命，醉後呶鳴不休；穀崎潤一郎愛聞女人的體臭和嚐女人的痰涕；今東光喜歡自炫學問宣傳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細田源吉喜作猥談，朝食後熟睡二小時；宮地嘉六愛用指爪搔頭發；宇野浩二醺醉後侮慢侍妓；林房雄有奸通癖；山本有三乘電車時喜橫膝斜坐；勝本清一郎談話時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勝枚舉。

    日本現代文人所犯的惡癖，正和中國舊時文人辜鴻鳴喜聞女人金蓮同樣的可厭，我要求現代中國有為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著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再犯著和日本文人同樣可詬病的惡癖。

    （三月九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風涼話？】：

    第四種人

    周木齋

    四月四日《申報》《自由談》，載有何家幹先生《文人無文》一文，論中國的文人，有雲：

    “‘不近人情’的並不是‘文人無行’，而是‘文人無文’。拾些瑣事，做本隨筆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進一通昏話，稱為評論；編幾張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羅猥談，寫成下作；聚集舊文，印作評傳的是有的。甚至於翻些外國文壇消息，就成為世界文學史專家；湊一本文學家辭典，連自己也塞在裏麵，就成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現在到底也都是中國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誠如這文所說，“這實在是對透了的”。

    然而例外的是：

    “直到現在，除了並未預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別的大作卻沒有出現。”

    “文”的“界說”，也可借用同文的話，“可又嚴緊透頂了”。

    這文的動機，從開首的幾句，可以知道直接是因“一種姓‘大’的副刊上一位‘姓×的’”關於“文人無行”的話而起的。此外，聽說“何家幹”就是魯迅先生的筆名。

    可是議論雖“對透”，“文”的“界說”雖“嚴緊透頂”，但正惟因為這樣，卻不提防也把自己套在裏麵了；縱然魯迅先生是以“第四種人”自居的。

    中國文壇的充實而又空虛，無可諱言也不必諱言。不過在矮子中間找長人，比較還是有的。我們企望先進比企圖誰某總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總要容易收獲些。以魯迅先生的素養及過去的造就，總還不失為中國的金鋼鑽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來又是怎樣？單就他個人的發展而言，卻中畫了，現在不下一道罪己詔，頂倒置身事外，說些風涼話，這是“第四種人”了。名的成人！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無文”，最要緊的還是“文人不行”（“行”為動詞）。“進，吾往也！”

    （四月十五日，《濤聲》二卷十四期。）

    【乘涼】：

    兩誤一不同

    家幹

    這位木齋先生對我有兩種誤解，和我的意見有一點不同。

    第一是關於“文”的界說。我的這篇雜感，是由《大晚報》副刊上的《惡癖》而來的，而那篇中所舉的文人，都是小說作者。這事木齋先生明明知道，現在混而言之者，大約因為作文要緊，顧不及這些了罷，《第四種人》這題目，也實在時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詔”。我現在作一個無聊的聲明：何家幹誠然就是魯迅，但並沒有做皇帝。不過好在這樣誤解的人們也並不多。

    意見不同之點，是：凡有所指責時，木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內為“風涼話”；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內為“風涼話”，如身居上海，而責北平的學生應該赴難，至少是不逃難之類。

    但由這一篇文章，我可實在得了很大的益處。就是：凡有指摘社會全體的症結的文字，論者往往謂之“罵人”。先前我是很以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們的意見，是認為這類文章，決不含自己在內，因為如果兼包自己，是應該自下罪己詔的，現在沒有詔書而有攻擊，足見所指責的全是別人了，於是乎謂之“罵”。且從而群起而罵之，使其人背著一切所指摘的症結，沉入深淵，而天下於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最藝術的國家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這藝術的可貴，是在於兩麵光，或謂之“中庸”——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表麵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麽？譬如說，中國的固有文化是科舉製度，外加捐班之類。當初說這太不像民權，不合時代潮流，於是扮成了中華民國。然而這民國年久失修，連招牌都已經剝落殆盡，仿佛花旦臉上的脂粉。同時，老實的民眾真個要起政權來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參政權。這對於民族是不忠，對於祖宗是不孝，實屬反動之至。現在早已回到恢複固有文化的“時代潮流”，那能放任這種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過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誰有代表國民的資格，須由考試決定。第二，考出了舉人之後，再來挑選一次，此之謂選（動詞）舉人；而被挑選的舉人，自然是被選舉人了。照文法而論，這樣的國民大會的選舉人，應稱為“選舉人者”，而被選舉人，應稱為“被選之舉人”。但是，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麽？因此，他們得扮成憲政國家的選舉的人和被選舉人，雖則實質上還是秀才和舉人。這草案的深意就在這裏：叫民眾看見是民權，而民族祖宗看見是忠孝——忠於固有科舉的民族，孝於製定科舉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經實現的民權，是納稅的方有權選舉和被選，使偌大上海隻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雖是捐班——有錢的為主，然而他們一定會考中舉人，甚至不補考也會賜同進士出身的，因為洋大人膝下的榜樣，理應遵照，何況這也並不是一麵違背固有文化，一麵又扮得很像憲政民權呢？此其一。

    其二，一麵交涉，一麵抵抗：從這一方麵看過去是抵抗，從那一麵看過來其實是交涉。其三，一麵做實業家、銀行家，一麵自稱“小貧而已”。其四，一麵日貨銷路複旺，一麵對人說是“國貨年”……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兩麵光滑的。

    嗬，中國真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三月三十日）

    現代史

    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直到現在，凡我所曾經到過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見有“變把戲”的，也叫作“變戲法”的。

    這變戲法的，大概隻有兩種——

    一種，是教一個猴子戴起假麵，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槍；騎了羊跑幾圈。還有一匹用稀粥養活，已經瘦得皮包骨頭的狗熊玩一些把戲。末後是向大家要錢。

    一種，是將一塊石頭放在空盒子裏，用手巾左蓋右蓋，變出一隻白鴿來；還有將紙塞在嘴巴裏，點上火，從嘴角鼻孔裏冒出煙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錢。要了錢之後，一個人嫌少，裝腔作勢的不肯變了，一個人來勸他，對大家說再五個。果然有人拋錢了，於是再四個，三個……

    拋足之後，戲法就又開了場。這回是將一個孩子裝進小口的壇子裏麵去，隻見一條小辮子，要他再出來，又要錢。收足之後，不知怎麽一來，大人用尖刀將孩子刺死了，蓋上被單，直挺挺躺著，要他活過來，又要錢。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變戲法的裝出撒錢的手勢，嚴肅而悲哀的說。

    別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細的看，他是要罵的；再不聽，他就會打。

    果然有許多人Huazaa了。待到數目和預料的差不多，他們就撿起錢來，收拾家夥，死孩子也自己爬起來，一同走掉了。

    看客們也就呆頭呆腦的走散。

    這空地上，暫時是沉寂了。過了些時，就又來這一套。俗語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其實是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不過其間必須經過沉寂的幾日。

    我的話說完了，意思也淺得很，不過說大家Huazaa Huazaa一通之後，又要靜幾天了，然後再來這一套。

    到這裏我才記得寫錯了題目，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東西。

    （四月一日。）

    推背圖

    我這裏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說：從反麵來推測未來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談》裏，就有一篇《正麵文章反看法》，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為得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先前一定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本草家提起筆來，寫道：砒霜，大毒。字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幹性命的了。

    裏巷間有一個笑話：某甲將銀子三十兩埋在地裏麵，怕人知道，就在上麵豎一塊木板，寫道：“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的阿二因此卻將這掘去了，也怕人發覺，就在木板的那一麵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這就是在教人“正麵文章反看法”。

    但我們日日所見的文章，卻不能這麽簡單。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麽做，倒說別人要這麽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說這樣，竟這樣的。難就在這地方。

    例如近幾天報章上記載著的要聞罷：

    一、××軍在××血戰，殺敵××××人。

    二、××談話：決不與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澤來華，據雲係私人事件。

    四、共黨聯日，該偽中央已派幹部××赴日接洽。

    五、××××……

    倘使都當反麵文章看，可就太駭人了。但報上也有“莫幹山路草棚船百餘隻大火”，“××××廉價隻有四天了”等大概無須“推背”的記載，於是乎我們就又胡塗起來。

    聽說，《推背圖》本是靈驗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裏麵，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實證明之後，人們這才恍然大悟。

    我們也隻好等著看事實，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總出不了今年。

    （四月二日。）

    《殺錯了人》異議

    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殺錯了人》，覺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覺得有些還不免是憤激之談了，所以想提出幾句異議——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麵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鬥，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於是引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浮上總統的寶位去。到二次革命時，表麵上好像他又是一個筋鬥，從“國民公仆”變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實不然，他不過又顯了本相。

    於是殺，殺，殺。北京城裏，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隻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離，要洗心革麵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

    這事情，一轉眼竟已經是二十年，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那時還在吸奶，時光是多麽飛快嗬。

    但是，袁世凱自己要做皇帝，為什麽留下他真正對頭的舊皇帝呢？這無須多議論，隻要看現在的軍閥混戰就知道。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隻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

    臨末，對於“多殺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張，我也有一點異議，但因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為避免嫌疑起見，隻將眼睛看著地麵罷。

    （四月十日。）

    記得原稿在“客客氣氣的”之下，尚有“說不定在出洋的時候，還要大開歡送會”這類意思的句子，後被刪去了。

    （四月十二日記。）

    【備考】：

    殺錯了人

    曹聚仁

    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製”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為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歎息道：“愚嚐與東北人士論幣製紊亂之害，鹹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刹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為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麽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鏟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隻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

    中國人的生命圈

    “螻蟻尚知貪生”，中國百姓向來自稱“蟻民”，我為暫時保全自己的生命計，時常留心著比較安全的處所，除英雄豪傑之外，想必不至於譏笑我的罷。

    不過，我對於正麵的記載，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種另外的看法。例如罷，報上說，北平正在設備防空，我見了並不覺得可靠；但一看見載著古物的南運，卻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機，並且由這古物的行蹤，推測中國樂土的所在。

    現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來了，可見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還是上海的租界上。

    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貴起來的了。

    這在“蟻民”，也是一個大打擊，所以還得想想另外的地方。

    想來想去，想到了一個“生命圈”。這就是說，既非“腹地”，也非“邊疆”，是介乎兩者之間，正如一個環子，一個圈子的所在，在這裏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於×世”的。

    “邊疆”上是飛機拋炸彈。據日本報，說是在剿滅“兵匪”；據中國報，說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一片瓦礫。“腹地”裏也是飛機拋炸彈。據上海報，說是在剿滅“共匪”，他們被炸得一塌胡塗；“共匪”的報上怎麽說呢，我們可不知道。但總而言之，邊疆上是炸，炸，炸；腹地裏也是炸，炸，炸。雖然一麵是別人炸，一麵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則一。隻有在這兩者之間的，隻要炸彈不要誤行落下來，倒還有可免“血肉橫飛”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國人的生命圈”。

    再從外麵炸進來，這“生命圈”便收縮而為“生命線”；再炸進來，大家便都逃進那炸好了的“腹地”裏麵去，這“生命圈”便完結而為“生命○”。

    其實，這預感是大家都有的，隻要看這一年來，文章上不大見有“我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套話了，便是一個證據。而有一位先生，還在演說上自己說中國人是“弱小民族”哩。

    但這一番話，闊人們是不以為然的，因為他們不但有飛機，還有他們的“外國”！

    （四月十日。）

    內外

    古人說內外有別，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賤內”。傷兵在醫院之內，而慰勞品在醫院之外，非經查明，不準接收。對外要安，對內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先生歎氣：“當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內外不同的。

    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兩害取其輕也。所以，外麵的身體要它死，而內心要它活；或者正因為那心活，所以把身體治死。此之謂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過於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結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鎮靜。心過於活了，就胡思亂想，當真要鬧抵抗：這種人，“絕對不能言抗日”。

    為要鎮靜大家，心死的應該出洋，留學是到外國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過於活的，是有罪，應該嚴厲處置，這才是在國內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為“誰為罪犯是很成問題的”，——這就因為她不懂得內外有別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透底

    凡事徹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見得高明。因為連續的向左轉，結果碰見了向右轉的朋友，那時候彼此點頭會意，臉上會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複辟的自由，或者屠殺大眾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卻連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來隻剩得一個無底洞。

    譬如反對八股是極應該的。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甚麽代聖賢立言，甚麽起承轉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難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來，算是合於功令的格式，用這格式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二來，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這樣的八股，無論新舊，都應當掃蕩。但是，這是為著要聰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過要保存蠢笨的人，卻有一種策略。他們說：“我不行，而他和我一樣。”——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後，舊的蠢笨的“我”卻總是偷偷地又站起來，實惠是屬於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著一切活人說：“他們都像我”，於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活人，統統打倒；回來，偶像會讚賞一番，說打倒偶像而打倒“打倒”者，確是透底之至。其實，這時候更大的蠢笨，籠罩了全世界。

    開口詩雲子曰，這是老八股；而有人把“達爾文說，蒲力汗諾夫曰”也算做新八股。於是要知道地球是圓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環遊地球一周；要製造汽機的，也要先坐在開水壺前格物……。這自然透底之極。其實，從前反對衛道文學，原是說那樣吃人的“道”不應該衛，而有人要透底，就說什麽道也不衛；這“什麽道也不衛”難道不也是一種“道”麽？所以，真正最透底的，還是下列的一個故事：

    古時候一個國度裏革命了，舊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來。旁人說，“你這革命黨，原先是反對有政府主義的，怎麽自己又來做政府？”那革命黨立刻拔出劍來，割下了自己的頭；但是，他的身體並不倒，而變成了僵屍，直立著，喉管裏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說：這主義的實現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後呢。

    （四月十一日。）

    【來信】：

    家幹先生：

    昨閱及大作《透底》一文，有引及晚前發表《論新八股》之處，至為欣幸。惟所“譬”雲雲，實出誤會。鄙意所謂新八股者，係指有一等文，本無充實內容，隻有時髦幌子，或利用新時裝包裹舊皮囊而言。因為是換湯不換藥，所以“這個空虛的宇宙”，仍與“且夫天地之間”同為八股。因為是掛羊頭賣狗肉，所以“達爾文說”“蒲力汗諾夫說”，仍與“子曰詩雲”毫無二致。故攻擊不在“達爾文說”，“蒲力汗諾夫說”，與“這個宇宙”本身（其實“子曰”，“詩雲”，如做起一本中國文學史來，仍舊要引用，斷無所謂八股之理），而在利用此而成為新八股之形式。先生所舉“地球”“機器”之例，“透底”“衛道”之理，三尺之童，亦知其非，以此作比，殊覺曲解。

    今日文壇，雖有蓬勃新氣，然一切狐鼠魍魎，仍有改頭換麵，衣錦逍遙，如禮拜六、禮拜五派等以舊貨新裝出現者，此種新皮毛舊骨髓之八股，未審先生是否認為應在掃除之列？

    又有借時代招牌，歪曲革命學說，口念阿彌，心存罔想者，此種借他人邊幅，蓋自己臭腳之新八股，未審先生亦是否認為應在掃除之列？

    “透底”言之，“譬如，古之皇帝，今之主席，在實質上固知大有區別，但仍有今之主席與古之皇帝一模一樣者，則在某一意義上非難主席，其意自明，苟非誌在捉虱，未必不能兩目了然也。

    予生也晚，不學無術，但雖無“徹底”之聰明，亦不致如“透底”之蠢笨，容或言而未“透”，致招誤會耳。尚望賜教到“底”，感“透”感“透”！

    祝秀俠上。

    【回信】：

    秀俠先生：

    接到你的來信，知道你所謂新八股是禮拜五六派等流。其實禮拜五六派的病根並不全在他們的八股性。

    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我是已經說過了；禮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餘的人也會有新八股性。例如隻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隻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也是一種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會弄得讀者疑心你空虛，疑心你已經不能答辯，隻剩得“國罵”了。

    至於“歪曲革命學說”的人，用些“蒲力汗諾夫曰”等來掩蓋自己的臭腳，那他們的錯誤難道就在他寫了“蒲……曰”等等麽？我們要具體的證明這些人是怎樣錯誤，為什麽錯誤。假使簡單地把“蒲力汗諾夫曰”等等和“詩雲子曰”等量齊觀起來，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誤會。先生來信似乎也承認這一點。這就是我那《透底》裏所以要指出的原因。

    最後，我那篇文章是反對一種虛無主義的一般傾向的，你的《論新八股》之中的那一句，不過是許多例子之中的一個，這是必須解除的一個“誤會”。而那文章卻並不是專為這一個例子寫的。

    家幹。

    “以夷製夷”

    我還記得，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人，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說這是中國祖傳的“以夷製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實不然。那時的中國的許多人，的確將國聯看作“青天大老爺”，心裏何嚐還有一點兒“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爺”們卻常常用著“以華製華”的方法的。

    例如罷，他們所深惡的反帝國主義的“犯人”，他們自己倒是不做惡人的，隻是鬆鬆爽爽的送給華人，叫你自己去殺去。他們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們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隻將飛機炸彈賣給華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對付下等華人的有黃帝子孫的巡捕和西崽，對付智識階級的有高等華人的學者和博士。

    我們自誇了許多日子的“大刀隊”，好像是無法製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報》上，有一個用頭號字印《我斬敵二百》的題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覺得勝利的，但我們再來看一看本文罷——

    “（本報今日北平電）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灤陽城以東各地，演爭奪戰。敵出現大刀隊千名，係新開到者，與我大刀隊對抗。其刀特長，敵使用不靈活。我軍揮刀砍抹，敵招架不及，連刀帶臂，被我砍落者縱橫滿地，我軍傷亡亦達二百餘。……”

    那麽，這其實是“敵斬我軍二百”了，中國的文字，真是像“國步”一樣，正在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但我要指出來的卻並不在此。

    我要指出來的是“大刀隊”乃中國人自誇已久的特長，日本人雖有擊劍，大刀卻非素習。現在可是“出現”了，這不必遲疑，就可決定是滿洲的軍隊。滿洲從明末以來，每年即大有直隸、山東人遷居，數代之後，成為土著，則雖是滿洲軍隊，而大多數實為華人，也決無疑義。現在已經各用了特長的大刀，在灤東相殺起來，一麵是“連刀帶臂，縱橫滿地”，一麵是“傷亡亦達二百餘”，開演了極顯著的“以華製華”的一幕了。

    至於中國的所謂手段，由我看來，有是也應該說有的，但決非“以夷製夷”，倒是想“以夷製華”。然而“夷”又那有這麽愚笨呢，卻先來一套“以華製華”給你看。

    這例子常見於中國的曆史上，後來的史官為新朝作頌，稱此輩的行為曰：“為王前驅！”

    近來的戰報是極可詫異的，如同日同報記冷口失守雲：“十日以後，冷口方麵之戰，非常激烈，華軍……頑強抵抗，故繼續未曾有之大激戰，”但由宮崎部隊以十餘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後繼，“卒越過長城，因此宮崎部隊犧牲二十三名之多雲”。越過一個險要，而日軍隻死了二十三人，但已雲“之多”，又稱為“未曾有之大激戰”，也未免有些費解。所以大刀隊之戰，也許並不如我所猜測。但既經寫出，就姑且留下以備一說罷。

    （四月十七日。）

    【跳踉】：

    “以華製華”

    李家作

    報紙不可不看。在報上不但可以看到虔修功德如念念阿彌陀佛，選拔國士如征求飛簷走壁之類的“善”文，還可以隨時長許多見識。譬如說殺人，以前隻知道有斫頭絞頸子，現在卻知道還有吃人肉，而且還有“以夷製夷”，“以華製華”等等的分別。經明眼人一說，是越想越覺得不錯的。

    尤其是“以華製華”，那樣的手段真是越想越覺得多的。原因是人太多了，華對華並不會親熱；而且為了自身的利害要坐大交椅，當然非解決別人不可。所以那“製”是，無論如何要“製”的。假如因為製人而能得到好處，或是因為製人而能討得上頭的歡心，那自然更其起勁。這心理，夷人就很善於利用，從侵略土地到賣賣肥皂，都是用的這“華人”善於“製華”的美點。然而，華人對華人，其實也很會利用這種方法，而且非常巧妙。雙方不必明言，彼此心照，各得其所；旁人看來，不露痕跡，據說那被利用的人便是哈吧狗，即走狗。但細細甄別起來，倒並不隻是哈吧狗一種，另外還有一種是警犬。

    做哈吧狗與做警犬，當然都是“以華製華”，但其中也不無分別。哈吧狗隻能聽主人吩咐，向仇人搖搖尾，狂吠幾聲。他知道他是什麽樣的身分。警犬則不然：老於世故者往往如此。他隻認定自己是一個好漢，是一個權威，是一個執大義以繩天下者。在那門庭間的方寸之地上，隻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呐喊呐喊。他的威風沒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較起來，哈吧狗真是淺薄得可憐。但何以也是“以華製華”呢？那是因為雖然老於世故，也不免露出破綻。破綻是：他儼若嫉惡如仇，平時蹲在地上冷眼旁觀，一看到有類乎“可殺”的情形時，就蹤身向前，猛咬一口；可是，他決不是亂咬，他早已看得分明，凡在他寄身的地段上的（他當然不能不有一個寄身的地方），他決不傷害，有了也隻當不看見，以免引起“不便”。他咬，是咬圈子外頭的，尤其是，圈子外頭最礙眼的仇人。這便是勇，這便是執大義，同時，既可顯出自己的權威，又可博得主人底歡心：因為，他所咬的，往往會是他和他東家的共同的敵人。主人對於他所痛恨，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隻給你一些供養和地位，叫你自己去咬去。因此有接二連三的奮勇，和吹毛求疵的找機會。旁觀者不免有點不明白，覺得這仇太深，卻不知道這正是老於世故者的做人之道，所謂向惡社會“搏戰”“周旋”是也。那樣的用心，真是很苦！

    所可哀者，為了要掙紮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竟然不惜受員外府君之類的供奉，把那旗子斜插在莊院的門樓邊，暫且作個“江湖一應水碗不得騷擾”的招貼紙兒。也可見得做中國人的不容易，和“以華製華”的效勞，雖賢者亦不免焉。

    ——二二，四，二一。

    （四月二十二日，《大晚報》副刊《火炬》。）

    【搖擺】：

    過而能改

    傅紅蓼

    孔老夫子，在從前教訓著那麽許多門生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是錯誤人人都有，隻要能夠回頭。我覺得孔老夫子這句話尚有未盡意處，譬如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之後，再加上一句：“知過不改，罪孽深重，”那便覺得天衣無縫了。

    譬如說現在前線打得落花流水的時候，而有人覺得這種為國犧牲是殘酷，是無聊，便主張不要打，而且更主張不要講和，隻說索性藏起頭來，等個五十年。俗諺常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看起來五十年的教訓，大概什麽都夠了。凡事有了錯誤，才有教訓，可見中國人尚還有些救藥，國事弄得烏煙瘴氣到如此，居然大家都恍然大覺大悟自己內部組織的三大不健全，更而發現武器的不充足。眼前須要幾十個年頭，來作準備。言至此，吾人對於熱河一直到灤東的失守，似乎應當有些感到失得不大冤枉。因為吾黨（借用）建基以至於今日，由軍事而至於憲政，尚還沒有人肯認過錯，則現在失掉幾個國土，使一些負有自信天才的國家棟梁學貫中西的名儒，居然都肯認錯，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塞翁失馬，又安知非福的聊以自慰，也隻得閉著眼睛喊兩聲了，不過假使今後“知過尚不能改，罪孽的深重”，比寫在訃文上，大概也更要來得使人注目了。

    譬如再說，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華製華”裏說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觀，等到有可殺的時候，便一躍上前，猛咬一口，不過，有的時候那警犬被人們提起棍子，向著當頭一棒，也會把專門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頭來，伸出舌頭在暗地裏發急。這種發急，大概便又是所謂“過”了。因為警犬雖然野性，但有時被棍子當頭一擊，也會被打出自己的錯誤來的，於是“過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裏發急時，自又便會想懺悔，假使是不大曉得改過的警犬，在暗地發急之餘，還想乘機再試，這種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中國人隻曉得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記了底下那一句。

    （四月二十六日，《大晚報》副刊《火炬》。）

    【隻要幾句】：

    案語

    家幹

    以上兩篇，是一星期之內，登在《大晚報》附刊《火炬》上的文章，為了我的那篇《“以夷製夷”》而發的，揭開了“以華製華”的黑幕，他們竟有如此的深惡痛嫉，莫非真是太傷了此輩的心麽？

    但是，不盡然的。大半倒因為我引以為例的《××報》其實是《大晚報》，所以使他們有這樣的跳踉和搖擺。然而無論怎樣的跳踉和搖擺，所引的記事具在，舊的《大晚報》也具在，終究掙不脫這一個本已扣得緊緊的籠頭。

    此外也無須多話了，隻要轉載了這兩篇，就已經由他們自己十足的說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們真實的嘴臉。

    （七月十九日。）

    言論自由的界限

    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著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隻有兩個石獅子幹淨。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

    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

    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於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嚐有絲毫不利於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麽幹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髒，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餘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誌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學士的團體，這時就也來了一大堆引據三民主義，辨明心跡的“離騷經”。現在好了，吐出馬糞，換塞甜頭，有的顧問，有的教授，有的秘書，有的大學院長，言論自由，《新月》也滿是所謂“為文藝的文藝”了。

    這就是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現在究竟比乾隆時候光明：三明主義。

    然而竟還有人在嚷著要求言論自由。世界上沒有這許多甜頭，我想，該是明白的罷，這誤解，大約是在沒有悟到現在的言論自由，隻以能夠表示主人的寬宏大度的說些“老爺，你的衣服……”為限，而還想說開去。

    這是斷乎不行的。前一種，是和《新月》受難時代不同，現在好像已有的了，這《自由談》也就是一個證據，雖然有時還有幾位拿著馬糞，前來探頭探腦的英雄。至於想說開去，那就足以破壞言論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這我是親眼見過好幾回的，非“賣老”也，不自覺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鑒焉。

    （四月十七日。）

    大觀園的人才

    早些年，大觀園裏的壓軸戲是劉姥姥罵山門。那是要老旦出場的，老氣橫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褲子後穿而後止。當時指著手無寸鐵或者已被繳械的人大喊“殺，殺，殺！”那呼聲是多麽雄壯。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個人才。

    而今時世大不同了，手裏拿刀，而嘴裏卻需要“自由，自由，自由”，“開放××”雲雲。壓軸戲要換了。

    於是人才輩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場的不是老旦，卻是花旦了，而且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戲廣告上所說的“玩笑旦”。這是一種特殊的人物，他（她）要會媚笑，又要會撒潑，要會打情罵俏，又要會油腔滑調。總之，這是花旦而兼小醜的角色。不知道是時世造英雄（說“美人”要妥當些），還是美人兒多年閱曆的結果？

    美人兒而說“多年”，自然是閱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從窯姐兒升任了老鴇婆；然而她豐韻猶存，雖在賣人，還兼自賣。自賣容易，而賣人就難些。現在不但有手無寸鐵的人，而且有了……況且又遇見了太露骨的強奸。要會應付這種非常之變，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現在的壓軸戲是要似戰似和，又戰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這是多麽難做的戲。沒有半推半就假作嬌癡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說：“以天下與人易。”其實，能夠簡單地雙手捧著“天下”去“與人”，倒也不為難了。問題就在於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聲浪氣的訴苦說：我不入火坑，誰入火坑。

    然而娼妓說她自己落在火坑裏，還是想人家去救她出來；而老鴇婆哭火坑，卻未必有人相信她，何況她已經申明：她是敞開了懷抱，準備把一切人都拖進火坑的。雖然，這新鮮壓軸戲的玩笑卻開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進場，玩笑旦出場，大觀園的人才著實不少！

    （四月二十四日。）

    文章與題目

    一個題目，做來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樣，那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然而隻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幫閑的敲邊鼓，給人們聽慣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來最主要的題目，是“安內與攘外”罷，做的也著實不少了。有說安內必先攘外的，有說安內同時攘外的，有說不攘外無以安內的，有說攘外即所以安內的，有說安內即所以攘外的，有說安內急於攘外的。

    做到這裏，文章似乎已經無可翻騰了，看起來，大約總可以算是做到了絕頂。

    所以再要出新花樣，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用現在最流行的諡法來說，就是大有“漢奸”的嫌疑。為什麽呢？就因為新花樣的文章，隻剩了“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了。

    這三種意思，做起文章來，雖然實在希奇，但事實卻有的，而且不必遠征晉、宋，隻要看看明朝就夠。滿洲人早在窺伺了，國內卻是草菅民命，殺戮清流，做了第一種。李自成進北京了，闊人們不甘給奴子做皇帝，索性請“大清兵”來打掉他，做了第二種。至於第三種，我沒有看過《清史》，不得而知，但據老例，則應說是愛新覺羅氏之先，原是軒轅黃帝第幾子之苗裔，遁於朔方，厚澤深仁，遂有天下，總而言之，咱們原是一家子雲。

    後來的史論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現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這是後來和現在的話，當時可不然，鷹犬塞途，幹兒當道，魏忠賢不是活著就配享了孔廟麽？他們那種辦法，那時都有人來說得頭頭是道的。

    前清末年，滿人出死力以鎮壓革命，有“寧贈友邦，不給家奴”的口號，漢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齒。其實漢人何嚐不如此？吳三桂之請清兵入關，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實例了。……

    （四月二十九日。）

    附記：

    原題是《安內與攘外》。

    （五月五日。）

    新藥

    說起來就記得，誠然，自從九一八以後，再沒有聽到吳稚老的妙語了，相傳是生了病。現在剛從南昌專電中，飛出一點聲音來，卻連改頭換麵的，也是自從九一八以後，就再沒有一絲聲息的民族主義文學者們，也來加以冷冷的訕笑。

    為什麽呢？為了九一八。

    想起來就記得，吳稚老的筆和舌，是盡過很大的任務的，清末的時候，五四的時候，北伐的時候，清黨的時候，清黨以後的還是鬧不清白的時候。然而他現在一開口，卻連躲躲閃閃的人物兒也來冷笑了。九一八以來的飛機，真也炸著了這黨國的元老吳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閃閃的人物兒的小膽子。

    九一八以後，情形就有這麽不同了。

    舊書裏有過這麽一個寓言，某朝某帝的時候，宮女們多數生了病，總是醫不好。最後來了一個名醫，開出神方道：壯漢若幹名。皇帝沒有法，隻得照他辦。若幹天之後，自去察看時，宮女們果然個個神采煥發了，卻另有許多瘦得不像人樣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驚，問這是什麽呢？宮女們就囁嚅的答道：是藥渣。

    照前幾天報上的情形看起來，吳先生仿佛就如藥渣一樣，也許連狗子都要加以踐踏了。然而他是聰明的，又很恬淡，決不至於不顧自己，給人家熬盡了汁水。不過因為九一八以後，情形已經不同，要有一種新藥出賣是真的，對於他的冷笑，其實也就是新藥的作用。

    這種新藥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則須先講烈士的殉國，再敘美人的殉情；一麵讚希特勒的組閣，一麵頌蘇聯的成功；軍歌唱後，來了戀歌；道德談完，就講妓院；因國恥日而悲楊柳，逢五一節而憶薔薇；攻擊主人的敵手，也似乎不滿於它自己的主人……總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單方，此後出賣的卻是複藥了。

    複藥雖然好像萬應，但也常無一效的，醫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過對於誤服這藥的病人，卻能夠使他不再尋求良藥，拖重了病症而至於胡裏胡塗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多難之月”

    前月底的報章上，多說五月是“多難之月”。這名目，以前是沒有見過的。現在這“多難之月”已經臨頭了。從經過了的日子來想一想，不錯，五一是“勞動節”，可以說很有些“多難”；五三是濟南慘案紀念日，也當然屬於“多難”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揚，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的佳日，為什麽都包括在“難”字堆裏的呢？這可真有點兒希奇古怪！

    不過隻要將這“難”字，不作國民“受難”的“難”字解，而作令人“為難”的“難”字解，則一切困難，可就渙然冰釋了。

    時勢也真改變得飛快，古之佳節，後來自不免化為難關。先前的開會，是聽大眾在空地上開的，現在卻要防人“乘機搗亂”了，所以隻得函請代表，齊集洋樓，還要由軍警維持秩序。先前的要人，雖然出來要“清道”（俗名“淨街”），但還是走在地上的，現在卻更要防人“謀為不軌”了，必得坐著飛機，須到出洋的時候，才能放心送給朋友。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現在卻“微服”“微服”的嚷得人耳聾，隻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廟，比較的免掉大驚小怪。總而言之，可靠的國之柱石，已經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樓峻嶺了，地上就隻留著些可疑的百姓，實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難分，一有慶吊，總不免“假名滋擾”。向來雖靠“華洋兩方當局，先事嚴防”，沒有鬧過什麽大亂子，然而總比平時費力的，這就令人為難，而五月也成了“多難之月”，紀念的是好是壞，日子的為戚為喜，都不在話下。

    但願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來；但願中國裏慘案不要再有；但願也不再有什麽政府成立；但願也不再有偉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則，日積月累，不久就會成個“多難之年”，不但華洋當局，老是為難，連我們走在地麵上的小百姓，也隻好永遠身帶“嫌疑”，奉陪戒嚴，嗚呼哀哉，不能喘氣了。

    （五月五日。）

    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新近報上說，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車。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報效坦克捐。我倒記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個自稱姓“張”的說過，“我是擁護言論不自由者……唯其言論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來，所謂冷嘲、諷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負言論責任的文體，在壓迫鉗製之下，都應運產生出來了。”這所謂不負責任的文體，不知道比坦克車怎樣？

    諷刺等類為什麽是不負責任，我可不知道。然而聽人議論“風涼話”怎麽不行，“冷箭”怎麽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罵人不敢充好漢，膽小。其實，躲在厚厚的鐵板——坦克車裏麵，砰砰碰碰的轟炸，是著實痛快得多，雖然也似乎並不膽大。

    高等人向來就善於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麵來殺人的。古時候有厚厚的城牆，為的要防備盜匪和流寇。現在就有鋼馬甲，鐵甲車，坦克車。就是保障“民國”和私產的法律，也總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於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於臉皮的厚，也是合於古禮的。

    獨有下等人要這麽自衛一下，就要受到“不負責任”等類的嘲笑：

    “你敢出來！出來！躲在背後說風涼話不算好漢！”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當，真的赤膊奔上前陣，像許褚似的充好漢，那他那邊立刻就會給你一槍，老實不客氣，然後，再學著金聖歎批《三國演義》的筆法，罵一聲“誰叫你赤膊的”——活該。總之，死活都有罪。足見做人實在很難，而做坦克車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盛氏的祖宗積德很厚，他們的子孫就舉行了兩次“收複失地”的盛典：一次還是在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治下，一次就在當今國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時候，說盛宣懷是第一名的賣國賊，將他的家產沒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後，就發還了。那是沒有什麽奇怪的，因為袁世凱是“物傷其類”，他自己也是賣國賊。不是年年都在紀念五七和五九麽？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憑實據的。

    最近又在報上發見這麽一段消息，大致是說：“盛氏家產早已奉命歸還，如蘇州之留園，江陰、無錫之典當等，正在辦理發還手續。”這卻叫我吃了一驚。打聽起來，說是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初到滬寧的時候，又沒收了一次盛氏家產：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紳”，紳而至於“劣”，再加上賣國的舊罪，自然又該沒收了。可是為什麽又發還了呢？

    第一，不應當疑心現在有賣國賊，因為並無真憑實據——現在的人早就誓不簽訂辱國條約，他們不比盛宣懷和袁世凱。第二，現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見政府財政並不寬裕。那麽，為什麽呢？

    學理上研究的結果是——壓迫本來有兩種：一種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種是無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還高利貸，交田租之類；這種壓迫的“理”寫在布告上：“借債還錢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納稅乃千古不易之成規。”無理的，就是沒收盛宣懷的家產等等了；這種“壓迫”巨紳的手法，在當時也許有理，現在早已變成無理的了。

    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告工友書》上說：“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我也是吃了一驚的。這不是提倡階級鬥爭麽？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這是說，無理的壓迫要反對，有理的不在此例。至於怎樣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說：“必須克苦耐勞，加緊生產……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之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之一切糾紛。”還有說“中國工人沒有外國工人那麽苦”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沒有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天下的事情總是有道理的，一切壓迫也是如此。何況對付盛宣懷等的理由雖然很少，而對付工人總不會沒有的。

    （五月六日。）

    王化

    中國的王化現在真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的了。

    溥儀的弟媳婦跟著一位廚司務，卷了三萬多元逃走了。於是中國的法庭把她緝獲歸案，判定“交還夫家管束”。滿洲國雖然“偽”，夫權是不“偽”的。

    新疆的回民鬧亂子，於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離失所了，於是特別組織“蒙古王公救濟委員會”。

    對於西藏的懷柔，是請班禪喇嘛誦經念咒。

    而最寬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廣西對付瑤民的辦法。據《大晚報》載，這種“寬仁政策”是在三萬瑤民之中殺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飛機到瑤洞裏去“下蛋”，使他們“驚詫為天神天將而不戰自降”。事後，還要挑選瑤民代表到外埠來觀光，叫他們看看上國的文化，例如馬路上，紅頭阿三的威武之類。

    而紅頭阿三說的是：勿要嘩啦嘩啦！

    這些久已歸化的“夷狄”，近來總是“嘩啦嘩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時候，“東麵而征西夷怨，南麵而征北狄怨。”這原是當然的道理。

    不過我們還是東奔西走，南征北剿，決不偷懶。雖然勞苦些，但“精神上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等到“偽”滿的夫權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濟了，喇嘛的經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瑤民“不戰自降”了，還有什麽事可以做呢？自然隻有修文德以服“遠人”的日本了。這時候，我們印度阿三式的責任算是盡到了。

    嗚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

    （五月七日。）

    這篇被新聞檢查處抽掉了，沒有登出。幸而既非瑤民，又居租界，得免於國貨的飛機來“下蛋”，然而“勿要嘩啦嘩啦”卻是一律的，所以連“歡呼”也不許，——然則惟有一聲不響，裝死救國而已！

    （十五夜記。）

    天上地下

    中國現在有兩種炸，一種是炸進去，一種是炸進來。

    炸進去之一例曰：“日內除飛機往匪區轟炸外，無戰事，三四兩隊，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隊飛宜黃以西崇仁以南擲百二十磅彈兩三百枚，凡匪足資屏蔽處炸毀幾平，使匪無從休養。……”（五月十日《申報》南昌專電）

    炸進來之一例曰：“今晨六時，敵機炸薊縣，死民十餘，又密雲今遭敵轟四次，每次二架，投彈盈百，損害正詳查中。……”（同日《大晚報》北平電）

    應了這運會而生的，是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和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

    這也是對於“非安內無以攘外”或“安內急於攘外”的題目，做出來的兩股好文章。

    住在租界裏的人們是有福的。但試閉目一想，想得廣大一些，就會覺得內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敵軍在天上，沒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損害正詳查中”，而太平之區，卻造起了寶塔。釋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此之謂也。

    但又試閉目一想，想得久遠一些，可就遇著難題目了。假如炸進去慢，炸進來快，兩種飛機遇著了，又怎麽辦呢？停止了“安內”，回轉頭來“迎頭痛擊”呢，還是仍然隻管自己炸進去，一任他跟著炸進來，一前一後，同炸“匪區”，待到炸清了，然後再“攘”他們出去呢？……

    不過這隻是講笑話，事實是決不會弄到這地步的。即使弄到這地步，也沒有什麽難解決：外洋養病，名山拜佛，這就完結了。

    （五月十六日。）

    記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養病，背脊生瘡，名山上拜佛，小便裏有糖，這就完結了。”

    （十九夜補記。）

    保留

    這幾天的報章告訴我們：新任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的專車一到天津，即有十七歲的青年劉庚生擲一炸彈，犯人當場捕獲，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遂於次日綁赴新站外梟首示眾雲。

    清朝的變成民國，雖然已經二十二年，但憲法草案的民族民權兩篇，日前這才草成，尚未頒布。上月杭州曾將西湖搶犯當眾斬決，據說奔往賞鑒者有“萬人空巷”之概。可見這雖與“民權篇”第一項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卻很合於“民族篇”第二項的“發揚民族精神”。南北統一，業已八年，天津也來掛一顆小小的頭顱，以示全國一致，原也不必大驚小怪的。

    其次，是中國雖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電，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題字之外，總有許多“童子愛國”，“佳人從軍”的美談，使壯年男兒索然無色。我們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到得老年，才又脫盡暮氣，據訃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則十七歲的少年而來投擲炸彈，也不是出於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這一節，因為這就是所謂賣國。二十年來，國難不息，而被大眾公認為賣國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雖然他們後來依然逍遙自在。至於少年和兒童，則拚命的使盡他們稚弱的心力和體力，攜著竹筒或撲滿，奔走於風沙泥濘中，想於中國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幹次數了。雖然因為他們無先見之明，這些用汗血求來的金錢，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愛國之心是真誠的，賣國的事是向來沒有的。

    不料這一次卻破例了，但我希望我們將加給他的罪名暫時保留，再來看一看事實，這事實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掛著的頭顱還未爛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誰是賣國者。

    從我們的兒童和少年的頭顱上，洗去噴來的狗血罷！

    （五月十七日。）

    這一篇和以後的三篇，都沒有能夠登出。

    （七月十九日。）

    再談保留

    因為講過劉庚生的罪名，就想到開口和動筆，在現在的中國，實在也很難的，要穩當，還是不響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舉幾個例在這裏——

    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裏麵。然而到得今年，有幾個人就用“阿Q”來稱他自己了，這就是現世的惡報。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說反對者是拿了盧布的，所以在學界搗亂。然而過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靠俄款享福，聽到停付，就要力爭了。這雖然是現世的善報，但也總是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不過用筆的人，即使小心，也總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則如各報章上，“敵”呀，“逆”呀，“偽”呀，“傀儡國”呀，用得沸反盈天。不這樣寫，實在也不足以表示其愛國，且將為讀者所不滿。誰料得到“某機關通知：禦侮要重實際，逆敵一類過度刺激字麵，無裨實際，後宜屏用”，而且黃委員長抵平，發表政見，竟說是“中國和戰皆處被動，辦法難言，國難不止一端，亟謀最後挽救”（並見十八日《大晚報》北平電）的呢？……

    幸而還好，報上果然隻看見“日機威脅北平”之類的題目，沒有“過度刺激字麵”了，隻是“漢奸”的字樣卻還有。日既非敵，漢何雲奸，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好在漢人是不怕“過度刺激字麵”的，就是砍下頭來，掛在街頭，給中外士女欣賞，也從來不會有人來說一句話。

    這些處所，我們是知道說話之難的。

    從清朝的文字獄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誰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隻要撮取報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經過敏，豫先改稱為“上國”或“天機”的。

    （五月十七日。）

    “有名無實”的反駁

    新近的《戰區見聞記》有這麽一段記載：

    “記者適遇一排長，甫由前線調防於此，彼雲，我軍前在石門寨、海陽鎮、秦皇島、牛頭關、柳江等處所做陣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萬元，木材重價尚不在內……艱難締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傳出，即行後退，血汗金錢所合並成立之陣地，多未重用，棄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將軍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結果心與願背。不幸生為中國人！尤不幸生為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五月十七日《申報》特約通信。）

    這排長的天真，正好證明未經“教訓”的愚劣人民，不足與言政治。第一，他以為不抵抗將軍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著下台了。這是不懂邏輯：將軍是一個人，而不抵抗是一種主義，人可以下台，主義卻可以仍舊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為化了三四十萬大洋建築了防禦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總算還好，他沒有想到進攻）。這是不懂策略：防禦工程原是建築給老百姓看看的，並不是教你死守的陣地，真正的策略卻是“誘敵深入”。第三，他雖然奉令後退，卻敢於“痛心”。這是不懂哲學：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額手稱慶”，實在高興得太快了。這是不懂命理：中國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癡呆的排長，難怪他連叫兩個“不幸”，居然自己承認是“有名無實的抗日軍人”。其實究竟是誰“有名無實”，他是始終沒有懂得的。

    至於比排長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說，他們隻會“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們弟兄，處於今日局勢，若非對外，鮮有不

    結論：要不亡國，必須多找些“敵國外患”來，更必須多多“教訓”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們變成“有名有實”。

    （五月十八日。）

    不求甚解

    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學家自己做的文章還要自己來注釋，覺得很麻煩。至於世界要人就不然，他們有的是秘書，或是私淑弟子，替他們來做注釋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種文章，卻是注釋不得的。

    譬如說，世界第一要人美國總統發表了“和平”宣言，據說是要禁止各國軍隊越出國境。但是，注釋家立刻就說：“至於美國之駐兵於中國，則為條約所許，故不在羅斯福總統所提議之禁止內”（十六日路透社華盛頓電）。再看羅氏的原文：“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公約，及重行莊嚴聲明其限製及減少軍備之義務，並在簽約各國能忠實履行其義務時，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國境。”要是認真注解起來，這其實是說：凡是不“確切”，不“莊嚴”，並不“自己承允”的國家，盡可以派遣任何性質的軍隊越出國境。至少，中國人且慢高興，照這樣解釋，日本軍隊的越出國境，理由還是十足的；何況連美國自己駐在中國的軍隊，也早已聲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這種認真的注釋是叫人掃興的。

    再則，像“誓不簽訂辱國條約”一句經文，也早已有了不少傳注。傳曰：“對日妥協，現在無人敢言，亦無人敢行。”這裏，主要的是一個“敢”字。但是：簽訂條約有敢與不敢的分別，這是拿筆杆的人的事，而拿槍杆的人卻用不著研究敢與不敢的為難問題——縮短防線，誘敵深入之類的策略是用不著簽訂的。就是拿筆杆的人也不至於隻會簽字，假使這樣，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說，謂之“一麵交涉”。於是乎注疏就來了：“以不承認為責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頭交涉……清算無益之抗日。”這是日本電通社的消息。這種泄漏天機的注解也是十分討厭的，因此，這不會不是日本人的“造謠”。

    總之，這類文章渾沌一體，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種使人掃興或討厭的注解。

    小時候讀書講到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先生就給我講了，他說：“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隻讀本文的意思。注解雖有，確有人不願意我們去看的。

    （五月十八日）。

    後記

    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裏已經說過了。到這裏，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隻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隻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

    “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複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奸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係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奸罪論，應請訊究。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奸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雲。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係被告將我喚去，並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欲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係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在記事裏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

    “攔途扭往捕房控訴

    幹叔奸侄女

    女自稱被奸過十餘次

    男指係遊玩並非風流”

    它在“叔”上添一“幹”字，於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準“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隻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麽“員外”什麽“警犬”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誌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於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裏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裏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於《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願通的文章，而隻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

    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

    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呐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與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種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曆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機關雜誌，是著名的《禮拜六》，幾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於《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極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於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隻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驚，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複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於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衝突。周瘦鵑一方麵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隻要看陳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於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麵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種副刊有各種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於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體“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據我所聞：周的不能安於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於選稿方麵，太刻薄而私心，隻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幾個夾袋裏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鬥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

    〔微知〕

    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驚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

    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

    水手

    關於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麵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黨“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確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誌方麵，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誌，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誌》，原是中國曆史最久的雜誌，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誌，可是據王雲五老板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板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誌》依然還嫌太左傾，於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誌》是屬於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於《申報》的，商務印書館與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幾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與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板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確指魯迅與沈雁冰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

    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係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於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與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幹”。除魯迅與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係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係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並未加入文總，與以上諸人僅友誼關係雲。

    〔逸〕

    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

    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獲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嚐試，想複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鬱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於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願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

    〔農〕

    這些記載，於編輯者黎烈文是並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種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卻在《文壇進行曲》裏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

    這兩種刊物立說的差異，由於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隻要用寥寥十五字，便並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於《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並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也並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適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遊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於刊出了這樣的啟事——

    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杆尤難。這並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於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雲：識時務者為俊傑，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

    編者

    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裏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

    “自由談”態度轉變

    《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穀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與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與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種壁壘，而此種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間亦耳聞有種種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惟有解約。最後結果夥計當然屈伏於老板，於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複見於近日矣。

    〔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麽信，隻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隻不過幾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

    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騖，《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於，《大晚報》靜觀了月餘，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

    法魯

    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裏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裏喃喃地漏出幾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幾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於是正麵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麵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棱角，摸著正麵，卻要把它當做反麵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隻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兒“要自由”，一回兒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兒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複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裏，失掉聽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並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衝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蟲小技，無助於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嚐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於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麽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於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於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銓）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隻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裏，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

    左翼作家紛紛離滬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麽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布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鬱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

    〔道〕

    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嶺乃闊老消夏之區，神往尚且不敢，而況身遊。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聽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教授傳道的聖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確的。否則，一群流氓，幾枝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著另一種消息——

    自由的風月

    頑石

    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布“隻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後，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即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複”者，即陳子展，“何如”者，即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塗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科“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為“頑石”，靈氣之不鍾於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為“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後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案。

    《自由談》上原登著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轟傳為“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複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隻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裏有一篇文章，據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

    張資平擠出《自由談》

    粹公

    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是“烏鴉”“阿Q”的播音台，當然用不著“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為什麽那個色欲狂的“迷羊”——鬱達夫卻能例外？他不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於創造嗎？一樣唱著“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確是例外。因為鬱達夫雖則是個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與今日《自由談》的後台老板魯（？）老夫子是同誌，成為“烏鴉”“阿Q”的夥伴了。

    據《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於《時代與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種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幾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簏，但在靠賣文為活的張資平，卻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氣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為了要複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於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穀、章衣萍等為“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著，致觸了這個大黴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

    在張資平被擠出《自由談》之後，以常情論，誰都咽不下這口冷水，不過張資平的闒懦是著名的，他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們鬥爭，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鬥爭，於是，僅僅在《中華日報》的《小貢獻》上，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現在什麽事都沒有了，《紅蘿卜須》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摹團，將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的《解放詞》，據《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

    曾今可準備反攻

    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體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於如願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禦，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懷琛、張鳳、龍榆生等十餘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劃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

    〔如〕

    那時我想，關於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書第十五篇）裏確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胡懷琛雖然和我不相幹，《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為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麽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

    《文藝座談》遙領記

    聚仁

    《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機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不曾與座談而遙領盛情之經過也。

    解題既畢，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課，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個請帖；展而恭讀之，則《新時代月刊》之請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請帖！折而藏之，以為傳家之寶。

    《新時代》請客而《文藝座談》生焉，而反攻之陣線成焉。報章煌煌記載，有名將在焉。我前天碰到張鳳老師，帶便問一個口訊；他說：“誰知道什麽座談不座談呢？他早又沒說，簽了名，第二天，報上都說是發起人啦。”昨天遇到龍榆生先生，龍先生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隻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廣告費。”我說：“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沒有去吃茶，免於被強奸，遙領盛情，誌此謝謝！

    但這“文藝漫談會”的機關雜誌《文藝座談》第一期，卻已經羅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於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專為我而作的——

    內山書店小坐記

    白羽遐

    某天的下午，我同一個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著走著，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議到虹口公園去看看，我的朋友卻說先到內山書店去看看有沒有什麽新書。我們就進了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麵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麽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隻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隨便翻看著書報。內山看見我們就連忙跑過來和我們招呼，請我們坐下來，照例地閑談。因為到內山書店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人，內山也就知道點中國的文化。他常和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的情形，卻不大談到中國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國人對他懷疑。

    “中國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發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此類推……哈哈！哈！”

    內山的話我們聽了並不覺得一點難為情，詩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批評的。內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裏的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麽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幹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內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所謂“文壇老將”，連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內山還和我們談了好些，“航空救國”等問題都談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幹先生抄去在《自由談》發表過的。我們除了勉強敷衍他之外，不大講什麽話，不想理他。因為我們知道內山是個什麽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請他救過命，保過險，以後也決不預備請他救命或保險。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內山書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園去了。

    不到一禮拜（七月六日），《社會新聞》（第四卷二期）就加以應援，並且廓大到“左聯”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該寫作“魯迅”的故意的錯誤，為的是令人不疑為出於同一人的手筆——

    內山書店與左聯

    《文藝座談》第一期上說，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確屬的，而尤其與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後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雜誌所載調查中國匪情文字，比中國自身所知者為多，而此類材料之獲得，半由受過救命之恩之共黨文藝份子所供給；半由共黨自行送去，為張揚勢力之用，而無聊文人為其收買甘願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聞此種偵探機關，除內山以外，尚有日日新聞社，滿鐵調查所等，而著名偵探除內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島、中村等。

    〔新皖〕

    這兩篇文章中，有兩種新花樣：一、先前的誣蔑者，都說左翼作家是受蘇聯的盧布的，現在則變了日本的間接偵探；二、先前的揭發者，說人抄襲是一定根據書本的，現在卻可以從別人的嘴裏聽來，專憑他的耳朵了。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但也有人來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談》上，竟揭載了這樣的一篇文字——

    談“文人無行”

    穀春帆

    雖說自己也忝列於所謂“文人”之“林”，但近來對於“文人無行”這句話，卻頗表示幾分同意，而對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視為“道學先生”的偏激之言。實在，今日“人心”險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謂“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種種卑劣行為如陰謀中傷，造謠誣蔑，公開告密，賣友求榮，賣身投靠的勾當，舉不勝舉。而在另一方麵自吹自擂，覥然以“天才”與“作家”自命，偷竊他人唾餘，還沾沾自喜的種種怪象，也是“無醜不備有惡皆臻”，對著這些痛心的事實，我們還能夠否認“文人無行”這句話的相當真實嗎？（自然，我也並不是說凡文人皆無行。）我們能不興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嗎？

    自然，我這樣的感觸並不是毫沒來由的。舉實事來說，過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與“打打麻將”等屁話來實行其所謂“詞的解放”，被人斥為“輕薄少年”與“色情狂的急色兒”，曾某卻嘮嘮叨叨辯個不休，現在呢，新的事實又證明了曾某不僅是一個輕薄少年，而且是陰毒可憎的蛇蠍，他可以借崔萬秋的名字為自己吹牛（見二月崔在本報所登廣告），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和一個中學教員派做“女詩人”和“大學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於小報，指他的朋友為×××，並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開出賣（見第五號《中外書報新聞》）。這樣的大膽，這樣的陰毒，這樣的無聊，實在使我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有廉恥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卻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當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無畏的精神。

    聽說曾某年紀還不大，也並不是沒有讀書的機會，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種吹牛拍馬的精力和那種陰毒機巧的心思用到求實學一點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嗎？然而曾某卻偏要日以吹拍為事，日以造謠中傷為事，這，一方麵固愈足以顯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麵亦正見青年自誤之可惜。

    不過，話說回頭，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專寫三角戀愛小說出名，並發了財的張××，彼固動輒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嗥，完全一副滿懷毒恨的“棄婦”的臉孔，他會陰謀中傷，造謠挑撥，他會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寧，簡直想要置你於死地，其人格之卑汙，手段之惡辣，可說空前絕後，這樣看來，高等教育又有何用？還有新出版之某無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內山書店小坐記》一文，公然說某人常到內山書店，曾請內山書店救過命保過險。我想這種公開告密的勾當，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樣。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造謠中傷，怎樣陰謀陷害，明眼人一見便知，害人不著，不過徒然暴露他們自己的卑汙與無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對於這班醜類，實在不應當像現在一樣，始終置之不理，而應當振臂奮起，把它們驅逐於文壇以外，應當在汙穢不堪的中國文壇，做一番掃除的工作！

    於是禍水就又引到《自由談》上去，在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便看見一則啟事，是方寸大字的標名——

    張資平啟事

    五日《申報自由談》之《談“文人無行”》，後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壞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信，而發見關於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之研究有錯覺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於“造謠偽造信件及對於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誣毀”皆為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為我後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更進而行其“誣毀造謠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動。我連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願意投稿。但對於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此須申明者四。今後凡有利用以資本家為背景之刊物對我誣毀者，我隻視作狗吠，不再答複，特此申明。

    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對於《自由談》編輯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也登出相對的啟事來——

    黎烈文啟事

    烈文去歲遊歐洲歸來，客居滬上，因《申報》總理史量才先生係世交長輩，故常往訪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過任何黨派，且留歐時專治文學，故令加入申報館編輯《自由談》。不料近兩月來，有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因烈文停登其長篇小說，懷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謠誣蔑，挑撥陷害，無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與目的過於卑劣，明眼人一見自知，不值一辯，故至今絕未置答，但張氏昨日又在《青光》欄上登一啟事，含沙射影，肆意誣毀，其中有“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一語，不知何指。張氏啟事既係對《自由談》而發，而烈文現為《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釋群疑。烈文隻胞妹兩人，長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且據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論親疏遠近，既無一人嫁人為妾，亦無一人得與“大商人”結婚，張某之言，或係一種由衷的遺憾（沒有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的遺憾），或另有所指，或係一種病的發作，有如瘋犬之狂吠，則非烈文所知耳。

    此後還有幾個啟事，避煩不再剪貼了。總之：較關緊要的問題，是“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者是誰？但這事須問“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漢張資平本人才知道。

    可是中國真也還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歲小農居”這洋樓底下去請教他了。《訪問記》登在《中外書報新聞》的第七號（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麵是關於“為妾”問題等的一段——

    （四）啟事中的疑問

    以上這些話還隻是講刊登及停載的經過，接著，我便請他解答啟事中的幾個疑問。

    “對於你的啟事中，有許多話，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讓我問一問？”

    “是那幾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這不知道有沒有什麽影射？”

    “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過順便在啟事中，另外指一個人。”

    “那個人是誰呢？”

    “那不能公開。”自然他既然說了不能公開的話，也就不便追問了。

    “還有一點，你所謂‘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這又何所指？”

    “那是講我在文藝以外的政治見解的東西，隨筆一類的東西。”

    “是不是像《新時代》上的《望歲小農居日記》一樣的東西呢？”（參看《新時代》七月號）我插問。

    “那是對於魯迅的批評，我所說的是對政治的見解，《文藝座談》上麵有。”（參看《文藝座談》一卷一期《從早上到下午》。）

    “對於魯迅的什麽批評？”

    “這是題外的事情了，我看關於這個，請你還是不發表好了。”

    這真是“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寥寥幾筆，就畫出了這位文學家的嘴臉。《社會新聞》說他“闒懦”，固然意在博得社會上“濟弱扶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啟事上的自白，卻也須照中國文學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內山書店小坐”，一定又會從老板口頭聽到），因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後，也就說“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雖然“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而無奈“還是不發表好了”何？但既然“還是不發表好了”，則關於我的一筆，我也就不再深論了。

    一枝筆不能兼寫兩件事，以前我實在閑卻了《文藝座談》的座主，“解放詞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寫起來卻又很簡單，他除了“準備反攻”之外，隻在玩“告密”的玩藝。

    崔萬秋先生和這位詞人，原先是相識的，隻為了一點小糾葛，他便匿名向小報投稿，誣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萬秋先生的手裏，製成銅版，在《中外書報新聞》（五號）上精印了出來——

    崔萬秋加入國家主義派

    《大晚報》屁股編輯崔萬秋自日回國，即住在愚園坊六十八號左舜生家，旋即由左與王造時介紹於《大晚報》工作。近為國家主義及廣東方麵宣傳極力，夜則留連於舞場或八仙橋莊上雲。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來是很容易的。而同時又診出了一點小毛病，是這位詞人曾經用了崔萬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詩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裏又大稱讚了一通自己的詩。輕恙重症，同時夾攻，漸使這柔嫩的詩人兼詞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時事新報》（七月九日）上卻又是一個啟事，好像這時的文壇是入了“啟事時代”似的——

    曾今可啟事

    鄙人不日離滬旅行，且將脫離文字生活。以後對於別人對我造謠誣蔑，一概置之不理。這年頭，隻許強者打，不許弱者叫，我自然沒有什麽話可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弱者，我無力反抗，我將在英雄們勝利的笑聲中悄悄地離開這文壇。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隻當他是尊我為“英雄”。此啟。

    這就完了。但我以為文字是有趣的，結末兩句，尤為出色。

    我剪貼在上麵的《談“文人無行”》，其實就是這曾張兩案的合論。但由我看來，這事件卻還要壞一點，便也做了一點短評，投給《自由談》。久而久之，不見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滿紙，這便是曾經排過，又被誰抽掉了的證據，可見縱“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資本家的出版者”也還是為這一類名公“後援”的。但也許因為恐怕得罪名公，就會立刻給你戴上一頂紅帽子，為性命計，不如不登的也難說。現在就抄在這裏罷——

    駁“文人無行”

    “文人”這一塊大招牌，是極容易騙人的。雖然現在，社會上的輕賤文人，實在還不如所謂“文人”的自輕自賤之甚。看見隻要是“人”，就決不肯做的事情，論者還不過說他“無行”，解為“瘋人”，恕其“可憐”。其實他們卻原是販子，也一向聰明絕頂，以前的種種，無非“生意經”，現在的種種，也並不是“無行”，倒是他要“改行”了。

    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雖是極低劣的三角戀愛小說，也可以賣掉一批的。我們在夜裏走過馬路邊，常常會遇見小癟三從暗中來，鬼鬼祟祟的問道：“阿要春宮？阿要春宮？中國的，東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生意也並不清淡。上當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鄉下人。然而這至多也不過四五回，他們看過幾套，就覺得討厭，甚且要作嘔了，無論你“中國的，東洋的，西洋的，都有”也無效。而且因時勢的遷移，讀書界也起了變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這樣的東西了；一部份是簡直去跳舞，去嫖妓，因為所化的錢，比買手淫小說全集還便宜。這就使三角家之類覺得沒落。我們不要以為造成了洋房，人就會滿足的，每一個兒子，至少還得給他賺下十萬塊錢呢。

    於是乎暴躁起來。然而三角上麵，是沒有出路了的。於是勾結一批同類，開茶會，辦小報，造謠言，其甚者還竟至於賣朋友，好像他們的鴻篇巨製的不再有人賞識，隻是因為有幾個人用一手掩盡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誤解，以為他真在這樣想。他是聰明絕頂，其實並不在這樣想的，現在這副嘴臉，也還是一種“生意經”，用三角鑽出來的活路。總而言之，就是現在隻好經營這一種賣買，才又可以賺些錢。

    譬如說罷，有些“第三種人”也曾做過“革命文學家”，借此開張書店，吞過郭沫若的許多版稅，現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分怕還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裝飾的。此刻那裏還能做這樣的生意呢？此刻要合夥攻擊左翼，並且造謠陷害了知道他們的行為的人，自己才是一個幹淨剛直的作者，而況告密式的投稿，還可以大賺一注錢呢。

    先前的手淫小說，還是下部的勾當，但此路已經不通，必須上進才是，而人們——尤其是他的舊相識——的頭顱就危險了。這那裏是單單的“無行”文人所能做得出來的？

    上文所說，有幾處自然好像帶著了曾今可、張資平這一流，但以前的“腰斬張資平”，卻的確不是我的意見。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簡單：我腦子裏不要三角四角的這許多角。倘有青年來問我可看與否，我是勸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簡單：他腦子裏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許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費，出版賣錢，即使他無須養活老婆兒子，我也滿不管，理由也很簡單：我是從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許多角的。

    然而多角之輩，竟謂我策動“腰斬張資平”。既謂矣，我乃簡直以X光照其五髒六腑了。

    《後記》這回本來也真可以完結了，但且住，還有一點餘興的餘興。因為剪下的材料中，還留著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極為可惜的，所以特地將它保存在這裏。

    這篇文章載在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的《火炬》裏——

    新儒林外史

    柳絲

    第一回 揭旗紮空營 興師布迷陣

    卻說卡爾和伊理基兩人這日正在天堂以上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忽見下界中國文壇的大戈壁上麵，殺氣騰騰，塵沙彌漫，左翼防區裏麵，一位老將緊追一位小將，戰鼓震天，喊聲四起，忽然那位老將牙縫開處，吐出一道白霧，卡爾聞到氣味立刻暈倒，伊理基拍案大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著卡爾趕快走開去了。原來下界中國文壇的大戈壁上麵，左翼防區裏頭，近來新紮一座空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無產階級文藝營壘受了奸人挑撥，大興問罪之師。這日大軍壓境，新紮空營的主將兼官佐又兼士兵楊邨人提起筆槍，躍馬相迎，隻見得戰鼓震天，喊聲四起，為首先鋒揚刀躍馬而來，乃老將魯迅是也。那楊邨人打拱，叫聲“老將軍別來無恙？”老將魯迅並不答話，躍馬直衝揚刀便刺，那楊邨人筆槍擋住又道：“老將有話好講，何必動起幹戈？小將別樹一幟，自紮空營，隻因事起倉卒，未及呈請指揮，並非倒戈相向，實則獨當一麵，此心此誌，天人共鑒。老將軍試思左翼諸將，空言克服，驕盈自滿，戰術既不研究，武器又不製造。臨陣則軍容不整，出馬則拖槍而逃，如果長此以往，何以維持威信？老將軍整頓紀綱之不暇，勞師遠征，竊以為大大對不起革命群眾的嗬！”老將魯迅又不答話，圓睜環眼，倒豎虎須，隻見得從他的牙縫裏頭噓出一道白霧，那小將楊邨人知道老將放出毒瓦斯，說的遲那時快，已經將防毒麵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無理講，是非不明隻天知！欲知老將究竟能不能將毒瓦斯悶死那小將，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編輯者的信，大意說：茲署名有柳絲者（“先生讀其文之內容或不難想像其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題為《新儒林外史》，但並無傷及個人名譽之事，業已決定為之發表，倘有反駁文章，亦可登載雲雲。使刊物暫時化為戰場，熱鬧一通，是辦報人的一種極普通辦法，近來我更加“世故”，天氣又這麽熱，當然不會去流汗同翻筋鬥的。況且“反駁”滑稽文章，也是一種少有的奇事，即使“傷及個人名譽事”，我也沒有辦法，除非我也作一部《舊儒林外史》，來辯明“卡爾和伊理基”的話的真假。但我並不是巫師，又怎麽看得見“天堂”？“柳絲”是楊邨人先生還在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者”時候已經用起的筆名，這無須看內容就知道，而曾幾何時，就在“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子下做著這樣的幻夢，將自己寫成了這麽一副形容了。時代的巨輪，真是能夠這麽冷酷地將人們輾碎的。但也幸而有這一輾，因為韓侍桁先生倒因此從這位“小將”的腔子裏看見了“良心”了。

    這作品隻是第一回，當然沒有完，我雖然毫不想“反駁”，卻也願意看看這有“良心”的文學，不料從此就不見了，迄今已有月餘，聽不到“卡爾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將”“小將”在地獄裏的消息。但據《社會新聞》（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說，則又是“左聯”阻止的——

    楊邨人轉入AB團

    叛左聯而寫揭小資產戰鬥之旗的楊邨人，近已由漢來滬，聞寄居於AB團小卒徐翔之家，並已加入該團活動矣。前在《大晚報》署名柳絲所發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楊手筆，內對魯迅大加諷刺，但未完即止，聞因受左聯警告雲。

    〔預〕

    左聯會這麽看重一篇“諷刺”的東西，而且仍會給“叛左聯而寫揭小資產戰鬥之旗的楊邨人”以“警告”，這才真是一件奇事。據有些人說，“第三種人”的“忠實於自己的藝術”，是已經因了左翼理論家的凶惡的批評而寫不出來了，現在這“小資產戰鬥”的英雄，又因了左聯的警告而不再“戰鬥”，我想，再過幾時，則一切割地吞款，兵禍水災，古物失蹤，闊人生病，也要都成為左聯之罪，尤其是魯迅之罪了。

    現在使我記起了蔣光慈先生。

    事情是早已過去，恐怕有四五年了，當蔣光慈先生組織太陽社，和創造社聯盟，率領“小將”來圍剿我的時候，他曾經做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幾句，大意是說，魯迅向來未曾受人攻擊，自以為不可一世，現在要給他知道知道了。其實這是錯誤的，我自作評論以來，即無時不受攻擊，即如這三四月中，僅僅關於《自由談》的，就已有這許多篇，而且我所收錄的，還不過一部份。先前何嚐不如此呢，但它們都與如駛的流光一同消逝，無蹤無影，不再為別人所覺察罷了。這回趁幾種刊物還在手頭，便轉載一部份到《後記》裏，這其實也並非專為我自己，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對於別人的攻擊，想來也還要用這一類的方法，但自然要改變了所攻擊的人名。將來的戰鬥的青年，倘在類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見這記錄，我想是必能開顏一笑，更明白所謂敵人者是怎樣的東西的。

    所引的文字中，我以為很有些篇，倒是出於先前的“革命文學者”。但他們現在是另一個筆名，另一副嘴臉了。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卻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而革命一受難，就一定要發現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難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沉默，壞就成為叭兒的。這不是我的“毒瓦斯”，這是彼此看見的事實！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記。

    準風月談

    前記

    自從中華民國建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以來，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幌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隻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它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製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然，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話裏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蹠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閂。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卻有這麽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讚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麽？

    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為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為“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隻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麵固然為了省事，一麵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隻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麽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現在就將當時所用的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著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點和先前的編法不同的，是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這刪改，是出於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於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著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跡，一切含胡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去年的整半年中，隨時寫一點，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一本了。當然，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為“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卻也並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檢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並且作為集印的緣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於上海記。

    夜頌

    遊光

    愛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獨者，有閑者，不能戰鬥者，怕光明者。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燈前，常常顯得兩樣。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麵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裏。

    雖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一團糟。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們從電燈下走入暗室中，伸開了他的懶腰；愛侶們從月光下走進樹蔭裏，突變了他的眼色。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當光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隻剩下乞憐，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形成一個燦爛的金色的光圈，像見於佛畫上麵似的，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

    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馬路邊的電光燈下，閣閣的走得很起勁，但鼻尖也閃爍著一點油汗，在證明她是初學的時髦，假如長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將使她碰著“沒落”的命運。一大排關著的店鋪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緩開足的馬力，吐一口氣，這時之覺得沁人心脾的夜裏的拂拂的涼風。

    愛夜的人和摩登女郎，於是同時領受了夜所給與的恩惠。

    一夜已盡，人們又小心翼翼的起來，出來了；便是夫婦們，麵目和五六點鍾之前也何其兩樣。從此就是熱鬧，喧囂。而高牆後麵，大廈中間，深閨裏，黑獄裏，客室裏，秘密機關裏，卻依然彌漫著驚人的真的大黑暗。

    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隻有夜還算是誠實的。我愛夜，在夜間作《夜頌》。

    （六月八日。）

    推

    豐之餘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踏腳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卻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是屬於上等的。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對於對麵或前麵的行人，決不稍讓的人物。一種是不用兩手，卻隻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蠍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裏。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著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

    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屍上踏過，走出外麵，用舌頭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麽也不覺得。舊曆端午，在一家戲場裏，因為一句失火的謠言，就又是推，把十多個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屍擺在空地上，據說去看的又有萬餘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結果，是嘻開嘴巴，說道：“阿唷，好白相來希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隻剩了高等華人頌祝著——

    “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麽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二醜藝術

    豐之餘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麽，“二醜”就是。他和小醜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醜高，而性格卻比小醜壞。

    義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仆是小醜扮的，隻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醜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淩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麵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夥，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醜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餘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二醜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裏肯；小醜，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隻看見一麵，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製定了的腳色。

    世間隻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隻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麵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閑，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

    （六月十五日。）

    偶成

    葦索

    善於治國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隨處看出治國平天下的方法來，四川正有人以為長衣消耗布匹，派隊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來整頓茶館了，據說整頓之處，大略有三：一是注意衛生，二是製定時間，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條當然是很好的；第二條，雖然上館下館，一一搖鈴，好像學校裏的上課，未免有些麻煩，但為了要喝茶，沒有法，也不算壞。

    最不容易是第三條。“愚民”的到茶館來，是打聽新聞，閑談心曲之外，也來聽聽《包公案》一類東西的，時代已遠，真偽難明，那邊妄言，這邊妄聽，所以他坐得下去。現在倘若改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聽；專講敵人的秘史，黑幕罷，這邊之所謂敵人，未必就是他們的敵人，所以也難免聽得不大起勁。結果是茶館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緒初年，我鄉有一班戲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實不符，戲做得非常壞，竟弄得沒有人要看了。鄉民的本領並不亞於大文豪，曾給他編過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連忙關廟門，

    兩邊牆壁都爬塌（平聲），

    連忙扯得牢，

    隻剩下一擔餛飩擔。”

    看客的取舍，是沒法強製的，他若不要看，連拖也無益。即如有幾種刊物，有錢有勢，本可以風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連投稿也寥寥，總要隔兩月才出一本。諷刺已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夢囈，非諷刺的好文藝，好像也將是後世紀的青年的出產了。

    （六月十五日。）

    談蝙蝠

    遊光

    人們對於夜裏出來的動物，總不免有些討厭他，大約因為他偏不睡覺，和自己的習慣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會窺見什麽秘密罷。

    蝙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但在中國的名譽卻還算好的。這也並非因為他吞食蚊虻，於人們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這麽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實在就靠著名字起得好。還有，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也設想過別的東西都能飛。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飛升，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聳然，然而青蚨飛來，則眉眼莞爾。至於墨子的飛鳶終於失傳，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則是因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雖然不能夠做，卻能夠想，所以見了老鼠似的東西生著翅子，倒也並不詫異，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為詩料，謅出什麽“黃昏到寺蝙蝠飛”那樣的佳句來。

    西洋人可就沒有這麽高情雅量，他們不喜歡蝙蝠。推源禍始，我想，恐怕是應該歸罪於伊索的。他的寓言裏，說過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裏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裏去，又因為他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於是大家就討厭這作為騎牆的象征的蝙蝠了。

    中國近來拾一點洋古典，有時也奚落起蝙蝠來。但這種寓言，出於伊索，是可喜的，因為他的時代，動物學還幼稚得很。現在可不同了，鯨魚屬於什麽類，蝙蝠屬於什麽類，就是小學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還拾一些希臘古典，來作正經話講，那就隻足表示他的智識，還和伊索時候，各開大會的兩類紳士淑女們相同。

    大學教授梁實秋先生以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間的東西，那智識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臘，位置是說不定會在伊索之下的，現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點了。

    （六月十六日。）

    “抄靶子”

    旅隼

    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對於人，是一向非常重視的。至於偶有淩辱誅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滿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這樣的淳風，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禦賜改稱為“阿其那”與“塞思黑”，我不懂滿洲話，譯不明白，大約是“豬”和“狗”罷。黃巢造反，以人為糧，但若說他吃人，是不對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兩腳羊”。

    時候是二十世紀，地方是上海，雖然骨子裏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麵上當然會有些不同的。對於中國的有一部分並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賜諡，我不得而知，我僅知道洋大人的下屬們所給與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時總會遇見幾個穿製服的同胞和一位異胞（也往往沒有這一位），用手槍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種，是不會指住的；黃種呢，如果被指的說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槍，請他走過去；獨有文明最古的黃帝子孫，可就“則不得免焉”了。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還不算很失了體統，然而上海則竟謂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該用槍打的東西，我從前年九月以來，才知道這名目的的確。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僥幸的隻是還沒有被打著。洋大人的下屬，實在給他的同胞們定了絕好的名稱了。

    然而我們這些“靶子”們，自己互相推舉起來的時候卻還要客氣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灘上先前的相罵，彼此是怎樣賜諡的了。但看看記載，還不過是“曲辮子”、“阿木林”。“壽頭碼子”雖然已經是“豬”的隱語，然而究竟還是隱語，含有寧“雅”而不“達”的高誼。若夫現在，則隻要被他認為對於他不大恭順，他便圓睜了綻著紅筋的兩眼，擠尖喉嚨，和口角的白沫同時噴出兩個字來道：豬玀！

    （六月十六日。）

    “吃白相飯”

    旅隼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隻好是“玩耍”；至於“吃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遊蕩為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

    遊蕩可以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麽職業”，他倒會有些不放心了。

    “吃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麽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隻因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了。

    第一段是欺騙。見貪人就用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黴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卻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卷了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為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麽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卷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麵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為奇的。

    “白相”可以吃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為奇。

    但“吃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為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吃白相飯的！”

    （六月二十六日。）

    華德保粹優劣論

    孺牛

    希特拉先生不許德國境內有別的黨，連屈服了的國權黨也難以幸存，這似乎頗感動了我們的有些英雄們，已在稱讚其“大刀闊斧”。但其實這不過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麵。別一麵，他們是也很細針密縷的。有歌為證：

    跳蚤做了大官了，

    帶著一夥各處走。

    皇後宮嬪都害怕，

    誰也不敢來動手。

    即使咬得發了癢罷，

    要擠爛它也怎麽能夠。

    噯哈哈，噯哈哈，哈哈，噯哈哈！

    這是大家知道的世界名曲《跳蚤歌》的一節，可是在德國已被禁止了。當然，這決不是為了尊敬跳蚤，乃是因為它諷刺大官；但也不是為了諷刺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囈語”，卻是為著這歌曲是“非德意誌的”。華德大小英雄們，總不免偶有隔膜之處。

    中華也是誕生細針密縷人物的所在，有時真能夠想得入微，例如今年北平社會局呈請市政府查禁女人養雄犬文雲：

    “……查雌女雄犬相處，非僅有礙健康，更易發生無恥穢聞，揆之我國禮義之邦，亦為習俗所不許，謹特通令嚴禁，除門犬獵犬外，凡婦女帶養之雄犬，斬之無赦，以為取締。”

    兩國的立腳點，是都在“國粹”的，但中華的氣魄卻較為宏大，因為德國不過大家不能唱那一出歌而已，而中華則不但“雌女”難以蓄犬，連“雄犬”也將砍頭。這影響於叭兒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應時勢之需要，它必將變成“門犬獵犬”模樣。

    （六月二十六日。）

    華德焚書異同論

    孺牛

    德國的希特拉先生們一燒書，中國和日本的論者們都比之於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閑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兒；始皇之母，趙女也，趙重婦人，所以我們從“劇秦”的遺文中，也看不見輕賤女人的痕跡。

    希特拉先生們卻不同了，他所燒的首先是“非德國思想”的書，沒有容納客卿的魄力；其次是關於性的書，這就是毀滅以科學來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結果必將使婦人和小兒沉淪在往古的地位，見不到光明。而可比於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他們一點也做不到。

    阿剌伯人攻陷亞曆山德府的時候，就燒掉了那裏的圖書館，那理論是：如果那些書籍所講的道理，和《可蘭經》相同，則已有《可蘭經》，無須留了；倘使不同，則是異端，不該留了。這才是希特拉先生們的嫡派祖師——雖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國的”——和秦的燒書，是不能比較的。

    但是結果往往和英雄們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傳至萬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農書和醫書，而秦以前的這一類書，現在卻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燒書，打猶太人，不可一世，連這裏的黃臉幹兒們，也聽得興高彩烈。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對諷刺文字放出諷刺的冷箭來——到底還明白的冷冷的訊問道：你們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無寧死。現在你們為什麽不去拚死呢？

    這回是不必二世，隻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門徒們在奧國一被禁止，連黨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為不準叫口號，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

    這真是一個大諷刺。刺的是誰，不問也罷，但可見諷刺也還不是“夢囈”，質之黃臉幹兒們，不知以為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

    我談“墮民”

    越客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談》裏，唐弢先生曾經講到浙東的墮民，並且據《墮民猥談》之說，以為是宋將焦光瓚的部屬，因為降金，為時人所不齒，至明太祖，乃榜其門曰“丐戶”，此後他們遂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境下過著日子。

    我生於紹興，墮民是幼小時候所常見的人，也從父老的口頭，聽到過同樣的他們所以成為墮民的緣起。但後來我懷疑了。因為我想，明太祖對於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決不會來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將的；況且看他們的職業，分明還有“教坊”或“樂戶”的餘痕，所以他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樂皇帝的忠臣義士也說不定。還有一層，是好人的子孫會吃苦，賣國者的子孫卻未必變成墮民的，舉出最近便的例子來，則嶽飛的後裔還在杭州看守嶽王墳，可是過著很窮苦悲慘的生活，然而秦檜，嚴嵩……的後人呢？……

    不過我現在並不想翻這樣的陳年賬。我隻要說，在紹興的墮民，是一種已經解放了的奴才，這解放就在雍正年間罷，也說不定。所以他們是已經都有別的職業的了，自然是賤業。男人們是收舊貨，賣雞毛，捉青蛙，做戲；女的則每逢過年過節，到她所認為主人的家裏去道喜，有慶吊事情就幫忙，在這裏還留著奴才的皮毛，但事畢便走，而且有頗多的犒賞，就可見是曾經解放過的了。

    每一家墮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兒媳婦去，傳給後代，恰如遺產的一般；必須非常貧窮，將走動的權利賣給了別人，這才和舊主人斷絕了關係。假使你無端叫她不要來了，那就是等於給與她重大的侮辱。我還記得民國革命之後，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後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麽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於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想不到的罷。

    （七月三日。）

    序的解放

    桃椎

    一個人做一部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是封建時代的事，早已過去了。現在是二十世紀過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買辦立刻享榮華，當文學家怎不馬上要名利，於是乎有術存焉。

    那術，是自己先決定自己是文學家，並且有點兒遺產或津貼。接著就自開書店，自辦雜誌，自登文章，自做廣告，自報消息，自想花樣……然而不成，詩的解放，先已有人，詞的解放，隻好騙鳥，於是乎“序的解放”起矣。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別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但這未免太迂，不合於“新時代”的“文學家”的胃口。因為自序難於吹牛，而別人來做，也不見得定規拍馬，那自然隻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別人來給自己的東西作序，術語曰“摘錄來信”，真說得好像錦上添花。“好評一束”還須附在後頭，代序卻一開卷就看見一大番頌揚，仿佛名角一登場，滿場就大喝一聲采，何等有趣。倘是戲子，就得先買許多留聲機，自己將“好”叫進去，待到上台時候，一麵一齊開起來。

    可是這樣的玩意兒給人戳穿了又怎麽辦呢？也有術的。立刻裝出“可憐”相，說自己既無黨派，也不借主義，又沒有幫口，“向來不敢狂妄”，毫沒有“座談”時候的搖頭擺尾的得意忘形的氣味兒了，倒好像別人乃是反動派，殺人放火主義，青幫紅幫，來欺侮了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哥兒似的。

    更有效的是說，他的被攻擊，實乃因為“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之要求”。我們倘不知道這位“文學家”的性別，就會疑心到有許多有黨派或幫口的人們，向他屢次的借錢，或向她使勁的求婚或什麽，“無法滿足”，遂受了冤枉的報複的。

    但我希望我的話仍然無損於“新時代”的“文學家”，也“摘”出一條“好評”來，作為“代跋”罷：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早已過去了。二十世紀，有術存焉，詞的解放，解放解放，錦上添花，何等有趣？可是別人乃是反動派，來欺侮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實乃因為‘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們的要求’，遂受了冤枉的報複的，無損於‘新時代’的‘文學家’也。”

    （七月五日。）

    別一個竊火者

    丁萌

    火的來源，希臘人以為是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因此觸了大神宙斯之怒，將他鎖在高山上，命一隻大鷹天天來啄他的肉。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也已經用火，但並不是由希臘人傳授給他們的。他們另有一個竊火者。

    這竊火者，人們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卻了。他從天上偷了火來，傳給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觸了大神大拉斯之怒，這一段，是和希臘古傳相像的。但大拉斯的辦法卻兩樣了，並不是鎖他在山巔，卻秘密的將他鎖在暗黑的地窖子裏，不給一個人知道。派來的也不是大鷹，而是蚊子，跳蚤，臭蟲，一麵吸他的血，一麵使他皮膚腫起來。這時還有蠅子們，是最善於尋覓創傷的腳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麵又拉許多蠅糞在他的皮膚上，來證明他是怎樣地一個不幹淨的東西。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們，並不知道這一個故事。他們單知道火乃酋長的祖先所發明，給酋長作燒死異端和燒掉房屋之用的。

    幸而現在交通發達了，非洲的蠅子也有些飛到中國來，我從它們的嗡嗡營營聲中，聽出了這一點點。

    （七月八日。）

    智識過剩

    虞明

    世界因為生產過剩，所以鬧經濟恐慌。雖然同時有三千萬以上的工人挨餓，但是糧食過剩仍舊是“客觀現實”，否則美國不會賒借麥粉給我們，我們也不會“豐收成災”。

    然而智識也會過剩的，智識過剩，恐慌就更大了。據說中國現行教育在鄉間提倡愈甚，則農村之破產愈速。這大概是智識的豐收成災了。美國因為棉花賤，所以在鏟棉田了。中國卻應當鏟智識。這是西洋傳來的妙法。

    西洋人是能幹的。五六年前，德國就嚷著大學生太多了，一些政治家和教育家，大聲疾呼的勸告青年不要進大學。現在德國是不但勸告，而且實行鏟除智識了：例如放火燒毀一些書籍，叫作家把自己的文稿吞進肚子去，還有，就是把一群群的大學生關在營房裏做苦工，這叫做“解決失業問題”。中國不是也嚷著文法科的大學生過剩嗎？其實何止文法科。就是中學生也太多了。要用“嚴厲的”會考製度，像鐵掃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數的智識青年刷回“民間”去。

    智識過剩何以會鬧恐慌？中國不是百分之八九十人還不識字嗎？然而智識過剩始終是“客觀現實”，而由此而來的恐慌，也是“客觀現實”。智識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軟。心活就會胡思亂想，心軟就不肯下辣手。結果，不是自己不鎮靜，就是妨害別人的鎮靜。於是災禍就來了。所以智識非鏟除不可。

    然而單是鏟除還是不夠的。必須予以適合實用之教育，第一，是命理學——要樂天知命，命雖然苦，但還是應當樂。第二，是識相學——要“識相點”，知道點近代武器的利害。至少，這兩種適合實用的學問是要趕快提倡的。提倡的方法很簡單：古代一個哲學家反駁唯心論，他說，你要是懷疑這碗麥飯的物質是否存在，那最好請你吃下去，看飽不飽。現在譬如說罷，要叫人懂得電學，最好是使他觸電，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飛機等類的效用，最好是在他頭上駕起飛機，擲下炸彈，看死不死……

    有了這樣的實用教育，智識就不過剩了。亞門！

    （七月十二日。）

    詩和豫言

    虞明

    豫言總是詩，而詩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過詩而已，詩卻往往比豫言還靈。

    例如辛亥革命的時候，忽然發現了：

    “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

    這幾句《推背圖》裏的豫言，就不過是“詩”罷了。那時候，何嚐隻有九十九把鋼刀？還是洋槍大炮來得厲害：該著洋槍大炮的後來畢竟占了上風，而隻有鋼刀的卻吃了大虧。況且當時的“胡兒”，不但並未“殺盡”，而且還受了優待，以至於現在還有“偽”溥儀出風頭的日子。所以當做豫言看，這幾句歌訣其實並沒有應驗。——死板的照著這類豫言去幹，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時候，有人特別打了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前線的戰士，結果，隻不過在古北口等處流流血，給人證明國難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這種豫言歌訣當做“詩”看，還可以“以意逆誌，自謂得之”。

    至於詩裏麵，卻的確有著極深刻的豫言。我們要找豫言，與其讀《推背圖》，不如讀詩人的詩集。也許這個年頭又是應當發現什麽的時候了罷，居然找著了這麽幾句：

    “此輩封狼從瘈狗，生平獵人如獵獸，

    萬人一怒不可回，會看太白懸其首。”

    （汪精衛著《雙照樓詩詞稿》：譯囂俄之《共和二年之戰士》）

    這怎麽叫人不“拍案叫絕”呢？這裏“封狼從瘈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卻偏偏把人當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獵，而人反而被獵！“萬人”的憤怒的確是不可挽回的了。囂俄這詩，是說的一七九三年（法國第一共和二年）的帝製黨，他沒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後還會有這樣的應驗。

    汪先生譯這幾首詩的時候，不見得會想到二三十年之後中國已經是白話的世界。現在，懂得這種文言詩的人越發少了，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處，正在似懂非懂之間，叫人在事情完全應驗之後，方才“恍然大悟”。這所謂“天機不可泄露也”。

    （七月二十日。）

    “推”的餘談

    豐之餘

    看過了《第三種人的“推”》，使我有所感：的確，現在“推”的工作已經加緊，範圍也擴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長江輪船的統艙，卻還沒有這樣的“推”得起勁。

    那時候，船票自然是要買的，但無所謂“買鋪位”，買的時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鋪位，一早帶著行李下船去罷，統艙裏全是空鋪，隻有三五個人們。但要將行李擱下空鋪去，可就窒礙難行了，這裏一條扁擔，那裏一束繩子，這邊一卷破席，那邊一件背心，人們中就跑出一個人來說，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時可以開會議，崇和平，買他下來，最高的價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戰鬥的英雄，可就容易對付了，隻要一聲不響，坐在左近，待到銅鑼一響，輪船將開，這些地盤主義者便抓了扁擔破席之類，一溜煙都逃到岸上去，拋下了賣剩的空鋪，一任你悠悠然擱上行李，打開睡覺了。倘或人浮於鋪，沒法容納，我們就睡在鋪旁，船尾，“第三種人”是不來“推”你的。隻有歇在房艙門外的人們，當賬房查票時卻須到統艙裏去避一避。

    至於沒有買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無疑的。手續是沒收物品之後，吊在桅杆或什麽柱子上，作要打之狀，但據我的目擊，真打的時候是極少的，這樣的到了最近的碼頭，便把他“推”上去。據茶房說，也可以“推”入貨艙，運回他下船的原處，但他們不想這麽做，因為“推”上最近的碼頭，他究竟走了一個碼頭，一個一個的“推”過去，雖然吃些苦，後來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種人”，好像比現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壓迫，令人煩冤，胡塗中看不清冤家，便以為家人路人，在阻礙了他的路，於是乎“推”。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惡別人了，這類人物一闊氣，出來的時候是要“清道”的。

    我並非眷戀過去，不過說，現在“推”的工作已經加緊，範圍也擴大了罷了。但願未來的闊人，不至於把我“推”上“反動”的碼頭去——則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查舊帳

    旅隼

    這幾天，聽濤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是現在的在朝者，先前還是在野時候的言論，給大家“聽其言而觀其行”，知道先後有怎樣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濤聲》裏，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這是查舊帳，翻開帳簿，打起算盤，給一個結算，問一問前後不符，是怎麽的，確也是一種切實分明，最令人騰挪不得的辦法。然而這辦法之在現在，可未免太“古道”了。

    古人是怕查這種舊帳的，蜀的韋莊窮困時，做過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較為通俗的《秦婦吟》，真弄得大家傳誦，待到他顯達之後，卻不但不肯編入集中，連人家的鈔本也想設法消滅了。當時不知道成績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從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這詩的鈔本，就可見是白用心機了的，然而那苦心卻也還可以想見。

    不過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殺舊帳，必須砍下腦袋，再行投胎。斬犯綁赴法場的時候，大叫道，“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為了另起爐灶，從新做人，非經過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煩得很。

    不過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殺舊帳，從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來，遲速真有郵信和電報之別。不怕迂緩一點的，就出一回洋，造一個寺，生一場病，遊幾天山；要快，則開一次會，念一卷經，演說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覺，做一首詩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兩個嘴巴，淌幾滴眼淚，也照樣能夠另變一人，和“以前之我”絕無關係。淨壇將軍搖身一變，化為鯽魚，在女妖們的大腿間鑽來鑽去，作者或自以為寫得出神入化，但從現在看起來，是連新奇氣息也沒有的。

    如果這樣變法，還覺得麻煩，那就白一白眼，反問道：“這是我的帳？”如果還嫌麻煩，那就眼也不白，問也不問，而現在所流行的卻大抵是後一法。

    “古道”怎麽能再行於今之世呢？竟還有人主張讀經，真不知是什麽意思？然而過了一夜，說不定會主張大家去當兵的，所以我現在經也沒有買，恐怕明天兵也未必當。

    （七月二十五日。）

    晨涼漫記

    孺牛

    關於張獻忠的傳說，中國各處都有，可見是大家都很以他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為奇特的人們中的一個。

    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是清初人之作，取曆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麵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的。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曆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著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懋生的《偉人論》那樣。惟須好壞俱有，有齧雪苦節的蘇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有半當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

    《蜀碧》一類的書，記張獻忠殺人的事頗詳細，但也頗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專在“為殺人而殺人”了。他其實是別有目的的。他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嚐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隻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

    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為心腹的人到兵們中間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即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象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我們對於別人的或公共的東西，不是也不很愛惜的麽？

    所以張獻忠的舉動，一看雖然似乎古怪，其實是極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殺的人們，怎麽會總是束手伸頸的等他殺，一定要清朝的肅王來射死他，這才作為奴才而得救，而還說這是前定，就是所謂“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但我想，這豫言詩是後人造出來的，我們不知道那時的人們真是怎麽想。

    （七月二十八日。）

    中國的奇想

    遊光

    外國人不知道中國，常說中國人是專重實際的。其實並不，我們中國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

    無論古今，誰都知道，一個男人有許多女人，一味縱欲，後來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也無效，簡直非“壽（？）終正寢”不可的。可是我們古人有一個大奇想，是靠了“禦女”，反可以成仙，例子是彭祖有多少女人而活到幾百歲。這方法和煉金術一同流行過，古代書目上還剩著各種的書名。不過實際上大約還是到底不行罷，現在似乎再沒有什麽人們相信了，這對於喜歡漁色的英雄，真是不幸得很。

    然而還有一種小奇想。那就是哼的一聲，鼻孔裏放出一道白光，無論路的遠近，將仇人或敵人殺掉。白光可又回來了，摸不著是誰殺的，既然殺了人，又沒有麻煩，多麽舒適自在。這種本傾，前年還有人想上武當山去尋求，直到去年，這才用大刀隊來替代了這奇想的位置。現在是連大刀隊的名聲也寂寞了。對於愛國的英雄，也是十分不幸的。

    然而我們新近又有了一個大奇想。那是一麵救國，一麵又可以發財，雖然各種彩票，近似賭博，而發財也不過是“希望”。不過這兩種已經關聯起來了卻是真的。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賭抽頭來維持的摩那科王國，但就常理說，則賭博大概是小則敗家，大則亡國；救國呢，卻總不免有一點犧牲，至少，和發財之路總是相差很遠的。然而發見了一致之點的是我們現在的中國，雖然還在試驗的途中。

    然而又還有一種小奇想。這回不用一道白光了，要用幾回啟事，幾封匿名的信件，幾篇化名的文章，使仇頭落地，而血點一些也不會濺著自己的洋房和洋服。並且映帶之下，使自己成名獲利。這也還在試驗的途中，不知道結果怎麽樣，但翻翻現成的文藝史，看不見半個這樣的人物，那恐怕也還是枉用心機的。

    狂賭救國，縱欲成仙，袖手殺敵，造謠買田，倘有人要編續《龍文鞭影》的，我以為不妨添上這四句。

    （八月四日。）

    豪語的折扣

    葦索

    豪語的折扣其實也就是文學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須打一個扣頭，連自白其可憐和無用也還是並非“不二價”的，更何況豪語。

    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語，可以不必說了；連留長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長吉，也說“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起來，簡直是毫不自量，想學刺客了。這應該折成零，證據是他到底並沒有去。南宋時候，國步艱難，陸放翁自然也是慷慨黨中的一個，他有一回說：“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實是去不得的，也應該折成零。——但我手頭無書，引詩或有錯誤，也先打一個折扣在這裏。

    其實，這故作豪語的脾氣，正不獨文人為然，常人或市儈，也非常發達。市上甲乙打架，輸的大抵說：“我認得你的！”這是說，他將如伍子胥一般，誓必複仇的意思。不過總是不來的居多，倘是智識分子呢，也許另用一些陰謀，但在粗人，往往這就是鬥爭的結局，說的是有口無心，聽的也不以為意，久成為打架收場的一種儀式了。

    舊小說家也早已看穿了這局麵，他寫暗娼和別人相爭，照例攻擊過別人的偷漢之後，就自序道：“老娘是指頭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馬……”底下怎樣呢？他任別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別人是決不那麽胡塗，會十足相信的，但仍得這麽說，恰如賣假藥的，包紙上一定印著“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樣，成為一種儀式了。

    但因時勢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廣告上，我們有時會看見自說“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真要驀地發生一種好像見了《七俠五義》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著就是“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章，均自負責”，卻身子一扭，土行孫似的不見了。予豈好“用其他筆名”哉？予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受著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櫃內的“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也時時和屋外“大廉價”的大旗互相輝映，不過他總有一個緣故：不是提倡國貨，就是紀念開張。

    所以，自打折扣，也還是沒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須再打它一下。

    （八月四日。）

    踢

    豐之餘

    兩月以前，曾經說過“推”，這回卻又來了“踢”。

    本月九日《申報》載六日晚間，有漆匠劉明山，楊阿坤，顧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黃浦灘太古碼頭納涼，適另有數人在左近聚賭，由巡邏警察上前驅逐，而劉顧兩人，竟被俄捕弄到水裏去，劉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說，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據顧洪生供，卻道：“我與劉，楊三人，同至太古碼頭乘涼，劉坐鐵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邊，……俄捕來先踢劉一腳，劉已立起要避開，又被踢一腳，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經不及，乃轉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經人救起的。”推事問：“為什麽要踢他？”答曰：“不知。”

    “推”還要抬一抬手，對付下等人是犯不著如此費事的，於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專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現在還添了白俄巡捕，他們將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手段，到我們這裏來施展了。我們也真是善於“忍辱負重”的人民，隻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話道：“吃了一隻外國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敗之後，都往山裏跑，這是我們的先帝軒轅氏趕他的。南宋敗殘之餘，就往海邊跑，這據說也是我們的先帝成吉思汗趕他的，趕到臨了，就是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進海裏去。我們中國人，原是古來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隻有水和空氣給與窮人。此說其實是不確的，窮人在實際上，那裏能夠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即使在碼頭上乘乘涼，也會無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罷，

    “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來相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為中國所禁止的，然而要豫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終於是落浦。

    時代在進步，輪船飛機，隨處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決不至於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國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這理由雖然簡單，卻也複雜，故漆匠顧洪生曰：“不知。”

    （八月十日。）

    “中國文壇的悲觀”

    旅隼

    文雅書生中也真有特別善於下淚的人物，說是因為近來中國文壇的混亂，好像軍閥割據，便不禁“嗚呼”起來了，但尤其痛心誣陷。

    其實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時代一去，而有一個“壇”，便不免有鬥爭，甚而至於謾罵，誣陷的。明末太遠，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實齋和袁子才，李蓴客和趙

    所以，無論中外古今，文壇上是總歸有些混亂，使文雅書生看得要“悲觀”的。但也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隻有配存在者終於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幹淨的處所。增加混亂的倒是有些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評，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為“一丘之貉”。這樣子，擾亂是永遠不會收場的。然而世間卻並不都這樣，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我們試想一想，林琴南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為時並不久，現在那裏去了？

    隻有近來的誣陷，倒象是頗為出色的花樣，但其實也並不比古時候更利害，證據是清初大興文字之獄的遺聞。況且鬧這樣玩意的，其實並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掛了招牌，而無貨色，隻好化為黑店，出賣人肉饅頭的小盜；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經弄過筆墨的人，然而這時卻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沒落，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

    曆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

    （八月十日。）

    秋夜紀遊

    遊光

    秋已經來了，炎熱也不比夏天小，當電燈替代了太陽的時候，我還是在馬路上漫遊。

    危險？危險令人緊張，緊張令人覺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險中漫遊，是很好的。

    租界也還有悠閑的處所，是住宅區。但中等華人的窟穴卻是炎熱的，吃食擔，胡琴，麻將，留聲機，垃圾桶，光著的身子和腿。相宜的是高等華人或無等洋人住處的門外，寬大的馬路，碧綠的樹，淡色的窗幔，涼風，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

    我生長農村中，愛聽狗子叫，深夜遠吠，聞之神怡，古人之所謂“犬聲如豹”者就是。倘或偶經生疏的村外，一聲狂嗥，巨獒躍出，也給人一種緊張，如臨戰鬥，非常有趣的。

    但可惜在這裏聽到的是吧兒狗。它躲躲閃閃，叫得很脆：汪汪！

    我不愛聽這一種叫。

    我一麵漫步，一麵發出冷笑，因為我明白了使它閉口的方法，是隻要去和它主子的管門人說幾句話，或者拋給它一根肉骨頭。這兩件我還能的，但是我不做。

    它常常要汪汪。

    我不愛聽這一種叫。

    我一麵漫步，一麵發出惡笑了，因為我手裏拿著一粒石子，惡笑剛斂，就舉手一擲，正中了它的鼻梁。

    嗚的一聲，它不見了。我漫步著，漫步著，在少有的寂寞裏。

    秋已經來了，我還是漫步著。叫呢，也還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閃閃了，聲音也和先前不同，距離也隔得遠了，連鼻子都看不見。

    我不再冷笑，不再惡笑了，我漫步著，一麵舒服的聽著它那很脆的聲音。

    （八月十四日。）

    “揩油”

    葦索

    “揩油”，是說明著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這不是“取回扣”或“取傭錢”，因為這是一種秘密；但也不是偷竊，因為在原則上，所取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說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謂之“舞弊”罷。然而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闊人、洋商的東西，而且所取又不過一點點，恰如從油水汪洋的處所，揩了一下，於人無損，於揩者卻有益的，並且也不失為損富濟貧的正道。設法向婦女調笑幾句，或乘機摸一下，也謂之“揩油”，這雖然不及對於金錢的名正言順，但無大損於被揩者則一也。

    表現得最分明的是電車上的賣票人。純熟之後，他一麵留心著可揩的客人，一麵留心著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付錢而不給票，客人本該索取的，然而很難索取，也很少見有人索取，因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同是中國人，當然有幫忙的義務，一索取，就變成幫助洋商了。這時候，不但賣票人要報你憎惡的眼光，連同車的客人也往往不免顯出以為你不識時務的臉色。

    然而彼一時，此一時，如果三等客中有時偶缺一個銅元，你卻隻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車，這時他就不肯通融，變成洋商的忠仆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門丁、西崽之類閑談起來，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這手段將更加展開，這品格將變成高尚，這行為將認為正當，這將算是國民的本領，和對於帝國主義的複仇。打開天窗說亮話，其實，所謂“高等華人”也者，也何嚐逃得出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飯”朋友那樣，賣票人是還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錢而不給票來了，他就默然認罰，決不說沒有收過錢，將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旅隼

    看見了講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國一向怎樣教育兒童來。

    現在自然是各式各樣的教科書，但在村塾裏也還有《三字經》和《百家姓》。清朝末年，有些人讀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神童詩》，誇著“讀書人”的光榮；有些人讀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的《幼學瓊林》，教著做古文的濫調。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聽說，唐末宋初用過《太公家教》，久已失傳，後來才從敦煌石窟中發現，而在漢朝，是讀《急就篇》之類的。

    就是所謂“教科書”，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變化了多少。忽而這麽說，忽而那麽說，今天是這樣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樣的主張，不加“教育”則已，一加“教育”，就從學校裏造成了許多矛盾衝突的人，而且因為舊的社會關係，一麵也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學究。倘有人作一部曆史，將中國曆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熏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雖然他也許不過是一條蟲）下。

    《自由談》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為對於這工作，是很有勝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於此者乎？現在提出這問題，蓋亦知易行難，遂隻得空口說白話，而望墾辟於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為翻譯辯護

    洛文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雲”。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隻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裏：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隻有一種馬君武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裏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麽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幹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麽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曆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麽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爬和撞

    荀繼

    從前梁實秋教授曾經說過：窮人總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不但窮人，奴隸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機會，連奴隸也會覺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為這正是他自己。這樣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種地，揀大糞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儉，背著苦惱的命運，和自然奮鬥著，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麽多，而路隻有一條，十分擁擠。老實的照著章程規規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聰明人就會推，把別人推開，推倒，踏在腳底下，踹著他們的肩膀和頭頂，爬上去了。大多數人卻還隻是爬，認定自己的冤家並不在上麵，而隻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們大都忍耐著一切，兩腳兩手都著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沒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會漸漸的侵蝕善良的人心，至少，也會發生跪著的革命。於是爬之外，又發明了撞。

    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從地上站起來，所以在你的背後猛然的叫一聲：撞罷。一個個發麻的腿還在抖著，就撞過去。這比爬要輕鬆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蓋也不必移動，隻要橫著身子，晃一晃，就撞過去。撞得好就是五十萬元大洋，妻，財，子，祿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過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麽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舊可以爬。何況有些人不過撞著玩罷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從童生到狀元，從小癟三到康白度。撞卻似乎是近代的發明。要考據起來，恐怕隻有古時候“小姐拋彩球”有點像給人撞的辦法。小姐的彩球將要拋下來的時候，——一個個想吃天鵝肉的男子漢仰著頭，張著嘴，饞涎拖得幾尺長……可惜，古人究竟呆笨，沒有要這些男子漢拿出幾個本錢來，否則，也一定可以收著幾萬萬的。

    爬得上的機會越少，願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麵的人們，就天天替你們製造撞的機會，叫你們化些小本錢，而豫約著你們名利雙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機會，雖然比爬得上的還要少得多，而大家都願意來試試的。這樣，爬了來撞，撞不著再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八月十六日。）

    各種捐班

    洛文

    清朝的中葉，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這一夥。財主少爺吃得油頭光臉，忽而忙了幾天，頭上就有一粒水晶頂，有時還加上一枝藍翎，滿口官話，說是“今天天氣好”了。

    到得民國，官總算說是沒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實際上倒是開展了起來。連“學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頂戴。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錢。隻要有錢，就什麽都容易辦了。譬如，要捐學者罷，那就收買一批古董，結識幾個清客，並且雇幾個工人，拓出古董上麵的花紋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書，名之曰“什麽集古錄”或“什麽考古錄”。李富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學家”也用不著什麽新花樣。隻要開一隻書店，拉幾個作家，雇一些幫閑，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紋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應該代以電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為這才是新時代的美術。“愛美”的人物在中國還多得很，而“文學家”或“藝術家”也就這樣的起來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學者文人也不會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賣現錢，古董將來也會有洋鬼子肯出大價的。

    這又叫作“名利雙收”。不過先要能“投資”，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學士也就不大值錢了。

    而現在還值錢，所以也還會有人忙著做人名辭典，造文藝史，出作家論，編自傳。我想，倘作曆史的著作，是應該像將文人分為羅曼派，古典派一樣，另外分出一種“捐班”派來的，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隻好硬挺，是不是？

    （八月二十四日。）

    四庫全書珍本

    豐之餘

    現在除兵爭、政爭等類之外，還有一種倘非閑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庫全書》中的“珍本”之爭。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學界卻以為庫本有刪改，有錯誤，如果有別本可得，就應該用別的“善本”來替代。

    但是，學界的主張，是不會通過的，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這理由很分明，就因為要趕快。四省不見，九島出脫，不說也罷，單是黃河的出軌舉動，也就令人覺得岌岌乎不可終日，要做生意就得趕快。況且“欽定”二字，至今也還有一點威光，“禦醫”“貢緞”，就是與眾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國，拿破侖的藏書在拍賣場上還是比平民的藏書值錢；歐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學者”，講中國就會引用《欽定圖書集成》，這是中國的考據家所不肯玩的玩藝。但是，也可見印了“欽定”過的“珍本”，在外國，生意總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國，恐怕生意也還是“珍本”好。因為這可以做擺飾，而“善本”卻不過能合於實用。能買這樣的書的，決非窮措大也可想，則買去之後，必將供在客廳上也亦可知。這類的買主，會買一個商周的古鼎，擺起來；不得已時，也許買一個假古鼎，擺起來；但他決不肯買一個沙鍋或鐵鑊，擺在紫檀桌子上。因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並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於實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書也是一種風氣，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為錯字，隨手亂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錯了，所以使後來的考據家為之搖頭歎氣，說是“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這回的《四庫全書》中的“珍本”是影印的，決無改錯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無意的錯字，有故意的刪改，並且因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沒下去，將來的認真的讀者如果偶爾得到這樣的本子，恐怕總免不了要有搖頭歎氣第二回。

    然而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因為“將來”的事，和現在的官商是不相幹了。

    （八月二十四日。）

    新秋雜識

    旅隼

    門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兩隊螞蟻在打仗。

    童話作家愛羅先珂的名字，現在是已經從讀者的記憶上漸漸淡下去了，此時我卻記起了他的一種奇異的憂愁。他在北京時，曾經認真的告訴我說：我害怕，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人發明一種方法，隻要怎麽一來，就能使人們都成為打仗的機器的。

    其實是這方法早經發明了，不過較為煩難，不能“怎麽一來”就完事。我們隻要看外國為兒童而作的書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為大宗，就知道這正是製造打仗機器的設備，製造是必須從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入手的。

    不但人們，連昆蟲也知道。螞蟻中有一種武士蟻，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業，是專在攻擊別種螞蟻，掠取幼蟲，使成奴隸，給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決不掠取成蟲，因為已經難施教化。它所掠取的一定隻限於幼蟲和蛹，使在盜窟裏長大，毫不記得先前，永遠是愚忠的奴隸，不但服役，每當武士蟻出去劫掠的時候，它還跟在一起，幫著搬運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蟲和蛹去了。

    但在人類，卻不能這麽簡單的造成一律。這就是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

    然而製造者也決不放手。孩子長大，不但失掉天真，還變得呆頭呆腦，是我們時時看見的。經濟的雕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學術文藝書籍，不是教科書，便是兒童書，黃河決口似的向孩子們滾過去。但那裏麵講的是什麽呢？要將我們的孩子們造成什麽東西呢？卻還沒有看見戰鬥的批評家論及，似乎已經不大有人注意將來了。

    反戰會議的消息不很在日報上看到，可見打仗也還是中國人的嗜好，給它一個冷淡，正是違反了我們的嗜好的證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著武士蟻去搬運敗者的幼蟲，也還不失為一種為奴的勝利。但是，人究竟是“萬物之靈”，這樣那裏能就夠。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製造打仗機器的蟻塚，打掉毒害小兒的藥餌，打掉陷沒將來的陰謀：這才是人的戰士的任務。

    （八月二十八日。）

    幫閑法發隱

    桃椎

    吉開迦爾是丹麥的憂鬱的人，他的作品，總是帶著悲憤。不過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見了這樣的幾句——

    “戲場裏失了火。醜角站在戲台前，來通知了看客。大家以為這是醜角的笑話，喝采了。醜角又通知說是火災。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結在當作笑話的開心的人們的大家歡迎之中的罷。”

    不過我的所以覺得有趣的，並不專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幫閑們的伎倆。幫閑，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

    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醜角身份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如果是殺人，他就來講當場的情形，偵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豔屍”，或介紹她的日記。如果是暗殺，他就來講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戀愛呀，遺聞呀……人們的熱情原不是永不弛緩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這位打諢的腳色，卻變成了文學者。

    假如有一個人，認真的在告警，於凶手當然是有害的，隻要大家還沒有僵死。但這時他就又以醜角身份而出現了，仍用打諢，從旁裝著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裏也化為醜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邊都化為笑話。聳肩裝窮，以表現對方之闊，卑躬歎氣，以暗示對方之傲；使大家心裏想：這告警者原來都是虛偽的。幸而幫閑們還多是男人，否則它簡直會說告警者曾經怎樣調戲它，當眾羅列淫辭，然後作自殺以明恥之狀也說不定。周圍搗著鬼，無論如何嚴肅的說法也要減少力量的，而不利於凶手的事情卻就在這疑心和笑聲中完結了。它呢？這回它倒是道德家。

    當沒有這樣的事件時，那就七日一報，十日一談，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裏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是自然也開心的。但是，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

    （八月二十八日。）

    登龍術拾遺

    葦索

    章克標先生做過一部《文壇登龍術》，因為是預約的，而自己總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誦的幸運，隻在《論語》上見過廣告，解題和後記。但是，這真不知是那裏來的“煙士披裏純”，解題的開頭第一段，就有了絕妙的名文——

    “登龍是可以當作乘龍解的，於是登龍術便成了乘龍的技術，那是和騎馬駕車相類似的東西了。但平常乘龍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壇似非女性，也不致於會要招女婿，那麽這樣解釋似乎也有引起別人誤會的危險。”……

    確實，查看廣告上的目錄，並沒有“做女婿”這一門，然而這卻不能不說是“智者千慮”的一失，似乎該有一點增補才好，因為文壇雖然“不致於會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

    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幸，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嶽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贅婿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聲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於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但其為文人也，又必須是唯美派，試看王爾德遺照，盤花鈕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閫。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濫交頑童，窮死異國，假如有錢，何至於此。所以倘欲登龍，也要乘龍，“書中自有黃金屋”，早成古話，現在是“金中自有文學家”當令了。

    但也可以從文壇上去做女婿。其術是時時留心，尋一個家裏有些錢，而自己能寫幾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報，尊之為“女詩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電影上那樣的屈一膝跪下，說道“我的生命嗬，阿呀呀，我悲哀呀！”——則由登龍而乘龍，又由乘龍而更登龍，十分美滿。然而富女詩人未必一定愛窮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難，這一法，在這裏隻算是《登龍術拾遺》的附錄，請勿輕用為幸。

    （八月二十八日。）

    由聾而啞

    洛文

    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並非喉舌不能說話的，隻因為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為誰也不過張著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隻好嗚嗚啞啞了。所以勃蘭兌斯歎丹麥文學的衰微時，曾經說：文學的創作，幾乎完全死滅了。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或則除在新聞和雜誌之外，絕不能惹起一點論爭。我們看不見強烈的獨創的創作。加以對於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於是精神上的“聾”，那結果，就也招致了“啞”來。（《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這幾句話，也可以移來批評中國的文藝界，這現象，並不能全歸罪於壓迫者的壓迫，五四運動時代的啟蒙運動者和以後的反對者，都應該分負責任的。前者急於事功，竟沒有譯出什麽有價值的書籍來，後者則故意遷怒，至罵翻譯者為媒婆，有些青年更推波助瀾，有一時期，還至於連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時，也就詆之曰“炫學”。

    今竟何如？三開間店麵的書鋪，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裏麵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冊，真如披沙揀金之難。自然，生得又高又胖並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麽ABC”裏，卻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幹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因為多年買空賣空的結果，文界就荒涼了，文章的形式雖然比較的整齊起來，但戰鬥的精神卻較前有退無進。文人雖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為了出力的吹，殼子大了，裏麵反顯得更加空洞。於是誤認這空虛為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說給讀者們；其甚者還至於擺出他心的腐爛來，算是一種內麵的寶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試看今年的選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續”之感。用秕穀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

    但紹介國外思潮，翻譯世界名作，凡是運輸精神的糧食的航路，現在幾乎都被聾啞的製造者們堵塞了，連洋人走狗，富戶贅郎，也會來哼哼的冷笑一下。他們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為“末人”，非弄到大家隻能看富家兒和小癟三所賣的春宮，不肯罷手。甘為泥土的作者和譯者的奮鬥，是已經到了萬不可緩的時候了，這就是竭力運輸些切實的精神的糧食，放在青年們的周圍，一麵將那些聾啞的製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門裏麵去。

    （八月二十九日。）

    新秋雜識（二）

    旅隼

    八月三十日的夜裏，遠遠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來，一時來不及細想，以為“抵抗”又開頭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這才定了心。接著又想：大約又是什麽節氣了罷？……待到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原來昨夜是月蝕，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們的同胞、異胞（我們雖然大家自稱為黃帝子孫，但蚩尤的子孫想必也未嚐死絕，所以謂之“異胞”）在示威，要將月亮從天狗嘴裏救出。

    再前幾天，夜裏也很熱鬧。街頭巷尾，處處擺著桌子，上麵有麵食、西瓜；西瓜上麵叮著蒼蠅、青蟲、蚊子之類，還有一桌和尚，口中念念有詞：“回豬玀普米呀吽！唵呀吽！吽！！”這是在放焰口，施餓鬼。到了盂蘭盆節了，餓鬼和非餓鬼，都從陰間跑出，來看上海這大世麵，善男信女們就在這時盡地主之誼，托和尚“唵呀吽”的彈出幾粒白米去，請它們都飽飽的吃一通。

    我是一個俗人，向來不大注意什麽天上和陰間的，但每當這些時候，卻也不能不感到我們的還在人間的同胞們和異胞們的思慮之高超和妥帖。別的不必說，就在這不到兩整年中，大則四省，小則九島，都已變了旗色了，不久還有八島。不但救不勝救，即使想要救罷，一開口，說不定自己就危險（這兩句，印後成了“於勢也有所未能”）。所以最妥當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價響，天狗決不至於來咬，月亮裏的酋長（假如有酋長的話）也不會出來禁止，目為反動的。救人也一樣，兵災，旱災，蝗災，水災……災民們不計其數，幸而暫免於災殃的小民，又怎麽能有一個救法？那自然遠不如救魂靈，事省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同其功德。這就是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君子務其大者遠者”，亦此之謂也。

    而況“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尊俎而代之”，也是古聖賢的明訓，國事有治國者在，小民是用不著吵鬧的。不過曆來的聖帝明王，可又並不卑視小民，倒給與了更高超的自由和權利，就是聽你專門去救宇宙和魂靈。這是太平的根基，從古至今，相沿不廢，將來想必也不至於便廢。記得那是去年的事了，滬戰初停，日兵漸漸的走上兵船和退進營房裏麵去，有一夜也是這麽劈劈拍拍起來，時候還在“長期抵抗”中，日本人又不明白我們的國粹，以為又是第幾路軍前來收複失地了，立刻放哨，出兵……亂烘烘的鬧了一通，才知道我們是在救月亮，他們是在見鬼。“哦哦！成程（Naruhodo＝原來如此）！”驚歎和佩服之餘，於是恢複了平和的原狀。今年呢，連哨也沒有放，大約是已被中國的精神文明感化了。

    現在的侵略者和壓製者，還有像古代的暴君一樣，竟連奴才們的發昏和做夢也不準的麽？……

    （八月三十一日。）

    男人的進化

    虞明

    說禽獸交合是戀愛未免有點褻瀆。但是，禽獸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認的。它們在春情發動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難免“卿卿我我”的來一陣。固然，雌的有時候也會裝腔做勢，逃幾步又回頭看，還要叫幾聲，直到實行“同居之愛”為止。禽獸的種類雖然多，它們的“戀愛”方式雖然複雜，可是有一件事是沒有疑問的：就是雄的不見得有什麽特權。

    人為萬物之靈，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領大。最初原是馬馬虎虎的，可是因為“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緣故，娘兒們曾經“統治”過一個時期，那時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後來的族長還要威風。後來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黴：項頸上，手上，腳上，全都鎖上了鏈條，扣上了圈兒，環兒，——雖則過了幾千年這些圈兒環兒大都已經變成了金的銀的，鑲上了珍珠寶鑽，然而這些項圈，鐲子，戒指等等，到現在還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隸，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愛”她了。古代部落之間的戰爭，結果俘虜會變成奴隸，女俘虜就會被強奸。那時候，大概春情發動期早就“取消”了，隨時隨地男主人都可以強奸女俘虜，女奴隸。現代強盜惡棍之流的不把女人當人，其實是大有酋長式武士道的遺風的。

    但是，強奸的本領雖然已經是人比禽獸“進化”的一步，究竟還隻是半開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腳，能有多大興趣？自從金錢這寶貝出現之後，男人的進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買賣，性欲自然並非例外。男人化幾個臭錢，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東西。而且他可以給她說：我並非強奸你，這是你自願的，你願意拿幾個錢，你就得如此這般，百依百順，咱們是公平交易！蹂躪了她，還要她說一聲“謝謝你，大少”。這是禽獸幹得來的麽？所以嫖妓是男人進化的頗高的階段了。

    同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卻要比嫖妓更高明。這製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終身的活財產，當新婦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時候，她隻有義務，她連講價錢的自由也沒有，何況戀愛。不管你愛不愛，在周公孔聖人的名義之下，你得從一而終，你得守貞操。男人可以隨時使用她，而她卻要遵守聖賢的禮教，即使“隻在心裏動了惡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對雌狗用起這樣巧妙而嚴厲的手段來，雌的一定要急得“跳牆”。然而人卻隻會跳井，當節婦，貞女，烈女去。禮教婚姻的進化意義，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男人會用“最科學的”學說，使得女人雖無禮教，也能心甘情願地從一而終，而且深信性欲是“獸欲”，不應當作為戀愛的基本條件；因此發明“科學的貞操”，——那當然是文明進化的頂點了。

    嗚呼，人——男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自注：這篇文章是衛道的文章。

    （九月三日。）

    同意和解釋

    虞明

    上司的行動不必征求下屬的同意，這是天經地義。但是，有時候上司會對下屬解釋。

    新進的世界聞人說：“原人時代就有威權，例如人對動物，一定強迫它們服從人的意誌，而使它們拋棄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動物的同意。”這話說得透徹。不然，我們那裏有牛肉吃，有馬騎呢？人對人也是這樣。

    日本耶教會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聖經上說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來屠殺猶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猶太人，實現《舊約》上的豫言。”這也顯然不征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殺猶太人的白人並未征求過猶太人的同意一樣。日本的大人老爺在中國製造“國難”，也沒有征求中國人民的同意。——至於有些地方的紳董，卻去征求日本大人的同意，請他們來維持地方治安，那卻又當別論。總之，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騎馬等等，就必須宣布自己是上司，別人是下屬；或是把人比做動物，或是把自己作為天使。

    但是，這裏最要緊的還是“武力”，並非理論。不論是社會學或是基督教的理論，都不能夠產生什麽威權。原人對於動物的威權，是產生於弓箭等類的發明的。至於理論，那不過是隨後想出來的解釋。這種解釋的作用，在於製造自己威權的宗教上，哲學上，科學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據，使得奴隸和牛馬恍然大悟這世界的公律，而拋棄一切翻案的夢想。

    當上司對於下屬解釋的時候，你做下屬的切不可誤解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為即使你絕對的不同意，他還是幹他的。他自有他的夢想，隻要金銀財寶和飛機大炮的力量還在他手裏，他的夢想就會實現；而你的夢想卻終於隻是夢想，——萬一實現了，他還說你抄襲他的動物主義的老文章呢。

    據說現在的世界潮流，正是龐大權力的政府的出現，這是十九世紀人士所夢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誌不用說了；就是英國的國民政府，“它的實權也完全屬於保守黨一黨”。“美國新總統所取得的措置經濟複興的權力，比戰爭和戒嚴時期還要大得多”。大家做動物，使上司不必征求什麽同意，這正是世界的潮流。懿歟盛哉，這樣的好榜樣，那能不學？

    不過，我這種解釋還有點美中不足：中國自己的秦始皇帝焚書坑儒，中國自己的韓退之等說：“民不出米粟麻絲以事其上則誅。”這原是國貨，何苦違背著民族主義，引用外國的學說和事實──長他人威風，滅自己誌氣呢？

    （九月三日。）

    文床秋夢

    遊光

    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麽著，人就不能不這麽著。所謂“文人”當然也不至於例外，吃得飽飽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夢；而現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夢威嚴起來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濤聲》上，有一封自名為“林丁”先生的給編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說——

    “……之爭，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詳道。然而彼此摧殘，則在傍觀人看來，卻不能不承是整個文壇的不幸。……我以為各人均應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餘事可一概不提。……”

    前兩天，還有某小報上的不署名的社談，它對於早些日子餘、趙的剪竊問題之爭，也非常氣憤——

    “……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作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幹淨之一日。”

    張獻忠自己要沒落了，他的行動就不問“孰是孰非”，隻是殺。清朝的官員，對於原被兩造，不問青紅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確也偶爾會有的，這是因為滿洲還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舊夢。某小報上的無名子先生可還要比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經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罰”下等華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個問題是在怎樣才能夠“一朝大權在握”？文弱書生死樣活氣，怎麽做得到權臣？先前，還可以希望招駙馬，一下子就飛黃騰達，現在皇帝沒有了，即使滿臉塗著雪花膏，也永遠遇不到公主的青睞；至多，隻可以希圖做一個富家的姑爺而已。而捐官的辦法，又早經取消，對於“大權”，還是隻能像狐狸的遇著高處的葡萄一樣，仰著白鼻子看看。文壇的完整和幹淨，恐怕實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時候，曾經在出版界上發現了“文丐”，接著又發現了“文氓”，但這種威風凜凜的人物，卻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發見的，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文官”罷。看文學史，文壇是常會有完整而幹淨的時候的，但誰曾見過這文壇的澄清，會和這類的“文官”們有絲毫關係的呢。

    不過，夢是總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麽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請安息罷，候補的少大人們！

    （九月五日。）

    電影的教訓

    孺牛

    當我在家鄉的村子裏看中國舊戲的時候，是還未被教育成“讀書人”的時候，小朋友大抵是農民。愛看的是翻筋鬥，跳老虎，一把煙焰，現出一個妖精來；對於劇情，似乎都不大和我們有關係。大麵和老生的爭城奪地，小生和正旦的離合悲歡，全是他們的事，捏鋤頭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決不會登壇拜將，或上京赴考的。但還記得有一出給了感動的戲，好像是叫作《斬木誠》。一個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殺不可了，他家裏有一個老家丁，麵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壯的動作和歌聲，真打動了看客的心，使他們發見了自己的好模範。因為我的家鄉的農人，農忙一過，有些是給大戶去幫忙的。為要做得像，臨刑時候，主母照例的必須去“抱頭大哭”，然而被他踢開了，雖在此時，名分也得嚴守，這是忠仆，義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電影的時候，卻早是成為“下等華人”的了，看樓上坐著白人和闊人，樓下排著中等和下等的“華胄”，銀幕上現出白色兵們打仗，白色老爺發財，白色小姐結婚，白色英雄探險，令看客佩服，羨慕，恐怖，自己覺得做不到。但當白色英雄探險非洲時，卻常有黑色的忠仆來給他開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備第二次探險時，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記起了死者，臉色一沉，銀幕上就現出一個他記憶上的黑色的麵貌。黃臉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臉色一沉：他們被感動了。

    幸而國產電影也在掙紮起來，聳身一跳，上了高牆，舉手一揚，擲出飛劍，不過這也和十九路軍一同退出上海，現在是正在準備開映屠格納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蠶》了。當然，這是進步的。但這時候，卻先來了一部竭力宣傳的《瑤山豔史》。

    這部片子，主題是“開化瑤民”，機鍵是“招駙馬”，令人記起《四郎探母》以及《雙陽公主追狄》這些戲本來。中國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偉論，近來不大聽到了，要想去開化，自然隻好退到苗瑤之類的裏麵去，而要成這種大事業，卻首先須“結親”，黃帝子孫，也和黑人一樣，不能和歐亞大國的公主結親，所以精神文明就無法傳播。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關於翻譯（上）

    洛文

    因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從〈為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為榮幸的，並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裏，我卻又想起一個隨便講講，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譯者：當係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產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為最優秀’。在我以為此地所謂‘Academia’者，當指法國翰林院。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為什麽樓先生那樣地濫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Academia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麵。現在卻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麽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麵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在事實上，我曾經見過蘇聯的Academia新譯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談》，還有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英國的《魯濱孫漂流記》；在報章上，則記載過在為托爾斯泰印選集，為歌德編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爾德蘭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傳者，而且是王朝主義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紀初德意誌布爾喬亞的文豪歌德來，那作品也不至於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蘇聯來給他出一本選集，實在是很可能的。不過在這些書籍之前，想來一定有詳序，加以仔細的分析和正確的批評。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它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呆子，但因為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裏也不敢去，卻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麽呢？批評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補記：這一篇沒有能夠刊出。

    （九月十五日。）

    關於翻譯（下）

    洛文

    但我在那《為翻譯辯護》中，所希望於批評家的，實在有三點：一、指出壞的；二、獎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實做的是第一句。以後呢，可能有別的批評家來做其次的文章，想起來真是一個大疑問。

    所以我要再來補充幾句：倘連較好的也沒有，則指出壞的譯本之後，並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還可以於讀者有益處。

    此後的譯作界，恐怕是還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論民窮財盡，即看地麵和人口，四省是給日本拿去了，一大塊在水淹，一大塊在旱，一大塊在打仗，隻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讀者是減少了許許多了。因為銷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機，欺騙，而拿筆的人也因此隻好更投機，欺騙。即有不願意欺騙的人，為生計所壓迫，也總不免比較的粗製濫造，增出些先前所沒有的缺點來。走過租界的住宅區鄰近的馬路，三間門麵的水果店，晶瑩的玻璃窗裏是鮮紅的蘋果，通黃的香蕉，還有不知名的熱帶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這地方，中國人是很少進去的，買不起。我們大抵隻好到同胞擺的水果攤上去，化幾文錢買一個爛蘋果。

    蘋果一爛，比別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買的，不過我們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脾氣：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愛人身上生幾個瘡，固然不至於就請律師離婚，但對於作者，作品，譯品，卻總歸比較的嚴緊，蕭伯納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個作家，也不好；譯者是“大學教授，下職官員”，更不好。好的又不出來，怎麽辦呢？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吃爛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著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這麽一辦，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

    但這一類的批評，在中國還不大有，即以《自由談》所登的批評為例，對於《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就是專指爛疤的；記得先前有一篇批評鄒韜奮先生所編的《高爾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幾個缺點之外，也沒有別的話。前者我沒有看過，說不出另外可有什麽可取的地方，但後者卻曾經翻過一遍，覺得除批評者所指摘的缺點之外，另有許多記載作者的勇敢的奮鬥，胥吏的卑劣的陰謀，是很有益於青年作家的，但也因為有了爛疤，就被拋在筐子外麵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評家來做剜爛蘋果的工作，這正如“拾荒”一樣，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新秋雜識（三）

    旅隼

    “秋來了！”

    秋真是來了，晴的白天還好，夜裏穿著洋布衫就覺得涼颼颼。報章上滿是關於“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責秋等等。為了趨時，也想這麽的做一點，然而總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類，恐怕也要福氣的，實在令人羨慕得很。

    記得幼小時，有父母愛護著我的時候，最有趣的是生點小毛病，大病卻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險的。生了小病，懶懶的躺在床上，有些悲涼，又有些嬌氣，小苦而微甜，實在好像秋的詩境。嗚呼哀哉，自從流落江湖以來，靈感卷逃，連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學家的名文，說是秋花為之慘容，大海為之沉默雲雲，隻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從來沒有見過秋花為了我在悲哀，忽然變了顏色；隻要有風，大海是總在呼嘯的，不管我愛鬧還是愛靜。

    冰瑩女士的佳作告訴我們：“晨是學科學的，但在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誌趣，存在他腦海中的隻有一個盡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這也是一種福氣。科學我學的很淺，隻讀過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但是，它那些教訓，花是植物的生殖機關呀，蟲鳴鳥囀，是在求偶呀之類，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閑逛荒場，聽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鳴叫，覺得好像是美景，詩興勃發，就做了兩句新詩——

    野菊的生殖器下麵，

    蟋蟀在吊膀子。

    寫出來一看，雖然比粗人們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對於新詩人的由“煙士披離純”而來的詩，還是“相形見絀”。寫得太科學，太真實，就不雅了，如果改作舊詩，也許不至於這樣。生殖機關，用嚴又陵先生譯法，可以謂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語源，但據老於上海者說，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來的，引伸為誘惑或追求異性的意思。吊者，掛也，亦即相挾持。那麽，我的詩就譯出來了——

    野菊性官下，

    鳴蛩在懸肘。

    雖然很有些費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們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現在也還是一個做文豪的秘訣呀。質之“新詩人”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為何如？

    （九月十四日。）

    禮

    葦索

    看報，是有益的，雖然有時也沉悶。例如罷，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到這一天，報上照例得有幾塊記載，幾篇文章。但這事真也鬧得太重疊，太長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過了，明年也許還可用，隻要沒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為反正總隻能說這幾句話。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會覺得沉悶，看不出新的啟示來。

    然而我還是看。今天偶然看見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鄧文的記事，首先是報告，其次是演講，最末，是“禮成，奏樂散會”。

    我於是得了新的啟示：凡紀念，《禮》而已矣。

    中國原是“禮義之邦”，關於禮的書，就有三大部，連在外國也譯出了，我真特別佩服《儀禮》的翻譯者。事君，現在可以不談了；事親，當然要盡孝，但歿後的辦法，則已歸入祭禮中，各有儀，就是現在的拜忌日，做陰壽之類。新的忌日添出來，舊的忌日就淡一點，“新鬼大，故鬼小”也。我們的紀念日也是對於舊的幾個比較的不起勁，而新的幾個之歸於淡漠，則隻好以俟將來，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樣的。有人說，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真是有識見。

    中國又原是“禮讓為國”的，既有禮，就必能讓，而愈能讓，禮也就愈繁了。總之，這一節不說也罷。

    古時候，或以黃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現在呢，恐怕是入於以禮治天下的時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責備民眾的對於紀念日的淡漠是錯的，《禮》曰：“禮不下庶人”；舍不得物質上的什麽東西也是錯的，孔子不雲乎，“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靜靜的等著別人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禮也。

    （九月二十日。）

    打聽印象

    桃椎

    五四運動以後，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種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於中國的印象。

    羅素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宴，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麽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為他滑頭。

    蕭伯納周遊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群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麽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幹。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為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餘，異常愉快，今次遊覽觀感所得，對於貴國政府及國民，有極度良好之印象，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於招出什麽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麽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於自己中國的印象怎麽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麽說呢？說我們像渾水裏的魚，活得胡裏胡塗，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聽印象，就恰如求簽問卜，自己心裏先自狐疑著了的緣故。

    我們裏麵，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幹”。至於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這麽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宴羅素，而憤憤於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而發跡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並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後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答案，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九月二十日。）

    吃教

    豐之餘

    達一先生在《文統之夢》裏，因劉勰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不但采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注解。唐有三教辯論，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麽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裏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為了迫壓，倒因為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為“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嚐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吃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有宜合吃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勰亦然，蓋僅由“不撤薑食”一變而為吃齋，於胃髒裏的分量原無差別，何況以和尚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失為一種“天經地義”呢？

    （九月二十七日。）

    喝茶

    豐之餘

    某公司又在廉價了，去買了二兩好茶葉，每兩洋二角。開首泡了一壺，怕它冷得快，用棉襖包起來，卻不料鄭重其事的來喝的時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著的粗茶差不多，顏色也很重濁。

    我知道這是自己錯誤了，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於是用蓋碗。果然，泡了之後，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確是好茶葉。但這是須在靜坐無為的時候的，當我正寫著《吃教》的中途，拉來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覺的滑過去，像喝著粗茶一樣了。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幹欲裂的時候，那麽，即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窨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麽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麽“悲哉秋之為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戟，一方麵也就是一種“清福”，但在老農，卻隻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

    於是有人以為這種細膩銳敏的感覺，當然不屬於粗人，這是上等人的牌號。然而我恐怕也正是這牌號就要倒閉的先聲。我們有痛覺，一方麵是使我們受苦的，而一方麵也使我們能夠自衛。假如沒有，則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將茫無知覺，直到血盡倒地，自己還不明白為什麽倒地。但這痛覺如果細膩銳敏起來呢，則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覺得，連衣服上的接縫，線結，布毛都要覺得，倘不穿“無縫天衣”，他便要終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裝銳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覺的細膩和銳敏，較之麻木，那當然算是進步的，然而以有助於生命的進化為限。如果不相幹，甚而至於有礙，那就是進化中的病態，不久就要收梢。我們試將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較，就明白究竟是誰活得下去。喝過茶，望著秋天，我於是想：不識好茶，沒有秋思，倒也罷了。

    （九月三十日。）

    禁用和自造

    孺牛

    據報上說，因為鉛筆和墨水筆進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筆了。

    我們且不說飛機大炮，美棉美麥，都非國貨之類的迂談，單來說紙筆。

    我們也不說寫大字，畫國畫的名人，單來說真實的辦事者。在這類人，毛筆卻是很不便當的。硯和墨可以不帶，改用墨汁罷，墨汁也何嚐有國貨。而且據我的經驗，墨汁也並非可以常用的東西，寫過幾千字，毛筆便被膠得不能施展。倘若安硯磨墨，展紙舔筆，則即以學生的抄講義而論，速度恐怕總要比用墨水筆減少三分之一，他隻好不抄，或者要教員講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時間，被白費了三分之一了。

    所謂“便當”，並不是偷懶，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由此做成較多的事情。這就是節省時間，也就是使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於延長了人的生命。古人說，“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憤人生之消磨於紙墨中，而墨水筆之製成，是正可以彌這缺憾的。

    但它的存在，卻必須在寶貴時間，寶貴生命的地方。中國不然，這當然不會是國貨。進出口貨，中國是有了帳簿的了，人民的數目卻還沒有一本帳簿。一個人的生養教育，父母化去的是多少物力和氣力呢，而青年男女，每每不知所終，誰也不加注意。區區時間，當然更不成什麽問題了，能活著弄弄毛筆的，或者倒是幸福也難說。

    和我們中國一樣，一向用毛筆的，還有一個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筆幾乎絕跡了，代用的是鉛筆和墨水筆，連用這些筆的習字帖也很多，為什麽呢？就因為這便當，省時間。然而他們不怕“漏巵”麽？不，他們自己來製造，而且還要運到中國來。

    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仿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

    （九月三十日。）

    看變戲法

    遊光

    我愛看“變戲法”。

    他們是走江湖的，所以各處的戲法都一樣。為了斂錢，一定有兩種必要的東西：一隻黑熊，一個小孩子。

    黑熊餓得真瘦，幾乎連動彈的力氣也快沒有了。自然，這是不能使它強壯的，因為一強壯，就不能駕馭。現在是半死不活，卻還要用鐵圈穿了鼻子，再用索子牽著做戲。有時給吃一點東西，是一小塊水泡的饅頭皮，但還將勺子擎得高高的，要它站起來，伸頭張嘴，許多工夫才得落肚，而變戲法的則因此集了一些錢。

    這熊的來源，中國沒有人提到過。據西洋人的調查，說是從小時候，由山裏捉來的；大的不能用，因為一大，就總改不了野性。但雖是小的，也還須“訓練”，這“訓練”的方法，是“打”和“餓”；而後來，則是因虐待而死亡。我以為這話是的確的，我們看它還在活著做戲的時候，就癟得連熊氣息也沒有了，有些地方，竟稱之為“狗熊”，其被蔑視至於如此。

    孩子在場麵上也要吃苦，或者大人踏在他肚子上，或者將他的兩手扭過來，他就顯出很苦楚，很為難，很吃重的相貌，要看客解救。六個，五個，再四個，三個……而變戲法的就又集了一些錢。

    他自然也曾經訓練過，這苦痛是裝出來的，和大人串通的勾當，不過也無礙於賺錢。

    下午敲鑼開場，這樣的做到夜，收場，看客走散，有化了錢的，有終於不化錢的。

    每當收場，我一麵走，一麵想：兩種生財家夥，一種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尋幼小的來；一種是大了之後，另尋一個小孩子和一隻小熊，仍舊來變照樣的戲法。

    事情真是簡單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無味。然而我還是常常看。此外叫我看什麽呢，諸君？

    （十月一日。）

    雙十懷古

    史癖

    ——民國二二年看十九年秋

    小引

    要做“雙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須找材料。找法有二，或從腦子裏，或從書本中。我用的是後一法。但是，翻完“描寫字典”，裏麵無之；覓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沒有。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紙堆裏尋出一卷東西來，是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種大報小報的拔萃。去今已經整整的三個年頭了，剪貼著做什麽用的呢，自己已經記不清；莫非就給我今天做材料的麽，一定未必是。但是，“廢物利用”——既經檢出，就抄些目錄在這裏罷。不過為節省篇幅計，不再注明廣告、記事、電報之分，也略去了報紙的名目，因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報都有的。

    看了什麽用呢？倒也說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說，那就說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罷。

    十月三日

    江灣賽馬。

    中國紅十字會籌募湖南遼西各省急振。

    中央軍克陳留。

    遼寧方麵籌組副司令部。

    禮縣土匪屠城。

    六歲女孩受孕。

    辛博森傷勢沉重。

    汪精衛到太原。

    盧興邦接洽投誠。

    加派師旅入贛剿共。

    裁厘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僑胞，五十六名返國。

    墨索裏尼提倡藝術。

    譚延闓軼事。

    戰士社代社員征婚。

    十月四日

    齊天大舞台始創傑構積極改進《西遊記》，準中秋節開幕。

    前進的，民族主義的，唯一的，文藝刊物《前鋒月刊》創刊號準雙十節出版。

    空軍將再炸邕。

    剿匪聲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蔣主席電國府請大赦政治犯。

    程豔秋登台盛況。

    衛樂園之保證金。

    十月六日

    樊迪文講演小記。

    諸君閱至此，請虔頌南無阿彌陀佛……

    大家錯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趙戴文財產問題。

    鄂省黨部祝賀克複許汴。

    取締民間妄用黨國旗。

    十月七日

    響應政府之廉潔運動。

    津浦全線將通車。

    平津黨部行將恢複。

    法輪毆斃棧夥交涉。

    王士珍舉殯記。

    馮閻部下全解體。

    湖北來鳳苗放雙穗。

    冤魂為厲，未婚夫索命。

    鬼擊人背。

    十月八日

    閩省戰事仍烈。

    八路軍封鎖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隊自蒙古返北平。

    國貨時裝展覽。

    哄動南洋之蕭信庵案。

    學校當注重國文論。

    追記鄭州飛機劫。

    譚宅挽聯擇尤錄。

    汪精衛突然失蹤。

    十月九日

    西北軍已解體。

    外部發表英退庚款換文。

    京衛戍部槍決人犯。

    辛博森漸有起色。

    國貨時裝展覽。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遊藝大會。

    十月十日

    舉國歡騰慶祝雙十。

    叛逆削平，全國歡祝國慶，蔣主席昨凱旋參與盛典。

    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

    首都槍決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陳圩匪禍慘酷。

    海盜騷擾豐利。

    程豔秋慶祝國慶。

    蔣麗霞不忘雙十。

    南昌市取締赤足。

    傷兵怒斥孫祖基。

    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

    結語

    我也說“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罷。

    （十月一日。）

    附記：這一篇沒有能夠刊出，大約是被誰抽了去的，蓋雙十盛典，“傷今”固難，“懷古”也不易了。

    （十月十三日。）

    重三感舊

    豐之餘

    ——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

    我想讚美幾句一些過去的人，這恐怕並不是“骸骨的迷戀”。

    所謂過去的人，是指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民國初年，就叫他們

    “老新黨”。甲午戰敗，他們自以為覺悟了，於是要“維新”，便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看《學算筆談》，看《化學鑒原》；還要學英文，學日文，硬著舌頭，怪聲怪氣的朗誦著，對人毫無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書”，看洋書的緣故是要給中國圖“富強”，現在的舊書攤上，還偶有《富強叢書》出現，就如目下的“描寫字典”“基本英語”一樣，正是那時應運而生的東西。連八股出身的張之洞，他托繆荃孫代做的《書目答問》也竭力添進各種譯本去，可見這“維新”風潮之烈了。

    然而現在是別一種現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黨”相反，八股毒是絲毫沒有染過的，出身又是學校，也並非國學的專家，但是，學起篆字來了，填起詞來了，勸人看《莊子》《文選》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詩也寫成方塊了，除掉做新詩的嗜好之外，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

    近來有一句常談，是“舊瓶不能裝新酒”。這其實是不確的。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倘若不信，將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蘭地互換起來試試看，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裏，也還是五加皮。這一種簡單的試驗，不但明示著“五更調”“攢十字”的格調，也可以放進新的內容去，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囉。

    “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為革命黨了，還是因為要給中國圖富強，而以為此事必自排滿始。

    排滿久已成功，五四早經過去，於是篆字，詞，《莊子》，《文選》，古式信封，方塊新詩，現在是我們又有了新的企圖，要以“古雅”立足於天地之間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給“生存競爭”添一條新例的。

    （十月一日。）

    “感舊”以後（上）

    豐之餘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為我那些話，是為他而發的，但又希望並不是為他而發的。

    我願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並非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裏麵。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於他家鄉有什麽出產，他老子開過什麽鋪子，影射他幾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裏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不指定著誰和誰；但也因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觸著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裏的一肢一節，即使並不永遠屬於那一隊，但有時是屬於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文選》，“為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為這文為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並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卻連這“相關”也有些疏遠了，因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群，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為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曆，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誌”，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學文法，尋字匯，“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隻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後，恐怕要勸一切有誌於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

    （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是不對的，但我並未這麽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我也以為“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何者為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種人”的立場。

    （二）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隻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卻並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匯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為什麽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誌於文學的青年”該看《莊子》與《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為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卻以《莊子》與《文選》勸青年，我真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三）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莊子的新道統，一切文章，都是讀《莊子》與《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為《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裏去找活字匯，簡直是胡塗蟲，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備考】：

    《莊子》與《文選》

    施蟄存

    上個月《大晚報》的編輯寄了一張印著表格的郵片來，要我填注兩項：（一）目下在讀什麽書，（二）要介紹給青年的書。

    在第二項中，我寫著：《莊子》，《文選》，並且附加了一句注腳：“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

    今天看見《自由談》上豐之餘先生的《感舊》一文，不覺有點神經過敏起來，以為豐先生這篇文章是為我而作的了。

    但是現在我並不想對於豐先生有什麽辯難，我隻想趁此機會替自己作一個解釋。

    第一，我應當說明我為什麽希望青年人讀《莊子》和《文選》。近數年來，我的生活，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與青年人的文章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我總感覺到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所以在《大晚報》編輯寄來的狹狹的行格裏推薦了這兩部書。我以為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匯（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當然並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莊子》，《文選》一類的“古文”。

    第二，我應當說明我隻是希望有誌於文學的青年能夠讀一讀這兩部書。我以為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借助於他上代的文學，我不懂得“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究竟是以何者為分界的。在文學上，我以為“舊瓶裝新酒”與“新瓶裝舊酒”這譬喻是不對的。倘若我們把一個人的文學修養比之為酒，那麽我們可以這樣說：酒瓶的新舊沒有關係，但這酒必須是釀造出來的。

    我勸文學青年讀《莊子》與《文選》，目的在要他們“釀造”，倘若《大晚報》編輯寄來的表格再寬闊一點的話，我是想再多寫幾部書進去的。

    這裏，我們不妨舉魯迅先生來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裏，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

    至於豐之餘先生以為寫篆字，填詞，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於學校，或國學專家們的事情，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這些其實隻是個人的事情，如果寫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寫信，如果填詞的人做了官不以詞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強別人也去刻一個專用信封，那也無須豐先生口誅筆伐地去認為“謬種”和“妖孽”了。

    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體文為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台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豐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於天地之間”嗎？我想他們也未必有此企圖。

    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並不是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談》。）

    “感舊”以後（下）

    豐之餘

    還要寫一點。但得聲明在先，這是由施蟄存先生的話所引起，卻並非為他而作的。對於個人，我原稿上常是舉出名字來，然而一到印出，卻往往化為“某”字，或是一切闊人姓名，危險字樣，生殖機關的俗語的共同符號“××”了。我希望這一篇中的有幾個字，沒有這樣變化，以免誤解。

    我現在要說的是：說話難，不說亦不易。弄筆的人們，總要寫文章，一寫文章，就難免惹災禍，黃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於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寫錯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對象了，他們也真是無拳無勇，隻好忍受，恰如鄉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稱為“阿木林”之外，沒有辦法一樣。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隨手舉一個例，就是登在《論語》二十六期上的劉半農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詩集》這打油詩。北京大學招考，他是閱卷官，從國文卷子上發見一個可笑的錯字，就來做詩，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鑽地洞，那些剛畢業的中學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於不對的，不過我以為有些卻還可有磋商的餘地。集中有一個“自注”道──

    “有寫‘倡明文化’者，餘曰：倡即‘娼’字，凡文化發達之處，娼妓必多，謂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們現在是不寫作“倡”的，但先前兩字通用，大約劉先生引據的是古書。不過要引古書，我記得《詩經》裏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還沒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來應和別人”的意思。所以那一個錯字，錯而已矣，可笑可鄙卻不屬於它的。還有一句是──

    “幸‘萌科學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邊都加著一個夾圈，大約是指明著可笑之處在這裏的罷，但我以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個名詞，而“萌動”，“萌發”，就成了動詞，將“萌”字作動詞用，似乎也並無錯誤。

    五四運動時候，提倡（劉先生或者會解作“提起婊子”來的罷）白話的人們，寫錯幾個字，用錯幾個古典，是不以為奇的，但因為有些反對者說提倡白話者都是不知古書，信口胡說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幾句古文，以塞他們的嘴。但自然，因為從舊壘中來，積習太深，一時不能擺脫，因此帶著古文氣息的作者，也不能說是沒有的。

    當時的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為白話戰鬥，並且將它踏在腳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了。因為還正在用古書古字來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書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為應該模仿的格式，不再從新的道路上去企圖發展，打出新的局麵來了。

    現在有兩個人在這裏：一個是中學生，文中寫“留學生”為“流學生”，錯了一個字；一個是大學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詩，曰：“先生犯了彌天罪，罰往西天把學流，應是九流加一等，麵筋熬盡一鍋油。”我們看罷，可笑是在哪一麵呢？

    （十月十二日。）

    黃禍

    尤剛

    現在的所謂“黃禍”，我們自己是在指黃河決口了，但三十年之前，並不如此。

    那時是解作黃色人種將要席卷歐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聽到了這句話，恰如聽得被白人恭維為“睡獅”一樣，得意了好幾年，準備著去做歐洲的主子。

    不過“黃禍”這故事的來源，卻又和我們所幻想的不同，是出於德皇威廉的。他還畫了一幅圖，是一個羅馬裝束的武士，在抵禦著由東方西來的一個人，但那人並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國人實在是空歡喜。所以我們一麵在做“黃禍”的夢，而有一個人在德國治下的青島所見的現實，卻是一個苦孩子弄髒了電柱，就被白色巡捕提著腳，像中國人的對付鴨子一樣，倒提而去了。

    現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樣的。

    德皇的所謂“黃禍”，我們現在是不再夢想了，連“睡獅”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見。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我不知道我們自己覺得現在好像是什麽了？

    我們似乎不再想，也尋不出什麽“象征”來，我們正在看海京伯的猛獸戲，賞鑒獅虎吃牛肉，聽說每天要吃一隻牛。我們佩服國聯的製裁日本，我們也看不起國聯的不能製裁日本；我們讚成軍縮的“保護和平”，我們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軍縮；我們怕別國要以中國作戰場，我們也憎惡非戰大會。我們似乎依然是“睡獅”。

    “黃禍”可以一轉而為“福”，醒了的獅子也會做戲的。當歐洲大戰時，我們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島被占了，我們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說，二十世紀的舞台上沒有我們的份，是不合理的。

    （十月十七日。）

    衝

    旅隼

    “推”和“踢”隻能死傷一兩個，倘要多，就非“衝”不可。

    十三日的《新聲》上載著貴陽通信說，九一八紀念，各校學生集合遊行，教育廳長譚星閣臨事張皇，乃派兵分據街口，另以汽車多輛，向行列衝去，於是發生慘劇，死學生二人，傷四十餘，其中以正誼小學學生為最多，年僅十齡上下耳。……

    我先前隻知道武將大抵通文，當“枕戈待旦”的時候，就會做駢體電報，這回才明白雖是文官，也有深諳韜略的了。田單曾經用過火牛，現在代以汽車，也確是二十世紀。

    “衝”是最爽利的戰法，一隊汽車，橫衝直撞，使敵人死傷在車輪下，多麽簡截；“衝”也是最威武的行為，機關一扳，風馳電掣，使對手想回避也來不及，多麽英雄。各國的兵警，喜歡用水龍衝，俄皇曾用哥薩克馬隊衝，都是快舉。各地租界上我們有時會看見外國兵的坦克車在出巡，這就是倘不恭順，便要來衝的家夥。

    汽車雖然並非衝鋒的利器，但幸而敵人卻是小學生，一匹疲驢，真上戰場是萬萬不行的，不過在嫩草地上飛跑，騎士坐在上麵暗嗚叱吒，卻還很能勝任愉快，雖然有些人見了，難免覺得滑稽。

    十齡上下的孩子會造反，本來也難免覺得滑稽的。但我們中國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歲能畫，兩歲能詩，七齡童做戲，十齡童從軍，十幾齡童做委員，原是常有的事實；連七八歲的女孩也會被淩辱，從別人看來，是等於“年方花信”的了。

    況且“衝”的時候，倘使對麵是能夠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車會弄得不爽利，衝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敵人總須選得嫩弱。流氓欺鄉下老，洋人打中國人，教育廳長衝小學生，都是善於克敵的豪傑。

    “身當其衝”，先前好像不過一句空話，現在卻應驗了，這應驗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嬰兒殺戮”算是一種罪惡，已經是過去的事，將乳兒拋上空中去，接以槍尖，不過看作一種玩把戲的日子，恐怕也就不遠了罷。

    （十月十七日。）

    “滑稽”例解

    葦索

    研究世界文學的人告訴我們：法人善於機鋒，俄人善於諷刺，英美人善於幽默。這大概是真確的，就都為社會狀態所製限。慨自語堂大師振興“幽默”以來，這名詞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著危機，正如軍人自稱佛子，高官忽掛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樣。倘若油滑，輕薄，猥褻，都蒙“幽默”之號，則恰如“新戲”之入“×世界”，必已成為“文明戲”也無疑。

    這危險，就因為中國向來不大有幽默。隻是滑稽是有的，但這和幽默還隔著一大段，日本人曾譯“幽默”為“有情滑稽”，所以別於單單的“滑稽”，即為此。那麽，在中國，隻能尋得滑稽文章了？卻又不。中國之自以為滑稽文章者，也還是油滑，輕薄，猥褻之談，和真的滑稽有別。這“狸貓換太子”的關鍵，是在曆來的自以為正經的言論和事實，大抵滑稽者多，人們看慣，漸漸以為平常，便將油滑之類，誤認為滑稽了。

    在中國要尋求滑稽，不可看所謂滑稽文，倒要看所謂正經事，但必須想一想。

    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報章上正正經經的題目，什麽“中日交涉漸入佳境”呀，“中國到那裏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來，真如橄欖一樣，很有些回味。

    見於報章上的廣告的，也有的是。我們知道有一種刊物，自說是“輿論界的新權威”，“說出一般人所想說而沒有說的話”，而一麵又在向別一種刊物“聲明誤會，表示歉意”，但又說是“按雙方均為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新權威”而善於“誤會”，“誤會”了而偏“有聲譽”，“一般人所想說而沒有說的話”卻是誤會和道歉：這要不笑，是必須不會思索的。

    見於報章的短評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間《自由談》所載的《登龍術拾遺》上，以做富家女婿為“登龍”之一術，不久就招來了一篇反攻，那開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嶽家的人發生了妒嫉，妒嫉的結果是攻擊。”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結果”，便分明是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諸如此類的妙文，我們也嚐見於冠冕堂皇的公文上：而且並非將它漫畫化了的，卻是它本身原來是漫畫。《論語》一年中，我最愛看《古香齋》這一欄，如四川營山縣長禁穿長衫令雲：“須知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且國勢衰弱，……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又如北平社會局禁女人養雄犬文雲：“查雌女雄犬相處，非僅有礙健康，更易發生無恥穢聞，揆之我國禮義之邦，亦為習俗所不許。謹特通令嚴禁……凡婦女帶養之雄犬，斬之無赦，以為取締！”這那裏是滑稽作家所能憑空寫得出來的？

    不過《古香齋》裏所收的妙文，往往還傾於奇詭，滑稽卻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在這一標準上，我推選“甜葡萄”說。

    （十月十九日。）

    外國也有

    符靈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賭得發昏。斯惠夫德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麽遠。

    隻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隻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著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隻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為我們的“上峰”雪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麽，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

    假使世界上隻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麽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基頓乎？──外國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撲空

    豐之餘

    自從《自由談》上發表了我的《感舊》和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以後，《大晚報》的《火炬》便在征求展開的討論。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題目曰《推薦者的立場》。注雲“《莊子》與《文選》的論爭”。

    但施先生又並不願意“論爭”，他以為兩個人作戰，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無非給看客好玩。這是很聰明的見解，我讚成這一肢一節。不過更聰明的是施先生其實並非真沒有動手，他在未說退場白之前，早已揮了幾拳了。揮了之後，飄然遠引，倒是最超脫的拳法。現在隻剩下一個我了，卻還得回一手，但對麵沒人也不要緊，我算是在打“逍遙遊”。

    施先生一開首就說我加以“訓誨”，而且派他為“遺少的一肢一節”。上一句是誣賴的，我的文章中，並未對於他個人有所勸告。至於指為“遺少的一肢一節”，卻誠然有這意思，不過我的意思，是以為“遺少”也並非怎麽很壞的人物。新文學和舊文學中間難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認的，辛亥革命去今不過二十二年，則民國人中帶些遺少氣，遺老氣，甚而至於封建氣，也還不算甚麽大怪事，更何況如施先生自己所說，“雖然不敢自認為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過去的餘氣當然要有的。但是，隻要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能少傳授一點，那就好了。

    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是並非專為他個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莊子〉與〈文選〉》之後，則連這“一肢一節”也已經疏遠。為什麽呢，因為在推薦給青年的幾部書目上，還提出著別一個極有意味的問題：其中有一種是《顏氏家訓》。這《家訓》的作者，生當亂世，由齊入隋，一直是胡勢大張的時候，他在那書裏，也談古典，論文章，儒士似的，卻又歸心於佛，而對於子弟，則願意他們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胡人。這也是庚子義和拳敗後的達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卻學些“洋務”，使將來可以事人：便是現在，抱這樣思想的人恐怕還不少。而這顏氏的渡世法，竟打動了施先生的心了，還推薦於青年，算是“道德修養”。他又舉出自己在讀的書籍，是一部英文書和一部佛經，正為“鮮卑語”和《歸心篇》寫照。隻是現代變化急速，沒有前人的悠閑，新舊之爭，又正劇烈，一下子看不出什麽頭緒，他就也隻好將先前兩代的“道德”，並萃於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著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蕩滌的必要。自然，這雖為書目所引起，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但因為連帶提出，表麵上似有太關涉了某一個人之觀，我便不敢論及了，可以和他相關的隻有“勸人看《莊子》《文選》了”八個字，對於個人，恐怕還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莊子〉與〈文選〉》，卻實在生了一點不敬之心，因為他辯駁的話比我所豫料的還空虛，但仍給以正經的答複，那便是《感舊以後》（上）。

    然而施先生的寫在看了《感舊以後》（上）之後的那封信，卻更加證明了他和我所謂“遺少”的疏遠。他雖然口說不來拳擊，那第一段卻全是對我個人而發的。現在介紹一點在這裏，並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說：“據我想起來，勸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多獲得一些群眾。”這是說，勸青年看新書的，並非為了青年，倒是為自己要多獲些群眾。

    施先生說：“我想借貴報的一角篇幅，將……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為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為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著很廣大的活字匯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這一大堆的話，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為恨他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與《偽自由書》的緣故。

    施先生說：“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隻有豐子愷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這一段話，有些語無倫次了，好像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為恨他沒有推薦我的書，然而我又並無書，然而恨他不推薦，可笑之至矣。

    這是“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勸青年去看《莊子》與《文選》，《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的施蟄存先生，看了我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不想再寫什麽”而終於寫出來了的文章，辭退做“拳擊手”，而先行拳擊別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張看《莊子》與《文選》的較堅實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舊》與《感舊以後》（上）兩篇中間的錯誤，他隻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著渺渺茫茫，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了“洋場惡少”了。

    （十月二十日。）

    【備考】：

    推薦者的立場

    施蟄存

    ——《莊子》與《文選》之論爭

    萬秋先生：

    我在貴報向青年推薦了兩部舊書，不幸引起了豐之餘先生的訓誨，把我派做“遺少中的一肢一節”。自從讀了他老人家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我就不想再寫什麽，因為據我想起來，勸新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多獲得一些群眾。豐之餘先生畢竟是老當益壯，足為青年人的領導者。至於我呢，雖然不敢自認為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這萬象皆秋的環境中，即使豐之餘先生那樣的新精神，亦已不夠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貴報一角篇幅，將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貴報上發表的推薦給青年的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為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為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著很廣大的活字匯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隻有豐子愷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

    此外，我還想將豐之餘先生介紹給貴報，以後貴報倘若有關於征求意見之類的計劃，大可設法寄一份表格給豐之餘先生，我想一定能夠供給一點有價值的意見的。不過，如果那征求是與“遺少的一肢一節”有關係的話，那倒不妨寄給我。

    看見昨天的貴報，知道你豫備將這樁公案請貴報的讀者來參加討論。我不知能不能請求你取銷這個計劃。我常常想，兩個人在報紙上作文字戰，其情形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而報紙編輯正如那趕來趕去的瘦裁判，讀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裏的無理智的看客。瘦裁判總希望拳擊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個倒了下來，One，Two，Three……站不起來，於是跑到那喘著氣的勝者身旁去，舉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著“Mr.X Win the Champion.”你試想想看，這豈不是太滑稽嗎？現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這兩個拳擊手中間的一個，但是我不想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繼續扮演這滑稽戲了，並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見今天《自由談》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著那幾句俗語嗎？“舌頭是扁的，說話是圓的”，難道你以為從讀者的討論中會得有真是非產生出來呢？

    施蟄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報火炬》。）

    《撲空》正誤

    豐之餘

    前幾天寫《撲空》的時候，手頭沒有書，涉及《顏氏家訓》之處，僅憑記憶，後來怕有錯誤，設法覓得原書來查了一查，發見對於顏之推的記述，是我弄錯了。其《教子篇》雲：“齊朝有一士大夫，嚐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然則齊士的辦法，是庚子以後官商士紳的辦法，施蟄存先生卻是合齊士與顏氏的兩種典型為一體的，也是現在一部分的人們的辦法，可改稱為“北朝式道德”，也還是社會上的嚴重的問題。

    對於顏氏，本應該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經死去了，謝罪與否都不相幹，現在隻在這裏對於施先生和讀者訂正我的錯誤。

    （十月二十五日。）

    突圍

    施蟄存

    （八）對於豐之餘先生，我的確曾經“打了幾拳”，這也許會成為我畢生的遺憾。但是豐先生作《撲空》，其實並未“空”，還是撲的我，站在豐先生那一方麵（或者說站在正邪說那方麵）的文章卻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卻真有“一個人的受難”之感了。

    但是，從《撲空》一文中我發現了豐先生作文的邏輯，他說“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並非專為他個人而發的”。但下文卻有“因為他辯駁的話比我所預料的還空虛”。不專為我而發，但已經預料我會辯駁，這又該作何解？

    因為被人“指摘”了，我也覺得《莊子》與《文選》這兩本書誠有不妥處，於是在給《大晚報》編輯的信裏，要求他許我改兩部新文學書，事實確是如此的。我並不說豐先生是恨我沒有推薦這兩部新文學書而“反對《莊子》與《文選》”的，而豐先生卻說我存著這樣的心思，這又豈是“有倫次”的話呢？

    豐先生又把話題搭到《顏氏家訓》，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讀的兩本書，並為一談，說推薦《顏氏家訓》是在教青年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而且我還以身作則，在讀一本洋書；說顏之推是“儒士似的，卻又歸心於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書；從豐先生的解釋看起來，竟連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會這樣巧！

    我明明記得，《顏氏家訓》中的確有一個故事，說有人教子弟學鮮卑語，學琵琶，但我還記得底下有一句：“亦不願汝曹為之”，可見顏之推並不勸子弟讀外國書。今天豐先生有“正誤”了，他把這故事更正了之後，卻說：“施蟄存先生卻是合齊士與顏氏的兩種典型為一體的。”這個，我倒不懂了，難道我另外還介紹過一本該“齊士”的著作給青年人嗎？如果豐先生這邏輯是根據於“自己讀外國書即勸人學鮮卑語”，那我也沒話可說了。

    豐先生似乎是個想為儒家爭正統的人物，不然何以對於顏之推受佛教影響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對於我自己看一本《釋迦傳》如此之不滿呢？這裏，有兩點可以提出來：（一）《顏氏家訓》一書之價值是否因《歸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殺？況且顏氏雖然為佛教張目，但他倒並不鼓吹出世，逃避現實，他也不過列舉佛家與儒家有可以並行不悖之點，而采佛家報應之說，以補儒家道德教訓之不足，這也可以說等於現在人引《聖經》或《可蘭經》中的話一樣。（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經》，其意義也等於看一本《謨罕默德傳》或《基督傳》，既無皈佛之心，更無勸人學佛之行，而豐先生的文章卻說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頭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經》而引為同誌矣。

    我以前對於豐先生，雖然文字上有點太鬧意氣，但的確還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撲空》這一篇，他竟罵我為“洋場惡少”了，切齒之聲，儼若可聞，我雖“惡”，卻也不敢再惡到以相當的惡聲相報了。我呢，套一句現成詩：“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原是無足重輕，但對於豐先生，我想該是會得後悔的。今天讀到《〈撲空〉正誤》，則又覺得豐先生所謂“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又正好留著給自己“寫照”了。

    （附注）《大晚報》上那兩個標題並不是我自己加的，我並無“立場”，也並不願意因我之故而使《莊子》與《文選》這兩部書爭吵起來。

    右答豐之餘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自由談》。）

    答“兼示”

    豐之餘

    前幾天寫了一篇《撲空》之後，對於什麽《〈莊子〉與〈文選〉》”之類，本也不想再說了。第二天看見了《自由談》上的施蟄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書》，也是“兼示”我的，就再來說幾句。因為施先生駁複我的三項，我覺得都不中肯——

    （一）施先生說，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像他似的“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的舊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論，而且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這樣寫，也可以說“不妨”的，宇宙決不會因此破滅。但我總以為現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話不寫，卻另去熟讀了《莊子》，學了它那樣的文法來寫文章。至於存而不論，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論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對於青年之文法拙直，字匯少，和我的《感舊》，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論”麽？

    （二）施先生以為“以詞取士”，和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有“強迫”與“貢獻”之分，我的比例並不對。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國文教員的時候，對於學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莊子》文法與《文選》字匯者為佳文，轉為編輯之後，也以這樣的作品為上選？假使如此，則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莊子》與《文選》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舉魯迅的話，說他曾經說過：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可見是承認了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二、“……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就知道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這是施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於二，則明明指定著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麽？

    其實，施先生說當他填寫那書目的時候，並不如我所推測那樣的嚴肅，我看這話倒是真實的。我們試想一想，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青年後學，奉命惟謹，下過一番苦功之後，用了《莊子》的文法，《文選》的語匯，來寫發揮《論語》《孟子》和《顏氏家訓》的道德的文章，“這豈不是太滑稽嗎”？

    然而我的那篇《懷舊》是嚴肅的。我並非為要“多獲群眾”，也不是因為恨施先生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更不是別有“動機”，例如因為做學生時少得了分數，或投稿時被沒收了稿子，現在就借此來報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備考】：

    致黎烈文先生書

    施蟄存

    ——兼示豐之餘先生

    烈文兄：

    那天電車上匆匆一晤，我因為要到民九社書鋪去買一本看中意了的書，所以在王家沙下車了。但那本書終於因價錢不合，沒有買到，徒然失去了一個與你多談一刻的機會，甚悵悵。

    關於《莊子》與《文選》問題，我決不再想說什麽話。本來我當時填寫《大晚報》編輯部寄來的那張表格的時候，並不含有如豐先生的意見所看出來的那樣嚴肅。我並不說每一個青年必須看這兩部書，也不是說每一個青年隻要看這兩部書，也並不是說我隻有這兩部書想推薦。大概報紙副刊的編輯，想借此添一點新花樣，而填寫者也大都是偶然覺得有什麽書不妨看看，就隨手寫下了。早知這一寫竟會闖出這樣大的文字糾紛來，即使《大晚報》副刊編者崔萬秋先生給我磕頭我也不肯寫的。今天看見《濤聲》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給我的信，最後一句是：“沒有比這兩部書更有利於青年了嗎？敢問。”這一問真問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態度很真摯，我將有一封複信給他，也許他會得刊在《濤聲》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對於豐之餘先生我也不願再冒犯他，不過對於他在《感舊》（上）那一篇文章裏三點另外的話覺得還有一點意見——

    （一）豐先生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舊思想，那麽像我這種“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之有舊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論的了。至於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似乎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隻要看它的內容如何罷了。

    （二）豐先生說不懂我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與“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有何分界，這其實是明明有著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見供獻給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後者卻是代表了整個階級（注：做官的階級也），幾乎是強迫青年全體去填詞了。（除非這青年不想做官。）

    （三）說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從《莊子》與《文選》中來的，這確然是滑稽的，我記得我沒有說過那樣的話。我的文章裏舉出魯迅先生來作例，其意隻想請不反對青年從古書求得一點文學修養的魯迅先生來幫幫忙。魯迅先生雖然一向是勸青年多讀外國書的，但這是他以為從外國書中可以訓練出思想新銳的青年來；至於像我那樣給青年從做文章（或說文學修養）上著想，則魯迅先生就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舉兩個證據來罷：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見北新版《華蓋集》第四頁。）這可見魯迅先生也承認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了。而這所謂中國書，從上文看來，似乎並不是指的白話文書。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麽書？……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見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頁。）

    現在，我想我應該在這裏“帶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給《大晚報》副刊的編者，為了尊重豐之餘先生的好意，我曾請求允許我換兩部書介紹給青年。除了我還寫一封信給曹聚仁先生之外，對於這《莊子》與《文選》的問題我沒有要說的話了。我曾經在《自由談》的壁上，看過幾次的文字爭，覺得每次總是愈爭愈鬧意氣，而離本題愈遠，甚至到後來有些參加者的動機都是可以懷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渦，所以我不再說什麽話了。昨晚套了一個現成偈語：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唯無是非觀 庶幾免是非

    倘有人能寫篆字者乎？頗想一求法揮，張之素壁。

    施蟄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

    中國文與中國人

    餘銘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譯：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Karlgren）。他為什麽“貴姓”高呢？那無疑的是因為中國化了。他的確對於中國語文學有很大的供獻。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國字，以為對中國人是不可少的。

    他說：“近來——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多數定報人，以為這樣，就是諷示著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裏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卻因此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來，隻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還是莫名其妙的。”

    於是他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於“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休想爬進上流社會裏來。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為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字匯，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

    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十月二十五日。）

    野獸訓練法

    餘銘

    最近還有極有益的講演，是海京伯馬戲團的經理施威德在中華學藝社的三樓上給我們講“如何訓練動物？”可惜我沒福參加旁聽，隻在報上看見一點筆記。但在那裏麵，就已經夠多著警辟的話了──

    “有人以為野獸可以用武力拳頭去對付它，壓迫它，那便錯了，因為這是從前野蠻人對付野獸的辦法，現在訓練的方法，便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所用的方法，是用愛的力量，獲取它們對於人的信任，用愛的力量，溫和的心情去感動它們。……”

    這一些話，雖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們聖賢的古訓，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頭去對付，就是所謂“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以文明人就得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無信不立”。

    但是，有了“信任”以後，野獸可要變把戲了──

    “教練者在取得它們的信任以後，然後可以從事教練它們了：第一步，可以使它們認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它們跳浜，站起來……”

    訓獸之法，通於牧民，所以我們的古之人，也稱治民的大人物曰“牧”。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獸怯弱，因此也就無須乎專靠“信任”，不妨兼用著拳頭，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動物，“跳浜，站起來”是不夠的，結果非貢獻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擠出奶汁來，──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這是古法，我不覺得也可以包括現代。

    施威德講演之後，聽說還有餘興，如“東方大樂”及“踢毽子”等，報上語焉不詳，無從知道底細了，否則，我想，恐怕也很有意義。

    （十月二十七日。）

    反芻

    元艮

    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議論，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應否大家研究這問題，卻拉到別的事情上去了。他們是在嘲笑那些反對《文選》的人們自己卻曾做古文，看古書。

    這真利害。大約就是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罷——對不起，“古書”又來了！

    不進過牢獄的那裏知道牢獄的真相。跟著闊人，或者自己原是闊人，先打電話，然後再去參觀的，他隻看見獄卒非常和氣，犯人還可以用英語自由的談話。倘要知道得詳細，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獄卒，或者是釋放的犯人。自然，他還有惡習，但他教人不要鑽進牢獄去的忠告，卻比什麽名人說模範監獄的教育衛生，如何完備，比窮人的家裏好得多等類的話，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獄氣，據說就不能說牢獄壞，獄卒或囚犯，都是壞人，壞人就不能有好話。隻有好人說牢獄好，這才是好話。讀過《文選》而說它無用，不如不讀《文選》而說它有用的可聽。反“反《文選》”的諸君子，自然多是讀過的了，但未讀的也有，舉一個例在這裏罷——“《莊子》我四年前雖曾讀過，但那時還不能完全讀懂……《文選》則我完全沒有見過。”然而他結末說，“為了浴盤的水糟了，就連小寶寶也要倒掉，這意思是我們不敢讚同的。”（見《火炬》）他要保護水中的“小寶寶”，可是沒有見過“浴盤的水”。

    五四運動的時候，保護文言者是說凡做白話文的都會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讀。現在保護古書者是說反對古書的也在看古書，做文言，——可見主張的可笑。永遠反芻，自己卻不會嘔吐，大約真是讀透了《莊子》了。

    （十一月四日。）

    歸厚

    羅憮

    在洋場上，用一瓶強水去灑他所恨的女人，這事早經絕跡了。用些穢物去灑他所恨的律師，這風氣隻繼續了兩個月。最長久的是造了謠言去中傷他們所恨的文人，說這事已有了好幾年，我想，是隻會少不會多的。

    洋場上原不少閑人，“吃白相飯”尚且可以過活，更何況有時打幾圈馬將。小婦人的嘁嘁喳喳，又何嚐不可以消閑。我就是常看造謠專門雜誌之一人，但看的並不是謠言，而是謠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樣出奇的幻想，怎樣別致的描寫，怎樣險惡的構陷，怎樣躲閃的原形。造謠，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謠言，恐怕我也會愛他的本領。

    但可惜大抵沒有這樣的才能，作者在謠言文學上，也還是“濫竽充數”。這並非我個人的私見。講什麽文壇故事的小說不流行，什麽外史也不再做下去，可見是人們多已搖頭了。講來講去總是這幾套，縱使記性壞，多聽了也會煩厭的。想繼續，這時就得要才能；否則，台下走散，應該換一出戲來叫座。

    譬如罷，先前演的是《殺子報》罷，這回就須是《三娘教子》，“老東人呀，唉，唉，唉！”

    而文場實在也如戲場，果然已經漸漸的“民德歸厚”了，有的還至於自行聲明，更換辦事人，說是先前“揭載作家秘史，雖為文壇佳話，然亦有傷忠厚。以後本刊停登此項稿件。……以前言責，……概不負責。”（見《微言》）為了“忠厚”而犧牲“佳話”，雖可惜，卻也可敬的。

    尤其可敬的是更換辦事人。這並非敬他的“概不負責”，而是敬他的徹底。古時候雖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終於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這一種玩意兒，實在已不足以昭大信於天下：令人辦事有點為難了。

    不過，尤其為難的是忠厚文學遠不如謠言文學之易於號召讀者，所以須有才能更大的作家，如果一時不易搜求，那刊物就要減色。我想，還不如就用先前打諢的二醜掛了長須來唱老生戲，那麽，暫時之間倒也特別而有趣的。

    （十一月四日。）

    附記：這一篇沒有能夠發表。

    （次年六月十九日記。）

    難得糊塗

    子明

    因為有人談起寫篆字，我倒記起鄭板橋有一塊圖章，刻著“難得糊塗”。那四個篆字刻得叉手叉腳的，頗能表現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足見刻圖章寫篆字也還反映著一定的風格，正像“玩”木刻之類，未必“隻是個人的事情”：“謬種”和“妖孽”就是寫起篆字來，也帶著些“妖謬”的。

    然而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事而異，因時而異。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其實他還能夠糊塗的。現在，到了“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竄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歟”的時代，卻實在求糊塗而不可得了。

    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尚道德。你說他是解脫，達觀罷；也未必。他其實在固執著，堅持著什麽，例如道德上的正統，文學上的正宗之類。這終於說出來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報應之說”（老莊另帳登記），而說別人“鄙薄”佛教影響就是“想為儒家爭正統”，原來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論早已是正統了。文學呢？要用生澀字，用詞藻，穠纖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學的作品，雖則他“否認新文學和舊文學的分界”；而大眾文學“固然讚成”，“但那是文學中的一個旁支”。正統和正宗，是明顯的。

    對於人生的倦怠並不糊塗！活的生活已經那麽“窮乏”，要請青年在“佛家報應之說”，在《文選》、《莊子》、《論語》、《孟子》裏去求得修養。後來，修養又不見了，隻剩得字匯。“自然景物，個人情感，宮室建築，……之類，還不妨從《文選》之類的書中去找來用。”從前嚴幾道從甚麽古書裏——大概也是《莊子》罷——找著了“幺匿”兩個字來譯Unit，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卻是“單位”。嚴老先生的這類“字匯”很多，大抵無法複活轉來。現在卻有人以為“漢以後的詞，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字和詞，可以拚成功我們的光芒的新文學”。這光芒要是隻在字和詞，那大概像古墓裏的貴婦人似的，滿身都是珠光寶氣了。人生卻不在拚湊，而在創造，幾千百萬的活人在創造。可恨的是人生那麽騷擾忙亂，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竄”，想要逃進字和詞裏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寫篆字刻圖章了！

    （十一月六日。）

    古書中尋活字匯

    羅憮

    古書中尋活字匯，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匯。

    假如有“可看《文選》的青年”在這裏，就是高中學生中的幾個罷，他翻開《文選》來，一心要尋活字匯，當然明知道那裏麵有些字是已經死了的。然而他怎樣分別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隻能以自己的懂不懂為標準。但是，看了六臣注之後才懂的字不能算，因為這原是死屍，由六臣背進他腦裏，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腦裏即使複活了，在未“可看《文選》的青年”的眼前卻還是死家夥。所以他必須看白文。

    誠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這就是活字匯。然而他怎會先就懂得的呢？這一定是曾經在別的書上看見過，或是到現在還在應用的字匯，所以他懂得。那麽，從一部《文選》裏，又尋到了什麽？

    然而施先生說，要描寫宮殿之類的時候有用處。這很不錯，《文選》裏有許多賦是講到宮殿的，並且有什麽殿的專賦。倘有青年要做漢、晉的曆史小說，描寫那時的宮殿，找《文選》是極應該的，還非看《四史》、《晉書》之類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過將死屍抬出來，說得神秘點便名之曰“複活”。如果要描寫的是清故宮，那可和《文選》的瓜葛就極少了。

    倘使連清故宮也不想描寫，而豫備工夫卻用得這麽廣泛，那實在是徒勞而仍不足。因為還有《易經》和《儀禮》，裏麵的字匯，在描寫周朝的卜課和婚喪大事時候是有用處的，也得作為“文學修養之根基”，這才更像“文學青年”的樣子。

    （十一月六日。）

    “商定”文豪

    白在宣

    筆頭也是尖的，也要鑽。言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時作“別的地方鑽不進”），隻好對於文藝雜誌廣告的誇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雜誌的廣告，作者就個個是文豪，中國文壇也真好像光焰萬丈，但一麵也招來了鼻孔裏的哼哼聲。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團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沒有了，連自作自刻，訂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詩人，也已經不大遇得到。現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報，上月剪貼，下月出書，大抵僅僅為稿費。倘說，作者是餓著肚子，專心在為社會服務，恐怕說出來有點要臉紅罷。就是笑人需要稿費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還是不免要稿費。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奩資養活的文豪，都不屬於這一類。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後，倘那時封建得勢，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時，便是革命文豪，於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另一種廣告說那些作者並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這邊的才是真貨色，於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還有一法是結合一套腳色，要幾個詩人，幾個小說家，一個批評家，商量一下，立一個什麽社，登起廣告來，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結果也總可以封定一批文豪們，也是一種的“商定”。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後來的書價，就不免指出文豪們的真價值，照價二折，五角一堆，也說不定的。不過有一種例外：雖然鋪子出盤，作品賤賣，卻並不是文豪們走了末路，那是他們已經“爬了上去”，進大學，進衙門，不要這踏腳凳了。

    （十一月七日。）

    青年與老子

    敬一尊

    聽說，“慨自歐風東漸以來”，中國的道德就變壞了，尤其是近時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這恐怕真是一個大錯誤，因為我看了幾個例子，覺得老子的對於青年，有時確也很有用處，很有益處，不僅足為“文學修養”之助的。

    有一篇舊文章——我忘記了出於什麽書裏的了——告訴我們，曾有一個道士，有長生不老之術，自說已經百餘歲了，看去卻“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樣。有一天，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闊客，突然來了一個須發都白的老頭子，向他要錢用，他把他罵出去了。大家正驚疑間，那活神仙慨然的說道，“那是我的小兒，他不聽我的話，不肯修道，現在你們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麽不成樣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動的，但到後來，終於知道了那人其實倒是道士的老子。

    還有一篇新文章——楊某的自白——卻告訴我們，他是一個有誌之士，學說是很正確的，不但講空話，而且去實行，但待到看見有些地方的老頭兒苦得不像樣，就想起自己的老子來，即使他的理想實現了，也不能使他的父親做老太爺，仍舊要吃苦。於是得到了更正確的學說，拋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學說那有這麽圓滿而堂皇呢？這不也就是老子對於青年的益處麽？

    那麽，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沒有法子麽？我以為不然，也有法子想。這還是要查舊書。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麽書裏的了——告訴我們，一個老女人在討飯，忽然來了一位大闊人，說她是自己的久經失散了的母親，她也將錯就錯，做了老太太。後來她的兒子要嫁女兒，和老太太同到首飾店去買金器，將老太太已經看中意的東西自己帶去給太太看一看，一麵請老太太還在揀，——可是，他從此就不見了。

    不過，這還是學那道士似的，必須實物時候的辦法，如果單是做做自白之類，那是實在有無老子，倒並沒有什麽大關係的。先前有人提倡過“虛君共和”，現在又何妨有“沒親孝子”？張宗昌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書》、《五經》罷。

    （十一月七日。）

    後記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裏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隻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麵，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裏，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麽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隻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麽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裏，出了一種《十日談》，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

    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裏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的孫婿，將汙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閑，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婿問題

    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麵”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嶽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為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為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為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女婿”的蔓延

    聖閑

    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一切有富嶽家的人發生了妒忌，妒忌的結果是攻擊。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還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屬於正麵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園上他的一篇《女婿問題》裏說過，今日在文壇上最有聲色的魯迅、茅盾之流，一方麵身為文人，一方麵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不過既然做文人同時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則此女婿是應該屬於窮嶽家的呢，還是屬於富嶽家的呢？關於此層，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尚未出而主張，不知究竟應該“富傾”還是“窮傾”才對，可是《自由談》之流的撰稿人，既經對於富嶽家的女婿取攻擊態度，則我們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嶽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該再跨上這個文壇了，“富嶽家的女婿”和“文人”仿佛是衝突的，二者隻可任擇其一。

    目下中國文壇似乎有這樣一個現象，不必檢查一個文人他本身在文壇上的努力的成績，而唯斤斤於追究那個文人的家庭瑣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窮妻子之類。要是你今天開了一家書店，則這家書店的本錢，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賠嫁錢，也頗勞一些尖眼文人，來調查打聽，以此或作攻擊譏諷。

    我想將來中國的文壇，一定還會進步到有下種情形：穿陳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壇，如穿皮鞋，便屬貴族階級，而入於被攻擊之列了。

    現在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失業的多得很。回國以後編一個副刊也並非一件羞恥事情，編那個副刊，是否因親戚關係，更不成問題，親戚的作用，本來就在這種地方。自命以掃除文壇為己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一兩句自己的不願意聽的話，便要成群結隊的來反攻，大可不必。如其常常罵人家為狂吠的，則自己切不可也落入於狂吠之列。

    這兩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親，魯迅、茅盾之後，結果不過說著“魯迅拿盧布”那樣的濫調；打諢的高手要推聖閑先生，他竟拉到我萬想不到的詩人太太的味道上去了。戲劇上的二醜幫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用的便是這樣的說法，我後來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郡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今年二月，我給日本的《改造》雜誌做了三篇短論，是譏評中國，日本，滿洲的。邵家將卻以為“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這甜葡萄棚裏產生出來的《人言》（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譯者算是隻譯了其中的一篇《談監獄》，投給了《人言》，並且前有“附白”，後有“識”──

    談監獄

    魯迅

    （頃閱日文雜誌《改造》三月號，見載有我們文壇老將魯迅翁之雜文三篇，比較翁以中國文發表之短文，更見精彩，因迻譯之，以寄《人言》。惜譯者未知迅翁寓所，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詳，不能先將譯稿就正於氏為憾。但請仍用翁的署名發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譯者井上附白。）

    人的確是由事實的啟發而獲得新的覺醒，並且事情也是因此而變革的。從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長的時間中，專以代聖賢立言的“製藝”文章，選拔及登用人才。到同法國打了敗仗，才知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遣留學生到西洋，設立武器製造局，作為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敗仗之後，知道這還不彀，這一回是大大地設立新式的學校。於是學生們每年大鬧風潮。清朝覆亡，國民黨把握了政權之後，又明白了錯誤，而作為改正手段，是大造監獄。

    國粹式的監獄，我們從古以來，各處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謂文明監獄。那是特地造來給旅行到中國來的外人看的，該與為同外人講交際而派出去學習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囚人卻托庇了得著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得一定分量的食品吃，所以是很幸福的地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為要行仁政，便發布了囚人口糧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後當是益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象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所以不但禁錮人犯，而且有要給他吃苦的責任。有時還有榨取人犯親屬的金錢使他們成為赤貧的職責。而且誰都以為這是當然的。倘使有不以為然的人，那即是幫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進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說人犯每年放歸家中一次，給予解決性欲的機會，是很人道主義的說法。老實說：他不是他對於人犯的性欲特別同情，因為決不會實行的望頭，所以特別高聲說話，以見自己的是官吏。但輿論甚為沸騰起來。某批評家說，這樣之後，大家見監獄將無畏懼，樂而赴之，大為為世道人心憤慨。受了聖賢之教，如此悠久，尚不像那個官吏那麽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對於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卻由此可見。

    從另一方麵想來，監獄也確有些像以安全第一為標語的人的理想鄉。火災少，盜賊不進來，土匪也決不來掠奪。即使有了戰爭，也沒有以監獄為目標而來爆擊的傻瓜，起了革命，隻有釋放人犯的例，沒有屠殺的事。這回福建獨立的時候，說釋人犯出外之後，那些意見不同的卻有了行蹤不明的謠傳，但這種例子是前所未見的。總之，不象是很壞的地方。隻要能容許帶家眷，那麽即使現在不是水災，饑荒，戰爭，恐怖的時代，請求去轉居的人，也決不會沒有。所以虐待是必要了吧。

    牛蘭夫妻以宣傳赤化之故，收容於南京的監獄，行了三四次的絕食，什麽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了解中國的監獄精神之故。某官吏說他自己不要吃，同別人有什麽關係，很訝奇這事。不但不關係於仁政，且節省夥食，反是監獄方麵有利。甘地的把戲，倘使不選擇地方，就歸於失敗。

    但是，這樣近於完美的監獄，還留著一個缺點，以前對於思想上的事情，太不留意了。為補這個缺點，近來新發明有一種“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而施行教育。我不曾到其中去反省過，所以不詳細其中的事情，總之對於人犯時時講授三民主義，使反省他們自己的錯誤。而且還要做出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倘使不願寫或寫不出則當然非終生反省下去不行，但做得不好，也得反省到死。在目下，進去的有，出來的也有，反省院還有新造的，總是進去的人多些。試驗完畢而出來的良民也偶有會到的，可是大抵總是萎縮枯槁的樣子，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麵把心力用盡了。那是屬於前途無望的。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編者先生認為可用，當再譯寄。——譯者識。）

    姓雖然冒充了日本人，譯文卻實在不高明，學力不過如邵家幫閑專家章克標先生的程度，但文字也原是無須譯得認真的，因為要緊的是後麵的算是編者的回答——

    編者注：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但我們刊登此稿目的，與其說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議論透徹；不如說舉一個被本國迫逐而托庇於外人威權之下的論調的例子。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強辭奪理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統觀此文，則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見文化統製治下之呼聲一般。《王道》與《火》兩篇，不擬再登，轉言譯者，可勿寄來。

    這編者的“托庇於外人威權之下”的話，是和譯者的“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相應的；而且提出“軍事裁判”來，也是作者極高的手筆，其中含著甚深的殺機。我見這富家兒的鷹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權門賣身投靠之輩是怎樣的陰險了。他們的主公邵詩人，在讚揚美國白詩人的文章中，貶落了黑詩人，“相信這種詩是走不出美國的，至少走不出英國語的圈子。”（《現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國的富貴人及其鷹犬的眼中，雖然也不下於黑奴，但我的聲音卻走出去了。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實，黑人的詩也走出“英國語的圈子”去了。美國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鷹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

    但這種鷹犬的這麵目，也不過以向“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我而已，隻要立刻能給一個嘴巴，他們就比吧兒狗還馴服。現在就引一個也曾在《滑稽例解》中提過，登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申報》上的廣告在這裏罷——

    《十日談》向《晶報》聲明誤會表示歉意

    敬啟者十日談第二期短評有朱霽青亦將公布捐款一文後段提及晶報係屬誤會本刊措詞不善致使晶報對邵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訴按雙方均為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茲經章士釗江容平衡諸君詮釋已得晶報完全諒解除由晶報自行撤回訴訟外特此登報聲明表示歉意

    “雙方均為社會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此“理”極奇，大約是應該攻訐“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刊物的罷。金子做了骨髓，也還是站不直，在這裏看見鐵證了。

    給“女婿問題”紙張費得太多了，跳到別一件，這就是《〈莊子〉和〈文選〉》。

    這案件的往複的文字，已經收在本文裏，不再多談；別人的議論，也為了節省紙張，都不剪帖了。其時《十日談》也大顯手段，連漫畫家都出了馬，為了一幅陳靜生先生的《魯迅翁之笛》，還在《濤聲》上和曹聚仁先生惹起過一點辯論的小風波。但是辯論還沒有完，《濤聲》已被禁止了，福人總永遠有福星照命……

    然而時光是不留情麵的，所謂“第三種人”，尤其是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來的嘴臉來了。

    這回要提到末一篇，流弊是出在用新典。

    聽說，現在是連用古典有時也要被檢查官禁止了，例如提起秦始皇，但去年還不妨，不過用新典總要鬧些小亂子。我那最末的《青年與老子》，就因為碰著了楊邨人先生（雖然刊出的時候，那名字已給編輯先生刪掉了），後來在《申報》本埠增刊的《談言》（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引得一篇妙文的。不過頗難解，好像是在說我以孝子自居，卻攻擊他做孝子，既“投井”，又“下石”了。因為這是一篇我們的“改悔的革命家”的標本作品，棄之可惜，謹錄全文，一麵以見楊先生倒是現代“語錄體”作家的先驅，也算是我的《後記》裏的一點餘興罷──

    聰明之道

    邨人

    疇昔之夜，拜訪世故老人於其廬：廬為三層之樓，麵街而立，雖電車玲玲軋軋，汽車嗚嗚啞啞，市囂擾人而不覺，儼然有如隱士，居處晏如，悟道深也。老人曰，“汝來何事？”對曰，“敢問聰明之道。”談話有主題，遂成問答。

    “難矣哉，聰明之道也！孔門賢人如顏回，舉一隅以三隅反，孔子稱其聰明過人，於今之世能舉一隅以三隅反者尚非聰明之人，汝問聰明之道，其有意難餘老瞆者耶？”

    “不是不是，你老人家誤會了我的問意了！我並非要請教關於思辨之術。我是生性拙直愚笨，處世無方，常常碰壁，敢問關於處世的聰明之道。”

    “噫嘻，汝誠拙直愚笨也，又問處世之道！夫今之世，智者見智，仁者見仁，階級不同，思想各異，父子兄弟夫婦姊妹因思想之各異，一家之內各有主張各有成見，雖屬骨肉至親，乖離衝突，背道而馳；古之所謂英雄豪傑，各事其君而為仇敵，今之所謂誌士革命家，各為階級反目無情，甚至隻因立場之不同，骨肉至親格殺無赦，投機取巧或能勝利於一時，終難立足於世界，聰明之道實則已窮，且唯既愚且魯之徒方能享福無邊也矣。……”

    “老先生雖然說的頭頭是道，理由充足，可是，真的聰明之道就沒有了嗎？”

    “然則僅有投機取巧之道也矣。試為汝言之：夫投機取巧之道要在乎滑頭，而滑頭已成為專門之學問，西歐學理分門別類有所謂科學哲學者，滑頭之學問實可稱為滑頭學。滑頭學如依大學教授之編講義，大可分成若幹章，每章分成若幹節，每節分成若幹項，引古據今，中西合璧，其理論之深奧有甚於哲學，其引證之廣大舉凡中外曆史，物理化學，藝術文學，經商貿易之直，誘惑欺騙之術，概屬必列，包羅萬象，自大學預科以至大學四年級此一講義僅能講其千分之一，大學畢業各科及格，此滑頭學則無論何種聰明絕頂之學生皆不能及格，且大學教授本人恐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難學也可想而知之矣。餘處世數十年，頭頂已禿，須發已白，閱曆不為不廣，教訓不為不多，然而餘著手編輯滑頭學講義，僅能編其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一項也。此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一項其綱目為‘順水行舟’，即人雲亦雲，亦即人之喜者喜之，人之惡者惡之是也，舉一例言之，如人之惡者為孝子，所謂封建宗法社會之禮教遺孽之一，則汝雖曾經為父侍湯服藥問醫求卜出諸天性以事親人，然論世之出諸天性以事親人者則引‘孝子’之名以責難之，惟求青年之鼓掌稱快，勿管本心見解及自己行動之如何也。被責難者處於時勢潮流之下，百辭莫辯，辯則反動更為證實，從此青年鳴鼓而攻，體無完膚，汝之勝利不但已操左券，且為青年奉為至聖大賢，小品之集有此一篇，風行海內洛陽紙貴，於是名利雙收，富貴無邊矣。其第一章之第一節，第一節之第二項為‘投井下石’，餘本亦知一二，然偶一憶及投井下石之人，殊覺頭痛，實無心編之也。然而滑頭學雖屬聰明之道，實乃左道旁門，汝實不足學也。”

    “老先生所言想亦很有道理，現在社會上將這種學問作敲門磚混飯吃的人實在不少，他們也實在到處逢源，名利雙收，可是我是一個拙直愚笨的人，恐怕就要學也學不了吧？”

    “嗚呼汝求聰明之道，而不學之，雖屬可取，然碰壁也宜矣！”

    是夕問道於世故老人，歸來依然故我，嗚呼噫嘻！

    但我們也不要一味賞鑒“嗚呼噫嘻”，因為這之前，有些地方演了“全武行”。

    也還是剪報好，我在這裏剪一點記的最為簡單的──

    藝華影片公司被“影界鏟共同誌會”搗毀

    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腦脫路金司徒廟附近新建之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偽稱訪客，一人正在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遂大呼一聲，則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蜂擁奪門衝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後又至室外，打毀自備汽車兩輛，曬片機一具，攝影機一具，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眾起來一致剿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眾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等等字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為“中國電影界鏟共同誌會”。約逾七分鍾時，由一人狂吹警笛一聲，眾暴徒即集合列隊而去，迨該管六區聞警派警士偵緝員等趕至，均已遠颺無蹤。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後當準備更激烈手段應付，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本會亦已有嚴密之調查矣雲雲。

    據各報所載該宣言之內容稱，藝華公司係共黨宣傳機關，普羅文化同盟為造成電影界之赤化，以該公司為大本營，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內容為描寫階級鬥爭者，但以向南京檢委會行賄，故得通過發行。又稱該會現向教育部、內政部、中央黨部及本市政府發出呈文，要求當局命令該公司，立即銷毀業已攝成各片，自行改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並對受賄之電影檢委會之責任人員，予以懲處等語。

    事後，公司堅稱，實係被劫，並稱已向曹家渡六區公安局報告。記者得訊，前往調查時，亦僅見該公司內部布置被毀無餘，桌椅東倒西歪，零亂不堪，內幕究竟如何，想不日定能水落石出也。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報》。）

    影界鏟共會

    警戒電影院

    拒演田漢等之影片

    自從藝華公司被擊以後，上海電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動，從製片商已經牽涉到電影院，昨日本埠大小電影院同時接到署名上海影界鏟共同誌會之警告函件，請各院拒映田漢等編製導演主演之劇本，其原文雲：

    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電影界為共產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影片公司之行動，查貴院平日對於電影業，素所熱心，為特嚴重警告，祈對於田漢（陳瑜）、沈端先（即蔡叔聲、丁謙之）、卜萬蒼、胡萍、金焰等所導演，所編製，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此告。上海影界鏟共同誌會。十一，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報》。）

    但“鏟共”又並不限於“影界”，出版界也同時遭到覆麵英雄們的襲擊了。又剪報──

    今晨良友圖書公司

    突來一怪客

    手持鐵錘擊碎玻璃窗

    揚長而去捕房偵查中

    ……光華書局請求保護

    滬西康腦脫路藝華影片公司，昨晨九時許，忽被狀似工人等數十名，闖入攝影場中，並大發各種傳單，署名“中國電影界鏟共同誌會”等字樣，事後揚長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時許，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鐵錘，至該公司門口，將鐵錘擊入該店門市大玻璃窗內，擊成一洞。該男子見目的已達，立即逃避。該管虹口捕房據報後，立即派員前往調查一過，查得良友公司經售各種思想左傾之書籍，與搗毀藝華公司一案，不無關聯。今日上午四馬路光華書局據報後，驚駭異常，即自投該管中央捕房，請求設法保護，而免意外，惟至記者截稿時尚未聞發生意外之事雲。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報》。）

    搗毀中國論壇

    印刷所已被搗毀

    編輯間未受損失

    承印美人伊羅生編輯之《中國論壇報》勒佛爾印刷所，在虹口天潼路，昨晚有暴徒潛入，將印刷間搗毀，其編輯間則未受損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報》。）

    襲擊神州國光社

    昨夕七時四人衝入總發行所

    鐵錘揮擊打碎櫥窗損失不大

    河南路五馬路口神州國光社總發行所，於昨晚七時，正欲打烊時，突有一身衣長袍之顧客入內，狀欲購買書籍。不料在該客甫入門後，背後即有三人尾隨而進。該長袍客回頭見三人進來，遂即上前將該書局之左麵走廊旁牆壁上所掛之電話機摘斷。而同時三短衣者即實行搗毀，用鐵錘亂揮，而長衣者亦加入動手，致將該店之左櫥窗打碎，四人即揚長而逸。而該店時有三四夥友及學徒，亦驚不能作聲。然長衣者方出門至相距不數十步之泗涇路口，為站崗巡捕所拘，蓋此長衣客因打櫥窗時玻璃倒下，傷及自己麵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該長衣者當即被拘入四馬路中央巡捕房後，竭力否認參加搗毀，故巡捕已將此人釋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報》。）

    美國人辦的報館搗毀得最客氣，武官們開的書店搗毀得最遲。“揚長而逸”，寫得最有趣。

    搗毀電影公司，是一麵撒些宣言的，有幾種報上登過全文；對於書店和報館卻好像並無議論，因為不見有什麽記載。然而也有，是一種鋼筆版藍色印的警告，店名或館名空著，各各填以墨筆，筆跡並不像讀書人，下麵是一長條紫色的木印。我幸而藏著原本，現在訂定標點，照樣的抄錄在這裏──

    敝會激於愛護民族國家心切，並不忍文化界與思想界為共黨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電影大本營──藝華公司之行動。現為貫徹此項任務計，擬對於文化界來一清算，除對於良友圖書公司給予一初步的警告外，於所有各書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調查。素知

    貴……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為特嚴重警告，對於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魯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錢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動文字，以及反動劇評，蘇聯情況之介紹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載，發行。如有不遵，我們必以較對付藝華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徹底的手段對付你們，決不寬假！此告——

    …………

    上海影界鏟共同誌會（十一，十三。）

    一個“誌士”，縱使“對於文化事業，熱心異人”，但若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個錘子，打破值銀數百兩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會在不知何時，飛來一頂紅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錢的腦袋，那他當然是也許要灰心的。然則書店和報館之有些為難，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既是被“揚長而去”的英雄們指定為“赤色作家”，還是莫害他人，放下筆，靜靜的看一會把戲罷，所以這一本裏麵的雜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為從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時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並沒有寫些什麽的。

    但是，經驗使我知道，我在受著武力征伐的時候，是同時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煙士披離純”，何況現在嗅覺又特別發達了，他們深知道要怎樣“創作”才合式。這就到了我不批評社會，也不論人，而人論我的時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盡有，妙的卻不多。紙墨更該愛惜，這裏僅選了六篇。官辦的《中央日報》討伐得最早，真是得風氣之先，不愧為“中央”；《時事新報》正當“全武行”全盛之際，最合時宜，卻不免非常昏憒；《大晚報》和《大美晚報》起來得最晚，這是因為“商辦”的緣故，聰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遲鈍，他剛才決計合夥來討伐，卻不料幾天之後就要過年，明年是先行檢查書報，以惠商民，另結新樣的網，又是一個局麵了。

    現在算是還沒有過年，先來《中央日報》的兩篇罷──

    雜感

    洲

    近來有許多雜誌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報月刊》、《東方雜誌》以及《現代》上，都有雜感隨筆這一欄。好像一九三三真要變成一個小文章年頭了。目下中國雜感家之多，遠勝於昔，大概此亦魯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國雜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魯迅。他的師爺筆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去年則還出了什麽三心《二心》之類。照他最近一年來“幹”的成績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魯迅先生久無創作出版了，除了譯一些俄國黑麵包之外，其餘便是寫雜感文章了。雜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揮而就。則於抽卷煙之際，略轉腦子，結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寫雜感文章，有一個不二法門。不是熱罵，便是冷嘲。如能熱罵後再帶一句冷嘲或冷嘲裏夾兩句熱罵，則更佳矣。

    不過普通一些雜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對於某事物有所不滿，自然就不滿（迅案：此字似有誤）有冷嘲的文章出來。魯迅先生對於這樣也看不上眼，對於那樣也看不上眼，所以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醜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歎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隻是諷刺，隻是冷嘲，隻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台

    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主。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裏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裏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麽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Q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麵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僨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杆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B.A.Vassiliev對魯迅先生的《阿Q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眾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曆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Q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擂台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醜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致的，就是討厭我“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於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裏了。

    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為什麽，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為“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

    略論告密

    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裏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並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麽時候，他在什麽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麽要他的“密”的別的機關？），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麽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麽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於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因為在何家幹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將上台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將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將。於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將的上場。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麵，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麽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別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蔑，我相信，因為於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邨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著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為什麽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於告密者更為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

    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弢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麵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為“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標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文舞台的戲兒一出出換了。腳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條。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為現在的確有許多文腳色，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著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腳色依舊，就是臉譜也並不簇新，隻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著《穆薛姻緣》之類，內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翻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並不滿意這樣的態度，不然為什麽要罵人家“怪聲怪氣的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的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並不是在挑戰，隻是放放暗箭，因為“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隱暗處，看到了什麽可射的，便輕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討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別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別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謀害而終於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寢”，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凶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為什麽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確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為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裏去了。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別，我是知道的。我所謂告密，是指著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麽？

    第二篇恐怕隻有他自己懂。我隻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弢先生為就是我了。采在這裏，隻不過充充自以為我的論敵的標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

    錢基博之魯迅論

    戚施

    近人有裒集關於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為《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毀譽互見，乃得其真。頃見錢基博氏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適入選，而以魯迅、徐誌摩附焉。於此諸人，大肆訾謷。邇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膽者，而新人未嚐注意及之。茲特介紹其“魯迅論”於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諡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於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托於象胥，斯為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誌，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眾？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於時裝婦人著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誌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於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文壇之影響，而加以訾謷者也。平心論之，魯迅之譯品，誠有難讀之處，直譯當否是一問題，歐化的國語文學又是一問題，借曰二者胥有未當，誰屍其咎，亦難言之也。錢先生而謂，鄙言為不然耶？

    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樹人所著，隻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隻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嚐有民眾耶！錢先生因此而斷之曰，周樹人、徐誌摩為新文藝之右傾者。是則於魯迅之創作亦加以訾謷，兼及其思想矣。至目魯迅為右傾，亦可謂獨具隻眼，別有鑒裁者也！既不滿意於郭沫若、蔣光赤之左傾，又不滿意於魯迅、徐誌摩之右傾，而惟傾慕於所謂“讓清”遺老之流風餘韻，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錢先生之誌，皎然可睹矣。當今之世，左右做人難，是非無定質，亦於錢先生之論魯迅見之也！

    錢氏此書出版於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記雲。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報》的《火炬》。）

    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話，讚為“獨具隻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評”得連我自己也不想再說什麽話，“頹廢”了。然而我覺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別的保存起來，也是以備“魯迅論”之一格。

    最後是《大美晚報》，出台的又是曾經有過文字上的交涉的王平陵先生──

    罵人與自供

    王平陵

    學問之事，很不容易說，一般通材碩儒每不屑與後生小子道長論短，有所述作，無不譏為“淺薄無聊”；同樣，較有修養的年輕人，看著那般通材碩儒們言必稱蘇俄，文必宗普魯，亦頗覺得如嚼青梅，齒頰間酸不可耐。

    世界上無論什麽紛爭，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類思想的衝突，因為多半是近於意氣，斷沒有終止的時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毀謗人家故意找尋人家的錯誤當作是一種職業；而以直接否認一切就算是間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於自己究竟是什麽東西，那隻許他們自己知道，別人是不準過問的。其實，有時候這些人意在對人而發的陰險的暗示，倒並不適切；而正是他們自己的一篇不自覺的供狀。

    聖經裏好像有這樣一段傳說：一群街頭人捉著一個偷漢的淫婦，大家要把石塊打死她。耶穌說：“你們反省著！隻有沒有犯過罪的人，才配打死這個淫婦。”群眾都羞愧地走開了。今之文壇，可不是這樣？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如同魯迅先生慣用的一句刻毒的評語，就就罵人是代表官方說話；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麽“方”說話！

    本來，不想說話的人，是無話可說；有話要說；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魯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了。

    像這樣的情形，文壇有的是，何止是魯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報》的《火樹》。）

    記得在《偽自由書》裏，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論為屬於“官方”，這回就是對此而發的，但意義卻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的話看起來；好像是說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麽，說人反動的，他自己正是反動，說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評語”了，耶穌不說過“你們反省著”嗎？──為消災計，再添一條小尾：這壞習氣隻以文壇為限，與官方無幹。

    王平陵先生是電影檢查會的委員，我應該謹守小民的規矩。

    真的且住。寫的和剪貼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別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這一條尾巴又並不小。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著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論，沒有感到和沒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寫了下來的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後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麽？──而現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視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尊臉來，看看暗中，寫它幾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雜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夠生存，雖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為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

    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然而都不是做這《準風月談》時期以內的事，在這裏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還是真的帶住罷，寫到我的背脊已經覺得有些痛楚的時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魯迅記於上海。(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