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田建設方麵，北方的自然條件沒有南方好，但在認識到水田優越性的基礎上，大家還是努力地進行了嚐試。本朝初，河北水澇成災，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書建議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足食，當時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但太宗表示支持，於年淳化四年(993年)任命其為製置河北緣邊屯田使，讓他帶1800名鎮兵到河北各州建設水田。第一年，水田建成了，種的水稻卻因河北霜早而顆粒無收，第二年，他改種從江南引進的早稻占城稻），終於獲得成功。
    至道元年(995年)，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聯名上書，指出搞好農業的關鍵，必在乎修墾田之製，建用水之法，並認為水田優於旱田，水田之製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備。太宗非常欣賞這份奏疏，迅速派出兩名官員到各州考察水利建設之事。由此可見曆代君主對農業的重視程度。
    本朝初年，流民四徙、土地荒蕪，不要說邊遠地區，就是京畿四周方圓幾千裏範圍內的土地，被開墾利用的也隻占二三成。南方的情況較好，但也並非完全沒有流民和拋荒地。為了穩定統治，增加稅收，朝廷采取了一些恢複農業生產的措施，解決流民和荒地，是這些措施的核心。期間太祖、太宗兩朝多次下詔，勸阻流徒、招集流民，獎勵墾荒。
    針對宇文粹中所言我亦是心裏默認，其他大臣此時也是非常認同，都認為他的陳述既有事實也有先例，完全可行，就這樣在大家的一致認同下，我便總結道：宇文愛卿所言極是，運河通暢確實身係大宋帝國之國運，朕意已決，著恢複運河分段運輸法，取消直航法，另外商榷務廢除鹽鈔，著在真州等地重新設置糧倉，朝廷撥款成立發運司，其具體人遠後議，另外著花石綱項目至今日起全麵停止，任何人不得再提恢複，一旦違者按叛國罪論處流放三千裏。宣布聖意完畢，眾位大臣都拱手行禮道：皇上聖明！
    本朝之初，地方州縣按傳統做法，經常派人到鄉村檢查登記農民所開荒地，然後馬上就對所有荒地征收賦稅，嚴重傷害了農民的墾荒積極性，致使許多很容易開墾的荒地也長期無人開墾。太祖發現這個問題後，於乾德四年(966年)頒發了(《勸栽植開墾詔》：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地者，非令隻納舊租，永不通檢。宣布對農民隻征收熟耕地的賦稅，墾荒地永遠不檢查登記征稅，激發了農民的墾荒積極性。
    農業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高低，是影響農業生產能是否迅速恢複、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開荒農民成為獨立的自耕農，其生產積極性不但高於原先均田製下的附庸農民，也高於向地主租田耕種的佃農。農業生產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是耕地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提高。如果說，北方耕地的增加主要體現為墾荒，那麽，南方主要就是開發圩田。圩田就是圍田，是在江南灘塗上圍出來的農田，早在唐代就已出現。最初是江南無地農民在無奈之中采用的墾荒方法，後來成為江南平原地區增加農田的主要途徑，連國家也參與其中了(官圩)。
    宇文粹中不可謂不老道，在見我並沒有追究蔡京和王黼二人之際，便看出了我的心思，那就是要重新打通運河漕運，停止花石綱，重新起用之前備受好評的轉運法。而我所想的這些，便通過他的長篇大論，用講事實的方式說了出來，期間還搬出了太祖及太宗，這樣便無懈可擊，又同時能得到我的歡心而不得罪他們大臣。可謂是一舉多得，搶了先機。
    耕地質量提高的標誌，是水田、灌溉地的增加。我朝是曆代以來農田灌溉水利工程大發展的朝代，無論是渠堰的數量和規模，還是農田灌溉的麵積，都遠遠超過前代主朝。對農田水利建設的重要性，朝廷一直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我國古代的經濟重心，早期是在黃河中下遊平原，後期則轉移到了長江下遊三角洲地區。而其轉折的關鍵時期，就發生在從五代騷亂事情。春秋戰國時期，黃河中下遊地區的經濟在全國可謂遙遙領先。當時農業已普遍推行了牛耕，土地基本上也得到了開發。在戰國的《尚書.禹貢》中，把當時全國土地利用的情況分為九等，其中第一到第六等即雍、徐、青、豫、冀、兗六州，都集中在這一地區，特別是秦國所在的關中地區和齊國所在的山東半島一帶，經濟相當發達。秦漢時期，黃河中下遊地區的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記日:“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二，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齊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據統計，西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共有戶1200多萬，人口5900多萬，墾田800多萬頃，其中絕大多數分布在黃河中下遊地區。糧食生產也有明顯的增長，漢初政府自黃河下遊漕運至關中的糧食不過10萬石，至前122年，已經增加到了600萬石。反觀當時的南方，除四川盆地西部之外，大多是地產廣人稀，經濟落後，生產技術原始粗放，經濟發達導致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兩漢的三公九卿、儒林文苑人物，幾乎都集中在黃河中下遊地區，南方則近乎空白。
    但自魏晉以後，黃河中下遊地區的經濟開始逐漸呈現衰退趨勢，而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卻日漸得到開發。這主要是由兩方麵的因素所造成的:一與自然條件有關。黃河流域地處溫帶，四季分明，平原廣闊，土質疏鬆，南方地區氣候濕潤，雨量充沛，地多丘陵，土質堅實。上古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種植在黃河流域比起南方來不僅容易，而且更為必要，再加上黃河中下遊地區當時的人口相對集中，所以這一地區首先成了我國古代的經濟重心。然而我國南方的自然條件實際上要優於北方，南方的土地雖沒有北方平坦，但豐富的水、熱資源十分有利於發展種植業，在同樣的生產力水平、同樣多的勞動力和資本投人的情況下，南方可以得到更多的回報。而且，由於雨量豐沛，農作物很少會大麵積歉收，災荒的出現率也明顯少於北方。
    人們常稱宋朝“積貧積弱”，可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那就是所謂“積貧”的大宋，又怎麽能承擔得起巨額的官員俸祿開支、巨額的軍費開支？又怎麽能在“澶淵之盟”後，每年拿出“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以及後來對西夏每年的“歲賜”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呢？還有曆代皇帝大興土木工程的揮霍，要是說都是靠剝削人民那恐怕有失公平，其實背後是大宋強大的經濟活力及曆代大宋君主對搞錢的重視程度超越曆代王朝君主所致，大宋在軍事上雖然是一個弱國，但在經濟上卻是個當之無槐的強國，富國。
    為了考驗下王棣等人的經濟基礎知識，也為了進一步提升他們在眾位朝臣中的影響力，我便點名道：王經略安撫使爾等對朝廷農業經濟有何見解？也許是第一次在這麽重要的場合被皇上點名，隻見王棣身軀微微一怔，他也想不到此時皇上會點名，便略加思索後便回複道：啟稟皇上，關於農業的發展，下官還是從前談起。見我饒有興趣的微笑點頭，眾大臣此時也將目光全部集中於他身上，王棣不愧為王安石的後世子孫，稍微調整下情緒便朗聲繼續說道：
    二與人口的遷徙有關。北方是我國古代的政治中心，無論是統治者內部的戰爭，還是農民戰爭，北方大多是主要戰場。更重要的是，北方地區與我國西北地區接近，又成為騎馬民族南侵、中原主朝抵抗的主戰場。魏晉以來，黃河流城連年戰亂不斷，這一方麵造成了這一地區的社會生產遭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另一方麵也迫使大量中原地區的百姓向東南逃難。大量人口的南遷，還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加上南方優越的自然條件，所以南方的經濟自魏晉開始出現飛躍。而中國封建時代二次大的人口南遷浪潮，西晉末的“永嘉之亂”、唐中期的“安史之亂”導致了大量的人口遷往南方。
    大宋帝國開朝後由於國內的政治統一，為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提供了個相對安定的環境，而“守內”政策又為進一步優化這個環境提供了有利條件。無論是農業、手工業，還是國內商業、對外貿易，大宋都有長足的發展。從唐代開始，我國南方的經濟發展已領先於北方，到了我大宋，南方經濟的持續發展就遠遠地超越了北方。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東南，即長江三角洲、寧紹平原，那裏的經濟發展狀況已經到了足以影響全國經濟形勢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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