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更新活著的職責：年輕人應有的15種態度 ！
    耐心戰勝一切。
    ——蘇格蘭諺語
    此世之責任心，即來生得救之路。
    ——費維希哲人
    不為自己活著，才能為他人死去。
    ——聖保羅
    古時候，美德和勇敢是同義詞。勇敢，在羅馬人看來，就是財富和價值。它意味著力量和魄力，可用來達到高貴的目的。誰最重視於其夥伴，並拔高、解救他們，誰就是最勇敢的人。
    毋庸置疑，還有一種內在的勇敢，它表現為良心、忠誠、忘我、自我犧牲、敢於在這個無恥的世界麵前舉止得體。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一顆偉大的心靈。忍耐和熱情，乃是價值的兩個靈魂，它們才是真正的勇敢。
    最高貴的勇敢並不隻屬於戰場上。在戰刀飛舞、炮火紛飛的戰場上，男人們激昂高漲、無所畏懼，時刻準備著為祖國和人民奉獻出自己的生命。一切榮耀皆屬於他們！
    女人，似乎天生就是忍耐和克製的代名詞。她們的忍耐力，絲毫不比男人遜色。在充滿血腥的戰爭故事裏，有的女人女扮男裝，跟著她的愛人一起奔赴戰場、出生入死；看著愛人倒下，拚死守衛他們的屍體。也許，再沒有什麽比這種故事更能夠打動我們的心靈了。其實，世上有多少這樣的戰士呀！她們與生存的命運抗爭，為自己的地位奮鬥，卻從來沒有成功；她們在饑餓貧窮中掙紮，在打擊和羞辱中苦鬥；一切是那樣的渺茫和絕望，但她們何嚐有所畏懼！
    基督教英雄的英勇行為，與戰鬥英雄有所不同。其活動方式，不在於侵略和鬥爭，而是忍受和自我犧牲。沒有鮮花戴在他們的胸口，沒有旗幟飄揚在他們的頭上。當他們像司空見慣的那樣在履行職責中倒下時，沒有得到國家的桂冠，也沒有獲得假惺惺的哀哭，得到的隻是悄悄滴落在他們墳頭上的幾滴眼淚。
    人生在世，並非為了聲譽和榮耀，抑或為了功勳卓著，而是為了某種比世界所能給予人的更高貴、更偉大的東西。傑勒米·泰勒（1613—1667年。英國基督教聖公會教士，以所著《聖潔生活的規則和習尚》《聖潔死亡的規則和習尚》而聞名）曾說：“人生雖然短暫，而永恒正是在短暫中求得。我們必須始終牢記，有許多敵人等待征服，有許多邪惡等待驅除；我們必須克服許多險惡，也必須擺脫許多困境；太多的要求期待我們去滿足，也有太多的善事期待我們去完成。”
    自我犧牲是基督教的真諦。最善的人，從來都不會是一個自私者。把自己給予別人，而從未考慮過聲譽和光榮，在履行職責的良知中他們尋求到了最好的報酬。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律令。當然，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至少對於那些生活富足或碌碌無為的人來說是如此。
    世上，在偶然的事情麵前，我們並不僅僅隻是理解；生活中，每一次意義深遠的經曆，我們明白它的同時應該考慮到其延伸的影響。即使是不幸，它也通常是人是否高貴的最可信的試金石。一首最有名的德國詩歌這樣說：“一個沒有含淚啃過麵包的人，一個沒有在悲痛的夜晚哭泣過的人，是不懂得上蒼之偉大的。”不幸之事，也許僅僅是為了試探和確證我們。在這樣的考驗時刻，如果立場堅定，心靈將因此鎮定自如，從而使一心一意履行自己職責的我們感到心滿意足。
    對於一切悉心向善的人，機遇都是同等的。最執著的精神往往能通達別人的心靈，耐心和容忍能夠戰勝一切。多少男人，同樣有多少女人，甘願在默默無聞中死去。他們警醒自己要關注窮人；他們照料患病者，與病人共苦，甚至染上了病人的疾病而死亡。由於他們的勞苦和仁慈，多少生命從此得到了安寧！愛就是他們的一切報酬。天生不為自己而是為他人所做出的犧牲，永遠是神聖的。
    克利特哲學家和詩人阿皮門尼德被人請到雅典去撲滅瘟疫。他四處奔波，堅持不懈地與瘟疫搏鬥，並且拒絕了一切報酬，除了雅典他所居住的地方——格諾修斯——的人們對他的善意。
    古時候，瘟疫是一種可怕的疾病，人們對它避之唯恐不及，互相之間也是猜疑恐懼。因而，受瘟疫侵襲的人常常在孤苦伶仃中死去。於是那些高貴的、仁慈的人們挺身而出，獻身於驅除這種疾病。大約300年前，米蘭（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爆發了一場瘟疫。大主教查理·波羅邁歐紅衣主教那時候（1576年）正在羅底逗留，他聞訊立即趕往受災地區。牧師們勸他留在當地，等到瘟疫自行消退之後再去。他回答說：“不！一位牧人，他的責任就是把生命獻給他的羊群，怎麽能夠在危難之時卻棄它們於不顧呢？”
    “是的，”他們回答說，“守衛在它們身邊，是一項高貴的事業。”
    “那麽，從事高貴的事業不也是牧師的責任嗎？”
    於是，他趕到了米蘭。
    瘟疫持續了大約4個月。在這期間，紅衣主教親自訪問了那些病人。在病人的家裏、在醫院裏、在任何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探視他們，給他們食物、藥品，他們臨終時為他們主持最後的祈禱儀式。他的所作所為深深感染了他的牧師們，隨之，他們也步他的後塵，全心全意獻身於自己的人民。直到最後一個患者康複，仁慈的紅衣主教才回去盡他的主教責任。
    紅衣主教在另一方麵也值得我們深思。他是第一個創辦為窮人的孩子提供讀書機會的“主日學校”的人之一。“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的，而不是人為安息日而設”，任何一件善事都可以在這一天裏做。正如在平常日一樣，星期日下午，紅衣主教從大街上把孩子們叫到米蘭教堂裏，教他們讀書寫字。孩子們帶著自己抄的書，帶著石板，來聽他的教誨。在他的教士協助下，這所學校日漸興盛。300年過去了，波羅邁歐紅衣主教的“主日學校”仍然繼續存在著。1879年春天，筆者看到孩子們集合在教堂裏，拿著石板和書籍，正在他們的“主日學校”裏接受教育。
    紅衣主教把他的稅貢收入全部花在建學校、做善事上。在他生活的時代，貧窮是非常普遍的，因而他想方設法給予消除。他與自己的同道一起，努力支持僧侶改革，特別是廟宇製度的改革。他引領那些由於行為放蕩而臭名昭著的尤密利塔提人進入到全新的生活境界，雖然這些人認為紅衣主教在大教堂裏教窮人的孩子讀書，不過是為了掩飾自己的醜行而已。他們認為紅衣主教褻瀆了安息日、玷汙了神聖的處所，也是僧侶製度的破壞者。（注：一位美國作者寫道：“今天，如果有誰還試圖以這種包攬孩子全部生活的大型方式推行‘主日學校’教育，他得到的隻有譴責。例如，讓他試一試用他那些健康安全的藏書，去抵擋洶湧而來的有害書籍的侵襲，或者讓他在他的學校設立一個職業委員會，來壓製學生的動蕩不定，那麽，一切捍衛安息日的人、所有提倡隻讀聖經的人，都會立刻抬頭。因為，偽君子是不會希望有任何人君臨於上帝之上的。他作為上帝的骨肉兄弟，難道不希望那些礙手礙腳的人全部死光滅盡？”）他的“主日學校”被認為是一個“危險的發明”。於是，他們雇了一位殺手，企圖把紅衣主教殺害在聖壇上。當唱詩班正唱著聖歌“別讓你的心靈困惑，也別讓它憂懼”時，刺客向紅衣主教發射了一發火繩鉤槍子彈。子彈打中他的後背，但主教穿的柔軟而結實的外衣把它擋住了，子彈掉在地上。紅衣主教勇敢而鎮定。當周圍所有的人都驚惶失措時，他自己反而仍然安靜地在祈禱著。
    還是回到瘟疫這個話題吧。哪兒的人們缺衣少食、健康狀況極度惡化，這種疾病就會不請而至。倫敦就是一個典型的可怕的例子。它的街道狹窄、肮髒，通風性能極差，下水道也不暢通。倫敦最近一次瘟疫爆發於1665年，它奪去了10萬人的生命，使得城市的人口銳減到不足現在的六分之一。它還從倫敦蔓延到周圍鄉村。雖然無數的人們逃離了疾病區，但仍然傳頌著許多高貴的自我獻身的例子。約克郡的莫頓主教就是這些人之一。他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他的眼裏隻有他的人民。由他建立的一所收容窮人的庇護所或醫院，把病人從他們那陰暗的房子裏解救出來，加以細心的看護。雖然尋找服務員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但主教一直堅持不懈。像戰士一樣，他時刻堅守著自己的崗位。窮人們沒有糧食了，他跑到自己的鄉下農場裏，把一包包的糧食馱在馬上，送到他們身邊。他不讓仆人去冒本來應該是自己冒的險，也不讓自己的馬匹奔波不停。在自己家裏，他沒有另外開一扇專供自己出入的門，以便使自己與農場裏的人們區別開來。這樣一來，瘟疫就被限製在約克郡以內。主教是一個忘我、慷慨、善良的人，他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於慈善事業，用於樂善好施，用於獎勵一切有功績的人。他的一生是虔誠的一生，是充滿基督教善行的一生。
    在倫敦，包括西頓漢姆在內的許多醫生都逃離了，但仍然有一些忘我的人留了下來。在這些人中，霍基斯就一直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不懈地照看著病人。他的忘我工作，除了人們的衷心讚譽以外，沒有獲得任何報酬。後來，他的生活狀況愈來愈差，並由於債務而被投進了盧格特監獄，1688年死於獄中，死後留下了對最近一次瘟疫起因的最好說明。
    正如我們曾經提到的，疾病從倫敦蔓延到了鄉村。人們遙指著許多偏僻的地方，會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是他們埋葬了瘟疫。”例如，在德貝郡埃亞姆一個偏僻的村子裏，一位理發師收到了倫敦寄來的一包衣服。當他把衣服在火上烘幹時，人們發現他染上了倫敦的瘟疫，並於4個月之後死去。疾病蔓延開來。當地僅有的350名居民，準備逃離這個村子，但這種打算被當地修道院院長威廉·莫鮑遜的英勇行為給阻止了。他警告人們，如果他們逃離，將會把疾病傳播得到處都是。於是，人們留下來了。莫鮑遜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並打算把瘦弱的妻子也送走，但她還是堅持留在了自己丈夫的身邊。
    莫鮑遜博士決定把村子隔離，這樣瘟疫就不會蔓延到周圍地區了。德文希爾伯爵則傾其所有來滿足人們的需要——包括食物、藥品和其他必需品。為了使人們不至於共處一所教堂裏做彌撒，莫鮑遜博士在露天場地舉行宗教儀式。他選取了一塊石頭作為講台，把人們安排在綠色斜坡的兩邊，使他們都能聽到他的聲音。
    可怕的瘟疫持續了7個月，來聽彌撒的人群越來越少。院長和他的妻子堅定不移地活動在病人中間，照顧他們、護理他們、喂養他們。終於，妻子染上了瘟疫，加上她的體質弱，沒過幾天就去世了。在她的葬禮上，院長站在她的墳頭，像往常為許多教區居民所做的祈禱那樣，他聲音哽塞：“願死者安睡在上帝身邊，她的靈魂永存。生者生還，是因為死者的勞苦！”院長早做好了赴死的準備，但他還是憑著希望頑強地活下來了。瘟疫奪去了五分之四居民的生命，人們把他們埋葬在村子上頭的石南山坡上。“老實說，”院長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的村子變成了一塊墳地，一座地獄。……我探視了教區內的76個家庭，它們中死去了295人！”莫鮑遜博士壽終正寢，他拒絕了林肯教區教長的席位，而寧願留在他的教區居民中間，靠著親愛的妻子的墳墓，直到1708年去世。
    說起來奇怪，50多年之後，一些工人在“埋葬瘟疫的地方”掘土時，發現了一些毫無疑問與死者有關的亞麻布，他們立即染上了斑疹傷寒熱。3個人死了，但傳染病在村子裏蔓延開來，使70個人帶上了這種病毒。斑疹傷寒症似乎是那場遍布英國各鎮、奪去了千萬人生命的可怕瘟疫的餘威。
    33年前，筆者曾經在利德斯目睹了一場斑疹傷寒熱的爆發。它首先在鎮裏最貧窮的地區開始，然後蔓延到富裕的地區。28個感染者擠在一個院子的7間房子裏，3間連床鋪都沒有。其中住著12個斑疹傷寒症患者的房子裏，空無一張床鋪。其他院子裏、房子裏情況大同小異。康複中心和傷寒醫院裏，病人早已爆滿。人們搭起了一所臨時當作醫院的小木屋，辟出一座工廠，專門用來接待傷寒病人。
    時任利德斯教區牧師的胡克博士以及海爾閣下（後來擔任了哥倫比亞的主教），天天視察這些地區，不遺餘力地為病人分憂解難。最賣力的要數天主教的牧師們了。斑疹傷寒症瘟疫剛開始爆發，他們立刻就趕去幫助窮人。在那些人口密集的傳染病住所，也許吸一口毒氣就能致人死命，可是毫不畏懼的他們，盡職盡責地穿梭其間。人們總能在瀕危患者和剛死病人的床架邊見到他們的身影。在危險麵前，他們的決心無法動搖；麵對死神，他們毫無懼色，即使麵臨染上了瘟疫、一個接一個病倒死去的危險。亨利·瓦姆斯萊閣下，一位天主教副牧師，首先倒下了。接下來的一天，他的助手死去，後者到利德斯才3個星期而已。宛如一場攻城戰，他們剛死，其他的人又立刻接上崗位。這些人快樂無比，因為他們被允許占據一個危險的位置。瓦姆斯萊先生的後繼者接著犧牲了。加上已死的另外兩個人，牧師們一共有5個人獻身。為了紀念他們，後人豎起一塊簡陋的石碑，上麵寫道：“為履行神聖職責不幸染上傷寒病之五烈士，1847。”
    此外，一位當地教堂的助理牧師也為這一事業而捐軀。一位因力倡戒酒而聞名鄉裏的紳士，也在這一場瘟疫中死去。鎮裏的兩位外科醫生染上了瘟疫，其中一位去世。這場瘟疫，一共奪去了400多人的生命。醫生總是和疾病打交道，不管疾病是否會傳染人。他們時刻勇敢地與死神搏鬥，卻往往連最少的報酬都得不到。哪兒需要他們，他們就會毫不遲疑地奔赴那裏，有時連一句感謝的話都沒有。他們花費精力，忍受折磨，直到精疲力竭，在病入膏肓之時默默死去。他們是這樣——生命在默默中奉獻的英雄，榮耀卻從來不會青睞他們。無名英雄才是真正的最偉大的英雄。
    外科醫生在戰場上履行職責，與在貧困地區一樣。他們冒著槍林彈雨出去，帶回來的卻是急待包紮和看護的傷兵。在這方麵，法國的萊瑞醫生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在莫斯科大撤退期間，有人看到他在敵人的炮火下從容地動手術。當時隻有一張營房篷布可用來保護病人，他叫人舉在頭頂，擋住紛飛的大雪。另一次在埃及燃燒的沙漠中，這位身影活躍的小外科醫生表現了同樣的熱情。在首次與英國交火的時候，希裏將軍的膝蓋被子彈擊中了。萊瑞發現除非馬上動截肢手術，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於是建議將軍截肢，將軍同意了。手術就在敵人的炮火下進行，而且時間隻有3分鍾。可是糟糕！英國騎兵已經逼上來了。這位法國醫生和他的可愛的病人怎麽樣了呢？“時間不多了！”萊瑞說，“我把受傷的將軍背在肩上，朝著我們那些潰退的軍隊飛跑過去。我發現一片壕溝，周圍長滿了叢生的灌木，我於是橫穿過去。可是騎兵在這個溝渠縱橫的地方不得不繞道而行。這樣一來，我就有運氣在這隊騎兵之前追上自己的部隊。最後，我終於背著這位光榮受傷的將軍到達了亞曆山大，在那兒，我完成了他的治療。”
    下麵是另一個英雄。薩爾多夫博士，一位撒克遜皇家外科醫生，在瓦格拉姆戰役剛開始時，他的腿炸傷了。躺在地上，他看到離他15步遠的地方，侍從副官克思伯格被一顆子彈擊中了，正倒在那裏鮮血井噴。外科醫生明白，要是不馬上動手術，這位將軍很快就會死去。於是他拚盡自己所有的力量，沿著地麵一步步爬到將軍的地方，替他止了血，從而挽救了他的生命。克思伯格來不及擁抱他的恩人。這位受傷的醫生就已被轉移到維也納，他精疲力竭，截肢後4天就撒手離去。
    在戰鬥中，部隊往往在隊伍後麵預先準備一些馬車，用來運載傷病員。當有人倒下時，他們就會被抬到醫生那裏接受護理。如果隊伍被敵人趕回來，醫生和傷病員往往來不及撤退，隻好做了俘虜。在阿爾瑪戰役中，英法聯軍追擊，俄國軍隊潰退，結果留下了一大批傷病員。幾百名俄國傷兵被抬到戰場的東邊，在靠近河流的陰暗處一字排開。
    幸運的是，當時的司令部裏有一位外科醫生。強烈的意誌力、不可抗拒的熱情、公正的判斷力，以及很少和當局合拍的性情，使他的榮耀感和責任心極其強烈。他就是第四十四軍團的湯姆遜醫生。雖然俄國部隊已經放棄了這塊領土，他仍然成功地獲得了400磅的餅幹，以及協助他工作的必要人手。他立即讓一整天沒吃任何東西的傷兵們飽餐一頓，下一步著手把傷兵傷口全部包紮好，這樣整整花去了他從晚7點到半夜近12點的全部時間。
    這時，留下來的士兵全部去運送英國傷兵了。他們把傷兵運送到停靠在歐帕托亞的戰艦上去。可是，湯姆遜醫生和他的助手約翰·古納斯，仍然留在俄國傷兵中間。白天烈日似火，夜晚寒冷如冰，就這樣，他們單獨留在那裏三天三夜。終於，運氣來了，交戰雙方休戰了，他們把傷兵裝在船上，運送到一個俄國碼頭。“最後，”肯拉克先生回憶道，“在26日早上，‘阿爾比’號船長路希頓上岸後發現了他的兩個同胞，他們正處在求助無門的時刻。路希頓船長為他們的幸運而高興萬分，也為他們所遭受的一切而倍感同情。”
    與他們一樣，伯納瑞斯醫院的外科醫生愷依，在印度兵變期間，也曾冒著生命危險堅守在自己的崗位。那時敵人正向他們撲來，準備把他和他可憐的傷兵一網打盡。對於發生在考坡爾的那次可怕事件，人們仍然記憶猶新。每個人都死了，從男人到女人，連孩子都無法幸免。在暴亂的印度兵的戰火焚燒下，英國兵拚死支撐到最後。“簡直不可思議，”紐約的庫勒先生說，“在這些普通士兵麵前，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無宗教信仰者。生活的艱難和親友的窮苦，使他們很難具有任何宗教意識，即使有，也是少得可憐。可是，在印度兵大暴亂的時刻，他們的宗教意識突然產生了。無數的英國士兵，麵臨著印度兵強加於他們的兩難選擇：或者信奉暴亂者的宗教，或者宣布自己信仰基督教，從而被那些窮凶極惡的野蠻人以各種殘酷至極的方式處死。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毫無疑問，這些普通士兵死得異常剛烈，世上沒有什麽比他們所走的路更能通達光明之境了……他們是屬於基督教陣營的，即使烈火金剛，都無法把他們剛毅的心靈撕裂……所以，在缺乏優美雅致的地方，剛毅仍然存在，除非你認為優美雅致就意味著高尚之物、就意味著純潔高尚的生活，以及一種發自心底的宗教意識。”
    接著就讓我們談一談兩位士兵的例子吧。在瑪爾騰最近爆發的霍亂期間，他們服役於第七十軍團。在沒有婦女的情況下，他們承擔了護理病人和死者的任務。在霍亂醫院裏，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德比希下士由於疲勞過度，終於倒下了，但他的崗位馬上又有人替補。另一位霍帕下士，自願到托帕醫院去服務，在那兒，他受到了院方和軍方的雙重嘉獎。兩位下士堅守著自己的崗位，時刻與死神搏鬥。過了不久，部隊領導來到瑪爾騰視察，當著許多可敬的同誌之麵，公開表揚了德比希和霍帕。
    同樣的品質閃耀在戰火紛飛中。1812年，法軍圍攻凱狄茲城。在大街上，在窗戶邊，在屋子門口，到處可以見到倒下的人們。敵人的炮火一來，人們就拉響唯一的一口大鍾，警告居民趕快逃避。一天，報警的鍾聲拉響了。可是，炮彈偏偏紛紛落在大鍾上，把它擊得粉碎。負責拉鍾的僧人毫無懼色，拉響了另幾口小鍾。這位善良的人戰勝了死亡恐懼。
    在這場圍攻戰中，女人表現出了同樣勇敢的行為。瑪塔高達是一個偏僻的堡壘，沒有溝壑，也沒有防空洞。在這個堡壘中，駐紮了140名英國士兵，任務是阻止法國軍隊的進攻。一隊74人的西班牙士兵和一支全副武裝的小艦隊合作，共同抵禦敵人。可是，一艘偽裝的敵艦悄然進入碼頭，向著小艦隊猛烈攻擊，士兵們紛紛落水，艦隊被驅趕到凱狄茲碼頭去了。58門大炮和最大口徑的迫擊炮集中火力向著小堡壘猛烈轟炸。脆弱的圍牆在如雨般炮彈的攻擊下，瞬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隻剩下光禿禿的城隍和勇敢無畏的衛戍部隊。激戰進行了30個小時，隻剩下瑪塔高達婦女在抗擊。
    一位名叫麗旬的陸軍士官妻子在炮塔裏照料傷兵。病人口渴了，急著要水喝。她叫來一位當鼓手的男孩兒，請他到井裏去打水。男孩兒猶豫著，因為他知道水井正處在敵人的炮火攻擊視角之內。於是她自己搶過水桶，冒著密集的炮火衝向水井。在井邊，她終於打滿了一桶水，隨即一顆子彈打斷了水桶繩，她又從容地把它修好，帶著水回到病人身邊，完成了任務。
    炮火密密麻麻地掉落在堡壘中，一個小時之內把西班牙國旗旗杆打斷了6次。最後，指揮官托馬斯·古拉漢姆（之後是裏拉多奇）見抵擋不住，便派一個小分隊把幸存者送走。在副官萊福瑞的指揮下，他們占據了一座陣地，可是不久副官就犧牲了。戰士們拚死抵抗，直到剩下最後一個人，才最終放棄了陣地。小船載著幸存者，包括這最後一名戰士和英勇的瑪塔高達婦女，回到了凱狄茲。
    有誰會相信女人也能在戰時護理傷兵呢？這樣做，確實需要無畏的勇氣和高貴的精神。護士往往來自日常家庭婦女階層。在南丁格爾小姐獻身於照顧傷老病殘從而使自己名垂青史之前，人們並沒有認識到，護理是一件需要專業培訓的事情——它需要聰明、堅強、專注，以及仁慈、同情心和愛心。“據說，甚至書上都這樣寫道，”南丁格爾小姐說，“每個女人都是一個好的護士。相反，我認為男人對護理的知識知之甚少。”
    然而，她把自己奉獻給護理職業，是出於什麽原因呢？一句話，出自愛心和責任感。她本來根本就沒有必要從事如此令人厭煩、如此不為人喜歡的職業的。她是一位優秀的年輕小姐，懂得多種多樣的手藝。她是家裏的寵兒，逗人喜歡，也是交際圈裏的中心。上帝給了她一切使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都幸福無比的東西，然而她放棄了所有這些追求，走上了一條通往痛苦和悲哀的路。她對自己的同類永遠充滿了強烈的同情心。她在學校教孩子，看望貧困窮人，當他們生病時則救濟他們、護理他們。她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不過是英格蘭的一個小角落而已——漢普郡的恩布雷。然而，一個人在太陽底下做的好事，也能在暗中悄悄完成。美好的世界在向她招手，她本應該做鎮裏其他女孩兒所做的事情，可是她的心靈把她引向了別處。（注：1曼徹斯特主教在歐斯維忒布道時，收到一位年輕女孩兒的來信。她告訴主教下麵一些關於她的生活的事情，並問他在這樣的生活中是否還有時間做善事：“我們10點鍾早餐。早餐占據了一小時的大部分。其間我們閱讀來信和報紙上的新聞。之後我們必須回信，母親希望我替她寫請柬或對別人的請柬進行答複。接著我必須去溫室喂金絲雀和鸚鵡，並修剪樹枝和花。然後就到了著裝去午餐的時間。我們的午餐常常在午後2點鍾舉行。3點，我母親喜歡我陪她去打電話，然後估摸著朋友們來訪了，就回家喝5點鍾的午茶。這以後，我們準備開車去公園，然後回家吃晚飯。晚飯後我們去劇院或歌劇院看戲，之後當我回到家裏，已經精疲力竭，連自己這一天做過什麽都記不清了。”）對不幸者、失落者、被蹂躪者，她懷著濃厚的同情。她看望醫院、監獄和管教所。當別人在瑞士或蘇格蘭或海濱消磨快樂的假日時光時，她卻一頭鑽進德國護士學校或德國醫院裏。她從零學起，先學習如何使用抹布、硬毛刷、撣子，然後循序漸進地學習護理技術。接連3個月，她日日夜夜守候在病床邊，從而積累了大量的臨床經驗。
    南丁格爾小姐回到英國以後，繼續從事她的工作。“女家庭教師醫院”由於不懂得如何管理，幾乎瀕臨倒閉，於是她負起了管理這所醫院的責任。她忘記了對自己家庭的愛，忘記了鄉村裏新鮮的空氣，全身心投入到哈雷大街那可怕的醫院裏。在那裏，她把自己的精力、時間、才學，全給了她那些病弱的姐妹。雖然醫院被挽救了，可是巨大的壓力使得她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她不得不抽空跑到漢普郡去呼吸宜人的空氣。
    然而，一件急待救助的事情發生了。克裏米亞戰爭進入了白熱化狀態，急需一大批專業護士。傷病員躺在博斯普魯斯的醫院裏，少人看護。南丁格爾小姐服從了自己高尚的衝動，立刻趕去救助他們。她上了一艘開往斯庫塔利的船。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生命威脅，艱難困苦，船隻失事，總之是什麽樣的危險都有。然而，當責任感推動勇敢精神時，誰會考慮危險呢？南丁格爾小姐幾乎是有求必應。她深入到傷病員中間，護理那些受傷的士兵和水手；她安排了一切護理事務，管理著整個醫院的大小事情。
    在這位英國小姐的耐心看護和救治下，傷病員很快得到了康複。當士兵們看到她俯身拾起他們掉落枕頭的身影時，默默地為她祝福。他們不知道該叫她什麽，隻是稱她為“光明小姐”：
    睡吧，誰替他圓一個安靜的夢？
    敵人已離開，他的心思與誰共？
    天使不曾來過，
    唯有一張美麗的麵孔，
    在人間裏，煥發著生命的溫暖！
    戰士們崇拜這位年輕的小姐，他們禁止一切可能傷害她的粗言穢語；需要動手術時，他們毫不畏縮，強忍住一切痛苦；對她的建議和勸告，言聽計從。而她，也十分關懷那些普通的士兵。她不僅對他們個人的喜怒哀樂關懷備至，而且與他們那些英格蘭、愛爾蘭以及蘇格蘭偏僻山區的朋友取得了聯係，她替他們節省開支。每一周，用一個下午的時間替他們發送給家鄉朋友的匯款。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莫逆於心的相知之情！
    “勇氣，說來簡單，”她說，“無非就是耐心、善良，以及默默忍受痛苦的力量。一個民族在戰爭中所表現出的勇氣，比一個普通士兵所表現的，又多到哪裏去呢？……就拿一個人來說。如果需要的話，他會把自己的時間、精力，甚至一生都獻給了別人——不管是他的女王，還是他的國家，那麽，他就是一個真正的好人。這比一切禁欲、齋戒、謙遜、坦誠都強過許多。在英國，這種自我奉獻而不叫作犧牲的精神，確實什麽都比不上。”因而，即使從最普通的士兵生活經曆中，我們都能讀出許多。
    絲坦蕾小姐回到英國以後，就投身於幫助那些士兵的妻子和寡婦。她在約克大街和威斯敏斯特購買了一所房子和花園，建起一個機器洗衣店。她從政府那裏取得了一個專門提供軍服的合同，從而保證了一大批被遺棄婦女的就業機會。絲坦蕾小姐以巨大的熱情致力於安慰和護理倫敦窮人的妻子。在千萬個人中，她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但那些善良的女人所做的工作與她並無二致。她把終生獻給了為他人服務的事業中。她是自我犧牲的化身。至於是否獲得他人的嘉許，這並不重要。對那些希望步她後塵的人，她說：“永遠別忘記阿諾德醫生。對他日誌中的最後一條，我每天都重複兩次：‘做上帝所願做的，也別怕別人做你所做的，如果神願意，它就會如此。’”
    好的榜樣永遠帶來好的結果，其他的女人也都走向了同一條道路。在這些人中，佛羅倫斯·利絲小姐，就是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子。她不僅親自從事護理工作，而且還教別人科學護理知識。她心中第一次萌發做善事的念頭，說起來奇怪得很。這起因於她親愛的哥哥之死。她的哥哥死於中國上海的一所海軍醫院裏。每當她想起他，想起他在陌生人手中受到的照顧，便感到一種巨大的動力，使她希望為別人做別人為她哥哥所做的一切。
    這件事發生在她還是女孩兒的時候。她向已故的威徹斯特主教請教。他說，這麽小就從事這種工作未免太早了，“等你的悲哀過去，心靈真正成熟了，才能從事這種職業。”但她的決心和心願已定。於是她向心目中的真正英雄——南丁格爾小姐請教。從她那裏，得到了最好的建議和培訓幫助。終於，在3年的等待之後，她進入了聖托馬斯醫院，開始了護士生涯。不久，她到了皇家大學醫院，獲得了珍貴的實踐經驗。為了完成護理知識的學習，她花數年時間跑遍荷蘭、丹麥、德國和法國。在德國的凱塞沃斯，經過護理女執事的常規臨床訓練，獲得了從業證書。在法國公共醫院主任醫師、醫學博士漢遜的關懷下，她獲準在羅馬天主教姐妹的指導下進入巴黎第一醫院工作。作為一名助理醫師，她與奧古斯丁、聖托馬斯·威蘭烏菲等人合作。姐妹們對她的工作非常滿意，而這也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快樂。她與她們合作得非常愉快，雖然宗教信仰、思維方式各不相同。
    姐妹們對她的友好，非言語所能形容。她們對待她，更像是姐妹和朋友，而消除了信仰、國家和世俗生活的差異。除了學到臨床知識以外，她從她們那兒還學到了困境中的沉著和樂觀，在極端困苦時對萬能之主的期盼和信奉，堅定的忘我精神，以及放棄一切既得的屬於主的東西。在那兒，她也學會了對於所有那些伺奉和護理病人的人來說值得珍惜的樂觀情調。屬於利絲小姐最後的也是最可貴的鍛煉，是在勒巴佛將軍（後來擔任了法國國防大臣）的允許下獲得的。他的影響使她進入法國軍事醫院工作。這是一次具有雙重收獲的鍛煉，在這兒，醫院主管、已故的米歇爾·勒維將軍對她的進步產生了興趣。這位將軍稱自己是克裏米亞的南丁格爾小姐的“同誌”，由於後者的原因，他使利絲小姐通過了一係列嚴格的訓練和培養。他承認，這比可能給予任何一位法國護士，或者通常而言給予任何一位英國女人的訓練，要嚴格得多。然而，從米歇爾·勒維將軍那兒得到的實踐經驗，是如此之寶貴，以至於在她以後的從業生涯中，從來就沒有忘掉。
    經過這次長期的護理見習之後，她回到英國。不久法德之戰爆發，報紙長篇累牘地報道這次殘酷戰爭的結果。勝利的一方無情地屠殺傷病員，或者任由他們死去。他們成千上萬地躺在露天裏，缺少護理，也得不到救治。利絲小姐的心被仁慈和同情觸動了。她立刻出發來到歐洲大陸，隨同而來的還有3名德國小姐，不過不久之後她們分道揚鑣。利絲小姐穿過比利時來到科隆，在這裏，她看到傷病員一排排地躺在車站的平台上，孤立無助。經過科布倫茲、特裏維斯，她到達了目的地邁茲。這是她下船之後的一次艱難行程。在一片混亂中，她丟掉了包裹，隻身來到了這裏。
    這時，巴紮雷元帥正帶著一大批部隊在邁茲駐紮。弗裏德雷克王子向這個城市增援了一支由德國人和巴伐利亞人組成的部隊。利絲小姐被指定到瑪拉格的一所醫院裏工作，這兒正處在增援部隊的後部。她到達指定地點後，發現所謂的醫院不過是一個廢棄農場，所謂的病房隻是幾間穀倉。這是一個極為糟糕的地方，生活條件非常艱苦。護士們睡在用稻草填滿的布袋上。藥品和食物奇缺。最主要的病症是斑疹傷寒熱，這是由於戰壕潮濕所致。這所傳染病院裏隻能容納22張床位，因而總是人滿為患。
    一所鄉村醫院的護士，工作上當然沒有輕鬆可言。熱病患者被抬進來時，她們首先得把他洗刷幹淨。從戰壕裏出來的人，腳上的泥巴都結成了硬塊，因而護士們必須在清洗之前把泥土刮下來。清洗後，患者被放到病床上，開始行醫用藥。有時，護士們得清洗病人黑乎乎的嘴巴，有時則要幫助他們洗淨全身。晚上，病人常常說夢話，護士們就用濕毛巾替他們敷頭，或者替他們洗手淨臉，並把床鋪移來換去，以免弄痛他們。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極端艱苦的環境下完成的。
    病人有時會變得狂躁不安。利絲小姐講述了一則自己在邁茲熱病醫院發生的故事：一天晚上，她一個人值班，樓上突然傳來一陣吵鬧聲。她爬上樓，發現一個狂躁的士兵正在拚命打門。這個可憐的人盼望回到家裏，見到他那位“文靜的多嘴多舌的人”。她叫來另一位病人幫忙，告訴他明天就會回到家裏，這才把他重新弄回病床上。樓下另一位狂躁的病人，這時正從床上的枕頭下抽出一把刀。利絲小姐連忙衝過去，把刀搶過來。原來枕頭底下一直放著一把刀。她把刀藏在偏僻的地方，外科醫生一回來，她就懇求他，以後千萬別把她一個人留在醫院裏值夜班。
    護士們在那兒工作了幾周。士兵們有的死了，有的治好後卻成了殘廢，被送回家裏，隻有極少數人重新回到崗位上。最後巴紮雷投降了，他把俘虜送回德國，而“鐵血王子”和他的部隊則行軍去圍攻巴黎。利絲小姐完成了在邁茲的任務，但她自願接受的工作卻沒有完結。她遠途跋涉（中間坐了一段車）去了漢堡，被安排在處於普魯士加冕公主監督下的傷兵醫院工作。在那兒，她碰到的最大困難是保證正常的空氣流通。德國醫生討厭氣流，所以每當這位護士打開窗戶，醫生就趁她不在之時叫人把窗戶關上。她向加冕公主申訴，最終贏得了開窗的權利。
    利絲小姐的故事在繼續。從德國回來之後，她準備航行到加拿大和美國，去視察那裏的醫院。1873年，她完成了任務，沿途視察了哈利法克斯、魁北克、蒙特利爾、多倫多、克利夫蘭、紐約、波士頓、費城、華盛頓和安納波利斯，看了一切想看的東西。最近幾年，利絲小姐成了威斯敏斯特護士協會的會長，至今仍在繼續她的辛勤工作。許多女人，不管是年輕的或是年老的，都把自己獻給了這種神聖的職業。她們深入到城鎮的庭院或弄巷裏，護理那些沒有她們就必然躺下或死去的病人。她們的雙手抑或心靈，並沒有在為她們那些可憐的病人做最卑下、最煩悶的工作時受到玷汙。這裏要提及的是工作在波普勒窮苦女孩兒中間的沃凱爾夫人、工作在西部最高法院的歐卡塔薇亞·西爾小姐、工作在布賴頓的韋凱斯夫人、工作在樸次茅斯的士兵中間的羅賓遜小姐所做的一切。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難能可貴的人。因為世界上存在許多求助無方、哭救無門的無助者、墮落者、貧困者、饑餓者，她們甘願默默奉獻著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無數的英雄行為不為人所知。或許，窮人會比富人的英雄行為更多一些，因為前者更加同情他們的鄰裏。一位街頭乞丐說，他從貧窮的街頭女孩那裏得到的施舍，遠比從任何人那裏得到的多。美德穿得破破爛爛，卻能博得尊敬。
    “人們談論英雄和英雄行為，”比利先生說，“常常認為英雄行為在許多不為人知的城市生活中，也能得到充分的表現。而英雄，也可以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高尚地生活和工作。最高貴的自傳，並不一定非形諸筆端不可。世上有許多偉大的英雄，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受盡折磨、痛苦和失落，卻一直保持著完美的品德。誰服侍上帝，幫助他的親人，追求美德不輟，誰就能在心底擁有真正的勇敢和善良的品格，他就應獲得主教、將軍或法官給予的榮耀。”
    我們最近常常談到瑪麗·卡比特這位仁慈的女士。有生之年，她全身心投入到救助那些被人遺忘的窮人中去。她在布裏斯托爾設立了一座教養所，並親自擔任總監。她懷著純潔的目的，出入連警察都不太敢去的街頭巷尾。麵臨眼前展現出一片貧民窟的可怕景象，她從不沮喪，也不厭煩。她把孩子從這些悲慘的地區帶到她那簡陋的教養所。這種無畏的工作精神，比之約翰·哈佛毫不遜色。她筆耕不輟，不停地把自己的設想公之於眾。最後，她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因為政府采納了她的計劃，建立一所“感化勞動學校”，專門收養被遺棄的孤兒。在我們的軍隊中、工廠裏，有無數的人有理由向“瑪麗·卡比特”這個名字表示感謝。年齡並不能阻止她的慈善工作。60歲那年，她到了印度，把她教育體係的種子播撒到東方世界。她一共到過印度4次。最後那次是在1876年，這時她已接近70歲。有生之年，她親眼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全麵開花。整整一代人，要不是有她，就會淪於邪惡和犯罪的緊緊包圍之中。對於這些女人，關於她們那些忘我的工作，除了給予人類所有的榮耀和祝福，我們還能說些什麽？
    已故的希絲霍姆夫人開辟了一片全新的工作領域。她致力於幫助年輕女人移民，照料直至她們得到妥當的安置。一次，在帶著一大批移民從南安普頓出發前，她和她的丈夫參加了一次宴會，在宴會上，她闡述了自己從事這一工作的動機。“生命的價值，”她說，“就在於順利的境況下，通達一種無法言說的天堂般的幸福。我懂得這一點時還是一個小孩兒，當時還在利格·瑞奇曼德的膝頭咿呀學語。童年時，我常常玩一種用胡桃殼做成的船的遊戲，把分開的家庭成員運送過海，使他們在另一個國家團聚。我清楚地記得，我曾經把一個衛斯理公會教徒和一個羅馬天主教牧師放在同一個胡桃殼裏，而作為遊戲的一部分。這種念頭肯定是由我母親的做法所引起，她在鄰居叫門時要我待在房子裏。這些鄰居有的是旅行家，見多識廣，他們熱烈談論著傳教的事——當時傳教已經開始成為人們的話題。後來這種念頭便在我成年之後根深蒂固。她是一位好母親，屬於我的一切熱情和品格都受益於她。不要掉一滴眼淚，也別讓恐懼改變自己的主意。她的格言使我堅定。”長大後，她愛上了一位在印度軍隊服役的軍官。然而在訂婚禮上，她告訴他，她感到上蒼給了自己一個使命，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於解救人類的痛苦，而不管他工作的地方是國內還是國外。由於她的坦誠直言，他更加愛她並同意她的一切想法，不久，這對美滿的夫婦結婚了。丈夫非常忠誠於自己的婚姻，而且還幫助妻子開展工作。時機終於到了，1850年，一大批被遣送的移民亟待安置。希斯霍姆上校立即自費航行到澳大利亞。出發前，二人把他們微薄的收入分成兩半，然後就分手了。希斯霍姆夫人隨後也到了印度。在那兒，她建起了一所專門教育歐洲軍人的女孩的學校，名叫“工業女校”。這所學校至今還在。1838年，她和丈夫曾經到澳大利亞旅遊。
    “在那兒，”她說，“我發現了幾百個無依無靠、沒有工作的單身女人，而且乘船抵達的人數越來越多。顯然，她們當中絕大部分過著不光彩的生活。我說服自己，決心肩負起為這些可憐的人提供安全和正當職業的責任。我在來自各方麵的阻力麵前堅定不移，並最終獲得了成功。地方長官後來同意我與那些女孩同睡在臨時移民營的一間小屋子裏。真的，我在那裏睡的第一個晚上，便發現老鼠成群。於是撒了毒藥，繼續堅守自己的崗位。這樣一來，我便在那些女孩兒中間樹立了個人威信，她們開始對我言聽計從。我創辦了一所大學，通過教育使她們盡快融入當地生活，並使幾百個女孩兒得到了妥當的安置。在達到這一目的的過程中，我發現，隻有使這些孤獨無依的女孩兒組成大的團體，融入當地人的生活，她們才能真正得到安置。而且，我還必須與這些團體朝夕相處。每個團體人數從100到150人不等。就這樣，我在澳大利亞連續堅持工作了許多年。為運送移民而預付的一大筆錢款，因為她們的誠實守諾，這些預付金很快被收回。這麽多年來，我僅僅才損失20英鎊，這個數目微不足道。上帝保佑，我成為一位獲取職業的中間人。在離開那兒之前，我一共撫慰了不少於1000顆柔弱的心靈。在那些被從不光彩生活中拯救出來的年輕女孩兒當中，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比例。我應該永遠記住當初接受我的人給予我的溫暖，記住我的丈夫和孩子對我的支持。我的孩子，他就在我的格言下成長起來的——相信自己，自謀生存，並且，像他們母親教導的一樣，從不尋求政府的津貼，也不要拿政府的工資。”
    也許有人認為這些並非英雄行為的貼切事例，最感人的例子，應該要數獻身於在海難中挽救乘客生命的那些人。一個來自澳大利亞西部的故事，它向我們講述了一位年輕淑女的英勇行為——她的名字叫古麗絲·布瑟爾。“基爾格特”號汽船在帕茲附近的海灘上擱淺了。船上派出一隻小舟，把婦女、孩子搶送上岸，可是衝天的海浪隨即便把小舟淹沒。可憐的人們抓住小舟的邊緣，拚命掙紮，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在陡峭的海岸上，出現了一位騎馬的年輕姑娘。
    她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如何去救這些淹沒在水中的婦女和孩子。她飛奔衝下懸崖——真是不可思議，她與她的馬衝進海浪中——在下一個高潮來臨的瞬間，靠近了小舟，並成功地把婦女和孩子救上岸。當時海麵還有一個男人在水中掙紮，於是她重新一頭紮進水裏，也把他救了上來。在如此洶湧的海浪中，她花了整整4個小時才把50個人全部救上岸。這些人上岸後，英勇的姑娘已是全身濕透，身心疲憊。但仍掙紮著回到12裏外的家中，找人來安撫這些脫險的人們。這時接班的是她姐姐。她隨身帶著茶水、牛奶、糖，以及麵粉，穿過叢林來到岸邊。第二天，人們被帶到她的家裏，受到了悉心的照顧，直到完全恢複之後，才走上他們孤獨的路。令人痛惜的是，英雄的姐姐，布魯克曼夫人，在救援當中著涼了，幾天後死於腦膜炎。
    色得蘭群島一位年輕女孩的行為同樣英勇無比。沒有人願意去救幾個落水的漁民，她卻隻身入海，拯救了他們的生命。當捕魚隊正在海上捕魚時，一場暴風雨突如其來地襲擊了遙遠的烏斯特島。漁船一艘接一艘安全上岸，可最後一艘卻始終無法靠岸。岸上的人們眼睜睜地看著這艘漁船陷入可怕的困境。船翻了，水手們在水中苦苦地掙紮。在這節骨眼上，海倫·比特麗，一位瘦弱的少女，一邊往前衝，一邊呼籲人們不管多麽危險都得趕快去救他們。可是人們回答，在這樣可怕的暴風雨裏救人，無異於送死。
    海倫·比特麗卻甘願去送死。她快步衝向一艘小船，這時她的嫂子加入了她的行列。她的父親一隻手已癱瘓了，也衝過去為她們掌舵。漁船上有兩個人已經不見了，另兩個人則死死抓住還沒有翻的船邊，隻等這些女流之輩過來救他們。她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船劃到漁船邊。這時，一個人已經被水衝走了，要不是海倫及時抓住頭發把他拉上船，他肯定會被淹死。幾經周折，其他的人也被救上船，安全地回到港口。海倫·比特麗後來靠當一個家庭女仆默默地掙取自己的麵包，直至老死，人們才想起她生活中曾經發生過的那些故事。（注：見1879年6月28日出版的《凡人》雜誌。）也許有人會說，在一個能夠發生這種事情的國家，肯定能盛產女英雄。也許真是這樣。
    可是誰又能忘記她，蘭斯通塔的女英雄古拉絲·達利？在諾森伯蘭海岸的東北部，有一個荒涼的費恩島。它隻不過是一堆冰涼的石頭，黑乎乎、光禿禿的，被一片咆哮的海洋包圍著。在長達幾周的暴風雨季節，誰也不能夠接近它。這裏除了在岩石上嗷嗷尖叫的海鷗和角嘴海雀，就沒有居民了。然而，就在它的一個最偏遠的角落，一座名叫“蘭斯通岩石”的燈塔高高地聳立著，向往返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船隻發出信號。兩個老人——一個男人和他的妻子，與一個年輕女人——他們的女兒，在1838年9月的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守護著這座燈塔。
    “佛伐西爾”號汽船正航行在它從赫爾到鄧迪的航程上。船上情況糟糕透頂：鍋爐在離開赫爾不久就壞了。在勉強抵達聖阿布斯赫德之後，又被狂風暴雨刮了回去。它在暴風中漂泊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便盲目地撞在霍克斯島的岩石上。船隻的後部被撞裂成兩半，9名船員被迫站在船隻的前半部上麵呼救，它仍插在石頭裏。而許多旅客和船員都被淹死了，從此長眠海中。
    在半裏外的燈塔裏，古拉絲·達利聽到了他們的呼救聲，在她今天最後一次查看燈火的時候——太陽一升起，就可以把燈火吹滅。雖然海麵大霧仍然彌漫，海浪在咆哮，但她還是看見了那幾個抓著船隻前半部的船員。她懇求父親把自己的小船放下海，去救那些落難的人。父親威廉·達利雖然認為這不過是冒冒失失去送死，但還是把船隻拖下了水，古拉絲·達利第一個鑽進船裏。老人都同意了，何況女兒？當時，救人的機會，甚至自救的機會都微乎其微，然而上帝使她的手臂變得強健有力，宛如洞燭觀照她的心靈。兩個人在極端恐懼和擔心中，漸漸離岸遠去。
    經過一段時間小心謹慎的劃行，小舟終於靠近了岩石，這打通了通往落難者求生之路的第一步。劃行過程中，古拉絲拚命搖槳，同時在岩石縫裏左點右撐，以免船隻被撞成碎片。9名獲救者被一一拉到船上，送到了燈塔裏。那兒，母親正在恭候。她悉心照料、護理他們，直到落難者的健康和體力完全恢複。他們在那兒整整待了3天，直到風暴平息，能夠被送回大陸。
    古拉絲的英勇行為震撼了整個國家，無數的禮物紛紛寄到她的手裏。藝術家從遠方跑來為她畫像，詩人為她創作了一首首優美的詩歌。阿德耳菲劇院願意每晚給她20英鎊，讓她在上演海難場麵時坐在一隻小船裏守望。但她是不會離開她那片被海水環繞的石頭孤島的。她無法離開那座燈塔，因為那裏的光榮屬於她、適合她，她的一生需要這樣的堅守。見過女孩兒的人，無不對她的天真樸素、文靜善良讚頌備至。救人事件發生3年之後，她得了肺病，幾個月不到就去世了，死時安寧、快樂，充滿了宗教的虔誠。在她去世前不久，菲力普先生說，一位穿著樸素的女人來向她道別，祝福她在最後的路上好走。這位善良的姐妹就是諾森伯蘭公爵夫人。她的桂冠將由於這次慈愛的、溫柔的道別而永放光芒。貞德有一座紀念碑，而諾森伯蘭的古拉絲卻一無所有。她的事跡被登錄在：
    天堂的簿記中，不滅永生。
    當天使為高尚靈魂的美德而載歌載舞時，
    受福的人間卻如此無情。
    在與費恩島方向相反的諾森伯蘭陸地上，有一塊很高的三角形岩石，上麵聳立著巴伯拉堡。自古以來，它就是一座抗擊蘇格蘭人入侵的堅強堡壘，同時也是英國內戰時期一座重要的要塞。最近幾年，它成了失事水手的避難所，這主要應歸功於庫勒維先生、杜爾漢姆（注：英國一地名）主教、夏普執事長等人。庫勒維先生在這裏所做的善事，其數量比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人都要多。沿岸的船隻經常失事，庫勒維先生竭盡所能給予援助。由他組織配備的一個30人的小分隊，在每個暴風雨夜裏沿著8英裏的海岸線不停地巡邏，一旦發現處於險境中的船隻，則立即派出救生艇。遇到大霧天，巴伯拉堡就會警鍾長鳴，提醒船隻躲避。如果發現船隻瀕臨險境，則鳴炮一次；如果船隻擱淺或撞沉在岩石上，則鳴炮兩次。同時，堡裏會升起一麵大旗，告訴遇難者，岸上已經知道了他們的不幸。當陸地上的救援船隻不能及時趕到失事地點時，堡裏就會發出信號，請霍裏群島的漁民趕往那裏。這個聳立在懸崖上的撒馬利亞碉堡，不僅為海上的人，而且為陸地上的人，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
    “因而，像一個強大的守護神，”威廉·霍維特說，“聳立在雲端，俯視著那片洶湧而險惡的海洋。這神靈般活生生的高尚，是世上所有善良的人終生追求的光榮榜樣。無論誰，隻要他遙視這神聖的建築那高飛的簷角，得到它那無微不至的關懷，看到它為海洋和陸地送去吉祥時，請別忘記庫勒維先生。那些窮困潦倒的人，那些在深夜裏恐懼戰栗的人，當他們默默為他祝福時，他已化為塵煙、長眠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