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更新活著的職責：年輕人應有的15種態度 ！
    神秘而莫測的同情心，
    如同銀線和絲帶，
    將心和心、情和情穿針引線，
    把肉體和靈魂拴成永恒。
    ——瓦特·斯哥特
    請你溫柔地愛我，
    凝視我眼睛裏的一朵花。
    心靈將從此豁然開朗，
    你可以看到，我那隱沒其中
    深深的一片同情。
    ——娃麗茵
    人人都愛著自己：即使最窮的人，
    在困乏的生活中也渴望光輝的時刻。
    當他們明了自己已經成了
    福佑很少的丈夫和父親，
    仁慈仍然永在，因為
    屬於人的同一的心靈在胸膛跳動。
    ——沃茲沃斯
    同情心是永恒的生命之謎。它戰勝了邪惡，弘揚了美德；它解除了反抗的武器，融化了最頑固的心靈，促長了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它是基督教得以立足的偉大真理之一。“愛你同類的人”，包含了足以使世界煥然一新的福音。
    據說，聖約翰很老的時候——老得幾乎都不能行走和說話了——在朋友的攙扶下，參加了一次教會舉辦的兒童集會。在會上，他站起來說：“孩子們，愛你同類的人。”接著，他又說：“愛你同類的人。”有人問他：“您沒有其他什麽對我們講的嗎？”他回答道：“我一再重複這句話，是因為，如果你們這樣做，別的就不再需要了。”
    同樣的真理適用於世界任何地方。同情心建立在愛的基礎上，它無非是無私和愛心的另一代名詞而已。我們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忘卻自我並將自我投入於他人。我們同情他，幫助他，安慰他。因而，沒有愛，就沒有同情。仁慈、同情心和愛心，是同時受到祝福的；祝福，既為那給予者，也為那接受者。當它們在給予者心中結出豐碩果實的時候，也就是在接受者心中生長出仁慈和愛心之時。
    “我們經常通過同情心而非勞動，”凱隆·法拉爾說，“做更多的善事，並通過嫉妒心的缺失和美德的意識，而不是雄心勃勃的堅韌努力，來使世界走上更持久的幸福之路。一個人也許會失掉地位、影響、財富，甚至健康，但如果他認命的話，同樣會生活得舒適。可是，有一件東西，少了它，生活就會成為負擔，這就是人的同情心。”
    確實，仁慈的行為並不一定總是受到歡迎，但對於懷著同情心的幫助者，無人可以將他拒之門外。這屬於我們生存競爭中難以征服的困難之一。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應該得到常人之間互相提供的幫助。我們應該記住，正如邊沁（注：英國倫理學家、法學家，功利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所深刻指出的那樣，野蠻人的幸福與一切人的幸福並無多大差別，與人類中最善最高貴者的幸福也是一樣的。因而，一個人既然自己未曾從善從惡，對他人也不會為善為惡。
    或許，在喚醒人心中的情感方麵，沒有什麽比同情心的作用力更大了。即使是最粗野的人，也會深受感動。它比暴力的作用要大得多。一句友善的話語，一次友善的注視，能使無法征服的人乖乖順從。同情心導致愛和順從，野蠻則招致厭惡和反抗。還是一位詩人說得好：“暴力本身，其力量不過是溫情的一半。”
    假如允許同情心擴展到更大的範圍，它必將成為一種廣泛的公共慈善事業的形式。對於那些極力幫助朋友擺脫貧窮和悲慘境遇的人，對於那些極力改善勞苦大眾苦難狀況的人，對於那些極力把文明成果深遠地融入人類生活中的人，對於那些極力把破碎的家庭聯結到和平友愛的紐帶中的人，同情心有著其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情是每個人的責任，特別是那些與別人相比命運更加鍾愛他的人，那些享有別人沒有的財富、知識、社會影響力的人，更應如此。他們，至少應該為改善普通人的狀況，貢獻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
    同情心的力量並非金錢的力量，也非大智大慧的力量。人們往往過分高估了金錢的力量。保羅和他的信徒把基督教播撒到半個羅馬世界，用的錢絕不會比從普通集市上賺取的多。偉大的基督教社會學說是建立在“兄弟之愛”這個觀念之上的，“盡量為別人做，直到別人為你做”。每個人應學會幫助別人，強壯的幫助虛弱的，富裕的幫助貧窮的，淵博的幫助無知的，並且，反之也是，那些擁有很少的人並不缺乏幫助那些擁有很多的人。一切依靠力量的強度而定，因為信徒是無法教導他的教師，無知者和無助者無法幫助那些教導和幫助他們的人。
    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誌造就生活。他擁有的力量越大，能夠給予自己和別人的生活的價值也越大。當環境並不與之相悖時，他就能夠完全控製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他能夠為自己做很多，並且，上帝給他的一切，他也必須傳遞給別人，這本身就是他的專項任務。
    所謂希望理智能給自己帶來快樂，充其量這隻不過是對幸福的一廂情願。幸福意味著一種自我犧牲精神。其內在的美德，就像我們的孩子一樣，為它受苦越多，與它就越是親密。“我母親影響力的秘密在於，”弗拉契爾小姐在她的自傳中寫道，“正如她早期的朋友，瑞品的凱維頓博士所正確指出的那樣，這種影響力構成了她的生活基調。在他寫給17歲時她的一封信中，他說：‘我從未曾聽說過有哪一個人像你那麽受到別人如此溫柔、如此真誠、如此全麵的寵愛，而且我相信，別人對你的這種愛，恰恰來自於你愛別人的能力。’”
    世上最可悲的人，是那些對自己失控，缺少責任心的人，那些虛度一生尋求自我快樂的人，或者那些即使在為善的時候，內心仍充滿邪惡動機和自我滿足，不畏懼良心譴責的人。那些對自己的美好感覺充滿自負的人，他們愛自己徹底，對別人卻毫不在意。即使在外麵表現得文質彬彬，但如果你跟著他們到家裏，看看他們是如何操持家務的，一切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已故的拉姆瑟教長曾經講過一個可悲的故事：一位小男孩兒升天後參加了一次死人的會議。“我爸爸會來這兒嗎？”他問。有人告訴他：“當然，他也會來這裏。”小孩兒立即回答說：“那麽，我就找不到伴兒了。”
    虛假的同情心是非常普遍的。夏普說，可悲的虛情假意其最嚴重危害在於，它們易於產生一種同情和憤慨的習慣，卻不會有真正地解救危難或反抗壓迫的行為。因而，斯泰因能夠同情一隻死了的驢子，卻讓自己的妻子挨餓。（注：英國民間故事，斯泰因的妻子叫他到外麵找點吃的，他出來後看到一隻死驢。他曆來以富於同情心著稱，因而悲傷地把死驢子埋了。回到家，妻子已經餓死。）
    “歌德，”拜因教授說，“一直與悲傷無緣。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最大可能的聰明來理解人們的痛苦，可是隻要著手行動使他們擺脫痛苦，就肯定會把事情搞得更糟。因而悲傷隻能刺傷他的心靈，打亂他的生活，除此別無他用。”（注：拜因《性格研究》）
    在聖奧古斯丁、巴克斯特、喬納森、愛德華茲、亞曆山大·克諾克斯等人的著作中，讀者將會發現，在他們關於神的真理和人的職責的觀點中，宗教情感占有多麽重要的地位。亞曆山大·克諾克斯說：“與其說同情心最能夠激起感情，毋寧說除此別無他途。心靈必須作用於心靈，活人的觀念對於所有的心靈交融來說，都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堅強隻能存在於善本身被找到的時候，不管這種善是盡單純的法律義務，還是解除對美德的限製。善能夠單獨反作用於人的性格。
    人之所以獲得新生，很少是因為抽象的真理，而是由於通過善和同情心所表現出來的神聖的激情。這是“讓全世界都邪惡”的自然界所沒有的。一個把自身投入到別人的存在中的人，在以各種方式——社會的、道德的、宗教的全身心幫助別人的時候，也就對別人施加了一種神聖的影響。他被最強大的安全衛士守衛著，向自私提出挑戰。考驗過後，他仍然謙卑而高貴。凱隆·默茲雷曾經用自己的雙手表明，同情和互相幫助能夠轉化成一種快樂，能夠對社會做出巨大的貢獻——它減輕痛苦和悲傷——這種原理是基督教的偉大發現之一，具有和科學原理中的新發現同樣的意義。
    最好的和最高貴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維伯弗斯主教以其同情心而聞名天下。有人問他的一位朋友：“維伯弗斯成功的秘訣是什麽？”“他的同情心。”這是他早就想好的答案。主教是一個胸懷寬廣、慷慨寬容、行動自由的人。他常常活動在最基層的社會，把自己的心靈和靈魂投入到每一個有著美好目的的計劃中。任何在他看來值得努力的事情，他都會帶頭去做。結果往往成功。
    同情心是對他人的苦難、艱辛和懦弱的感受能力。諾曼·邁克雷德曾說，同情心是他性格中最先也是最後的事物。他發現人性中有許多有趣的東西，而最平凡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迫放棄了這其中存有的某些優越性。“當他每一次來看我時，”一個鐵匠說，“他覺得自己就是鐵匠，不會在我心中留下什麽救世主般悲天憫人的印象，但一直都在，就是這般自然。”畢竟，人是人的所有行動的中心，因此人心中有什麽以及流露出什麽，就是唯一重要的。人活在這個世上，就要同情和主動，他的感受就應該和他人聯係在一起。隻有我們人類，才能踏上跨越人間限製之路。
    當諾曼·邁克雷德即將前往格拉斯哥行使他的男爵職權時，他說：“我們需要活著的人，不是他們的書籍，也不是他們的金錢，而是他們本人……貧窮困苦者、衣食無著者、浪子和傷心人，由於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其他什麽也沒做，因而能夠看到和感知從那訴說著內心的光明與寧靜、展示著疲憊心靈發現和享有的休憩之所的眼睛裏悄悄放射出來的愛。他們能夠理解和欣賞完全的無私——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簡直難以想象的事物。這種無私，把常常注視舒適精致的屋子的目光，帶到一個肮髒混亂的陌生處所。這種無私，使自己能以一種那麽友善的話語、那麽溫柔的擁抱表達出來，以至於陪伴他們一生。”這些話成了他行使格拉斯哥男爵職權的主要指南。
    “我的打算是，”他又說，“對我們的人民加以認真的訓練，使他們履行自己的個人義務，諸如紮實地工作；保持健康、清醒、友善、謹慎、純潔；作為父母的家庭義務；作為社會成員的謙恭誠實的義務；諾言的兌現；作為獨立工人的服從；對他們的國家——不管是對統治者還是對司法行政——的義務；對自己國家的曆史和政府的了解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之前已經極大地忽視了對他們的教育，因而迫切需要展開更廣泛的工作。我們的工作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則的基礎之上，應把這些原則潛移默化地帶到他們中間去。”
    邁克雷德的話同樣可以應用於倫敦，這個當今世界上最富有也最貧窮的城市。很少有人會知道倫敦的東部居住著無數的窮人、病人和不幸者。一些人拿出錢來幫助他們，卻很少有人會施舍自己的時間和頭腦。不過，已故的愛德華·丹尼森卻是一個例外。他全身心投入到改造倫敦東部貧窮狀況的工作中去。他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幾所小銀行。他知道，改造一個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多餘收入從酒吧裏搶過來，提供給他的家人和未來。他不斷地在那裏建起了學校、閱覽室和教堂，在一定程度上把這些人從不幸中拯救了出來。可是，麵對這麽多人，他的力量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一件最怪異的事情是，”他說，“在當今世界最富強的國家裏，居然有如此大量的人口每年受到饑餓和死亡的威脅。……事實是，我們近20年來接受了不可思議的財富，卻沒有對與之相關的背景加以反思，也沒有提醒我們自己對這種成就所需要的艱辛和犧牲加以關注。”丹尼森僅僅起了一個開頭作用，在他的成果能夠被收集起來之前，他就逝世了。但是，如果誰願意踏著他的足跡繼續前進，前麵仍然有他所標畫出來的廣大的義務天地。
    下麵是約瑟芬·邁斯特在他艱難困苦的一生行將結束之際發出的呼籲：“我不知道一個流氓的一生是怎樣的——我從來都不是這樣的人，然而，我知道一個平庸者的一生是令人厭惡的。在這個愚蠢的星球上行走的芸芸眾生之中，那些真正為善、對社會有用的人何其少也！在那些能夠被稱為‘他為善事而奔走’的人麵前，在那些成功地教育、安慰和解放他人的人麵前，在那些為了做善事而真正做出犧牲的人麵前，在那些隱姓埋名、對世界一無所求的慈善英雄麵前，我無法報以一言，隻能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是，人們的日常奔走為的是什麽？在這千千萬萬個人當中，又有幾人能夠坦然地問自己：‘我在這個世界上做過什麽？我是否促進了普遍性的工作？我留給這個世界的，究竟是善還是惡？’”
    塔爾弗德法官的遺言是：“如果有人問我，消除英國社會中的各種差別，最需要的是什麽？我將用一句話回答他：‘最需要的是同情心’。”缺乏同情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罪惡。我們的時代，有著一條巨大的裂口，它把社會劃分為許多階級。富人遠離窮人，窮人也遠離富人。一個階級拒絕付出自己的同情心和領導責任；另一個階級則拒絕付出自己的服從與尊敬。
    舊的社會法則是：世界必須由那些友善的、熱心的監護人來統治；命運的無常，部分是由那些天生高貴的人的自發的仁慈和愛心行為來彌補。可是這一切如今都不見了。現在的法則是：毫不顧及他人利益的個人利益，是我們地球空間的北極星；任何橫在它路上的障礙，都將被我們饑餓的鐵蹄踐踏得粉碎。
    在雇工和雇主之間，同情心看來業已消失殆盡。在大工廠區，主人和工人分開居住，他們彼此一無所知，互相之間也缺乏同情心。如果工人需要提高工資，罷工就發生了；如果雇主需要減低工資，裁員就發生了。罷工和裁員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有人提議開協商會，可是它的結果有時好，有時則不妙。焰火越扇越高，話鋒越來越激烈。有時，雇主的房子被送進了火堆，他的馬車也被燒毀。於是招來了騎兵和步兵，一切都停止了。顯而易見，這種行為對於雙方的頭腦和心靈，造成了多麽大的創傷啊！
    對於家庭服務，我們又該怎麽評價？至少在大城市裏，人們已不再需要同情心了。不斷地變換繼續著——一個服務大軍緊接著另一個。家庭生活不再能夠以物物交換的原則進行——金錢就是一切，服務就是一切。本來，女仆進入我們的家庭，從某種意義上是被當成家庭的一員。可是，現在這一切都變了。雖然女仆的幫助對我們日常的舒適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她現在隻不過是被看成一個受雇的人，她隻為那麽多的通用貨幣而按照主人的安排行事。她生活在廚房裏，睡在走廊裏。除了這兩個與她的工作有關的地方，她對任何地方都不感興趣。主人和仆人之間沒有任何同情心，宛如兩個住在不同國家、說著不同語言的人。
    一位女士向我們寫信談到了安妮·瑪凱，她與自己的主人羅伯特·狄克生活在一起，沒有小費，也沒有報酬，主人死後，她也沒有接受他那可憐的遺物。信中說：“她的獨立精神確實彌足珍貴，在我們的農民中間，這種精神已經變得十分罕見了。哪兒還有這種精神，哪兒就應該倍加珍惜，因為在今天，事物的變化從不停息，而且越來越快，以至於舊觀念轉眼間就被顛覆。隨著她和她那一代人的消失，我擔心，她對她主人的這種感情將會在新的一代人中變得聞所未聞。當我聽到或讀到主人對自己的仆人缺乏同情心的事例時，我就深感憤怒——好像鐵路、汽船和少量知識造成了仆人對我們原有感情的變化，而我們仍然能夠維持舊有的那種關係似的。她們渴望變化，如果沒有變化，她們是無法滿意的。”
    同情心的缺失成了社會的通行病。我們互不認識，也互不關心。自私的根已經紮得極深。在追求快樂或財富的過程中，我們彼此僵硬而漠然。每個人都急切地奔向自己的路程，對他人則漠不關心。我們從未考慮過是否幫助那些負擔比我們自己重的人。塔爾弗德法官的遺言（注：拜因《性格研究》）指出了這種現有狀況的可悲之處。它使人們對欺詐和犯罪行為熟視無睹。無法充分認識人類之間的兄弟關係，在自私而執著地追求他們自身利益的同時，既忽視使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得以完美的企盼，也忽視對他人的生命財產加以關注的追求。
    懶惰而自私的人，很少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從來對被遺棄者或窮困者抱著袖手旁觀的態度。“他們與我有什麽關係？”他說，“自己照顧自己吧。我憑什麽要幫助他們？他們從來沒有為我做過什麽！他們在受苦受難？這個世界受苦受難的人每天都有。無法治好，就隻有忍受。千百年後，它還會是老樣子！”
    即使是死者的聲音，也很少能喚醒“別管”的態度。持這種態度的人，對自己的享樂、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懶惰，都是極端投入，對別人的呻吟聲卻充耳不聞。討論貧窮、無知或苦難，這使他憤怒。“讓他們自生自滅吧，”他說，“我們為什麽要幹涉他們？讓他們自己幫助自己。”與“別管”相比，懶惰還算是一隻活躍的動物。
    然而，“別管”並不如他所想象的那麽容易擺脫。漠不關心，一個從不同情和幫助別人的人，往往會得到公正的報應。某人對幾條街外的居民所呼吸的汙穢的、引發瘟疫的空氣漠不關心，可是，那兒滋生的瘟疫，難免會散布到他的房子裏，甚至奪去他自己的生命；某人對犯罪、無知和貧窮漠不關心，可是，夜賊和小偷也是會找到他頭上的；某人對貧窮漠不關心，可他每半年就必須付出沉重的“救濟稅金”；某人對政治漠不關心，可是，國家有常用作戰爭基金的收入調節稅。總有一天，他會發現“別管”畢竟不是一種廉價的態度。
    把“別管”比作一個人，那麽他的使命就是攪起一場人人皆知的大災禍：“少一顆釘子馬掌就掉了；少一隻蹄鐵馬就廢了；少一匹馬人就危險了。”伽利歐（英國民間故事中一位冷漠而懶散、不負責任的人）就是這樣一位“別管”，有人告訴我們，他“對你們這些事情從不關心”。像伽利歐這種“別管”的人，往往沒有好下場。
    政治經濟學家們說，雇主和雇工的關係簡單說來就是一種金錢交易——做多少事，就給多少錢。毫無疑問，這是經濟學家計算中必須加以認識的關係。可是，在道德家、哲學家、政治家、“人”看來，在雇主和雇工的關係中，必須有一條社會紐帶，它從兩者均具備的、作為人就必然具有的同情心中生長出來，把一定的責任和愛心強加於雙方，並讓雙方各占據自己應得的位置。而且雙方均應該友愛，崇敬不朽的事物。這種崇敬，隻能存在於作為活著的人的真正的尊嚴感之中，不僅滲透入信仰，而且滲透入情感地帶。沒有它，任何對社會狀況的改進都毫無希望。
    “是的！”西尼·史密斯說，“這是一個功利主義至上的社會。人們活得如此僵硬，以至於你駕駛一輛寬輪馬車從他們身上碾壓過去，也看不到任何壓痕。如果你拿一個手鑽在他身上打孔，我相信，也隻有一些碎屑從他身上掉下來。這個社會僅僅是把人當成機器，至於情感和心靈，卻從未進入過他們的考慮範圍。”
    我們的誠實、忠心、無私，都到哪裏去了？誠實已經成為一門失傳的技術，除了金錢。現在即使是互相的尊敬也不多見。“尊敬別人，別人才會尊敬你。”赫伯特說。我們必須回歸原來去尋求如今業已消失的指導性原理。那時候，工人與主人之間彼此互相尊敬。許多年來，我們的工人賺取的收入一直遠多於歐洲其他國家工人。可是不久，這個時代就接近了尾聲。鐵路和汽船使得所有國家的工資接近於同一水平。當所有的階級必須開始新生活之時，一個新的時代也就宣告來臨。
    這個新時代，並不需要太多文字上的文明，例如反思、思慮和操行等習慣。金錢買不到最高的快樂。隻有心靈、品位和判斷才能決定一個人的幸福，並使他回歸最高級的存在形式。
    彭斯說——
    身份與地位，
    包括倫敦銀行裏的財富，
    它們始終無法使人獲得安寧與休憩。
    真正的神聖，
    它不在局促的房間裏，
    抑或書中，哪怕在草地上。
    一旦遠離，
    即使有幸福縈繞心中
    在安然的我們，
    秉承聰明、富有、偉大的同時，
    它也將消失不再見。
    某位見多識廣的人士曾說，富人擁有的苦惱與窮人的一樣多。富人在他獲取財富的過程中，逐漸失去了挑戰困難的精神。如果他把得到的東西用來做除了增值財富的手段之外，什麽也沒有，那他將是可悲的。像一位富裕的牛脂零售商那樣，他唯一的快樂就是“在如火如荼的日子裏”到他的老商店去。因為接受的教育不多，他無法從書中找到樂趣，不能饒有興致地看著科學的發展進程，也不能在使人輕鬆釋懷的林蔭道上遛一遛。不過，他的手中握有一根神奇的魔棒——那使人擺脫痛苦、使饑餓者滿足的金錢。他能夠平息饑餓者的哭聲，能夠使寡婦和孤兒心情放鬆。可是，不！他對自己賺來金錢的關心遠遠超過對改善無助者和悲傷者狀況的關注。
    一個人追求得越少，生活得越單純，得到的快樂也就越多。因為那種無我的生活摒棄了邪惡，它會消除各種原始的願望，增強人的意誌，讓心靈沉醉於更高級的事物中。“一個人需要的東西越少，”蘇格拉底說，“他就越靠近上帝。”當雕刻家米歇爾·安格諾的仆人烏比諾躺在他臨死前的床上時，安格諾雖然也已年邁而且身體虛弱，但仍然日夜照顧著他。他在給瓦薩利的信中談到了他：“我的朋友，雖然我可能寫得語無倫次，但仍然必須答複你的來信。你知道，烏比諾死了。這對我來說，在兩方麵都是值得高興的。首先，來自於上帝，因為上帝終於接受了他。其次，他的死使我陷入痛徹心肺的悲痛之中。可是這也值得高興，因為這位在他的有生之年就一直照顧著我的人，曾經教給我許多關於死亡的道理：不要在悔恨中孤獨地死去，而要在安樂中死亡。26年來，他在我生活中總是那麽善良、聰明、虔誠、充實，可是，在我的晚年時，想從他那兒找到一根拐杖時，他卻走了，留給我的，隻是那重新在天堂裏看到他的希望而已。”
    卡祖人狄奧尼修斯對已婚人說：“對待你的仆人要將心比心，在所有的仆人麵前，男主人和女主人應該把自己表現為一個慈愛、耐心、謙遜、沉穩同時公正的人。對他們說話，不要傲慢而嚴厲。但是，如果家裏出現了什麽做錯的事，也要真誠而耐心地忍受他們的過失，或者默默地把錯誤修正。記住，仆人做錯了多少事，上帝就會給你多少保佑。”
    我們的工作和奮鬥，不僅僅是為自己，而且要像為我們自己那樣為他人。道德準則、家庭紐帶、團結感、家務管理，都需要很高的水平，而且都建立在高尚的意識上，而非基於自我享樂、金錢支付的基礎上。我們必須謹防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沒有一個，”埃皮特士斯說，“愛財富、愛享樂、愛榮譽的人，同時能夠是一個愛人的人。”“成為一個愛人的人，”聖安東尼說，“事實上，就是生活本身。”因而愛是美好事物的普遍原則。它存在於人的理智且顯得更加奪目、鮮明。它是醫治人類悲哀的唯一藥品。在行動上，在學習中，在思索裏，在待人接物間，在立法時，在管理中，它都是一盒點心。
    崇高的愛與疾惡如仇的精神無法分開。福羅薩特把佃斯頓·弗依克描寫成“一個十全十美的人，他無法忍受別人過分的讚頌，他愛一切應該被愛的人，憎恨一切應該被憎恨的人”。聖奧古斯丁也說過幾乎同樣的哲理：“美德隻不過是一種正確的愛，它引導我們愛我們應該愛的，恨我們應該恨的。”
    “什麽是節欲？”另一位神父說，“難道不是愛忍受痛苦的誘惑嗎？什麽是謹慎？難道不是愛沒有錯誤的誘惑嗎？什麽是堅韌？難道不是愛勇敢的忍受嗎？什麽是公正？難道不是愛用某種方法調解生活中的不平等嗎？”斯多葛主義者認識到了這種神奇的力量。“愛產生之前，”蘇格拉底說，“必然王國中出現了許多可怕的事物。可是，這個上帝一產生，人就擁有了一切事物。”
    體貼、友善、關心他人，這樣的人永遠會得到回報。它們將使受惠之人感激不盡，其回報將自願而爽快，這是單靠金錢所無法保證的。同情心是家庭之燈，是溫暖之源，在家裏，主人和仆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緊緊相連。少了它，家庭就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有了它，整個家庭就會由一條溫馨和睦之線緊緊編織在一起。
    已故的阿瑟·赫爾普斯先生在一篇閃爍著智慧光芒的文章中寫道：“你看到一個人日益富裕起來，或地位日漸增高，或職業聲譽逐漸隆起，你把他歸結為一個成功者。然而，如果他的家庭混亂不堪，家人覺得與他在一起是一件不幸的事，缺乏一條感情之線的牽係，那麽，我可以肯定地說，他是一個不成功的人。不管他在世上命運有多好，我們都得記住，他永遠把一個尚未攻破的重要堡壘留在了身後。當愛心沒有在家庭中找到落腳點時，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就不能說真正完美。家庭生活可以在許多方麵放射出光輝，但應該有一種溫暖的愛橫貫其中。溫馨家庭纏繞著每一個好人的心。”
    14世紀一名匿名畫家作了一幅迷人的畫，其主題是描寫家庭的安寧。在這幅畫中，我們發現，名門望族的年輕人都習慣於在父親與朋友聊天時待在桌旁服侍。
    卡丹在讚揚威尼斯貴族時，特別提到了他們對待仆人時親切而自由的態度。他非常推崇這種溫和而謙遜的態度。在評論勇士維克修斯時，他說：“他主要靠理性，而非權威管理所有的下屬。是的，也許有人會說，他隻是他家庭的職員而不是老板。”
    至於家庭的同情心，我們就沒必要多說了。“人生遇到的第一個社會，”西塞羅說，“是婚姻；第二個社會，是家庭；第三個社會，是國家。”支配家庭成員的父親是一位君主，但他的力量必須充滿對家庭成員的同情。一切進步從家庭開始，從此出發，才出現了管理社會的各種或對或錯的原則和標準。父母親的動力是同情和愛。“為了後代的成長，”葉·保羅·利希特說，“自然界能夠也必須向女人提供的最高尚、最純潔的品質，是愛。母愛充滿熱情，不求回報，追求一個與母親本人不同的目標。孩子接受母親的愛、吻和嗬護，可第一個回答往往隻是拒絕。這可憐的生物，需求最多，付出卻最少。相反，母親卻不停地給予，她的愛隻能越來越多，哪怕孩子毫無謝意，也是如此。正如父親是所有最堅強的人當中最偉大的，母親在所有最柔弱的人當中也是如此。”
    支配家庭的是父親，管理家務的則是母親。父親學過如何用友善和自製來支配家庭嗎？母親學過用任何使家庭舒適的方法來管理家務嗎？如果沒有，婚姻將成為一種語言與行動上可怕的難題。“實際上，”阿瑟·赫爾普斯先生說，“我幾乎懷疑，如果一個人沒有同情心，他作為家長所造成的不幸會比一個不公正的人少。”一個被丈夫拋棄的女人說了一句很妙的話，她說：“把我給你的東西還給我。”“好，”丈夫回答，“你的財產我會給你的。”“我不是說財產，”她說，“請還給我真正的財富，把我的美貌和青春還給我，把我靈魂的童貞還給我——把我快樂的感情還給我，把我從未失望過的心靈還給我。”
    一個人要想真正擁有幸福，他必須有一個心靈的伴侶，正如必須有一個幫手一樣。兩個人都必須真誠、堅貞、充滿同情心，都必須愛自己的孩子。家庭生活是非常煩瑣的，但他們必須用自我約束和自我犧牲將其克服。“耐心，”特土利爾說，“是女人的標誌、男人的證明。童年時我們喜愛它，青年時我們讚美它，它美妙無窮地綻開在每一個歲月裏。”東·安托諾·古瓦拉對一個向他請教丈夫職責的瓦楞西亞紳士說，如果他希望報複每一個對自己發怒的人，不管是薩姆森的力量，還是所羅門的智慧，對之都無能為力。因而，這就得靠耐心和容忍。一兩快樂，抵得上一噸憂鬱。
    人們很少注意女人的外在生活，對她們的內心生活就更是如此。可是，這兩者恰恰是成為女性氣質、女人的自然稟賦所必須小心的。此語並無惡意。我們眼裏的女人是柔弱的，她需要依靠、信任、傾訴、尊敬和照顧，同時，她有一種力量，使她能夠容忍、保護、攻擊和支持他人。這些稟賦，我們可以在她適應環境的神奇力量中，在她盡職盡責的堅定態度中，在她贏得的優雅和自我的奉獻中，找到它們。好妻子對丈夫的事業富有同情心。她取悅他、鼓勵他、幫助他，她為他的成功和快樂而高興，並盡最大可能解除他的後顧之憂。法拉第71歲時，寫信給與自己相伴度過漫長而幸福婚姻生活的妻子：“我渴望見到你，親愛的，渴望與你一起說話，重溫你給我的所有的溫馨。我腦中全是你，心裏也是你，這使我的記憶力下降，就連同處在一間房子裏的朋友的名字都記不住。你必須盡你的舊職責，做我的心靈之枕——讓我休憩、使我快樂的妻子。”
    世上再沒有人比查理·拉姆更富有同情心了，也很少有人未曾聽說過他生活中的可怕故事。21歲時，他的姐姐狂怒之下用刀殺死了母親。從這一刻起，他決心把終生獻給他那“可憐的、可愛的、最親愛的姐姐”，自願承擔了照顧她的責任。他放棄了一切戀愛和結婚的念頭，並因此而拒絕了唯一的一次婚約。依靠那每年不足100英鎊的收入和對姐姐的愛心，他隻身踏上生活的裏程，快樂和痛苦都無法改變他的決心。
    從精神病院出來後，他的姐姐把部分時間用來寫作（莎士比亞故事集）和別的作品。哈茲裏特談到她，認為她是他所見過的人中最聰明的女人，雖然她終生受到精神病的折磨，不斷處於瘋狂的邊緣。每當她感到精神病即將來臨時，查理就會把她抱在懷裏並送到霍克斯頓精神病院。看到弟弟和姐姐在這樣痛苦的路上一起行走、一起哭泣，沒有人不為此而感動。查理手裏拿著破舊的夾克，把姐姐交給精神病院看護。每當她恢複理性，她就會重新回到弟弟的身邊，受到弟弟熱情的歡迎和最溫柔的對待。“上帝愛她，”查理說，“我們之間的愛也從不遜於上帝之愛。”他們的感情維持了40年，除了她的健康狀況引起的風波之外，中間沒有任何烏雲。查理高尚而堅強地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也得到了相應的回報。
    對他人的同情常常表現為危急之中拯救他人生命的願望。我們已經舉了很多這方麵的例子，但仍有一個例子值得一提。一天，瓦特森夫人正在海邊撿貝殼，以充實自己的收藏品。抬起頭，她看到一個人隻身攀住一塊岩石，四周全被海水所包圍。她不知道他是誰，但她知道，這個人正處在生命危險中，她決定去救他。海浪越來越高，急劇而狂怒地拍打著海岸線。顯然，要救這個處於危難之中的落難人幾乎是不可能的。瓦特森夫人顧不得這些，她哀求幾位船夫，並許諾給那些願意出海救人的人很多報酬。開始時，他們猶疑不定，但最後還是答應派一隻船去。正當那個人的體力剛好耗盡時，他們抵達了那塊岩石。他們把他接到船裏並安全地送到了岸上。令瓦特森夫人大吃一驚的是，被救的不是別人，而是她的丈夫——威廉姆·瓦特森先生！
    即使是一句溫暖的話，都會被人記住。著名的西登漢姆博士曾說，無論何時，每個人，不管是對好人還是對壞人，都說過一些或好或壞的話。歐爾內的助理牧師，考培的朋友，是一個很少對人說壞話的人之一。他說自己：“沒有愛就沒法活了。”
    “一個女人的一本回憶錄，裏麵記述了她在野蠻世界裏的野蠻生活，把我從無數的誘惑中拯救了出來。當地的人們，並不是每個人都熟悉她。她在我離開家鄉之前死去，可是使我從許許多多令我難以承受的事情中安全逃離，原因隻是因為我曾經愛過她。我從沒有感到自己曾失去過她的愛。不把她的愛深藏心底，我什麽地方都不能去。當我稍微感到孤獨的時候，我就敞開心靈擁抱這個念頭：‘為了她。’”（注：指j。f.瑪約小姐。）
    下麵是一個表明同情心及其重要性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現屬紐約的芝加哥州立教堂牧師羅伯特·科爾葉在其布道中講述的。科爾葉先生出生於約克郡的凱勒，但其早年主要是在美麗的水鄉依克利度過的。他做過鐵匠傑克·比爾斯的學徒，並在當砧工時結了婚。後來，他成了一名衛理公會教的世俗傳教士。他的布道從人性中的大道理出發，並且充滿活力、詩意和雄辯力。
    “我記得，”他說，“30多年前，我在英國衛理公會教的一所教堂裏參加了一次‘聖愛宴會’。一個男人站起來，向我們講述了他是如何在一場熱病中失去了妻子，然後接連失去了全部的孩子。麵對這一連串打擊，他感到平靜而安然，好像什麽也未曾發生。他沒有絲毫痛苦和任何苦悶。他隻是相信，上帝之愛是會保護和照顧自己的。直到把這一切講給我們聽的那一刻，他也沒有感到任何悲痛。他一講完，主持宴會的聰明而耿直的老傳教士站了起來，他說：‘現在，兄弟，回家去吧。關起門，跪下來，從此不再站起，直到成為一個新人。你告訴我們的，沒有任何愛的成分，隻不過是我所遇到的基督教徒中最硬的心腸而已。你不僅成不了一名天使，就連當一名得體的罪犯都不配。宗教從來沒有使人喪失人性，而是使人更加成為人。如果你是一個人，遭遇到這樣的不幸，你的心靈應該破碎不堪。我知道這隻是我個人的觀點，而且我也知道自己比其他的人並不多什麽神性。但我警告你，以後別在‘聖愛宴會’上講這樣的故事。’”
    讓我們從科爾葉先生的布道中選出另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以便在另一個更加真實的方麵表明同情心的力量：
    在另一個比較遠的地方，我相信是在愛丁堡，一個非常寒冷的夜裏，兩名紳士站在一所旅館的門前。這時，一個小男孩兒過來了。他的臉蛋枯瘦而鐵青；光著腳，已經凍得通紅通紅；披在身上的，隻是一縷破布條。他走到兩名紳士麵前說：“求求您，先生，買幾盒火柴吧！”
    “不，我們什麽也不要。”紳士們說。
    “可是它們一盒才要1個便士。”小家夥哀求。
    “是的，可是你知道我們是1盒火柴都不需要的。”
    “那麽，我兩盒隻要1便士。”男孩兒最後說。
    “為了擺脫他，”紳士後來在一本英文雜誌中回憶說，“我買了1盒，可是沒有零錢，於是我對他說，我明天再買。”
    “喔，請買下它們吧，”男孩兒再次哀求，“我可以跑去把零錢找開。我實在太餓了。”
    於是，我給了他1先令，他跑遠了。我在那兒等著，可是一直不見他回來。於是我就想，我們把1先令丟了。可是我們仍然相信男孩兒那張臉，不願把他往壞處想。
    深夜的時候，一位侍者進來說，一個小男孩兒想見我。當他被帶進來時，我發現他是拿走我那1先令男孩兒的弟弟。他同樣衣衫襤褸、貧窮、幹瘦。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撚著自己的衣襟，好像在尋找什麽東西似的。然後他說：“您是從桑狄那兒買了1盒火柴的那位先生嗎？”
    “是的！”
    “哦，那麽，這是1先令剩下的4便士。桑狄不能來了，他非常糟糕。一輛馬車撞上他，把他撞倒了。他丟了帽子，丟了火柴，也把您的11便士丟了。他的雙腿斷了，他非常糟糕，醫生說他活不了了。這是他能夠給您的找頭。”
    可憐的小男孩兒把4便士放在桌上，然後傷心地哭了。我把小男孩兒安慰了一番。紳士繼續寫道：“然後我就和他一起去看桑狄。”
    “我發現兩個小家夥和他們肮髒、酗酒的繼母生活在一起。他們親生的父母親已經死了。可憐的桑狄躺在一堆木屑上麵。我一進去，他就知道是我。他說：‘我換了找頭，先生，正要回來，一匹馬把我撞倒了，我的雙腿斷了。魯比，小魯比！我肯定活不了了。我走了，誰來照看你？你將怎麽辦？魯比？’我拉住可憐的桑狄的手，告訴他，我將永遠照顧魯比。他懂得了我所說的，使勁看著我，好像要向我表示謝意。然後，光彩從他那藍色的眼睛裏消失了，在這一刻：
    他沐浴在上帝的光輝裏，
    像孩子躺在母親的胸口。
    一切痛苦消失，
    疲倦的人從此安眠。”
    同情心使人性顯得絢麗多彩。其同義詞正是愛心。它能夠滿足傷心人和被壓迫者的需要。不管哪兒有暴行、無知和悲傷，同情心都會出手安慰和撫平。悲傷的眼神、呻吟的聲音，將會緊緊抱住同情心，不讓它離開。出於同情和公正，現時代許多最大的事件才得以產生。難道還要我們提起英國、美國和法國奴隸製的廢除、文盲的受教育、主日學校的普及、禁酒的努力、最高階級的男男女女以如此大的興趣所致力於的下層階級生活水平的提高嗎？
    同情心有著廣闊的天地。愛上帝的人——不管貧窮還是富有——就會愛他的鄰人，因此不失公正、真誠和仁慈。“公正的人，”瑪西隆說，“是超乎世界及其萬事萬物之上的。一切眾生匍匐於他腳下，而他則是上帝的屬臣。”看望病人、訪問寡婦和孤兒、參加慈善事業、幫助消除貧窮——所有這些都需要勤奮、慈悲和愛心。
    “不管你怎麽，”馬迪洛說，“看待基督教熱情的失敗和錯誤，但你認為更富理性的熱情，往往卻連基督教仁慈的一半功勞都沒有。即使基督教熱情迷失了自己的目標，它仍然能夠影響其他更冷靜的熱情所無法影響的人。要不是有教會，到哪兒去找教會學校？要不是有困難重重、飽受攻擊的傳教大軍，文明的進步陣線到哪兒去立足？世上的野蠻人到哪兒去受教育？要不是有對人的靈魂的尊敬，對各種彌補身心缺憾的形式，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將要等待多久？基督徒也許做過許多蠢事，但影響明智者的又是誰？他們也許對世界過分藐視，但又是誰使它變得更適合人居住？”而且，“即使是最貧窮的人，隻要一接觸活生生的宗教精神，就會變得敬畏上帝，就會出現一種精神的轉型。破布扔掉了，家具購置了，疾病痊愈了，孩子聰明了，爭吵停止了，艱難的時期度過了，一切比原來更好，一度沉悶而憂鬱的悲傷，被希望和信任驅趕得無影無蹤。”
    “即使是最窮最窮的人，”沃茲沃斯說，“都能由於幾句小小的祝福，而變成父親和商人。”一個皮匠在樸次茅斯創立了一所貧民免費學校。古斯雷博士對他的評價是：“約翰·帕恩茲是人性的驕傲，他的名字應該被刻上不列顛海岸線內的最高紀念碑上。”一位印刷工人在古魯瑟斯特創辦了英語主日學校，他的名字更應該被刻上紀念碑。一位製鞋匠從紐卡斯爾出發到印度傳教，一名女工在格拉斯哥創辦了“鑄造廠男孩兒宗教協會”。
    窮人對自己需要什麽，了解得比富人清楚。在大城市裏，我們見到窮人的孩子，他們臉上憂心忡忡、眉頭緊鎖，這種景象是最令人難過的。富人和窮人分開而居、互不相熟，眾多藩籬阻止他們的社會交往。窮人除了自己的階級之外，就沒有什麽社會，他們沒法擺脫與粗野無知共處的命運。許多窮人的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就是專門與父母親的食物作對。他們被胡亂養大成人，過早進入艱難的現實生活。對上流社會來說，窮人隻是一群野蠻國家的居民。
    隻有窮人才能真實而確切地理解窮人，唯有他們才知道各自的苦難遭遇以及各自對同情心和愛心的需求。如果人們願意，盡可以講一講富人的仁慈，可是這與窮人的相比，它們簡直就不值一提。在貧窮的季節，在患病的時候、在險惡的環境裏、在悲傷的心情中，窮人們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相濡以沫，這是上層階級的人從來不敢想象的。窮人們滿足於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辛苦勞作，為的隻是少得可憐的薪俸。他們還必須把這有限的資金盡量節省，以備自己親人的應急之需。一旦有人遭遇不幸，馬上就有許多雙同是不幸的溫暖之手伸出來，極力地盡其微薄的友善之力，使疾病和苦難尚可忍受。在這方麵，窮人階層的女人是特別無私而堅韌的。她們做出的犧牲、甘冒的危險、忍受的貧窮、付出的耐心和仁慈，都是人世間聞所未聞的，即使有所耳聞，也令人難以置信。
    關於已故的羅伯特·萊克斯，已經有許許多多的著作專門描述他的事跡，因而我們對他隻略微提一提。在他之前，主日學校已經存在了。我們曾經提到過玻羅蒙歐學校，這個學校存在了400多年。可是，在英國，主日學校的出現是很遲的事情。杜爾斯雷的木質卡片製造商威廉姆·金，首先把創辦主日學校的念頭灌注到萊克斯腦中。前者在杜爾斯雷建立了一所主日學校，可是由於缺少合作者而關閉。在古魯瑟斯特的一個星期天，他叫上萊克斯，二人沿著小島——該城最低的部分——漫步。幾個衣衫襤褸的小孩兒正在那裏玩遊戲。“真可憐，”金說，“安息日居然被如此褻瀆！”“可是，”萊克斯說，“怎麽才能改變這一切呢？”“先生，創辦一所主日學校，就像我在杜爾斯雷所做的那樣。我得到了一個虔誠的旅客的幫助，可是事情太多了，我無法花如此之多的時間在它上麵，雖然我願意盡量如此，但感到自己仍需要休息。”
    萊克斯訪問了古魯瑟斯特監獄，他看到一個人由於入室行盜而被判處死刑。“他從來沒有，”萊克斯說，“接受過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教育，也從來沒有向主做過一次祈禱。他隻知道，上帝是一個該被詛咒的名字。對未來如何，他也一無所知。”這一次訪問給萊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萊克斯進一步發現，這個城市的年輕人，隻有極少數接受過極少量的教育。一旦到了能夠做事的年齡，他們就被送去勞動。在勞動的空閑，主要是星期日，他們就毫無節製地在一起鬼混。
    於是，萊克斯創辦了一所主日學校。他同情這些孩子們，同時贏得了這些如他所昵稱的“小野人們”的愛。他提議教他們讀書，教他們學習教會問答集，同時讓這些“小野人”學會遵守秩序。1783年，他相繼創辦了4所學校，並同意給這些孩子的每個教師1先令的工資；同時邀請教區的助理牧師星期日下午到學校訪問，並且檢查孩子們的學習進度。萊克斯的學校擁有最難得的教學因素——教師們對孩子們真誠的愛。教師們的愛深深感動了孩子們的幼小心靈。
    在萊克斯的第一所學校建成近30年後，一位名叫約瑟芬·蘭喀斯特的教友派信徒，來到學校訪問已退休的萊克斯。這位年輕的教友派信徒熱心地投入到組建一個協會，該協會後來被稱為“不列顛及國外學校協會”，任務是在周末給窮人的孩子們上課。這時，主日學校的創始人已經72歲高齡，而且行動吃力。可是他仍然以極大的熱情管理著他所衷心熱愛的學校。蘭喀斯特問了他許多關於創辦主日學校的事，而且保存了一份有趣的問答記錄。
    蘭喀斯特攙扶著老人穿過了古魯瑟斯特大街，來到後街的一塊場地，這兒正是第一所學校的原址。“停在這兒。”老人說。然後，老人抬起頭，閉上眼睛，站著祈禱了一會兒。接著把頭轉向蘭喀斯特，一行清淚從他的臉上滑落。他說：“就在我現在站的地方，我看到了孩子們的貧窮，以及這個城市的居民對安息日的褻瀆。當我問：‘難道就沒有辦法了嗎？’一個聲音回答說：‘試試看吧。’於是我就開始了嚐試，並看到了上帝讚許的眼光。每當我走過這個地方，‘試試看’就會強烈地侵入我的心房，於是我舉起雙手，把心靈向天堂敞開，感謝上帝把這個念頭植入了我的心中。”
    老人向蘭喀斯特講述了許多年來他一直不停地訪問城市和監獄，幸運地把3000多名孩子從監獄裏救出來，並使他們接受了教育。蘭喀斯特率直地問他，他教過的孩子是否有人再次回到監獄裏。老人搜索了一下記憶，然後自信地說：“沒有。”
    格拉斯哥女工瑪麗·安尼·克拉夫，她的社會地位比羅伯特·萊克斯要低許多。當萊克斯成為一名報紙編輯的時候，她還是一名磨工。可是，正如每個人都能做的那樣，她找到了幫助別人醫治人性創傷的機遇。激勵她的，並不是文化，而是女性溫柔的同情心。她用自己的雙手掙取每天的麵包，可是愛——這偉大的導師，卻把她提高到一個更高級的工作領域。隻有在結束每天的勞動之後，她才開始愛的工作。她發現雇傭的一大群窮男孩兒沒有得到工廠的任何照顧。他們完全被忽視了，很早就涉足犯罪的領域。女工對他們非常同情。“我將盡力，”她說，“使他們回歸上帝的懷抱，做個好人。”
    她的決心一下，就盡力付諸實行。她所在的工廠最後答應把一間地下室借給她用。1862年6月的一個星期日，她把它開放了。不久，她的身邊就聚集了一大批衣服破舊、蓬頭垢麵的鑄造廠男孩兒。他們一直習慣於把時間花在抽煙或粗野的嬉戲上麵。現在，女工教他們發音、閱讀，教他們講究衛生、做好事，還要他們信仰宗教。她愛這些貧窮、流浪、受歧視的男孩兒，他們什麽時候需要幫助，她都會毫不猶豫地幫助他們。
    她保佑和拯救這些男孩兒的努力，不僅僅局限於星期日。整周的剩餘時間，她都與他們待在一起。這位高尚的女工，一旦完成她每天的工作，就會來到男孩兒們的家裏——如果能夠稱之為家的話。她知道他們的一切，他們悲慘的經曆、他們的危急、他們的險阻。依靠基督教原理，依靠她那動人的行為方式和豐富的仁慈，她在他們中間獲得了能夠帶來幸福結果的影響力。確實，這些男孩與同一階級境況的其他人相比，顯得異常勤奮。他們舉止溫良、說話得體，言辭中沒有了褻瀆的嫌疑。“瑪麗·安尼·克拉夫的男孩兒們”成了鑄造廠的一句諺語。
    “想起來真是令人悲哀，”古斯瑞博士說，“如此之多的基督徒，教養是如此之好、影響力是如此之大，花了如此之多的時間和金錢，所做的善事還不如這位女工的十分之一多。如果有人隻是一日三省：‘我是我兄弟的守護者嗎？’那麽，不僅如此，她還是一個對自己卻毫不留意的人。每天早上，工廠的鍾聲一響起，她就起來。然後急急忙忙穿過黑暗而寂靜的街道，在半個世界尚未醒來之前，完成了幾個小時的工作。……多少個夜晚，她踏上自己的慈善征程，去尋找失落者，安慰傷心人。對於因仁慈而帶來的創傷，她把它們緊緊藏在自己那優美的纖手中。”
    3年多的時間，瑪麗·安尼·克拉夫小姐一直從事她的高尚工作。最後，她的健康狀況惡化，這迫使她把這些工作轉讓到別人手裏。可是，她播下的種子已生根發芽，並且茁壯成長。1865年，“格拉斯哥男工宗教協會”終於成立了。6年裏，它就登記了14000名男女會員，並且由大約1500名理事和200多位紳士負責管理和指導。在城市的各個地區，有300多位紳士向年輕人發表了演說。為了提高這些年輕人的社會地位，人們什麽辦法都使盡了。他們的協會成了主日學校和教會之間的中介，在其中，宗教知識和世俗知識得到自由的傳授。協會以節製為第一宗旨，建立了各種小金庫和儲蓄銀行，並得到了其他銀行和宗教協會的讚助。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協會都要舉辦一次音樂晚會。協會盡其所能地使年輕人擺脫無知、無助和城市生活的邪惡。除了個別長期任職的高級教師外，所有為協會工作的人都是誌願者——其工作出於愛心。
    在夏日裏，男孩兒和女孩兒們與他們的理事一起到農村去避暑。他們往往到阿基爾公爵設在因維勒雷的公園去——這位公爵是協會的名譽會長。正是在一次這樣的活動中，我們有幸知道了這個協會所做的一切善事。雖然它現在還沿用“男工協會”這一名稱，但範圍早已擴大，它現在成了所有男女工人階級的協會。它已做的善事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但願每個城市都有這樣一個協會！不過，到目前為止，隻有蘇格蘭——格林諾克、愛丁堡、丹狄和阿貝狄仿效了這一榜樣。曼徹斯特、利茲、布拉佛德，以及英國北部人口密集的工業城市，都怎麽啦？在這些地方，同樣的協會無疑是有巨大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