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心有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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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意見的采納,很可能是他授意、大臣操作的結果。
他心情不好的時候,隨時都可能變臉,別說根本不聽別人的意見,而且以欺君犯上的罪名殺你的頭。
這主要是最高的皇帝層麵來說,他就是一個獨斷專行的存在,沒有人能監督和牽製他。
嶽飛對鑒察和牽製製度和功能曾經有過深入思考。
即使有人勸諫甚至死諫。最後是否采納也是皇帝自己說了算。
也就是說,哪都是表麵文章,沒有實質內容。
宋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十四,巳時初二刻,現代時上午九點二十分。
被派遣的人,隻能按照皇帝的旨意做事,而不能違背皇帝的旨意。
由此可知,哪怕那個監察禦史公正廉明如同包黑子,他做的事情完全正確,也沒有客觀性。
因為客觀性不是他追求的目標,他追求的目標是皇帝的滿意。
而皇帝不是客觀標準,隻是他自己的偏好,尤其宋代昏君輩出的時候。
因為宋代把皇帝集權做到了極致,所有執政目的都是為了這個目標,所以昏君的惡劣作用以及產生的惡劣效果特別明顯, 比如靖康之恥、殺害忠良。
宋代因為自我閹割導致的積貧積弱在幾個重要方麵非常致命,其中之一就是軍事領導。
製度化的文官統領武將和軍隊隻有宋代才存在,直到滅亡也沒有根本改變,實在是笨到家了。
這實在是陳橋兵變帶來的惡有惡報之一,因為趙匡胤擁兵自重謀國奪權,就直盯了祖訓,不貴武將掌兵。
這個防範措施在北宋前期作到了極致,不但文官掌兵,而且將兵分離,也就是兵無常將。將無常兵,將兵互不相識,打仗之前才派將去領導那些陌生的兵馬。
知道熙寧變法神宗皇帝親政以後,才由王安石提出的變法之一置將法有所改變,但是隻是在中層將領方麵將兵不再分割,但是在大軍統帥層麵一如如故,就是文官領兵、兵將分離、臨時差派。
因為宋代的兵員基數的龐大,武官和文官係統一樣,充斥冗官,即使極端浪費也還是留有相對強大的力量,用來對付農民造反和弱小的反抗,還是能夠勝任的。
可是一旦麵臨強敵理儒遼兵、金兵、西夏兵,就難以抵敵了。
其實,從兵力數量、技術裝備、經濟支持來說,宋朝都比他們強大多了。
宋代能夠苟延殘喘幾百年,說實話,全都依賴於周遭的敵人不是太強大,他們也沒有滅掉宋朝的心願。
因為他們隻不過是崛起於部落酋長,宋代的一個繁華城市比他們整個領地的財富還多。
一旦他們下決心要滅國,南宋偏安小朝廷就在劫難逃了。
這種積貧積弱的惡果,主要歸因於宋代愚蠢的自我閹割國策,歸因於宋代那些篡奪他人王位建立宋朝的趙匡胤趙普等一群目光短淺的君臣群體。
開國皇帝和臣宰以降,在政治視野方麵一鱉不如一鱉,那些隻會在別人解釋過的儒家經典中尋章摘句腐儒不思進取,他們窮其一生,基本上就是抱殘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外敵侵擾的危機,內部矛盾的不可調和,更是令那些沒有融會貫通理解天理的當政者不知所措,這些送回起來,就給那些奸臣提供了肥腴的土壤,使得他們可以在昏君的縱容下為所欲為。
這種形態,同時也為昏君的滋生和泛濫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讓他們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隨心所欲地憑一己私欲,揮霍民脂民膏,甚至將積聚的財富拱手送給敵人,更甚者殺死民族脊梁抗敵英雄。
這個時候,宋代的那些所謂文學大家鴻儒泰鬥卻在那裏賞花吟詩,不是執迷不悟,就是意誌消沉,獨善其身,豈不是在雕蟲小技上抖機靈,在國家生死存亡上愚不可及?
他們的所有功效,不過譬如南唐後主,亡國之君連慘渡人生都不可得,空留幾句亡國之音,豬狗般死去。
因為竊奪別人國柄的趙匡胤心中將別人都當作假想敵,因為所有文人都甘當附庸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立場,故此設立了君權至上,君權之下不求效率,隻求安全第一,互相扯皮,從最高的廟堂開始,一直到下麵的地方政權,都是內鬥不止,成了黨派都爭的場所,正人君子沒有立足之地,奸佞削人橫行官場。
軍政之外,最慘烈的戰場發生在那些官員聚集之所,以至於形成了黨派之爭,從此以後,一切都是為了黨派利益,黨派利益成了他們行事為人的標準,即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科玉律就成了第二等因素。
因為第一因素變成你首先必須是我的同黨成員,你才有機會成為臣子,否則你就是奸佞。
然後,他們才去全力以赴地爭取皇上的支持,讓本屆天子成為他們那一黨的天子,那一朝的臣子,全部是他們的同黨成員。
由此可知,一旦黨派之爭主導了朝政,不管是皇上,還是大臣,就用黨派利益取代了宋朝國家利益。
這也就是說,黨派利益的出現和如此重要,關鍵原因是違背天理。
沒有黨派之爭之前,盡管許多時候宋代也不符合天道,但是他們還是往天道上努力的。自從黨派鬥爭泛濫以後,天理的方向就被放棄,目標方向變成了黨派利益。
至於黨派目標是不是符合天理,就變成了一個完全或然性的目標,比如蔡京和秦檜一類,他們隻會打壓異己,實現自己的私欲目標,天理他們想都不想,也沒有功夫想。
那些奸佞不甘心受死,還伺機反撲,鎮壓他們就夠我忙,天理?存不存在都不確定,而且即使有也離我們大老遠,管他們幹嘛?
還有,即使我有功夫,也要繼續深挖那些潛在的奸佞,把將來的危險除掉,這個也比什麽天理重要多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麵,也體現了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閹割的行為和效果。
有宋一代,除了皇室和高冠聚集在京城,甚至一國養一城,將全國的財富集中到京城,以保證京都的需要。而這個需要到此為止,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因為鳥無頭不飛。一隻鳥沒有頭就是死鳥。
可是,那些愚蠢的昏君奸臣,卻把鳥頭和鳥的脖子之下對立起來。
何以見之?就是他們的意識和行為上,將鳥頭和其它鳥體分開和對立,舉個例子,大臣被定罪,就會被降職和流放。
降職和流放,本質就是官職低,起碼不能作高官,而是低官,而低官主要是地方官。宰相門前三品官,說明在京城高官公卿如過江之鯉,所以降職就去地方,是對地方官員的一種極大貶低和侮辱。
那意味著,你們都是低官一等,在高高在上的京官麵前,你們是沒有資格抬頭挺胸說話作人的。
至於流放是在貶官之外的另一層懲罰,也就是一種更嚴重的人格侮辱。
不但侮辱了當事人就是那些被貶的官員,也羞辱了被流放之地的官員和民眾。
尤其是嶺南作為流放地,被視為緩期執行的死刑,就是那些被貶的京官習慣了安逸的生活,根本承受不住嶺南的炎熱、瘴氣、飲食習慣等等,加上胸鬱不舒,導致他們往往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病倒死亡。
正因為有這個效果,昏君奸臣和喜歡使用這個方式懲罰他們心中的罪犯,比如嶽飛被殺以後,他的家屬造到了流放嶺南的處置。
除了處罰官員的時候,他們大量使用貶職和流放以外,在安排新官任職、調動官員職位和管轄的時候,也是按照這個認識進行,見自己親近的人作為獎賞安排在京都和京畿,不同意見的人則派遣到邊緣地區。
那待遇簡直還不如那些被流放的官員。
因為按照慣例,那些被流放的官員隻是被限製活動,而那些官員還要履行職責,就是要辛苦幹活。
可想而知,這種形同流放的派遣是多麽令人厭惡。
所有這些將京官和地方官割裂開來區別對待的做法,都人為造成了宋代官場的分裂,昏君和奸臣還在那裏自以為得以,殊不知他們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巨大的黑洞,最後將他們深深埋葬。
通過這種自我閹割,宋朝人為地製造了京都和地方的深刻分裂,使得本來應該團結一致互相支持的朝廷和地方分成兩塊,甚至互相對立,極大地削弱了宋朝的國力。
這種心態這種作為,導致昏君不敢走出京城,隻好縮在京城被敵人捉去,當然他也得不得地方的勤王力量的救援。這不僅僅是他們沒有這種力量,因為地方的實力已經被京都的昏君奸臣拿走。
而且也因為他們沒有那個心願,平常打壓他們雞犬不如,何以期待他們危急時刻救你一命?
而且宋代操作規程凡是都是皇帝的命令,進京勤王必須有聖旨,否則就會被視為欺君造反,事沒幹成,先被砍頭了。
所以各種因素湊在一起,昏君趙佶極為屈辱地被敵人擄走,最終死在五羊城,豬狗不如。
有宋一代的昏君奸臣,分裂了宋代的官員群體,人為地製造了這種裂痕,一直到南海陸沉,徹底泯滅。
所有這些,尤其是在官場,最需要統一認識的地方,那些昏君奸臣不但不尋求和遵行天理,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人為製造分裂,最後因為悖逆天道,所有人都國破家亡人死道消。
嶽飛作為心知肚明的穿越人士,當然不能隨波逐流,重走曆史上嶽飛的悲劇道路。
但是他也深知,宋朝的這種痼疾,不可能一朝改變,沒有什麽捷徑可走。
尤其是他的目的要達到長治久安,就必須從頭開始,打下一個正確的基礎,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這就是他要從天道天理開始。
這也是他建立宗元學坊的原因。
這也是他設立五大專業學科就是天人衢、人庸衢、物流衢、幽通衢、稅賦衢的根據。
他對程頤的解釋、對宗元學坊專業的設置和分支學科的設置,都體現了他的整體思考和認識。
別人會覺得零零碎碎,可是嶽飛心中卻有整幅圖畫。
比如宋代設置了監察禦史,這個職銜屬於差派。
就是皇上根據需要臨時派人去幹,完事你該去哪兒去哪兒。
首先這就是一個程序上的先天缺陷。
在這種皇上有絕對權力可以對所有人生殺予奪的情況下,那種鑒察和牽製是沒有用的。
隻是擺個樣子卻沒有實質的效用,卻需要花費真金白銀,是比較愚蠢的行為。
所以,在宋代,看似複雜完善的鑒察和牽製製度,白白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卻沒有效用。
這不僅僅是對皇帝沒用, 從設計上就不是針對皇上那個層麵,而且也因為存在巨大的樓洞,使得其餘底層係統,也名存實亡。
這也是宋代朝廷和大臣許多努力都是自相矛盾,形成對設計的功能自我閹割的一個重要方麵。
碰上倔脾氣的皇上和倔脾氣的大臣頂牛的情況,情況就很慘烈:是你的脖子硬,還是我的刀快?
皇上覺得他需要聽取民意了,他就采納下麵來的意見。
這個監察禦史不是按照設計對付一類人某些事,而是根據皇上的旨意去調查某人幹的某事。
可知某人某事都是皇帝臨時起意,派人去處理的時候,皇上已經心中有數,如何處理那個人。
通過那些活動,讓他對這個領域理解甚深,他覺得吧, 如果世界範圍有排名,他拿第一小意思。
故此,他就有了一些獨到的見解。跟大家一樣的就不用提了,與眾不同的就有好幾點。
那個曾經的時間當然要回溯到他穿越之前的學生時期,那時他在老媽的指導下研究宋史。
因為研究需要,他就對古今中外的鑒察牽製製度都作了調查和歸類。並頗有心得。
第一,這個鑒察和牽製製度根據不同的朝代,不同性質的權力結構, 是可有可無的。
在什麽情況下可以沒有呢?就宋朝來說, 就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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