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此一時彼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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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知道韓瑗說得是實情,隻是表述上有點兒避重就輕。
努爾哈赤確實組織過“冰上女子跑步賽”,參與者不但有後金漢官之妻,還囊括了他自己的女兒、眾貝勒的福晉和女兒、蒙古眾小台吉的福晉和女兒。
袁崇煥就是被這種錯位感牽引著又開口了,“帶著漢人一起打冰球,同奴役漢人並不矛盾。”
乍一聽,韓瑗這句話似是文不對題。
韓瑗笑笑,語氣依舊很審慎,“簡而言之,並不是每個漢人去了後金,都會遭遇圈丁為奴、奪其妻女,或者可以這樣說,即使確實有這樣的遭遇,許多人也並不認為這是一種侮辱。”
“有的時候同樣一件事,擱在大明是侮辱,放到後金就挺正常,譬如就說去年的這次打冰球罷,後金漢官的妻子們,實則跟奴酋玩得挺開心的,奴酋還用賞金發起比賽,讓女人們在冰麵上賽跑呢,這在大明簡直不可想象罷。”
韓瑗接著便又小心翼翼地笑笑,笑容中帶著一點兒不好意思的謙卑,“我在朝鮮的時候聽說,奴酋去年正月還帶著他的一眾福晉,還有八旗諸貝勒及其福晉、蒙古諸貝勒及其福晉、眾漢官及其漢官之妻,趁太子河結冰的時候,到河麵上打冰球呢。”
他心想,問題還是出在大明沒能成功進行民主憲政改革。
隻要大明能民主化了,那大明的每一個百姓都成了受益者,也就不再需要任何宣傳了。
民智一開,誰能不向往大明,誰又能看不出後金的作惡多端呢?
徹底否決了給老百姓發武器的提議後,金啟倧向韓瑗問道,“這奴酋去年去太子河打冰球的事,你是從哪兒聽來的?”
韓瑗微微笑道,“去年我國李適作亂,其同黨韓明璉的子侄韓潤、韓義從鴨綠江偷渡逃入後金,並企圖與國內同黨裏應外合,助奴酋入侵義州城,幸得我王英明,迅速處置了李適逆賊,這才沒釀成大禍,奴酋的行動蹤跡,就是那時候從義州城傳過來的。”
袁崇煥心想,曆史多奇妙,四百年前的朝鮮人要偷渡鴨綠江,四百年後的朝鮮人還是要偷渡鴨綠江。
金啟倧笑道,“原來如此,朝鮮國王的才能,果然勝過光海君百倍。”
在場的人都知道韓瑗是在為朝鮮打腫臉充胖子,卻都與金啟倧一道對朝鮮進行商業互吹。
李適之亂其實是朝鮮王朝五百年間唯一一次以藩鎮攻入漢城的叛亂,這次叛亂也並不是朝鮮國王平定的。
恰恰相反,李適所率領的叛軍僅用半個月就逼近了首都漢城,朝鮮國王在聽說李適突破了臨津江後,立刻率百官倉皇南逃。
最後李適的叛軍是被八道都元帥張晚帶領官軍擊潰的,李適深夜撤離漢城後,叛軍內部起了內訌,同黨砍下了李適的腦袋,將其首級獻給朝廷,李適之亂這才告終。
韓瑗把功勞都歸結於朝鮮國王身上,一是為了發揚一下朝鮮國威,二則是要顯示一下朝鮮作為抗金盟友的重要性。
於是袁崇煥自然也不揭穿,隻是跟著笑而不語,隔天便請韓瑗來弈棋。
袁崇煥有意與韓瑗交好,倒不是單純為了給朝鮮麵子,而是因為他知道得比在場的所有人都多一些。
天啟六年的朝鮮國王,是朝鮮仁祖李倧。
李倧一點兒也不英明,曆史上的他在崇禎十年接受了皇太極的冊封,使朝鮮的宗主國從大明徹底變成了滿清。
他在人生的最後幾年總是自嘲為“傷弓之鳥”,在內外交迫中試圖努力保住自己的王位。
唯一可使後世之人稱道的是,朝鮮雖然向滿清稱臣,但是並不把滿清當作真正的上國。
李倧去世之後,滿清賜諡“莊穆”,朝鮮卻拒不使用,自李倧之後,即使大明已亡,滿清賜予朝鮮國王的諡號,都不為朝鮮所用。
因而可見,朝鮮仁祖李倧作為朝鮮國王的最大意義,並不在於能力挽狂瀾,而是在於能向大明付出百分之百的忠誠。
大明也是因為這百分之百的忠誠,才扶持李倧繼任朝鮮國王。
李倧的上一任,是朝鮮王朝的第十五任君主李琿,因其被廢位而無廟號與諡號,故而大明和朝鮮都將其稱為“光海君”。
光海君的前半段人生經曆,特別像網文男主,靠著聰明才智以卑微之身一路崛起,最後對著昔日瞧不起他的“反派魔王大明”裝逼打臉。
大明之所以會成為光海君人生中的“反派”,是因為朝鮮成宗曾經出台的一條“庶孽禁錮法”。
朝鮮王朝的所有子嗣一律“貴賤從母”,庶子不但沒有繼承權,而且在仕途上有“不列東班”、“限品登用”、“禁赴文科”等種種限製,其嚴苛程度甚至超過了現代網文裏的“嫡庶神教論”。
光海君是朝鮮宣祖李昖的次子,依照朝鮮的禮法而言,光海君原本是沒有任何機會繼承王位的。
不料,萬曆二十年,壬辰倭亂爆發了,豐臣秀吉率領的日本侵略軍在登陸朝鮮半島之後,一路勢如破竹,朝鮮軍兵敗如山倒。
眼看朝鮮八道全部淪陷在即,宣祖李昖率宮廷眾人與百官一起北逃平壤,匆忙立光海君為王世子,將朝廷一分為二,一部分人隨李昖渡鴨綠江前往遼東避難,另一部分人則隨光海君駐守平壤,反擊倭寇。
於是光海君臨危受命,收集流散的軍隊和義兵,號召通國勤王,爾後,大明發兵援朝,戰局形勢陡然逆轉,萬曆二十二年,朝鮮君臣得以返回漢城。
光海君因此在朝鮮朝廷中獲得了巨大的威望,迫於輿論壓力,宣祖李昖甚至十八次提出要禪位光海君,隻是光海君既非嫡子,也非長子,有違朝鮮自古以來的宗法製度。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朝鮮是大明的藩屬國,因此朝鮮的國王和王世子,必須經過大明天子的冊封,才算是名正言順。
壬辰倭亂之後,朝鮮先後五次遣使到大明請求冊封光海君為王世子,結果均被明廷以違背長幼之倫為由拒絕。
不過明廷這樣做的真正原因,卻不是因為對光海君本人有意見,而是當時朝中正在進行國本之爭。
福王跟光海君一樣,也是非嫡非長,而東林黨支持身為長子的泰昌帝,禮部便自然不會同意在藩邦首開立庶次子為繼承人的壞頭。
於是光海君在鏟除所有王位威脅者,成功得到冊封繼位之後,對大明可謂是懷恨於心,乃至努爾哈赤自遼東起兵之後,光海君便不再事事尊奉大明,而是使朝鮮轉向“不背明、不怒金”的中立外交政策。
即一方麵維持大明的宗藩關係,絕不叛明,另一方麵卻與後金眉來眼去,接濟物資,力求和好,以避免後金東侵朝鮮,在戰爭上不為犄角抗金積極出力,反而縱容緩靖後金對遼東的侵略。
萬曆四十六年時,明廷要求朝鮮出兵助剿努爾哈赤,光海君一麵派薑弘立領兵一萬多人援助大明,一麵暗中下密旨要求薑弘立不戰而降,同時將出兵的消息泄露給來會寧交易的女真商人,又派翻譯官河瑞國麵見努爾哈赤表達誠意。
後金因此得知聯軍動向,設伏出奇,在深河開滅南路明軍,朝鮮軍隊見明軍大敗,立刻不戰而降,大明從此在遼東戰場上由主動轉為了被動,一路敗退遼西。
倘或光海君泉下有知,袁崇煥盯著麵前的棋盤心想,他必不會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
因為到了二十一世紀,作為曆史上李氏朝鮮的一部分,韓國已經給光海君翻案了,特別是他的“中立外交”政策,在現代獲得了高度肯定。
甚至連他之前為奪取朝鮮國王王位而屢興大獄、殺戮無辜、殘害手足的種種暴虐手段,也成了受現代人歡迎的“自強不息”、“殺伐果斷”、“老謀深算”。
或許是因為後來的世道變了,此一時彼一時了。
滿人主張給漢女放腳,變成關愛婦女了,光海君以庶子之身登上王位,最後報複宗主國大明,變成勇於反抗封建禮製,敢於實現自我價值了。
隻是天啟年間的世道還遠遠不如後世寬容。
天啟三年三月,光海君的侄子綾陽君李倧起兵入宮,發動政變,以三十六條罪狀廢黜光海君,將其發配去了江華島,此一政變被後世稱為“仁祖反正”,朝鮮又全麵倒向了大明。
既然決定了要站在大明的立場上,袁崇煥自然是支持仁祖李倧的,隻是他與韓瑗下棋的時候,卻依舊忍不住問了一句,“不知你國舊王至今可仍安在?”
韓瑗抬起頭來,認真答道,“光海君仍安在。”
袁崇煥又問道,“他的近況如何?”
韓瑗還是小心謹慎的樣子,“我聽說光海君在流放之地,常常吟誦一首詩詞。”
袁崇煥道,“是什麽樣的詩?”
韓瑗道,“是賞春時該吟的詩,‘桃花李花杏花發,南裏北裏西裏春,不寒不熱好時節,半醉半醒無事人’。”
袁崇煥微笑道,“你國舊王真乃性情中人。”
韓瑗默然片刻,忽然笑道,“真是巧得很,自光海君被流放之後,大明竟有兩位‘袁’姓官員相繼過問他的情況。”
袁崇煥一怔,不禁問道,“哦?另一位‘袁’姓官員是誰?”
韓瑗道,“前任登萊巡撫袁可立。”
坐觀女人們賽跑或許是有傷風化,但是對於婦女而言,這未嚐不是一種變相的解放,圈丁為奴當然十分可惡,可是這些奴才裏麵,不是也照樣出現了範文程和寧完我嗎?
袁崇煥歎道,“沒錯,文化風俗不一樣,各人的底線也不一樣。”
韓瑗見袁崇煥肯定了他的觀點,這才放心地笑著附和道,“是啊,袁臬台,我認為,過度宣傳會導致兩個後果,其一,是普通百姓因為害怕遭受不幸,而更加畏懼後金。”
從現代人的角度來說,袁崇煥跟韓瑗的感想差不多,努爾哈赤這是又一次領先了時代幾百年,幾百年後的中國還沒有那麽多冰上運動的人才呢。
但是在古代人看來,努爾哈赤組織這種活動就是對漢人的羞辱了。
因為從前在後金還是建州時,女真人雖然與漢人時常有互市往來,但是不論是漢官之妻,還是平民之妻,都藏在後宅裏,一般不出來拋頭露麵。
而努爾哈赤得遼東後,女人們都不得不從後宅裏出來一起騎馬打獵、溜冰賽跑了,這就是斯文掃地。
袁崇煥可以理解韓瑗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有壓迫就會有反抗,有剝削就會有享受,後金的“作惡”對於不同群體而言是相對的。
具體規則,就是努爾哈赤帶著眾福晉坐在冰麵正中,然後將金銀置於冰上,讓女人們等距離賽跑奪取金銀,一旦看到女人們在冰麵上滑跤,努爾哈赤就樂得哈哈大笑,無論誰輸誰贏,最後都各自有賞。
韓瑗說罷,又衝袁崇煥禮貌地點點頭,笑了笑。
“其二,則是一部分人原本在大明就在遭受不幸,去了後金之後,他們的不幸反而減輕了,這時候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是被大明給騙了,從而反過來更加願意為後金效力,到了這時候,過度宣傳就成反作用了。”
袁崇煥聽到這裏,終於放棄了給老百姓發武器、讓老百姓跟著守軍一起共同抗金的想法。
上層各族一家親,底層的“無糧之人”已經被殺光了,中層麻木不仁日子照過,壓根沒人去反抗惡行。
不過引起袁崇煥格外注意的是韓瑗說話時的態度。
但是仔細一想,又覺得恰到好處。
努爾哈赤去年這個時候還有閑情逸致帶著滿漢蒙三個族群的官員和官員妻子一起在冰麵上玩球戲呢,說明後金境內太平得很。
韓瑗的語氣和神態讓袁崇煥感到似曾相識,特別像現代中國人接待西方發達國家的外賓時那種謹慎中時刻摻雜著一絲忐忑的惴惴不安。
隻是以天啟六年的遼東局勢而言,明人成了朝鮮人的“外賓”,中國人反倒成了被外國人討好的那一方,形成了一種相當新奇的時空錯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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