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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受到讀者熱烈歡迎，它是聶魯達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智利詩壇上的地位。但成功的喜悅並沒有讓詩人忘乎所以，他清醒地意識到這隻是第一步，要走的路還很長。他不能重複已出版的詩集，必須和它們“決裂”。他渴望尋找新的大陸，進行新的創造。似乎整個世界都在向他召喚：出發！
    就在此時，聶魯達身邊出現了一位酷愛旅行的朋友：阿爾瓦羅·伊諾霍薩。他剛從美國回來，唯一的夢想是再次登程上路。阿爾瓦羅的家在與聖地亞哥近在咫尺的瓦爾帕萊索，那是一個向茫茫無際的大海，向市廛的喧鬧，向夢幻者的眼睛敞開大門的地方。1925年到1927年，聶魯達經常去瓦爾帕萊索，和阿爾瓦羅一起，逛市場，遊碼頭。而詩人最喜歡的，是爬上草木雜生的山巒眺望大海。那“浪花、暴風雨、鹽、喧囂和閃爍不定的大海”，那種“會化為夢境的齏粉和飛沫的孤獨的運動”，永遠地融注在他的靈魂之中。
    在把聶魯達引進家門之前，阿爾瓦羅提醒家人，不要纏著客人說話，因為詩人不喜歡閑聊。沒想到詩人進門後不久，就和阿爾瓦羅的母親聊上了，而且一聊就是兩個小時。阿爾瓦羅的姐姐驚奇地問母親他們談什麽談了這麽久？母親回答：“談怎麽做生意。這是個迷人的小夥子。”這是真的。當時的聶魯達和阿爾瓦羅滿腦瓜都是“生意經”，他們草擬了各種各樣的經營計劃，簡直成了智利的洛克菲勒洛克菲勒（187），美國最大、最老的壟斷財團洛克菲勒財團的創建者。。無論如何，得擺脫貧困。一旦不必再為每天的麵包發愁，就可以安下心來全力以赴地寫詩。真是萬變不離其宗，詩人不管有多少奇思異想，都離不開一個根本：寫詩。
    離開智利到另一塊土地上去耕耘、開拓的念頭強烈地吸引著二十來歲、對未來充滿幻想的年輕詩人。在給阿爾維蒂娜的信中他寫道：“我到瓦爾帕萊索準備乘船去歐洲……什麽時候能走得成還不知道。‘阿德裏亞娜’號輪船本來答應帶我去德國，結果沒成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寫道，“今天得到派我去法國進修法語的通知，這兩天就能知道有沒有旅費。如果能拿到現錢，我就乘火車飛回去吻你。”……詩人急切地尋找各種可能走向世界，似乎也有過一次又一次機會，但他始終未能如願。
    直到1927年，“幸運”才來眷顧聶魯達。這一年，他被任命為駐緬甸仰光領事。6月，詩人和他的朋友阿爾瓦羅·伊諾霍薩一起，由瓦爾帕萊索乘火車橫越安第斯山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那兒，他們用聶魯達的一張頭等船票換得兩張三等船票，乘“巴登號”輪船去神奇的東方。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遠航，從地處南極附近的小小共和國一直到了地球的另一邊。他們穿大西洋，過地中海，經過裏約熱內盧、裏斯本、馬德裏、巴黎、馬賽、科倫坡、新加坡、曼穀、上海、東京，最後終於到達目的地仰光。這是詩人第一次走出智利，走向世界。他大睜著兩眼，興致勃勃地觀望著廣闊而陌生的世界。聖地亞哥《民族報》陸續發表了多篇他在旅途中寄回的“記事”。這些相當於詩人旅途日記的文章，文筆詼諧，文思敏捷。他的目光，不但深入了自然，而且掘進到了人的隱秘內心。
    擔任駐仰光領事，是聶魯達多方設法奔走了兩年才謀到的差事。那一天，詩人在外交部的保護人一連串報出了幾個分散於世界各地、有領事職位空缺的城市，問他想去哪兒。被好運突降弄得不知所措的詩人，隻來得及捕捉到一個他從未聽說過的名字：仰光。當他拿到派駐仰光領事的委任書時，甚至還弄不清這個城市究竟在哪兒。他和朋友在外交部大廳那架有道很深凹痕的舊地球儀上找了很久，沒想到仰光正在那個凹陷處，那兒是亞洲。當他興高采烈地走到街上，又忘了那個對他來說是如此陌生而又如此重要的名字。他隻能告訴前來祝賀的朋友們，他將要去的是神奇的東方，他被派駐當領事的地方，就在地球儀上的一個凹洞裏。
    曾經那麽渴望早日離開智利的聶魯達，絕不會想到，他穿洋過海，結果真是落進了凹洞——深井一樣的孤寂之中。虧得他足夠強健，未遭滅頂之災。從1927年到1932年，聶魯達先後在緬甸仰光、錫蘭科倫坡、爪哇巴達維亞、新加坡任領事。評論家說：這是詩人一生中最苦悶的時期，這是詩人精神危機的時代。詩人本人則作如是說：“這是我詩歌創作的最痛苦的時期。”
    聶魯達在錫蘭
    作為領事，他的薪金是從領事館收入（如果有這筆收入的話）中提取的，不但非常微薄而且沒有保障。他的平均工資，僅相當於當地的三流店員。而且，當沒有貨物運往智利時，他就沒有工資收入。他曾有一連5個月拿不到工資的可悲又可怕的記錄。而領事館必不可少的一切費用：家具費、房租、郵資等卻都要由詩人一天不差地按月支付。他無權開支旅差費，當突然接到調令時，他甚至沒有錢買票上路。他不得不像當年住膳宿公寓的窮學生時代那樣，繼續睡在簡易行軍床上。每個月末能拿到一份固定的、可以糊口的工資成了詩人的奢望。他仍然不能擺脫沒有錢的窘況。當年聖地亞哥的窮大學生，如今雖然當了領事，依然甩不掉一個窮字。
    然而，使他感到痛苦的不僅僅是窮領事生活的艱辛；他所麵對的一個真實的東方社會的貧窮苦難，更如噩夢般壓在他心頭。歐美人遠隔重洋所津津樂道的、有著迷人異國情調的神奇東方，在詩人麵前揭開了它那神秘虛幻的麵紗，喪失了它罩在頭上的誘人光環。曾經強烈吸引過他的描寫東方風土人情的洛蒂洛蒂（1850—1923），法國作家，原名於利安·維奧。等作家的小說，如今對他已完全喪失了魅力。他每天都在讀一本活生生地展現在眼前的、令人驚心動魄的東方現實生活的書。他生活在英國和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國家，殘酷的殖民統治，給這些國家的生活打上了野蠻的烙印。他不能不直麵浮遊在周圍的慘淡的人生，正視觸目驚心的苦難。每天都有千百人死於霍亂、天花、熱病和饑餓。詩人眼見的是剝削、貧困和愚昧，接觸的是使他憎惡的殖民政府的官僚、商賈和公開劫掠東方珍貴文物的強盜。東方留給他的印象是：“一個不幸的人類大家庭。”
    在聖地亞哥，聶魯達朋友成群，生活在友誼的海洋之中。而在這遙遠的東方，他卻落入無邊的孤獨中，過著形同流放的生活。他所在的國家，等級森嚴，分為兩個互不接觸的世界。當地人不能進入專供驕橫的宗主國官員、商賈使用的地方，而這些生活在國中之國裏的所謂上等人對當地人則充滿鄙視。聶魯達和這些偏見很深的歐美人之間找不到共同語言，他稱他們是高雅的無恥之徒。最初他得到各種“忠告”，後來他們就不再跟他打招呼。但他們的抵製反而讓詩人高興：“說到底，我到東方來不是要同來去匆匆的殖民者共處，而是要同那個世界的古老精神，同那個不幸的人類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回首話滄桑》）
    詩人知道，在這塊土地上千百萬人勞作，睡眠，出生，死亡；他們沒有住所，沒有糧食，沒有醫藥。這就是以文明自詡的殖民主義者對它的殖民帝國的恩賜。它離開自己的原有臣民時，沒有留下學校、工廠、住房、醫院，隻留下監獄、垃圾，還有貧窮和苦難。詩人動情地聽過眼神憂鬱的當地青年以古老歌謠的韻律寫成的反抗的歌，他們力圖反抗貧窮和神明。這一片縈繞著陰影和香氣的大地發出的神秘旋律，和它那說不清道不明的謎一般的激情，以一種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詩人進入真實生活。但是，“怎樣才能不被當作敵人而與那個激動人心的世界接近呢”？這是他遇到的又一難題。全然不相通的語言，迥異的文化傳統，使他始終隻能是個遊離於東方社會生活之外的外國人，一個局外人。對於這一點，詩人在《回首話滄桑》中說得很形象：“處在每晚都穿無尾長禮服的英國人和身材高大得難以夠著的印度人之間，我隻有選擇孤獨。因此，那是我生平最孤獨的時期。”
    詩人作為領事的外交官職權，他每隔3個月才有機會行使一次。到時候會有一隻船從加爾各答開來，滿載加工船帆的固體石蠟和成箱的茶葉去智利。於是詩人就得發瘋似的整整忙碌兩天，在所有的有關文件上簽字蓋章。然後，無所事事地等上3個月，才有下一班船從加爾各答開到。在這漫長的3個月中間，沒有一個緬甸人想去對他們來說是極其遙遠的智利；也沒有一個智利人，哪怕是偶然繞道，路過緬甸。詩人隻能隱士般地獨自在市場和寺院閑逛，消磨時光。
    聶魯達，就像“一個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來人”，感到無依無靠，感到孤獨又寂寞。這孤寂，“硬得像監獄的牆壁，即使你拚命尖叫號哭，讓自己一頭撞死，也不會有人理會”。他“孑然一身，揣著一顆被異鄉之夜濃濃的黑暗折磨得痛苦萬分的心”。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禁歎息道：“我可愛的小小的祖國是如此遙遠！我和我所愛的一切人以及我的書是如此隔絕！”他懷念那如此遙遠的可愛的小小的祖國，懷念他所愛的一切人，而最讓他思念的人就是阿爾維蒂娜。
    聶魯達從東方，從他居留過的各個地方寫信給阿爾維蒂娜。像當年在聖地亞哥膳宿公寓裏一樣，她的大照片被鄭重地擺在獨腿小圓桌上。這樣，那雙他覺得總不肯專注地凝視他的眼睛就不能不白天黑夜地注視著他。詩人把新寫的詩寄給她，並告訴她：“你會發現，我的詩仍然是為你寫的。”“那些最好的詩都是寫給你的。”他寄去航空信，對她說，“從來沒有一架飛機，會裝載這麽多親吻。”阿爾維蒂娜於康塞普西翁大學畢業後，進了一所實驗學校當教師，不久即被派往比利時進修。詩人的信件很快就追蹤而至，源源不斷地寄到了阿爾維蒂娜比利時的住處。
    這些信，一如既往，滿載著思念和愛戀。但不容忽視的是，其中增加了新的重要內容：敦促。詩人要求阿爾維蒂娜盡快到東方來和他結婚，為此他已做好了一切準備：他已得到了結婚批準，申請了必需的經費……他再不能忍受孤獨的折磨，他已經受夠了。詩人鄭重地對阿爾維蒂娜說明：這是決定他們在生活中能否走到一起的最後機會。如果她執意不來，他將不得不和別人結婚。這不能怪他無情，最殘酷的是她不肯來。因為，詩人從來沒有像愛她那樣愛過任何人！他周到而具體地告訴阿爾維蒂娜應該怎麽乘船來，什麽時間，該在哪兒上船……焦灼的領事每天都在想：她今天可能會到？
    詩人在讓人厭煩、痛苦、麻木的孤獨中焦急地盼望著、等待著，受著煎熬。他經常不得不一連幾周緘口不語，因為找不到一個人可以交談，甚至和仆人都找不到談話的機會，根本不需發號施令，這個比影子還要安靜的仆人就安排好了一切。詩人的焦灼、失望以至憤怒，都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傾訴。他曾把在街上遊蕩、無家可歸的狗抱回來做伴，沒想到這些狗也如此無情無義，吃飽了肚子就跑沒影了。他甚至懷疑起自己還會不會說西班牙語。在給朋友的信中他要求他們寄一本西班牙語字典來，在這種幾乎沒有機會用西班牙語的環境中，他非常擔心自己在寫詩時會犯文法、拚寫上的錯誤。
    詩人焦急地、長久地、無望地等待著，他等到的是從比利時退回的他寄給阿爾維蒂娜的掛號信，信上批著：退回原處，他絕望了。當阿爾維蒂娜返回康塞普西翁後，詩人寫去了一封絕交信。他原本希望阿爾維蒂娜能成為自己的妻子，以了他們多年愛情的夙願。但是……現在，他要求：銷毀留在她手中的他的所有信件和物品，退還他給她的所有照片。特別是那張用掛號信寄到布魯塞爾的、詩人穿孟加拉服飾照的照片，他請她立即退回，說有急用。“永別了，阿爾維蒂娜。忘掉我，但要相信，我唯一的希望是你能幸福。”這是一封絕交信，但並不是詩人給阿爾維蒂娜的最後一封信。
    1932年，聶魯達回智利時還從聖地亞哥給阿爾維蒂娜寫過幾封信。他報告一個她已經知道的消息：“你一定知道我已於1930年12月結婚。你不肯幫助我擺脫的孤獨使我越來越難以忍受。你應該理解，我這麽多年過的是被流放的生活。”詩人在一封信中寫道，“我不想讓你難過，但是我覺得你做得太不對了。我在所有的電報、所有的信件中都說得很清楚，你一到科倫坡我們就結婚……阿爾維蒂娜，我已經得到了結婚批準，申請到了必需的錢……但現在我妹妹卻說我是要求你去科倫坡和我同居而不是結婚，因此你拒絕了，還說：決不！你為什麽要說假話呢？你的不理解，已經讓我非常痛苦，現在還得忍受你的中傷……但是，還是忘掉一切不愉快的往事吧，讓我們成為朋友，讓我們滿懷希望。”
    最後一封信寫於1932年6月11日，於聖地亞哥。詩人的心並沒有找到歸宿，他茫然而痛苦：“我每天都在想念你……而你依然和從前一樣無情無義。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你在歐洲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直到現在我也不能理解，你為什麽不肯去我那兒。”半個世紀之後，阿爾維蒂娜回憶起當年，簡略而平靜地談起遙遠的往事：“巴勃羅從仰光寫信給我，要求我去和他結婚。後來我去了巴黎、倫敦，和一位女朋友一起過複活節。巴勃羅給我的信我收到得很晚，有一些被退了回去，這使他很生氣。”事情果真是這麽簡單，僅僅是由於誤會嗎？恐怕稍微了解一些內情的人對阿爾維蒂娜這種輕描淡寫的解釋都不敢苟同。被孤寂折磨得幾乎要發瘋的聶魯達結了婚。他的妻子是定居爪哇的荷蘭姑娘瑪麗亞·安托涅塔·哈格納爾。詩人在給他父母的信中描述說：“她比我稍微高一點，黃頭發，藍眼睛。因為我不懂荷蘭語，她不懂西班牙語，我們就用我倆都能說得相當好的英語交談……”是的，她不懂西班牙語，盡管她曾開始學習，但並沒有學會。顯然，她沒有學會的不僅是語言。
    但是，在這孤寂的荒漠中，聶魯達還是找到了綠洲。他寫道：“讀書、聽音樂、洗海水澡是多麽愉快啊！”他意外地獲得了一個絕好的讀書機會，讀書成了他唯一的樂趣。他從來沒有像在那個孤獨年代那樣讀那麽多書，而且讀得那麽高興。在他結交的有數的幾位好朋友中，有一位叫萊昂內爾·溫特，他擁有一座大圖書館，而且能收到英國最新出版的書。他每周都派人騎車給聶魯達送一袋書去，成為詩人精神食糧的慷慨供給者。
    詩人說他那段時間裏閱讀的作品，排列起來可達好幾公裏長，對他有吸引力的隻有文學。“我不時回到蘭波、克維多或者普魯斯特的作品中去。《斯萬之家》《斯萬之家》，法國作家、意識流先驅普魯斯特的多卷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卷。讓我重溫了少年時代的苦悶、愛情和妒忌。”（《回首話滄桑》）那個時代英國名作家t。s.艾略特t。s.艾略特（1888—1965），當代英語世界有重大影響的批評家和詩人。和d。h.勞倫斯d。h.勞倫斯（1885—1930），英國詩人、小說家、散文家。的作品他更是讀得手不釋卷。他熟讀斯蒂文森斯蒂文森（1850—1894），英國作家。著名小說《金銀島》為他帶來巨大聲譽，為以挖掘寶藏為題材的小說開了先例。和狄更斯狄更斯（1812—1870），英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共寫有14部長篇小說和許多中、短篇小說以及雜文、遊記、戲劇等。文學成就對世界文學影響巨大。的作品，以至通過這些小說對倫敦的大街小巷、酒吧都了如指掌。……毫無疑問，這種廣泛、深入的閱讀對他的詩歌創作，首先是那個時期的詩歌創作不能不產生重要影響。
    聶魯達曾說過，他在東方當領事這幾年，過的是形同流放的生活。他被派駐當領事的地方，不僅僅是在智利外交部那架“舊地球儀上的一個小洞裏”，而且是在真實的地球上的一個凹洞裏，是一個“不幸的人類大家庭”。而詩人自己，則落入無邊的孤寂之中。但孤獨和無所作為並不是同義詞。遠隔重洋在“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移植”，使他有了痛苦然而並非無益的新的人生閱曆。詩人在自己的回憶錄《回首話滄桑》中，把他在東方遭受的這種孤獨名之為“燦爛的孤獨”，這的確是很有見地的。詩人的資質和他所具有的語言和見解都發自內心肺腑的特性，使他的孤寂、憂鬱、苦悶和焦慮轉化為詩歌。在這個階段，聶魯達完成了他的又一部重要詩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
    “研究著死的辭典”
    評論家說《大地上的居所》的開頭部分是屬於智利的。在詩人去遙遠的東方之前，即1927年之前，其中的詩至少已有4首在智利先後發表在不同雜誌上。《小夜曲》：1925年12月（《z字形》）；《病痛》：1926年7月（《雅典娜》）；《死的奔馳》：1926年8月（《光明》）；《重重磨難》：1926年12月（《雅典娜》）。《病痛》和《重重磨難》後來收入《大地上的居所》時分別改名為《冬天裏寫下的情歌》和《幻影》。完成於智利的詩除了已發表的這4首外，還有大約8首或12首。確切數字雖無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這部分詩構成了《大地上的居所》的核心內容。而其他部分——從數量上說是大部分——則完成於東方。
    這個時期，盡管聶魯達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甚至還相當輝煌，但是詩人自己卻覺得這是他的心靈飽受磨難的時期：無論是他的存在還是他的作品都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他的計劃總是落空，他的希望總是變成失望，這使他感到痛苦。首先是，他強烈渴望的旅行——到別的土地上去，不管是去哪兒——盡管有過種種誘人的可能，可哪一次也未成行。再有，就是他那位在外交部的保護人、領事司司長的許諾長達兩年一拖再拖地不能兌現——盡管這位官員一再保證：詩人“在國外的職位十拿九穩”，“隨時都可能拿到委任狀”。特別是，作為詩人生活重要內容的愛情帶給他的也是焦灼不安。在詩人和所愛的女人之間，有愛情的歡樂，更有離別、苦思，甚至疏遠，還有他始終無法擺脫的魔影——貧窮，這是他中途輟學的重要原因。
    詩人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嚐試”，他的一切希望，都付諸東流，圍繞著他的是嚴酷的破滅：
    如灰燼，如遍布的海洋，
    在沉沒的徐緩中，在無定形之中，
    ……
    哎呀，我蒼白的心不能包容，
    熱淚幾乎滾滾流出。
    ——《死的奔馳》
    在1925年到1927年寫成於聖地亞哥的《拂曉之弱》中寫道：
    不幸者們的日子，破曉蒼白的一天
    帶著灰蒙蒙的力量，帶著揪心的寒氣……
    那是詩人精神沮喪的日子，紛亂的思緒、揪心的惶惑：
    沒有可忙的，沒有可樂的，也沒有可自豪的，
    一切都變得明顯的貧乏。
    本應燦爛的陽光，在詩人眼中竟然：
    不像鍾聲，更似淚流。
    而詩人在這個世界上則是：
    我孤獨地待在散亂的物質裏，
    雨水澆在我身上，雨水和我一個樣，
    它怪模怪樣，孤獨地待在這死亡的世上，
    它本不肯落下塵埃，可是沒有堅強的形狀。
    就是在這種精神狀態下詩人啟程去東方。盡管這職務是詩人自己謀求的，但這“派駐小洞的智利領事”在東方的生活，對於他實際上形同流放。他的孤獨感從《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那《一支絕望的歌》開始，到東方後，愈演愈烈，幾乎是到了極點。他在智利時就曾經寫過：“我孤獨地待在散亂的物質裏”，而此時，那“散亂”已經成了“混亂”。在他的周圍隻有破滅、遺棄，一切趨向死亡。整個世界都在解體之中：混亂、無序，他看到的唯一實在的東西就是死亡。他被“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在這神奇與腐朽同在、智慧和愚昧並存的東方，詩人處於一種失根的心態之中。
    於是他的筆下寫出了：“從我心中揪出地獄的主管，/規定出那無盡期的傷心條款。”“我四處遊蕩，耽於幻想。”（《夢中的馬》）他悲歎：“我埋頭勞動，圍著自己打轉，/仿佛烏鴉圍著死屍，那服喪的烏鴉。”他感到窒息：“一個單位混亂的極端帝國/聯合起來包圍著我。”（《單位》）他的周圍是寂寞，死一般的沉寂：“陰鬱地落下來的雨的冰冷原料是不能複活的悲傷，是忘卻。在我那沒有肖像的臥室裏，在我這身沒有光亮的衣服上，多大的容積可以永存？緩慢而筆直的陽光如何濃縮才能成為一個深色的水滴。”（《荒無人煙》）“被黑色拂曉捆住又經過醍醐灌頂的天文學博士們，如果處在我這種情況下，也一定會痛哭的。”（《夜間的規定》）正是：“夜是如此廣闊，大地是如此孤單！”（《回首話滄桑》）
    按照聶魯達自己的說法，他是在“研究著死的辭典，跳著孤獨的探戈舞”。《大地上的居所》由三組詩歌一組散文詩組成。這三組詩歌的標題（同時也是每組詩歌第一首詩的標題）分別為：《死的奔馳》《孤獨的騎士》《詩歌》，散文詩的標題是：《士兵之夜》。究竟寫的是什麽呢？從其中一些詩歌的標題大致就可以看出一二。如：《夢中的馬》《冬天裏寫下的情歌》《緩慢的悲吟》《黑夜的收藏》《不可抵抗的》《陰鬱的係統》《奏鳴曲與毀滅》《荒無人煙》《東方的葬禮》《鰥夫的探戈》《寒冷的工作》《意味著黑暗》……當然，要確切地把握，僅看標題遠遠不夠，必須對每組每篇詩做具體深入的研究。
    有研究者把詩集的主題概括為死亡和孤寂。著名的聶魯達詩歌研究家阿馬多·阿隆索阿馬多·阿隆索（1896—1952），西班牙哲學家和文藝批評家，聶魯達詩歌的著名研究者和解釋者。認為，詩人對世界末日的啟示錄式的描述是他的唯一宣言，他筆下的混亂狀態是徹底的。阿隆索評論說：“這部超現實主義的高峰作品表現了一顆奇特的、痛苦的、陰影重重的心。詩篇充滿破滅、孤寂、死亡，被嚴重扭曲的創傷、頹廢。”“《大地上的居所》沒有一頁不表現毀滅的絕望，這就是詩人耳聞目睹、觀察所體驗的不可克服的悲觀厭世情緒。”
    詩人采取了相應的特殊方式，來表現這樣的特定內容。對於這種特殊的藝術手法，研究者有各種頗為詳盡的分析。例如詩集中的象征。詩人常賦予某些詞以特殊的象征意義，而且這些詞的數量相當大，即詩人表述個人見解的象征是豐富的：蜜蜂、寶劍、火焰、葡萄、螞蟻、蝴蝶、野鴿、魚、鹽、玫瑰，甚至石頭、土地、麵包、小麥，都是他詩中常用到的富有意味的詞語。野鴿、蜜蜂、玫瑰象征著生命和活力，石頭、土地、麵包象征著基礎和純潔……而且這種種象征關係也不是絕對的、固定的。但從總體上可以說，在這些象征性的詞匯中，隱含著愛情、生氣、歡愉、仇恨、否定、夢幻，這些詞語包含著詩人對生活特定的而且是相當獨特的看法。
    《大地上的居所》不是一部容易讀懂的詩集，它的詩句讀起來不大像創作而像翻譯。它的許多詩作缺乏正常的邏輯，句式混亂，意象別致，類比新奇。有評論說：“詩人關於分崩離析的感覺，在書中處處出現。”“在書中，他將邏輯和句法作為他的內在見識的形式後果加以摒棄。其結果就是一種通過分裂的思想、句子和詞語所得到的崩潰的啟示。在這些書裏難以發現一行詩沒有褻瀆不敬。”
    詩人以這樣的特定手法表現了他瞬息萬變的感情、矛盾的心理，這表明了他的詩歌創作具有發自肺腑的真實性特點。但對讀者來說，卻往往成了晦澀、神秘，甚至類似夢遊者的囈語，令人費解，難以引起共鳴。這個時期聶魯達讀了大量西方作家特別是那個時代名家的作品，而當時的西方，正是未來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還有拉美的極端主義和創造主義各自開辟新的蹊徑的時代。麵對這種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流派、主義，詩人雖有困惑不解，但也難免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有評論家認為詩人是在模仿象征主義的代表作《荒原》，恐怕也不無道理。
    評論家阿馬多·阿隆索等提出：《大地上的居所》是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作，但也有人反駁說這個結論下得過於匆忙。這可不是個小題目，誰是誰非？結論隻能下在深入研究之後。但說這部作品帶有濃重的超現實主義色彩大概總不為過。例如在語言方麵，超現實主義主張語言革命，推崇意象自由聯想和文字自由聯用，這兩種理論歸結起來就是非邏輯論。即用強力使沒有邏輯聯係的意象、文字湊合或組合在一起，取得邏輯思維所達不到的奇異效果。超現實主義的這個特點在這部詩集中的表現的確是非常突出的。
    反對者的理由也相當充分。他們指出，超現實主義運動的主將安德烈·布勒東安德烈·布勒東（1896—1966），法國作家。超現實主義的創始人，理論家、詩人、小說家。等認為夢幻比理性更能真實地反映世界，所以要表現思維的實際功能，就必須擺脫邏輯、道德、審美等方麵的一切束縛，在下意識狀態裏進行寫作，即所謂的“自動寫作法”。以這個尺度來衡量，《大地上的居所》顯然不是典型的超現實主義作品。它不是詩人在下意識中用“自動寫作法”寫就的作品，而是有明確創作意圖、有特定美學追求的，有意識、自覺的創作。
    貧窮、孤寂，遙遠而又得不到相應回報的愛情，迥然不同的文化、習俗，殖民統治下東方慘烈的愚昧、貧苦……這一切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憂鬱、焦慮、衝動、譴責乃至抗議，他的詩就在這種狂熱的心境中騷動地迸湧。費爾南多·阿萊格裏亞費爾南多·阿萊格裏亞（1918—2005），智利小說家、詩人、文學批評家。在評論《大地上的居所》時說得好：“在描述那種巨大的混亂狀態時，聶魯達前無古人地表達了拉丁美洲人心理上的痛苦、恐懼和迷信，宗教教育和印第安祖先被破壞的傳統留給他們的錯誤意識，在自己不理解因而也不尊重的陌生文明中感到的孤獨，作為失敗者的痛苦良心，在大自然麵前的恐怖心情，大自然通過熱帶叢林、海洋和山脈對他們的壓迫，以及由於剝削、貧困和疾病而產生的悲觀情緒。”這位智利文學評論家在詩集中看到了這種起著決定作用的社會因素和作品的社會意義，這也是對後來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之所以會發生那種被認為是“突然變化”的最好解釋。而詩人自己則說《大地上的居所》“與其說是用墨水寫的，不如說更是用血寫的”。詩人把自己生活中發生的事情“集中起來，使之成為這本書的天然情節”（《回首話滄桑》）。可見，這部詩集與超現實主義的下意識、“自動寫作法”之作不可同日而語。
    聶魯達這個時期的詩歌創作有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數量少。在東方當領事的5年中，他完成的作品隻有一部：《大地上的居所》。他被移植到一塊陌生的土地上，可以說是麵對一個全新的世界。這一切對於作為詩人的聶魯達，本來完全可以都轉化為詩，但實際並不如此。在寂寞中除了寫作幾乎沒有別的可幹的聶魯達卻寫得很少。他自己就這麽說過：“我那個時期寫出的唯一的詩歌就是《大地上的居所》中的這些詩。”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它是由文學創作的複雜性所決定的，詩人在回憶中曾提到過這個問題：“《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我差不多就寫完了。但是，我的工作進展緩慢。距離和沉寂把我和我的世界分開，我又無法真正進入我周圍的世界。”這是根本原因。
    詩人對自己獨特創作風格的追求，他在創作上的刻意求工，也是這部詩集“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1925年由智利納西門托出版社出版的《未可限量者的嚐試》中已相當突出地表現出詩人的這種追求，盡管這部作品明顯受到法國作家阿波利奈爾等很大影響。《大地上的居所》和《未可限量者的嚐試》是出自同一“礦層”，表現了詩人同樣的創新追求，但卻形成不同“礦脈”。前者的追求更加強烈，而且更有成效。在《大地上的居所》中詩人以特殊方式表現了世界的混亂性，正像評論者所說的：“通過奇異、怪誕、朦朧、晦澀的思想、情感和體驗創造一種奇異、怪誕、朦朧、晦澀的語言，然後用這種語言去表現混亂的世界。”而詩人筆下的混亂狀態是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激蕩著推動新世界產生的力量。他的視覺和表述都是獨特的——聶魯達式的。他在道德、審美方麵都有明確的追求，這種追求在《大地上的居所》中頭一次有了顯著成效。
    聶魯達在創作進入成熟期後，所描寫的多是時代的重大題材。而在詩歌創作過程中，他追求語言和形象的藝術魅力，力求將現實主義的社會、政治內容與他所熟悉的超現實主義等藝術形式結合起來。這種追求和努力開始得很早，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已初見成效。正如詩人後來所說的：“我比亞當還赤裸裸地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詩卻要保持著穿戴整齊，這種創作態度是一點也不能打折扣的……”這種創作態度就從那個時代開始。
    落成艱難的“居所”
    在聶魯達的作品中，《大地上的居所》是一部命途多舛的詩集。詩人胳臂下夾著這本詩稿，東奔西走地為它找出版社，足足找了6年之久。1927年6月，聶魯達起程去東方赴任，途經歐洲。7月16日一到馬德裏他就開始尋找，希望有出版社願意接受他已完成的那部分詩稿。為此他拜訪了多位作家，特別是滿懷希望地拜訪了西班牙詩人、極端主義運動理論家吉列爾莫·德托雷吉列爾莫·德托雷（1900—1971），西班牙詩人、評論家、翻譯家。。他認真地讀完了聶魯達的詩稿，然後以朋友的坦誠說，他看不懂這些詩，他不能理解作者通過這些詩想要說明些什麽。而這還隻是一連串失望的開頭。當然聶魯達始終沒放棄過努力。
    下一站是巴黎，詩人在法國首都停留的時間不長，但他充分地利用了這段時間。他和旅居巴黎的南美洲同胞們進行了廣泛接觸，結識了不少新的朋友。就在那兒，他認識了傑出的秘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塞薩爾·巴列霍（1892—1938），秘魯詩人、小說家。。智利著名詩人、創造派的創始人比森特·維多夫羅當時也在巴黎。聶魯達迫切希望能找到一位麥塞納斯麥塞納斯，古羅馬屋大維重視文化工作，保護那些為其政權服務的文化活動。他通過親信麥塞納斯把當時最有才華的作家，如維吉爾、賀拉斯、奧維德等團結在自己周圍。因此麥塞納斯後來成為文學家的保護人的代稱。，而且竟然找到了，這就是阿爾弗雷多·孔東。孔東是位年輕的智利外交官、作家，他是智利最大航運公司的小老板，以慷慨豪爽著名。更重要的是他與巴黎和歐洲許多大都市的文化界關係密切，是許多文化人的朋友。
    孔東非常欣賞聶魯達的作品。1927年12月，他在馬德裏《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向歐洲讀者評介聶魯達一年前在聖地亞哥出版的詩集《指環》。這大概是在歐洲發表的評介智利詩人聶魯達和他的作品的第一篇文章。而正是這同一個《文藝報》幾個月前曾讓聶魯達吃了閉門羹。聶魯達在巴黎隻停留幾天就去了東方，但是巴黎的麥塞納斯沒有忘記他。孔東不遺餘力地在西班牙作家朋友中介紹、宣傳聶魯達的作品，希望推動他們為出版詩人的這部詩集出力。拉斐爾·阿爾維蒂拉斐爾·阿爾維蒂（1902—1999），西班牙詩人。就是這些朋友中的一個。
    這位西班牙卡迪斯詩人在他的回憶錄第一卷《使人暈頭轉向的樹叢》中描述了有關情況。在一個大雨之夜阿爾維蒂拿到了一部奇特的詩稿，是智利使館秘書阿爾弗雷多·孔東帶給他的。詩集的名字是：《大地上的居所》，作者：巴勃羅·聶魯達——一個對於西班牙作家來說頗為陌生的名字。讀著這些與西班牙詩歌的韻律和情調全然不同的詩歌，阿爾維蒂真是又驚又喜，十分欽佩。他立刻打聽作者姓甚名誰，是何方人氏。得知聶魯達是智利駐爪哇領事，遠離祖國和自己熟悉的語言，與世隔絕地生活在孤寂與絕望之中。孤獨的領事的唯一希望是這部詩稿能早日出版。
    熱心的阿爾維蒂立即行動起來，把幫助遠在爪哇的陌生的智利詩人當成自己的分內事。他跑了好幾家出版社，但都碰了壁。他奔波的唯一收獲是，《西方雜誌》在19月出版的第81期上選登了詩稿中的3首詩：《死的奔馳》《小夜曲》《夢中的馬》。阿爾維蒂不甘心於這種失敗。為了讓西班牙，首先是當時傑出的年輕一代詩人——“二七年一代”，在詩稿遲遲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的情況下，能早日認識它，阿爾維蒂采用了新的戰術。他帶著詩稿走遍馬德裏，哪兒有詩人聚會，他就去哪兒朗誦。沒多久，這部尚未出版的詩稿在新一代詩人中就幾乎是盡人皆知了。一群年輕詩人加入了阿爾維蒂的隊伍，成為聶魯達詩歌的熱情宣傳者。這在西班牙堪稱一個文學奇觀。對此，聶魯達曾有過評說：“我收進《大地上的居所》那本詩集裏最早的幾首詩，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隻有到了以後，當阿爾維蒂、洛爾卡費德裏科·加西亞·洛爾卡（1898—1936），西班牙詩人、戲劇家。、阿萊克桑德雷比森特·阿萊克桑德雷（1898—1984），西班牙詩人，197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迭戈赫拉爾多·迭戈（1896—1987），20世紀20年代西班牙一代優秀詩人，“二七年一代”成員。一輩人出現時，他們才漸漸理解。”
    與此同時，遠在東方陷於孤寂中的聶魯達渴望著他的詩集能早日問世。他十分擔心這部詩集會“未老先衰”——未曾出版就已經過時。詩人心急火燎地向四麵八方發信詢問、聯係出版事宜。這些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有的帶給詩人的是如肥皂泡般瞬間就破滅的希望。西班牙伊比利亞美洲出版社曾接受了這部詩稿，並決定出版。可惜就在這之後幾個星期，出版社就倒閉了。這讓聶魯達的支持者們，首先是詩人本人大失所望。
    詩人的忠實朋友阿根廷作家埃克托爾·埃安迪建議他在阿根廷出版。盡管詩人渴望他的詩集能早日出版，但他還是堅持要在西班牙出：“我覺得阿根廷還是偏遠外省，馬德裏可就完全不同了。”智利對他也沒有吸引力，盡管在聖地亞哥出版的難度要小得多。“在那兒，有一位出版商無論如何總會接受我的作品並支付稿費。”詩人在信中這樣答複埃安迪。同時，他對智利可能出現的尖刻評論也心懷疑懼。他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埃安迪，你還記得我那些名為《我們在一起》的詩嗎？它們是在智利出版的，一出版就立刻招來三四篇通篇是辱罵的評論，說這是我的愚蠢的產物。”
    西班牙對這部已經存在的詩集關上了大門。該怎麽辦呢？阿爾維蒂又把目光轉向了法國。1931年他找到了超現實主義文學雜誌《磁石》，它的出版者是阿根廷人埃爾維拉，還有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阿萊霍·卡彭鐵爾（1904—1980），古巴小說家。。埃爾維拉答應先在雜誌上登載一些詩篇，然後再訂出版全書的合同。聶魯達曾收到過《磁石》雜誌發給他的電報，通知他此事，並許諾將給他寄5000法郎。但他始終沒收到過這筆錢。《大地上的居所》這次也沒交好運，仍舊未能問世。
    1932年，由於經濟原因，智利駐新加坡領事館撤銷，聶魯達返回智利，帶著他那部已經增厚了不少的詩稿《大地上的居所》。現在他的想法與以前不同，無論如何要讓詩集出版：不管是在哪兒，不管人們怎麽評論。這一次，又是納西門托出版社接受了詩稿。1933年4月，納西門托出版社出版《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1）精裝本，印數100冊。終於，《大地上的居所》開始了它在詩壇上的存在。兩年後，馬德裏“十字與線條”出版社出版了《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5），這時它已“長成”為兩卷本，即第一卷、第二卷。《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5）的基調仍是比較灰暗的，但這時詩人已到西班牙任職，結識了加西亞·洛爾卡等進步詩人，作品的色彩比以前鮮明了。至此，聶魯達做了多年的夢——在西班牙出詩集——才終於成真。他終於如願以償。為此而感到高興的不僅是作者本人，還有他的忠實朋友們——阿爾維蒂和西班牙年輕詩人們。這是聶魯達和他的詩歌走向世界的開始。
    18世紀70年代，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曾在德國掀起“維特熱”，年輕知識分子紛紛仿效維特，穿上與維特一樣的服裝：藍上衣黃背心，有的甚至像維特一樣輕生自殺。這種自殺固然是對現實的一種抗議，但卻是消極的、病態的。這種效果是歌德始料不及並且非常反對的。歌德因此在第二版中加寫了題詩：
    可愛的讀者喲，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聲名；
    請看，他出穴的精靈在向你目語：
    做個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後塵！
    一個半世紀後，類似的事情發生在智利。一個智利小夥子在樹下自殺，留下一本詩集：《大地上的居所》。書本打開在《意味著黑暗》這首詩的那一頁上，一些詩行下還用筆畫著加重線。這幕慘劇對聶魯達震動很大，讓他終生難忘。這成為他最慘痛的創作經驗之一。他深深意識到作為一個詩人對社會所負責任的重大。
    20世紀40年代，聶魯達已經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拉美詩人。不少國家要求詩人準許他們翻譯出版他早年的舊作，卻遭到了拒絕。他不願意再版那些充滿絕望、沮喪情緒的詩歌。他永遠忘不了那個在樹下留下一本打開的《大地上的居所》然後自殺的智利青年，他感到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譴責。更何況，這時的聶魯達，早已走出了東方，走出了曾經使他窒息的孤寂。經曆了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詩人，已經成為為了智利更為了世界各國的和平進步而戰的自覺戰士。他發現、認識了一代滿懷希望、勇敢奮進的青年，他自己也早已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1949年在墨西哥舉行的拉丁美洲保衛和平大會上，聶魯達說：“重讀那些我曾經認真地下過功夫的作品，我突然發現，它們已經不再有用處了。它們太陳舊了，它們帶著一個死亡的時代的苦難的烙印。一頁一頁，我重新閱讀，仿佛任何一頁都沒有價值去重新獲得生命。沒有一頁可以作為建設用的鋼鐵；沒有一首詩能夠給人們帶來他們所需要的健康和麵包。我否定了它們。我不希望這些往昔的痛苦給新生活帶來沮喪。”投入火熱鬥爭的聶魯達，看到了未來和光明，告別了孤獨和失望，告別了黑暗和死亡，他認識到作為詩人必須考慮社會效果，真正的詩人應該寫出真正的詩——建設生活的鋼鐵和麵包。
    聶魯達找到了正確的創作原則，而且堅持了一生。但他對自己具體作品的認識和評價是有變化的。不久詩人就“赦免”了這些曾被否定的作品，允許它們再版。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他對這些抒寫了“往昔的痛苦”的作品做了如下評述：“在某些場合，我也講過否定《大地上的居所》的話，不過，說這種話時我想的不是詩，而是這本書散發出來的悲觀的嚴峻氣息。”“我認為，在我的作品中，無論是陰鬱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還是空間開闊和充滿光明的《葡萄與風》，都有生存在某處的權利。我這樣說並不矛盾。”
    1971年，新的法文版《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出版。此版以胡利奧·科塔薩爾胡利奧·科塔薩爾（1914—1984），阿根廷小說家，當代拉美新小說代表作家之一。“致巴勃羅·聶魯達的公開信”為序。他寫道：“巴勃羅，我非常理解，你作為詩人的人生道路已經使你遠離這頭兩卷《大地上的居所》，你以你認為必要的態度摒棄了它們。你後來的詩，繼續由你的生活湧流而出的偉大的《漫歌集》，在你南美鬥士的意識中遠比這兩卷詩重要得多。”這位以標新立異的“反小說”《踢石戲》聞名於世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在這兩卷神秘費解的《大地上的居所》中發現了它所蘊含的碩壯的種子。在同一封信中他寫道：“……這頭兩卷《大地上的居所》孕育著你未來的詩篇；而且，與此同時——不管你意識到與否，它們還孕育了你這位革命詩人。”這就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這部作品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