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先前承天門外擊鼓一事，林聿修在京中名聲大噪，連朝臣也對他多有耳聞。
    今次殿試，他一上殿，在場眾人神色皆是一振。
    麵對這些一齊看向他的目光，林聿修卻並無懼色，他抬頭直視著坐在龍椅上的皇帝，眼中自有一股清明正氣。
    葉傾懷沒有給他出題，而是問了他一個與他會試答卷有關的問題。
    “林生，你在明書一科中那篇題為《論古》的策論，朕看了。你在最後寫道：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朕想聽你說說，該如何‘鑒之’，才能不為後人所哀？”
    林聿修忖了忖，答道：“回陛下，《六書》有言：民為邦本，本周邦寧。學生觀古今，見曆朝覆滅，無不起於民亂。民之亂，非因民之好亂，而是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而貪腐橫行，乃是因紀綱不肅，法度不行。故學生以為，若要不為後人所哀，當固邦本，振紀綱，察吏治。”
    顧世海打斷了他，道：“大景律法共計五百條，在曆朝律法中，是最詳實也是最嚴厲的。去年各州府秋決逾三千人，若是如此仍要提振法度，恐有立法過度之嫌。”
    “顧閣老，法宜嚴而不宜猛。學生所言法度不行，並不是立法不嚴，而是執法不嚴。”林聿修不卑不亢答道，“再完善的律法，終究要人去執行。學生竊見近年以來，律法裁奪常有徇情而罔顧理之是非者，以模棱兩可謂之調停，以委屈遷就謂之善處，使我大景名為法治，實為人治。”
    “自古司法斷案便講究情、理、法兼容，法律不外乎人情。林生是要質疑聖賢之言嗎？”顧世海的聲音已有些陰沉。
    林聿修卻不懼不退，直視著他道：“顧閣老乃當朝刑部尚書，擁有一切律法的解釋權。那麽學生敢問顧閣老，顧閣老所言‘法律不外乎人情’中的‘人情’，是何人之情？是權貴者之情嗎？還是天下黎民之情？”
    他的聲音很平靜，卻如同一把鋒利的匕首，刺破了所有虛偽的假象。
    “興瑞二十五年，我朝頒《景律疏例》，明確王侯對於藩屬土地的兼買有裁決權。順平五年，刑部修訂《捕亡律》，規定世享爵位的家族可免除兵役。順平九年，內閣修訂《職律例》，規定正三品以上官員初次犯罪可免除死刑，刑罰至多可罰褫奪官位，永不錄用。學生想問問顧閣老，這種種法案修訂，可是顧閣老所說的法律不外乎人情？”
    大景的法律自立朝以來一直在完善修訂，但是最近幾年的每次修訂都明顯有偏袒權貴階層的傾向。
    這件事顧世海清楚，刑部清楚，朝臣也清楚，連葉傾懷也曾在陸宴塵的課上學到過，但是從來沒有人提出過質疑。
    因為這種傾向看起來並沒有什麽不妥。
    “林聿修，你今科的明法得了滿分，那麽你一定讀過《法經考注》這本經典。你還記得《法經考注》中第一章講到律法的本質是什麽嗎？是公平的象征嗎？是正義的使者嗎？”顧世海問完，不待林聿修回答，便搖頭道，“都不是。律法的本質，是統治的工具。”
    林聿修神色沉了沉，道：“顧閣老說的沒錯，律法的本質，是統治的工具。但是，學生對於這句話的理解與顧閣老有所不同。主編《大景律例》的法學大家溫正安先生曾說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如果一部律法不能遵循此道，那便是一部惡法。‘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我朝是第一個將這句話寫進律例並身體力行的朝代。足以見得，我朝的律法不僅是用來尊重權威的，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確保權威不至於淪為專斷。”
    林聿修這一席話說得有理有據，發人深省。
    他以一介白身站在整個王朝最有權勢的幾個人麵前，為這個國家最底層的人民發聲，為他們爭取最基本的尊嚴和微薄的權力。
    他既沒有諂媚討好的卑怯，也沒有忿忿不平的惱怒。他看得到民眾的苦難，卻也能體諒統治者的不易。
    所以，從頭到尾，他都像一個旁觀者一般冷靜，冷靜地闡述著一種現象，以及這種現象下隱藏的危機。
    偌大的太和殿上有片刻的安靜。
    然後，皇帝率先打破了沉默。
    “你接著說。固邦本，振紀綱，察吏治。你說的這三點，又該如何落實呢？”葉傾懷問道。
    “固邦本，在於使民富。民富則國富，民富則不會生亂。但我朝現在的情況卻是國困民窮。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是因為其中有人在一邊吸食民脂，一邊蠶食國庫。據學生所知，中州的富紳若是家中妻妾不足十房，便會被人瞧不起。京中貴婦如今流行用一種潁州產的薄細絹紗做鞋子的裝飾，這種絹紗一匹就要三百多兩白銀，相當於一個百戶縣半年的賦收。”
    林聿修歎了口氣，道：“如果一百個人生產出來的絲綿綢緞，還不夠—個富人穿用，那麽天下會有多少人在寒冬無衣庇體呢？一個農夫耕作，卻有十個人不勞而獲，天下又會有多少人遭受饑餓呢？這些饑寒交迫的人活不下去，自然就會叛亂了。”
    “學生以為，造成這種局麵的根源，在於我朝的賦稅體製。我朝國庫最主要的收入是按男丁數量收取的賦稅。也就是說，一個窮人和一個富人所要交的賦稅是一樣多的。但是，窮人和富人所占有的耕地卻有巨大差異。同樣的賦稅對於富人來說是九牛一毛，對於窮人來說或許就是沉重的負擔。”
    “更重要的是，戶部收取賦稅的依據是人口，而人口數量是由各地呈報上來的。興瑞年間，戶部曾在全國發起過三次人口統計，三次統計結果有巨大的偏差，於是興瑞帝派人下去查探，發現漏報的極多，尤其出現在官員和富紳中。這些權貴通過瞞報家中人丁數量，從而避免了一大部分賦稅。而這些賦稅，本來都該是國庫的銀子。正是因此，才有了如今‘小民膏血漸盡而京儲仍覺空虛’的局麵。”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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