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著和稀泥的態度，針對王黼、蔡京二人還特意褒獎了一番，其實我的用意也非常簡單，目前還沒有到清算他們的時候，其一朝廷的很多政策還要依靠他們去落實和執行，其二他們之間的矛盾已經公開化、明朗化，這樣就有助於我在中間相互平衡製約他們，其三也是受到祖製的製約和影響及當時當著老爺子的麵給他們的承諾，其四便是在我羽翼未豐滿之際，動他們則得不償失。其五也是考慮到其他人的觀望態度，到底該如何對待這些老爺子的老臣，雖然之前我也有過表態，但是畢竟他們心中還有顧慮，現在這二人相互揭發老底，我則堅持對於他們的過錯既往不咎，也就等於給他們的人吃了一顆定心丸，以後商議事情他們也敢於直言，不會有何顧慮。
    見我表了態，眾人心裏懸著的心也終於放了下來，至少自己都可以平安落地了，便紛紛行禮道：皇上聖明。執政宇文粹中此時站出來道：啟稟皇上，關於京師運河及轉運法，下官有話要說。我微微看向了他，隻見宇文粹中神情堅定，我朝他點了點頭。
    宇文粹中見我肯定便接著說道：運河自唐代末年潰決為汙澤後，便淤塞而不適合航運。一向靠運河把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經濟重心的南方連係起來而發展的大唐帝國，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崩潰的。大唐帝國崩潰以後，朱溫、石敬塘，劉智遠等雖然先後相繼建國，可是運河既因淤塞而不能發揮它的連係南北的作用，他們所建立的朝廷自要跟著軍事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的分離而勢衰力微，從而規模也遠不如過去的大唐帝國那樣強大。
    這種情形，到了五代末後周世宗時(代954959年)，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世祖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複三關，差不多削平了當日的重要藩鎮的大部分，從而奠定了我朝大統的帝國的基礎。不僅如此，因為他蕩平淮南，在軍事上完成了從前朱溫所不能完成的事業，過去被切為兩段而分隸於兩個政治組織之下的運河，遂又重新打通而可以直達長江。鑒於此周世宗便派人大規模地整治運河的水道，使它恢複運輸效能，重新把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密切聯係起來，以便在當日成長中的帝國又再複凝結為一個堅強牢固的整體。
    自我朝太祖開朝以後，
    太祖鑒於唐末五代藩鎮跋扈之禍，實行中央集權政策。太祖即位不久，即以杯酒釋兵權，不使軍人過問政事，而以文臣充任地方行政長官。因為要使這個政策繼續有效，朝廷遂集重兵於中央，造成強幹弱枝之勢，以便隨時都能夠鎮壓各地的叛亂。而軍隊須用糧食來維持，中央既然在京師集中了重兵，對於糧食的需要便急劇增加起來。為著要供應巨額的糧食，朝廷不得不選擇便於漕運江淮米糧而又能照顧北方和西北方邊防的地方來建都。當時最適合這個條件的地方，就是是位於運河北段的汴州。汴州自運河開鑿後，即已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
    中唐以後，因為汴州控製著運河的交通，地位日益重要，朝廷在那裏配備了十萬名的軍隊。到了唐代末年，以汴州為根據地的朱溫遂篡奪了帝位，而以汴州為首都。其後後唐雖然建都於洛陽，但不久以後，石晉鑒於汴州經濟地位的重要，又以汴州為首都，名日東京，後漢、後周亦複如此。因為汴州有這樣重要的曆史背景，創造大統一帝國的我朝太祖，雖然不滿意於汴州地勢的平坦，而以形勢比較險要的洛陽或長安為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為著滿足朝廷對於大量糧食的需要，也隻好遷就事實，以江淮物資容易到達的汴州為首都，而名日汴京或東京。由此可知，大宋帝國之所以以汴京為首都，運河實在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知，汴京所以能作大宋大一統帝國的首都，運河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汴京與運河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故淳化二年(991年)六月運河潰決的時候，連太宗皇帝本人也親自下河來督工修理。本來，鑒於汴京的無險可守，太祖曾擬把首都遷往形勢險要的洛陽，或甚至長安，可是，事實上因為汴京比較便於漕運，他這個計劃隻好完全打消。其後，洛陽父老又請真宗遷都於洛，真宗也因該地不便漕運而加以拒絕。
    朝廷對於江淮物資的北運，也像唐代裴耀卿和劉晏改革漕運時那樣，采取分段運輸的辦法，即轉運法。當時首都與經濟重心的江淮的距離，遠較唐代為近，但因集中的軍隊較多，對於糧食的需要卻特別的大。在另一方麵，運河的水主要來自黃河，因受冬日黃河水幹的影響，每年自三四月起隻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淺而不能航運。運河每年既然隻有二分一左右的時間可供船隻航行之用，朝廷對於江準巨額米糧的北運，便隻好盡量利用這半年可航的時間。此外，運河河水的深度又沒有長江那樣深，不能像長江那樣航行大船。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要想運河充分發揮運輸的效能，轉般法實是最合適的辦法。
    當時東南六路上供的米糧，每年都由各路轉運司按照規定的時間分別運送到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楚州今江蘇淮安）、泗州等地的轉般倉，由發運司負費收受。這些貯存於各州轉運倉的來，等到運河水長，可以航行的時候，便由發運司用船加緊運送往汴京去。發運司備有巨額的錢，在平時用作本錢購米貯藏，以便各路轉運司萬一沒有按照規定時間把米運到時，代替來運往汴京，以免錯過了運河可航的時間。這些預先貯藏好的米，發運司多在農產豐收的時間和地點來收買，以便農產歉收路份用錢代替來繳納，故無論在時間上，或是在空間上，它對於糧食供求的調節都有很重大的貢獻。
    此外，當時朝廷實行食鹽專賣，淮南沿海出產的鹽多先集中於真州，以便江南荊湖及兩浙等路來此的船隻，把米卸下後，裝鹽運返各地銷售，這比諸空船回去，自然要經濟得多。
    說到在運河上來回運米的漕船，發運司常常備有六千隻漕船。每船載米三四百石，一年往返三四次。除船夫沿途食用以外，每船一年運抵汴京的米約共一千石，合起來則六百萬石。這許多在運河上來回行駛的船隻，如果要講求效率，不能夠沒有組織。朝廷以船十隻組成一一運輸隊，稱為“綱”，由使臣或軍大將一人負責押運。其後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初，為著要防止官物的侵盜，發運使李溥把三綱合並為一綱，由三人押運，三人互相合作，管理可就比以前的一綱更加周密。再往後，到了熙寧二年(1069年)，因為漕運吏卒常常營私舞弊，薛向遂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便互相督察，杜絕流弊。至於沿途漕運吏卒所消耗的食糧，雖然可以取自船中所運的米，但卻不許各船自由燒火造飯，而由押綱廚船負責辦理;因為這樣，一方麵可以避免火災，另一方麵又可以防止盜米。就這樣漕運船隻不斷的完善，運送到京師的糧食也非常的穩定，其路途上消耗的越來越少，運抵京師的糧食則越來越多。
    由於上述的辦法，早期運河每年向北輸送的物資，數量至為可觀。其中光米糧一項，由東南六路運往汴京，至道初(995年)，汴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1008年)，七百萬石，其後越來越多，在真宗末及仁宗時(10231064)，運河每年運抵汴京的米，有時竟多至八百萬石。
    此外，運河每年北運的其他物資，如金、銀、錢、帛、茶及各種軍用品，數量也非常之大。當時南方各地，除供米的東南六路外，四川因為距離較遠，每年經長江及運河運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為主，廣南東路因為是對外貿易要港的所在地，每年北經贛江、長江及運河輸送至汴京的物品，則以金、銀、香藥、犀角、象牙及百貨為主。這許多物資都構成了京師及朝廷賴以存立的經濟基礎，而它們所以能夠由南方大量運抵中央，運河實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這樣運河通暢的情況下，由南方經運河向北輸送的巨額物資，不單獨用來養活在汴京駐防的數十萬軍隊，和支付朝廷的行政費用，其中一部分又再向北轉運往河北、河東及陝西等路，以滿足當時國防上的需要。
    在三路中，河北與運河的交通較便，在那裏因防禦當日最大的外敵而駐紮的軍隊又較多，故由江淮沿運河北運的物資，多輸送到那裏去。此外，在山東方麵，當發生糧食恐慌時，朝廷也常把由運河北上的江準米糧轉運前往接濟。
    故此，下官認為運河與我大宋帝國的命運相關，而且其經過幾百年應用的轉運法確實是目前最好的運輸方式，而目前的直航法存在諸多的缺點，同時下官建議立馬徹底廢除勞民傷財的花石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