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朝廷采銅能力的提高，銅錢的鑄造量有了較大的增加，至神宗元豐時達到頂峰，每年為五百多萬貫，是盛唐時期的二十倍。銅錢外流的數目也遠超過了唐代，流出的方向首先是北方的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統治地區。這些政權本身開始鑄錢的時間晚，且鑄造數量少，因而商品流通過程中主要使用宋錢。針對這種情況，朝廷之初設立了所謂的“銅禁“。仁宗慶曆元年(1041)規定，攜帶一貫以上銅錢出境，為首者就要處死。王安石變法期間，曾於熙寧七年(1074)一度解除了銅禁，北方沿邊州軍對銅錢出境隻論貫收稅。元祐更化後，恢複銅禁。盡管朝廷采取了種種措施，但是銅錢私入北方的情況還是一直存在的。
    其次是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銅錢還不斷流向海外。大宋居民從海外進口香藥寶貨等物品，除用絲、絹、瓷器等償付外，還要輸出金、銀、銅錢。主要是流向日本、越南和東南亞地區，甚至還有遠至東非沿海國家的。雖然朝廷一再申嚴銅錢入海之禁，還是無法完全遏製銅錢的外流。
    之後朝廷陸續平定各割據政權後，在境內大部分地區使用銅錢，隻有四川地區由於銅價昂貴，朝廷無力增鑄，繼續使用鐵錢，因此開朝前期的鐵錢流通僅限於四川。其後，由於對西夏用兵，軍費開支浩大，為了滿足財政需要，朝廷先後在北方的晉州(今山西省臨汾市)等地鑄造小品鐵錢及當十大鐵錢，甚至還在南方江(今江西省九江市)、池(今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饒(今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等州鑄造鐵錢，輸往陝西以充軍費，因而鐵錢流通區域遂擴大到陝西、河東地區。至此，朝廷的貨幣流通格局基本固定，銅錢流通區包括開封府、京東西兩路、河北路、淮南路、江南東西兩路、兩浙路、荊湖南北兩路、福建路、廣南東西兩路等十三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專用鐵錢，陝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
    然而商業發達，朝廷的商稅進項就多。目前朝廷實施的城市商稅主要分兩種：一是商品營業稅“住稅”，稅率千分之二十，二是商品流通稅，稅率千分之二十。對草市、集鎮等次一等的商業場所，允許商人承包稅款，稱為“買撲”。商稅已是朝廷財政的重要支柱，太宗時期，一年商稅總額為400萬貫，仁宗朝時就達到2200萬貫，隨後一直保持在1000萬貫上下。按“過稅”和“住稅”的平均稅率千分之二十五計算，1000萬貫商稅所支撐的是4億貿易額，全國居民大概為2000萬戶，那麽平均每戶有20貫的交易額，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同時也反映出我朝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
    太祖即位當年(960)就開始鑄造“宋通元寶”，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開朝初期鑄錢數量不大。其後朝廷不斷在各地增設錢監，銅錢鑄造量也呈上升趨勢。到神宗時期，北朝廷的銅錢監已有十七處，熙寧十年(1077）的銅錢鑄造額為三百七十三萬貫，元豐三年(1080)增至五百零六萬貫。哲宗即位後，裁撒了許多錢監，銅錢歲鑄額有所下降，元佑六年(1091)歲鑄銅錢二百七十五萬貫。
    朝廷小品銅錢用料為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成錢重五斤，唯建州監增銅五兩，減鉛五兩。到目前為止這個比例得到了較為嚴格的執行，因而小品錢成色足，質量優良。但至仁宗時期，西北地區鑄幣出現了嚴重問題。當時朝廷為了抵禦西夏的進攻，在西北地區集結了大量軍隊，最多時有三十餘萬兵力。為解決軍需供給，朝廷在西北的河東和陝西鑄造流通了大銅錢和鐵錢。大銅錢以一當十，而其實際重量隻有小品錢的三倍，名實之間存在很大差距。鐵錢又分大、小兩種，一枚大鐵錢相當於十枚小銅錢，官府鑄造可獲二十多倍的利潤，小鐵錢與小銅錢名義價格相等，鐵賤銅貴，官府也有三倍之利。大銅錢、大小鐵錢的名義價格與其實際價值嚴重不符，造成了西北地區貨幣的混亂局麵。
    而在唐代，市場都是有一定的營業時間，城門、坊門入夜關閉，有比較嚴格的限製，京師則完全突破這限製，規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神宗朝還規定舊城各門在三更一點閉，到五更一點開。目前京師有名的就有州橋夜市、馬行街夜市等，營業直到三更。京師據不完全統計已有6400多家資本比較多的大中型工商業者，另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販。
    銅鐵錢麵額低並且笨重，不便攜帶，加上銅鐵錢分區流通，不利於商業的發展和各地物資交流。而隋唐時作為實物貨幣的絹帛本身不具備良好的材質，容易汙損朽敗，在我朝逐步退出了流通領域，在這種情況下，貴金屬白銀的貨幣化傾向日益增強，使用數量較前代大為增用，使用範圍也顯著擴大。
    由於鑄錢有厚利可圖，所以民間盜鑄十分嚴重，雖死刑不能禁絕。結果質量低劣的錢幣流行，大量優良的小品錢卻被排擠，退出了流通領域，導致通貨膨脹，給軍民生活帶來了極大困難。於是，朝廷府對西北的貨幣製度進行了一些調整。嘉祐四年(1059)將大銅錢由以一當十降為以當二，這樣，它的實際價值與名義價格就基本相符，折二錢也由此定型，並於熙寧以後通行全國，大鐵錢也降為以一當二，小鐵錢則改為以三當一。經過調整，西北地區的貨幣製度趨於合理，貨幣體係維持了較長時期的穩定，這既有助於解決軍需問題，也促進了西北商品經濟的發展。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全國對貨幣的需求激增。朝廷為適應這個需求，逐年增加金屬貨幣的鑄造，神宗元豐年間，每年鑄銅錢506萬貫，鑄鐵錢88萬餘貫，比唐玄宗時的鑄錢額(每年32萬貫)增加了幾十萬貫，但仍然供不應求，不斷出現錢荒現象。
    蔡鞗說到這裏，蔡京便麵露微笑，直接站出來打斷道：啟奏皇上，關於錢幣之事及貨幣流通性，老臣接下來想具體跟皇上匯報下。其實蔡京此時打斷兒子，也是在情理之中，一來對兒子蔡鞗的陳述已經十分滿意，這麽多的數字，兒子能夠記住，也不辜負平時他的一番教導，另外恐怕再說下去，自己這個大宋的華爾街之狼，會被兒子搶了風頭，畢竟對於錢幣之事，蔡京是知根知底的，也是他親手操刀的，由他來說不僅可以將其說透徹，也能讓兒子留有餘地，不會過分的顯露自己，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保護，畢竟槍打出頭鳥，現在的這個時間節點又剛剛好，不愧為老謀深算也。
    對外貿易也非常活躍。除了與遼、夏等周邊少數民族的貿易往來外，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的海上對外貿易。唐代沿海通商口岸隻有登州和廣州兩處，海船航程的最遠地點是波斯灣一帶。而我朝沿海的通商口岸陸續增加到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秀州華亭縣、青龍鎮(通惠鎮)和上海、溫州、江陰等十幾處。
    朝延在有關通商口岸設置了外貿專管機關“市舶司”。而我朝海船的航程也更長，最遠到達紅海口的亞丁灣甚至東非。跟我朝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其中我國海船直樓到達的有20多個。海上外貿取代了以“絲綢之路”為主的陸上外貿的地位。
    對蔡鞗的陳述我是深感滿意，畢竟商業非常的敏感，能將來龍去脈說的如此清楚，對數字的掌握又這麽準確，他肯定是下了功夫的，便對殿內眾人說道：蔡待製所言甚好，朕心甚慰，加賞為龍圖閣學士。接下來那就請蔡太師直言。蔡鞗趕忙領封謝恩，眾臣都對他投來羨慕的眼神，蔡京更是喜上門梢，便回複道：老臣遵旨，說起朝廷的貨幣，那就比較複雜和多樣化了。首先按鑄幣材料分，銅錢和鐵錢是正規的錢幣，此外還有主要作為禮品和紀念品的金銀錢。按麵額分，一般有小品、折二、折三、折五和當十錢等，這幾種錢有些是足值的，也有不少是貶值的虛價貨幣。按錢名和年號分，自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4)鑄“太平通寶”錢開始，差不多每改一次年號就鑄一種錢，而我朝更改年號又特別頻繁，兼之錢名或稱通寶或稱元寶，因而錢名也極為繁複。按錢文書體分，則真、草、隸、篆皆備，一般來說，每種年號錢至少有兩種書體，有時甚至有三種，稱為“對錢”。
    在行政體製上大宋屬於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國，但貨幣流通卻呈現出一種區域分割的態勢，銅錢與鐵錢的使用有著嚴格的地域限製，這也是朝廷貨幣製度複雜性的又一重要表現。早在五代十國時期，江南、四川等地政權就已鑄行鐵錢，目的在於控製本地區的金、銀、銅錢等財貨，免致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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