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是曆史上得國最快的開國君王。
    他雖然火箭般地登上了帝位，但這個國家，從表到裏，百廢待興。
    這一年，他四十一歲，他將在餘下的二十多年裏，真正開創屬於他自己的人生，也將開創這個帝國輝煌燦爛，讓後世高山仰止的曆史。
    楊堅，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流的名君。
    他的年號叫“開皇”。
    這是一個充滿野心和追求的年號。
    一統六國的秦王名叫始皇，楊堅想重開天地，敢和秦始皇叫板，就叫開皇，是開創盛世，開天辟地的皇帝。
    這個年號有佛教淵源，“號曰開皇，可謂法炬滅而更明，否時還泰者也。”
    同時，開皇又是源自於道教靈寶經的年號。
    這個儒釋道三教合流，呼應曆史，展露野心的年號，象征楊堅將會帶領這個飽經滄桑的國家，登上一個又一個的巔峰。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衣冠。
    人而為人，衣服是第二臉麵，但北周是鮮卑族政權，雖然名義上的政治體製是仿效周朝，但卻隻是包裹了一層似是而非的外衣，內裏基本上都遵循鮮卑舊俗。
    這可以從漢族的高官都被賜與鮮卑姓氏就可以得見一斑。
    楊堅的家族被賜姓普六茹，而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家族，則被賜姓大野，漢人身上鮮卑族清晰的鉻印，也反映在著裝上，放棄了自己的傳統服裝。
    整個社會，被鮮卑族的北周政權改造成不倫不類的混合風格，雖然叫相融，但也有數典忘祖之譏。
    強權即公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而已。
    現在漢族迎來了自己的王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一個漢人。
    改姓名，君臣百姓的乘輿服製服色，全部改回漢魏舊製，這種煥然一新，重新為人的感情，發自所有人的內心。
    他們驚喜地發現，嶄新鮮豔的色彩和服飾下，新的社會，新的製度，新生的人，是一件多麽值得喜慶和歡樂的事情。
    如果說這是表麵的，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楊堅接下來就做了很多足以讓他名垂青史的偉業。
    他開創性、前瞻性地做了很多堪為後世典範的工作，中國曆史以後一千多年發展，無非是其大江東去的餘波。
    楊堅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政治家，這和北周的政治傳統相吻合。
    因為北周從一開始，整個國家就處於求生存的階段，因而北周的曆任統治者和掌權者，都隻能從現實的角度去考慮政治結構和運作。
    軍政一體，一切以軍事為中心，回歸鮮卑舊俗，這是北周政治的精義。
    北周雖然在政體上效仿周朝，但卻隻能斷章取義而進行似驢非馬的穿鑿拚湊。
    所有施政的核心都基於解決現實的政治困境。
    楊堅更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實用主義者，但他同時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楊堅開創性的工作，他承受得起後世最崇高的評價。
    總結一句話，他為這個國家，這個現實的社會，也為以後的世界，重新樹立了規矩。
    他開創性地創建了這個國家從上到下，從小到大的無數規範，讓後世不過隻是仰望其項背，加以細分精化深耕而已。
    他改變了中國政體傳統上的分封土地，分享權力，分治領地的“三分治理”模式，而向集中權力，集束管理，集約發展型的“三集政體”發展。
    他首先從根本上改變了政體。
    從曆史角度而言，功高震主，權臣竊國之類事例數不勝數，楊堅本人也是這種體製的受益者。
    這種製度最大的弊端在於皇帝之下，還有一個高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勢熏天的宰相。
    他是百官之首，代表百官的利益，號稱百僚之長，擁有足以和皇權相抗衡的力量。
    但不管是單一宰相製還是北周的大塚宰製度，時日一長，就會出現權臣，當他擁有連皇帝也羨慕的權力的時侯，竊國覆國就成了家常便飯。
    楊堅的構想，就是去掉這個“一”，並讓自己成為這個“一”。
    與其將所有的好牌集中於一人手上，讓他長期坐莊，自己反倒成為旁觀者，還不如重新組織一個牌局，自己當莊家，讓大家輪流玩。
    這就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宰相。
    於是，楊堅實行了宰相集體領導製度。
    他不隻是任命一個宰相，而是組建了一個宰相集團，讓他們互相牽製，然後君主駕淩於宰相之上，平衡權力，就可以達到控製朝政和宰相的目的。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他讓宰相由百僚之長，變成了皇帝的幕僚，讓他們成為提供意見和建議的智囊團和超級智庫。
    然後皇帝躲在幕後，成為操縱者。
    這便是中國曆史上的三省六部製的萌芽，這不是楊堅的發明，他隻不過是將南北朝時期的三省製做了發揚和光大。
    尚書，內史（中書)，門下三高官官和楊堅指派的官員組成一個宰相集團，但不設唯一宰相。
    楊堅，實際上成為那個高高在上的唯一的大宰相，也是至高無上的君王。
    無規矩不成方圓，既然有了這個做事的框架，就需要定下做事的規矩。
    這就是楊堅要做的第二件事，他製定了全套的律令格式，即建立了整個國家嶄新的製度和法典。
    這也是他做成的一件光耀千古，足為後世模範的大功德，他奠定了此後中國政治製度的基本框架。
    製度和法典，依然有一個核心點，即強調那個“一”。
    這個“一”，就是皇權。
    製度和法典，強調君權和皇權至上，但在楊堅的法典中，規範裏，也充滿了人文關懷。
    這體現了新時代所突顯的那種朝氣蓬勃，生機萬象的精氣神。
    看看實際的成果就足以說明一切。
    楊堅製度的《開皇律》，大約相當於後世的刑法，是國家的重典。
    581年初稿完成，583年修定，然後成為定稿。
    這部國家的大典，成為中國和整個東亞文化圈中的通典，影響力達到上千年之久。
    而第二層次的《開皇令》三十卷，則規定了社會的各種製度和現實生活的準則。
    其下層的格和式，詳細解說、解釋了開皇令中的種種規定。
    這樣整個社會就可以處在一種有法可依，有則可循的規範的世界之中。
    這種詳細的規定，除了楊堅有重開天地的覺悟外，最根本的還是基於現實的政治考量。
    其中的理念，貫徹了楊堅和他最重要的官僚之一蘇威的治國理念——將一切設計好，然後整個社會按照設定好的規則，一絲不苟地運行。
    各級政府按照程式就可以有計劃、有規範地完全複製，從而進行有效管理。
    蘇威和楊堅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絕對意義上的徹底的政治家，他們的一切思想，行為都為政治而生。
    所以，這二個人金風玉露一相逢，成就了一段傳奇。
    蘇威作為官十代，家中連續十代都是二千擔以上的高官，他的父親是北周王朝政治製度和政治風格的奠基者——蘇綽。
    蘇威含著金鎖匙出生，也以帝師自詡。
    蘇威一直在等待一個絕對安全和完美的時機，能讓自己毫無後顧之憂去施展自己的抱負。
    他需要等待一個正確的時代，一個正確的環境，和一個正確的人。