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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門宴’就這麽結束了？”我問。
    “是啊，本來就是聚會喝酒，聯絡感情啊。”第四任縣委書記董正說。
    “有什麽體會？有什麽深意啊？”
    “哪有什麽體會，什麽深意啊。說白了，就是明明白白告訴我，柳順平是市委副書記王伯年同誌另眼相看，看好的人，不要動他嗎？柳順平在市直各部門那裏是可以說得上話的人，動他對月光縣的工作有影響嗎？”董書記說。
    “那後來呢？你還打算動柳順平嗎？”我繼續問。
    董書記說：“柳順平我肯定會動，關鍵是要逮住機會，處理時，讓他人至少在表明上無話看說。”
    “你逮住機會了嗎？”我問。
    “還沒有，但處理柳順平是一定的，‘為民除害’是一名縣委書記義不容辭的責任。”
    “盼望你能逮住機會，快刀斬亂麻處理此事。”
    “我也一直在尋找機會啊，我們的調查組不仍在調查嗎？活該我不得清淨安神，柳順平的事沒理清，又發生了一件令人氣憤的事。”
    “什麽事啊？”我問。
    “縣長馬誌、縣委副書記趙程大和縣人大主任孫淩雲三家分別雇請的清潔工、保姆和花匠的費用，全部是由紅廟鄉按季支付的。這件事是因為紅廟鄉黨委書記湯吉祥和鄉長居如意發生分歧給捅出來的。全縣上下議論紛紛，等著看縣裏怎麽處理。”董書記說。
    “月光縣真是一切皆有可能啊。”我苦笑著說。
    “這件事又轉到我這裏，我把縣紀委書記劉勇剛請到辦公室，問怎麽辦？劉書記馬上說，他們是市管幹部，由市裏調查處理妥當些，我也完全讚成交由市裏處理。”董書記說。
    “劉書記的這個主意不錯啊。”我說。
    “是不錯，可幾天後，市紀委書記楊漢雄同誌親自跟我打電話說，市紀委最近非常忙，正在配合上級查一些大案要案，實在忙不過來，沒功夫管這些陳芝麻亂穀子的事情。他跟市委書記翁敏傑同誌通了氣，希望縣委能自行處理此事。”
    “是不是又把球給踢回來了？”我問。
    “那你覺得呢？”董正反問道。
    “我覺得，該縣裏管的幹部，譬如說柳順平，轉回來處理還情有可原。市裏管的幹部，譬如說，這三名縣領導，怎麽又轉回來了呢？縣裏怎麽有權處理市管幹部的事呢？市裏是不是在推卸責任啊？”我說。
    “是啊，我想了一下。一來市紀委確實很忙，二來他們確實認為這件事太小了，撚不上筷子，讓縣裏自我消化也沒什麽不妥。我沒辦法，隻好讓縣紀委和信訪局派人調查，果真如此，而且還支付了幾年。自家請的清潔工、保姆和花匠的費用還要公家付，這也太不像話了，說出去也丟人啊。”
    “是有一點丟人，很有一點丟人。要麽不請，要請就應該自家支付費用，怎麽會用公款支付呢？難道他們這麽一點認識，這麽一點覺悟都沒有嗎？”我問。
    “這些清潔工、保姆、花匠是紅廟鄉主動幫忙請的，費用也是紅廟鄉主動要支付的，不是這三位縣領導主動提出來的，這一點不能冤枉這三人。”董書記說。
    “你敢處理嗎？”
    “當然敢處理，這有什麽不敢的。”
    “那你打算怎麽處理呢？”
    “我思前想後，考慮到這三人的地位，派誰處理都不合適，隻有我親自去辦了。為了不使自己與這‘三巨頭’的關係處於‘敵對狀態’，減少工作阻力，我決定悄悄地，低調處理此事。”董書記說。
    “我在月光縣很少串門，但這件事不一樣，情況特殊，我得串門了。晚上，我主動到了縣長馬誌家，先拉了拉家常，扯了一些經濟工作方麵的事，然後‘順便’提出了家裏雇工的費用問題，很虛心很誠懇地征求他的意見。”董書記說。
    “馬縣長怎麽說？”我問。
    “他氣呼呼地說：‘征求什麽？我檢討，我付錢。’我妥協說：‘過去的就算了，從下個月開始，能不能不讓紅廟鄉支付費用。’馬誌似乎心存芥蒂，狐疑地望著我，大概是想看我耍什麽把戲。我確信我一臉的真誠，坦坦蕩蕩等他回答。”董書記說。
    “沉默了好一會兒，馬誌終於開口了：‘別看我是縣長，其實家大口闊，窮親戚又多，日子也不好過。好吧，從現在開始，我辭去花匠、保姆，自己負擔清潔工的費用。’不知怎的，我有些感動，問馬誌能不能委屈自己一下，跟趙程大、孫淩雲說說，參照馬縣長的辦法辦。”董書記說。
    “可馬誌怎麽都不肯去說，堅持要我去說。縣城就巴掌那麽大一點地方，人很好找。我很快來到趙程大家，他家裏聚著一幫人，都是縣裏各部門的幹部，很熱鬧。見我來後，他們都一一告辭了。我扯了一些如何培養德才兼備的年輕幹部問題，政法戰線如何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問題，如何維護社會穩定問題。”董書記說。
    “然後，順帶說起了雇工費用。他說：‘都是老婆搞的，叫她別搞，她偏要搞。你知道，我是全縣有名的‘妻管嚴’，能不能讓我跟老婆商量一下？’我自然沒說什麽。”董書記說。
    “還有縣人大主任孫淩雲呢，他怎麽反應？”我問。
    “回到宿舍，快十點鍾了，我試著跟孫淩雲家打了電話，他沒睡，我到了他家。剛說起了雇工費用，他就像一隻被激怒的獅子，大聲說：‘我在紅廟幹了那麽多年的鄉長、黨委書記，又當了這麽多年的常務副縣長、縣長，公家請個雇工有什麽不對？”董書記說。
    “孫主任說，你看上頭的一些領導，哪家不請清潔工？哪家不請保姆？哪家不請花匠？哪家清潔工、保姆、花匠的費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潔工、保姆、花匠的費用，紅廟鄉可以不支付，但縣裏也要支付。我是看縣財政吃緊，才讓紅廟鄉支付的。”董書記說。
    “有些人不幹正事，就是喜歡一堆屎不臭挑起來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縣委書記，你要好好處理那些人，尤其是紅廟鄉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這股歪風，樹立人民幹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董書記說。
    我哈哈大笑起來：“這不是強詞奪理嗎？這是什麽邏輯？這是哪家的王法啊？”
    “狗屁邏輯，你說的強詞奪理還輕了，我覺得是蠻橫無理。你不知道啊，我當時不停地抽著煙，心情沉重，我覺得幹一個縣委書記特別窩囊。”董書記說。
    “怎麽窩囊啊？”我問。
    “縣委書記，說起來是最大最有實權的官，可做起事來處處像小媳婦，處處求人，討好，和稀泥；處處為別人著想，給別人台階，給別人麵子；處處妥協，拿原則做交易，玩官場遊戲。可他媽的有誰為我想過，為縣委書記想過？！”董書記說。
    我耐心傾聽著，等他慢慢恢複平靜後，輕聲問：“那後來怎麽樣，雇工費用問題解決了嗎？”
    “沒有，在月光縣，哪有那麽順利的事啊。時間一天天過去，三位縣領導家裏雇請的清潔工、保姆和花匠的費用依然由紅廟鄉支付。”董書記說。
    “我多次想跟市紀委報告說，處理不了，請他們處理，但又覺得這樣太丟麵子，太丟人，太丟縣委書記這個職務的臉，就沒有請上麵處理，隻是消極的等他們‘回心轉意’，意識到自己的不妥，然後主動糾正。”董書記說。
    “我們回心轉意了嗎？他們自我糾正了嗎？”我問。
    “沒有。我良好的願望沒有等到理想的結果，直到後來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費用仍然由紅廟鄉支付，恐怕現在也是這樣。柳順平的事也就這麽不了了之。老弟，我算解放了，該輪到你去做小媳婦了。”董書記說。
    他又一連談了其它各方麵的事情，但都是“負麵”的。
    我勉強笑了笑，問他：“你沒打聽過調你回來的原因嗎？”
    “打聽過，月光縣裏一些人總是向省裏、市裏告狀，說我喜歡搞封建縣太爺那一套，讓老百姓給自己磕頭，破壞黨的幹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破壞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說我無事生非，小題大做，影響了縣黨政領導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董書記說。
    “說我搞一言堂，唯我獨尊，壓製不同意見，動輒查這個撤那個，弄得幹部人心惶惶，幹群關係緊張，幹部工作積極性大大下降，破壞黨的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你說，這是哪跟哪啊，這不是十足的扯蛋嗎？”董書記說。
    停了一下，他似乎有些痛心地說：“蒼蠅總是叮有縫的蛋啊！”
    “我還是想問你一下，當然，你可以不回答。”我直接了當地問：“你認為這是調你回來的根本原因嗎？”
    “恐怕不是，這隻能算桌麵上的原因。”
    “那麽，桌麵下的原因是什麽呢？”
    “恐怕是我觸動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經，如果仍讓我這個剃頭匠、愣頭青呆在那裏，恐怕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方方麵麵的一些人有芒刺在背，如坐針氈之虞。說大一點，不利於‘穩定和團結’。”
    “何以見得呢？”
    “月光縣的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輕裝上陣，必須進行徹底清理。要徹底清理，必然涉及到方方麵麵的人和事。你想，這麽多年以來，月光縣大大小小的事發生了多少啊，不談月光縣內部的幹部升遷調動，月光縣往市裏、省裏輸送了多少幹部啊，還有調這些幹部的幹部呢，牽一發而動全身，拔出蘿卜帶出泥啊……。”
    我不免深有感觸地應和：“是啊，是啊。”
    “命運總是喜歡跟我開玩笑，我想調回來，不想幹事的時候，偏不讓我回來。我不想回來，想大幹一番的時候，偏偏讓我回來。你說，是誰跟我過不去呢？”董書記長長地歎著氣，心頭難平。
    “那麽，到底是誰跟你過不去呢？或者說，是誰對你所從事的工作過不去呢？”我緊追著問。
    “算了吧，我不想想這些，想起來就頭疼，就害怕，就做噩夢。你自己去慢慢感受吧。”董書記靜靜地望著湖麵，心中有些茫然……
    拜訪令我尷尬，令我失望。
    我真切地感到，即將開始的月光之行，蒙上了一層悲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