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嘿，突然間電視台給我打電話來了，請我談談北京的“四合院”。
    北京人誰沒住過四合院？沒住過也見過。大的、小的、雕梁畫棟的、碎磚牆灰頂的。一家住四進外帶園子的；十六家湊一堆在院裏搭小棚的，全見過。可我就不想談。談完電視台高興了，可我把人得罪了，誰知道在哪個方位上碰上太歲呀！
    我見過在四合院身上作蠟的人。
    的時候——有人說過，不要總提。我也不想提它。可中國人有些事不提說得清嗎？咱們少提好了。該提的也點到為止，保證不使勁宣揚——時候，我在瓦工班裏接受“勞動改造”。這班裏還有位“下放鍛煉”的女工程師，叫柳蘭，多脆生的名字！不過本人已經四十來歲，既沒柳的纖細也沒蘭的幽雅了。小矮個、穿身工作服、頭發掖在帽子裏，整天埋頭幹活，很少說話。按說我是“被改造”，是上了另冊的，她是“受鍛煉”，屬於“人民內部”，她該監督我。可我們那位苦大仇深的瓦工班長劉師傅階級鬥爭的弦拉得不緊，而且有點“唯生產力論”，看我會點瓦工手藝，能頂個勞動力，她隻會和灰遞磚，算半個壯工。幹活時就叫我拿大鏟，叫她給我打下手，聽我的喝，我說：“報告班長，這不行吧，我是階級敵人，人家……”
    “全是臭老九！全要改造！”班長說，“幹活你領導她，政治上她監督你，矛盾可以轉化的！”
    這樣我倆就成了搭檔。造反派為了照顧我們有更多的改造機會，吩咐班裏盡量把大家不願做的活交我倆幹，修廁所呀，整理化糞池呀，優先讓給我做。我們當然很感激地領受，她不愛說話，又是個女人，我更不便於主動答訕。所以我們倆在哪兒幹活，哪兒就特別安靜。這樣帶來的好處不消多說。一九七五年追查“攻擊偉大旗手的謠言”，凡有五類分子參加勞動的班組都開會，挨個問：“你說過什麽話？從哪兒聽來的？”唯獨我們班沒查。造反派叫班組長查，班長說：“這兩人一個天聾一個地啞，聽見什麽他們也咽進肚子去了，還敢傳播謠言？”
    可這麽一個人，竟然在最要緊的時候說了句話，惹起了場麻煩。
    就在這年夏天，有位上海來的造反起家的“首長”，名叫鍾於江，他家裏廁所壞了。照往常像這種事，公司下令派人去修，命令下到瓦工班，自然又落實到我們倆頭上。可這次情況不同，首長家裏施工，是重大政治任務，怎麽能叫一個五類分子和一個臭老九去呢？就選了幾位紅根紅苗，三代貧農的工人，由班長帶著去。剩下的人不夠幹正經活兒了，就在工地上打掃衛生。
    他們去了兩天修完回來了，回來兩天又叫他們去。他們回來我們就蓋房，他們走了我們就打掃衛生。因為是首長處的政治任務，誰也不好打聽幹什麽活，怎麽幹的，可都奇怪，修理一下廁所怎麽沒完沒了地打持久呀呢？大概過了足有一個多月吧，天氣大熱了，有天公司侯主任怒氣衝衝地來召集全班開會，連我們參加鍛煉和接受改造的人也讓參加。會場的人分作兩半，凡參加修廁所的全愁眉苦臉地坐在右邊，沒參加修理的神情惶惶然地坐在左邊，責成柳蘭作記錄，讓我坐在角落裏旁聽會議，接受教育。並且說如果我知道什麽情況，也允許立功贖罪，提出建議。
    原來那廁所沒別的毛病，就是一到雨季就不泄水，弄得滿院臭氣薰天；這麽點毛病總修不好，首長生氣了，認為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讓大家揭露批判修廁所這幾個人。
    侯主任講完，會議就冷了場，再沒有人說話。侯主任看看這麽坐下去交不了帳，就換了溫和的口氣問道：“你們說，到底是什麽原因修不好呢？”
    有個青年瓦工叫孫平，上過幾天高中，是出名的刺兒頭，他說：“廁所根本就沒毛病，你叫我們修什麽？”孫平的爹是個解放軍小官，侯主任不敢惹他，就強笑著問他：“沒毛病怎麽會不泄水，滿院臭呢？這所‘四合院’是首長搬進去之前重修過的呀。還是首長親自指導修的呢！”
    孫平說：“他既能指導修房子，當然知道毛病在哪兒，還問我們幹什麽？”
    會場就僵住了。
    侯主任又賠笑問班長：“劉師傅，你是老瓦匠。在坐的就你在解放前出的師，蓋過‘四合院’你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兒？”
    劉師傅說：“首長都講了，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你就抓階級敵人唄。”
    侯主任更加笑得甜蜜些說：“那不是官話嗎？得了，師傅，您高抬貴手吧。你說說原因，咱們哪兒說哪兒了，決不外傳，喂，那個右派，你聽著，你要敢傳出去我們堅決實行專政。”
    我趕緊站起來答應：“報告，我耳朵上火，什麽也聽不清楚，要傳也傳不了！”
    劉班長動動嘴，似乎想說什麽，可咽了口唾沫又把嘴閉上了。侯主任看了氣不打一處來，說道：“那你們就開會研究修理方案，什麽時候研究出來什麽時候散會，我還有工作，不陪你們，你們研究出辦法來給我打電話好了。”
    主任一走，工人們就打開了話匣子。有人說那位鍾於江首長牛皮哄哄，一進門先把大家訓一頓，能修也不給他修；有的說那麽好的房子他住著還挑鼻子挑眼，嫌它不好咱換換，讓他住我的抗震棚子。有人就說：“算了，好鞋不踩狗屎，能修給他修修，省得他找大夥麻煩，天天叫你開會尋找階級鬥爭新動向。”劉師傅歎口氣說：“毛病我是看出來了，可我不趕說呀！說出他沒準又抓住批一頓說我販賣四舊！”
    大夥問：“什麽毛病？”
    劉師傅說：“搬家之前，修房時鍾於江讓把廁所換了位置，壓住青龍角，縱了白虎星了。”
    人們聽了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笑，劉師傅說：“笑什麽？這是真的！不信換個地方準保院裏沒臭味。可我要提這個意見他準說我故意寒磣他！還得批我，犯的上嗎？小子，讓他臭著去吧。”
    說著，打點吃飯了。大家正往食堂走，侯主任迎頭跑了來說：“劉師傅，吃過飯還開會，上邊來通知了，找不出辦法來就地辦學習班。先務務虛，查查階級鬥爭新動向，你們班可是有資產階級分子的！”
    劉班長說：“別亂拉扯，人家兩人可沒說話！”
    侯主任說：“不講話也是一種階級鬥爭辦法！柳大工程師不是專門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四合院’作過研究，寫過論文，大造輿論要保護它嗎？”
    柳蘭的臉由紅到白，嘴唇哆嗦，聲音很低地說：“這些事我已經接受過批判，認過罪了！”
    侯主任鼻子哼了一聲，酸溜溜地說：“為保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四合院那麽賣力氣。對無產階級革命派住的四合院怎麽就這麽冷淡？工人階級修不好你就袖手旁觀看熱鬧？查一查，哪個階級的感情？大家開會查一查！”
    侯主任一甩袖子揚長而去，柳蘭站在那兒渾身哆嗦，牙咬著嘴唇竭力不哭出聲來。
    工人們是有同情心的。有的勸她別往心裏去，說“我們心裏有數，不會難為你。”有的勸她先去吃飯，說“吃飽挨鬥還能多頂一會兒呢，是兒不死是財不散，別委屈了肚子。”孫平說：“這可是屬老太太買柿子，專揀軟的捏！柳同誌，別尿他，看他能咬誰二兩肉！”忽然劉師傅一拍胸脯說：“得了，我去說，明告訴他，左青龍右白虎……”
    柳蘭忙一把拉住劉師傅，說：“你別為了我挨批，現在正批林批孔批周公，你說這一套還行？”
    劉師傅說：“我說的是真話。”
    柳蘭說：“我明白，你剛才一說我就懂了，他必是翻修時把廁所安在東南角或東北角了！”
    眾人就說：“對，不愧是專家，一聽就知道地方！”
    劉師傅說：“他要離臥室近，他在北屋東間，所以修在東邊偏南！”
    柳蘭說：“下水管八成是往北接的。”
    劉師傅說：“對，南邊下水道在西南角上，他們就接在北邊了。”
    柳蘭說：“劉師傅剛才說到病根上了，沒一點錯！”
    大夥問：“你這知識分子也信左青龍右白虎這一套？”
    柳蘭說：“北京季候風春夏是東南風，廁所有味自然散播到院子裏，夏天人們又開門開窗，能不滿院臭嗎？古人修四合院是按八後天八卦的方位修的。北邊是立武位，一定墊高，南方朱雀東方青龍，應是水道流通處。先人把廁所壓在西南角，說是鎮住白虎星，因為西南是王鬼……”說著說著眼也自己一驚，呆住了，停了一下說：“原諒我放毒，我認錯……”
    劉師傅說：“咱說好，誰要把柳蘭的話打小報告我日他祖宗，她是為解決問題才說。柳蘭你說怎麽辦吧！”
    柳蘭說：“沒別的辦法，把廁所搬回西南角去！春夏東南風，有味往西北散，冬天西北風，有味往南散，院子不會有味。而且那裏必定有下水道，也不會再有不泄水的毛病，也不會有味了。”
    眾人一致叫絕。可劉師傅說：“這個廁所，是那位頭頭出主意搬到東邊來的，這一來不丟了他的麵子。他能幹嗎？”
    柳蘭說：“那我就沒辦法了，連這個主意你也千萬別說我出的。”
    才歡騰起來的工人們，又蔫了。孫平眼珠一轉說：“走走，吃飯去。船到江心自然直，沒有活人叫尿憋死的！”
    第二天是星期天，大家休息了。第三天上了班，大家正要開會，侯主任突然急如星火地跑了來說：“行了，別開會了。首長下了命令，叫立刻把東邊的廁所拆了，蓋到西邊去！”
    大家一聽，都莫名其妙，怎麽造反派大人忽然主動要搬廁所了呢？
    人們拿著工具去四合院拆廁所，叫我倆給他們推磚推灰，推到門口就卸下，不許我們進院子，為的保護首長安全。路上正碰上一群造反派往胡同裏看大字報，那是張才貼上不久又被撕毀的大字報，標題是：鍾於江的反革命罪行必須清算；下邊寫道：“日從東方出，日出東方紅，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東風壓倒西風，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鐵的規律！可是鍾於江狗膽包天，竟敢故意把廁所由東邊搬到西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對這樣的反革命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
    下邊赫然寫著作者的名字“全無敵。”
    柳蘭小聲說：“這個字體很熟，我見過！”
    我也覺得熟，正想猜測一下，忽然孫平提著一桶灰走過來，衝我們厲聲喊道：“臭老九，幹活去，造反派們展開路線鬥爭，有你們什麽事？滾！”
    二
    過去以後，我和柳蘭被落實政策，重操舊業，有時開知識分子座談會之類常常碰到，我才發現，她不僅很愛說話，而且很會說話。隻是她說話總不離開一個中心題目：“要保護和搶救四合院”！去年又碰見時，她就對我說：“我要對現有的北京四合院做一次調查，看看還剩下多少？破壞到了什麽程度！你知道哪裏有保存較好的四合院，可以給我提供點線索。”
    我告訴她一處四合院的地址，是我五十年代住過的。在西樓大街，這是某位王爺的“小府”。“小府”者，王爺側福音的府第也。不像正式王府那麽氣勢軒昂，帶有太多的衙門氣。小巧玲瓏、精致素雅，垂花門外種著幾樹碧桃，垂花門內一樣的妙手遊廊，庭中兩樹西府海棠。到春天開得如霞如煙！三間正房，東西廂房全出廈，兩邊耳房前還種了翠竹巴蕉，幾間後照房已切出去賣掉，從耳房那裏削斷了，我租的是垂花門外三間倒座房。這裏原是外客廳。雖然不見陽光，可很敞亮。瓷磚地，四白到底的牆，窗隔紙仍然糊紙，可中間一塊大方玻璃。主人家姓包，是位六十開外的老太太。和她同住的是她女兒叫玉茗，也有近四十歲了，還有一個外孫和一個外孫女。雖然多年不知主人有無變化，但我想這四合院是不會消失的。
    柳蘭聽後，同意去調查，她說要辦個手續。一個學術單位或是學校是無法進行調查的。如果住的是一位高級幹部、警衛人員決不許你進門。理由是“保護首長安全”。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人們會討厭你幹擾了他們的生活，對你拒之千裏。最好的辦法是找房產管理局。開一個證明信，證明她是房產局派來調查住房安全情況的，這樣才暢行無阻。她是這個局的顧問之一，辦來並不困難。
    過了一個星期，她打電話來，說是一切辦妥，房管局負責人很支持她的研究計劃，特別和那裏的街道委員會打了招呼，要他們多加協助。
    第二天柳蘭就乘著一部吉普車來接我了。我說：“你好大派頭！”她說：“不，這位司機是業餘攝影師，兼為學院拍些資料照片，所以他開車一起來了。”
    騎自行車騎慣。屁股底下一冒煙，馬上那自我感覺就有點暈暈乎，似乎自己的身價也隨著座下交通工具的升格而漲價。吉普車開到西樓大街，戛然而止，司機問我，“還往哪裏走？”我往窗外一看，不禁暗自叫苦，十幾年沒來，叫我上哪兒找這個小府去呢？迎麵而立的是個二十來層高的“西樓大酒店”，米黃色花崗岩牆壁鑲著深茶玻璃，門外水池花場，頗為壯觀。而距酒店大廈不過一箭之地，卻又是一間矮得比吉普車差不了二尺的小木棚，木棚上用五顏六色畫了許多眼睛，招牌則是“港妹發屋”。小府哪裏去了呢？我正衝著街景發怔，從身後轉過一位四十來歲的女士，按北京的新習慣，應稱“女師傅”。“女師傅”衝我點點頭問到：“你們是房管局調查組的吧？”
    “嗯？”柳蘭在一旁插嘴說“是房管局的。可不是調查組。”
    “找一〇三號四合院對不對？我正等你們呢，隨我來吧！打昨天我就聽說你們要來了。房管局來電話的時候我正在街道委員會……”
    這位女師傅口不停腿不停，一直把我們領到酒樓兩側，發屋背後，轉過一道廣告牌，一〇三號縮在廣告牌後邊，顯得又矮又舊，灰鼻子灰眼。幸虧簷下有磚雕，那上邊“桃園三結義”劉關張三位仍堅守崗位沒動地方，不然我真不相信這就當年我住過的那棟小府。
    走進門樓，看到原本是側座房東山牆的地方開了扇小門，女師傅伸手一讓說：“請屋裏坐。”我們聽命令而入。屋裏很黑，乍進去看不清，女師傅最後進門，隨手就拉開了燈。我們發現上了當——這是我當年住的三間房中最小的一間，如今砌了道牆與那兩間分離了。總共有八九平方米，卻放了兩個雙層床，一條桌子，四個箱子，兩隻椅子，水缸、碗櫥、櫃。我們別說坐，連站也站不下。
    “您不是調查嗎？看看吧！”女師傅指一下四周說，“我五口人，到晚上除去上下層床上睡滿，還要搭個地鋪。拆遷以後，我們家不增加居住麵積行嗎？你們來一回調查組換一回人，沒有一個說句痛快話的。你們今天再不說句痛快話，就別走了。你們表個態，將來大樓蓋好分我幾間？”
    “大樓？什麽大樓？”柳蘭滿臉的“莫名其妙”，“誰給您分房？”
    “嘿，還給我裝傻充愣？”女師傅冷笑道，“你們是房管局派來的對不對？”
    “對呀？”
    “你們的目的是看看現在住的怎麽樣？拆遷以後分配多少間樓房對不對？”我告訴你，分配少了我可不搬。擠了半輩子，趕上拆四合院了還不給擴大，我等到多咱？
    “您這可誤會了，我們不是……我們是……”
    柳蘭越著急越解釋不清，我正要替她幫腔，忽然身後有人敲窗戶。回頭一看，一位六十開外的老頭正衝我招手：“來，來，我跟你談點事。”
    我走到院中。這是位紅光滿麵，慈眉笑眼，衣冠不正，說話和氣的老頭。一見我就慢聲慢氣地說：“您來半天了，站累了吧？到我屋坐一會兒？”說完並不等我同意，拉著我的手就進了倒座房的中間門。這就是二十年前我住進的那間房。可他住得比我幹淨，收拾得整潔，窗台上種著花，牆壁上掛著畫，最引我新奇的是他的桌上、書架上，放滿了各色各樣的石雕，這些石雕都是在各種顏色的鵝卵石上，就其自然形狀，略加雕琢而形成的人像、動物和山景，有的加了顏色，有的保持本來麵目。
    我問：“這是您做的？”
    他說：“退休沒事，弄點小玩意解悶。”
    “您這屋收拾得好整潔！”
    “我就一人，沒孩子糟蹋，我聽你們在那屋談得很熱烈，八成那女工又要你們多分房給她吧！”
    我說：“可不是嗎？”
    老頭說：“別聽她的。別看她屋裏放了四個人床位，其實就兩入住，她兒子在別處還有一套子，她是張口三分利，你們分她兩間一套她準搬，拆房的事別因為她耽誤了。我這輩子沒別的要求了，就等著往樓房裏搬家。”
    我奇怪地問：“您一口人在這兒住兩間滿舒服，怎麽還想搬樓房？”
    他說：“我不多要，比這房麵積小點也可以，可一定要住樓。”
    “為什麽？”
    “住四合院做飯取暖得買煤、生爐子！我這麽大年紀了，搬煤搬到何時為止呢？用水也是個事兒呀，全院十幾戶就一個水龍頭，天天打水要排隊。還沒廁所隻能用街上的公廁，我又有個五更瀉的毛病，弄不好就髒了褲子。樓房有煤氣、有暖氣，各家有自己的衛生間，那多方便！我老了，也該享受點現代化呀……”
    他還沒說完，從外邊闖進來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氣哼哼地問道：“哪個是調查組的同誌？”我答應了一聲，說：“我是，可我們是調查四合院建築藝術的，不管分房。”
    “管不管落實政策？搶占了我姥姥的房子，為什麽還不騰出來？”
    “二妞，二妞你出來！”隨著喊聲一位鬢發花白的老婦人走了進來，伸手就去拉那姑娘說：“人家談正事，你別搗亂快出來。”
    這聲音很熟，不由得對她注目而視，恰好她也回頭看見了我，一下子我們互相都認出來了，同聲說：“我當是誰呢，原來是你！”
    這是原來房東家包老太太的女兒玉茗，那時她不過四十多歲，如今成了老婦人。我問她：“你還在這院住哪？”她說：“搬出去幾天，老太太死去了。去年落實政策，我們又搬了回來。”
    “占了我們七間房，就還給我們一間小耳房。”姑娘憤憤地說：“這叫什麽落實政策？”
    “胡說！”玉茗繼續道：“政府已經把產權交還給我們了，住戶一時找不到房子搬不出，這也沒辦法，大家都困難，將就點吧，您怎麽不當記者，發起房產來了？”
    我就告訴她，我是陪工程師來調查四合院的建築藝術的，並不發拆遷分房。
    正說到這兒，外邊人聲嘈雜起來，老頭聽了聽，就出屋去看熱鬧。姑娘也跟著出去了。玉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來說：“這是我昨天給報社寫的一封讀者來信，正猶疑要不要寄，您來了，交給您吧。”
    我接過信，摸著很厚，問道：“談什麽的？也是要求落實政策？”
    她說：“不，雖說房子叫大家住著，產權已經還我了。擠點我也認可，住在四合院裏心中就踏實，我就覺著我還住在北京，我還是北京人，再好的樓房，再現代化的設施，我也住不安寧。我就是一個要求，別拆，別拆。我擠著點，忍了，大夥在院裏搭小棚、蓋小房，弄得像天橋的破爛市，看不見天看不見地，我也忍忍，可就別拆它。北京沒了個四合院了，沒了四合院還算北京嗎？得，我不耽誤您工夫，就請您把我的要求提上去。”說完，她很禮貌地點點頭，走了出去，這時外邊的聲音已經滾水開鍋似的了。隻見垂花門內，各種材料，各種樣式的小廚房把院子塞滿，在這些小棚之間，站著男女老少各色人，帶著高興的、苦惱的、憤慨的、請求的表情，七嘴八舌爭著說話。柳蘭和司機站在人群中，不斷地點頭、擺手。嘈雜聲中聽出人們說的都是關於房子的事。正在亂得不可開交，從大門外闖進來幾個西裝筆挺，皮鞋錚明的人物，其中一個高個兒大聲喊道：“柳蘭同誌，柳蘭在哪裏？”
    這聲音很熟，仔細辨認一下，竟是當年監督我們勞動改造過的侯主任，我不由得渾身皮肉有點發緊。這時柳蘭也從垂花門裏掙脫出來了。她像我一樣，一見侯主任兩腿不由得打個哆嗦站住。侯主任眼快，立刻人到聲到，喊叫著伸過手去：“哎呀，老戰友了，從昨天聽說你們要來我就在盼呀，怎麽來了連個招呼都不跟我打？”
    柳蘭臉紅著說：“侯，侯主任，我不知道你在這兒。”
    “侯先生現在是我們大酒店的經理。”侯主任身後跟隨來的一個人搶上來說：“侯經理打昨天就吩咐下來要歡迎你們幾位到酒店去坐一坐，今天一聽說你們到了，立刻放下工作，帶我們來迎接，現在就請移步吧！”
    他們像綁架一樣，一人拉住我們一個人的胳膊，不由分說，硬給拉出門樓，進了大酒店，來到一間會議廳。廳裏桌上已備好了煙、茶、水果、鮮花，並且沙發上已有四、五個人在坐著恭候，一見我們進來，就像屁股下也裝了彈簧，一個個全蹦起來了。侯主任為我們一個個介紹：張主任、李部長……總之全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大家落座之後，侯主任正式發表了個歡迎詞，除了回憶他和我們在“史無前例”的日子裏“共患難”的友誼，還頌揚了柳蘭在四合院研究方麵的成就，並說我在報社工作中是個權威人士。最後說“我們擴展酒店業務，有了他們兩位幫忙，是萬無一失了。”大家就鼓起掌歡迎我們講話。我叫柳蘭講，柳蘭叫我講，我們正互相推脫，侯主任說道：“不必客氣，咱們開門見山，你們要什麽條件吧！要勞務費？要住房？要酒店永久性的給以優待，盡可以說。”
    我說：“這是從何說起……”
    “二位，二位，當著真人不能玩假招子呀。你是記者，柳蘭是四合院專家，今天專門來看一〇三號的四合院，你們要幹什麽？這不是禿子頭上的蚤子明擺著嗎。咱們是老戰友呀！”
    張主任就答上了茬，衝柳蘭和我點點頭：“二位，我們酒店改革能不能成功，我們承包人會不會破產，北京市的稅收能不能增加，關鍵可全在你們手上攥著了。我們酒店不再增加五百套房間就掙不夠成本，我們就要破產！要增加房間哪兒找地方去呢？就隻有拆這個四合院！你們今天調查完，明天在報上發表篇文章，說這四合院多麽好，多麽美，多麽有藝術價值，市政府就許把它定成文物保護單位，誰也別想再拆它了。我們費了多少勁，花了多少錢，才使規劃局答應把這房子劃給我們。我們弄個文物保護單位來幹什麽？沒事找事呀？”
    李部長就又接口說：“我們要買來這個院子拆掉，也不光是為我們酒店。我們是同情那個院子的住戶。我們把它買來，立刻另外找地方蓋樓房把住戶搬遷去，每家都比原來居住麵積有所擴大，房東也就借此收到房價，既解決了住房困難，又落實了政策。我們不能不關心群眾疾苦啊……”
    話題就像一隻球，在侯經理、張主任、李部長之間傳來遞去，弄到最後，歸為一條：如果柳蘭和我調查的結果是這個四合院值得保留，就會對國家、民族、酒店、住戶、先祖、後輩犯下不可饒恕的罪過。恰好這時，侍應生來請大家去用餐了，從會議室到餐廳，柳蘭就真的像個罪犯一樣低著頭，一語不發。坐到餐桌前，她也仍然毫無生氣，但侯主任並不因此慍怒。笑嘻嘻地敬酒布菜。
    直到終席，又送給我們每人一個公文包“作紀念”，這才放我們出門。我們像逃跑一樣地鑽進吉普車。車子發動了，三個人不由得歎了口氣。
    司機問柳蘭：“你覺得這個四合院怎麽樣？”
    柳蘭說：“我連它什麽樣也沒看見，隻看了個門樓。”
    司機說：“我是問它的命運怎樣，能保住嗎？”
    柳蘭沉了半天，狠狠地說：“真見鬼，祖宗留下來的藝術遺產，現代的人們好像跟它有仇，不拆光了心不安，就沒有一個人出來要求保護它，我真想掉眼淚。”
    我說：“先別悲觀，有見識的人總會有的，你看看這封信。”
    我把玉茗的信交給她。她看了一眼，放進了衣袋裏。
    八七·十二·十七香港灣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